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看着我。有人一直在盯着我，或许是街上好奇的孩子，或许是商店里执着的地毯小贩，又或许是土耳其国家情报局的特工，尽管我没有理由引起他们的注意。我只是一个美国商人，每天步行往返于公寓和塔克西姆广场附近的办公室。不过，我不得不假定有人在监视我。在伊斯坦布尔的公寓醒来以后，我都会为一天的捉迷藏做好准备。我觉得公寓里和座机没有被窃听，但说话时还是小心翼翼。打扫小巷对面咖啡店的老太太似乎一直在密切注意我的出入。她仅仅是爱管闲事，还是土耳其国家情报局的雇员呢？土耳其情报部门喜欢监视所有居住在这里的外国人。当我走出公寓，穿过繁忙的塔克西姆广场时，很可能有人在跟踪我，所以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很放松，甚至无所事事。

今天早上，我边走边打哈欠，但我是真的累了。这是昨天深夜在镇上闲逛、泡吧以及与新朋友聊天的结果。到了晚上，我是一朵交际花；白天，我只是一只工蜂，每周五天忙于工作。我来到欧罗巴国际物流公司的四层老楼，爬上两段吱吱作响的木楼梯，来到办公室。门上的牌子很低调，特意设计得不会给人留下过深的印象。它向外人传递一个信息——我们不想和你做生意。为了进一步劝阻客人，访客需要在安全键盘上输入密码才能进门。

我输入六位密码，然后走进门。

前台有两张办公桌，像是一家专门从事进出口物流的国际公司的前沿阵地。其中一张桌子上放满了文件夹，里面是美国海关的各种表格、进口安全申报文件、运输费用账单，以及满是世界各国海关法规的书籍。另一张桌子上贴着我的名牌玛格丽特·波特，桌子上堆满了五颜六色的织物样本：来自泰国的光泽丝绸、来自比利时的锦缎、来自土耳其的精细针织品。我的办公桌后面是一个衣架，挂满了伊斯坦布尔设计师准备送到纽约的连衣裙样品。我的工作领域是时装和纺织品。如果和真正的进出口商人待在一个房间，我对专业的了解绝对足以让他们信服。

我穿过前厅，来到内室门前，输入另一串安全密码，走进欧罗巴国际物流公司进行真正业务的地方。我煮上咖啡，然后坐下来阅读总部通过美国领事馆的安全线路发来的最新电报。过去二十四小时没有大事发生，但我和同事加文有各种各样的提案等待总部批准，比如给现有的线人增加酬劳或是开发新的资源。我会写一份报告，列出这个资源的价值，并且在初次推进之前要求提供额外的背景信息。

我听到隔壁办公室的加文来了。他像往常一样向我致意，然后径直走向咖啡壶。我们一般会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坐在各自的办公桌前，自顾自地写报告、发电报。加文负责“农业设备”的全球销售，他需要偶尔前往内陆，访问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的农村。有时我会和他一起旅行，表面上是去参观那里的纺织和地毯工厂。加文比我大十五岁，在这个领域工作了三十多年，非常想退休，但他身背房贷，还有两个上私立大学的孩子。退休遥遥无期，他不得不继续工作，直到倒下。我们已经一起驻伊斯坦布尔三年半了，没有发生大的冲突，通常不会让对方产生紧张感。

在我们这一行，这是种理想的合作关系。

我检查了今晚时装秀的种种细节。这场时装秀将展出伊斯坦布尔新锐设计师的最新作品，会有记者、进出口商、买手和城市中最追求时尚的女性出席。我也会参加——假工作要求我这样做。

接着，我确认了三天后短途旅行的航班信息。一有机会，我就会飞到伦敦见丹尼。一想到能见到他，我就精神振奋。我们见面的次数很少，所以认识六年仍然渴求彼此。距离确实让人心生向往，同时也让欲望更加炽烈。这种安排很适合我们，至少对我而言如此。长相厮守需要真诚以待，而我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我只能约他偶尔在伦敦、巴黎或里斯本见一面，然后回到各自繁忙的生活中去。

“今晚你准备好了吗？”

我抬起头，看见加文正站在我的办公桌前喝咖啡。今天早上他看上去有些累，棕色的头发像蒲公英一样竖起来，眼袋比平时明显。金钱上的麻烦使他不堪重负，我为他感到难过。遗憾的是，他至今仍在前线奋战，而他内心真正渴望的是在泰国退休，在河边悠闲地品着啤酒。

“听说今晚会座无虚席。”我说，“八位设计师、一个现场演奏的乐队，还有鸡尾酒。现场应该很热闹。”

“还有别的表演吗？”他不需要明说，我当然知道他指什么。

“当然有。”我点点头。

*

我不是爵士乐迷，但从观众的热烈掌声来看，土耳其人似乎对爵士乐很着迷。今晚确实座无虚席，剧院的座位都坐满了，后面还站着几十个人。我很高兴有这么多人，不是因为乐队的成功和我有任何利害关系，而是因为很快他们将汇成一股人流涌到街上，没人能在如此嘈杂的人群中记住别人的脸。等所有人都起身拖着步子走向出口以后，我朝另一个方向的后台楼梯走去。我已经将剧院的平面图熟记于心。我走上楼梯，经过走廊，大步走过模特们正在换衣服和卸妆的绿色房间。大厅尽头有一个演员休息室。我溜进去，换上蓝色牛仔裤和深色夹克，系上头巾，然后从舞台一侧的边门进入小巷。

剧院前面的街道上充斥着离场观众嘈杂的声音。我朝小巷的另一边走去，转过拐角，来到剧院后的街上。头巾遮住了我的脸，在外人看来，我只是一个和朋友们玩了一晚后回家的土耳其女郎。这种伪装很简单，但足以确保没人跟踪我。我并没有走多远，转过几个街口，那辆毫无特色的黑色丰田车在约定的地点等着我。

我坐上驾驶座，环顾四周，确定周围没人后开车离开。只要土耳其国家情报局没有预料到我的行动并派车跟踪，我就是安全的。但我还是进行了例行检查，开到下一个路口时，我右转，确定后面没有尾随的车灯，接着又右转了两次，才驶向今晚的集合点。抵达目的地以后，我短暂停留，让站在门口阴影里的男人坐上副驾驶座。

然后我驾车驶离。

“遇到什么麻烦了吗？”我问多库。

“没有。”

“你确定土耳其国家情报局的人没有跟踪你吗？”

“我没有发现任何人。”

“我们有多长时间？”

“多久都行。除了来瓶伏特加，今晚我没有别的安排。”多库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与酒为伴。

感觉到他很放松，我也允许自己稍微放松了一些。或许有些过度自信？闻到他呼吸中的酒气，我突然又紧张起来。他已经开始狂欢了，这可不是好兆头。

“有什么急事要告诉我吗？”我问道，把目光再次投向后视镜，没有看到可疑的迹象。

“领导层出现了分歧。”他说，“穆拉特已经厌倦了这个酋长国，他觉得这种制度一无是处。他想回家，投身战斗，并准备带些武器回去。”

“你知道具体信息吗？他想什么时候、从哪条路线进入车臣？”

“走常规路线，穿过格鲁吉亚进入山区。他准备十四号出发。”

“他的武器从哪儿来？”

“两周前从突尼斯用船运过来的。”

“谁是他的金主？”

“我听到了一些传言。有人说资金来自伦敦，但谁能搞清楚真正的来源呢？钱不像水，水往低处流，钱则会往上走，只会从富人流向更富的人，”他苦笑一声，“从来不会流到我这里。”

多库急需这笔钱，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虚无的享乐，也是为了养活他丧偶的妹妹和她六岁的女儿，她们最近逃到了伊斯坦布尔。多库生活在危险之中，所以他的妹妹和外甥女出于安全考虑住在另一个街区。同这座城市里的许多难民一样，她们生活在社会边缘，和其他同样绝望的人挤在破旧的公寓楼里。

“都是些什么武器？”我问道。

“不是以前那种缺零件的破烂货，有便携式防空导弹、‘毒刺’导弹、俄罗斯伊格拉防空导弹、集束炸弹和烟幕弹，价值数百万美元。”

冷战结束以后，大量二手武器被投放到黑市上，这就是穆拉特要带回车臣的东西。这些武器的最终目的地对武器经销商来说无关紧要，只要有钱可赚，卖火箭筒和卖奶粉对他们来说都一样。

“这事不光我一个人知道，”多库说，“俄罗斯人当然也知道，但他们乐得坐山观虎斗，让我们与酋长国对立，相互削弱。”他叹了口气，似乎听天由命了，“我觉得穆拉特不可能活着到车臣。他的武器会以新的价格被卖到其他地方，比如南美洲。”

世界各地的冲突虽然多多少少有些不同，但带来的悲伤和绝望是相同的。多库不希望穆拉特死，但他背叛了穆拉特，因为他知道，从长远来看这并不重要。无论如何，穆拉特注定会失败，既然这样，多库何不从中获利呢？

我把车停在路边。这是一个安静的街区，我可以看清四面八方，确保没有人跟踪。借着路灯的亮光，我打量着多库的脸。每次我们见面，他都显得越来越颓废，脸比上一次更肿，眼神也更为涣散。我知道他喜欢伊斯坦布尔。他曾无数次告诉我，尽管他讨厌俄罗斯人，讨厌他们在他的家乡车臣所做的一切，但他不愿放弃在伊斯坦布尔的放纵生活和酒精，回到车臣的山里战斗。

所以他需要钱来养活妹妹和外甥女，并且维持在这座城市享乐的生活，因此不惜泄露一些秘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向我们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信息或我们尚且未知的信息。我很了解这些车臣分离主义分子[车臣分离主义，指车臣地区内的一部分人寻求从俄罗斯联邦中分离出去，建立独立的车臣国家的运动或思想。]，他们中的一些人越过边境，在叙利亚与伊斯兰国[伊斯兰国，简称ISIS，一个极端恐怖组织。]并肩作战，另一些人则专注于和俄罗斯人的战斗。多库只是证实了一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信息，我还没有向他施压，要求他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我得鼓励他深入挖掘，发现更多细节。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我们双方都知道这不会是绅士的游戏。他与危险人物为伍，而反对他的人更加危险。

我把他要的东西递过去——一沓美元钞票，看着他数钱。尽管这看起来与钱色交易没有什么区别，但我渐渐开始喜欢多库了。我认为他从车臣战争脱身的真正原因是，他内心深处不是个战士，而是个很容易受伤的人。他就像一条被虐待过的狗，每当我们目光相遇，他都无法直视我，而是移开视线，仿佛如果他盯着我太久，我就会拿出棍子抽打他。他既可怜又不可信，但他并不危险。除非被逼到绝境。

“确认他出发的日期，”我吩咐他，“以及走的具体路线。我还想知道他的钱是从伦敦哪里来的？”

“你知道的，我们在那儿有支持者。”

“是的，我知道。”有人对车臣穆斯林的遭遇感到愤怒，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希望车臣的冲突继续。战争中蕴藏着机遇。

他数完钱，似乎对我们的合作很满意，把钱塞进口袋。“我还想托付你一件事。”

看来钱不够。线人说出这种话一般有三种情况：嫌钱不够、家人想要更多报酬，或者觉得自己随时可能毙命。

“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他平静地说，“希望你照顾好我的妹妹阿斯玛和我的外甥女。”

一股寒意窜上脊背，我转身看着他。他有某种预感吗？他有什么事没告诉我吗？多库直视前方，在昏暗的车里看不清他的表情。“为什么跟我提这种要求？”我问他。

“答应我，你会照顾好她们。”

“我当然会照顾她们，但你不会出事的，只要足够小心。”

他轻声笑了笑：“你相信自己说的话吗？”

我看了看周围的街道，没有发现任何人，在这儿放下他是很安全的。“多库，回家吧，早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送我到酒吧，好吗？”

“我不能让你在那儿下车，那里人多眼杂。”

“那就把我留在离酒吧近一点儿的地方，没人会看到我们的。”

“时间已经很晚了，你应该回家睡觉。”

“我会回去的，”他拍了拍装着现金的口袋，“但有人现在非常需要喝一杯。”

我不喜欢这样，但无法说服他。他坚持要我把他送到酒吧，那是一家面朝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著名酒吧，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数千名车臣人都喜欢去那儿聚会。多库似乎每隔一个晚上都会去那里过夜一次，到早上可能就会花掉手头一半的钱。

在离酒吧几个街区远的地方，我把车停在路边。“不能再近了。”

“我得走着过去吗？”

“今晚天气很好，适合健身。”

他叹了口气，下了车，径直向博斯普鲁斯海峡走去，甚至没有回头看我一眼。我们又成了陌生人，只有装着现金的信封和星巴克礼品卡将我们联系在一起。他用那张礼品卡消费，就表示要见我了。我拿出笔记本，趁还没忘记，迅速写下多库告诉我的穆拉特回国和武器种类的事情。我很累，已经半夜了，但我必须把这些事情写成报告，给总部发电报。但记完笔记后，我没有马上开车，而是坐了一会儿，想着多库告诉我的事情。这么多武器被送往车臣，说明车臣即将有更多孤儿和寡妇。因为各种原因，那里已经有足够多的孤儿和寡妇了。

我发动汽车，沿着几分钟前多库离开的方向，往博斯普鲁斯海峡驶去。到达海滨的十字路口时，一辆黑色宝马呼啸而过，朝酒吧的方向疾驰而去。瞬间，我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与多库有关的事。

不一会儿，远处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声。

我愣住了，在冲过去救多库和隐藏踪迹之间左右为难。我开车绕过街角，看到隔着两条街的酒吧前围了一群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高声尖叫。我慢慢驶向酒吧，看着围观的人群。我装作一个看热闹的路人，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刚才飞驰而过的那辆宝马已经不见了，在完成任务以后迅速逃离。两个男人正对着手机大喊大叫，疯狂比画着试图寻求帮助。我的车开过时，许多人转过身来看我，也许担心我会造成另一桩血案。但看到驾驶员只是一个戴着头巾的女人后，他们马上移开了目光。我不该这样做，不该暴露在这么多双眼睛前，但我需要知道多库是否还活着。

他死了。

他仰面躺在人行道上，双腿分开，人行道上流淌着一条黑色的血河。人群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看不见他的脸，但我知道那是他，因为我瞥见了他手腕上那块假的劳力士手表。尽管多库知道那是假货，就像他生活中的许多其他东西一样，但依然为此感到骄傲。其实每个人都在伪装自己，只是有些人比其他人做得更好。

我不用仔细看就知道他死了：人行道上的血量说明他受的是致命伤。我做了一开始就应该做的事——加快车速，继续往前开。

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希望你照顾好我的妹妹阿斯玛和我的外甥女。

他妹妹。

如果多库是杀手的目标，那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他妹妹。并非因为她知道什么机密，而是她的死对所有潜在的叛徒都是强有力的威慑：胆敢把秘密泄露出去，你的家人也会遭殃。

阿斯玛的公寓位于伊斯坦布尔最贫穷的社区之一——加齐马哈莱西，开车过去要半小时。我从未见过她，她也不知道我的存在，至少多库是这么说的。现在，当我穿行于伊斯坦布尔永远混乱拥挤的街道上时，我考虑着该对她说些什么，对她透露多少。我很清楚，和她见面是不明智的，但我没时间做更全面的安排了。我会把阿斯玛和她女儿带离住处，带出这座城市，然后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加文和局里的上司一定反对我这样做，但我的脑海里一直回响着多库的声音。答应我。

他知道。不知为什么，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救出她们，救出她们。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说英语，或者会不会说土耳其语。我能向她解释清楚，她哥哥已经被人杀了，她需要立刻逃跑吗？我想过报警，匿名告诉警察阿斯玛有危险，但警察肯定会问些我无法回答的问题，或是干脆不理我。

我必须亲自做这件事情，我答应过他。

隔着几个街区，我看到一幢大楼火光冲天。不，不可能。求求了，别是那幢公寓楼。

来到阿斯玛家所在的街道，我猛地停了下来。她住的那幢公寓已经被火焰吞没了。多库告诉我，阿斯玛住在六楼，这幢大楼的电梯永远不能用，她不得不拎着大包小包爬六层楼。我抬起头，数到六楼，意识到住在那里的人不可能在这场大火中幸存。

即便火灾发生时他们还活着。

一个警察大声呵斥我，让我马上把车开走。我用土耳其语问他：“发生什么事了？里面的人呢？获救了吗？”

他摇摇头，挥手让我赶紧开车。这时消防车才鸣着警笛赶到。他们来得太晚了，无能为力，和我一样。

在警察的催促下，我别无选择，只能马上驾车离开。又一次，我必须抛下死者，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