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大诰》，既是朱元璋用来塑造自我政治形象的宣传品，也是他用来改造明帝国官吏、百姓与军队将领的基本教材。运用至高无上的皇权，将之推广到明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个明帝国的臣民都受到《大诰》伟大光辉的润泽，可谓必然之事。

为了推广《大诰》，朱元璋在《御制大诰》里，便已威逼与利诱齐出：“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御制大诰·颁行大诰第七十四》，《洪武御制全书》，第785页。]明帝国的臣民，必须做到家家户户有一本《大诰》。犯法者家里若有《大诰》，便可减罪一等；若没有，便要加罪一等。

《御制大诰续编》里，朱元璋重申了这项政策，重点落在了威逼上：“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大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的不虚示。”[《御制大诰·颁行续诰第八十七》，《洪武御制全书》，第855页。]天下臣民必须户户皆有两部《大诰》。若有人胆敢不敬《大诰》、不收《大诰》，便不能再做大明朝的百姓，将被流放到不毛之地，永远不许归来。朕这些话，不是说着玩的。

之后的《御制大诰三编》与《大诰武臣》里，也都有相似的威胁。

上述威胁只能迫使民众将《大诰》带回家。朱元璋真正希望的，是民众将《大诰》翻开认真阅读，使《大诰》真正成为“家传人诵”的宝典。于是，威逼之外又有了利诱。

洪武十九年（1386）正月，朱元璋下令将刚刚出炉的《御制大诰》“颁赐国子监生及天下府州县学生”[《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七，洪武十九年正月庚辰条。]，使之成为全国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洪武二十年，他又下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二，洪武二十年六月甲戌条。]，以便底层百姓的子弟可以在农耕的间隙，就近在本地听塾师讲读《大诰》。洪武二十年九月，朱元璋又下诏给礼部，命令“今后科举、岁贡于《大诰》内出题，或策论判语参试之”[《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二，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乙酉条。]，将《大诰》变成了明帝国科举的重点考试内容。同年，他还下令“民间子弟读《御制大诰》，后令为师者率其徒能诵《大诰》者赴京，礼部较其所诵多寡，次第给赏”[《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洪武二十四年十一月己亥条。]，也就是让塾师带着底层农家子弟进京参加诵读《大诰》的比赛，由礼部负责举办，按诵读量的多少依次颁给赏赐。据说，在这场“全民读《大诰》竞赛”中，“时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还”[（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九十三《刑法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84页。据《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三洪武三十年五月己卯条，这是洪武三十年的事情。]，有多达十九万余人涌入南京城参加诵读大赛，所有人都拿到了朱元璋的赏钱。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元璋又下旨说，“秀才教训子弟，引赴京考试，有记一编、两编或者全记者，俱受赏”[《明会典》卷二十《读法》。]，秀才带着自家孩子进京考试，能背诵一部两部或三部《大诰》者，都将得到皇帝的赏赐。此外，朱元璋还“诏选识字良家女及能读《大诰》者……署为女官”。[《浙江通志》卷二八○《杂记下》。转引自刘涛：《明〈大诰〉与明代社会管理》，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9页。]

如此这般，一面严刑相迫，一面重赏相诱，洪武时代的最后十余年里，《大诰》终于与明帝国百姓的日常生活牢牢捆绑在了一起。有人因为家中没有《大诰》遭到告发而家破人亡；有人因为能将《大诰》背诵得滚瓜烂熟而飞黄腾达；死刑犯可以因为持有《大诰》而免上断头台；普通人也会因为出门没带《大诰》而遭受牢狱之灾。更无人胆敢对《大诰》心存不敬妄生异议。时人在诗里说“挂书牛角田头读，且喜农夫也识丁”“短檠灯火读《大诰》，喜色夜夜灯花亲”“田家岁挽柴门闭，熟读天朝《大诰》编”[谢应芳：《龟巢稿》卷十七《读大诰作巷歌》《赠陈栖云》《周可大新充粮长》。转引自刘涛：《明〈大诰〉与明代社会管理》，第281页。]——洪武时代的百姓们，白天在田间耕种，要 抽出间隙来恭读《大诰》；晚上收工回家，也要点上油灯恭读《大诰》。在《大诰》伟大光芒的映照下，明帝国百姓个个喜悦欢欣，连那油灯爆出的灯花，也是格外的亲切。

但没有人真正喜欢《大诰》。因为人的天性是向往自由，没有人会喜欢一个互相监视、遍地特务、极其缺乏活力的死气沉沉的社会。只有身为统治者的朱元璋喜欢这种死气沉沉——秦制“外儒内法”，本就一贯崇奉以损害社会活力为代价来维护社会的稳定。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去世。《大诰》的命运急转直下，“喜色夜夜灯花亲”很快便成了过眼烟云。唯有永乐时代，朱棣为了彰显自己是朱元璋的正统继承人，曾一度强制民间重新学习《大诰》，并准许科举时于《大诰》内出题，还曾短暂允许底层民众手持《大诰》进京控诉地方豪强。永乐时代之外的其他时期，对《大诰》“虽间有申明，但是力度明显减弱，更多的则是发挥科举入仕命题、‘减等治罪’以及变相规谏帝王的作用。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和社会管理中，其作用已不明显”[《明〈大诰〉与明代社会管理》，第288页。]。到了明朝中叶，虽然朝堂之上偶尔还会拿出《大诰》来说事，但民间已鲜少能够见到《大诰》的踪影。现存《大诰》版本基本上刻于洪武时代，极少能见到明代中后期刊印的《大诰》版本，即是一个明证。

没有人愿意按照朱元璋定下的教条，毫无自由地过完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