我上大学的经历也许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种上学经历了。说它奇怪，一个是指进学校的方式，另一个是指在学校学习的方式。

记得我第一次试图进大学是在1973年，那年我没进去。

作为只上了一年中学就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我经过了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年的磨练和山西农村一年的重体力劳动。那年我二十一岁，正在沁县插队。那里是我父亲的老家，他去太原师范读书前就生活在那里。记得我在坐长途汽车去沁县的路上，看着那蜿蜒曲折的盘山路，心里曾暗暗地想：当年爸爸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去太原，去延安，后来就到北京去了。想到这里，一个小小少年走出大山的身影使我隐隐地有些感动。他当年是怎么去的呢？一定是走着去的。因为他们家是穷人，恐怕出不起车费的。

我们那年上大学还是考了试的，记得为了应付考试，我请二姐帮我恶补数理化。因为我只上完初一，虽然是在当时北京录取分数线最高的学校——北京师大女附中，有当时最好的师资，但是我物理、化学都没学过。我姐姐小时候参加北京数学竞赛获过奖。后来她以上清华都绰绰有余的高分进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因为她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一心要献身国防工业。让她给我讲中学数理化简直就是杀鸡用牛刀，她解答我的问题深入浅出、玲珑剔透，让我着迷得不行，觉得数理化简直美得像诗。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在启蒙阶段，老师的水平至关重要。你要是能碰上我姐姐这样的老师，你准保会对最枯燥的数理化都如痴如狂。

可惜我并没有学理科。那年山西大学的老师去沁县招生，老师看了我平时读书做的厚厚的几本笔记，看样子就有心要我。后来怎么没要我呢？我猜有句话得罪了他。他是外语系的，问我想不想学外语，我傻乎乎地说了一句实话：外语只能做工具吧。这话是只可以在心里想，不可以说出来的。可是谁让我那时候岁数小、阅历浅呢。后来山西大学就没要我。第二年，也就是1974年，我学乖了，不敢再挑剔专业了，结果上了山西大学历史系。

我说进大学的途径奇怪，是指我们那会儿都是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老乡见我干活肯卖力气才推荐我。当然还要有关系——沁县是我爸的老家，哪能没点儿关系呢。最奇怪的还是我们虽然参加了考试，但是考试分数却没派上用场——那年正好闹“张铁生事件”，白卷最时髦，所以考得好坏就毫无意义了。早知道赶上这么一出，我就不必让姐姐给我恶补中学课程了。

二十二岁那年，我上了大学。我说这个大学的学习方式奇怪，是指学生们的来历千奇百怪，也不好好学习，尽在那里串同乡会。我们班四十多个同学，有十来个村党支部书记、副书记，来自山西省各县。由于他们知道毕业的分配原则是哪来哪去，于是就无心向学，只是热衷于去找同县来的别系的学生社交，准备回到县里拉帮结派，相互提携。我当时倒是没有浪费时间，因为我从小受到节省时间的严格训练，就是在地头休息时间我也不敢放松，在那儿背英文单词。现在有了三年大好时光，哪舍得浪费呢？所以我当时真是很用功，看了不少的书。一个朋友看到我读书的那股狂热劲头，给了我一个评价：我觉得你就像一架上满了发条的机器，从来都不停止转动。我当时听了还有点儿不高兴：我当时正值妙龄，又是个女人，被人比作一架机器，能高兴得起来吗？虽然我知道他这个比喻没有恶意。

说起珍惜时间，我还没有做到完美无缺——我在大学期间经历了初恋。

这次恋爱是我的初恋，把我害得相当惨，因为我爱上了他，他却没有爱上我。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世界上最惨痛的经历就是这种明珠投暗的经历。回忆中，那段生活不能叫作生活，只能叫煎熬。

当时我不知在哪里看到一句话：如果一个女人在二十三岁之前还没有陷入恋爱，她一生就不会再爱了。因为爱是迷恋，岁数一大，一切都看明白了，就不会再迷恋或者说痴迷了。我心里有点儿紧迫感，觉得应当恋爱了。

他就在这个时刻走入我的视野。他是我的同班同学，虽然家在当地，他的父母却跟我的父母相识，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而且做过同事。后来听爸爸说起，1949年共产党进驻城市时，我爸爸被指派在北京，他爸爸被指派在这个外地城市，他爸还来找我爸商量过俩人调换的事情，我爸没有同意，所以后来我就成了北京人，他成了外地人。

他长得非常英俊，一米八的大个儿，有挺直的鼻梁和两条漂亮的眉毛，脸型瘦长，轮廓立体，脸型有点儿像欧洲人，不像亚洲人。他笑起来很特别：一边笑，一边斜睨着人。他的笑很有感染力。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能在几秒钟之内从一群人中分辨出他在不在。我心里明白：我爱上了他，是爱使我的感官变得敏锐。形势就是这样急转直下，我以极快的速度陷入了对他无可救药的狂热爱恋。后来看，这几乎可以算一见钟情。

从那时起直到我们最终分手，痛苦的折磨就没有停止过一时一刻。这就是单恋的苦刑。因为对方对我还毫无感觉，我这边已经烧得滚烫，整个人像一根燃烧的木炭，轻轻一碰就会化为灰烬。

有一次去部队学军，我们打靶，每人打三发子弹。他打了一个7环，一个8环，一环脱靶；我打了一个8环，一个7环，也是一环脱靶。还记得当时心中暗喜，把这种纯属巧合、毫无意义的事情都当成了一种征兆，好像跟他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后来我把这个细节写进小说，作为人在狂热爱恋时完全丧失理智的证明。

打靶归来，他递给我一张巴掌大的薄薄的小纸片，上面是他用钢笔速写的我趴在地上打靶的样子。当时心中的狂喜是难以形容的，那小纸片被我当宝贝似的珍藏了很长时间。其实，他也就是那么随手一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后来有一天，他对我说：我知道了一个秘密，你的小名叫“三反”。如前所述，我七岁之前的确是这个名字，因为我是1952年“三反”运动时出生的，父母是记者，政治上过于敏感，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小名。

既然是工农兵学员，就有无穷无尽的学业之外的麻烦事，比如学工、学农、学军。那次忘了又是学什么，入驻晋祠，我和他被分在一个小院里居住，我住北房，他住南房。那时，“四五事件”爆发，他的哥哥卷入其中，反对中央“文革”，被捕入狱，一度被判死刑。他为此事非常焦虑、抑郁，有时会躺在床上唱歌。小院中常常回荡着他忧郁的歌声。他嗓音很好，是一种忧郁的男中音。歌声拨动我的心弦，使我对他爱得更加如醉如痴。

我向他表明心迹之后，他的反应还不错。记得那时，我们常常在能躲开人的时候偷偷接吻。有一次险些被人撞到——我们躲在大院子旁的一个小院子里，正吻得如火如荼，突然有人找我们，在院里叫我们的名字，只要再一伸手推门，我们就会被抓个正着。记得当时心跳得仿佛打鼓一般，险些晕倒。幸亏那人走掉了，要不真不知会出什么事。

可惜，我们的恋情发展并不顺利，主要是两个人情调不同。我们虽然是同龄人，家庭背景也差不多，但是我在二十岁时有半年赋闲在家，看了我当时能找到的所有世界名著，灵魂基调因此与当时青年大为不同，在当时看，就是有了资产阶级情调，或用当时更常见的说法，是有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分手时，他对我说：从小父母给我灌输的都是“棉暖不如皮，糖甜不如蜜，爹娘恩情深不如毛主席”一类的东西，真的欣赏不了你那情调。

记得刚分手的时候，我坐在教室里，想用刀子割自己的手臂，觉得只有用肉体的疼痛才能压住心中的疼痛。

初恋是美好的，也是痛苦的。我暗暗在心中安慰自己：虽然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恋爱，但是我毕竟恋爱过了。这段几乎是单恋的经历令我刻骨铭心，痛彻心扉，直到王小波的出现，才把我从失恋的悲痛中挽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