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制大诰》的第十七条，朱元璋讲了一桩钦差旗军被地方胥吏朱升一等殴打的案子。

旗军，指的是正式在编的卫所军人，也叫“正军”。按明朝的卫所制度，兵役由特定军户担任，每家军户要出“正军”一名，每名“正军”还需从户下携带一名“余丁”前往卫所，这名“余丁”的职责，是帮助“正军”维持日常生活，实际上就是将蓄养兵丁的主要成本转嫁给了民众。所谓“钦差旗军”，指的便是负责执行朱元璋旨意的正规在编军人。

按《大诰》的表述，昆山县这群以朱升一为首的皂隶，全是些狗胆包天的家伙。他们无视本县县官李均的约束与拦阻，竟敢殴打朝廷派来的“钦差旗军”，实在是罪大恶极，只能处以极刑，一律砍掉脑袋（这是法外之刑，按当时的律法，朱升一等人应被杖责一百并徒刑三年）。朱元璋还说，“若旗军纵有赃私，所司亦当奏闻区处，安可轻视”[《御制大诰·皂隶殴旗军第十七》，《洪武御制全书》，第756页。]——即便这些钦差旗军到了地方上，存在贪污腐败、贪赃枉法方面的问题，地方政府的正确做法，也应是上奏朝廷请求调查处理。朕的钦差旗军，岂能任由胥吏们随意殴打？[《大诰武臣》中，朱元璋曾解释说，之所以将“抄扎胡党及提取害民官吏人等”之事全交给“军官军人”去做，是因为“每日差一个行人出去，有司打送，动辄数百贯钞，这等人，白身在草窠里出来，又无功劳，他却便得了许多东西，因此上都差军官军人，便他得了些东西，也是出过气力的人，却不强似与那白身无功劳的人”——军官军人跟着他一起打过天下，让他们去地方上收受贿赂，总好过让那些没参与打天下之人去地方上收受贿赂。见《大诰武臣·卖放胡党第十七》，《洪武御制全书》，第943页。]

朱升一案被写入《大诰》的时代背景，是朱元璋正在发起规模浩大的胥吏整顿运动[“胥”是供官府驱使的劳役，主要承担征税、治安、守卡、站堂、看门、传唤、看管仓库、押解犯人、传递文件、运输物品等工作。“吏”是为官府办理具体公务之人，同属劳役，但地位略高于“胥”，主要负责文字方面的工作，如收发公文、保管档案、誊录文书、造报账册等。见韦庆远、柏桦：《中国官制史》，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第358—359页。]。大批基层军官与他们的家属被冠以“钦差旗军”和“钦差舍人”[按洪武军制，每一百二十人为百户所，百户所下设有两名总旗、十名小旗。“钦差旗军”当是从这些总旗和小旗里筛选。另，明代实行军户制度，军户是一种世袭身份，军官亦出自军户，军官之户家中符合当兵年龄的男丁称作“舍人”。“钦差舍人”当是从这些男丁中筛选。另据沈德符说：“舍人以中书省为贵，在唐宋秩四品，与翰林学士对掌内外制；而宋世武臣，又有阁门臣宣赞舍人，为环卫近职，凡大帅子弟荫授者任之……本朝废中书省，仅留舍人以掌诰敕，尚存唐宋之旧，而官止七品，初本清要近臣，其后间以任子及杂流居之。”见（明）沈德符撰、杨万里校点：《万历野获编（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52页。此七品舍人与军户舍人是两个群体，洪武时代被差往地方抓捕胥吏的舍人，当是军户舍人，而非“掌诰敕”的七品舍人。]的名头，派往地方清理逮捕“害民胥吏”。之所以要搞这样一场运动，是因为在朱元璋看来，胥吏害民是元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胥吏对民众的盘剥会恶化底层民众的生存境况，也会损害朝廷可汲取的财富总量），而明帝国此时正走在“官员被胥吏架空”的歧路之上。《御制大诰》的第十六条，朱元璋便讲述了两则胥吏胆敢在衙门里公开殴打官员的案例：

苏州常熟吏人沈尚等，衢州开化吏人徐文亮等，眇视二县官长邓源、汤寿轻等，于厅殴打。罪虽吏当，官何人也？[《御制大诰·吏殴官长第十六》，《洪武御制全书》，第755页。]

苏州府常熟县的胥吏沈尚，在县衙官厅当众殴打了本县县官邓源；衢州府开化县的胥吏徐文亮，在县衙官厅当众殴打了本县县官汤寿轻。至于胥吏为何要殴打县官，他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利益冲突，朱元璋一字未提。关于沈尚、徐文亮、邓源与汤寿轻四人，除了朱元璋留下的这四十余个字，今人也无法找到更多的资料。

沈尚与徐文亮大概率被朱元璋砍了脑袋。朱在《大诰》里写入这两桩案件，是想要借此警告明帝国的官员，切不可被手下的胥吏控制。他说“罪虽吏当，官何人也？”——这两个猖狂的胥吏自然会被治罪，但官员们沦落到被胥吏如此欺凌，也实在是不成体统。他多次警告各衙门官员，若是“凭吏立意，施行其事，未有不堕于杀身者”[《御制大诰三编·农吏第二十七》，《洪武御制全书》，第911页。]——依赖胥吏，听从胥吏的意见施政，最后的结果必定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