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主角不是朱元璋，而是朱元璋四编《大诰》[本书若无特殊说明，《大诰》一般是指四编《大诰》。最早发行的《大诰》一般称作《御制大诰》。]笔下的那些“洪武愚顽”。所以，书里没有帝王将相们的雄才大略，只有被统治者们的辗转腾挪。

愚顽和它的同义词顽愚、顽民、奸顽等，是四编《大诰》里极常见的词汇。

在《御制大诰》里，朱元璋骂洪武时代的百姓，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不知其报”的“顽民”[《御制大诰·民不知报第三十一》，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762页。]，不懂得感恩君王、报答君王。对句容县百姓实施了大屠杀后，朱元璋也不忘感慨“若此顽愚，将何治耶！”[《御制大诰·伪钞第四十八》，《洪武御制全书》，第771页。]。《御制大诰三编》里，朱元璋回顾颁布《御制大诰续编》的动机，也说是为了“警省愚顽”[《御制大诰三编·序》，《洪武御制全书》，第858页。]。《大诰武臣》里，朱元璋又说，军中将官全是些“愚顽贪财不怕死的，说了干无事。似这等难教难化，将了怎地好？”。[《大诰武臣·序》，《洪武御制全书》，第930页。]

在朱元璋的语境里，“洪武愚顽”指的是那些生活在洪武时代，既愚蠢又顽固，不肯接受朝廷教化的“不合格的被统治者”。他们遍布在洪武时代的各个角落，其身份可以是官员、胥吏与兵卒，也可以是农夫、商贾、工匠与读书人，甚至还包括僧侣与道士。

本书讲述的，便是这些人的故事。

按朱元璋四编《大诰》的说法，这些“愚顽”全都是些不可救药之人，他们被罚去做工役、充军流放乃至枭首凌迟、株连全家，皆是罪有应得。但需注意的是，明帝国百姓被勒令户户皆有、人人诵读的《大诰》，究其本质乃是一种宣传品。朱元璋颁布这些宣传品的核心目的，是想要树立自己仁德爱民的政治形象[如《御制大诰·朝臣优劣第二十六》致力于驳斥“朝廷罪人，玉石不分”。见《洪武御制全书》，第760页。]，并对明帝国百姓实施思想控制[如《御制大诰续编·明孝第七》宣扬“忠君才是大孝”的观念。见《洪武御制全书》，第798页。]与行为控制。[最典型的手段之一便是知丁法的推行。见《御制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洪武御制全书》，第795—796页。]

所有的宣传品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会将其真实目的甚至可怕的那一面，用各种漂亮的外衣层层包裹起来。《大诰》自然也是这样做的。比如《御制大诰》第五十八条的内容，是朱元璋要在明帝国全境实施“乡饮酒礼”[洪武五年（1372）时，朱元璋便已“诏天下举行乡饮酒礼”，但成效有限，故《御制大诰》又再次强调。见《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三，洪武五年夏四月戊戌条。]——这是一种古老的聚餐活动。据《仪礼》记载，这种活动原本在“乡校”（地方官办学校）举行，由乡大夫与乡先生拟定宾客名单，再邀请宾客至乡校中堂，奏乐敬酒以示尊重[具体可参见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杨宽：《古史新探》，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4—234页。]。活动的主要功能有二：一是“宾贤能”，也就是招待贤者（唐代演变为宴请科举中榜者）；二是“尚齿”，即对年老者表达敬意。自两汉至唐宋，乡饮酒礼的主要操办者乃是地方官府。唐太宗曾在贞观六年（632）下诏，命令各州长官负责恢复该礼；唐玄宗也曾在开元六年（718）下诏，命令地方官府在每年十二月必须举行乡饮酒礼。[《唐会要》卷二十六“乡饮酒”，（宋）王溥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81页。]

乡饮酒礼的这种传统形象，便是一件漂亮的外衣。与前代重在表彰与致敬不同，朱元璋版本的乡饮酒礼增加了“别奸顽异罪人”的内容。他在《御制大诰》里说得明白：

朕本不才，不过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所以乡饮酒礼，叙长幼、论贤良，别奸顽，异罪人。其坐席间，高年有德者居于上，高年淳笃者并之，以次序齿而列。其有曾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干于善良之席。主者若不分别，致使贵贱混淆，察知，或坐中人发觉，主者罪以违制。奸顽不由其主，紊乱正席，全家移出化外，的不虚示。呜呼！斯礼始古先哲王之制，妥良民于宇内，亘古至今。兴者，乡里安，邻里和，长幼序，无穷之乐，又何言哉。吾今特申明之，从者昌，否者亡。[《御制大诰·乡饮酒礼第五十八》，《洪武御制全书》，第775—776页。]

按朱元璋的规划：一，乡饮酒礼进入吃喝环节之前，会有漫长的政策宣讲和律例诵读，地方上所有百姓都要参加——早在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便已下诏勒令有违法犯罪前科者必须出席乡饮酒礼，“如有过犯之人，不行赴饮，及强坐众宾之上者，自系顽民，主席及诸人首告，迁徙边远住坐，其主席者及众宾推让有犯人在上坐，同罪”[《大明律附例》卷十二“乡饮酒礼”。]。胆敢不参加者便是“顽民”，会被强制流放至偏远地区。二，整个宴会分为“正席”（善良之席）和“外座”（奸顽之席）两大区块。“高年有德者”与“高年淳笃者”坐在善良之席的上首，余者按年龄顺序入座。“违条犯法之人”只能集体入座奸顽之席。若有人不守规矩，或主持者纵容他人不守规矩，都要被流放。这种区分，是此前任何朝代举办乡饮酒礼时都未曾有过的举措。[北魏太和十一年（487）恢复乡饮酒礼的诏书，也仅要求各州县将“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也就是将不服从管教的百姓写成名单，上呈存档，并未将这些百姓拉到乡饮酒礼上公开羞辱。见《魏书·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3页。此外，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第一次下诏恢复乡饮酒礼时尚无这种区分，洪武十四年才增入“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杂于善良之中”的规定。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五，洪武十四年二月丁丑条。]

很显然，朱元璋的意图是以传统的乡饮酒礼为壳，来推行一种以集体聚餐的方式对“曾违条犯法之人”实施当众羞辱的治理政策，目的是让这些已被官府贴上“顽民”标签的百姓，在已遭受过律法的惩处之后（《大诰》的量刑尺度本就远超《大明律》，多是法外之刑），仍永久性地陷在“社会性死亡”的泥潭之中。为了将该政策落到实处，朱元璋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若有“奸顽罪人”坐上善良之席，不但主持聚餐者会被治以重罪，乱席者本人也会被全家流放边疆。为了提升该政策的威慑力，朱元璋还强化了乡饮酒礼的举办频率。唐宋两代不过由州府每年举办一次（许多年份甚至不举办），朱元璋则规定府州县每年正月、十月必须各举办一次；县以下的里社，则以每百户人家为单位，由粮长或里长主持，每个季度举办一次。换言之，一个被烙上了“顽民”标签的底层百姓，每年至少要被拉出去示众羞辱四次。

这种让人一辈子“社会性死亡”的法外之刑，是极为可怕的东西。朱元璋却可以用“斯礼始古先哲王之制，妥良民于宇内，亘古至今”之类的文辞，将这种可怕的法外之刑打扮得理所当然。

再如，为了消灭“逸民”，朱元璋实施了严酷的知丁法，规定凡不在士农工商四业范围内谋生者，便是社会的害虫。为了消灭这些“害虫”，民众必须“互相知丁”，也就是知晓邻居从事何种职业，家中有几口人，何时出门何时归来，有哪些社会关系，且逼迫民众互相举报。如果邻居、亲戚与里甲发现了“逸夫”不抓，等到这个“逸夫”犯了事被官府拿住，“逸夫”本人处死，邻居、亲戚与里甲连坐，要被流放到不毛之地。[《御制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洪武御制全书》，第795页。原文是：“市村绝不许有逸夫……若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见诰仍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其逸夫者，或于公门中，或在市闾里，有犯非为，捕获到官，逸民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的不虚示。”]

这种暴政只能造就一个互相举报、互相告密的高压社会、特务社会。许多的所谓“逸民”，便因为邻居亲戚的举报而遭到工役流放乃至诛杀的酷刑。朱元璋自己在《御制大诰续编》中也承认，“蒸民之中有等顽民，其顽也如是，其奸也如是，其愚也如是。呜呼!……今朕不能申古先哲王之道，所以奸顽受刑者多”。[《御制大诰续编·断指诽谤第七十九》，《洪武御制全书》第849页。]

为了粉饰这种残酷，《大诰》中所有与消灭逸民有关的内容，都被精心包装了起来。包装的基本手段，便是渲染逸民如何包揽词讼，如何敲诈勒索，如何为非作歹。在《御制大诰续编》里，朱元璋一直在不厌其烦地列举：松江当地的逸民如何与官府勾结，“纷然于城市乡村扰害吾民”[《御制大诰续编·松江逸民为害第二》，《洪武御制全书》，第794页。]；嘉兴当地的逸民，如何私刻催粮官的印章，假装成朝廷的催粮官，一路骗吃骗喝敲诈民众[《御制大诰续编·俏家第二十三》，《洪武御制全书》，第808页。朱元璋讲述该案的目的，便是要证明知丁法的正当性：“呜呼！若不互知丁业，其顽民无藉者多，游食者广，良善何当？朕将焉治？所以知丁之条，吾良民必助吾以行，即日升平矣。”]……将残酷害民的知丁法，打扮成了“全是为了民众好”。

其实，只要稍具逻辑，便不难看穿其中的玄机：一，无论是勾结官府迫害民众，还是私刻官印敲诈民众，问题的根源都在官府。唯有官府失职，逸民才会有包揽词讼之类的机会。二，部分逸民犯罪，不代表所有逸民皆有罪。罗列一桩又一桩逸民犯罪的案例，来证明所有逸民都是社会的害虫，来证明民众没有在士农工商之外另寻生计的权利，来证明邻里间有互相举报、互相告密的必要性，来证明没有“路引”便不许离开村镇的政策具有合理性……如此种种，都是说不通的。

总而言之，《御制大诰》七十四条，《御制大诰续编》八十七条，《御制大诰三编》四十三条，《大诰武臣》三十二条，朱元璋在这四编《大诰》中，共计讲述了约两百桩案子。作为宣传品的一部分，这些讲述是不能当作信史直接采纳的。每一桩案子的发生逻辑、每一名“洪武愚顽”的命运脉络，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不过，这也并不是说《大诰》里的每一桩案子都是冤案，朱元璋的每一句话都不可信——《大诰》是一种宣传品，也是一种史料，只是需要细作甄别。事实上，《大诰》中的许多案件，除了朱元璋提供的“事实判断”之外，已很难再找到更多的直接史料。毕竟，这些案子的主角只是普通的底层百姓，本就不属于旧式史学的记录对象。这也导致本书对案件的重审，往往只能从补足时代背景的角度入手。最终获得重构的，也往往止于“某一类愚顽”在洪武时代的生存境况。

钱穆有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正文前“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页。]

身为小民的笔者，只能将这温情与敬意给予洪武时代同属小民的“愚顽”们，同情他们的辗转腾挪，致敬他们那如野草般顽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