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伯启叔侄剁指案”被写入《大诰》，造成的一项直接后果，是“告发他人断指”开始成为民间百姓互害的一种手段。《明太祖实录》里便记载了一桩这样的案子。时为洪武二十七年（1394），大致情节是：

丹徒县民贾良，有仇家告其子自断其指。良乃诉于朝，言臣尝得疾，臣子卧冰为祷，又绝食三日而祷，皆不愈。既而刲股，及以指然灰服之，遂愈。非无故而伤肢体者。命法司验之得实，遂释之。[《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三，洪武二十七年六月庚午条。]

这位丹徒县百姓贾良，很可能是一位读书人。仇家状告他儿子自断手指，是希望他们父子像夏伯启叔侄那般被朝廷当成“不合作者”诛杀。贾良跑到南京城去上诉，说自己之前生病，儿子先是学古人以卧冰、绝食的手段祷告，没有效果，最后只好割股疗亲，连带着把手指也切了下来烧成灰，自己服用之后病就好了。总之，儿子的断指行为里没有什么政治含义。好在，后续的调查（大概是指查看有没有割股）证实贾良说的是真话。

其实，“夏伯启叔侄剁指案”并不是朱元璋第一次对不合作者动用屠刀。

至晚在洪武三年（1370），“不愿与朱元璋合作”便已经成为知识分子当中的一种普遍认知。曾与朱元璋彼此以兄弟相称、为他提供过许多智力援助的谋士田兴，便是在这一年拒绝了朱元璋的邀请，不愿成为洪武之臣。

朱元璋入主金陵时，田兴便有意离开。等到朱元璋在与陈友谅的对垒中初战告捷，田兴便悄然离去，不知所踪。洪武三年（1370），田兴在长江北岸的六合县帮助当地百姓驱除虎患，“旬日而杀七虎”（洪武时代江南颇多虎患，县乡多有组织除虎的行动，田兴为人勇义且有武力，参与其事乃至成为主导者是很正常的事情），不慎暴露了行踪。朱元璋遂亲自写信邀请他加入洪武政权。朱元璋在信中说：

元璋见弃于兄长，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未知云游之处，何尝暂时忘也？……三年在此（指建号洪武已有三年）位，访求山林贤人，日不暇给。兄长移家南来，离京甚近，非但避我，且又拒我。昨由去使传言，令人闻之汗下。虽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不同父母，甚于手足。昔之忧患，与今之安乐，所处各当其时，而平生交谊，不为时势变也。世未有兄因弟贵，惟是闭门逾垣，以为得计者也。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过偶然做皇帝，并非一做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元璋也。……本来我有兄弟，并非做皇帝，便视兄长如臣民也。愿念弟兄之情，莫问君臣之礼。至于明朝事业，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其自便，只叙弟兄之情，不谈国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再不过江，不是脚色。兄其听之。[朱元璋：《遣詹同渡江敦劝田兴书》（洪武三年），原载方觉慧：《明太祖革命武功记》卷一，收录于钱伯城、魏同贤、马樟根主编：《全明文》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07—808页。]

此信行文通俗，意思直白。不难想象，当朱元璋以大明皇帝之尊，在信中对田兴说出“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过偶然做皇帝，并非一做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元璋也”这样的话语时，田兴受到的压力会有多大。所以，已隐匿十余年之久的他，接信后不得不动身前往南京拜见朱元璋。但田兴坚持住了一条底线，那就是绝不加入洪武政权。他见朱元璋时穿的是“野服”[何谓“野服”及其形制如何，可参考（宋）方凤的《野服考》，收录于朱易安、傅璇琮、周常林主编，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八编（四），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235—240页。]，以彰显自己的逸民身份，强调自己早已不愿入世。朱元璋亲自出城迎接，设宴款待月余，田兴仍不愿碰触明帝国的任何政务。每次朱元璋开口谈时事，便会被田兴以之前信中有“至于明朝事业，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其自便，只叙弟兄之情，不谈国家之事”的约定堵回去。此后，田兴便以在野之身羁居京城，失去了自由。[田北湖：《田兴传》，收录于《古今笔记精华录》上册，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359—363页。]

另一位名满江南的文化人高启，也是在洪武三年（1370）拒绝了朱元璋的提拔。按高启的自述，该年七月二十八日的傍晚，朱元璋召见了他与谢徽（也是一位知名文化人），“既见，奖谕良久，面拜启户部侍郎、玄懿吏部郎中。启以年少未习理财，且不敢骤膺重任，辞去。玄懿亦辞。上即俞允。”[（明）高启著，（清）金檀辑注，徐澄宇、沈北宋校点：《高青丘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45页。]——皇帝表扬了他们一番，然后宣布提拔高启为户部侍郎，提拔谢徽（字玄懿）为吏部郎中。两人均不愿做官，遂一同请辞。至于“年少未习理财”，不过是高启辞官的一个借口，真正让他害怕的，是之前的三任户部尚书“无一幸免贬谪的命运”[史洪权：《辞官与颂圣——高启“不合作”说之检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高启不想步他们的后尘。

田兴与高启的“不合作”，皆非政治层面上对朱元璋的洪武政权存有敌意。田兴是创建洪武政权的功臣。高启常年写诗歌颂洪武时代，说自己“幸逢中国真龙飞”“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并赞誉朱元璋是自己的大恩人，“今朝无事役，睡足亦君恩”。他们不愿为官，是因为洪武政权在朱元璋的操纵下，已成为一架无休止的碾肉机。他们不反对洪武政权，不反对朱元璋，他们只是不愿被碾碎。

田兴的人生终结于洪武四年（1371），时年五十二岁，距离他快意江湖完成“旬日而杀七虎”的壮举仅时隔一年，非常突然，有无隐情不得而知。高启的人生终结于洪武七年，是被朱元璋明确下令杀害的，时年三十七岁。引发高启案的导火索是苏州知府魏观遭人举报。举报者说魏观在张士诚的宫殿旧址上修建府衙，存有异心（张士诚割据称王后，将原苏州府衙占据，改造为“皇宫”，该宫殿后在朱元璋灭张士诚之役中烧成了废墟）。朱元璋本不至于相信这种举报——魏观是个读书人，当时年已七十，这个年纪跑出来造反，实在匪夷所思。但他派出去调查的御史张度，极力想要坐实这场诬告（汪麟批评洪武时代的御史背弃了自己本职工作，一味以“刑名轻重为能事，问囚多寡为勋劳”，张度的做法正是一个典型案例），结果就把高启给罗织了进去，说高启为新落成的府衙撰写的《上梁文》居心叵测，是在“兴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明）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八“谗险”条。]，有怀念张士诚、诅咒大明朝的嫌疑。《上梁文》的内容已经失传，唯一可知的是内中有“龙盘虎踞”[支伟成，任志远辑录：《吴王张士诚载记》卷三《高启传》。]四字。朱元璋便是由这四个字，疑心高启乃是一个政治层面的“不合作者”，疑心他洪武三年的辞职求归，乃是在政治立场上便不认同洪武时代。

于是，便有了闹市之中腰斩高启的残忍一幕。[同案的魏观被杀后不久便得到了平反，《明史》里说“帝亦寻悔，命归葬”。见《明史》卷一百四十《魏观传》，第4002页。但高启不属于平反对象。]

高启案发生的背后存有一种恶性循环：一，朱元璋常年以严刑诛杀群臣，导致明朝初年隐士之风盛行，士大夫多选择避世以保全性命，用明朝人何乔远的话说，便是“其时征辟之士，有司督趣如捕罪囚，仕于朝者多诈死佯狂求解职事”[（明）何乔远：《名山藏》卷四十八《刑法记》。]。朱元璋自己也说，洪武十三年（1380）前后，他让群聚在京城的“在学职师者”自己选择去留，结果“不旬日间，各言因由者甚广，朕命弗留，十去八九”[朱元璋：《赐翰林编修张美和致仕》，《洪武御制全书》，第105页。《明太祖实录》将朱元璋的这段话删去，增入“老成宿儒凋落无几”一句。如此篡改的目的，大概是为了遮蔽士大夫不愿为洪武政权效力这段不光彩的往事。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一，洪武十三年夏四月戊子条。]，绝大多数人选择了远离南京城。二，朱元璋拒绝承认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反疑心这些隐居的读书人是在怀念前朝，不愿认同洪武时代。这种猜忌心一旦升腾，便会形成一种“宁可杀错，不能放过”的心态。高启案中，《上梁文》里的“龙盘虎踞”一词，便足以让朱元璋自动屏蔽掉高启从前写下的诸多肉麻的颂圣文章。三，猜忌之心诱发了大量的文字狱。如佥事官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便被朱元璋认定为是在攻击洪武时代，将之溺水处死[《国初事迹》，明秦氏绣石书堂钞本，第47页。原文是“太祖知之，以为伤时，取到湖广，投之于水”。]。江宁知县高炳，也是因为在诗作中“以唐律作流言”（大概是指拿唐律的宽松来对比洪武时代律法的残酷），被朱元璋视为“妄出谤言”（诽谤洪武时代）而处死，朱元璋还将此案上升到元明易代后读书人究竟该忠于谁的高度[《御制大诰三编·作诗诽谤第十一》，《洪武御制全书》，第898—899页。]。四，这种上升高度，让洪武时代的读书人既不敢出仕，也不敢不出仕，被逼无奈便只好像夏伯启叔侄那般自残，但这种自残也会被朱元璋解读为“其伯启知朕代元为君，意有不然”。[《御制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洪武御制全书》，第898页。]

将上述恶性循环彻底变成死亡闭环的，是《御制大诰三编》第十三条记载的“苏州人才案”。

该案的大致情节是：苏州有两位儒学人才名叫姚叔闰和王谔。有人把他们推举给朝廷，吏部发文给苏州府，命令将人送入京城供朝廷选用。两人却通过苏州府官员张亨等人的关系，“暗作主文老先生，因循破调，不行赴京以就官位而食禄”。所谓“主文老先生”，大概是指衙门里负责起草文件的书吏，一般需用经验丰富之人。姚叔闰与王谔本来是闲居的读书人，为了逃避做官，便在苏州府衙门里弄了个胥吏的身份。做了苏州府的胥吏，便有了不去南京城的理由。

此事让朱元璋非常愤怒。他痛斥二人是“害民之源”，说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以禄为薄，以酷取民财为厚，故重主文，贵老先生”——嫌弃朝廷给官员的俸禄太低，觉得做官不如在衙门里做胥吏，做胥吏更有机会向百姓索取钱财。此案的结局是姚叔闰与王谔被枭首，且“籍没其家”。朱元璋以这两颗血淋淋的头颅警告天下读书人：

呜呼！“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说，其来远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御制大诰三编·苏州人材第十三》，《洪武御制全书》，第901—902页。]

至此，明帝国的读书人彻底失去了做山林隐士的消极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