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母亲为我和马里亚诺清理出的那片水泥地是我们唯一可以玩耍的地方。我们的小学没有花园也没有足球场，课间只能在走廊里休息，因为有一棵倒下的松树正好横在院子里。大人们用红白相间的警示带围着树圈出一块地方，告诉孩子们禁止靠近，之后却一直没有人来把这棵树移走，只是在带子断掉的时候再打个结。五年的时间里，从教室的窗户向外看，我一直能看见那棵松树，枝干长满了松针和松果，根部却因为混凝土变得腐朽。它静静地躺在那里，仿佛在告诉我们，它的沉睡都是我们的过失。

我们先前住的那间房子附近有几个小花园，里面遍地都是注射器，就算是白天也能看见坐在长椅上的男男女女，伸着胳膊，针头还插在血管里。他们忘记拔出针头，也没有人愿意自找麻烦，替他们这么做。

要是安东尼娅看见这样的人，就会走上前喊道：有人吗？有人帮他把针头拔出来吗？这时我会生气地大哭。那些人可能会攻击她，抢她的包，殴打她。我对他们没有任何同情，只有害怕。

母亲规定只能在家里玩，只有我和马里亚诺要遵守这个规定，再没有其他人。所以，我们没有秋千，没有滑梯，也没有骑自行车时可能会撞到别人的空地。

安东尼娅担心如果我们去外面玩，可能会遇到她童年时见识过的那种游戏，在那些颓废的、并不属于孩子们的地方。

有一次，母亲和我讲童年的故事，关于她出生的那片社区，关于某天人们张贴布告，说公共泳池已经开始施工，建成后将会为社区居民提供游泳课程，老人和孩子可享受优惠价。同时，市政府承诺将会建造新的设施，开设新的公交线路，清空公共垃圾桶，对夜间那些交易进行管制。

泳池开始挖掘建设，挖土机和水泥先后抵达，然后是工程师和设计图纸，还有市长和参事，所有人都来参观这个永远都不可能完工的项目。

泳池建好了，却没有举行落成典礼。工人们用混凝土浇筑了泳池，用树脂在池内做了防水，安装了跳板，却迟迟没有灌水。

数年过去，那个公共泳池早已变成一抹幽灵、一场闹剧、一个笑话。它本应象征这片地区的新生，却最终沦为失败品。人们开始用垃圾和废弃家具将它填满：床垫、破损的扶手沙发、碎裂的卫生间瓷砖、坏掉的水管。喷洒在泳池里的不是泳池消毒剂，而是杀虫剂；没有救生设备，只有老鼠和蟑螂。

尽管那里无人问津，漫天的臭气被忽视与遗忘，孩子们却还是会去那里玩耍。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附近既没有公园也没有广场，教堂显然也不合适。母亲和她的朋友们会约在那里见面，她们会说：我们泳池见。

那些未曾实现的诺言在泳池中聚成一片泥淖，孩子们坐在跳板上，悬空的脚下是无数翻涌的疾病。

他们在本应是更衣室的钢筋之间捉迷藏，躲在一片巨大的条幅后抽烟。条幅上仍然可见几个大字：市政泳池开业大吉。

上面还写着时间、地点，所有的一切，但人们从未迎来它开张的那一天。泳池墙面上的油漆早已被雨水冲尽，地面的瓷砖也翘了起来。承包泳池工程的公司已经宣布破产，相关部门对他们的一些违法行为进行了调查，然后就没了后续。相关诉讼文件和其他案子的诉讼文件堆放在一起，再也无人触碰。

母亲向我坦陈，从那时起她便不再相信。当政府的人承诺清理街区，帮助那些流落在街角的人，给失业的家庭提供住房，修建新的公园、新的电车线路、新的社会卫生中心时，她不仅不会相信，甚至还要嘲笑一番。

安东尼娅不再期待事情能有什么结果，她会自己去做。泳池已经成了一个被遗忘的幻想，她的孩子不该在污水潭中玩耍。所以如果有什么要清理的，她会去清理；如果有什么要禁止的，她会去禁止；如果有什么要规定的，她会去规定。

看到广场上正在搭建游乐场，就在我们位于安圭拉腊的房子前面时，母亲认为这证明了搬家是正确的选择。不过她也许忘记了孩子的游戏可以变得多么可怕。也许她忘记了想要在游乐场里赢得红色小鱼、毛绒大象，赢得最令人垂涎的奖品，你就必须仔细瞄准，然后开枪。

*　*　*

这样的临时游乐场每年搭建一次，在复活节假期期间，大概持续两个星期。广场一边会搭起几个奇形怪状的银色飞船，上上下下，前端涂成红色，像是火箭一般。这种游戏很受孩子的欢迎，他们拖着父母来到跟前，伸手指着高处的小飞船，把这种机械、重复的运动当作对飞行和未知的体验。

还有一种常见的游乐设施，就是所谓的旋转飞椅，几把椅子由链条绑在圆环上，圆环动起来的时候，椅子也跟着飞速旋转起来，随着加速越飞越高。游戏的奖品通常被绑在一根杆子上，想要获胜，就要使劲推前面的椅子，让它飞得更高，高到足以让坐在里面的人能伸手够到奖品。如果慢慢旋转，那它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儿童游乐项目；但如果参加的人是一群青少年，它就会变成一场邪恶的比拼。我们就是这群青少年，确切地说，我们希望能被看作青少年。可我们只有十二岁，什么也算不上，我们讨厌那些无聊幼稚的玩具火箭，又没钱买烟，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摩托车。

我们对三个游乐项目尤为关注。

第一个是拳击机。机器的下面挂着一个椭圆形的沙袋，击打的力量越大，得分就越高。男孩们能花上好几个小时，甚至是一整天的时间来一较高下。为了获胜，有人助跑，也有人面目狰狞地高高举起拳头。谁若是无法让沙袋挪动分毫，便会被视作失败者，遭到其他人的嘲笑。我们这些女孩会在机器旁围成一圈，旁观他们的输赢；我们欢呼或大笑，嘲弄他们明明没有胡子或其他男性特征，还要装出一副男子汉的样子；我们还会怂恿他们表现得更男人一些。得到最高分的人会收获所有人充满敬意的目光，这时那人就仿佛身着华服，走路时连胸膛都挺了起来。女孩们是不能尝试这个游戏的，当然我们也不想尝试，毕竟一个女人若是出拳伤人，便是不雅，会失去人们对她的渴求。就算我们当中真的有人站到了拳击机旁，也只是开个玩笑，温柔地挥上一拳，连半分都拿不到，那力气就和婴儿差不多。

其次是卡洛塔十分喜爱的项目——碰碰车。广场中央铺设了黑色的车道和顶棚，位置恰好在我家阳台下面。每辆碰碰车上可以坐两个人，车把手上包裹着破旧的皮革，侧面标注着车辆编号。这项游戏唯一的乐趣在于玩家之间相互碰撞，所以每辆车都有厚厚的橡胶保险杠，来减缓撞车的冲击力。然而碰撞带来的欢笑并不能让我们满足。每个人都会选择一个特定的目标，男孩们在远处开车兜着大圈，找到自己看不顺眼的人后再狠狠撞过去，带来一声巨响和相互间的谩骂。而卡洛塔偏爱碰碰车的原因并不在此。它本不过是一个幼稚的游戏，我们却霸占了整个场地，不让年纪比我们小的孩子玩，因为游乐场的管理员发明了一个新的玩法：亲吻游戏。

管理员会在游戏期间的某个时刻鸣笛，所有车听见笛声都要停下来。这时，管理员说出一个号码，坐在对应号码碰碰车上的人就可以站起来，给自己喜欢的人一个吻。得到亲吻的人会收到一枚游戏币，可以免费再玩一次。能够赢得亲吻这件事让卡洛塔很兴奋。她总是让阿加塔和自己坐同一辆车，因为与我相比，阿加塔能收到更多亲吻，而我只能当一个幽灵。我坐的车也许会被抽中，想到这个可能，我就激动不已，手指出汗，不知道该走向谁，该做什么。那些男孩之中当然有我喜欢的面孔，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别的女孩面前被选中，尤其是一个男孩。他叫安德烈，身材修长，额上的头发修剪得十分齐整。与别的男孩相比，他说话没有口音，总是穿色彩鲜艳的短袖衫，眼睛很圆。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安德烈，因为他懂得随机应变：如果有人辱骂，他会还击；如果被点名，他不会退缩；不过他并不好斗，从不挑起争端。

当安德烈的号码被叫到时，他会从车里站起来，然后向我走来。光是想象这样的场景，就足以让我颤抖，但他不会这样做。如果他的号码被叫到，安德烈总是让自己同车的朋友站起来，而他坐着一动不动。我不知道他会看向哪里，有没有看向我，是否在想别的事情，想别的什么人，当他低声和朋友说一些讽刺的话时，又为什么发笑。

卡洛塔热衷于站起来，选择亲吻的对象。她这么做时神态自若，而这正是我所厌恶的。她身上从未显现预想中的焦虑与烦恼，卡洛塔似乎早就准备好应对每一次阻碍、每一次成长，尽管周围的男生发现她将目光投向自己时，并没有表现得特别开心。她身上有些东西并不是那么招男生喜欢，可能是脸，可能是没怎么修整过的眉毛，可能是越来越宽的臀部。

没有人喜欢卡洛塔的吻，但她仍乐此不疲，这让我感到尴尬。每次她站起来的时候，我都会扭过脸去。为了抵御那些不曾给出也不曾得到的亲吻，我唯一能做的便是开着碰碰车挑选撒气的对象，然后加速撞上去，一次比一次更凶狠，我们的身体、脖子和腰也在撞击中向前倾倒、弯曲。当男孩们发现撞向自己的是个女孩时，目光中露出一丝茫然，这比有人站起来亲吻他们时，他们眼神里的虚荣和得意更让我感到愉悦。我穿着早就变形的运动衫，拉起兜帽，遮住自己的头发、耳朵和半个额头，和男孩们一样坐在车里。

你怎么生气了？一轮游戏结束，下车时，阿加塔问我。她赚到了四枚游戏币，足够让她玩上一整夜。而我已经花光了早上马里亚诺给我的钱，只能和别的倒霉蛋一起坐在场地边旁观。

我没生气，这个游戏不就该这样，它叫“碰碰车”，又不是什么“亲亲车”。我答道。

我的语气尖锐、刻薄，声音也似乎并不属于我，但自从在和亚历山德罗的球拍大战中获胜后，我感到这种声音正顺着脖颈向下流去。

从那天起，我的这个同班同学就再也没和我说过话，也不敢告诉任何人打他的是个女孩。事后老师们进行了调查，亚历山德罗的父母也闹到学校来。他们要求赔偿，还说要起诉学校。他们的儿子进了急救室，以后再也无法踢五人足球了。

你想射击吗？安德烈突然说道。我没有回答，四下张望，看他到底在和谁说话。

你想射击吗？安德烈从牛仔裤兜里掏出一些钱，又问了一遍。他在和我说话。

第三个让我们着迷的项目就是射击：靠墙的架子上放着可口可乐、雪碧和芬达的空易拉罐，每个都已经变了形。你可以选择用玩具手枪还是玩具步枪，打落的易拉罐越多，得到的奖品就越多。打落三个，什么也没有；打落十个，一个木偶或一只玩具青蛙、一只玩具老鼠或是一只玩具长颈鹿；打落三十个，一个装满了巧克力的假起泡酒瓶。如果你全部打落，他们就会奖励你巨大的毛绒玩具——一只两米高的粉色玩具熊，脖子上有一个红色蝴蝶结，眼睛又黑又小。

我从来没有玩过，我觉得这个游戏很没意思，就是一个抢钱的把戏。大部分易拉罐肯定是粘在木头架子上的，所以最多只能打落三十个。我看别人玩过，最好的奖品也不过是一把巧克力。后来他们坐在矮墙上，把奖品吃了，回家的时候牛仔裤上沾满了巧克力和烟灰。

我紧紧盯着安德烈，回答说，好，我们试试吧。

他先付了一轮的钱，随后就开始射击。他拿枪的姿势不对，瞄准时也过于匆忙。很显然，他根本不知道武器是什么，相关经验最多不过是邀请朋友一起坐在客厅的地板上，在电子游戏里历经生死。我认为举着枪一定不能像拿着胡萝卜、西兰花或是茄子之类的无用之物，而是要在拿枪时想清楚，到底要向什么开枪。

我看着安德烈打落了几个易拉罐，其余有的只是晃了晃，有的甚至纹丝不动。几乎所有易拉罐都还立在架子上。他的朋友们聚过来，卡洛塔和阿加塔也凑上前鼓励他，尽管之前我们没有相互介绍，但这样一来，现在也算是相识了。在小镇里，只要说过话，只要走得近一些，就算是混进了同一个圈子。

安德烈又掏出一些钱放在桌子上，说现在轮到我了。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挑衅。我原以为的善意似乎变成一种嘲弄。不过毕竟之前玩碰碰车的时候，我曾好几次往他的车上撞，像极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单相思，充满了被理解、被接纳的渴望。那么现在，我就该承受这一切。

我拿起枪。摊位管理员告诉我可以打几发子弹，如果打完之后还想玩的话，就必须另外付钱，而击落的易拉罐数量也要重新计算。一轮游戏只有一个奖品。

我点点头。人群四下散去。没有人想看一个小女孩射击时的丑态，而且她的头发还被母亲剪得乱七八糟，身上穿的衣服也都属于那个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哥哥。是的，也许我能逗得他们哄堂大笑，但我送给他们的这些笑料一文不值。

看见亚历山德罗拄着拐杖走进班级时，意大利语老师眼里蓄满了泪水。她一只手捂着嘴，喃喃说道：不该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握住玩具手枪，慢慢举了起来。在闭上一只眼睛瞄准的那个瞬间，我没有一丝颤抖，也没有心跳加速。这一刻，我只想大喊：你们看啊，现在我也可以玩这个游戏了。

射击开始，罐子一个接一个倒了下去。耳边是易拉罐叮当作响和子弹射出的声音。我接连射落了五个，之后便停下来让手放松一会儿。我根本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感觉自己正伸直胳膊、盯紧目标、扣动扳机，就像第一次唱歌，却发现自己的歌声如夜莺一般美妙。

安德烈在一旁认真看着，试图把这个结果归结为运气，还说多亏有风助力，然后笑了起来。

我举起枪，瞄准第六个易拉罐，扣动了扳机。再次连续击落五个罐子后，我停下来给手枪填弹。管理员顶着一头油乎乎的头发，穿着有粉色栀子花纹样的低胸连衣裙，勉强挤出一脸笑容，用一口外地方言评论着，而我不想明白她到底说了些什么。

有的人平衡感很好，可以像火烈鸟那样单腿站立；有的人跳舞有节奏感，可以感知鼓点的节拍；有的人不需要草稿纸或计算器就能做加减法；还有我，会射击，腿上皮肤粗糙，穿肥大的运动衫，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

光是能够获得奖品这件事就让我十分在意。也许别人无所谓，但我希望拥有许多东西：成堆的鞋子、成堆的口红、成堆的发绳。那个巨大的，有着圆耳朵、圆鼻子的粉色动物玩偶散发着名与利的味道。

我又一次举起枪，易拉罐在我眼中清晰无比，一个、两个、三个，我继续射击。我从小就没有坐过旋转木马；我从小一直想把自己打扮成公主，戴着王冠，握着权杖。可是旋转木马要花钱，王冠和水晶鞋也要花钱。

还差最后一发子弹。我想，现在我身后应该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他们对我的关注充满了不公和恶意。他们在说：她只是一个小女孩，胳膊上没有肌肉，甚至连给自己换条新内裤的钱都没有。

我会像那些临近终点却跌倒的人，成为照片上的失败者；我会变成在最后一个弯道摔瘸了的赛马、摔下马的骑师、搞砸了点球的球员、拿到木头奖牌的选手。输在一步之遥，输在情感，输在分神，输在人性。

我打出最后一枪，可口可乐的易拉罐应声而落。我发现，原来并没有什么诡计：所有罐子都倒下了。我把手枪放在台上。

我的朋友们大声欢呼，心想自己终于成为英雄的同伴，而不是那个在玩碰碰车时落单、在学校被叫作“大耳朵”、穿着二手市场淘来的荧光色短袖衫的丑家伙的朋友。

可是我并没有感到兴奋，还有一个我，停留、冻结在射击的那个时刻。

我抬起头，管理射击游戏的那个女人也正在看着我。

我对她说，我要我的奖品，然后张开双臂，准备好接纳整个世界，整个宇宙。

女人转过身，费劲地把两米高的玩具熊从棚里拽了出来。她几乎完全消失在熊的身后，不知该怎么把这个大家伙递给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把它接过来。它几乎比我高出一倍，就像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巨人。管理员把玩具熊放在我面前，说：恭喜。

她的语气里并没有喜悦，只有对刚才所见的疑惑，大概是想知道我到底有没有作弊，如何作弊的，是不是有人替我射击。我自己也疑惑，不知道是否应该转身确认。

但最终我只是抬头看着眼前这个高大的、毛茸茸的家伙，或许我该抱抱它，给它起个名字。又或许我该把它留在这里，说我并不在意奖品。

谢谢你帮我付钱，我转头对安德烈说道。对于这个结果，他不知该惊讶还是沮丧。

这就叫新手的运气，安德烈试图回答道，眼睛却一直盯着玩具熊，害怕它会倒在他身上。他很想笑，因为我得到的奖品实在太夸张，他根本不想要，但出于某些原因，我们都没有笑。

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又正好看见马里亚诺到广场来找我。已经是晚上九点，到孩子睡觉的时间了。

这是什么？哥哥问。

一只熊，我答道，然后补充道，帮我把它弄回家。

马里亚诺看了一眼围在一旁的孩子，仿佛在看草和石头，便不再多问，抓起熊的脑袋。我也抓住它的双脚，就这样和他一起抬上楼，塞进家门，拖进我们的房间。房间里根本没有地方能藏下它。

*　*　*

母亲正开着收音机，跟着音乐给父亲唱派蒂·帕佛[（Patty Bravo(1948-)，意大利著名女歌手，原名尼科莱塔·斯特兰贝利(Nicoletta Strambelli).）]的歌，而父亲在阳台边抽烟。他们根本不知道，隔壁的房间里多了一只粉色的玩具熊。

但第二天，母亲发现了它，就在把我和马里亚诺隔开的帘子边。母亲看着它，问它是怎么来的。

赢来的。我解释道。

怎么赢来的？

在游乐场，它是一个游戏的奖品。

哪个游戏会用这个东西做奖品？

射击的那个。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发起火来。她咬牙切齿，眉毛都皱到了一起。

马上把它还回去。

不，它是我赢来的。

我不信，你也不需要这个东西。

每个人都需要。

不，没人会需要这么一只粉色的玩具熊。这扭曲的世道，浑蛋的世道，居然让孩子们为了几个毛绒玩具开枪。

我冲母亲大喊大叫，告诉她我不会把东西送走，然后当着她的面摔上门，想让整个房子都随之颤抖。母亲还在房间外叫嚷，说我们不该把射击当作游戏和玩笑，甚至压根儿就不该碰那个东西。但我没听她说话，只是看着眼前的奖品。它体形硕大，面无表情，像一尊斯芬克斯像。

*　*　*

二〇〇一年夏天，我完成了初中学业，喜欢给我们起诡异外号的数学老师成了过去时。我忘记了那片网球场和那件臀部紧绷的泳衣，我把网球拍藏在柜子里，我不曾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我还是不会画直线或是用圆规画圆，我对世事变迁一无所知，我活在地狱边缘，不停跌倒，报复难以预料。

我的童年已经成了回忆：动画片、穿短裙的女主角、跳舞的木偶、零食广告，还有音乐电视频道里的画面。这些音乐短片只有别人家的电视能看到，我无意中瞥过几眼。当母亲终于同意我去朋友家度过几个下午的时候，我就看上好几个小时。我着迷于那些禁忌的画面，而朋友们对此毫不在意。她们自顾自聊天，早就习惯了那些露脐上衣和摇曳的麦克风。

我已经十三岁了，却还保留着初吻。七月已将近末尾，我们家里又迎来一场战争：母亲举起盾牌，马里亚诺拔出利剑，他们站在客厅中间，准备决斗。

我的同班同学会坐火车去，哥哥解释说。

哪儿也别想去，你才十七岁，母亲答道。双胞胎坐在地上，正比赛谁能收集更多灰尘。

不，我要去。这是一次世界级的示威游行[2001年7月，八国集团峰会在热那亚召开前，约20万人聚集在街头，抗议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运作。这场示威游行最终演变成暴力冲突，造成多起伤亡事件。]，清早有一辆火车从特米尼站出发……

什么火车也不许坐，我说最后一遍。

难道你一点都不在乎他们正在对我们做什么吗？他们资助非正义战争，只考虑钱，还有投资。你不在乎那些银行，不在乎那些我们欠的钱吗？而你连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都没有……

你说的那些话怕是连你自己都不明白。你对战争了解多少，对跨国公司或房产又了解多少。你该做的是学习、工作，别让自己被逮捕。

你什么都不懂。

不，不懂的是你。你才十七岁，你不能去热那亚。待在这儿，待在我能看见你、听见你声音的地方，待在我让你待着的地方。

你不是想拯救所有人吗？你不是也会参加罢工，不愿意屈服吗？

我年纪比你大，见识比你多。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而你不知道。你只是个孩子。

我要去，你不能把我关在这儿。

父亲试着发表看法：我们曾经也是这样，安东尼娅。我们也参加过示威游行，走上过街道。孩子们需要参加这些斗争，需要冲到第一线。

是吗，需要？看看我们自己，你没有腿，而我给别人打扫房子，给他们擦屁股。孩子们只需要学习，别的什么都不需要。参与什么政治，都结束了。

只是对你们而言结束了。马里亚诺紧接着说。

这些争执像货运卡车一样从我身边掠过，而我面不改色。我不知道他们在吵些什么，但我有一种冲动，想堵住耳朵，大声尖叫。我讨厌这个家，讨厌它的贫乏和它带来的折磨。

马里亚诺冲着母亲说她是一个失败者。哥哥一字一顿，失——败——者，好让母亲明白他在说什么。

几天之后，马里亚诺起床后假装出门去朋友家，转头便坐上了城际火车，随后是地铁。最后他抵达了特米尼站，登上了开往热那亚的火车。

我们没有手机，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我们没有任何工具，没有任何与外界联络的可能。世界正从我们身边奔驰而过，我们被踩在它坚硬的蹄掌之下，封印在它的过去之中。

母亲用家里的电话给她的朋友打电话询问，给马里亚诺同学的父母打电话，给正在度假的老师们打电话。她询问每一个人：谁给了哥哥买火车票的钱，谁告诉他该坐哪辆火车，谁和他一起去，他会在什么地方过夜。

安东尼娅把收音机调到新闻频道，坐在厨房的桌子旁，把收音机抵在脸颊上，仿佛永远不想与它分开。她的背影就像一个孩子孤独而绝望地坐在被炸毁的建筑物的地窖中。

放心，安东尼娅，他明天就会回来的。平日里暴躁、冷漠而空洞的父亲说道。

闭嘴。母亲愤怒地喊，尖锐的声音穿过层层墙壁，传到我的耳中。是你起头聊什么广场、斗争，是你让他去的，都是你的错。

父母的叫喊声交错在一起，收音机里传出叽里呱啦的声音，说局势发生变化，游行队伍有了变故，现在整体混乱，到处充满恐惧的氛围，警察已经开始介入。那个声音说有人跌倒了，有人正在逃跑。那个声音提到了一些词：黑色方阵[又被称作“黑群”，指一种抗议游行中的战术，其中每个参与者都身着黑色服饰并用各种物品遮挡面部，以达到隐藏身份、保护自己的作用。]、家庭、社会机构。那个声音细致地描述着现场的混乱，然后它宣称有一个男孩死了，之后又数次提到黑色方阵，再之后是灭火器。父母的吼叫声盖过了收音机，说这场婚姻到这里就结束了，他们要分开，永远划清界限，你在这边，我去那边，你最好去看看你的毛病，你现在就该去吃抗抑郁药，你就是个可悲的瘸子，你一天到晚只知道发脾气。

只有在这个家，在这个让我变得神经质的地方，焦虑才能压倒我。我们没有任何马里亚诺的消息，他仿佛已经消失，被茫茫宇宙吞噬。

母亲往背包里塞东西，叫嚷着不管儿子在哪儿都要找回来。无论警察、政党还是武装，没有什么能阻止她把儿子带回家。

我们糟透了。母亲叫喊着，把装了一半葡萄酒的杯子向父亲砸去。

父亲用胳膊护住脸，杯子正好砸中抬起的胳膊肘。当下母亲冲动、暴力，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她不理会睁大双眼的双胞胎，也不在乎站在冰冷的暖气边看着这一幕的我。透过眼前一个清澈的水泡，我看到母亲变得如此扭曲，如此不同。

安东尼娅真的去了热那亚，安东尼娅真的找到了她的儿子，安东尼娅真的把他带回了家。她花费了许多时间，耗费了许多精力，走过了许多我不知道的地方，和许多我不认识的人交谈。她没有说她是怎么做到的，也没有讲起她度过的那些日子。

现在，等待她归来的这个家就像是一道岩层裂隙、一个随着脉搏跳动的伤口、一块破裂的脓肿、一把划开皮肤表面的手术刀。

父亲一直沉默地盯着水池后的瓷砖，而我要照顾他受伤的胳膊，做肉丸，拌沙拉，哄双胞胎睡觉，整晚坐在马桶上，等着黎明到来——因为紧张的时候，我总想上厕所，所以每天晚上，我只能抱着盥洗池睡上一会儿。之后便是循环往复的一天又一天。我擅长射击游戏，也能用球拍打碎别人的膝盖，但是家人就像一针麻醉剂，让我根本不知如何反抗。

马里亚诺到家时满脸惊恐，母亲让他赶紧收拾自己的东西。

安东尼娅说：我不想再这样担惊受怕了，你不配做我的儿子，你什么都不配。

我和父亲不确定眼前的一切是否如想象的那般，我们以为这次事件带来的旋涡已经停歇，现在该修补关系了。

带上你的东西，去奥斯提亚找外婆，我和你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母亲的声音追着马里亚诺。她从抽屉里翻出哥哥的短袖衫、袜子、毛线帽和香烟滤嘴。那只粉色的玩具熊就在一旁，死气沉沉地盯着眼前的一切。

它应该很喜欢这种挫败的场景。我觉得它似乎在微笑，似乎已经知道了我们的结局。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成熟，觉得自己很厉害，那看来你是真的长大了。

我知道马里亚诺想冲到她的身边请求原谅，哭喊着向她道歉，因为我能看见他的眼皮在颤抖，眼神里充满懊恼和苦闷。没有她，我们什么都不是，没有她，我们根本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但是马里亚诺终究没有这么做。他没有道歉，没有告诉母亲她是对的，她说的一点没错：热那亚之行不是他能够承受的。

父亲推着轮椅来来回回，他的手肘缠着绷带，脸上挂满汗水。七月末炙热的天气正将他一点一点融化，他嘴里一直念叨着：安东尼娅，别说傻话。

但安东尼娅并没有听他的，她的态度显而易见：这个家不是两院分立的议会，也不是各执一边的天平。这个家她说了算。

马西莫看着马里亚诺拿起母亲给他收拾好的包裹，看着他把未来夹在胳膊下。数年来的极尽丑态、怒目相对、恶语相向，让这个小伙子、这个讨厌的孩子、这个小麻烦精像极了自己。父亲似乎有些于心不忍。

马里亚诺，你不必离开。马西莫说，语气里带着雾蒙蒙的清晨中那种迷茫的气息。

安东尼娅没有理会，带着哥哥走到门口。

哥哥只是短暂地扫了我们一眼：我、我的父亲，还有双胞胎。

受挫的父亲紧紧抓住轮椅两旁的轮子，清楚自己无法站起来，干预眼下的一切：他只能无能为力地看着母亲做决定。

随着大门砰的一声，哥哥走了，仇恨与疏远的帷幕落在我们身上。

接下来的几天，我问两个朋友有没有在电视上看见有关热那亚的报道，她们说没有，电视上正在播《恋爱时代》[Dawson's Creek,1998年开播的美国系列剧，被誉为“美国青少年成长教科书”]，她们觉得乔伊显然更加喜欢帕斯。

我笑着说：当然。我觉得自己就像湖里的一条鳟鱼或白鱼，蠢得无可救药。

*　*　*

七月即将结束，我坐在自行车的座位上，飞驰着迎向八月，然而骑车的不是我。

只有少数家境优越的孩子才有摩托车，我们只能骑着生日时收到的自行车到处闲逛。我不会骑，我连自行车都没有，所以我找了一个叫费德里克的男朋友，他个头没有我高，脸长得很对称。他每天下午都会殷勤地骑车来我家楼下，然后载我去假期里和其他人碰头的地方。那些人不是游客，而是和我一样乘火车往返罗马的学生。

我们把碰面的地方叫作小广场，但那不过是克劳迪亚住宅区里几条街道的交会处。这个住宅区是安圭拉腊别墅区的一部分，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通往马尔蒂尼亚诺湖的马路。

小广场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没有酒吧、报刊亭或台球室，只有一盏路灯和几条马路，可以在路灯周围坐着，可以去马路上飙车。这里是小镇新开发的地段，离湖边不近。

附近能玩的地方不多：一个付钱才能进、冬季会开设游泳和水球课的酒店游泳池，堆满了干草的私家农田，还有一栋未曾出租、荒废多年的小别墅。

阿加塔和卡洛塔说费德里克肯定爱我，正是因为这种爱，他才会每天费力骑车上坡，带我往返小广场，还为了我牺牲友谊和自我。但我对费德里克只有感激之情，刻意保持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只把手搭在他的腰间，从不抱紧，到了小广场之后，我也只冷淡地与他说几句话。

费德里克是安德烈的朋友。安德烈和其他几人一起把小广场作为据点，经常带着烟，花上大把大把的时间谈论足球赛的结果。如果有人带了球，他们也会踢上几脚，但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思的还是去那栋荒废的小别墅。

那时我对性没有任何概念，有时我在枕头上蹭来蹭去，却不知是为了什么；还有在马里亚诺的杂志上看到的图片，在路上听到的对话，看到的广告宣传画。我的想象力十分匮乏，经历也仅限于毫无波澜地看见那两个没穿衣服的双胞胎弟弟。父母已经很久没有性生活了，没有人想知道为什么。如今，他们的关系前所未有地疏远，两人执着地沉浸在相同却也不同的痛苦中无法自拔。

唯一在这方面有明确想法的是卡洛塔，她把身边那些男孩对她的请求和爱意都毫无保留地告诉我和阿加塔。她瞪大眼睛，眼神里充满胜利的喜悦，让我觉得反感、恶心。

我和阿加塔为自己在这方面的无知感到羞耻，我们总是在所有事情上都落后一步：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不明白怎么做，没有傲人的身材，没有胸，没有屁股。我们就像两个木头人，迷茫地漂浮在童年的尾巴上。

卡洛塔谈起弗朗西斯科、维琴佐、洛伦佐的时候，阿加塔似乎比我更感兴趣。每一天，在卡洛塔收藏的故事和经历中，总会多出一个新名字。

在这种情况下，我唯一可以肯定的便是自己对安德烈的兴趣，只有他才能让我感到激动、雀跃。距离游乐场那件事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我还未曾向安德烈或是我的朋友们提起马里亚诺和他被赶出家门的事，也不愿让任何人察觉家中持续的冷战。安德烈看似尊重我，但这种尊重到最后就成了疏远。他不会向我借烟或借钱，不会让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也不会和我一起在田野中漫步，像碾死小虫那样用石头砸开松子。

关于卡洛塔的传闻、指责、谣言和猜疑很快就流传开来。名单越来越长，和她亲热过的，抚摸过她的，把手放在她大腿间的，拉开牛仔裤拉链的，跪倒在她面前的。从两个到二十个，再到三十个，似乎整个小镇的男人都见过卡洛塔赤裸的身体，满足于她给他们带来的欢愉。

我和阿加塔有时会在卡洛塔家过夜。一天，我们三人像往常一样挤在那张一米二宽的单人床上，听卡洛塔细数那些让我和阿加塔觉得陌生的亲密时刻。

当我们问她是如何做到的，卡洛塔回答：很简单，你坐到他身后，伸出手摸他就行。

我睁眼看向天花板，看到墙上的海报：流行歌手、演员、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和没能获救的杰克。我想，我们大概和他一样，永远也无法得救。

卡洛塔坚持认为我应该向安德烈表白，她说这些男孩面对女孩亲热的请求时从来不会说“不”，我回答做不到。其实我只是不想，又不知该如何解释。

如果你只是坐在他们的身后，他们又看不见你的脸。我注意到了这一点，把想要说的话又憋了回去。

之后的某个下午，我和阿加塔坐在小广场的路灯下，等了卡洛塔好几个小时。她本应四点到，但现在已经六点了，还没有看见她的影子。费德里克告诉我们，她和五个男孩去了那栋荒废的房子，没人知道她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阿加塔告诉他：闭嘴。

而我只是坐在一旁，觉得自己不该继续揣测，继续为卡洛塔的迟到焦虑。我们应该起身走进那栋房子，加入她，抚摸，舔舐，也放纵一回。但我们都没有行动，我感觉自己像块石头，需要的只是孤独和克制。

卡洛塔回来的时候，那五个男孩也在她身后慢慢出现，我们认识几个，剩下的从没见过。卡洛塔脸上挂着满足而扭曲的微笑，就像谢幕时的喜剧演员，因为观众的掌声不够热烈，准备躲到后台大哭一场。

最初那种成功的欢喜，那种被赞美和追求的雀跃开始褪去，染上新的颜色。

我站起来，向那栋废弃的房子走去，我从未踏足那里，但现在我想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有哪些对于我们成长的启示，哪些神秘的仪式，哪些关于未来的神谕。

那是一栋简简单单的两层小别墅，盥洗设备已经全部破损，屋子里弥漫着一股下水道的臭味。地上随处可见使用过的避孕套，空了的啤酒瓶，抽过的香烟，还有烟蒂和油漆。有人在墙上画画，还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我在其中找到了卡洛塔的名字，边上还有一个小小的心形图案，是红色的。

屋墙之内，那些误解、那些蜷曲的身体、那些渴望和失败回荡着，以及没有发育的胸部和大腿根部的橘皮组织；还有那因为小肚子而穿起来难看至极的低腰短裤：你已经十三岁了，赶紧节食，别吃冰激凌和糖果，吃得越少越好，直到死去的那一天。

下个星期八月就要结束了，我们都在担忧夏天一去不复返。

高中、班级、同学，许多选择正等候着我们。

我们决定去酒店游泳池，庆祝最后彼此相伴的日子，花上一整天的时间从跳板上一跃而下，烦死那些带着小孩的大人，还要盘腿在太阳下吃梦龙冰激凌。费德里克看我摆弄着空空如也的钱包，便体贴地帮我付了入场费。我小声地说了谢谢，心里却想：要是有人能在他之前站出来就好了，比如说我的某个朋友。

我穿着阿加塔借给我的两件式泳衣，在众人的议论前手足无措。走动时我把毛巾紧紧捂在胸前，而且只待在阴凉处，但几分钟后，我还是变得像西瓜一样浑身通红。我看见安德烈示意我跟着他，想把我扔进泳池里，我摇了摇头。

这阵子我睡得很不好，总是歪着身子，蜷曲着膝盖，缩起脖子和下巴。那块帘子仍然挂在中间，但帘子那边的哥哥已经不在了。我在公共电话亭和马里亚诺通话的时候，他对我说：奥斯提亚可真热。

家里却寒冷无比，我们像雪人一般僵硬地从一个房间挪到另一个房间。我并不想让别人知道这种萎靡的气氛，所以我把它层层锁在逼仄的四墙之内，这就是独属于我的家庭记忆。

我迷失在思绪之中，回过神时，发现自己早已暴露在阳光下，那片阴影已经离我而去。我看见其他人激起水花，沿着池边奔跑，跃入池中。于是我也将自己沉入池水，因为皮肤上的灼热感。可我很快又爬了上来，游泳池里消毒水的味道让我回忆起初中，还有那些我不愿回想起的事情。我匆忙抓起毛巾。

环顾四周，卡洛塔已经不见了踪影。我向阿加塔问起卡洛塔的行踪，她说卡洛塔去洗澡了，因为她准备回家。于是我问费德里克是否也打算回去，炎热和无力感让我身心俱疲。费德里克回答说好，他会在外面等我。

我收好自己的东西，左手拿着从父亲那儿偷拿走的桉树洗发水，右手拿着浴刷，走进了更衣室。水从身上滴落，留下一道道痕迹。我问：卡洛塔？

某个淋浴间传来水流声。

我给你带了洗发水。我接着说。

周围突然安静下来。水流声止住，有两个人在窃窃私语。我站在过道里手足无措。我不知道如何付出自己，不知道如何抚摸，也不知道如何享受。

淋浴间的门打开，安德烈率先走了出来。他没有看我一眼，就从我身边走过，理了理泳衣，拿过毛巾系在腰间。这是女更衣室，我依旧拿着浴刷，手里传来桉树的香气。

卡洛塔也从那个淋浴间走出来，手里拿着泳衣上装，说：我在这儿呢。

我站在原地，一动未动，安德烈也停下脚步，三人形成一个不稳定的等腰三角形。我多希望自己不曾听从直觉，来这里寻找卡洛塔，就像我总能知道桌子是否卡住了父亲轮椅的轮子，双胞胎兄弟是否尿裤子了。对于这些糟糕的事情，我总有第六感。

卡洛塔说“我在这儿呢”之后，我再也没有说话。我就这么顶着一头湿答答的红头发，穿着那双蓝色的系带拖鞋，拖着瘦骨嶙峋的双脚，转过身走出更衣室，离开了游泳池。我一手拿着洗发水，一手拿着浴刷，走向回家的大路。费德里克看见我，问我出了什么事，他已经准备好回家了，可我并没有搭理他。

我感觉自己受到了羞辱，思索该如何做出正确的反应，就像举枪射向目标时那样。卡洛塔知道我爱他，也知道我的无能、沉默和无知。她曾看着我的眼睛，听我吐露真心。如果我没有起身，没有去淋浴间，她大概永远不会向我坦白，永远不会告诉我她背着我犯下的罪孽。

第一次背叛让我深受打击，我将它挂在眉头，而没有让它化作泪水流下。我想象自己拥有一台工业压机，一把钳子，狠狠挤压，让我的怒火把这背叛挤成碎片。我快步走向家，进家门时浑身湿漉漉的，手里还拿着洗发水和浴刷，脚下的拖鞋吱吱作响。

父母正坐在桌子两旁，盯着对方，仿佛在用意念向彼此施展巫术与诅咒。我的身体黏糊糊的，还有些站不稳。一路走来，炙热的阳光直射我的头顶，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在旋转。走了几步，我脚底一滑，重重倒在了地上。

几天之后，纽约的双子塔也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