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洞县的地方官，将军队建设的重要性摆在第一位，欲紧跟朱元璋的步伐与意志，结果集体丢了脑袋。刑部尚书王峕，因案件调查触及胡元风俗，被视为没能紧跟朱元璋的步伐与意志，也丢了脑袋。民女史灵芝，则在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的大风波之后，意外逃过了被逼与丈夫、孩子分离的悲惨命运。但她既不清楚自己为何会险遭这样的厄运，也不清楚自己为何又能逃脱这种厄运。她意识不到朱元璋的暴政才是自己命途多舛的根源，却大概率会在逃出生天后，庆幸自己遇到了“明君”。

《御制大诰》没有提及对唐闰山的处置。从朱元璋批评王峕“不行明坐妄取他人妻室为妻之罪”这句话来推测，唐闰山很可能受到了某种惩处，但这种惩处或许不太重。唐闰山是士兵，强迫“在籍军户”为士兵娶妻并将之送到驻防地，以提升士兵（也就是“军事农奴”）的逃亡成本，是明帝国此时正在执行的一项国策。《御制大诰》用了三条来讲“史灵芝案”，批判的矛头始终对准中央与地方官员，而非“妄取他人妻室为妻”的唐闰山，似乎可以支持这种推论。此外，未经查实即乱开文件给地方政府的兵部，是造成这桩案子的重要责任方，朱元璋也仅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唐闰山于兵部朦胧告取妻室”，这话与其说是在批评兵部，倒不如说是在为兵部开脱。

如果不涉及“军事农奴”的管控问题，朱元璋会给予唐闰山怎样的判决？这个问题可以在《御制大诰》第二十二条中找到答案。朱元璋说：

同姓、两姨姑舅为婚，弟收兄妻，子承父妾，此前元之胡俗。……有等刁顽之徒，假朕令律，将在元成婚者，儿女已成行列，其无藉之徒，通同贪官污吏，妄行告讦，致使数十年婚姻，无钱者尽皆离异，有钱者得以完全。此等之徒，异日一犯，身亡家破，悔之晚矣。……今后若有犯先王之教，罪不容诛。[《御制大诰·婚姻第二十二》，《洪武御制全书》，第757—758页。]

所谓“有等刁顽之徒，假朕令律，将在元成婚者，儿女已成行列，其无藉之徒，通同贪官污吏，妄行告讦”，指的正是“史灵芝案”里的唐闰山这类人——普通百姓遵循旧俗“弟收兄妻，子承父妾”，往往发生在兄长或父亲去世的当下，既不会去打官司，也不会出现破坏他人“数十年婚姻”的问题。唯有原告背井离乡多年，家中兄嫂或父妾因丈夫去世已然改嫁另组家庭，而原告又突然得到某项“特权”的加持，才有可能发生这种告上衙门，且能得到衙门支持，进而破坏他人数十年婚姻的问题。满足这种条件的，主要是洪武十八年（1385）前后的那些“军事农奴”们。朱元璋的“无钱者尽皆离异，有钱者得以完全”一句，也可谓是泄露天机——有钱的家庭，可以出钱为“军事农奴”另行购买女性作为妻子；没钱的家庭，便只能接受抛弃儿女、夫妻分离的惨剧。军事建设优先，这是明帝国地方政府处理此类事情的普遍做法。

朱元璋明白这一切，但他不会在《大诰》里点明这一切。所以，针对唐闰山等人的尖锐批评，挪到了《御制大诰》的第二十二条，而非紧接第六、七、八条继续往下说。第二十二条里完全隐去了唐闰山等人的身份，对“军事农奴”这项暴政也只字不提，尽管它们正是整件事情发生的根源。

为了将自己塑造成一位空前绝后的“明君”，朱元璋将一切都推给了“无藉之徒”和“贪官污吏”。他绝不承认自己是这些荒诞悲剧的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