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朝的胥吏整顿运动中，究竟有多少胥吏被送上了断头台，被强迫去服劳役，被流放至烟瘴之地，缺乏确切的数据统计。但从《大诰》的一些零星片段中，仍可管窥到大致情形。《御制大诰续编》第七十四条里，朱元璋披露：

松江一府坊厢中，不务生理交结官府者一千三百五十名，苏州坊厢一千五百二十一名。……此等之徒，帮闲在官，自名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其名凡六。……今二府不良之徒，除见拿外，若必欲搜索其尽，每府不下二千人，皆是不务四业之徒。[《御制大诰·罪除滥设第七十四》，《洪武御制全书》，第846页。]

按朱元璋的说法，松江府被查出“不务生理交结官府者”一千三百五十名，苏州府查出一千五百二十一名。这些只是在整顿运动中“见拿”的数据。朱元璋估计，如果一查到底，那松江府与苏州府均可至少抓出两千人以上——“除见拿外，若必欲搜索其尽，每府不下二千人，皆是不务四业之徒”一句，大体可以理解为每府（包括其下属各县）大约有两千名胥吏。这个数字大体符合唐宋以来地方政府胥吏数量的一般情况。在朱元璋看来，这两千名胥吏全是坏蛋，只是因为政府机构需要继续运作，才没有将他们全部抓干净。也就是说，松江府胥吏的遭惩比例约为三分之二，苏州府的遭惩比例约为四分之三。[《御制大诰续编》第二条中提道：“今洪武十九年，松江府吏卒有犯，都察院询问害民之由。其所供也，止松江一府，其不务生理者，专于衙门阿附役吏皂隶，夤缘害民。吏，其名曰正吏，曰主文，曰写发。皂隶，其名曰正皂隶，曰小弓兵，曰直司。牢子，其名曰正牢子，曰小牢子，曰野牢子。此三等牢子，除正牢子合应正役外，余有小牢子、野牢子九百余名，皆不务生理，纷然于城市乡村扰害吾民。”见《洪武御制全书》，第794页。此处称松江府被惩处的胥吏人数为九百余名。这意味着，松江府的胥吏在洪武十九年遭遇了不止一次大规模的整肃。唯如此，遭惩人数才会上升至《御制大诰续编》第七十四条里的一千三百五十人。]

这种遭惩比例，带来的舆论反馈，却并非对朱元璋的赞誉——松江与苏州皆是近畿地区，朱元璋能知晓当地百姓对其政策的反馈相当正常。这让朱元璋颇感受伤，在《大诰》中，他如此感慨道：

呜呼！此等之徒，上假官府之威，下虐吾在野之民。野民无知，将谓朕法之苛。……刑此等之徒，人以为君暴。宽此等之徒，法坏而纲弛，人以为君昏。具在方册，掌中可见，其为君者，不亦艰哉！[《御制大诰续编·罪除滥设第七十四》，《洪武御制全书》，第846页。]

朱元璋预感底层百姓会议论他的政策太“苛”，甚至说他朱元璋这个皇帝实在是太“暴”，自然是因为他知道当时的民间已有此类舆论。但朱元璋不认为自己的政策有问题。他觉得问题在于百姓们觉悟不够，都是些无知“野民”。他还讲：现在这些野民说他“暴”，可是如果自己宽纵了这些胥吏，那同样是这些野民，他们又会转而说自己“昏”，可见做好一个皇帝是多么困难。其实，民众之所以对这场“打击害民胥吏”的运动不领情，是因为胥吏本身便来自民间，在成为胥吏去给政府服劳役之前，他们也是无知“野民”的一分子。邻居与亲友一批批接连不断坠入严酷法网带来的冲击，早已超过了“打击害民胥吏”的口号带给他们的刺激。

洪武时代遭惩的官员与胥吏，小部分被诛杀，大部分被罚去充军与服工役。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便是：

当是时，天下初定，民顽吏弊，虽朝有十人而弃市，暮有百人而仍为之。……朕乃罢极刑而囚役之。[朱元璋：《道德经序》，《洪武御制全书》，第292页。此外，朱元璋还在《大诰》里说：“积年民害官吏，有于任所拿到，有于本贯拿到。此等官吏，有发云南安置充军者，有发福建、两广、江东、直隶充军者，有修砌城垣二三年未完者。”见《御制大诰·积年民害逃回第五十五》，《洪武御制全书》，第773页。]

所谓“囚役”，便是让囚犯以服劳役的方式来赎罪。按洪武八年（1375）的制度，被判死罪者，须服劳役终身，也就是做一辈子的工奴；判决徒刑者则按年限服劳役，二十年徒刑便去做二十年工奴。具体的工作包括去凤阳屯田或筑城，去滁州种植苜蓿，以及去盐场或铁矿“煎盐炒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事卷）》，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80页。]。在朱元璋看来，将“害民胥吏”直接诛杀是一种资源浪费，不如将他们罚为工奴，以肉身来为洪武时代的伟业添砖加瓦。

工役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其劳动强度会非常高，许多人直接被折磨而死。浙江四明人李孝谦去南京替父亲服劳役抵罪（李父因是富户，被官府指定负责修造战舰，完工后因验收人员指其“舰材不良”而下狱），李孝谦“日涉冰雪，负土石，手足酸瘃流血”[（清）戴枚等修纂，宁波市鄞州区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同治鄞县志》第11册卷三十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5—46页。李孝谦躲过了此劫，但李父很快又再次“以富室主料量米耗罪当死”，这一次站出来代替父亲去服罪的，是李孝谦之弟李忠谦。这位年仅十九岁的年轻人“黥而戍竟没辽东”，很快便死在了遥远的辽东。]，好在干了一年后遭逢大赦得以归家，没有死在工地。另一位代替父亲去服劳役抵罪的危贞昉，却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他“力作不胜劳，越七月病卒”，只用了短短七个月，高强度的体力劳作便夺去了这位年轻人的性命。

刘辰是明朝初年之人，亲历过朱元璋和朱棣时代。他的《国初事迹》一书中，也有关于工役劳动强度方面的记载：

太祖尝曰：浙西寺院田粮多，寺僧惟务酒肉女色，不思焚修。尽起集京城，工役死者甚众。皇后谏曰：度僧本为佛教，为僧犯戒自有果报，今使工役死亡，有所不忍。太祖从后言尽释之。[（明）刘辰：《国初事迹》，明秦氏绣石书堂抄本，第15页。]

这段文字提到服工役的僧人“死者甚众”。罪僧如此，罪官、罪吏、罪民自然也不会两样，这是洪武时代所有服工役者的共同命运。该书中的另一则史料称，南京城有一年“自夏至秋不雨”，朱元璋号召众人给朝政提意见，御史中丞刘基站出来谈了三点意见，第二点便是“工役人死暴露尸骸不收”[《国初事迹》，第39页。]。刘基希望朱元璋能变更政策，放这些悲苦的工奴们回家。

另有许多材料可与《国初事迹》里的这些记载互为佐证。洪武九年（1376），叶伯巨上万言书劝谏朱元璋，希望他减省酷刑，宽待读书人，其中便提到读书人做了官后，动不动就陷入法网，要么直接被杀，要么就被抓去服“屯田工役之科”，成为朝廷的农奴与工奴。叶伯臣批评这种做法是“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率是为常，少不顾惜”[（明）张铨撰，田同旭、赵建斌、马艳点校：《国史纪闻》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12页。]，意即不拿人才当人才，也不拿人当人。万言书引发朱元璋震怒，一度想要亲自射杀他。最后叶伯巨在刑部监狱受尽虐待后被活活饿死。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让解缙放开胆子提意见，解缙又在密奏中呼吁朱元璋“永革京城之工役”[（明）解缙：《文毅集》卷一《大庖西封事》，钦定四库全书本，第05页。]，可见工奴制度在整个洪武时代始终未曾放松，该制度过于残酷，是洪武时代之人的普遍看法。

总而言之，在洪武时代，“犯工役”是一件极普遍也极容易的事情，官员、胥吏、富户、僧人……几乎所有人都有可能突然就成了朝廷的工奴；而一旦成为工奴，便很可能遭遇“暴露尸骸”的命运。所以，洪武时代经常发生遭惩胥吏自工地逃亡的事件[比如《御制大诰续编》第六十六条便提道：“洪武十九年四月初十日，苏州府管下七县地方，捉拿黥面文身髡发在逃囚徒一十三名，无黥刺一十九名，逃吏二十五名，逃军六名。”见《御制大诰续编·纵囚越关第六十六》，《洪武御制全书》，第841页。]——与其受尽折磨最后暴死工地，不如冒险赌一把看是否有机会成功逃走。朱元璋在《御制大诰续编》的第四十八条，便讲了这样一桩案子：

呜呼！人不能自生，终于取死者，无如苏、松、嘉、湖四府之吏。终于取死不得自生者顾显等，罪之魁者无出于显。且显，初本原显，因犯工役在逃，还家改名顾源，仍复为吏。拘拿赴京，着令工役，亦复在逃，改名顾显，依然县吏，至杀身而后已。其次，更名一次者有之，二次者有之，更其字而捏怪多端者甚广。朕今将各人名题于首，犯注于足。所在臣民，观之戒哉。[《御制大诰续编·逃吏更名第四十八》，《洪武御制全书》，第825页。]

此处，朱元璋先是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苏州府、松江府、嘉兴府、湖州府四地胥吏的厌恶，说他们是世上自寻死路最厉害的那群人。然后说：苏州府的胥吏“顾显”，原名乃是“顾原显”，此人在胥吏整肃运动中被抓，罚去做工役。但他逃走了，改名“顾源”继续在苏州府做胥吏。后被发现拘捕进京，再次被罚去做工役，却又再次逃走，改名“顾显”仍继续在官府做胥吏。

朱元璋评价“顾显”的这种行为，说他简直是丧心病狂、无可救药，不折腾到脑袋被砍掉绝不肯罢休。他还说，类似的案例很多，有些胥吏变更了一次姓名，有些变更了两次，还有些变得让人眼花缭乱。接下来，他便将这些人的名字和罪行一一罗列示众。据朱元璋的描述，这些人全部是犯了事被抓去服劳役，然后逃回来改了名字。其中继续在苏州府做胥吏者五人，继续在常熟县做胥吏者三人，继续在江阴县做胥吏者一人。

遗憾的是，对于工役的惨状，朱元璋的《大诰》只字未提。他回避了自己所打造的工奴制度的残酷性，便只能将“顾显”这些人毅然决然的逃跑且一逃再逃，归结为胥吏群体的品性已经集体从根子上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