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洪武十八年（1385）年底起，至洪武二十年年底止，短短两年时间里，明太祖朱元璋先后亲自写定、颁布了四部以被诛杀者事迹为主要内容、“充满血腥气味”[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的刑典，分别是：《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大诰武臣》。

国家自有典章制度，朱元璋为什么还要在典章制度之外颁布《大诰》，实施“以诰治国”？

对于这个问题，《御制大诰》的序言里有一番解释。

朱元璋说：“朕听闻古代的君臣，担当天下重任，关心民生疾苦，制定纲纪造福百姓。真可谓君臣同心，志气相投。皇天后土被感动，四海五岳也愿意显灵，于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给人足。这些君臣故事载入史册，君子们今天读到，仍会感动仰慕，恨自己没机会耳闻目睹。反观我大明朝，情况却全然相反。官员办理政务总是私心胜过公心，贪赃枉法层出不绝，最后搞到罪愆深似大海、重如山岳。前一批被杀者的尸体还没清理干净，后一批死刑犯又送到了刑场。如此这般前赴后继，倒在尸山血海之中的贪腐官员不计其数。”

据此，他发出一项设问：

呜呼！果朕不才而致是欤？抑前代污染而有此欤？[《御制大诰·序》，《洪武御制全书》，第749页。]

意思是：这到底是为什么？是朕治国的才能不足，还是前朝恶政的污染太严重？

答案当然只能是后者，否则朱元璋就该去下罪己诏，而不是颁布血淋淋的《大诰》来恐吓明帝国的官民。《御制大诰》序言里说得很明白：败坏世道、败坏读书人节操的，是元代的“九十三年之治”。这些节操败坏的读书人，进入明帝国后出来做官，个个“私胜公微”，即私心膨胀公心衰微。万般无奈，我朱元璋只好拿起屠刀，一批接着一批将他们诛杀。

类似的解释，在《大诰》正式颁布之时，朱元璋也曾对群臣现场演说过：

上叹曰：华风沦没，彝道倾颓。自即位以来，制礼乐、定法制、改衣冠、别章服、正纲常、明上下，尽复先王之旧，使民晓然知有礼义，莫敢犯分而挠法。万机之暇，著为大诰，以昭示天下。且曰：忠君孝亲、治人修己，尽在此矣。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颁之臣民，永以为训。[《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洪武十八年冬十月己丑条。]

大意是：朕自登基以来，制礼乐、定法制、改衣冠……该恢复的传统都恢复了，该施展的教化也都施展了。还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写了这本《大诰》。忠君孝亲、治人修己的法门，全包罗在该书当中。朕现在正式颁行《大诰》。天下臣民须永远服从该书的指示。遵从指示者有福，不遵从指示者要倒大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