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之所以要借“彭玉琳案”，向明帝国百姓灌输“宁为太平犬冻饿而死，也不做乱世人被兵刃所杀”的大道理，是因为洪武时代乃是一个百姓武力反抗此起彼伏的时代。

南炳文与汤纲所著《明史》依据《明太祖实录》等材料，对此有较为详细的梳理和总结。比如：

一，在广东，“东从潮州起，中经惠州、广州、肇庆和韶州，西至高州和雷州，包括琼州和崖州”，几乎相当于整个广东，在洪武时期均爆发过民众的武力抗争。

二，在广西，洪武三年（1370）有阳山县百姓聚众起义，洪武五年有南宁卫激反当地百姓，三千余人揭竿而起，洪武八年有柳州卫辖区内的百姓起义。洪武二十八年的黄世铁起义规模极大，明军在镇压过程中杀死壮丁一万八千余人及家属八千二百余人，暴动发生区域仅剩下六百四十八户百姓。[朱元璋在《大诰武臣》中，曾承认广西地区的百姓造反是当地军队与官府联手逼迫所致：“耿良，着他做广西都指挥。自他做都指挥时，与布政司官、府、州、县官交结，生事作为，百般科敛，将百姓每害得荒了，以致连年啸聚不已。及他事发，差人拿问，共计二十八招，都是害军害民的歹勾当。因此上，取回他来打杀了。及打杀了他，广西的百姓都安然无事，也不反了。这般看来呵，那是百姓每要反，则是被他逼凌得没奈何了，所以如此。”见《大诰武臣·耿良肆贪害民第三》，《洪武御制全书》，第934—935页。]

三，在福建，洪武三年（1370）有惠安县百姓武力暴动，洪武五年有同安县百姓攻占县城，洪武十年有泉州百姓攻入安溪县抢走县印，洪武十二年有龙岩县百姓数千人落草雷公狮子岭，洪武十四年有福安县百姓八千余人揭竿而起，龙岩县百姓再次暴动。[南炳文、汤纲：《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168页。]

上述三省情况如此，其他地区也大致相同。总而言之，“在明初六七十年中，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这些起义遍布于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广、四川、陕西、山东和浙江等十来个省份，规模大的有几十万人。一个王朝的初期，农民起义竟如此频繁，地域如此广泛，这在历代封建王朝中也是少见的”。[《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页。]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