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诰武臣》的序言里，朱元璋将洪武士兵生存境况不如猪狗的原因，归结为“管军人员”泯灭了良心，完全不肯听从他的教导：“我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戒言语，若文若武，于中听从者少，努目不然者多，其心专一害众成家。”[《大诰武臣·序》，《洪武御制全书》，第929页。]

但实际上，洪武士兵的悲惨境遇，乃是一种制度性伤害。这种制度性伤害，本书第二章谈“史灵芝案”时，已于《残酷的军事农奴制》一节中有所介绍。这里再结合其他资料略做叙述。

朱元璋建立的卫所制度，是一种颇为特殊的军队体系。按刘基设计的军卫法，明帝国在全国各军事要害之地建立卫所，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所，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一百二十人为百户所，百户所下设有两名总旗、十名小旗。卫所之上，设有都指挥司，相当于地方军区。与这种军队建制配套的，是军户制度。卫所里的所有军人都来自军户。军户是一种世袭身份，每一军户必须出一人服兵役，或作士兵或任军官，家中符合当兵年龄的其他男丁则称作“余丁”（军官之家则称作“舍人”）。余丁平日里从事农业生产，前线服役者去世或逃亡后，便由余丁补充。军户由朝廷授田若干亩，除了每年缴纳税粮外，本户军士的月粮和日常军士开销，都需从田亩收入里支出。此外还需纳粮作为卫所军官的官俸。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要让明帝国的军费与兵员皆可得到稳定的供应。钱粮来自军户，兵丁来自军户，朝廷只需牢牢控制住百万军户，向他们汲取人力与物力，便能保证帝国的战力永盛不衰。唯一的代价，是军户将因此变成一种远比士农工商更悲惨的特殊阶层。[程念祺：《明帝国衰亡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7—70页。]

军户的悲惨主要体现为两点。

第一，军户是一种非常低贱的身份。洪武初年的士兵，主要有三大来源。一是从征，也就是元末跟随朱元璋等起兵的百姓。二是归附，也就是自元军及群雄势力中投降归来的部队。三是征发与谪发，前者是强迫普通百姓参军，后者是因罪充军。洪武中期，朱元璋启动各种政治运动来打击官员、胥吏以及所谓的游民，被充军者虽非军队的主体，人数却越来越多，“不务生理者”会被充军，“游食者”会被充军，“主文者”与“野牢子”也会被充军。朱元璋在《大诰武臣》里讲了许多同情底层小军的话，但大量有罪者被充军，本身便意味着军人在洪武时代是一种很低贱的身份——洪武时代以罪人充军，罪人的子子孙孙皆为军户，曾有过“恩军”[《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二，洪武二十七年夏四月癸酉条。]“长生军”[（明）陆容撰，李健莉校点：《菽园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的名号，意思是罪人本来该死，让他们充军属于法外开恩。

但也不是所有的罪人皆能充军免死。《大诰武臣》的第七条里，朱元璋痛斥了地方军官，说他们不该收纳“积年害民”“害民吏”“闲吏”“皂隶”等充当军役。朱元璋说，这些人都是朝廷亟欲除掉的恶人，淮安卫的指挥储钦、全州千户所的千户乔义、温州卫的指挥焦益等人，却反将这些恶人收容在军队里，让他们在军中服役，这必然导致军中的好士兵也要被他们“连累坏了”。愤怒的朱元璋将储钦发配去云南充军，将乔义与焦益等发配去大宁充军，将其他军官发配去广西拿象[《大诰武臣·储钦等擅收军役第七》，《洪武御制全书》，第937页。]。在洪武时代，许多遭整肃的胥吏没有被发配充军，而是被罚去做工奴，去服沉重的劳役。

朱元璋不希望胥吏进入军队之中，是因为他觉得胥吏见多识广，有知识和人脉，且懂得明帝国基层权力的运作逻辑。这些人到了军队之中，便会将自己的能力与经验用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这种维护不利于造就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后来曾国藩打造湘军，其诀窍便是招募“朴拙少心窍”的山区农家子弟当兵，“凡标兵之求归行伍者，一概不收；凡练勇之曾经败溃者，亦不复用。大抵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曾国藩全集》（一），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61页。]。为什么不收逃兵败兵？为什么不收水乡与城市之兵，只收山乡之民？道理很简单：这类人生活在恶劣封闭的环境里，恶劣造就犷悍，封闭造就朴拙，朴拙的含义便是他们不懂各种战场全身之术。曾国藩的前辈戚继光，也在《纪效新书》里说过，招兵时“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纪效新书·卷一·束伍篇》“原选兵”，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3页。]。所谓“乡野老实之人”，便是指没知识没见识的底层愚民。

专挑愚民为军，此举本身便是将士兵当成了贱民。

第二，军户这种低贱的身份，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无法摆脱。成了军户后，不但军丁自己的人生丧失了阶层跃升的希望，他的后代也注定要走他的老路（军户的子弟不许过继给他人）；如果没有后代，原籍军户里的兄弟子侄便会被朝廷当作替补，成为新的军丁。

按卫所制度，军丁既要承担戍守之责，又要从事耕作，还要承担各种军中劳役，却没有任何自我救济的合法途径（除了响应《大诰》的号召进京告状），连自杀的自由都没有（死了便需由父兄子侄来补上缺额），他们最终会变成军官们肆意压榨的对象，成为军官们呼来喝去的私人奴隶，便是必然之事。朱元璋所谓的底层士兵过得“不如猪狗”，表面上看是各级军官道德败坏，实质上则是卫所制度的必然产物——底层士兵的自由度与个人权利被剥夺得越厉害，他们遭遇到的压榨与汲取便会更沉重。

士兵们在军中“不如猪狗”的遭遇，反馈到民间，又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比如，普通百姓不愿与军户通婚，导致许多军丁年过三四十尚且未婚——本书前文第二章提到的“史灵芝案”中，与百姓姚小五争妻的军人唐闰山，便是一位没能娶上妻子的底层士兵。

再如，明成祖永乐八年（1410），湖广郴州桂阳县的知县梁善上奏朝廷说：本县百姓充军者多，有些军户家中已只有一丁却仍需“发遣补役”，被征发去补足军队的缺额。被征发之后，该军户家中的田地便荒芜了，“税粮无征，累及里甲”，征不到税粮，便要连累里甲拿出钱粮来补足。梁善希望朝廷变更政策，要么让家中只有一丁的军户不再被征发，留在原籍种地纳粮；要么将其征发到军队中后，将军户家中遗留抛荒的田地，从民田变成军屯田，免除民田的税粮。朝廷的回复是：“军户一丁应合承继者，仍令补役，田土付丁多之家佃种。如果无人承种，准开粮额。”[《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三，永乐八年夏四月戊戌条。]家中只有一丁者，仍需将军户的身份传承下去。田地可以租佃给乡里人丁多的家庭，如果实在没有人愿意租种，可以免除税粮，但军户的传承不能断，该丁必须去卫所补充兵员。

这段记载至少透露了三点讯息：一，到了永乐年间，军户只有一丁的情况已经比较严重，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现象级问题，这很可能是军户的贱民身份造成的直接后果。代代做军户没前途，会抑制生育的欲望；做军户太悲惨，也会让婚姻与养育成为经济难题。二，军户人口规模的萎缩，会殃及本地的普通百姓，军户无法缴足的税粮会转嫁给本地的里甲，官府只按簿册里的定额收取税粮，不足的部分便唯里甲是问，里甲只好自己出钱免灾。三，相比给予只剩一丁的军户以自由，朝廷更在乎维护军队的人力汲取机制。

附带一提，关于军户人口规模的萎缩，有一些洪武时代的资料可供对照。洪武二十年（1387）十月“诏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云南”[《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六，洪武二十年冬十月戊午条。]，这意味着当时湖广地区的军户主要是三丁之家。洪武二十年十一月，汤和上奏说，“籍绍兴等府民四丁以上者以一丁为戍兵，凡得兵五万八千七百五十余人”[《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七，洪武二十年十一月己丑条。]，这意味着当时浙江地区的军户主要是四丁之家。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的政策是“太原等府，阅民户四丁以上者，籍其一为军”[《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十，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丁卯条。]，这意味着当时山西的军户多是四丁之家。大体而言，洪武时代将民户强制变成军户时（不考虑因罪充军者），波及对象主要是家中有三丁、四丁及以上者。如果军户是一种有前途的阶层，自然不会发生现象级丁口萎缩，也不会在永乐年间出现许多军户仅剩一丁这种社会问题。此外，因为成家困难，无丁军户必定不少，只不过无丁户不会成为问题，因为当时的政策是无丁则户除（但有未成年幼丁者仍属军户）。

朱元璋选择以三丁、四丁家庭为军户，不许他们分家，也不许将户中男丁过继给外人，主要目的是确保军队的人员汲取在短期内不会发生问题。这种做法产生了一项负面效应——洪武时代的许多百姓选择脱离大家族变成更原子化的小家庭，目的是缩减家庭的丁口规模，以避免被征发为军户。如福建的宁化县，便是受了“明初患兵籍不足，民三丁抽一丁充之，有犯罪者辄编入籍，至父子兄弟不能相免也”的冲击，变成了一个以小家庭为主的新式社会，“洪武二十四年，宁化之户，一万二千五百八十八，口则四万四千九百三十”[（清）李世熊修纂，宁化县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宁化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1—212页。]，算下来每户只有不到四口人，也就是几乎全部是一丁家庭，一对夫妻加一名子女，至多还有一名长辈（当然，军户制度并非洪武时代大家族消失的全部原因，另一种力量来自朱元璋的富户消灭政策，见本书前文关于“陆仲和案”的叙述）。

洪武时代究竟有多少军户？史料中未见有较为确切的统计数字。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的说法可供参考。陈瑛说：“以天下通计，人民不下一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明太宗实录》卷三十，永乐二年八月庚寅条。]这意味着，当时天下五分之一的人口，属于由明帝国兵部控制下的“不如猪狗”的军事农奴。洪武时代的情况，与永乐二年的情况，大约相距不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洪武时代，实可谓是一个农奴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