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制大诰》的第一条讲的是“君臣同游”，旨在告诫群臣要好好尽忠，不可蒙蔽欺骗君王，不可心生邪谋，形成小团体，凡此种种，“尽皆杀身之计”[《御制大诰·君臣同游第一》，《洪武御制全书》，第749—750页。]。第二条讲的是“官亲起藁”，旨在告诫朝廷和地方大小官员须亲自撰写文件草稿，不可将这些事情交给吏卒和首领官[《御制大诰·君臣同游第一》，《洪武御制全书》，第749—750页。]。第三条讲的是“胡元制治”，大意是元人入主中原之后，官员们将具体政务一概交给吏卒处理，自己则“袖手高坐”。这种坏风气也遗留到了大明朝，许多官员坐在衙门里“袖手若尸”，事事都控制在吏卒手里[《御制大诰·胡元制治第三》，《洪武御制全书》，第750—751页。]。第四条是鼓励忠臣向朝廷推荐贤能的首领官[《御制大诰·荐举首领官第四》，《洪武御制全书》，第751页。]。第五条是告诫官员上任后不要贪污腐败。[《御制大诰·荐举首领官第四》，《洪武御制全书》，第751页。]

第六条“军人妄给妻室”，是朱元璋在《大诰》中讲述的第一桩案子。

这桩案子的主题是“军人与百姓争妻”。按朱元璋的说法，大致案情是这样的：山西洪洞县百姓姚小五，有妻子名叫史灵芝。二人结婚多年，已生育子女三人。军人唐闰山向兵部提交材料，说史灵芝是自己的妻子。兵部下发文件给洪洞县，让地方政府将史灵芝送往镇江与唐闰山团聚。史灵芝被押解前往镇江之日，姚小五前往洪洞县告状，说史灵芝并非唐闰山之妻。洪洞县明知姚小五所言是真，却不想着替无辜百姓辩白，不想着去擒拿奸诈之徒，反而推说这是上级下发的文件，不敢擅自违抗。朱元璋知晓此事后，极为愤怒，认为地方政府平日里对待上级文件经常延迟办理，偏偏在史灵芝案这种关系到人伦纲常的要案上，故意如此积极，实在可恨，“所以有司尽行处斩”，下旨将办理此案的相关官员全部处斩。

此案中被处斩的“有司”，不仅是洪洞县的相关官员，还包括时任刑部尚书王峕。按朱元璋的说法，王峕在“史灵芝案”里的主要作为是：

刑部尚书王峕，将史灵芝并本夫及妄取军属奸夫，尽行提取在部，不行明坐妄取他人妻室为妻之罪，又不问乡贯同否，曾无日前有奸，却乃吹毛求疵，询问出史灵芝三岁时，曾定与奸夫唐闰山兄为婚，其人未出幼已故。灵芝长成，与姚小五为婚，已生男女三人，王峕尚欲差人原籍，勾取三岁媒合之人，意在动扰良民。持权妄为，有乖治体，非止一端。[《御制大诰·刑部追问妄取军属第七》，《洪武御制全书》，第752页。]

大意是：“史灵芝案”闹到刑部之后，刑部将史灵芝本人、她的丈夫姚小五以及军人唐闰山三人，一并提至刑部衙门调查问话。在问询中得知，史灵芝三岁时曾与唐闰山的兄长订下婚约。唐的兄长未及成年就夭折了。于是史灵芝成年后与姚小五结婚，并生下了三个儿女。为了验证此事的真实性，王峕又想派人去山西洪洞县，提取当年为三岁的史灵芝撮合婚约的媒人，来南京问话。朱元璋认为，王峕不问籍贯的异同、不问奸情的有无，不去追究“妄取他人妻室为妻”的罪过，却在史灵芝与夭折之人的三岁婚约上纠缠不休、大作调查，实在是肆意妄为、骚扰良民。

王峕对“史灵芝案”的审判与调查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于是，王峕自己随后也成了都察院调查的对象。朱元璋在《大诰》里写道：

刑部尚书王峕，持五刑以弼五教，时所习者，先圣之道；及其行也，不体先圣之教，纵奸顽之志，郁良善之心，怀暴诽谤，惟在沽名。凡奏刑名，增减情辞，故行出入，每每不当。御史唐铎按实将欲勾问，其王峕面伤唐铎，径引唐则天故事，上侮朝廷，下慢执法之官。其词曰：“你入我罪，久后少不得请公入瓮。”今所言王峕之事，不过一二尔，不才多矣！[《御制大诰·尚书王峕诽谤第八》。《洪武御制全书》，第752页。]

大意是：王峕身为刑部尚书，本该依照先贤圣哲的教导做事。结果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放纵奸顽，打击良善，办的案子经常判决不当，与事实存在出入。监察御史唐铎负责审查王峕。王峕当着唐铎的面，援引武则天时代的“酷吏”往事来攻击他，说什么“你现在给我罗织罪名，日后你自己也免不了请君入瓮的下场”。

“请君入瓮”典出《资治通鉴·唐纪·则天顺圣皇后》，讲的是酷吏来俊臣奉武则天之命去审查另一名酷吏周兴，审查手段正是周兴发明的“以炭火围烤大瓮，再将人置于瓮中”。在朱元璋听来，王峕批评唐铎是来俊臣、周兴式的酷吏，潜台词其实是在讽刺他朱元璋，说他也是武则天式的暴君。所以，朱元璋给王峕扣上了“怀暴诽谤，惟在沽名”“上侮朝廷，下慢执法之官”的罪名，将之处斩。

以上，是依据《大诰》里朱元璋的叙述还原的“史灵芝案”基本案情。

需要注意的是，朱元璋在《大诰》里的叙述，往往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叙述。他经常刻意略掉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情节，以求给《大诰》的读者造成一种“这些人都是坏蛋，都辜负了朕”的错误印象。“史灵芝案”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