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诰》里，朱元璋还告诉明帝国的百姓，这些一再自服工役处逃走的胥吏，之所以能够变更姓名回到原籍，并继续在衙门里做胥吏，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当地官府的支持。《御制大诰续编》第四十九条如此写道：

洪武十八年，常熟知县成奇到任未久，从奸则听苏州府知府张亨分付，参逃囚逃吏黄通等各各更名为吏。自己所用，尽收市乡无藉之徒为吏，掌行文案，明知不可，略无畏惧，恣肆妄为。未及周岁，动止满前，皆是小人。[《御制大诰续编·常熟县官乱政第四十九》，《洪武御制全书》，第826页。]

大意是：常熟知县成䒶奇到任后，服从其上司苏州知府张亨的指示，让在逃的囚犯和胥吏黄通等人变更姓名后，继续在县衙里充当胥吏。整个常熟县的胥吏，都是来自市井的无赖之徒。成䒶奇到任不足一年，身边围绕着的便已全是小人。

《御制大诰续编》第七十三条，朱元璋再次提到此案：

苏州府知府张亨等，将屡犯在逃黥刺之吏分付常熟县，参充县吏黄通等五名。其吏在逃数次，一得承行文书，结党下乡虐民，得钱多少，拆字戏云。其云：且如得钱一万，乃呼一方；得钞一千，更称一撇。呜呼！剥吾良民脂膏，不知足而不知惧，拆字终日以为戏尔。是官是吏，其罪可得而免乎？[《御制大诰续编·容留滥设第七十三》，《洪武御制全书》，第845页。]

据此可知，由苏州知府张亨推荐至常熟县做胥吏的黄通等五人，在变更姓名之前，已多次犯罪被抓，他们的身上还留有表明罪犯身份的黥纹。朱元璋说，这些人下乡，弄到一万钱便戏称得到“一方”，弄到一千钞便戏称得到“一撇”。朱元璋对这种戏称深恶痛绝——需要指出的是，以“一方”来代称一万，以“一撇”来代称一千，并不是明代胥吏为了方便搜刮而发明出来的黑话。早在宋代，商人中便已流行这种用法，北宋真宗时代的刘贡父，在其《诗话》中说：“今言万为方，千为撇，非讹也，若隐语耳。”[沈家本著，沈厚铎重校：《日南随笔》，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5页。]苏州地区在宋元时代商业发达，这种隐语很自然地得到普及，成了商人和胥吏日常使用的一种俗语（“一方”在今天仍常被用来指代人民币一万元）。朱元璋厌恶这种俗语，是一种恨屋（胥吏）及乌（俗语）。

打击胥吏是洪武时代严格执行的基本国策。收留有前科且逃跑的工奴并任用他们做衙门胥吏，显然是一件有很大政治风险的事情。常熟知县与苏州知府并不傻，必然了解这一点。他们仍选择这么做，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朱元璋对此没有给出任何解释，问题再次被归结为官员们的个人品性已经坏掉。

官员的个人品性可以解释一例两例此类案件，却无法解释在公务上直接依赖囚徒，或者给囚徒改换姓名再任用为胥吏，为何成为洪武时代官场的一种普遍现象。有《御制大诰续编》第七十三条所罗列的诸多案件为证：一，长州县丞吕直等“容积年害民野牢子叶清甫等四十三名营充弓兵”“逃囚朱璇等六名，纵容在县”——所谓“积年害民野牢子”，便是指在之前的运动中已被定性为“积年害民”遭受惩处的、不在官方统计资料里的胥吏。二，嘉定县知县张敬礼等人“纵容闲吏陆昌宗匿过复入衙门”——“匿过”二字显示这些胥吏在之前的整肃运动中也是挂了号的。三，南昌府新建县丞郑宗道“容留罢闲官吏杨杰等在县说事过钱”——“罢闲”二字也指明了这些胥吏之前被整肃过，履历上有犯罪记录，按洪武时代的规矩，绝不允许再度招为胥吏。[《御制大诰续编·容留滥设第七十三》，《洪武御制全书》，第845—846页。]

另据《御制大诰续编》第四十二条披露，此类现象也出现在了中央部门——刑部子部、总部司门等机构的官员胡宁、童伯俊等“纵囚代办公务，书写文案”，让狱中的囚徒来负责胥吏的工作。洪武十九年（1386）春三月十四日，朱元璋接到举报后，亲自前往太平门监督行刑，“将各官吏捶楚无数，刖其足，发于本部昭示无罪者”[《御制大诰续编·相验囚尸不实第四十二》，《洪武御制全书》，第821页。]，棍棒交加打了个半死之后，又将他们的脚给剁了，然后将之送回各自所属衙门，以警告其他人——行刑时，朱元璋便已命五军断事官、大理、刑部、都察院、十二道等衙门的官员现场围观，行刑期间，“人各刖足鞭背，不知数目。不过半昼，已死数人，活者半存”[《御制大诰续编·追问下蕃第四十四》，《洪武御制全书》，第822—823页。]，也就是至少鞭打了半个白天，有一半人直接被活活打死了。朱元璋一度自信地认为，“以此法此刑，朕自观之，毫发为之悚然，想必无再犯者”[《御制大诰续编·相验囚尸不实第四十二》，《洪武御制全书》，第821页。]，刑罚已残忍到让制定酷刑的朱元璋自己都感觉到毛骨悚然的程度，想必不会有人胆敢再犯。孰料结果却是血未干尸未移，又有刑部官员王进、阮贞等人“将工役囚徒纳册于役所”，继续胆大包天启用那些已被定罪打成工奴的囚徒。他们还帮这些囚徒改换名字：

一名丁洪僧，临刺也，却作工洪生；一名马伴舅，却作马道四；一名朱宅保，却作朱哲保；一名余关住，却作于关住；一名王阿转，却作王阿专；一名杨添孙，却作王太僧；一名祖复奴，却作祖佛奴；一名黄甫名，却作黄福名；一名蒋均路，却作蒋均禄；一名郑守真，却作郑寿真；一名朱友常，却作朱友恒。[《御制大诰续编·故更囚名第四十三》，《洪武御制全书》，第822页。]

刑部衙门的操作手法，与常熟知县、苏州知府的操作手法一模一样。按朱元璋的描述，刑部的官员们，是在观看了连朱元璋自己都觉得心惊肉跳的酷刑直播后，继续明知故犯顶风作案，其勇敢程度堪比那些不惧杀身成仁的志士。这是极端令人费解的现象——极少数的仁人志士可以为了理想而牺牲自我，官员们却只会在贪污腐败与政治安全之间寻找最佳的平衡点。究竟是什么，在驱动着苏州府和刑部的官员们冒险使用有前科的胥吏？

答案藏在《御制大诰三编》的第二十八条。该条中，朱元璋讲了这样一桩案子：

吏部郎中刘焕等，朕命揭黄册，照丁数点选吏人。其应天府所属六县，若每县点选三二十名，足够使用；多者六七十名，十分备不缺矣。其郎中刘焕等，将溧水一县选下有丁之户五千余家，被给事中张衡奏发。以溧水一县较之于九州之郡，若此佥点，不下数十余万以为吏用，何处安插？为此，拿下法司询问，为何一县点选若干！奸不能逃，实供在官。其词曰：“焕闻揭册佥吏，故将有丁力之家广选，书记姓名，声出在外，故使民知。民畏为吏，必有贿赂。”若此，吏曹选吏之权，今得揭册为之，其所贿赂，甚非小小。呜呼！前官尸未朽腐，受诛者血尚未干，焕等一入吏曹，即蹈前非，是其难化也。[《御制大诰三编·把揭籍点吏第二十八》，《洪武御制全书》，第912页。]

大意是：朱元璋下令让吏部郎中刘焕等人，按照黄册（朱元璋于洪武十四年命各州县按“里”编造的户口簿册，内中以户为单位，记载了丁口、田产及应承担的赋役等情况）去点选给衙门服劳役的胥吏。按朱元璋的认知，应天府下属六县，每县点选出二三十名胥吏，便够用了；最多也只需要六七十名，绝对不可能再缺人。然而，刘焕等人仅在溧水一县，便将家中有成年男丁的五千多户人家列入候选名单，结果被人告发。朱元璋说，要都像溧水县这样干，那全国岂不是要搞出不下数十万的胥吏？这么多胥吏，哪里有地方安插？哪来那么多工作给他们做？刘焕被逮捕起来讯问为何要在一县之内点选这么多户人家。刘焕的供词是：我把家中有男丁的合乎条件的民户都筛选出来，张贴在外，让百姓知晓，“民畏为吏，必有贿赂”——百姓害怕做胥吏，肯定会有人来贿赂我。末了，朱元璋再次感慨：吏部前任官员们的尸骨还没有腐朽，血迹还没有干透，刘焕这些人刚刚进入吏部，就重蹈覆辙再次贪污腐败了起来，实在是无可救药。

《御制大诰三编》里的这段文字，于无意中透露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一，朱元璋为洪武时代制定的县级衙门胥吏人数标准是二三十人，至多不超过六七十人。二，洪武时代“民畏为吏”，老百姓都特别害怕被官府选中去承担“吏役”，没人愿意去做胥吏为朝廷服务。

“民畏为吏”这个信息，只要想一想松江府的胥吏三分之二被整肃、苏州府的胥吏四分之三被整肃，便很容易理解[朱元璋在《大诰》里也讲了一桩“民畏为吏”的案子：“十二布政司起到能吏，发付在京掌管亲军文册，其事至易。各吏众言一辞，来诉甚多，皆言不解管军吏事。”布政司衙门精挑细选了一批经验丰富的书吏，将其送入京城负责掌管朱元璋亲卫军队的簿书文册。这些人抵京后，纷纷寻机会向朝廷诉苦，众口一词说自己不懂军队里的事，做不了这个工作。朱元璋为此大怒，认为这些人是因为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做“军吏”没有油水可捞，所以才百般推脱。其实，胥吏们真正恐惧的，是距离朱元璋的视线越近，遭遇整肃的概率就越大。结果也正如“军吏”们所担忧的那般，他们很快便因“结交近侍，关支月粮”等缘故，纷纷丢掉了性命（朱元璋提供了一份多达五十六人的诛杀名单）。见《御制大诰续编·重支赏赐第二十七》，《洪武御制全书》，第811—812页。]。这里主要展开说说第一个信息。

犹如今天的政府机构需要有官员，也需要有公务员，帝制时代的衙门需要有官员，也需要有胥吏。没有胥吏，便无法维持衙门的正常运转。问题在于，一个衙门究竟要有多少胥吏，才算合适？所谓合适，一般是指在民众负担与机构运转效率之间达成平衡。因胥吏属于劳役而非有固定薪俸的朝廷职员，所以帝制时代的“民众负担”主要是指胥吏对百姓的盘剥；因胥吏的主要职责是帮助朝廷汲取人力与物力，所以帝制时代的“机构运转效率”主要是指能否按时按量完成朝廷的赋税征收和劳役征发。

精确的计算是不可能的，但有一些数据可供参考。据杜佑《通典》的记载，唐代的情况是：

右内外文武官员凡万八千八百五（文官万四千七百七十四，武官四千三十一，内官二千六百二十，外官州县、折冲府、镇、戍、关、庙、岳、渎等万六千一百八十五）。内职掌：斋郎、府史、亭长、掌固、主膳、幕士、习驭、驾士、门仆、陵户、乐工、供膳、兽医学生、执御、门事学生、后士、鱼师、监门校尉、直屯、备身、主仗、典食、监门直长、亲事、帐内等。外职掌：州县仓督、录事、佐史、府史。典狱：门事、执刀、白直、市令、市丞、助教、津吏、里正及岳庙斋郎并折冲府旅帅、队正、队副等。总三十四万九千八百六十三（内三万五千一百七十七，外三十一万四千六百八十六）。都计文武官及诸色胥吏等，总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唐）杜佑：《通典》“职官二十二”。]

简单来说便是：唐代的文武官员（流内九品）总计一万八千八百零五人，其中中央官员两千六百二十人，地方官员一万六千一百八十五人；诸色胥吏总计三十四万九千八百六十三人，其中在中央各衙门做事的胥吏三万五千一百七十七人，在地方各府州县做事的胥吏三十一万四千六百八十六人。开元年间，唐代设有州、府三百余处，县一千五百余处。不考虑州府县的区别，简单粗暴地平摊下来，每个县的胥吏人数大概在一百七十到一百八十名。这是标准数字，实际数字自然会更多。

北宋的情况与唐代大致相似。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减省天下冗吏”，各路共计裁掉十九万五千八百零二人，约为总数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裁减之前，北宋全国的胥吏大约有五六十万人。宋仁宗嘉祐年间，吏数又恢复至五十三万六千余人。[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73—274页。]

清代的胥吏数量，可参考生活于乾嘉时代的洪亮吉的说法：“今州县之大者胥吏至千人，次至七八百人，至少一二百人。此千人至一二百人者，男不耕，女不织，其仰食于民也。”[（清）洪亮吉：《吏胥篇》，《洪亮吉集》第一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6页。]洪的这段话，是在批评胥吏数量泛滥超过了实际所需。那么，一个清代县级衙门究竟需要多少胥吏才能正常运转？光绪年间做过陆丰知县的徐赓陛给出过答案：

夫官司之弊，固莫大于州县矣。衙门之弊，固莫重于州县之书差矣。然在上者不知牧令之难为而强使除弊，作牧令者不知书差之苦状而强使无弊……至若书差，本皆无禄之人，亦有家室之累，其供奔走而甘鞭扑者，皆以利来。以家口待哺之身，处本无利禄之地，受不齿辱贱之刑，而其甘如荠者，固明明以弊为活矣。然书胥自供纸笔，受役于官，每年例申无关紧要之册结，无虑百十起，每起通牒大僚必六七份，而寻常稿案禀详不与焉。故事繁之区贴写清书，实非百人以上不敷缮写；事简之处亦必数十人以供钞胥。犹有零星催写计字贴钱乃副程限者。其盘查秋审等册尤必加送上司衙门房书规费，方免驳换，否则一字迹之讹一年月之误，则全案驳令另写矣。甚至照抄之案而必称不符，已到之文而忽称未上……此书差之苦状也。[（清）徐赓陛：《覆本府条陈积弊禀》，收录于《经世文续编》卷二十一，“吏政六”。]

徐赓陛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指出晚清时期的县级衙门有大量的文书工作要与上级衙门对接，事情少者至少需要书吏“数十人以供钞胥”，事务多者则需要“百人以上”才能让工作顺利运转。书吏如此，衙役的情况自然也差不多。也就是说，鉴于事多事少往往取决于上级衙门的行政风格，在不考虑贪腐问题的情况下，一位官员空降到县后，为了让县里的各项事务顺利运转起来，他最合适的做法便是组织起一支至少两百人的胥吏队伍。宫崎市定说清代“作为地方末端机构的县衙通常有（胥吏）二三百人，多则上千人”[［日］宫崎市定著，张学锋、马云超等译：《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201页。]，便是此意。

总之，无论怎样参照，朱元璋给洪武时代定下的胥吏人数标准——“若每县点选三二十名，足够使用；多者六七十名，十分备不缺矣”——都只是他自己拍脑袋想当然得出的数据，远远不能满足现实政治的需要。更何况，洪武时代还有一种特殊性，那就是政治运动迭起，中央与地方衙门有大量常规工作以外的事情需要响应，且必须积极响应，否则便会给自己招来不测之祸。而朱元璋的胥吏配备标准，又是针对“应天府所属六县”而言的——应天府是京畿所在，是朱元璋目光最关注的地方，是额外政治事务最繁重的地方，也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这种区域尚且只允许“每县点选三二十名”胥吏，其他区域的情况可想而知。

正规途径募来的胥吏远不够用，衙门又必须完成朝廷派下来的汲取与控制任务，想办法增加“隐形人手”便是顺理成章的做法。最初的“隐形人手”，是自民间招募的“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这些人不是正规胥吏，却做着正规胥吏应该做的工作。朱元璋针对“小牢子、野牢子”发起整肃运动后，这些“隐形人手”被定性为“害民”者，或被杀或被发配去做苦役[为了抓出这些隐形胥吏，朱元璋命令十二布政司、府、州、县诸司衙门，须将“当佥应役皂隶，或亲身，或代替，或佣他人，在任之官将额设名数”，也就是法定胥吏的数量，明确写在榜文里“告之于民”。榜文里须有胥吏的姓名与详细职务。凡姓名不在榜文之中却充当胥吏者，鼓励“诸人擒拿赴京”。见《御制大诰续编·吏卒额榜第十四》，《洪武御制全书》，第803—804页。]，各级衙门的变通之法便不多了。中央的刑部衙门可以“内部挖潜”，利用刑部大牢中关押有大量获罪胥吏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搞一搞“纵囚代办公务，书写文案”，地方州县衙门也可以收罗一些胥吏中的“逃囚”，但规模已无法与招募“小牢子、野牢子”相比。

朱元璋从不承认（也可能是从未意识到）他拍脑袋制定出来的胥吏配备标准存在严重问题。他活着时，可以用那无远弗届的皇权，大刀阔斧地去砍削衙门里名义上的胥吏数量。但当他去世，事情仍要从变态回归到常态中来。于是，号称以“洪武祖制”治国的明代，胥吏数量便长期呈现为一种割裂状态。一方面，朝廷正规统计下名义上的胥吏数量，远远少于之前的唐宋和之后的清代，正德年间的数据是“吏五万五千余名”，文职官员却有“二万四百余员”[《论食货》，《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百五十四《国用部》。转引自《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页。另，赵世瑜查找“全国各地三十余处地方志统计，平均每府吏三十三人，每州吏二十一人，每县吏二十人，则全国府州县一千五百六十四个，共应有吏近四万人”。见赵世瑜：《吏与中国传统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该数据可证，朱元璋拍脑袋制定的胥吏配备标准，至少在文件层面得到了长期贯彻。]，相当于每名文官下面只有两名胥吏供其差遣。另一方面，为了维持政府的日常运作，明代实际存在的胥吏总量却又极大。一如明末之人侯方域所言：

既已有吏胥矣，而吏胥又各有贰有副，或一人而两役，或一役而数名……呜呼，天下之官冗，而吏胥日以夥，每县殆不止千人矣。……今天下大县以千数，县吏胥三百，是千县则三十万也。[侯方域：《额吏胥》，收入（清）魏源：《魏源全集·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四，“吏政十·吏胥”，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456—457页。]

这实在是一件极为讽刺的事情。朱元璋口口声声说胥吏坐大是元朝的“遗毒”未清，一再发起针对胥吏的整肃运动。结果，明帝国的胥吏之害，却远比元朝更加糟糕。顾炎武后来在《日知录》中总结说，“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85—486页。]，意思是胥吏成了明帝国的真正掌控者，“官员治国”变成了“胥吏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