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终于结束，母亲发现了我从图书馆借来的四本书，其中两本放在了卫生间，另外两本则摆在我房间的床头柜上。

我看见她站着靠在洗衣机旁，来回翻看其中一本，神情反感。那本书的封面是鲜红色的，压印出绿色的文字：“这个家真是一团糟”。

这个琳达·洛姆塞是谁？母亲说这句话时弄错了发音，一连三次都没有说对。我穿着睡衣，赤脚站在浴室门外时，她仍背对着我。

不知道，就是写这本书的人。我回答道，感觉胃里正在翻腾。

她有名吗？她写了什么？母亲一边说，一边拎着书脊晃了晃，仿佛想让书里藏着的什么东西掉出来，那个秘密也许关于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为什么会存在于这个世界。

我的朋友们都在读这本书……

这些书对你有什么用？母亲突然提高语调，转过身来。

整个夏天都在浪费时间，这就是你做的事情。你不是想去文科高中吗？你知道去文科高中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我做梦都不敢想。我就读到初中三年级，之后什么都是靠自己学。看着别的女孩背书包去学校，我却已经在一个老太太家擦楼梯了。几年之后我怀孕了，做了流产手术，后来我又怀孕了，然后就有了马里亚诺。“这个家真是一团糟”？我给你办图书馆的借书证，是让你读该读的书。你去了文科高中以后，难道就和别人聊这个叫琳达还是什么的人，这个谁也不认识的家伙，聊那些花里胡哨的书吗？你这八年都学了些什么？你按我说的，询问图书管理员的建议了吗？

问了，但是她提到的书都太难懂了……

你就是这样，碰到一点困难就放弃，要么就跟大家做一样的事，要么就做些毫无意义的事。

妈妈，这就是一本打发时间的书。我指了指还被她捏在手中的那本书。

书不应该放在卫生间里，它们和理发店里的杂志可不一样。时间流逝，一晃就过去了，亲爱的，你一点有用的书都没读。你还想学拉丁语，想学希腊语？这个家一团糟？

母亲重重地把书摔在洗衣机上。幸亏这是从图书馆借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否则我敢肯定她会把它撕成碎片，吞掉其中几页，然后用剩下的部分清理洒在地上的酱汁。母亲转过身看着我，眼神严肃。

从现在开始，你从图书馆借的书都要先拿给我看。你想和你的朋友们一起去文科高中？那就赶紧好好学习。读书是一种特权。你没有躺平的权利，要么好好学习，要么你什么也不是。明白吗？你想一辈子做无名小卒吗？

我没有说话，脑海里却浮现出图书管理员那张圆圆的脸；刘海凌乱油亮，显然不是经常清洗；被啃咬过的手指上戴着五颜六色的戒指，大拇指上的那个是蓝色的。我想到那些她从地下室搬上来的书，那张当我向她寻求建议时递过来的书单——妈妈希望我能读一些严肃而真实的书，那些能让人战栗、流泪的书。

前阵子我在家里看到了几本……一个英国作家写的书。她叫什么名字来着？母亲面无表情地继续说。

简·奥斯汀。我回答道，感觉自己的脚变得滚烫，深陷在一个炽热的泥坑里，浸泡在由我们的对话构成的热汤中。

她的书难读吗？可他们都已经把那些书拍成电影了。在母亲高声的叫喊中，洗衣机上的那本书就像一具尸体，一个死去了的可怕怪物。母亲的手指死死压在封面上，像是在寻找它的错误。

你又没有读过，我辩解说。

我不算数，我一直在工作，你知道工作是什么意思吗？你要抱怨是你的事，和我没有关系。你可真是烦人。

我垂头丧气、一言不发地回了房间，周围十分安静，只有那些也许我一辈子都不会读的书叫嚣着。我想知道母亲为什么生气，她到底想要我怎么做，她在计划什么，又在期待什么。我还想知道，这是否与哥哥的离开有关，现在她是否发现我是个没用的人，是否打算不惜一切代价地把我塞满，就像塞满一个胸罩、一只鹌鹑或一件大衣。

你在听我说话吗？

我在听。

你就像条死鱼。母亲的目光在我的小腹上停留了片刻。

如果你在你自己选择的那所学校拿不到八分的平均分，那以后你就别想出门了，我会把你关在家里。我和你父亲要花很多钱给你买课本，你必须回报我们。

好。

如果你读不懂我们就一起读，我会和你一起学习。我们必须这么做，而且一定要成功。母亲声音颤抖，她打开洗衣机门，从里面拿出湿漉漉的衣服。这台洗衣机是我们分期购买的，到现在还没有付清。母亲讨厌把深色和浅色的衣服放在一起洗，却也不愿浪费水。她会在我刷牙的时候关上水龙头，还会因为我洗澡超过十分钟而恼火。

“我们”，这个词如同一个禁锢我的监狱，没人问过我是否愿意住在里面。

我选择的是一所富人高中，这是一种惩罚，令我深感痛苦，难以呼吸。在这所学校学习并不容易，因为我们还要学习那些不再使用的语言。我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朋友，她们要去，那么我也会去。然而事实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丝小小的躁动，像一颗橡子、一只昆虫——那是我母亲的声音，我一定要向她证明，我并不是一个没用的人。

那个看不见的“我们”控制着我，给我带来的却只是空中城堡和一片片泥潭。

*　*　*

高中第一天我就发现，原来富人们学习的地方也有破败不堪的墙壁、地面被树根拱起的庭院，还有弥漫陈年汗水的酸臭味的体育馆。

三层高的教学楼由红砖砌成。这是一座紧凑的长方体建筑，周围环绕着几棵松树，树干笔直，枝叶稀疏，还有停车位和一个小小的足球场。教学楼的地下室里则是一片排球场，几排可以攀爬的架子，一个破破烂烂的小鞍马，还有像香肠和火腿一样从天花板上垂落下来的吊环。幸运的班级被安排在顶楼上课，他们能从窗户看见踢足球的男生；而倒霉的班级则被扔到地下室礼堂的旁边，那里更冷，墙壁是石膏板做的，一拳就能打碎。偶尔有几缕阳光不小心斜射进来，一切都散发着霉菌和苔藓的味道。

我就是在这里开始了高中的第一年：像地下室里的一只老鼠，一只蟑螂。

就算到了新学校，我也很快发现了自己一些显而易见的缺点。比如呼吸短促，足球课上不想运球，排球课上不爱扣球；再比如，我穿的毛线袜总是松松垮垮，运动裤膝盖的位置也破旧得不成样子。我总是又冷又困，渴望得到赞赏，希望每一个人都不忽略我的存在。我想在人们面前高声地告诉他们：看，是我，我在这儿。

学校的围墙和教室里到处都是字迹：对那些最令人害怕的老师的咒骂、被抹去的爱的宣言、被偷走的手机的电话号码，还有去年年底丢在学校外墙上的鸡蛋留下的蛋壳和蛋液的痕迹。

这所学校也在卡西亚大道上，但距离我家更远一些，下火车后，我还需要乘坐211路公交车，它的终点站位于一片住宅区的南入口。奥尔吉亚塔，那里有网球场、高尔夫俱乐部，像帝国议事广场[古罗马时期建立的公共建筑群，现位于罗马市中心。]一样奢华的府邸安装了门禁，用人和园丁穿行其间：总之，它是罗马远郊一处极其富有的地方。

我每天早上六点就要起床，为的是八点二十分能准时出现在教室。我几乎不吃早餐，只能匆忙吞下几口牛奶、几块饼干，因此时常饿得前胸贴后背。火车越来越糟糕，简直就像拉牲畜的车厢，乘客紧贴在自动车门上呼吸，连打喷嚏都不知该往哪儿扭头，车厢每次摇晃都会引来一片咒骂。通常一下火车，我就要开始奔跑，书包也在我的背上跳动，因为我看见211路公交车已经出现在停车场的另一头。

公交车上并没有多少座位。它会经过我之前就读的初中，那里如今在我的眼中就像一株冬末的植物，瘦小、干瘪、绵软。公交车驶过学校，慢慢悠悠地向前挪动。有的路段受到红绿灯的影响，时速绝不可能超过三十公里；有的路段又突然清净了许多，车流就像血液流动在最健康的动脉中，一路畅通无阻。

不过有时事情就没有那么顺利。要是赶上好几次延误，我们就不得不在通往罗马环城高速的岔路口下车，然后步行前往学校。汽车排起长龙，我在它们排出的尾气间穿行。阿加塔指给我看时，我才注意到那个小小的祭坛，它的周围环绕着一圈栅栏，中间有一束假花，两张相片的金属相框早已锈迹斑驳。有人告诉我们，几年前，两个女孩骑摩托车撞上了路灯，在这里结束了她们年轻的生命。我想，这大概是一个悲伤的先兆，预示在五年的高中生涯中，我每天都会与她们相遇，而我并不知道她们是谁；我还会想象自己也像她们一样，变成路边的一张照片，旁观冷漠的人们匆匆赶往各自的目的地。

我和阿加塔分到了同一个班，而卡洛塔最后改变了主意。比起罗马的高中，她偏爱地方的中学，于是去了一所位于布拉恰诺的文科高中，就在马里亚诺的学校附近。

游泳池那件事之后，我再也没有和卡洛塔说过话。我们之间仿佛酝酿着一场无声的风暴，每当有人提起她，我都会表现出对她的怨恨和唾弃，仿佛她的名字是一只蜘蛛或蚂蚁，将要淹死在我的口水中。我知道自己说的每一个贬低她的字眼都会传到她的耳朵里，所以我毫不避讳对她的羞辱和诋毁，将所有的恶言恶语像扔石子和尖刀一样抛向她。

如果她和我打招呼，我会扭过脸去；如果她走过我身边，我会像拳击手那样猛地跳起，仿佛要准备出手那般。卡洛塔一次又一次地接近我，钻入我竖起的高墙缝隙，却又总是像即将脱落的墙皮一般，被我刮下、剥去、扔掉、甩在地上。

我不想知道她正在和谁交往，和谁约会，也不想知道她在新学校过得如何。我不理会卡洛塔的话，在她抱怨时发怒，在她倒霉时大笑。我觉得她说的每一个音节都是谎言，不过是为了重回我的身边，而我只想让她再次落入羞愧的深渊。我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她拿着毛巾、从浴室里走出来的那一幕，闻到桉树的味道，浴刷的刷毛似乎仍紧紧压在掌心。

和阿加塔同班让我可以理所当然地排挤卡洛塔。她不能加入我们的聊天，因为那个世界只属于我和阿加塔，而她只能存在于我们的闲谈和讲述之内。就算她难得与我们凑到一起，我也会假装她只是一个幽灵。我会说起和卡洛塔无关的事，那些独家的校园逸事，以及其中大量的细节。我装作只和阿加塔说话，但是语气高昂活泼，声音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我会编造一些传奇故事，夸耀同学的财富，来强调卡洛塔与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属于那个世界，而卡洛塔不是，因为离金钱愈近，愈能嗅见它们的味道，而财富是会传染的。说这些话时，我根本没看卡洛塔。

在公交车上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上车，我就感受到一种侵略性的氛围：女孩们的香水味很重，那是办公室白领身上的味道；男孩们会在冬天穿鹅绒羽绒服，羊毛帽子上带着显眼的商标。他们看上去如此相似，你压根儿分不出谁是谁。我们这些学生有的来自奥尔吉亚塔，有的来自勒鲁格。这两个居民区位于罗马北部，里面只有三层小别墅，前后有花园，还有带跳板的游泳池、波斯地毯和单独的衣帽间。来自这两个区域的孩子一眼就能认出彼此。他们不怎么和我们一起乘坐公交车，因为他们很快就到了骑轻便摩托车的年纪，然后是微型车。后者的尺寸虽然比普通汽车小，但是发动机和拖拉机一样聒噪，而且十八岁以下的人也可以驾驶。我还没有自行车，他们却已经握住了方向盘。我们早早就站在两个平行宇宙的边缘相望，中间横亘着整条银河。

阿加塔从来不缺什么，在我看来，她的一些习惯如此遥不可及。可即便是她，现在也很难比得上那些衣服穿完就丢的孩子。

我们从不敢奢望买一双耐克或是阿迪达斯的新鞋，而他们在生日第二天就穿着从康多提大道[又被称作“罗马名牌街”，集合了许多世界一流的奢侈品名牌店。]买的普拉达的鞋、背着古驰的背包来学校。他们把笔记本和笔塞进名牌包里，而我们仍背着初中时用的书包。

有一次橡皮用完了，我和母亲一同去文具店。我央求母亲给我买一本黑色的“备忘日记”[意大利文具品牌，其代表性产品是一款包含日程表的年度日记本。]，她看了一眼价格，就告诉我这种本子我们自己就能做。只需要和往年一样，把两本小尺寸笔记本的所有内页分成两半，标上数字和日期，再把用来写待完成事项的位置空出来就行。

我盯着货架上贴满水钻、印着湿漉漉脸蛋的小狗图案的贺卡，近乎大喊着告诉母亲，我想要一本真正的日记本，而不是手写的日期、自己画的日程表，还有年复一年的欺骗。作为回应，母亲用膝盖狠狠撞了一下我的膝窝，然后无视我的要求，买了她认为我需要的本子，她认为我需要的笔，她认为我需要的铅笔盒。可是那个铅笔盒太长了，还是淡粉色的。

我就像一瓶过期的酱料、一袋融化的速冻食品，立即被这所新学校抛在一边。正因如此，我决定留下来，带着我破烂的书包和充作日记本的笔记本，扎根在这里。我竖起街垒，展开斗争，看见战场便一头扎进去。

我的红头发又长了回来，但对称的长发让我的脸显得愈发瘦削。我把耳朵严严实实地藏起来，从来不扎马尾，也不盘发。我没有胸，也没有屁股，但身形苗条，于是我开始穿上为数不多的几件修身的衣服，向所有人展示我纤细的腰肢和手腕。我会在火车上偷偷涂睫毛膏，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宛若新生。我要忘记别人对我的蔑视，时刻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如果你不富有，便只剩一样东西能拯救你，那就是美貌。我一边如此反复告诫自己，一边开始更频繁地化妆，用食指把脸颊往下按，用眼线笔加深下眼睑的轮廓，让自己的眼睛成为所有人关注的对象。我拥有的东西不多，但我会利用它们，让自己免于沦为像母亲那样的人：被社会冷落，做过工人，也洗过碗碟，穿着从露天市场淘来的亚麻外套，只为装成与自己全然不同的身份。我不想再做之前那个满是缺点的小女孩，我想成为被人爱慕的女人。这种转变让我心痒难耐，于是我一头扎进了这场关于身体与凝视的病态竞争中。

开学一个星期后，我告诉费德里克我们应该接吻。这件事对我来说如同一场洗礼，没有重播也没有掌声，我们不会去那栋废弃的小别墅，也不会再一起骑自行车出去玩。对我来说，费德里克如同一条鳕鱼，你把它放在冰箱里，知道万一晚餐没有食材，你总可以用它来凑合一顿。

这个吻不伦不类，像是反复的啃咬，而不是内心情感的表达。口水顺着嘴角流下。费德里克比我还要矮，头发散发出浓重发胶味，他的礼貌在这个时候成了一种累赘。

一切发生在小广场的一堵矮墙后，几棵松树下，许多毛毛虫不断掉落下来，既不隐蔽也不显眼。费德里克询问我们是否还会见面，我用手背擦了擦嘴，不希望这个含蓄的求助留下任何痕迹。

我答道：不，我还有别的事要做。说话时，我早已转身离去。

*　*　*

位于地下的教室让我们这些学生仿佛昼伏夜出的动物，我们像飞蛾扇动翅膀般使劲眨眼睛，只为了保持清醒。

我和阿加塔坐在中间的位置，前面的学生痴迷于学习，后面的学生压根儿不想知道课本上说了些什么。我相信，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有着和我一样紧迫的需求：不要让成绩低于平均分，不要让母亲心中那条长着三条尾巴的恶龙苏醒。

我们班男生不多，几乎每一个都很丑。我不止一次和阿加塔说起，别的班至少还有一两个看得过去的男生，而我们班一个也没有。一个男生一说话就脸红，头发细软、稀疏；一个男生脸盘硕大，身材矮胖；一个男生头发油腻，皮肤上长满了痣；还有一个男生门牙歪斜，鼻子也有些扭曲。对他们，我只感到厌恶，想把他们埋进土里，扬到风中。只有一人除外，但原因和相貌无关。他叫萨穆埃莱，已经留级了两次，是班上唯一的留级生。他还没到毕业的年纪，所以只能蹲在同一个年级，不过他对此不太在意。他有一张稚气未脱的脸，嘴唇饱满，甜美的眼神中混杂着凶狠，经常穿着一身运动服和一双破旧的球鞋，可各种细节表明，他是富人家的孩子，比如手表、手镯，还有项链。球鞋的确穿旧了，但是每星期一换——下午他会去踢五人足球，这让他的球鞋坏得很快。萨穆埃莱从不背书包来学校，而且总是迟到。到了学校之后，他往前排一坐，不是睡觉，就是拿一份报纸或是一本不属于教学内容的书静静翻阅。他让我们这些笨拙可笑的新生感到害怕与敬畏。他经常在教室里给自己卷几根烟，或熔一些哈希什[一种大麻提取物。]，这样就能在课间来上一根。剩下的时间里他忽略我们的存在，仿佛我们都是青蛙，而他是那位王子。一下课，他就会跑去找他以前的同学或是高年级的学生，他们都是学校代表，很快就要进入大学。

这也太可怕了。一天早上，阿加塔对我说。

那天，萨穆埃莱一大早就喝了几瓶啤酒，第二节课才满身酒气地出现在教室。他穿着黄色的运动衫，双眼浮肿，英语老师问他作业的情况，他却含糊不清地回答：月亮今晚就要落下，世界就要完蛋了。

我们在一片神圣而颤动着的寂静中保持沉默。

拉丁语和希腊语课令人备感煎熬。老师顽固死板，强势掌控着我们。甚至不需要提高嗓音，她每一个否定的眼神都像黑夜一样将我们裹挟其中；只要说出一个名字，就是判了我们的死刑。连萨穆埃莱都对她十分尊重，在她的课上，他从不捣乱，只是打瞌睡。老师也没把他看在眼里，在她看来，萨穆埃莱和墙根的苔藓并没有什么区别。

头几个月，我们被这两门所有人都不明白，也不想明白的语言折腾得焦头烂额。每个人都像机器人或是木偶那样，在火车上、在厨房里、在课间一遍遍背诵动词和变格。我们夹着字典进进出出，每一本都有几公斤重，像是一袋面粉，或是装满的油瓶。

我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字典又旧又脏，这还是多亏我母亲的一位朋友帮忙才买到的二手货。字典的纸张已经泛黄，空白处还有其他学生抄写的笔记，字迹晦涩难辨。因此我在做可怕的希腊语随堂测验时，根本没有空间用铅笔记下需要用到的动词变位。

我一遍又一遍地翻阅字典，不禁疑惑：我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我告诉自己，就算在希腊，大概也没有人会这种古老的语言了。

头几次我只得到了可怜的及格分，还有满篇红色的修改痕迹，我压根儿不敢让母亲看。我把它们藏起来，偷偷在笔记本上伪造母亲的签名。对于别的学生来说，能拿到六分就值得庆贺，对我来说却是一场灾难。

自从马里亚诺去了奥斯提亚，安东尼娅就把所有心思放到了我身上。之前我与哥哥共同承担的批评和家务也都落到我一个人头上：从洗碗到做饭，从熨烫衣物到给双胞胎铺床，我需要一直帮母亲忙东忙西。

把你的活儿干完，然后赶紧去学习。每天她都得唠叨上这么一句。

我不再出门，也很少能与朋友们待在一起。我早已忘记了费德里克的味道，而安德烈的事成了禁忌，已经落幕。

母亲对我展开追捕——我是狐狸，她就是猎枪。一天，我放学回家，她指着厨房桌上的一本新字典对我微笑。

她说在菲斯塔女士家打扫卫生时，问应该给喜欢阅读的女孩送什么礼物，而菲斯塔女士简洁、坚定地回答：字典。

这样你就可以对照它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了，要是我也能有这样的学习机会该多好。看见这本字典有多棒了吗？所有的单词，所有的都有……

安东尼娅随意翻开意大利语字典，给我看其中的几页，把眼镜架在鼻尖上：melologo[意大利语，意为“旋律剧”即本章的标题。]，来源于melos[古希腊语，意为“旋律、曲调”]和logos[古希腊语，意为“话语、文字”]的组合，你明白吗？这些就是你应该学习的东西。“在音乐伴奏下朗诵的文本。”读一下这里。

母亲把字典放进我的怀里，脸上仍带着微笑，眼里闪烁着梦想的光芒。于是我看着她之前指的地方，大声重复道：melologo。然后我读完了整个词条。

之后的几个月，我一直阴沉着脸，也不怎么说话，但母亲那一刻的喜悦让我难以忘怀。我觉得我不能让她伤心，于是我翻了翻字典，选了一个新词。时间又回到我们第一次一起学习单词的时候。我高声读出的每一个词都会让她激动。她重复这些词，希望能拥有它们，带着永远无法摆脱的方言腔调。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我满足母亲的愿望，却让我与自己的快乐渐行渐远。

自从收到母亲的礼物，我的时间愈发紧张，学习成了不得不做的、令人备受打击的事。我一刻不停，从不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而是只靠用功。我执着地追求分数，从六分到六点五分，从六点五分到七分，从七点五分到八分。当希腊语老师返还给我的随堂测试上写着九分时，我猛地站了起来。

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我，随后窃笑起来，但我不在乎。我看见他们在课上或是随堂测试时在课桌下面偷偷玩手机、传纸条、偷看别人的答案，而我的脑海里则回响着安东尼娅的那句话：你就是这样，碰到一点困难就放弃。

尽管拿到了九分，我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母亲，因为这个分数的重要性相当于我第一枪打中的那个易拉罐。我要继续射击，直到架子上一个罐子都不剩。然后我会找到母亲，告诉她，我得到的不只是没用的奖品。不只是巨大的粉色玩具熊、橡皮糖、巧克力。我为荣誉而战，我不会放弃。

我连续三次在几个科目，甚至包括数学在内的随堂测试上取得了好成绩，同学们也注意到我的能力，一时间不知该做出怎样的反应。同学们不讨厌我，不会把我当书呆子而排挤我；但我也没那么富裕，不像那些不爱学习的有钱孩子一样会被人挑衅或是讨好。

于是他们开始在考试前寻求我的帮助，想让我提供复习笔记或是建议；随堂测试时，他们伸手过来，想看我的试卷。我会尽力帮助阿加塔，因为她很刻苦，成绩却跟不上；还有那些在我看来并非不愿努力，而是真的遇到困难的同学。然而有一次，意大利语老师刚走出教室，萨穆埃莱就走到我的课桌旁，粗暴地从我手中抢过试卷，想要看看开放题的答案。我无法继续坐着忍受这一切，于是猛地站起来，夺回了试卷。回到你的座位上去，我告诉他。我的眼神坚定，语气严厉。

萨穆埃莱俯视着我。他身形黑瘦，眼睛也眯成了一条缝。对于别人的拒绝，他表现得很没教养。

你不过就是个可怜虫，屁股上打着补丁的书呆子。他用方言辱骂我，强调我惨淡的身世，告诉所有人我是班上唯一的穷孩子，一个异类、一个外来者、一个走了狗屎运的家伙。

我没有回答，因为老师回来了。阿加塔碰了碰我的胳膊以示安慰，她以为我除了哭泣，不会再做什么。而我移开她的手，一边抚平那张被弄得皱巴巴的试卷，一边盯着萨穆埃莱的背影。

母亲有一个塞满了碎布头的篓子，她会把这些布缝在衣服上，用来加固裤子，修补漏了的口袋和磨破了的关节部位，或是遮掩短袖衫上烫出的破洞和洗不掉的污渍。

课间休息的时候，萨穆埃莱第一个走出教室，我跟了上去。看见他走上楼梯，我也紧随其后，爬了几层楼。然后，我来到楼顶，看着他消失在禁止学生入内的天台。

我也上了天台。阳光洒在冰冷而宁静的罗马上空，狠狠照进我的眼睛。除了萨穆埃莱，天台上还有其他男生，都比我大。

这时，萨穆埃莱才注意到我，还有我的一头红发。

你想干什么？他转过身，嘴里叼着没有点燃的烟，眼神充满了焦躁和嘲讽。

一幕幕画面又一次在我脑海中闪过：那些辛劳和争吵，我的绝望和野心，还有那些不被尊重、不被理解的地方；图书馆和母亲的威胁，一页一页又一页的书，母亲微笑着重复：melologo，由melos和logos组成，意思是音乐和话语；图书管理员蒂齐亚娜的刘海；那份不读完就只能做无名小卒的书单，那些我不应该用来打发时间、休闲娱乐、逗人开心的书；学习时父母厮打的叫嚷声；坐火车或是在卫生间时放在膝头的书；夕阳西下，我却被困在家中无法出门，我的分数起起落落，评判着我。斗争与复仇的愿望随着思绪滋生，现在我不再手无寸铁，我已经明白了几件事：我会射击，会打架，会骂人，也会接吻。

我握紧拳头，脆弱的、瘦骨嶙峋的身体里生出一股疯狂的力量和随时准备抗争的勇气。我冲萨穆埃莱的脸狠狠挥了一拳，击中了他的右眼。萨穆埃莱向后退了几步，捂着挨打的眼睛，用另一只眼茫然地看着我。尽管看不清楚，他仍想弄清我身后是不是还站着别人：然而没有，一个人也没有。

可怜虫，说的是你，知道吗？你才是可怜虫，连意大利语都不会写，谁会怕你？你不过是有个有钱的爸爸。我大声叫喊，冲他啐了一口，口水直接落在了他的鞋上。

我不知道自己的猛烈攻势是否能打伤萨穆埃莱。我的指关节现在疼得火烧火燎，浑身都在颤抖，睫毛也被心中积聚的愤怒打湿。我要发泄出来，现在，它再一次降临这个世界。

我的怒火在天台上蔓延，在阳光下做鬼脸，在阴影中穿行，从当场每一个人的身后探出头来。我的怒火是原始而有生命的。它长着脸，还有头发和手；它穿着膝盖处已经磨损的牛仔裤，肩上背着一边已经开线的皮包；它糊涂鲁莽，总穿颜色不搭的衣服。我的怒火不成比例，腿太长，耳朵又小又塌，脚短而多毛。

怒火降临时，我通常会回家去。不是那栋镇上的房子，而是我真正的家，我和马里亚诺儿时画在水泥地上的那些图案。C-A-S-A，家。我坐在其中，坐在我们俩一同勾勒的线条之间。

*　*　*

我坐在足球场四周用凝灰岩和水泥砌成的矮墙边。体育老师说我身体不协调，耐力和平衡也很差，所以他让我围着学校跑三圈。我觉得每个老师让我们做的事都是如此：和跑圈一样，似乎永远无法抵达终点，永远不能靠岸。

另一个班的男生正在踢球，有的人从家里带了球鞋，有的穿着牛仔裤和毛衣上场。他们忘我地嬉闹，在场地中间把球踢飞，抬头望去，足球被阳光镀上一层耀眼的光环，像一块从天而降的巨石，令人无处躲藏。

你是疯了还是什么？萨穆埃莱双手插兜，坐到我身边。我没有搭理他。

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样，你迟早会倒霉的，他又说道。他的那只眼睛微微发红，看来我的那一拳并没有给他造成多大的影响：早知道就把它抓烂了。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倒霉。思索几分钟之后，我回答。

萨穆埃莱看着我。他的脸上既没有愤怒，也没有指责，而是一副自知谎言被识破的表情。从家里带书到课堂上读的人不是傻子，也不会对什么都漠不关心。他根本就不想看我的意大利语测试，那只是他吸引别人关注的一种方式。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见他不再说话，我便指着一个头发稍长、发尾微微上翘的男孩问道。

不知道。萨穆埃莱一边回答，一边掏出一根烟，紧紧捏在食指和拇指间，仿佛想把它捏断。

不，你知道。我看见过你们说话。

你干什么，偷窥我？

不，我在偷窥他。

萨穆埃莱从矮墙上站起身，把烟攥在拳头里：那你自己去问他叫什么名字。

当他离开的时候，我并没有跟上去，也没有向他道歉。我不想为自己的行为投降。

那个男生叫卢恰诺，我早就从别人那儿打听到了他的名字。我知道他住在哪儿，知道他摩托车的车牌号。我知道他家有一栋大房子，三层楼，两个花园，母亲穿路易威登的衣服，父亲开高档的梅赛德斯奔驰。我知道他将来会和他父亲一样成为房地产商，知道他生日时会收到珠宝首饰。我还知道他在学校非常受欢迎，连那些比他大的女生也会写小纸条，塞进他的书包里；她们会用课间休息的时间，在黑板上画出心形和箭头，然后写上他的名字；她们会一遍遍告诉他自己的电话号码，乞求他的关注，以此纠缠他。我起身走到足球场的围栏边，观察卢恰诺的笑容和步伐。我想：有钱人走路的样子就像吟游诗人、骑士或是士兵。

几天后的一个课间，我对阿加塔说：你去咖啡机那边等我，我有事要做，然后便消失在挤满了学生的中庭里。走进花园，我看到了坐在矮墙上的卢恰诺，他没在抽烟，而是大口喝着手中的杏子汁。我走到他的面前，在他朋友们的注视之下和他打招呼，做自我介绍。这样的场景应该出现在某次会议或某场假面舞会上。我努力保持镇定，避免露出讥笑或暗讽的神情。

卢恰诺一手举着果汁。包装盒是绿色的，印着两颗交叠的杏子，还标注了果汁里没有额外添加糖分。他眼神狡黠，仿佛狩猎者嗅到了猎物的味道。他握了握我的手指，大方却不热情。

我们交谈了几句。那天我正好穿着母亲的一条黑色裙子，因为裙子太宽松，我用隐藏的松紧带把它紧紧勒在身上。深色的长筒袜卷在腰上，运动鞋是上个星期一从镇上的集市买来的，宽松的灰毛衣显得我的脸更加尖瘦。我脸上的雀斑如污渍一般，一头红发也是那么的不自然。

那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这并不是提问，更像在确认一件肯定会发生的事。他说好，然后问我的手机号码是多少。我告诉他不行，我没有手机，只有家里的座机号码。一股羞耻感油然而生，一团烈火在我肚子周围熊熊燃起，爬上了我的喉咙。我屏住呼吸，像吞咽石棉的粉尘一样，把这股羞耻咽进肚里。

卢恰诺憋着笑，还是把我家的座机号码输进了手机。他又问了一遍我的名字，显然他已经忘了。我想，从今以后，我和母亲就成了竞争对手，我一定要抢在她之前接起每一个电话，免得她不停追问他是谁、住在哪儿、是做什么的、家里怎么样，好像我们家才是衡量高质量家庭的标准。

我没再多说，和卢恰诺道了别，不知道该找什么借口去电影院，怎么去，怎么弄到买电影票的钱。我不知道该告诉谁，除了在广场上看过一次免费的露天电影外，我根本没去过电影院。那是一个夏天，放映的是安东尼娅最喜欢的《罗马妈妈》[Mamma Roma，由意大利作家、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1922-1975)执导的剧情片，于1962年上映。]，但那部电影只让我感到不安，所以放映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困倦地睡了过去。我不知道该告诉谁，我们家连电视都没有，只有广播剧、杂志上的连载小说和书籍——这些衰老的、即将消逝的事物。

往回走的时候，我听见有人从高处喊我的名字。我抬起头，看见萨穆埃莱从露台探出身子，仿佛要跳下来一样。我问他有什么事，他没有回答，只是缩回栏杆后面，消失了，他的影子也不再投在我身上。

那天下午，我向阿加塔坦白，我恋爱了。这只是一个谎言，但在爱情这件事上说谎的感觉真好，让我觉得自己是有用的，是这个有序世界的一部分。我还坚决地要求阿加塔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卡洛塔，又补充说：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情。

我和阿加塔与班里别的女生并没有什么往来，除了两个住在切萨诺的女孩。我们坐同一班火车去学校，于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就有了交集。慢慢地，我们开始试着把她们当作知己。她们当中一个叫玛尔塔，似乎不必多努力就能取得很高的分数，这让我感到不快和嫉妒，仿佛她根本不需要像我这样用功，就能够得到掌声。另一个女孩叫拉莫娜，她的父亲是个军人，来自那不勒斯。在学校里，她经常因为说字母“e”时口型过大而被大家嘲笑，但她有一项我不具备的能力：笑着应对任何事情，除了血。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她被笔记本里的一页纸划破了手指。她看着自己的手指，晕了过去。

我也会和她们说起这件事，说起我的第一段感情。这段我草率决定，却会仔细研究的感情，如此虚假，就如同被炸弹炸伤后装上的义肢。

从那天起，我常常和她们说起卢恰诺，不过在她们看来，卢恰诺基本不可能主动联系我。但我一直等待着，没有再向卢恰诺提出什么新的要求。一天下午，我正在学习地理，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我冲过去接起电话，是卢恰诺的声音。他说这个星期六会放映一部警匪电影，他想去看看，至于我的意愿，他似乎并不在意。

我表示自己对这部电影也很感兴趣，尽管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我们约在卡西亚大道上的恰克电影院，我必须坐两趟公交和一趟火车才能到达那里，但卢恰诺不需要知道这些，我认为相互了解并不是约会的一部分。我只需要一直跟在他身边，微笑，天真地表示赞同，告诉他我喜欢你的房子，喜欢你的母亲，喜欢你的车，喜欢你的吻，喜欢你不穿衣服的样子，喜欢这部电影——我正好想看这部电影，你是怎么猜到的？

在玛尔塔的掩护下，我告诉母亲我要去她在切萨诺的家里学习，吃完午饭便坐火车出发了。我向父亲透露了看电影的事，从他那儿要了些钱。我喜欢和父亲打信任牌，让他觉得自己能够参与到我的生活里，知道我身边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和我一起去看电影的是男生。没有了哥哥对我的严密监视，现在父亲一听见我提到男性，就会变得痛苦、扭曲，摆出一副殉道者的样子。他和母亲之间依旧是不断的争吵、猜忌、厮打，然后是无尽的沉默。

在秘密的帮助下，我奔向自己的第一次约会，镇定自若地看完了那部电影。到最后，连主角都没能活下来，从头到尾都是残缺的尸体、被砍下的头颅、四溅的鲜血、被虐待的动物和陷入大火的房子。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卢恰诺对我的某种考验，也猜不透他是希望我穿上城市中感性女孩的外衣，还是披上无产者和平民之女的盔甲。在怀疑中，电影来到了尾声，我笑着对卢恰诺说：我们接吻吧。

我们确实那么做了。灯光亮起，此前我们之间的交流还仅限于“你好”“你怎么样”。当卢恰诺从座位上把手伸过来，滑到我的大腿间时，我缓缓站起身，告诉他我们会再见面的，也许。

转眼间，我已经走出电影院，沿着马路走向公交站。公交站就在尼禄之墓的前面，古墓上满是涂鸦，周围堆满了啤酒罐。我盯着它，心中升起敬仰与亲切之情。那个传说中一把火烧了整个罗马城的男人就长眠于此。

*　*　*

那年圣诞节，哥哥决定不回来和我们一起吃午餐，于是外祖母转了两趟火车，捧着两盆蘑菇火腿千层面，独自从奥斯提亚来安圭拉腊。她走进屋里，评论家里的一切都需要重新修整：厨房油烟罩附近发霉了，瓷砖缝不是白色的，孩子们太吵闹，也太瘦了，就像面包棍或灯柱。

我们边听收音机边吃午饭。人们手里举着蜡烛，在世界贸易中心倒塌后留下的深坑前祈祷——收音机中传出这句话。所有人都沉默不语，只能听见双胞胎的嬉笑声。他们嘴里发出打响指般的声音，但很快就被母亲的一个眼神压了下去。这时，父亲也如霜打一般沮丧起来。自从和马里亚诺分开后，他们便常常以“我的儿子”“我的父亲”来称呼对方，这让安东尼娅十分困惑，我也感觉像一本书读到结尾却没看懂结局。

我们的失落填满了马里亚诺离去后留下的空白。阳台上悬挂的小灯是家里唯一的节日装饰。安东尼娅认为我们已经在书本、字典、衣物和卫生纸上花了太多的钱，所以圣诞节就不会有礼物了。照她的话说，反正我们也不缺什么。

没有人给双胞胎讲过圣诞老人的故事，我和马里亚诺也没有听过。没有人会把礼物藏在柜子或是床底，也没有人会在半夜起床，偷偷溜进客厅，把用蝴蝶结和彩纸包装好的礼物堆到一起。

圣诞老人就是胡说八道，和耶稣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全是人们编出来的。这就是从我五岁起，安东尼娅灌输给我的理论。

然而从小学起，我就在学校里假装自己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从其他孩子的描述中汲取对他的想象。当他们开始惊讶地发现圣诞老人的魔法不过是家人善意的谎言时，我还沉浸在自己建立起的幻想中，用心虚构这种虚构。

吃过午饭后，我穿过马路，走到对面的电话亭，塞进几枚硬币。听筒里传来电话接通的声音，我希望马里亚诺能赶紧拿起话筒。我想象着他一个人待在家里，手上拿着一包工业化生产的薯片，坐在外祖母家酒红色的沙发里，静静地望着窗台或是公共花园里的夹竹桃。

喂？马里亚诺，是我。啊，圣诞快乐。圣诞快乐，你在做什么？没什么，睡觉。你怎么不来？安东尼娅会发疯的，我可受够她了。你也受够我了吗？没有，爸爸怎么样了？只能坐着。你怎么变得跟石头一样冷酷，跟冥王星一样遥远。你打电话来做什么？我得问你一件事。问吧。男孩被人抚摸的时候，会希望女孩站在他们身后吗？这算什么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快回答我。在他们身后做什么？摸他们，在他们身后摸他们，是不是该这么做？不，不是，有人逼你这么做吗？没有，我只是好奇。

硬币用完了，我们之间的节日对话也结束了。我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办法告诉马里亚诺我想他；告诉他在他走后，再也没有人能理解我，没有人能和我一起抱着两米高的粉色玩具熊爬楼梯回家，为我做一些毫无意义，但正因如此才十分珍贵的事。

父亲拿出一折买来的潘多洛蛋糕[意大利圣诞节和新年期间常见的节庆蛋糕。]，撕开包装，撒进一些糖粉，然后像摇沙锤一样晃动整个袋子，声音像马路上被丢弃的垃圾袋一样低沉。思绪如此遥远，我不可自拔地沉浸其中。

电影院约会之后，我和卢恰诺继续眉来眼去，举止亲密。他每晚打来的电话成了我们的约会，只是我经常得让他给我回电话，因为每次不到五分钟，母亲就会做出钱的手势，示意我赶紧挂断。钱，马上就要花完的钱，钱，钱，糟蹋了的钱。

我们在电话里聊的话题非常肤浅，翻来覆去总是一样的内容：他上的英语家教课，他踢球赢了还是输了，他有没有和父亲一起去体育场，我有没有想他。当然，我回答说，我非常想你。卢恰诺每次追问我有多想他的时候，我都回答“非常想”，因为超过“非常”之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非常”之后是什么，非常非常想？永远地想？有整个宇宙那么想？我有整个宇宙那么想你，我一边回答，一边扯下指甲边缘的死皮。

我从不会向卢恰诺提及自己家中的不堪，也不会提出实质性的问题或是令人不快的请求。我快速罗列他有而我没有的东西，最后竟产生了和他共同拥有这些物品的感觉，因为我们之间那个细微、草率、谈不上正式的关系，或许就是我参与到他生活里的标志。根据连通器原理[在变量一致的情况下，向连通器内注入同种密度均匀的液体，并使液体相对连通器静止时，连通器各个部分内的液面相平。]，也许在某一刻，他的一些财富会变更所有者，而我就会从中受益——我就是那个低处的小型容器，正张大嘴，望着身在高处的他。

萨穆埃莱明确告诉我们，他和卢恰诺不是朋友，而卢恰诺也不值得托付。拉丁语课刚刚结束，我连问都没问，他就低声说起自己的想法。我只是耸了耸肩。

谁会在乎这个？我一边说，一边把铅笔收进那个长长的粉色铅笔盒。

出了学校，我几乎见不到卢恰诺。有几次我们去了学校门口他常常光顾的餐吧，他大口大口地嚼着甘草，评论那些已经结束或者即将开始的足球赛，我则在一旁心不在焉地应和着。不过，幸亏能用去玛尔塔家学习做借口，我拥有了几个属于自己的下午，第一个下午，我就去了卢恰诺家。

我们一起坐公交车时，我能感觉到别的女孩明亮、闪烁的目光粘在我的衣服和书包上。她们应该看出我和卢恰诺不一般的关系，却怎么也弄不明白是什么让卢恰诺那样的人选择和我这样的人交往：瘦小、可爱，但算不上漂亮，可能还穿着破袜子，身上长了虱子。

卢恰诺家的别墅有一道月桂树篱。这是我人生中见到的第一道树篱。从时间上来看它算不上第一个，但象征性意义上确是如此。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拥有一道篱笆，可现在，那却是我渴望的一切。它能竖起高高的边界，把那些目光隔绝在外。

卢恰诺的卧室是一间半地下室，但房间的一面位于花园低处，因此这里没有阴暗的角落，没有陈腐的空气，和我见过的老旧建筑里的半地下室没有半分相像。那个他们称之为小酒窖的房间是卢恰诺的卫生间和客厅，正当中有一张台球桌。他的房间是我房间的三倍大，我还发现他会收集拉夫劳伦的蓝色毛衣，拿给我看的时候，他一脸兴奋。

我们很快就开始接吻。卢恰诺的父母不在家，就算他们回来，也不会干涉或打探他的事，仿佛他独自生活在这里，仿佛他已经成年，可以成为律师，或是随时出发，横渡大西洋，探访北极。

我从没有问过他是否还在和别人交往，没有要求过他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理清界限。我从未研究过他听的音乐、他喜欢的口香糖——是薄荷味还是水果味；我只知道他有许多一模一样的毛衣，喜欢好人和坏人一起被杀死的电影，知道他能自己把头发打理得很好，会去做造型，让发尾有一个漂亮的弧度。

我感觉到他生涩而笨拙地尝试抚摸、触碰我，我却以后退回应，告诉他应该由我来抚摸他，我对他的手并不感兴趣。他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

你要转过去，我又说道，我不想看着你。

什么意思？卢恰诺问。我想起了母亲说过的话：当心那些男孩，就算他们嘴上说相信你，看上去理解你，但实际上他们什么都不明白。

意思就是，你看着窗外，你家的花园可比我好看。

于是事情就是这样，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卢恰诺的后脖颈，而他看着窗外的那丛黄玫瑰。

*　*　*

如何在家中掀起一场滔天洪水？别人不知道，但我知道。一月的时候，我发现安东尼娅正弯腰趴在厨房的桌子上。她甚至都没想着要坐下，而是用手肘撑在桌面上，翻看我的日记本，就是安东尼娅用橡皮筋绑起来，又在上面标了数字和日期的那几册笔记本。她的目光停留在其中的一页上，眼睛又大又黑，像极了童话里吃人的妖怪。

这些是什么？母亲指着那一页，手指用力地按着那张方格纸，一下又一下，仿佛想把它戳出一个洞来。

不知道，我凑上前看了看，发现她看见了卢恰诺在我日记本上画的图案。我在他家的时候，他抢走了我的本子，还笑着说要把它装饰一下。

我听见雨点落在阳台上滴滴答答的响声，大水即将涌进来，淹没厨房和卫生间，床和柜子。

谁干的？安东尼娅的背弯得更厉害了，就像一条鲸鱼，准备像吞食浮游生物和小鱼那样，一口把我吞进肚里。

一个朋友……

这是凯尔特十字架[由圆环和十字架构成，象征前凯尔特文化和基督教的结合。因曾被纳粹政党利用，带上了纳粹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含意在多个国家被禁止公开展示。]，你的日记本里居然有凯尔特十字架。她的声音高了十度，尖锐刺耳。她拿着日记本，一遍遍砸向桌面，仿佛想把它砸成碎屑，而我已经在窒息的边缘。我感觉到羊毛袜里冷冰冰的脚，暖气好像也离我越来越远，气温仿佛降到了零度以下。

明天我和你一起去学校。我觉得阳台甚至整栋楼都会在母亲高亢的叫喊声中坍塌。然后，我听见身后的房间门传来咔嗒一声：父亲把自己锁在了房间里。

别找借口，别笑，也别想跑，你给我过来。母亲拽着我的胳膊肘，再一次打开日记本，把我的脸压在卢恰诺画的图案上，仿佛我是一条狗，在不该撒尿的地方撒了尿的狗。

第二天早上，母亲说她不去工作了。她戴上绿色毛线帽、蓝色手套和一些花花绿绿的配饰。小时候，我还会和母亲一起用这些小饰品，可现在我避之不及。母亲和我一起登上火车，来到学校，她的脸上带着浓浓的厌恶，我的脸上则是无法阻止事件发生的沮丧。

刚穿过学校的中庭，母亲就抓住我的胳膊肘，拽着我向前走去。我低头盯着柏油路面上的缝隙、洞坑和松针，希望世界末日能够快些来临，在母亲毁掉一切之前把我们都扫除干净。

安东尼娅拉着我气势汹汹地来到校长室所在的楼层，然后杵在门前，等人来接待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没有预约，还是和以前一样门不开就绝不离开。

我们坐在校长面前。那是一位留着黑色短发的矮个子女士，她的眼镜镜片是圆形的，防止眼镜脱落的挂绳上缀满了珍珠；她的香水隐隐带着花香和小豆蔻的香气。浑身散发着汗味、爬满生长纹的母亲与她在一起对比，简直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安东尼娅打开日记本，放到校长面前。

有个学生在我女儿的本子里画了这些东西。

校长看在眼里，尴尬地笑了笑。她活动了一下手指，打算大事化小。孩子们可能会在墙上或是公交车上的涂鸦里看见一些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也有可能在体育场里听见什么。这只是一种无知，一种随着他们慢慢长大就会消除的疑惑。

亲爱的女士，我没有读过书，也不是来告诉你们该怎么教育我的女儿，更不会告诉你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我认为，我的女儿应该受到保护。必须把那个男孩叫来，还有他的家人。这些并不是简单的图画。

当然……我会告诉老师，让他们和他谈谈，帮助他理解这件事，但是我也希望您能够明白，这样做很可能会给您的女儿带来麻烦……我了解这些学生，他们相互责怪起对方来，可绝对没什么好事。

该指责他的人是我，现在遇到麻烦的人是我，您明白吗？我要那个男孩道歉，还有他的家人，还有你们，都要道歉。

母亲站起身，椅子嘎吱作响。我仍旧坐着没动，深陷这场噩梦之中。我感觉到手心里都是汗水，而我一直努力隔绝开的两个世界开始交融。

我想告诉母亲，它们不过是一些图画，一些线和圆圈，像是那些方格纸一样可以随手撕掉。可我的嘴里吐不出一个音节，只能在这种挫败感带来的、毫无杂质的洪水中浮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