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撰写的《一爷之孙——中国家庭关系的个案研究》一书是通过对北京一个大家庭（六代百余人源自同一位祖先）的研究资料写作而成的。书里描述了这个典型的中国家庭的人际关系及其模式变迁。由于这项研究采用的是深入访谈的方法，当然就得到了不少有趣的故事。对于费孝通所说的社会学研究要“出故事”的教诲，我始终念念不忘，并且引以为研究的真谛和乐趣之所在。

在这本书的写作出版过程中，应当特别提及的是，我的合作者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她既是这项研究得以顺利完成的研究线索“引导人”，又是文中部分篇章的写作者。

她其实不是她，而是他，是一位生理女性、心理男性的人。他叫大侠，是一位女变男的变性者，又称跨性别者，英文名叫transgender。无论从外貌还是内心看，他都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男性。他性格中的男性度极高，超过很多男人。因此，有时他被人误叫一声“先生”“大哥”会乐不可支。他生活中最尴尬的事情就是，每次进公共女洗手间都会把里面的人吓一跳。最搞笑的一个事故是这样的：某天，他进女厕所，后面一个男士以为是男厕，就跟着他进了女厕，而那位男士后面的一位女士一看他俩进了女厕就以为女厕是男厕，于是一转身进了对面的男厕。目前，有些国家已经在公共场所设立了性别中立厕所，帮助跨性别人群解决如厕的尴尬。

我们在一个酷儿聚会上相遇，那是小波去世三个月后的一天，加州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丽莎拉我去散心，希望我从失去小波的悲痛中走出来。聚会在西四羊肉胡同一位男同志的家里举行，记得我还约了《东宫·西宫》的导演张元一起去，并且在那里首次见到被誉为“中国法斯宾德”的崔子恩。

我因为基本上谁都不认识，所以在聚会上显得很落寞，这时，“她”过来搭讪，并提起我们以前在一个女同志的见面会上见过一次。后来他告诉我，从那次见面，他就“惦记”上我了，心想：要能跟这个人在一起该有多好。我们互相留了电话，我心里想的是做女同志调查，而他心里早就暗恋上了我。

我们是相当有缘分的，证据就是他第一次约我，电话打来我就说对了他的名字，而且把跟另一位老朋友的约会忘得一干二净，欣然去赴他的约了。后来那位朋友好一顿抱怨我，我自己也纳闷，像这样爽约的事在我是极少发生的。

我在人民日报社的西大门等他，他竟是开着一辆深棕色的桑塔纳来的，记得我还暗暗猜测他的职业，因为当时有车的人很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一位出租车司机。我们的第一次谈话是在麦当劳，这在当时还是很奢侈的一种消费。我问他答，很坦诚，一切问题都如实回答。我在一个本子上做了记录，这是我做同性恋调查时一直使用的方法。记得吃完饭我要结账，至少也是AA制，被他不容分说地拒绝了。做社会调查按惯例是要付费的，哪有让对方结账的道理？我哪里知道，在他心里，这并不是一个调查访谈，而是男女约会啊。

他陷入对我的狂热爱恋，对我来说完全是猝不及防，而且有点儿匪夷所思：虽然凭我的专业知识，我很快明白他是一位生理女性、心理男性的跨性别者，而行外人大多是分不清跨性别和女同性恋这两种人的，他自己也是一直在女同志的圈子里进进出出。但我对女人的身体是没有欲望的。这怎么可能呢？

然而，他对我的爱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不由我不受吸引、不受感动。当时的感觉，他就是上帝派来的一位天使，把我从失去小波的苦海中解救出来。

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在我妈妈家住了下来：那时我已经从我们自己的小家搬出来，回到了妈妈家居住。他就睡在一个窄窄的硬面沙发上，总共也就一尺宽。爱情的力量真是惊人，它可以让人吃世间无人能吃的苦，并且甘之如饴。我妈妈生性极为简朴，而且老年人也没什么食欲，因此我家的晚饭从来都是清水煮面，里面放点儿菜叶。我从小这么习惯了，他可没受过这种苦啊。所以，后来他一直把那段时间的伙食叫作“吃爱情面条”。

他不但自己是工人阶级，而且他的父母也都是最最质朴的老工人，善良至极。记得有次好友林春对我讲过这样一句话：“其实工人阶级中有很多人是非常优雅的。”意思是优雅并不仅仅属于社会的上层和知识阶层。虽然他们爱说粗话，也从来不享用高雅的文学艺术，但优雅是一种生活态度。优雅和质朴是可以并存的。比如，托尔斯泰就穿粗布衣服下地干农活，而谁又能说托尔斯泰不够优雅呢？

关键是爱。爱情从来是超凡脱俗的，它根本不管什么阶级阶层，贫富贵贱，也不管美丑年龄，甚至使性别都变得无足轻重。一桩爱情只要是发生了，它就绝对是美的，伴以所有感人至深的细节。比如，他告诉我，有段时间，他只要想到我，身体就出现一股热流，这热流从心口一直向下，贯穿全身，烧得他无可奈何。这样的事情是不可反驳的，它有一种强横的力量，使人不得不臣服于它，即使是坚冰也不得不在这股热流的冲击之下融化。

他虽然不爱看书，但是爱情把他变成了一个诗人，他为我写过很多诗，我很喜欢，比如：

以至一想到你

我的心就开始深沉

直到哭泣

有一段时间，只要我出差，我们就会互通书信，虽然这样的情况不多，还是留下了一批书信，在此摘录几段：

他写道：

我写道：

经过一段追逐游戏，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我不得不感叹，爱情的力量实在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有段时间，他简直每天以泪洗面，痛不欲生。我的心即使是座冰山，也被他的爱融化了；我的心即使是铁打的，也被他的爱熔化了。真爱就是这样的，它像一股高热的空气，使得温度较低的空气无限趋向于它的温度；它又像一股冲决一切堤坝的洪水，使得较低的水位无限趋向于它的高度。

到如今，我们已经同居了很多年，周边的亲朋好友甚至单位同事都接纳得非常好，我们几乎没有感觉到歧视和压力。分析其中的缘由，恐怕跟他是一位跨性别者而非女同性恋有关。粗粗一看，这两种人容易被混淆，可是细细分析，跨性别者是性别认同与众不同，性倾向没问题（属于异性恋）；女同性恋者则是性倾向与众不同，性别认同没问题。也许因为社会上多数人都是异性恋者，所以人们对异性恋关系的逻辑比同性恋关系的逻辑更容易理解和接纳。人们会这样想：他仅仅是一个装在女人身体里的男人，他喜欢的还是异性恋女人。就像金星，她做了变性手术之后，与一位德国男人结了婚，那个德国男人并不会因为跟金星结婚就变成一个男同性恋，同理，我也不会因为跟大侠交朋友就变成一个女同性恋。周边的人觉得我并没有改变性向，只不过是找了一个跨性别男人，所以能够理解和接纳得很自然。

记得我们一开始没有单独居住，而是住在我妈妈家（跟小波当年一模一样，他俩都是倒插门女婿哟），我哥哥和嫂子就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我嫂子很快就跟他成了好朋友，并且不无嫉妒地说了这么句话：三反怎么又掉蜜罐儿里了。我妈妈也非常喜欢他，一个是因为他对我好，再一个也是因为他这个人真的很可爱。他性格豪爽，男性度极高。而且他属于情商特别高的那种人，待人处事方面有我家人不可企及的干练。我的家庭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关系比较寡淡，黏稠度低，而他的家庭则是典型的工人阶级家庭，关系热络，黏度极高，亲情澎湃。他的到来就像毛泽东有次讲的工宣队进驻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往黏土里掺沙子，为我们家带来一股清新而又有点儿陌生的气息。

家里有位安徽老保姆，在我家一干几十年，有点儿反客为主的意思，我家的人都是性格软弱、不善处世的类型，那阿姨在家庭权力结构中完全占了上风。爸爸去世后，我在外面跟小波单住，每周回家看妈妈一回，总是发现阿姨的那间屋子人声鼎沸，原来是妈妈把家中最大的一间屋子拨给阿姨住，阿姨就把她农村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招来住，以致我们几个孩子一直把妈妈的住宅戏称为“大车店”。家里没有那么多活儿，妈妈还允许阿姨每天出去打小时工，多挣一份钱。就这样，阿姨还在院里散播妈妈特别“抠门儿”的言论，其实妈妈只不过是生性节俭而已。妈妈的遗嘱中，给那老阿姨留了三万块钱的养老金，而我们兄妹四人才一共得到三四万元的遗产，这就是她所谓的妈妈的“抠门儿”。妈妈跟她形成了一种暗中的较力关系，有一次，她把妈妈气急了，妈妈要让她走，她给妈妈下了跪，一再央求，妈妈才回心转意。但是，说白了，这个家里就没有一个人能降得住她。

大侠一来，不费吹灰之力，形势立即改观。有一次，我哥哥下班晚，没赶上晚饭，不得不给他单下面条。哥哥累了一天，阿姨不但不主动帮他，反而没好气地说：你自己去下面条吧。大侠一听这话就急了，跟阿姨发了大火，阿姨本来不占理，一下就蔫了，乖乖去给哥哥下面条了。她事后还很后怕地说：哎呀，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要打我呢。妈妈在旁观看，乐不可支，从此对大侠刮目相看，宠爱有加。这是他应得的，他的情商实在太高，给我家注入了一股新鲜力量，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后来做我助理、经纪人，负责书籍出版、活动安排之类的谈判，如鱼得水，驾轻就熟，家里那点小小的权力斗争在他眼里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手到擒来。

妈妈对他的宠爱还有一个例子：我妈妈的亲弟弟，我的舅舅，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学才能的作家。在“文革”刚结束时，他写了本战争年代的小说，当时人们都没书看，所以卖了几十万本，他也因此入了作协，但是其实他是没有写作才能的，他的第二本小说就再也找不到出版机会了。他不死心，就动员我帮他找出版商，我为此得罪了好几位当编辑的朋友，他们不好直说，只能一味敷衍他。舅舅越发执拗，常常来妈妈家找我，逼我想办法。有一次，他又来了，我和大侠正赶着翻译《酷儿理论》，我口授，他录入，干得昏天黑地，夜以继日，舅舅又来纠缠，提出三个可能性：一、我把这书稿一把火烧掉；二、你帮我找人出版；三……大侠快言快语说：那就烧了吧。舅舅一下子被戳了肺管子，竟然用皮手套抽了他的脖子几下，他马上跑妈妈那儿去告状，说舅舅打了他。妈妈不但一点儿都没责怪他那样说话，反而笑得浑身乱颤。他经常把妈妈逗得开怀大笑，是妈妈的开心果。

当初，我和小波是自愿不育者，倒不是因为爱得不容第三人进入，也不是为了事业没精力养孩子，只是都没想要孩子。小波给我讲过一个萧伯纳和舞蹈家邓肯的故事：有一次，邓肯对萧伯纳说，如果咱俩生个孩子，长相像我，脑子像你，那该多么好啊。萧伯纳回答说，万一咱俩生的孩子，长相像我，脑子像你，那可怎么办？小波酷爱萧伯纳，而且觉得自己长得丑，故有此一说。我们俩开玩笑说，小波有一哥一弟，分别生了一男一女；我有两个姐姐，也分别生了一男一女。我们要是再生，也不可能为各自的家庭增加什么新品种了，所以就不生也罢。不要孩子，对于我俩来说，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如果小波再世，我们还会是自愿不育者。有次，有个小波的画家朋友来家串门，他看到我俩的生活方式，遗憾地说：我们当初一结婚就要了孩子，怎么就没想到这种（丁克）可能性呢？

而大侠却不同，他从小的生长环境有浓得化不开的亲情，孩子对于他的生命实在是不可或缺的，是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所以我们在2001年3月5日从儿童福利院收养了一个孩子。爷爷看他体弱多病，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壮壮，取希望他健康茁壮之意。奶奶也把他视为掌上明珠，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壮壮从小被父母遗弃，我们把他抱回来的时候，他只有五个月大。现在已经长成个180斤重的大小伙子了。可能是生育过程中有些问题，他达不到正常孩子的智力水平，有的医院还说他有轻度的自闭。我们找到一位国内顶尖的心理医师，她对他的诊断是亚斯伯格症（又译阿斯伯格症），这是一种比自闭症轻微、在被遗弃的婴儿中比较高发的心理疾病。但是，他却是一个非常漂亮善良的孩子，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有时，我觉得他懵懵懂懂的样子就像一个可爱的小动物，他的童年显得比一般的孩子长了许多，十四岁还在上五年级，而同龄的孩子已经上初中了。我常常用陈章良的例子鼓励他，据说陈是九岁上小学一年级的，现在不也是个大科学家了吗？

壮壮属于有点儿学习障碍的孩子，就是学同样的东西，要比别人多费几倍的努力。如果情况不能改善，即使将来大学入学率达到90%，他也不一定能上大学。我在想，对于这样的孩子只能尽人事听天命。我只希望他有一个幸福的人生，但不一定是个成功的人生。我把对他的希望写在一张纸上，让他带在身边，上面写了我对他的三个要求：做一个快乐的人，这样你的人生才能幸福；做一个有知识的人，这样你的人生才能丰富；做一个懂礼貌的人，这样你的人生才能优雅。

后来，壮壮终于还是因为无法适应学校的生活而退了学，一个偶然的机遇，我们发现了他的绘画才能。他从小就喜欢画一种几何图形，总是把所有的本子、书本和纸头全都画满，问他画的是什么？他说是立交桥。后来我们给他找了一位美术老师，教了他画画的一些基本技能，很快他就开始独立作画了，以抽象风格为主，色彩鲜艳。我不懂画，不知道这是孩子的涂鸦还是真正的画作。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很多美术专业的人都说这孩子有天赋，有位美院老师看到他的画后是这样说的：“这孩子对色彩感觉很好。我有理论，他没理论，但他对色彩的感觉很好。”还有专家说：“一看这画就很纯粹，不是学的哪个流派，而是完全出自他的内心感觉。”有的人干脆就说他是个画画天才。每当听到这样的评价，我都心中窃喜，不是因为他可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而是暗自庆幸他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他的生命至少可以是快乐的了。以后能不能出名、能不能挣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生命中有事可做，他能快乐地生活下去。

壮壮在三岁和六岁时，做过两次眼睛矫正手术。那是壮壮上手术台的前一天，虽然知道没有什么风险，但毕竟是动眼睛手术啊，他心里还是紧张。晚上，壮壮打电话来说想我了，难受，后来躲在被子里悄悄地哭。通过话，我睡不着觉，一想起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生命在想着我，眼泪就流个不停，眼泪一直流到耳朵里，凉凉的。

我这个人原来好像没有什么母性的，记得还有人说过我由于没有母性所以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波伏娃也因为关于母性的观点多受人诟病，她的观点好像是否认女性一定会有母性，或者一定要有母性，否认母性是天生的，认为女人完全可以在做母亲和不做母亲之间做自由的选择。

但是可爱的小壮壮，这样一个小小的人儿，他话还说不大清楚，就会对我有这样的感情、这样的依赖，这对我来说，真是世间难寻的一种情感体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母性（难道说，我身上的母性被他唤醒了？），我也不在乎因为有了母性就成了一个更完整的女人（完整不完整有那么重要吗？），我只是陶醉在这种甘醇的爱与被爱的情感之中。

有一年寒假，我们带壮壮去南方玩。那天去了深圳植物园，当北国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日子，深圳却绿意盎然，道路旁、山坡上都开满了鲜花。我们在湖中荡舟，壮壮玩得兴高采烈，小小的年纪突然诗兴大发，冒出一句：美丽的妈妈开满了山坡。虽然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可是我却感到惊喜和感动。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的诗句，无数大诗人想破了脑袋也不一定能写出这样的诗句。

耳鬓厮磨时间长了，我和大侠两个人合二而一，变得像一个人一样。爱情成为亲情，就像渡过了激流险滩的小船，徜徉在宽阔平静的水面上。日子像流水般逝去，心中不再有波澜起伏，但是日子过得平静熨帖，其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