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名洪武百姓被强制充军，他的家庭被强制变成军户，他们该如何做才能改变自己急速下坠的命运？

第一种办法是哀求朝廷大发慈悲。

潮州读书人陈质便是这样做的。据《明史·沈溍传》记载，陈质的父亲是军籍。父亲去世后，陈质即被军方勾补进入卫所，来顶替“军事农奴”的缺额。但陈质希望能回去将书读完。此事通过某种渠道闹到了朱元璋跟前。朱元璋特批允许陈质脱离军籍。兵部官员沈溍出面反对，朱元璋说：“国家得一卒易，得一士难。”堵上了沈溍的嘴。[《明史》卷一百三十八《沈溍传》，第3977页。原文是：“潮州生陈质，父在戍籍，父没，质被勾补，请归卒业，帝命除其籍。溍以缺军伍，持不可。帝曰：国家得一卒易，得一士难。遂除之。”]

朱元璋的话说得很漂亮，但现实是，洪武时代的卫所士兵正承受着高强度的档案化管理，陈质能够摆脱军事农奴的身份去念书，实在是超级个案里的超级个案。绝大多数士兵不可能得到朱元璋的特殊“恩泽”。他们没有任何合法手段来摆脱“军事农奴”这一低贱身份。所以《沈溍传》在讲述了陈质的故事后，也不忘紧接着补充一句：“然此皆特恩云。”

第二种办法是向负责征兵的官员行贿，让别人冒名顶替成为军户。

《御制大诰》的第七十三条讲述了两桩此类案件：一，凤阳临淮县的知县张泰等官员，拿了军户陈保仔等人的钱钞，改让本县其他百姓替陈保仔等去充军；二，河南嵩县的知县牛承等官员，也拿了军户赵成的钱钞，改让别人替赵成去充军。因为做士兵当军户太惨，很少有百姓愿意替别人去充军，这类操作的成功率一般很低。这两桩案子便皆被当事百姓告发。朱元璋知晓后，下令将两县官员悉数处斩。[《御制大诰·冒解军役第七十三》，《洪武御制全书》，第784—785页。]

第三种办法是逃跑，也是最有效、最常用的办法。

洪武时代的军士逃跑，不仅指逃离军营，还包括改名换姓脱离军户，成为普通的士农工商。逃离军营相对简单，贿赂管控士兵的基层军官便能做到。《大诰武臣》第十八条里，便记载了一批此类案件：应天卫的百户韦真，收了士兵叶德骥四两银子、二十贯宝钞、一件纻丝袄子后，将其放跑；兴化卫的镇抚陈林，拿了士兵王受钞五十一贯宝钞后，将其放跑；太原左卫的百户刘云，拿了士兵薛尚文、荆希成等人四十两银子、四十贯宝钞后，也将他们放跑；锦衣卫的百户裴兴，拿了力士（锦衣卫士兵的特别称呼）蒋次五等八人九十贯宝钞、五匹夏布后，也将他们放跑了。朱元璋骂这些基层军官：你们这些千户、百户的军功，全是众军集体奋战出来的，“若无了军呵，便做是一个好男子，也阵上浑当得几个人住，当不住，可便输了”——把士兵全放跑了，尔等再如何厉害，到了战场上也挡不住几个人，挡不住便要吃败仗送命，实在是被钱财蒙了心，连“身子也不顾了”。[《御制大诰武臣·卖放军人第十八》，《洪武御制全书》，第943—944页。]

当然，无钱贿赂军官者，也可以趁着出营做工、月黑风高之类的机会逃走，只不过这样做的难度比较大。《大诰武臣》第五条记载有一桩“饿死军人案”。据朱元璋的讲述，该案的大致情节是：平阳守御千户所的千户彭友文，率领五百名士兵离开卫所去承担筑城任务。卫所长达两个月没有给这五百名士兵支派粮食，导致随身带了些盘缠的士兵将就着活了下来，没有带盘缠者“又怕法度，不敢去强夺人的吃，则得忍饥做工，把一百军都饿死了”[《大诰武臣·千户彭友文等饿死军人第五》，《洪武御制全书》，第936页。]。五百士兵饿死了一百人，却没有发生大规模逃亡，只能解释为士兵并非不想逃亡，而是逃亡难度太大。虽然这可能是一桩极端案例（饿死军人在洪武时代不算常见），但多多少少能够说明，直接从军营逃跑的难度，要比花钱买通军官帮忙开绿灯高出许多。

逃跑难度的大小是一回事，要不要逃跑是另一回事。洪武时代之人皆知，充了军便等于一辈子全毁。对大部分士兵而言，不管有没有钱贿赂军官，不管军营的监控强度是大是小，逃跑是唯一的选择，也是唯一的人生希望。

据最高军事机构大都督府的统计，自吴元年（1366）十月至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短短四年间，共有四万七千九百八十六名士兵逃亡。这四万余人的情况被制成名册后，朱元璋下诏“天下诸司追捕之”[《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九，洪武三年十二月丙子条。]。洪武四年，大都督府又上奏朱元璋说，“内外卫所武臣不能约束军士，致逃亡者众”，建议出台相应的问责机制。随后制定的政策是：小旗麾下有三人逃亡，小旗降为普通士兵；总旗麾下有十五人逃亡，总旗降为小旗；百户麾下有十五人逃亡则月减俸一石，减至四石以上时，便要追夺百户所有的敕封降为总旗；千户麾下有五十人逃亡也是月减俸一石，减至十石时便要降级为百户[《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九，洪武四年十一月乙亥条。]。大约同期，朱元璋还在鼓励推动卫所士兵携带妻儿驻守，以减少士兵逃亡的比例。[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命西平侯沐英籍都督朱铭麾下军士，无妻拏者置营以处之”，便是担忧无妻儿子女的士兵更容易逃亡，故须集中到一处以方便管控。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五，洪武二十年九月“辛巳”条。]

对军官问责可以减少一些“受贿脱放”，将家室弄到驻屯地也会增加士兵逃亡的难度。但世世代代“不如猪狗”的现实恐惧没有减弱，士兵们的逃亡就不会停止。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无奈承认，明帝国的“无知之民”们“凡遇军士逃亡，往往匿于其家，玩法为常”。为了扭转这种现象，朱元璋让兵部出台了一套新政策：一，将藏匿的逃兵交出来送至官府，朝廷保证不追究逃兵和藏匿者。二，若不主动交出逃兵而被官府查出，藏匿者与逃兵同罪。[《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三，洪武十六年夏四月戊子条。]

洪武十九年颁布的《御制大诰续编》第七十一条，相当于上述政策的升级版。其主要内容是：

一，朱元璋承诺说，他不会追究那些主动自首的逃军和藏匿者：

若逃军改名换姓影在境内，闻《诰》到日，三五人自行赴官首告，赴京着役。……虽是在逃十年、十五年、十七八年、三五年，亦行尽皆出首，与免本罪，仍前着役。……看了我的言语，你每众百姓将附近逃军，家下影射的逃军，众人好生抚绥送出来……便是你百姓受了逃军财物，隐藏十年之上，如今送出来，也不问你每要罪。

二，朱元璋威胁说，如果逃军不肯自首，两邻与里甲便有举报的义务，“虽是至亲必须首告”——哪怕逃军是自家的骨肉至亲，也必须第一个向官府举报，否则便要承担“连累受苦”的后果。

三，朱元璋还试图在百姓中间造成一种互相举报的恐怖氛围，来将藏匿民间的逃兵们集体挖出。他承认朝廷满天下捉拿逃兵给百姓造成了非常大的扰害，“民怨已满朕耳”，但将这种扰害的根源，算在了“影射（即藏匿之意）逃军之家”的头上，说他们将逃兵藏起来不举报，是在“坐视群民受害”，这种家庭“父母妻子兄弟并无一个为善者”。故此，朱元璋号召“邻里耆宿并豪杰之士”行动起来，将那些藏匿逃兵的家庭“全家拿赴京来”，该家庭将被迁居化外，他们的家产将被赏赐给参与捉拿之人。[《御制大诰续编·逃军第七十一》，《洪武御制全书》，第843—844页。]

互相举报的恐怖氛围确实很快便形成了。朱元璋在《御制大诰三编》中说，“其有亲戚影射，四邻擒获到官者，本人枭令，田产入官，人口发往化外，如此者多矣”，许多逃囚（朱元璋没提到逃兵，但情况应是相同的）被亲戚藏匿起来，结果被邻居们抓捕送入官府。在这种恐怖氛围下，“有父母亲送子至官者，有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送至京者多矣”，为了保全家庭里的其他人，父母只好将儿子扭送官府，亲戚们也只好将其他亲戚们抓送京城。[《御制大诰三编·逃囚第十六》，《洪武御制全书》，第903页。]

举报氛围很恐怖，也确实吓住了一些人。但士兵的逃亡没有停止，因为逃亡的源头是军户世世代代“不如猪狗”，此事在整个洪武时代坚如磐石，没有丝毫改善的迹象。于是，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初，兵部侍郎沈溍仍在就逃兵问题上奏。沈溍说：之前“因各卫军士逃亡”，兵部总共下发了一千四百三十二道勘合文书，让地方政府去抓捕逃兵、勾补军户。结果直到现在，“十二布政使司及直隶府州”负责追逮工作的官吏全都玩忽职守，“俱无回报，是致军伍久阙”，某些地方还出现了“鬻放正名，以族属同姓者发补”的事情，不去抓真逃兵和真军户的男丁，反强迫其他同姓之人去顶替军户充军。[《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八，洪武二十一年春正月戊寅条。]

由兵部发出一千四百三十二道公文可知，逃兵现象仍然极为严重——按洪武四年（1371）吏部的统计，明帝国有府一百四十一，州一百九十二，县一千一百一十三，共计一千四百四十六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明太祖实录》卷七十，洪武四年十二月乙酉条。]。虽然未必是每个行政区划皆下发了公文，也非每个行政区划只下发一次公文（比如有些公文可能发给了地方巡检司衙门），但公文数量与行政区划数量的简单比对，仍有助于理解逃兵问题的严重程度。此外，沈溍没有解释“十二布政使司及直隶府州”为何全都没有动静，仅笼统指责“追逮官吏玩法”。其实，地方政府之所以消极怠工，是因为在《御制大诰续编》的第七十一条里，朱元璋还有一项号召：

敢有违朕之言，仍有勾逃军官吏生事搅扰良民，其良民中豪杰之士、耆宿老人会议捉拿赴京，见一名赏钞五锭。[《御制大诰续编·逃军第七十一》，《洪武御制全书》，第844页。]

朱元璋一面命令地方官府派官吏下乡抓捕逃兵，一面又以物质奖励为饵号召“豪杰之士”与“耆宿老人”将那些“生事搅扰良民”的追逮官吏抓捕入京。如此，地方官府便没有了下乡积极捉拿逃兵的动力，毕竟“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便不错”是官场中人人皆知的道理。积极下乡捉拿逃兵，未必能得到朝廷的奖赏（成果不可控），却有可能被地方耆老与豪杰当成害民者抓起来扭送京城（捉逃兵很难不与地方百姓发生冲突）。风险太大，收益太小，“最合理”的处理办法，便是消极怠工。

朝廷当然也明白这种消极怠工的原因何在。只是，朱元璋公开颁布的政策是不可能更改的，唯一的补救之法，便只有用严格的“数目字”来考核地方官员。洪武二十五年（1392），朝廷出台新的“巡检考课之法”——地方巡检衙门的主要职务，便是抓捕逃兵、逃囚和盗贼。新考核办法规定：

巡检考满，捕获军囚盗贼等项二百名之上，无私杖者升一级，有私杖者对品用。一百名之上，无私杖者对品用，有私杖者降杂职。三十名之上，无私杖者降杂职，有私杖者降边远杂职。不满三十名者，发边远充军。[《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十三，洪武二十五年闰十二月辛卯条。]

大意是，巡检衙门的主官（一般是正九品）要想升职，必须在每个考核期抓捕到二百名以上的逃兵逃囚和盗贼，且没有“私杖”之类的违法行为。想要维持原职位，必须在每个考核期抓捕到一百名以上的逃兵逃囚和盗贼，且没有“私杖”之类的违法行为。如果考核期内抓到的逃兵逃囚和盗贼不足三十人，那该巡检衙门主官就要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去充军了。

用“数目字管理”搞考核也治不了本。明代军人的逃亡之风从洪武时代一直刮到了崇祯时代。据做过兵部职方司主事的明代人陆容披露，唯一能够有效防止士兵逃亡的办法，是永乐时代的“旗手卫”和“府军前卫幼军”采取的政策。其具体内容是：

旗手卫有等军士，永乐间奉有不逃止终本身、逃者子孙勾补之旨。宁老死行伍，无一人逃者。府军前卫幼军，旧亦多逃。近比旗手之例，着为常令，故今亦无逃者。[《菽园杂记》，第66页。]

大意是，永乐年间，旗手卫（护卫皇帝出入并守卫四门的部队）的士兵有一项“优待”，如果自己不逃跑，便只需本人终身当兵；如果逃跑了，便需将他的子孙抓来补足缺额。所以，该部队的士兵全部宁愿老死在军队中，无一人逃跑。府军前卫幼军的士兵以前也经常逃跑，后来照搬了旗手卫的办法，便再也无人逃跑。

陆容说，“盖逃者特为身谋，其不敢逃者，为子孙谋也”——从前逃跑，是军人们想挽救自己的人生；现在不跑，是军人们想挽救子孙的人生。相比恐吓士兵本人，将他们的子孙当成人质，以他们后代的人生幸福做要挟，被证明是更有效的管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