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学生周敬心有一段冒死上奏，可以视为解释。当时，朱元璋为了明帝国的千秋万代，欲求助于迷信活动，下诏“求晓历数者”。周敬心趁机上疏批评，说国运的长短在于德政的厚薄，与历数无关，朱元璋现在最该做的不是搞迷信活动，而是效仿两汉唐宋实施“宽大忠厚”之政：

方今力役过烦，赋敛过厚。教化溥而民不悦；法度严而民不从。……方今国则愿富，兵则愿强，城池则愿高深，宫室则愿壮丽，土地则愿广，人民则愿众。于是多取军卒，广籍资财，征伐不休，营造无极，如之何其可治也？臣又见洪武四年录天下官吏，十三年连坐胡党，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其中岂无忠臣、烈士、善人、君子？于兹见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连年，夫岂无故哉！[《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周敬心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998—3999页。]

这段批评简单直接，戳破了洪武时代的“盛世”幻象：百姓们被繁重的劳役和沉重的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朝廷的教化渗透到基层，但没有百姓喜欢；朝廷的法律极其严苛，百姓也不愿服从。朝廷追求国富兵强，追求高深的城池和壮丽的宫殿，追求更广的领土和更多的编户齐民，所以不断征兵、不断汲取民财，对外征战不休，对内大兴土木。且不断发起震荡朝野的政治整肃运动，其中洪武四年（1371）、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三年便大搞了四次，大批官员百姓没做甄别调查便被诛杀。这些被杀者当中，许多人其实是忠臣烈士、善人君子。《明史》说，周敬心这份“言辞激切”的奏章“报闻”给了朱元璋，至于朱元璋是何反应，周敬心的后续命运如何，则无只字记载。

周敬心不会无事生非写奏章去恶意诋毁朱元璋的治绩。他对洪武时代“力役过烦，赋敛过厚”的批评，在《御制大诰续编》中也能找到佐证。该编第三十三条里，朱元璋便提道：前代不必纳税的“小沟、小港、山涧去处”，已经“照地起科”纳过一次税的“灌溉塘池、民间自养鱼鲜池泽”等，在洪武时代的征税机构河泊所的管控下，竟然一概都要缴纳鱼课。为了从民众身上榨出税来，河泊所甚至做到了将“取鱼罾网、罩笼之类一概搜拿”的地步，连百姓捕鱼的吃饭家伙都没收了。[《御制大诰续编·鱼课扰民第三十三》，《洪武御制全书》，第815—816页。]

朱元璋认为，出现抢夺百姓“取采虾鱼器具”这种恶劣事件，主要原因是河泊所里混入了大量的“奸邪小人”。解决这些小人的办法，便是发动百姓，若有河泊所官吏胆敢再抢夺百姓抓捕鱼虾的器具，“许民人拿赴有司，有司不理，拿赴京来议罪枭令，以快吾良民之心”。[《御制大诰续编·鱼课扰民第三十三》，《洪武御制全书》，第816页。]

然则真正的原因是，为了汲取民财，洪武时代设置了大量的河泊所（洪武十五年的数据是二百五十二处），且给每处河泊所划定了管辖范围，制定了征税额度——共分三档：每年课米（一般折算为钞）五千石至上万石者，设官三名（另有若干胥吏）；每年课米一千石以上者，设官两名；每年课米三百石以上者，设官一名[《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洪武十五年十二月戊戌条。]。另据《大明会典》，明朝政府下发给各布政司及府州县河泊所的堪合共计六百八十九道，“皆以河字为号”，“各记所收鱼课米钞若干，年终进缴”。这意味着明朝政府设置的河泊所最盛时多达近七百处，每一处河泊所都设定了课税额度，作为河泊所官员的考核任务[《大明会典》卷三十六“课程五·鱼课”条。]。完不成课税额度，河泊所的官员便要受罚。

问题是：在江河湖海里捕捞鱼虾，收成的不确定性远高于在土地上种植稻麦。耕地可以按肉眼可见的肥沃或贫瘠划出等级，然后按田亩多少征税，是一件大体可控的事情。向江河湖海征收鱼税则不然，水面宽广不代表鱼多，却是官府制定纳税额度的主要依据。此外还有许多运气成分——今天收获颇丰不代表明天也能有相同的收获，今年湖里鱼多不代表明年也多；洪水会影响捕鱼的收成，筑坝拦水与过度捕捞等也会影响捕鱼的收成。收成充满了不确定性，税额却有定数，河泊所的官吏们为了完成任务，便只能依靠扩大征税的覆盖面（将以前不征鱼税的小水沟小水塘全都纳入征税范围）和加大征税强度（强抢百姓的渔网鱼篓来逼迫他们缴税）。

更有甚者，当朝廷派人前来追索欠税时，河泊所知道从渔民身上已榨不出钱来，便会与地方官员勾结，将欠税摊派给其他百姓。《御制大诰》的第五十条，便记载了这样一桩案子：扬州的瓜埠河泊所欠朝廷“鱼课钞四万张”，湖官（也就是负责征鱼税的基层官员）已经跑了。户部派人去扬州追讨，地方政府的做法是：一，在本辖区内“不令网业户及湖官陪偿，却乃行下富户追陪”，不去找渔民的麻烦（这些人已经榨不出钱来了），也不去搜捕湖官（成本很高），而是逼着扬州当地的有钱人出这笔税钱；二，派人拿着公文，去“湖官”原籍所在的江西布政司追讨。江西布政司见到公文后，也懒得去搜捕逃走的湖官，“将平民一概科陪”，找了个名义让当地百姓来出这笔税钱（这种做法比去搜捕湖官容易多了）。据朱元璋讲，这套组合拳打下去的效果，是欠税四万，征回来八万，反而“盈利”了。[《御制大诰·扬州鱼课第五十》，《洪武御制全书》，第771—772页。]

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洪武时代四处揭竿而起”这一现象的，还有解缙呈递给朱元璋的万言书。时为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以“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为饵，要解缙知无不言给自己提意见。于是解缙向朱元璋描述了他眼中的洪武时代：

臣观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税之征率皆定额。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补纳。夏税一也，而茶椒有粮，菓丝有税。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何其夺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且多贫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或疾病死丧，逃亡弃失。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税粮。里胥不为呈，州县不为理。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文毅集》卷一《大庖西封事》，钦定四库全书本，第9页。同书《太平十策》里，解缙也说：“商贾之利有盈亏，都会之地有兴废。今税有定额，民必受害。”见第17页。]

大意是：土地有肥瘠的变化，物产有丰歉的不同，朝廷的商税却全按定额摊派。盈利了，官吏会去盘剥百姓，让他们超额纳税；歉收了，官吏也会去压榨百姓，让他们补足差额。已经有统一的夏税，茶椒仍要纳粮，菓丝仍要缴税。原产地已纳过一次税，运输经过的每处关津还要再纳一次，对百姓的掠夺何其密集。因为疾病致死或逃亡弃失之类的原因，贫穷之家劳动力不足时常常被迫抛荒。如此，土地上的产出已不如往日，征收聚敛的税赋却仍是往日的额度。里长胥吏不上报，州县官府也不管。百姓只好卖掉田产来补足欠税，拿钱来补足劳役。田产减少了，但每年的税额不变；人口减少了，但每年的劳役不变。恶性循环之下百姓越来越惨。

需要注意的是，明代的“商税”并非仅以商人为征收对象，而是“行赍居鬻，所过所止皆有税……惟农具、书籍及他不鬻于市者勿算”[《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商税”，第1974页。]——出门带的东西，居家卖的货物，经过关口驻留城镇时皆要纳税，只有农具、书籍与不曾出现在市场上的物品除外，实际上是一种针对全民的消费税。

洪武时代的商税税率，是按商品价值的三十分之一征收。实际操作中，则不问产量的多寡与价格的高低，一律对征税点实施定额摊派。这是一种典型的懒政。朝廷实施这种懒政的根源，是既想保证税收总额，又不愿提高征税的行政成本。不搞定额制度，朝廷为了保证国库收入，便需要建立一套监察系统去监督每个征税点，使他们不敢偷税漏税，不敢侵吞税收。建立这种监察系统，既需要人力成本，也需要财政成本，运作起来还有时间成本。反观定额摊派，只需简单粗暴地以是否达成定额来考核税收点的官吏，便能保证朝廷的税收。虽然会因此造成税负不公之类的伤害，但承受者不是朝廷，而是底层民众。[据《明史·食货志》，定额征税成为固定制度始于洪武十年，起因是户部上奏说“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百七十八处”，户部不满下面的征税机关里有许多没有完成预计的征税任务，朱元璋于是“遣中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实，立为定额”，从此以固定税额来考核各征税机关。见《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商税”，第1975页。]

解缙提供给朱元璋的改革办法是：“宜令各处税课，随时多少从实征收。或令百姓各人户上先行补纳官收税钱，至冬均给还之。则众轻易举，官民俱利，百姓无巡阑之困矣。”[《文毅集》卷一《太平十策》，钦定四库全书本，第17页。]应该让各处税收机关按照实际情况征收，或者让百姓们先把钱交上来，到了冬天再按实际情况返还。这样百姓就不会遭受“巡阑之困”——巡阑即具体负责征税的基层胥吏。

其实，解缙说的这些，朱元璋全都明白。洪武九年（1376），山西平遥县的主簿成乐任职期满，其上司衙门给他的评语是“能恢办商税”。朱元璋见到该评语后，便命人去将成乐抓起来审讯，理由是土地的出产有常数，官府的税收有制度，所谓善于征收商税，定是“剥削于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洪武九年六月庚戌条。]。成乐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洪武二十年，户部上奏说，洪武十九年“天下税课司河泊所”征到的税比往年要少，“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立为定额”，应该以洪武十八年的数据为法定额度，来考核各征税机关。朱元璋反驳说：税收本就该每年不同，如果拿往年的数据搞成定额，征不足的时候岂不是就要去搜刮百姓？还是应该“随其多寡从实征之”[《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五，洪武二十年九月壬辰条。]。但明白道理是一回事，愿不愿意按道理去做，又是另一回事。惩罚善于征税的官员、驳回户部的定额建议，从来就不是洪武时代商税征收的主流政策。所以，在洪武二十一年，“税有定额”仍是解缙眼中亟须改革的大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