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了上述时代背景之后，再回过头来重审“杨馒头案”，便能发现此案绝非朱元璋一句“百姓太过顽愚”便能了结。朝廷每年皆大量印刷新钞投入市场——南京明故宫旧址曾出土过两方大明宝钞的铜钞版，其中一块是二十九号，一块是三十号（样制相同，年月日有异）。这意味着洪武时代的宝钞印制非常频繁，同样的钞版至少有三十方，可谓几乎年年都在印刷新钞[卫聚贤：《中国的软币》，载卫聚贤、丁福保合著《古钱》一书，转引自谭用中《“大明宝钞”壹贯钞版之研究》，《贵州文物》1984年第1期。虽然朱元璋死后，永乐时代的大明宝钞印版也曾继续使用“洪武”年号，但朱棣坐镇南京时间不长便迁都北京。这至少三十方铜版，仍应主要算作洪武时代的产物。]——民众的财富被不断稀释；金银又不允许再被使用，除了不断追逐新钞之外，别无其他自我挽救之法。而自洪武十三年（1380）后，朝廷已多年不再开放新旧钞兑换，这意味着所有的新钞都只能从政府（以俸禄、赏赐与采买等手段）流入市场，待其流入百姓手中时已属旧钞。杨馒头等人伪造宝钞（洪武时代的银钞粗制滥造，防伪技术很低），虽属违法行为，但在违法之前，他们已是洪武时代残酷钞法的沉重受害者。在杨馒头等人遭遇“其途九十里，所枭之尸相望”的大规模杀戮后不到一年，句容县的百姓又再次开始伪造宝钞，则可说明当地民众已被朝廷的钞法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只好铤而走险。

可供佐证这种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的资料，还有解缙在洪武末年呈递给朱元璋的《太平十策》。解缙在奏章中建议朱元璋“各宜立铸钞库”，其理由便是“伪造钞者滋多，刑之不绝”[《文毅集》卷一，钦定四库全书本，第17页。]。由此可知句容县的情况不是个案，而是洪武时代的一种常见现象。

“杨馒头案”发生在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没有讲“杨馒头案”究竟发生在哪一年。但《御制大诰》正式颁布于洪武十八年（1385）十一月，内中又说从“杨馒头案”引发的大杀戮到句容百姓再次群起制造伪钞“期不逾年”，据此可就该案的大致发生时间做一点推测。《中国银钞通史》将其置于洪武十六年，似可信。见该书第49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洪武十七年三月，朱元璋便有一道非常意外的谕旨，“命停造宝钞，以国用既充欲纾匠力故也”[《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洪武十七年三月壬子条。]。说它意外，是因为洪武年间鲜少有命令停止印刷宝钞，拿“国用既充欲纾匠力”作为理由，也给人一种此地无银的感觉——事实是印钞机很快便又于洪武十八年再次开动。虽然缺乏证据，但笔者颇疑心朱元璋这次下旨停止印钞，与“杨馒头案”的疯狂杀戮有直接关系。以杀戮立威之外，朱元璋也一贯重视用各种漂亮的谕旨（包括选择性讲述事实的《大诰》）来树立自己光辉爱民的政治形象。

被疯狂而畸形的大明宝钞逼到走投无路的，不只是杨馒头这些底层百姓，也包括那些遵纪守法的朝廷官员。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出台了新规定，全国所有职官的禄米皆以宝钞代给，原来直接发一石米实物者，现在一律改发两贯五百文宝钞——据朱元璋自己在《御制大诰续编》中披露，这一年“宝钞提举司”的五百八十名钞匠，从二月二十五日开始造钞，到“十二月天寒”为止，共计造出了六百九十四万六千五百九十九锭大明宝钞，折算成贯便是三千四百七十三万余贯[《御制大诰续编·钞库作弊第三十二》，《洪武御制全书》，第815页。朱元璋还提到，当时钞匠们认办的工作量是“五百五十万九千五十九锭”，后来多造出了“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锭”。按朱元璋的说法，这部分多造出的宝钞，被户部的官员栗恕、郭桓等人藏匿，“混同商税钞堆积，以代外来商税课程。且如太平府进纳折收秋粮钞，并江西承差李民宪等解课程钞一十万至，其进钞人先谋通户部及钞库官，内将十万就库检查，如数贴作折收秋粮钞并课程钞名色，虚出实收，来人执凭。外十万钞，与解来人四处共分，事甚昭然”。也就是地方官府前来纳税时，户部便将多印刷出来的这批钞票当成纳税钱，然后众人一起瓜分纳税官吏带来的那些银钞。此说有一个可疑之处：洪武十八年地方官府征税得到的银钞，必然是旧钞占绝大多数（新钞直接用来给官员、军队发薪赐赏，要流通到底层百姓手中，再被官府以征税的方式取回，需要一个过程）。户部的官员们若要贪污这笔多印出来的钞票，自己私下吞没即可，没必要与外地官员合作。这种做法凭空多出一群分赃者，既减少了自己的利益，也极大地增加了暴露的风险，还会因收进库房的钞票全是新钞而留下巨大的暴露隐患。朱元璋的叙述虽言之凿凿，但细究之下，实在不合情理。]。这些宝钞中的相当一部分，便是被用来给明帝国的官员们发放俸禄的。对朱元璋而言，只要开动印刷机便能给明帝国的官员发薪，实在是一件几乎没有成本的快事。

洪武时代的京官，在不贪污腐败的情况下，本就已是生计艰难。洪武十五年（1382），通政司使曾秉正因多次针对朝政提意见而被罢职，他“贫不能归”，只能“鬻四岁小女”，将自己四岁的女儿卖掉来筹集返乡路费。但曾秉正无可奈何的举动，却被朱元璋视为对自己的恶意挑衅。他厉声质问曾秉正：“尔鬻四岁小女，声曰‘以资为归’，是其心之正也乎？于此之际，不才之机可见矣。所以昔人有云：‘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尔何如也？”[朱元璋：《谕罪人曾秉正》，洪武十五年十二月，《洪武御制全书》，第97页。]——你卖自己的四岁小女，说是为了筹集回乡的路费，此举背后的心术真的正派吗？其实你恶劣的动机很明显。古人说，君子与人绝交，不会为了自我辩护而说对方的坏话；忠臣离开朝堂，不会为了自己的名声而说君王的坏话。反观你曾秉正，是怎么做的？

显然，多疑的朱元璋是在诛心。没有回乡的路资只好卖女儿是常规行为；刻意将卖女儿一事闹得沸沸扬扬来恶心朱元璋，则是不要命的疯子的做法。脱离洪武官场是许多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好事，罢职对曾秉正来说算不得什么大刺激，不至于让他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卖女儿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成为连朱元璋也知晓的大新闻，应该不是曾秉正的本意。退一万步说，即便曾秉正真的怀有恶心朱元璋的用心，那也是因为洪武时代的京官确实过得穷困潦倒。没有这种普遍性的穷困潦倒作为时代背景，曾秉正卖女儿的行为便恶心不了朱元璋，也催生不出朱元璋的诛心之论。

最后，朱元璋以“既不能为人之父，实难种于世，故阉之，不致生人陷人”为由，下旨对曾秉正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法外之刑，割掉了他的生殖器。

以实物充当薪俸时，洪武官场尚且会发生曾秉正这样的悲剧。可想而知，洪武十八年（1385）改发大明宝钞为薪俸，对官员们而言会是一场更巨大的灾难——须知在洪武十九年，原本可兑换一两银子的一贯银钞，已只能兑换到两百文铜钱[“十九年三月，诏天下岁解税课钱钞，其道里险远难致者，许易金银以进，每金一两价钞六锭，银一两价钞一锭。”见《续文献通考》卷十八。值得注意的是，这竟是一种“官定兑换价”。]。发米改为发钞，意味着官员们的俸禄在急剧缩水。

《御制大诰续编》里有一个案子，颇有助于管窥禄米改发宝钞后洪武京官们的窘境。案情概况如下：

礼部试侍郎章祥等六员，出自民家。祥任礼部试侍郎，始初精神才干，可以作为。然虽礼乐已定，临期亦要支分。本官到任半年余，持节行册妃礼，已娶三府王妃。朕生日之期，冬至之节，贺正之礼，皆大会朝班，凡经三次，参差并无。及其命部赏赐，婚礼银钞出库，通同近侍盗出银锭，虚出钞贯。同谋事觉，虽未供指，本官已行神思荒促。凡所作为，不数日间颠荒恍惚，于事莫知所知。拿至法司未及治罪，因病身故。余者员外郎辛钦等五名受刑。[《御制大诰续编·礼部盗出财物第二十五》，《洪武御制全书》，第810页。]

据朱元璋的这段叙述，章祥等六名礼部官员出身普通百姓之家。章祥担任“礼部试侍郎”仅半年有余，能力出众办事积极，已顺利操办了三处王府的婚礼。他负责的朱元璋生日活动、冬至节活动、岁首元旦活动，都是规模宏大的庆典，同样也没有出任何差错。章祥等六人出事，是因为他们在奉命给各王府赏赐婚礼银钞时，与皇帝身边的工作人员合作，将部分实打实的银锭，替换成了大明宝钞。此事败露后，尚无人供出章祥，他便已是神思恍惚，心绪颠倒，丧失了正常工作的能力。被抓到法司后还没来得及定罪，便已得病身亡。

赏赐给王府的婚礼钱，总数一般是有据可查、无法挪用的，为什么章祥还要做“盗出银锭，虚出钞贯”这样的事情？玄机便在于一块块的银锭，要比一张张的宝钞值钱。章祥做的，是将朱元璋赏赐给王府的部分银锭取走，替换成按法定兑换比例等额的宝钞。结果便是王府收到的赏赐总额不变而实际购买力缩水。章祥与他的同事们会冒险去干这种事情，主因正是禄米改发宝钞之后，京官们的实际收入锐减，生活普遍陷入了困顿。[朱元璋对此类事件极为警惕。《御制大诰续编》记载：“钞法之行，皆云贯锭。铜钱之行，皆云万千百文。若以钱云文数，一文至千百数万可以言之。以钞云文数，并无奇零十文、五十文。今会稽等县河泊所官张让等故生刁诈，广衍数目，意在昏乱掌钞者。如会稽鱼课钞，本该六千六十七贯二百文，所进钞本却写作六百六万七千二百文。及至关勘合入库交纳，其钞并非奇零文数，已将各官吏治以重罪。今后敢有如此者，同其罪而罪之。”当时的惯例是宝钞说多少贯多少锭，铜钱则说多少文。因为官吏在文书涉及宝钞时没有以“贯”为单位（数额其实一致），朱元璋便疑心他们有猫腻，是在故意破坏钞法。这种疑心，既可见朱元璋的性格里有很重的猜忌，也说明他深切地明白宝钞与银钱之间的区别，也明白明帝国的官民皆将宝钞视为一种敛财手段，普遍更愿意要银子与铜钱。见《御制大诰续编·钱钞贯文第五十八》，《洪武御制全书》，第837页。]

朱元璋在《大诰》里义正词严地怒斥曾秉正、章祥与杨馒头们是教化不了的“顽愚”，却回避了真正的问题：正是他自己出台的政策，在不断制造让他深恶痛绝的“顽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