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刻，我发现，我已经记不太清那天接下来的两小时里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我记得，当我回到房间时，满脑子只想着一个问题——星期日下午有从土伦到巴黎的火车吗？想到这里，我冲到行李箱前，疯狂地翻找着列车时刻表。

您可能觉得奇怪，大难临头，我居然还有心思考虑赶火车回巴黎这种琐碎的小事。可是，在极大的压力面前，人的反应就是如此古怪。船只即将沉没时，最后一艘救生艇马上就要从船的一侧驶离，这个时候，乘客居然会跑回他们的船舱去抢救那些零零碎碎的私人物品。将死之人马上就要跟这个世界永别，却还会挂心那些不起眼的债务。

而我担心的，是星期一早上会迟到这件事。要知道，马西斯先生在守时这种事上要求非常严格。凡是迟到的，无论学生还是老师，都会招致他的极度不满。到时，他会说出辛辣的言辞，若赶上一旁有人看热闹，还得遭受他的高声羞辱。这还没完，当事人往往会在犯错几小时之后才被他斥责。其间，惴惴不安的心情实在很折磨人。

按照我的推算，星期日下午，若能从土伦赶坐一班火车连夜返回巴黎，或许能按时到学校。我确实找到了一班星期一早上6点钟到巴黎的火车，我还记得当时的心情，真是如释重负。可紧接着，我又没了主意。贝金说过，星期六不许我动身离开。真糟糕！马西斯先生一定会生气。如果星期日走，能准时赶回巴黎吗？能，老天保佑，一定可以！但愿一切顺利。

如果当时有人提醒我说，星期天也脱不了身，我想，我应该会不屑地大笑一通吧。不过，这种笑或许带有某种病态的成分，我当时坐在地板上，旁边是打开的行李箱，恐惧感死死地笼罩着胸腔内部组织，心脏一阵狂跳，呼吸急促，像是一直在奔跑。我不停地吞咽唾沫，说不清缘由，只觉得这样心跳就不会那么快。我口渴极了，过了一会儿，我起身去了洗手盆那边，喝了点儿刷牙杯里的水。再后来，我回到屋里，用脚把行李箱盖子盖上。与此同时，贝金放在我口袋里的那张纸“刺啦”响了一声。我坐在了床上。

现在想来，我当时一定是坐在那里呆呆地盯着贝金那份名单看了一个多小时。看了一遍，又看一遍。那些名字变成了一堆密码，一堆字母的无序性排列组合。我闭上眼，又睁开，又看了一遍。这些人我都不认识。我在这家酒店只待了一天时间。这里地方那么大。我只在用餐时跟那些人打过招呼，其他时间再没有过交流。我这人又是脸盲，若是在大街上遇到，很有可能一个都认不出来。可是，拿了我相机的人就在这名单里，就叫其中的某个名字。间谍就藏在那些跟我打招呼的人当中。有人雇他（或她）来秘密地潜入军事区，给那些钢筋混凝土设备和大炮拍照，有朝一日，出海战舰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瞄准目标开炮，将那些钢筋混凝土设备、大炮及其操作人员通通炸得粉碎。我只有两天时间找到那个人。

我脑子笨，看这些人的名字都不像坏人。

去法国南部任意一家小型酒店，几乎都能找到类似的宾客名单。有最为常见的英国军人及其妻子。还有美国人，虽不是很常见，却也绝不是异常现象。还有瑞士人，少数几个法国人。孤身一人的德国人倒是不常见，但也算正常。来自瑞士的酒店经理，还有他的妻子，这种现象也很常见。

下一步要做什么？何时着手？接着，我想起贝金说的那些有关相机的指示。我要弄清楚他们谁有相机，之后向贝金汇报。想到这里，我赶紧抓住这个明确的思路。

最直接的方法或许就是找他们一个一个地聊，或者说，一对一对地聊，找一个拍照的话题。我可以这样说：“对了，前几天我看见有人拍照，是你吗？”“不，”对方有可能这样回答，“我没有相机。”或者，“是的，不过我那些照片可拿不上台面。拍照水平一向不行。”“那要看您相机的好坏了。”我会这样巧妙而不动声色地给予反馈。接着，对方会说：“我也这么觉得。我那架是箱式相机，便宜货。”

但这样不行，根本不会有效果。其一，谈话不会按照我预想的方向进行。对方一开口，我通常都是回到倾听者的状态。其二，假设间谍发现自己拍的照片不见了，原来钢筋混凝土设备和大炮的照片被换成了生动的尼斯狂欢节照片，那该怎么办？即便他没有马上反应过来，没发觉自己错拿了别人的相机，也还是会察觉到哪里不对劲，会提高警惕。只要有人跟他聊摄影，都会让他起疑。所以，我必须用一种不那么直接的方式。想到这里，我已经跃跃欲试了。

我看了一眼手表。还差一刻钟到7点。透过窗户，我看见海滨浴场依旧有人。从我的房间能看到沙滩上放着一双鞋和一把小遮阳伞。我简单梳了梳头发，之后就出门了。

有些人总是能轻而易举地与陌生人攀谈。他们的思维似乎自带一种神奇的灵活特质，能让他们迅速调整思维步调，与身边的陌生人保持一致。他们可以在一瞬间让自己的志趣与陌生人相投。他们只要一笑，陌生人便会给出回应。接着一问，一答。过不多时，他们就成了朋友，津津有味地聊起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就是没有这种主动结识人的能力，除非别人先跟我讲话，否则我不会开口。即便有人先开口跟我讲话，我也会紧张，同时又迫切地想让自己表现得很友好，结果，要么更加呆板、拘谨，要么就是过度热情。因此，陌生人要么觉得我这个人孤僻、狂妄，要么觉得我是在耍小伎俩。

不过，当我沿着石阶朝海滨浴场走去时，我就下定决心，这一次，无论如何都要摆脱内心的种种拘束。我一定要表现得自信、友好，一定要讲有趣的事情给对方听，一定要想方设法与人聊天，一定要沉稳。毕竟，我是有任务在身的。

此刻，这片小型海滨浴场已经完全处于暮色之中，海上吹来的阵阵微风正拂动树冠，天气依旧很热。折叠躺椅的靠背上方露出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脑袋来，看得出来，躺椅的主人们正坐在那里。走到石阶尽头，我依稀听到他们正在试着用法语交谈。

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有几个支架，倒置在上面的小艇还没有刷完漆，我在其中一个支架的一端坐下来，望着整片海湾。

坐下来的那一刻，我瞄了一眼，发现离我最近的这两把叠椅上分别躺着一个23岁左右的小伙子和一个20岁左右的姑娘。他们穿着泳衣，显然，晨间我在露台上看到的两双深褐色的腿就是他们的。听他们讲了一会儿法语，我推断，这两位应该就是名单上的那两个美国人——沃伦·斯凯尔顿和玛丽·斯凯尔顿。

另外两人则完全不同。都是中年人，体形肥胖。我记得之前见过他们。那位男士的脸如同光亮的月盘，至于身材嘛，远远望去，跟球差不多。之所以给人这样的错觉，多多少少跟他穿的那条裤子有关。那是一条黑色料子的裤子，裤腿又细又短。再看裤腰，本来就已经很高了，却还要提过圆滚滚的肚子，用一对非常结实的背带吊到差不多腋窝那里。他上身穿一件敞领的网球衫，没有外套，活像从讽刺漫画杂志Simplicissimus里走出来的漫画人物。这两位是瑞士人，妻子比他稍微高一些，穿着很不讲究。她很爱笑，要么正在开怀大笑，要么马上就要笑出来。她的丈夫也跟她一起笑。夫妻俩像两个小孩子一样单纯、自然。

那时，斯凯尔顿好像在给弗格先生解释美国的政治体系。

他吃力地用法语说：“两党联盟，共和党和民主党。”

“是的，我知道，”弗格先生笑着用法语插话道，“两者有什么区别吗？共和党提倡社会主义吗？”

两个年轻的美国人无奈地吼了两声。接着，传来一阵瑞士人的狂笑。玛丽·斯凯尔顿接过话茬。不过，她的法语比哥哥稍微好些。

“不是这样的，先生。二者没有关系。共和党比民主党更守法，这就是区别。”

“有人听说，”她的丈夫用蹩脚的法语说道，“美国匪徒（发音是gangsters，他的发音是garngstairs）在大选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听说就像中间派政党一样？”他一边说，一边端出一副瞧不起那些鸡毛蒜皮小事，要正儿八经聊国家大事的架势。

一旁的女孩忍不住咯咯笑起来。她哥哥深吸一口气，开始极为认真地解释，令弗格先生大吃一惊的是，99.9%的美国人居然从未听闻过所谓的匪徒，而死去的公民约翰·迪林杰[约翰·迪林杰（John Dillinger，1903—1934），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活跃于美国中西部的银行抢匪和黑帮成员。]并不具有代表性。只可惜，他的法语实在太差。

“的确会有人质疑，”他用法语承认道，“有那么……一些……”他再也说不下去了。“玛丽，”他可怜地说道，“该死的，‘勒索’用法语怎么讲？”

这样的时机，真是天助我也。或许教学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教人的冲动（如饥饿或者恐惧一般）居然战胜了社交障碍。我只记得，我用余光瞟了一眼女孩，她正无助地耸耸肩，这时，我趁机开了口。

“你想说的是Chantage吧。”

他们朝我这边看过来。

“哎呀，谢谢。”女孩说道。

她哥哥的眼睛里流露出渴望的光芒。

“老实说，你的法语是不是跟英语一样棒？”

“是的。”

“那么，”他语气有些刻薄地说道，“您能否帮忙跟左边这位老笨蛋解释一下，在美国，gangster是用小写的‘g’拼的，国会上可没有他们的代表方。至少，没有公开的代表方。你也可以再补充一些，大概意思就是，在美国，我们并不会胆战心惊地过日子，不用害怕日本人的入侵，再告诉他，我们美国的食物不都是用罐子装的，也不是所有人都住在国会大厦。”

“当然可以。”

女孩笑了。

“我哥哥不是认真的。”

“我不是认真的吗？老天！那个老家伙脑筋不清醒。应该有人告诉他。”

弗格夫妇一脸疑惑地笑着，一直在听我们交流。我尽可能以一种不得罪人的方式将这些话翻译成德语。他们笑得前仰后合。弗格一边笑，一边解释说，他们实在忍不住想拿美国人开个玩笑。匪徒党！国会大厦！接着，又是一阵捧腹大笑。很明显，这两个瑞士人完全不像看上去那样无知。

“他刚刚是怎么回事？”斯凯尔顿问道。

我跟他解释了一下。他咧嘴笑了。

“您肯定不会觉得他们的行为有问题，对吧？”说着，他向前倾了倾身子，认真地打量着弗格夫妇，“这种行为会动摇一个人对于人性的信仰。他们是哪里人，德国人吗？”

“不，瑞士人。”

“那个男人，”女孩评论道，“长得就像坦尼尔插图中的特威丹和特威帝一样。他为什么穿那样的裤子？”

“我猜，瑞士人的裤子都是那样的。”哥哥说道。

不过这时，遭遇这一讽刺的人正紧张地看着我们。他用德语跟我做了一番解释。

“年轻人，别把我们的玩笑当真。”

“他说，”我解释给斯凯尔顿兄妹说，“他希望没有冒犯到你们。”

这种回应倒是让年轻的斯凯尔顿有些意外。

“老天，不会的。是这样的——”他转身用德语跟弗格夫妇说道。“我们都很开心，您也很亲切。”他由衷地说道。之后他对我说，“算了，你就跟他说，没关系的，可以吗？”

我就此转达。双方频频点头微笑。后来，弗格夫妇独自在一旁聊了起来。

“那么说，您能讲几门外语？”斯凯尔顿问道。

“五门。”

他轻蔑地哼了一声。

“那您能好好跟我们讲一讲，”女孩接茬说道，“您是怎么学好外语的吗？不用五门都讲。不过，如果您愿意每门都讲一会儿，哥哥和我会非常非常感兴趣。”

这还真叫人不好意思。我把自己在多个国家的生活经历讲给他们听，还说要培养一双“学语言的耳朵”，接着我就问他们是不是已经在储备酒店住了很长时间。因为吃饭时都没有见过他们，我这样解释道。

“噢，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一周左右，”他回答说，“我们的父母下周要乘坐‘萨伏伊伯爵号’轮渡从家乡赶来这里。我们去马赛港口跟他们会合。不过，您是星期二晚上才到这里的，对吗？”

“是的。”

“这就对了，所以您没遇见过我们。这几天，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在房间里用早餐，昨天我们从科赫那里租了一辆车，玩了一整天。哎呀，真高兴，终于可以跟人用英语交谈了。科赫的英语虽不差，可是他没有什么耐心。所以，我们只能跟那个英国少校和他的妻子说话。可那个人十分傲慢，妻子又几乎不讲话。”

“看来，”妹妹说道，“跟沃伦聊天，您得留点儿耐心了。”

我发现，这女孩虽远称不上“漂亮”，却非常迷人。她的嘴很大，鼻子不是很匀称，整张脸都是平的，颧骨却很突出。可是，她的嘴唇一动一动，让人觉得既讨喜又灵巧，还有鼻子和颧骨，一定能激起画家的灵感。再看她全身的皮肤，光滑、紧实，呈深褐色，那厚厚的、茶色的头发被躺椅靠背挤堆到前面来，散发出颇为迷人的魅力。我越发觉得，几乎可以用“美丽”来形容她。

“跟法国人相处让人头疼，”哥哥说道，“如果你没有把他们的语言讲得很标准，他们就会很生气。换作是我，即便法国人的英语讲得不好，我也不会生气。”

“不是生气，只是绝大多数普通法国人都喜欢自己语言的发音。他们不喜欢听别人不标准的法语发音，就像你不喜欢听初学者练习拉小提琴一样。”

“没有必要取悦他们那双喜欢仙乐的耳朵，”女孩发表自己的看法说道，“换个角度，如果可以，我会让他们吹口琴。”她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泳衣。“好了，”她说，“我觉得，现在最好回去添些衣服。”

弗格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看了看那只硕大的手表，用法语说了句“已经7点15分了”。紧接着，他就又往上提了提裤子背带，开始收拾自己和妻子的东西。随后，我们前后一路纵队往石阶那边走去。我故意跟在两位年轻美国人的身后。

“对了，这位先生，”刚走了几步，他说道，“我还不知道您叫什么名字。”

“约瑟夫·瓦达西。”

“我叫斯凯尔顿。这是我妹妹玛丽。”

不过，我当时并没有听他讲话。因为我发现弗格先生宽大的后背上斜挂着一架相机，我正在努力地回忆之前在哪里见过一架跟这架很像的。后来我才想起来，原来是那架福伦达箱式相机。

像这种闷热的晚间，储备酒店都是把晚餐地点设在露台上。为此，还支了一个条纹凉篷，桌上有照明用的桌灯。这些灯一同亮起来的时候，还真是艳丽。

我已经想好，那天晚上一定要第一个赶到露台那里。原因有两点，其一，我实在饿坏了；其二，我想挨个儿观察一下这些宾客。可等我赶到时，已经有三个人就位了。

其中一个人正独自坐在那里，我故意朝他身后走去，这样一来，我坐在椅子上，朝右一转身就能看见他，不必直视。经过他那里时，我打算尽可能仔细地打量他一番。

当时，他正俯身用餐，再加上桌灯的遮挡，我并没有看得太清楚，只看到一头花白的短发，齐刷刷地梳向一侧，没有分缝。他穿着一件白色短袖衬衫、粗布裤子，明显的法国货。看来，这人不是安特烈·鲁就是罗伯特·杜克洛。

我坐下来，开始观察另外两个人。

这两人面对面坐在桌旁，死气沉沉。那位男士的头型比较窄，斑白的棕色头发，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再看那位女士，中等年纪，大骨架，沉默无语，面色萎黄，一头白发打理得干净整齐。为了出席晚餐，两人都换了件衣服。她穿着一件白衬衫、一条黑色短裙。他穿的是灰色法兰绒裤子、褐色条纹衬衫，系一条英式斜纹领带，外面穿一件阔方格的骑手上衣。那人发现我在看他，就放下手里的汤匙，从桌上拿起一瓶廉价的红葡萄酒，对着光举起来。

“我敢肯定，亲爱的，”我听他说道，“那个新来的服务生把我们的酒喝了。午饭时，我很仔细地在瓶子上做了标记。”

他的发音是那种中上层人士的英式口音。女士听了，轻描淡写地耸了耸肩。看得出来，她并不在意。

“亲爱的，”他回应道，“我看的是事情的本质。应该有人阻止那家伙。我应该去提醒一下科赫。”

我看她又耸了耸肩，用纸巾轻擦了下嘴。接着，两人继续安静地吃饭。很明显，这两位就是克兰顿-哈特利少校和他的夫人了。

这时，其他宾客陆陆续续都到了。

弗格夫妇坐在两位英国人那边，桌旁是露台扶手。另一对则朝靠墙的那张桌子走去。

这两位肯定是法国人没错了。男的皮肤黝黑，双眼突出，胡子拉碴的下巴，看上去35岁左右。女的身材极瘦，一头金发，穿着绸缎质地的沙滩睡衣，耳朵上挂着葡萄粒大小的仿珍珠耳环，年龄可能比男的要大。看得出来，他们对彼此很感兴趣。他为她拉开椅子，扶着她的胳膊，让她坐下。她一边偷偷掐了一下他的手指作为回应，一边迅速地瞄一眼周围，看看有没有别的宾客注意到。我发现，同样目睹了这一幕的弗格夫妇正小声地笑个不停。弗格先生隔着桌子朝我眨了眨眼。

我猜，那位金发女郎应该是奥黛特·马丁。那么，跟她坐在一起的人要么是杜克洛，要么就是安特烈·鲁。

接下来，玛丽·斯凯尔顿和她哥哥来了。他们友好地冲我点了点头，朝我右后方的一张桌子走去。只差一个人还没有来。等他到了，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白花花的胡子，戴着一副黑色宽带夹鼻眼镜。

服务生来收汤盘的时候，我拉住他。

“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那位白胡子先生是谁？”

“那是杜克洛先生。”

“金发女士旁边的那位先生呢？”

服务生诡秘地笑了。

“那是鲁先生和马丁小姐。”语气稍微强调了一下“小姐”。

“原来是这样。那么，哪一位是席姆勒先生？”

他挑了挑眉毛。

“席姆勒先生？储备酒店没有姓这个的。”

“你确定？”

“十分确定，先生。”他有些不解。

我回头瞥了一眼。

“茶几那边的先生是谁？”

“那是保罗·海因伯格先生，一名瑞士作家，也是科赫先生的朋友。您要来点儿鱼肉吗，先生？”

我点点头，他匆匆走开了。

我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两秒钟，保持冷静，手却发起抖来。我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贝金给我的名单，把它夹在纸巾里拿出来，低头仔细看了一遍。

我早把这些名字背得滚瓜烂熟了，根本就没有海因伯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