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块头探员叫来地方预审法官，好办理逮捕我的正式手续。那人一副苦大仇深的面孔，个头矮小，他像走过场一样审问了我一番，随后让警长草拟指控文件。我得知，自己被指控的理由包括：从事间谍行动、擅闯军事区、拍摄照片蓄意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安全造成威胁、私自留存这些照片。宣读完这些指控罪名以后，我给予反馈，表示听懂了，再后来，我的裤腰带就被没收了（我猜，应该是怕我上吊），口袋里的东西也被拿走了，我就这样拎着裤腰进了建筑后面的一间牢房。一个人被关在那里。

要说我当时的情绪状态，用“困惑”一词形容是不够的。令我不解的是，每句辩词到了嘴边，总觉得辩驳力度不够，最终只好咽下。结果，我全程都是哑口无言。既然我一直沉默，警方就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论。但此刻，我一个人待着，开始更加冷静地思考。这太不可思议了，太离谱了。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可就这样发生了。我被指控为间谍，被逮捕到警察局的牢房。若是接受制裁被判刑的话，很有可能要坐四年牢——在法国的牢房里待四年，然后被驱逐出境。我能忍受牢狱生活——即使是法国监狱——可是，要被驱逐出境！想到这里，我整个人都开始不安起来，内心极度恐惧。如果法国把我驱逐出境，我就无处可去了。南斯拉夫会逮捕我。匈牙利也不会接受我。德国和意大利也不行。即便一个身无护照且有间谍前科的人可以待在英格兰，也是不被允许在那里工作的。在美国眼中，我只不过是又一个不受待见的外国人。若是去南美洲那些共和国，需要拿大笔钱来为自己的良好品行作担保，我没那么多钱。对于一个被判过间谍罪的人来讲，苏联和英格兰一样，都不能寄予指望。到时，我将无处可去，无处安身。可是，这又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呢？有谁会关心一个没有国籍又无足轻重的外语老师的境遇呢？也没有哪方政府会向自己十分看重的国家“提出要求或请求”说：“请允许此人在贵国畅行无阻。”没有哪个领事会替这样一个人插手这类事；议会、国会、众议院更不会关心他的命运如何。严格来讲，这样一个人是不存在的，他是抽象的，形同一具幽灵。只有一条路，既体面又合理，那就是了无痕迹地结果了自己。自焚是最合适的。最后，尘归尘，土归土。

我突然一下子把思绪拉了回来。刚才的一切都是臆想。我还没被判定间谍罪，还没进监狱。我现在依旧在法国。我一定要动脑、思考，找到最简单而直接的理由（一定存在），解释清楚那些照片为什么会在我的相机里。必须仔仔细细地从头捋顺，不能遗漏任何细节。这就必须从我在尼斯的那段时间开始。

记得那天是星期一，我把新胶卷放进相机里，去狂欢节上拍照。后来，我就回到了酒店，把相机放在行李箱里。晚上打包行李的时候它还在。截止到那时，一切都正常。直到星期二晚上抵达储备酒店之前，相机一直都放在我的行李箱里。我在土伦逗留的那段时间，行李箱一直放在火车站的寄存处。难道我在土伦闲逛的两小时期间有人用过相机？不，不可能。行李箱是锁着的，没有人能在两小时之内到寄存处去把箱子撬开，将相机偷出来，再去拍那些看上去就很吓人的照片，最后还要把相机放回行李箱。再者，为什么要把相机放回去？不，这说不通。

接着，我脑中又冒出了一个想法。对呀，我早该想到！真蠢！他们说，我是用前10张胶卷拍的那些照片。这说明那些照片肯定是早就拍好的，因为我最后拍的那张蜥蜴照片序号是36。胶卷是不能倒调回去再用的，而且胶卷上也没有二次曝光的痕迹。由此看来，当初我在尼斯时放了一卷新胶卷，但在拍土伦那些照片之前，一定是有人又放了一卷新的进去。

想到这里，一直坐在床上的我激动得一下子跳起来，裤子一掉到底。我赶紧提上裤子，双手插进裤兜，在牢房里来回踱步。一定是这样，现在都想明白了。一开始给蜥蜴拍那些试验照片的时候，我还有些奇怪，为什么相机曝光计数器上显示的数字是11。我记得自己在尼斯拍了8张照片。当时还觉得，应该是自己胡乱拍了些，很有可能忘了，尤其是胶卷的底片多达36张，因此我并没有过多地考虑这件事。没错，胶卷肯定是被人换过了。但是，什么时候呢？到储备酒店之前这段时间是不可能的，次日晨间早饭过后我就开始拍蜥蜴了。那么，就应该是这样的：星期二晚上7点到星期三早上8点30分（早餐时间），有人从我的房间里拿走了相机，把一卷新胶卷放进去，之后前往土伦，穿越戒备森严的军事区拍了那些照片，最后返回储备酒店，把相机放回我的房间。

这听上去不太可能，也不太合理。暂且不考虑其他因素，仅仅光线问题就说不通。晚上8点，天色就黑下来了，我7点才到酒店，所以排除星期二的可能。假设，就算拍照的人晚上就到了土伦，清晨展开行动，他也要用很快的速度巧妙地把相机放回我的房间，因为那个时候我正躺在床上望着窗外。总之，还有，为什么把相机还回来时胶卷却还在里边？难道，有人想故意嫁祸于我？警察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是不是拍照的人匿名报了警？对了，还有那名药剂师。很明显，警察早就埋伏在那里等着底片持有者落网。或许，药剂师拿着那些照片被人发现时，推脱说照片是我的。但若如此，为什么那些照片会和我的试验照片在一起。底片并没有接合的痕迹。真是太伤脑筋了。

一时间，我竟停不下来，正打算再次（第三次）厘清事情的脉络时，忽然听到外面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接着，我这间牢房的门打开了。身穿蚕丝西装的大块头男人走了进来。随后，他身后的门关上了。

他先是站在那里用手帕擦了一阵衣领里的汗。之后，他一边朝我点了点头，一边坐在了床上。

“坐下吧，瓦达西。”

我心想，他可能是在算计怎么整我，于是，我在这间屋子仅剩的另一件摆设上坐下来，那是一个上了釉的铁质坐浴盆，上面盖了个木头盖子。他那双小眼睛正犀利地打量着我，流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想来点儿面包和汤吗？”

这个问题还真让我始料未及。

“不了，谢谢。我不饿。”

“那么，来支烟？”

他递给我一盒皱巴巴的高卢香烟。这种体贴入微的行为引起了我的高度戒备，不过我还是把烟接了过来。

“谢谢，先生。”

接着，他把自己抽剩的烟蒂拿给我点火。然后，他又小心地擦了擦嘴唇上方和耳后部位的汗。

“为什么，”他终于开口说道，“为什么要承认那些照片是你拍的？”

“这算是官方审问吗？”

他用那块已经被汗水浸湿了的手帕掸了掸落在肚子上的烟灰。

“不是。官方审问由地区法院的法官来执行，与我无关。我是安全总局的人，隶属海军情报局。你可以跟我畅所欲言。”

我不明白，他凭什么指望一个间谍会跟他这样一个海军情报局的人畅所欲言，不过我没有发问。老实讲，有这样畅所欲言的机会，我求之不得。

“好吧。我承认照片是我拍的，因为我确实拍了。我指的是其余那些照片，不包括胶卷上的前10张。”

“的确如此。那么，你要如何解释那前10张照片？”

“我觉得，我相机里的胶卷被人换了。”

他扬了扬眉毛。接着，我就自己这一路的行程（从尼斯出发那一刻开始）进行了一番长篇大论的解释，还就那些获罪照片的来源展开了一系列的推论。他听我说着，但看得出来，这并不足以令他信服。

“不过，这并不能作为证据。”等我陈述完，他这样说道。

“我并没有说这是证据。我只是想为这次离奇的事件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

“警长认为他已经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这不能怪他。从事情的表面来看，指控你的这个案子无懈可击。你承认底片是你的，而那些照片又都在这张底片上。你当然会被列为嫌疑人之一。这很简单！”

我看着他的眼睛。

“但是我发现，您对此并不满意，先生？”

“我可没那样说。”

“您确实没说，可是如果您对这样的结果满意，就不会来这里找我谈。”

只见他兜起下巴，咧嘴欲笑。

“你高估了自己的重要性。我对间谍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背后指使他的人。”

“如此，”我气愤地说道，“您就是在浪费时间了。我不是拍照的人，我唯一的雇主就是马西斯先生，雇我教外语的人。”

不过，他好像没有听我说话，而是停顿了片刻。

终于，他开口说道：“警长和我一致认为，你的身份无非是以下三种——精明的间谍、蠢笨的间谍，或者无辜的人。我猜，警长肯定认为你是第二种人。我从一开始就觉得你是无辜的。因为你的表现太过愚蠢，没有哪个罪犯会如此蠢笨。”

“感谢您。”

“我一点儿也不需要你的感谢，瓦达西。我尤其不想听到这样的话。要知道，现在我什么都不能为你做。请理解。警长已经逮捕了你。你或许是无辜的，但如果最终被判入狱，我并不会为此而寝食难安，一点儿都不会。”

“这个我当然知道。”

“另外，”他继续若有所思地说道，“我想弄清楚到底是谁拍了那些照片，这个很重要。”

接下来又是一阵沉寂。我猜，他可能是在等我发表看法。可我在等他继续说下去。片刻之后，他终于开口了。

“如果能找到真正的罪犯，我们或许可以，瓦达西，我们或许可以为你做些事。”

“为我做些事？”

他大声地清了清嗓子。

“是的，当然可以，没有领事愿意为你出头插手这件事。那么，我们就有责任保证你接受公正的待遇。当然了，前提条件是你能满足我们的要求，跟我们合作，不必害怕。”

我逐渐明白了这一系列隐晦暗示背后的用意。我牢牢地抓住自己的膝盖，努力地克制，以防自己朝他猛扑过去。

“我已经把知道的全都告诉您了，先生……”我停住了。喉咙里像是有团东西堵着，话没说出来。不过，大块头男人显然以为我在等他说出自己的姓氏。

“贝金，”他说道，“我叫米歇尔·贝金。”

他顿了一下，又看了一眼自己的肚子。这间牢房热得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我发现他胸口的汗水已经把条纹衬衫浸透了。“尽管如此，”他补充道，“我还是觉得，你能帮到我们。”

他从床上站起身来，走到牢房门口，用拳头重重地捶了一下门。接着传来一阵钥匙开锁的声音，我看到外面站着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卫。大块头男人跟他耳语了几句，我没听到说什么，随后，门又一次关上了。他站在原地，又点了一支烟。一分钟后，门再次打开了，他从警卫手里接过一样东西。他转过身来，门又一次关上。他手里拿着的正是那架相机。

“认识它吗？”

“当然。”

“拿去仔细查看一下。看你能否发现什么异常。”

我接过来，按照他的话做。我试了试快门、取景器和测距仪，又把镜头取下来，打开后盖，仔细地查看了这件仪器的每处角落和缝隙。最后，我把它放回相机包里。

“没发现什么异常，就是我房间里的那架。”

他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张折叠好的纸。随后，他抬手递给我。

“这个，瓦达西，我们在你的小笔记本里发现的。看看吧。”

我接过那张纸，打开，又看了看他。

“好吧，这个怎么了？”我心存戒备地说道，“只是那架相机的保险单。就像您之前说的，这相机很贵的。我给它上了份保险，以防丢失或者被偷。”我重点强调了一下。

他从我手里拿过那张纸，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还是很幸运的，”他说道，“法国司法机构既关照蠢笨的呆瓜，也关照犯罪分子。约瑟夫·瓦达西可凭借此保单抵御康泰时蔡司牌序列号F/64523/2相机丢失的风险。请你再看看旁边这架相机的序列号。”

我看了看，心脏骤停了一下。序列号居然不一样。

“那么说，”我激动地叫道，“这不是我的相机。可为什么底片上会有我拍的照片？”

我回看了一眼大块头，不得不说，那胖家伙脸上恼怒的表情已经喷薄欲出了。我却还没反应过来。只听他用更高的嗓音回应道：

“因为，我亲爱的呆瓜，被换掉的不是胶卷，而是相机。这种相机是标准生产线上生产的，使用广泛。你用这架相机拍那些破蜥蜴之前，土伦的那些照片就已经在里面了。你甚至还发现曝光计数器上的数字跟自己那架相机上显示的不一样。后来，你把胶卷拿出来，带到药剂师那里。他看到了这10张照片，也认出了照片上的东西，傻子都能认出来，接着，他把照片带到了警察局。现在，呆瓜，你明白了吗？”

我恍然大悟。

“这么说，”我说道，“您直言不讳地跟我说您相信我是无辜的，那个时候您就已经弄清了状况。如此说来，我倒想知道，您有什么权力把我这样关起来。”

他用手帕擦了擦头顶的汗，低垂着眼皮看着我。

“不，审问你的时候，我才觉得你是无辜的。因为你的蠢笨太过明显。我们发现这张保单的时候，你已经被指控了。不过，我说过，你被捕这件事跟我没关系。我无能为力。警长对你很不满，因为这个证据的出现让他那些笔录变成了废纸。不过，为了公正起见，他已经同意取消其中的三项指控。但是，要保留一项。”

“哪一项？”

“你私存照片，蓄意对共和国安全造成威胁。这是一项重罪。一定要保留这一项，除非，”他郑重其事地补充道，“想办法把这项罪名也取消。到时，我自然会去警长那里替你说情。只是，要想进行这种非常规操作，就得拿出十足的理由，否则，指控流程会继续进行。也就是说，你至少会被判驱逐出境。”

一时间，我的脑子像被冻僵了一样。

“您的意思是，”我语气沉稳地说道，“要我配合，如果我不同意合作，这项荒谬的指控就会被坐实？”

他没有回答，正准备点第四支烟。点着之后，烟在他两片嘴唇之间轻轻地晃悠着。只见他一口烟吹过去，目光深沉地凝视着空白的墙壁，仿佛在观赏一幅画，好像自己是一个艺术品商，正在考虑要不要把这幅画买下来。

“这两架相机，”他心事重重地说，“被调换的理由有三个：可能是有人故意陷害你，也可能是有人想紧急处理掉这些照片，或者完全事出偶然。我认为，第一种假设可以排除。因为变数太多。以下两点无法保证：第一，你会把胶卷拿去冲洗；第二，药剂师会去报警。第二种假设又缺乏真实性。那些照片很有价值，再次找回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此外，照片放在相机里是很安全的。既然两种都不是，那么我觉得，应该是纯属偶然。两架相机是同一款，都放在统一规格的相机包里。看你刚才的表现，根本没有看出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不过，他们是在何时、何地调换的呢？不是在尼斯，因为你告诉我说，你把相机带回酒店，装进了行李箱。也不可能在路上，因为整个途中，它都被锁在行李箱里。那就是在储备酒店被人换掉的。如果调包这件事是偶然的，那就只可能发生在某一处公共场所。是什么时间呢？你告诉我说，昨天早餐时把相机带了出来。你是在哪里用的早餐？”

“在露台上。”

“带着相机吗？”

“没有。我把它放在相机包里，搁在了大堂的一把椅子上，想等会儿去花园经过那里时顺便带走。”

“你吃早饭是什么时候？”

“大概8点30分。”

“什么时候去的花园？”

“一小时后。”

“之后你拍了照片？”

“是的。”

“回来是什么时候？”

“将近12点。”

“回来之后呢？”

“直接回房间，把用完的胶卷取出来。”

“也就是说，除了8点30分到9点30分这段时间以外，在开始给蜥蜴拍照片之前，相机一直没离开你身边？”

“没有。”

“那个时间段，你把它放在了门口（朝向花园）旁边的一张椅子上。”

“是的。”

“现在，你仔细想想。你回去取相机时，它还放在原来的地方吗？”

我仔细想了想。

“没有，没在原来的地方，”我终于想起来，“当时，我把相机包的带子挂在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上。等我回来取的时候，它却跑到了另一把椅子的椅座上。当时我还在想，可能是这里的办公人员发现我把相机挂在椅背上，觉得放在椅座上更安全。”

“你没再看看自己那架相机是否还挂在原来的地方吗？”

“为什么？没再看。看到相机在椅座上，我就拿走了。为什么还要再看？”

“如果有一架相机始终挂在椅背上，你应该能注意到。”

“不太好注意到。那个带子那么长，挂在椅背上时，相机包一定是位于椅座以下的位置。”

“很好。那么，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你把一架相机挂在了椅背上。回来时发现另一把椅子的椅座上放着一架一模一样的相机。当时，你以为那是你的，就顺手带走了，其实，你的相机依旧挂在原来那把椅子的椅背上。由此推测，后来这架相机的主人回来，发现自己放在椅座上的相机不见了，四周查看了一下，发现了你的那架。”

“听上去很有可能。”

“所有宾客都去吃早饭了吗？”

“不知道。储备酒店只有18间房，头一晚我抵达酒店时，还没住满。不过，仅限于当时。后来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只要是从楼上下来经过大堂的人都会经过椅子那里。”

“那么，我亲爱的瓦达西，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拿走你相机的那个人，也就是拍了那些照片的人，此时此刻就在储备酒店。但是，到底是谁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不用考虑服务员和其他员工，他们都是从这座村子或附近村子来的。当然了，我们会找他们问话，不过，我想，从他们那里问不出什么。此外，还有10位宾客以及科赫经理和他的妻子。那么，瓦达西，那个拿了你相机的人就是罪犯，拿走了跟这架一模一样的康泰时蔡司。你也知道，对于我们来讲，根本不可能把整个酒店的宾客都抓来，搜查他们的行李，这一点很明确。有几个外国人的领事很不好惹，即便抛开这些顾虑，我们也很有可能找不到相机。到时，罪犯反而会提高警惕，我们将无能为力。所谓的打探，”他继续强调说，“打探的人一定不能让对方起疑心，一定要小心谨慎地查清到底是谁手里有这种康泰时相机。”

“您的意思是让我去？”

“没错。要你做的这件事很简单，查清酒店里哪些人有相机就可以。那些有相机，但不是康泰时牌子的人嫌疑相对小些，那些没有相机的人嫌疑大些。你看，瓦达西，拿了你相机的人此刻或许已经发现相机被调换了。如此一来，他就会把你的相机藏起来，以防被人指认出自己就是这架相机的主人，拍了土伦那些照片。还有一种可能，”他心不在焉地补充道，“他或许会尝试拿回自己的相机。你一定要提防这件事。”

“你不会真要这样做吧？”

他一脸严肃地凝视着我。

“相信我，我的朋友，我巴不得能有别的选择。毕竟，你的脑子真不太灵光。”

“可我现在被关在这里。说真的，”我有些不快地说道，“您难道就不能劝劝警长，让他放了我吗？”

“你依旧是被关押的罪犯，不过你会被假释。只有科赫知道你被捕的消息。我们去过你的房间。他当时很不乐意配合，不过后来我们跟他解释说是护照出了问题，是经过你允许的。你出去就说，是一点儿小误会，误打误撞被扣留了。接着，你每天早上都要用这里的电话向我汇报情况。村里邮局的电话。其他任何时间，如果你想找我，就打电话到警长那里。”

“可我星期六早上要动身返回巴黎。星期一就开学了，我还要去上课。”

“你必须留在这里，直到拿到许可才可以离开。还有，除了警方，不要试图跟储备酒店以外的任何人联系。”

顿时，一股翻江倒海的无助感涌上心头，惹得我一下子跳起来。

“你这是绑架，”我歇斯底里地喊道，“我会丢掉工作。”

贝金起身，站到我对面。肥大的身形总让人觉得他这个人顶多也就中等身高，没想到的是，要想盯着他那双小眼睛，还须仰起头来。

“听着，瓦达西，”他说道，他那令人发笑的语音中带着一股子邪劲儿，比警长的威吓咆哮更让人害怕，“未经允许，你不准离开储备酒店。若未经允许擅自离开，你就会被抓回来，我会动用私人关系，派汽船把你送到杜布罗夫尼克，将你驱逐出境，还会把你的档案交给南斯拉夫警方。要牢牢记住我说的话。我们早些找出拍照的人，你就能早些回去。不过，别耍什么花招，别写什么信。要么按照我的话去做，要么被驱逐出境。总之，若真能躲过驱逐出境这一劫，就算你幸运。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明白吗，嗯？”

我明白——非常清楚。

一小时后，我从警察局出来，沿着马路往村子那边走。肩上挎着康泰时相机。把手伸进口袋里时，我摸到一小张纸，上面写的是储备酒店宾客的名单。

时间大约是傍晚5点30分，停靠在港口码头的船已经被笼罩在一片暮色之中。从药店经过的时候，我看都没看一眼。几个孩子正在狭窄的街道上玩耍。往前走的时候，我没有看路，撞到了其中的一个孩子，是个小女孩。她跌倒了，擦伤了膝盖。我刚要弯腰去扶她，肩上的相机不小心滑了下来，正当我一手抓住相机，一手去扶她的时候，小女孩哭着跑开了。于是，我继续沿着马路往山上走，身后跟来六七个孩子，正在朝我破口大骂。只听他们齐声用法语喊道：

最后，我到了储备酒店，科赫正在他的办公室。我回房间经过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出来了。只见他穿着紧身衣、蓝色牛仔裤和凉鞋，而且从他那湿漉漉的头发来看，应该是刚洗过澡。他个子高，精瘦，有些驼背，一脸困倦，完全不像个经理。

“噢，先生，”他浅笑着说道，“您回来了。希望没出什么大事。警察今早来过了。他们说经过您的允许来取您的护照。”

我尽量装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没有，没有什么大事。就是有些关于身份的疑问，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原来是个误会。我已经正式提出了投诉和抗议。他们留我吃了午饭，还表示了歉意，可又能拿他们怎么样呢？法国警方真是太荒唐了。”

他表情严肃，一脸的惊讶与气愤，夸我够宽容。很明显，他并不相信我的话。这也不能怪他。毕竟，我扮演愤怒公民的演技太差，根本就不像。

“顺便问一下，先生，”我正要上楼的时候，他随口问道，“我记得，您打算星期六离店？”

看来，他是想让我赶紧离开。对于这个问题，我假装思考了一下。

“我原本是这样打算的，”我说，“可是，也有可能决定再多待个一两天。如果，”我淡淡地笑着补充道，“如果警方不反对的话。”

他犹豫了片刻。

“真是太好了。”他说道，只是语气中没有丝毫热情。

正当我再次转身离开时，也可能是我自己的想象，总觉得他在盯着那架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