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一章 顺江而下

江城  作者:彼得·海斯勒

我是从重庆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的。那是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长江上空星斗闪烁,漆黑的水面却映不出微弱的点点星光。学校派来的小车载着我们,以码头为起点,蜿蜒行进在窄小的街道上。星光下,这座城市不断向后掠去,显得陌生而又迷离。

我们有两个人,被派到这里教书,都十分年轻:我二十七岁,亚当·梅耶二十二岁。我们对涪陵几乎闻所未闻。我只知道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将因新修建的三峡大坝而淹没,还知道涪陵多年来都不对外国人开放。除此,我知之甚微。

半个世纪来,没有美国人在这里居住过。后来,我在城里遇到一些长者,他们记得在20世纪40年代,亦即1949年解放前,这里有美国人生活过,但这样的记忆又总是模糊不清。我们抵达时,这里还住着另一个外国人,一个德国人,在当地的一所中学教了一个学期。但我们只见过他一次,等我们安顿下来没多久,他就离开了涪陵。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这座小城中仅有的两个外国人。涪陵约有二十万人口,根据中国的标准,这是一座小城市。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我们到校一周后的某天,学校所有的人都在大门口参加了集会。那个暑假,一个由学生和老师组成的小分队从涪陵步行到了延安,那是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前革命根据地。现在他们即将返回学校。

当时正值纪念长征六十周年。所谓长征,是指在其国内战争中,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几乎要被国民党消灭的关键时刻,所进行的长达六千英里的长途跋涉。共产党人克服重重困难,越过中国西部的群山和戈壁,行军至一个安全地点。之后,他们从延安开始,稳步地积蓄力量,直到最后让革命席卷整个中国大陆,将国民党赶到了台湾。

整个学期,学校开展了很多特别的活动来纪念长征。学生们要上关于长征的历史课,要写关于长征的文章,在12月份还组织了一次长征歌咏比赛。为了参加长征歌咏比赛,所有的系都花了数周时间排练歌曲,然后在大礼堂演出。因为长征题材的曲目有限,所以许多参赛歌曲都是一样的,这就使得评委打分有点为难。同样让我搞不懂的是,由于演出服装数量不足,也只能像曲目一样由大家共享。历史系表演的时候,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打着红领带,光彩照人。然后他们走下台,迅速地把衬衫和领带换下交给政治系的学生。政治系的学生穿戴完毕,冲上舞台,把别人刚刚唱过的歌曲再唱一遍。到晚会结束时,衬衫已变得汗渍斑斑,每一位观众都听熟了所有的曲目。音乐系获胜了,像以往一样,英语系排名倒数。在学校举办的各种比赛中,英语系从未获胜过。没有以长征为题材的英语歌曲。

暑期的延安徒步行并不是比赛,但涪陵小分队的返回却是整个长征纪念活动中最重大的一件事。队员们在炎炎烈日下行走了一千多英里,到最后只有十六个人坚持了下来。其中有十三个学生,两名教师:中文系的党支部书记和数学系的政治辅导员。另有一位职位不高的管理人员,步行到中途就哭了鼻子,但最后还是因为有恒心和毅力在当地博得了好评。所有的队员均为男性。有些女生也想一同参加徒步活动,但学校认为,长征不适合女生。

在集会的前一周,学校的李校长去西安见了参加徒步活动的学生,因为在那艰难跋涉的最后阶段,他们遇到了麻烦。

“学生们出了点问题,”当我问及怎么回事时,英语系的系主任傅木友说,“我估计,可能是他们随身带的钱用光了。”事实确实如此——尽管有涪陵一家生产宏声牌香烟的卷烟厂资助,他们还是用光了所有的现金。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远行一千英里,来到延安,却以破产告终,这种特别的纪念方式让我惊讶万分。

不过李校长早就把他们解救出来了。所以,现在所有的学生都汇集到校门口的广场上。这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师范专科学校,成立于1977年,学生只有两千人左右。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教育体系破坏很大,这所学校是在那以后成立的院校之一。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种师专学校差不多位属末流。花三年修完课程,学历低于大学本科,几乎所有学生都来自四川的农民家庭。毕业之后,他们要回到家乡,在偏远的中学里当老师。

对许多学生——尤其是新生——而言,这所学校叫人兴奋不已。校园与涪陵主城区隔乌江相望,很少有学生曾在如此大的城市附近居住过。每到周末,学校就有电影、竞赛、舞会。时常也有像欢迎长征徒步队员的那种政治集会,学生们总是在广场附近地区集合,闹哄哄地翘首以待。

八位女生穿着白色短衫和黑色裙子,斜挂着印有校名的红色绶带,在大门口以立正势站着。她们被称作迎宾小姐,是从学生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几位迎宾小姐全都个子高挑,长得十分漂亮,但脸上看不到一丝笑容。在正式场合,她们代表着学校,站姿标准,步态优雅大方,为大人物们端茶倒水。

关于涪陵,我还听说过一件事:这里的女子因貌美而声名远扬。至少在成都的汉语课上,他们是这样给我讲的。其中一位老师是东北人,她是一位纤弱的女性,颧骨很高,说起话来轻言细语。哪怕是在炎炎夏日,她也会用双手捧着一只茶杯,仿佛藉以取暖。我们叫她尚老师,尽管从未去过涪陵,但她十分肯定地说那里的女子长得很美。

“因为那儿的山和水,”她说,“有山有水的地方都出美女。”

在成都我碰到过一位涪陵人,她也给我讲了同样的事情。“但那儿的人有时候脾气不好,”她提醒我说,“因为那儿天气太热,而且山很多。”我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这表明中国人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与外国人截然不同。当我看到那些呈梯状的小山包,注意的是人如何改变土地,把它变成了缀满令人炫目的石阶的水稻梯田;而中国人看到的是人,关注的是土地怎样改变了人。刚到学校的那几天,我总在想这个问题,尤其是因为我所有学生的成长都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我很想知道,四川这种地势崎岖不平的自然环境怎样影响了他们。同时,我也不知道未来的两年里,这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到达的是涪陵市的市长。他乘坐一辆黑色奥迪来到学校大门口,一踏出车门就对热烈鼓掌的学生频频挥手致意。当地的电视台也来人了,正对着这位在9月的炎热中嘘嘘喘气的身材矮胖的人录制新闻。他快步穿过广场,来招呼亚当和我,同我们握手,欢迎我们来到这座城市。

我们在涪陵参加的大大小小活动中,第一件事总是这样——欢迎新来的美国人。在长征集会那天,我们原本要去郊游散步,因此极随意地穿着短裤和T恤,只是出于好奇才停下了脚步。穿戴不得体地出现在那种场合,真是十分愚蠢的错误,我们早该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想成为被注目的焦点而只是旁观,很难。

长征徒步行的队员们到达时,学校的大喇叭里响起了爱国歌曲。他们穿着白色的T恤衫和迷彩服,显得疲惫不堪,脸上胡子拉碴,肩上挂着用旧的军用帆布包。领头的队员手举一面褪色的红旗,走在迎宾小姐身后,红旗上印有校名和宏声卷烟字样。迎宾小姐分成了两列,每列四人,齐步行进,头不摇晃,目视前方,手臂大幅摆动。其他队员带着自豪和骄傲的笑容向人群挥手,成单列跟随行进。大家鼓着掌,跟在他们身后进入了大礼堂。那儿挂着一幅标语,上面写着:

热烈欢迎涪陵师专[该校2001年更名为涪陵师范学院,2006年更名为长江师范学院。——译者]宏声卷烟万里长征徒步考察队胜利归来!

亚当和我弯腰低头坐进了礼堂后面的位置,以期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坐在我们周围的学生低头耳语,并转过头来盯着我们看。这种注意一下子就扩散开去,不一会儿,礼堂里的每一个人都伸长了脖子看我们两个——我们则在座位上压低身体,把休闲帽使劲拉下来遮住脸部——很快,窦副校长走上前来,领我们坐上主席台。他实在是无可奈何,不然观众的注意力就要全部分散到我们这边了。这也是我们经常被要求去参加当地一些活动的原因之一:这种方法能够确保引起人们的注意,简便易行。

我们被安排和市长、党委书记以及其他干部坐在一起。我们坐下的时候,人群中发出高声的欢呼,长征徒步行队员们也鼓起掌来。迎宾小姐给我们端上了茶水。我低着头,努力想把两条光腿藏到桌子底下。干部们作了讲话,表扬了长征徒步考察队的队员们,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正在纪念的那段历史。所有的讲话都十分震撼有力,就像在那些描写政治强人的老电影里看到的情景一样,而窦副校长的讲话更是无人匹敌。他是个五十多岁的小个子,体重五十多公斤,身体瘦削,臂膀单薄。但他用起麦克风来却得心应手——起初的声音极为柔和平缓,就像一个老师在对一群孩子说话;继而提高音量,慢慢加快了手势,纤细的双手对着人群挥舞,似在责备他们;最后则是声若洪钟,双臂凸鼓,两眼放光,喇叭轰响,讲的人和听的人此刻平等了,结成了同志、爱国志士、人民的公仆。人们起立喝彩,雷鸣般的掌声响成一片。

我听他提到了亚当和我的中文名字——梅尔康与何伟,并宣布我们受“美中友好志愿者”组织的派遣来到涪陵。人们又一次欢呼起来——我们现在是同志了,一起为人民服务,建设祖国——长征徒步行的队员们自豪地站起身来,每个人的胸前都由干部们戴上一朵缀着红丝带的塑料花。有人递给我一朵这样的塑料花,又有人向我指着一位正在台前等待的长征队员。他微笑着弯下腰来,热情地同我握了握手。我向他表示歉意,并很快地为他戴上了塑料花,以期减少我穿着短裤的曝光时间。人们又一次欢呼雀跃起来,我向他们挥手致意,人群中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坐了下来,感到脸在发烫。

仪式结束后,人们一起合影纪念这次集会。从照片上看,长征徒步行的队员和干部们显得极为自豪,分三行站立,排列整齐,褪色的红旗飘展着,颇有久经沙场的革命队伍的风范。队员们穿着干净的白T恤,胸前佩着塑料花,飘着红丝带。他们的脸上没有笑容。最重要的几位干部在前排与我和亚当站在一起,窦副校长和韦书记的脸上几乎看不到一丝笑容,我们也笑得极为勉强。亚当穿着凉鞋,我则穿了一件灰色的旧T恤,我们赤裸的大腿与一排整洁的裤子相比极不相称。其他干部脸上也没有笑容。照片中没有女性。

两年后,我回到美国,把那张照片拿给朋友们看,想给他们讲讲这件事情。但从哪儿讲起呢?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文革”后的大学要纪念长征,难度不亚于给他们讲解山坡如何被改造成梯田。最后,我只好这么说,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政治集会,我们能参加是个意外,因为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共产党的集会大多不欢迎和平队员。我只能讲到这里——那就是我这张照片的故事。

当然,整个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是和平队的志愿者,但又不全是;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但也不全是。一切都不全是看上去的那样,就像我在涪陵开头的那些日子,什么都不确定,仿佛总有半步之遥。

在汉语中,Peace Corps被译为“和平队”,但这几个字的内涵远不止于此。“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反美宣传达到高潮时,中国政府对和平队谈论颇多——说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是穿连裆裤的,说它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说美国把年轻人送到海外各地,意欲用它的意识形态影响第三世界,从而把它们引向帝国主义阵营(这件最苦的差事,鬼才会喜欢吧)。如今,人们不再说这些了,但影响尚在。无可救药的是,这个词不再纯洁。但中国的语言,就跟中国的人民一样,早就学会了跟着政治随风倒,所以和平队在1993年进入中国时,另取了一个名字——“美中友好志愿者”。名字虽说复杂了点,但含义更简单了。学校当局要求学生在称呼我们时,不管用英语还是汉语,绝对不要使用“和平队”这一字眼,大多数人确实也不用这个词。因此,在改换头衔之后,我来到这所在“文革”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学校任教。在这里,历史从未远离,而政治举目可见。

一开始,正是这种“友好”把我们都吓坏了,这也正是我们的头衔中最难以说清楚的地方。年前,学校有过三个外籍教师,一对年老的澳大利亚夫妇和一个来自墨西哥的中年男子。他们的情况比较简单,因为他们只待了不到一年,而且也很少远离校园。我们就大不一样了——年轻,计划在涪陵要待上两年,而且是受美国政府派遣来的第三批志愿队员。学校在最好的一栋楼里给我们安排了两间公寓,与党委书记和其他主要干部同住一楼。而且一连数周,学校差不多每隔一晚都要设宴招待我们一次。这些事情有一套礼仪。我们的餐桌上摆满了中式佳肴——腰果、牛肉干、豇豆、藕片——通常,韩老师总要宣布点什么。二十七岁的他是学校“外办”的临时负责人。他是学校里英语说得最棒的人,但刚坐上这个位置,总显得有些忧心忡忡。他让我们叫他阿尔伯特。

第一周的一天晚上,宴会还未正式开始前,他跟我们讲。

“学校决定给你们安上直通校外的住宅电话,这样你们就可以打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表示反对——这完全没有必要,电话费又比较贵,其他学校的志愿者也都没有安装电话。他挥挥手,打断了我们。“这不成问题,”他说,“要不,你们就太不方便了。”我和亚当对看一眼,耸了耸肩。我们向他表示了谢意,大家便开始吃饭。第二天,修理工前来为我们安上了电话。

几天之后,又是一次宴请,又是一起声明。“学校决定,”阿尔伯特说,“给亚当买一台洗衣机。”

“我的公寓里有一台洗衣机,”我回答说,“我们可以合用——没有必要再浪费钱。”

“那不方便,”阿尔伯特说,“学校已经决定了。”再一次,我们的反对被无视了。大家又开始吃起饭来。第二天一早,一台新洗衣机出现在亚当的门口。

几天之后,亚当正和英语系的几个老师一起玩纸牌,党支部书记张彦提到,学校早就收到了从“美中友好志愿者”寄来的我们的简历和自传材料。

“我注意到你会打网球,”张书记说,“你一定玩得很棒吧。”

大学暑假期间,亚当曾担任过网球夏令营的教练,但他很快就摇了摇头。“不怎么好,”他说,“我好久没认真打过了。”

张书记笑了笑,继续摸牌。他是个瘦弱但精力充沛的人,蓄着小平头。经过一周的时间,我们给他总结出两点:在英语系的教职工中,他篮球打得最好,喝白酒也最拿手。他是英语系职位最高的领导,作为支部书记,他掌管着学术、纪律以及政治事务。他属于不爱说话的那类人,但他一开口,必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他看了看手中的牌,上身往前倾了倾,抬起头来看着亚当。

“学校决定,”他缓缓地说,“给你们买网球。”

他又退后坐定,似在等着亚当领会他话中的意思。但那正是问题所在——这网球究竟该怎么买?好一会儿,亚当使劲地思索,该怎么回答。

“太感谢学校了,”最后,他只好小心翼翼地说,“我十分感谢你们愿意为我们做的事情,但没有这个必要。张先生,你们不必为我们买网球。”

张书记笑着打出一张牌。

“韦先生担心你们可能想打网球。他想确保你和彼得能在这里住得愉快。”

韦先生是学校的党委书记,作为学校职务最高的官员,他无疑有比为志愿者买网球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亚当表达了这层意思,并特别说明,即使不打网球,他也一样过得十分愉快。但张书记依然立场不改。

“已经定了,”他断然说道,“学校将为你们买网球。咱们继续玩牌。”

第二天早上,亚当的门前并没有出现网球,但他不敢大意。他给我讲了他和张书记的谈话,我们决定一起去和学校谈一谈,类似的努力在后来的两年中做了一次又一次,而结果往往各不相同。我们的交流通常间接迂回,鲜有简单明了的。有时候,结果甚至与我们所想的背道而驰。

我们找阿尔伯特谈,又找张书记谈;找傅主任谈,也找英语系的其他人谈。我们说,修建网球场价值不菲,我不会打网球,而且亚当实际上也不再喜欢打网球了。他已过了在大学时喜欢打网球的年纪,如果他还有什么热衷的事情的话,那也与网球毫不沾边。网球是一项条件要求较强的体育运动项目,篮球、足球则简单得多。网球是剥削阶级的玩意儿。当然,我们并没有说到这么严重,但我们想尽了办法。整整一周,我们差不多在进行一场运动,坚决反对他们买网球。

在我们公寓楼旁边就有一个门球场。无疑,那是校园内最好的风景,而且也许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宁静的地方。在这样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类似的地方并不多见——除了供娱乐外,这块地别无他用。门球场边上是一排树,中间是一块十分平整的沙土场地。这块场地护理有加,而且玩门球的人们技术到家,所以中央的沙土场地总是十分平整好看。每天早上,学校的退休教职工便来到这里,打上一整天的门球,只是在吃午饭时停息一下。他们打球的技术相当好,好得无以复加,几乎到了无可匹敌的地步——他们想把球打到哪儿,球就滚到哪儿,颇像魔术师手中的纸牌,不声不响地在和谐的程序和技艺中随意移动。这成了他们每天必做的表演,成了充满特技的体育运动。这些退休教职工好比艺术家——他们将门球运动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而这块地的大小,正和一个网球场相仿。

头几周,这让我们感到十分害怕。从我们的阳台上就可以俯视那个门球场。每天早上我们放眼凝视的时候,总担心看见工人、铁铲、锄头、挖掘机、炸药——哪一样都可能和买网球扯上关系,我们深切而又真切地感到一阵阵后怕。最糟糕的,还在于这种不确定性。买网球好像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同时,十分明显,在涪陵这个地方,人们可以通过大量的工作把抽象变成现实。只需看一看三峡大坝的规划,便足以证明。

不过,涪陵最终没有修建网球场。数周后,宴请也渐渐停止了。一个月之后,学校不再为我们的公寓添置任何东西。不久,我们便像被宠坏的孩子一样,抱怨我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也只是在干部们住的公寓顶上,对自己小声地咕哝几句。

每天早上,门球场上的声音都会飘进我住的公寓,有门球轻轻碰撞的声音,沙地上的脚步声,以及退休教职工们在不紧不慢的玩球过程中柔和的谈笑声。那是我听过的最平和安宁的声音,我会坐在阳台上,就这么听着。门球的撞击声和着高一阵低一阵的蝉鸣,与乌江上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窄窄的河谷上回荡着船只的汽笛声,发动机噼啪作响,搏击江流,驳船上不时传来丁丁当当的敲击声,那是工人们正把河沙卸到停在岸边的马达轰鸣的卡车上。从我的公寓看出去一英里远的地方,乌江消融在长江浑黄的激流中,不时可以听到从长江上传来的孤零零的汽笛声。

在最初的一段日子里,涪陵对我来说主要意味着各种声音。这是一座十分喧闹的城市,各种噪音也都是我以往没有听到过的——建筑工地上传来钢钎有规律的丁当声,以及岩石在铁锤下的崩裂声:大部分活计仍用手工完成的地方才会有这种声音。我也是第一次住在靠近江河的地方,听着船只发出的各种声音,在峡谷中来回飘荡。

我的公寓位于乌江边的山坡上,一栋楼房的顶层。那是一条美丽的河流,激越而清澈透明的水流从贵州省的崇山峻岭中自南向北而来。乌江的对岸就是涪陵的主城区,山坡上到处都是方块样的钢筋水泥建筑。无论我朝哪个方向看出去,都是陡斜的山坡,尤其向北倾斜下去,直到两江交汇处,山形陡峭的白山坪[涪陵城北隔长江而望的一座小山,因为读音关系,又写作“北山坪”,后文有专章论及。——译者]拔地而起。

这就是从我的住所——六楼,高踞两江,俯视江城——能够欣赏到的风景。视线中没有障碍物,所以我能听到这么多声音。每天早晨,在门球声响起前好久,我就听到楼房后面传来了公鸡的啼鸣。六点整,我又听到了响彻校园的起床号声,然后是学生们在贯通校园的小路上踉踉跄跄的脚步声,他们就在那里做着早操。六点稍过,早操的音乐就通过大喇叭播放了出来——快乐的起床号,不断重复播放的早操音乐,日复一日。早操之后,是一些事务性的通知以及政治宣传,还有学生前往食堂吃早餐的声音;然后是上课铃声。这时,门球场上又响起了那清脆的回声。

我住的地方靠近主教学楼,因而听到了那些声音。我听到了学生们反复朗读功课的声音,因为在涪陵师专,很多东西都是靠着死记硬背来学习的。那也是一种安详宁静的声音;听着他们抑扬顿挫、协调一致地背诵大家都学习过的功课,真是一件令人心满意足的事情。我喜欢听老师们在上课时讲解的声音,课间十分钟各种纷乱嘈杂的声音,电铃骤响的声音,以及午饭时间学生们一窝蜂拥向食堂的声音。

没有一种声音困扰过我。早上的各种声音吵醒了我,但也无妨,因为那是学校固定程序中的一部分,听到它就觉得我与大家步调一致了。当然,我并没有和他们步调一致——甚至在有些方面我从来就没能够融入他们之中。在头几周,多亏了时时处处围绕着我的种种固定程序,我才没有感到太过脱节。

每件事情都有严格的时间表。早上有固定的日程——早操,铃声,上课——下午,则是学生们义务清扫校园时扫帚横飞的声音。星期一和星期四,学生们要清扫教室。星期天晚上,是各种政治性的会议,学生们集合在一起,发表演讲、唱唱歌曲。有时候,他们会唱一唱爱国歌曲,但大多数时间他们唱的是爱情歌曲。他们的歌声飘荡在夜色笼罩的校园里。

每学年开始时,新生要进行军事训练。一个班编成一个团,男女生一起,由人民解放军的士兵来教他们如何行礼,走正步,左右转,立正。在军训中他们也要学唱歌——这似乎是在为共产主义增添一种乐趣。我们的学生经常要为这样或那样的组织演唱一些爱国歌曲。

为了军训,新生要穿上校服,校服是阿迪达斯式样的蓝色运动套装。这种亮色调的校服与刻板的教官们穿的迷彩服相比极不协调,而学生与教官们相比也极不协调。他们不过二十出头,看上去都还稚气未消。他们刚从农村出来,面对教官的命令,害怕得直打哆嗦。天气炎热的时候,总有人会晕倒,然后被抬到阴凉处,班上其余的同学则继续操练着正步。两周的训练行将结束时,他们操练完了步伐,行军到磨盘沟一个偏僻角落里的打靶场。他们用高性能的步枪向靶子射击,以此为他们新的开始画上一个句号。枪声压过乌江的流水声,我也听到了。

校园的夜间很早就安静下来。寝室的灯光在十一点准时熄灭——所有的灯同时熄掉,一排排房子随着电源被切断而变成了黑色。晚上,我有时坐在阳台上,看着灯光熄灭,这其中的规律性让人再次感到从容不迫。

从我的阳台上看出去,涪陵的夜色十分漂亮。白天的涪陵是一座肮脏的江城,到处都可以看到飞速发展的迹象,但在夜晚,所有的瑕疵都不见了。只看见水和灯光——华丽的灯光,黑乎乎的水面,漆黑而深邃的乌江像一面明镜,缀满了红的、黄的、白的彩带。偶尔可见夜航的船只逆江而上,探照灯照出的三角形光区在船的前方缓步移动,马达在夜色笼罩的峡谷中轰鸣。在长江上,每半小时左右就会驶过一艘大型客轮,宛如一片明亮的灯光静静漂过。

对这些程序,我没一样真正明白过。我不知道这些船要开往哪里,也不知道学校为什么要这样作息。他们玩门球的方式与美国人有所不同,我也从未自讨没趣地要去弄明白他们玩球的规则。我只喜欢他们每天都来玩门球这一点——规律性本身才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军训我其实没有想太多,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一个学生的日记,她描述了在学校里一个平常下午所发生的事情:

阳光明媚,一年级的学生正在军训。他们不停地操练着步伐。尽管汗流浃背,但没有教官的许可,他们不能停下来。

当然,只有这样,他们才明白军队生活的艰辛。他们的激情也能得以约束。

每个人,尤其是大学生,都应该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我们的国家花了许多钱来培养他们,他们应该忠于祖国。军队是国力的象征,对军队有所了解是很有必要的。1989年,北京爆发了学潮。作为年轻人,他们的思想尚不成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看法,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们无法明辨是非。哪儿热闹,他们就往哪儿凑。学潮之后,我们国家决定在大学开展军训活动,让他们明白现实生活来之不易。

那就是我真真切切听到的——步伐声和远处传来的枪声都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回音。我这才意识到,校园里固定的程式有比我早先想象的多得多的东西。从那以后,我对飘进我那俯视乌江的公寓的声音就听得更加仔细了。

起先的一段日子,我在涪陵的很多东西都是从学生那里学到的。我的汉语还不够好,不足以同城里的人交流。这让我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在哪里都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于是,我听学生念他们为完成功课而写的日记。慢慢地,涪陵的一些事情成为了我所关注的焦点。

头一件事就是亚当和我本人。这够吓人的,因为我以前从未被人如此密切地关注过,每一个动作都叫人重复和评价一番。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被人谈论,然后记录下来。一切癖好和习惯都一览无余。学生们记下我带着水杯上课的样子,我在上课时绕着教室踱步的样子,还有我在他们看来十分滑稽的笑声。他们记下了我那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长而直的鹰钩鼻,好多人还描述了我的蓝眼睛。这也许是所有细节中最奇怪的一点,因为我的眼睛是淡褐色的——但学生们早就从书本上了解到,外国人的眼睛都是蓝色的。他们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他们最想看到的,是所有浓缩在这两个年轻外国人身上的有关外部世界的东西。一天晚饭后,我和亚当在校门口广场上玩飞盘。第二天,我在阅读一个学生写的日记时,这种懒散的体育运动竟然变成了奥林匹克精神:

当时我正在写作文,突然班上有人大声喊道:“彼得和亚当在玩飞盘!”我马上放下钢笔冲出教室。确实,他们在玩扔飞盘!我想看得真切些,我可不想错过这一景象。于是我又跑回教室,戴上眼镜,冲出教室。现在我看得明明白白的!……这两个运动员离得很远,拉开架势,扔着飞盘。多精彩呀!飞盘就像一团红色的火焰,在他们两个人之间飞来飞去。我看了好一阵子。外国人真是多才多艺啊!

其他人的描述就没那么英雄气概了。我最中意的一篇是一个叫理查德的学生写的,名为“为什么美国人如此随意”:

我是个中国人。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民族。所以,我们许多人的思想都比较保守。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

我们的外语老师——彼得和亚当——这学期开始给我们上课。这是一个了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的好机会。依我看,他们比我们中国人还要随便。我为什么这么认为呢?请看以下事实。

例如,海斯勒先生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可以十分随意地在身上抓来抓去,而毫不在意别人怎么说。他穿得极随便,常常是半截皮带吊着,一晃一晃的。但是,说实话,这在中国就是不好的行为,尤其在老年人眼中特别如此。而在我看,这十分自然。

上周,汤普森小姐(一个来涪陵拜访我们的志愿队员)给我们作“美国的选举”报告的时候,她脱下羊毛衫,系在了腰间。在中国人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一个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怎么可以那样做呢!谢天谢地,我们是学英语专业的,对美国有所了解,所以对此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如果让其他人看见了,恐怕他们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一个容易犯错的地方,我们的确也犯了许多错误。但是当地人都富于宽容之心——通常他们会向我们暗示什么是正确的做法。第一周上课的时候,亚当让他的学生做自我介绍,一个叫凯勒的女生站了起来。她说出了她家乡的名称,解释她之所以选择这个英文名字,是为了纪念海伦·凯勒。一般都是这样,他们根据自己崇敬的人来取英文名字,所以就有了芭芭拉(取自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阿姆斯特朗(取自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二年级学生甚至取名为马克思。有些学生把他们的中文名字直接翻译过来,如毫斯[House,意为“房子”。——译者]、耶洛[Yellow,意为“黄色”。——译者]、诺斯[North,意为“北方”。——译者]等。有个男生,他的英文名字是莱希[Lazy,意为“懒惰”。——译者]。“我名叫莱希,”上第一次课的时候,他就这样介绍,“我很懒,我不喜欢篮球、足球。很多事情我都不喜欢,我的爱好就是睡觉。”

其他一些名字则没有多大意义。有叫苏迪、桑里和凯尔的。有的纯属不幸:一个小个子男生被叫作盆[Pen,意为“钢笔”。——译者],一个十分漂亮的女生取名叫可可那特[Coconut,意为“椰子”。——译者]。另一个男生取名黛茜,这让傅主任感觉到十分惊愕。系主任傅先生英俊潇洒,蓄一头乌发,我们和英语系联系也主要是找他——这个职位的责任感常常使他生活在肃穆的氛围中。他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谈论黛茜这个名字的时候,尤其显得愁眉不展。

“那是个女孩的名字,对吧?”傅主任问我。

“对,”我回答说,“只是在美国,现在就连女生都不喜欢用这个名字了。”

“我记得《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有这个名字,”傅主任十分忧郁地笑着说。当学生的时候,他的专业是美国文学,因此他差不多熟悉20世纪所有伟大的小说家。他叹了口气,摇摇头。

“上学期这个学生取的是个男生的名字,”傅主任说,“但在暑假里他把名字改了,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从未和黛茜谈过这个问题。他是个不善交流的人,我对他唯一的了解,是人民解放军曾因其视力不好而将他拒之门外,这打碎了他毕生都想从军的人生目标。这次失败打开了黛茜存在于世的秘密;他是高个、沉默寡言的男孩,满脸忧伤,每天都穿一身迷彩服来到课堂。这是一种安慰,还是一种自我惩罚,我一直都不知道。我喜欢有一个穿着迷彩服、名叫黛茜的高个子男生坐在教室的后排听我上课,我也从来没有叫他把名字或者衣服换一换。当然,我没把这个告诉傅主任。

不过凯勒这个名字十分直截了当。海伦·凯勒是学生心目中共同的英雄人物——甚至有些男生也将她列为楷模,部分是因为她同情共产主义。那天,凯勒作了自我介绍,又解释了取这个名字的原因,然后她笑了笑。

“谢谢,”亚当说,“你的雀斑真好看,凯勒。”

教室里突然变得一片沉寂。凯勒马上低下头,坐回到座位上。在那阵难堪的沉寂中,亚当手忙脚乱,过了一阵他才急急忙忙地解释说,雀斑在美国被看作是很有魅力的标志。事实证明,在中国,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就好像在说“你的胎记很好看”一类的恭维话。但是,除了继续上课,别无他法。所以,几分钟后,难堪就烟消云散了。

但事情并没有被人遗忘。一周后,两个学生在日记中提到了这件事,他们试图用中国人的方式,委婉地、间接地传达一种信息:

我曾听说过,许多美国妇女的脸上长有雀斑。在中国,女人,尤其是年轻姑娘,如果脸上长了雀斑,是不喜欢别人来提起的。这种做法不太好。我想知道,长雀斑的美国妇女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有些外籍教师的教学方法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应该肯定他们的成就。但有时候,由于他们对中国的习俗缺乏了解,也把一些学生弄得很难堪。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忌讳。对别人的长相,我们从不轻浮地加以评论。有一次,在课堂上,其中一个美国教师犯忌了。不过,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他们对中国的日常生活常识的了解增多,这种尴尬也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当然,我们都很单纯——我们信奉良好的意愿和努力的工作,我们想,过不了多久,我们要融入这个城市的生活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但是涪陵,也像中国的大多数地方一样,有着极其复杂的过去。不管我看过多少有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书,我对这段历史都缺乏真正的了解。

具体而言,我不知道有美国人前来中国居住对当地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来,我得知这里的许多工业企业是从上海搬迁过来的,这是五六十年代美国核威胁的直接后果,毛泽东把中国的兵工厂分散转移到了大西南偏僻的崇山峻岭中。很显然,在当地人怎样看待我们这个问题上,这段历史对他们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

也许我们知道的越多,日子会越难过。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女生,名叫安妮,住在我们那一栋楼的底层。她父亲是数学教授,是学校职称最高的教员,所以有幸在我们那栋鹤立鸡群的楼房中得到了栖身之所。在“文革”中,他也“有幸”在四川省一个十分偏远的煤矿干了八年。像许多有才华的中国人一样,他被打成了“臭老九”——下层中的下层,只有通过最底层、最辛苦的工作才能挽救的那一类人。

那些岁月在梁教授身上留下的影响似乎不深——他是个乐呵呵的人,对在政治上获得平反绝对地高兴。即便被下放到煤矿的时候,他也把“地利”用到了极致,他教当地人如何做账,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不过,我想这段经历也许对他女儿的影响更多一些,尽管她并没体会过他那种经历。她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之一,也是有点不合群的那种。她的一些想法与众不同——喜欢独处,喜欢自己拿主意,能够远离大多数学生都在老调重弹着的政治套话。在我所有的学生中,我希望她能对我这个外国人最为开诚布公。毕业后,她写了一封信,坦诚地向我解释她最初时的看法:

你给我们上课之后不久,我读到一篇新闻评论,说克林顿当上了美国总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人为什么选他做总统)是他将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那些日子里,我讨厌见到你和梅耶先生。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尽管偶尔有迹象表明,我的学生仍然带着一丝怀疑来看待外面的世界,但我从未估计到这种情感会如此强烈。这种时候,我总把它们当成一个个孤立的事件来看待——我会十分温和地作出回应,然后尽量不再想它。一天,一个叫凯瑟琳的女生写到了东西方女性的区别:

西方人喜欢优雅的女孩,还是性感的女孩?我经常听到的观点是东方女孩以优雅著称,而西方女孩以性感出名。

中国的女孩大都优雅、清纯而善良。她们做事遵循一定的规则,这是中国传统。

西方女孩则十分开放。她们可以和任何人结婚,随时都可以离婚。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她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考虑对错。她们的生活自由散漫。

我想,我还是喜欢东方女孩的形象和美德。她们优雅而清纯。

凯瑟琳是个可爱的女孩,文静的学生,有一双渴盼的眼睛和友善的微笑,我对她严厉不起来。在她的日记下面,我只是写上了我在美国有三个姐妹——仅此而已。在涪陵,这样的交流就足够了;第二天,她便向我道了歉。

她所写到的“开放”,对涪陵人,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是个界线问题。人们到处都在谈论改革开放这个话题,它包括不断增加与外界的接触,以及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的市场经济模式的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的概念和俄罗斯“革新”、“公开化”的概念十分相似。但存在着一点关键性的差异:中国的这个词汇没有明确的政治成分,因为他们的领导人无意于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实行政治制度上的开放。不过,改革开放还是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包括日益增加的地区间流动,以及受外国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处事态度。多数中国人把这视作良性的发展,因为伴随着这些变革而来的是日渐提高的生活水平。不过,人们的思想中仍然潜藏着一种无声的恐惧。涪陵出现的头两个美国老师足以引发人们的这种不安。

在第一个学期,我有些无所适从,没法一一来考虑这些事情。我要学汉语、备课,还要记日记;我没有时间去考虑我们来这里所包含的政治含义。但也有让我感到震惊的时候——有一次我读到一个学生的一段日记,只有三个短句。但在打完分数之后,这三个句子仍久久回荡在我脑中:

现在的中国对外国实行了开放政策。犯罪增加了。维护公共秩序十分重要。

在头几个月,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显得不太重要。我把一些有趣的话抄在我的日记本上,然后继续做着别的事情。我想,我不能仅仅根据学生们所想的来评判他们,至少在开始阶段不能这样。他们的生活背景与我来涪陵之前所了解的相去甚远,而且,像中国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们还被笼罩在过去那一段动荡的历史气氛中。要我忘掉这个很容易——要我笑对他们那些滑稽的名字,笑对他们充满稚气的羞怯,笑对他们来自单纯无知的农村地区,这一切都很容易做到。当然,没什么比这距离事实更远的了——四川的农村并不单纯,我的学生知道许多我想都没想过的东西。即使表象具有迷惑性,但当他们写到自己的家庭时,真相还是会不自觉地透露出来:

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我的父亲是一位英雄。他曾经给我们讲述他的过去。大约十岁的时候,他的哥哥、姐姐都结婚了,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那时中国所走的道路是集体制,人们要参加集体劳动。他们不能拥有自己的私人财产。

在那之前,我的祖父母通过辛勤劳动挣了很多财产,但开始搞集体化的时候,我们家的全部财产都被“工作组”给毁了。他们说所有的东西都应归公,便拿走了一些好东西。我的祖母想阻拦他们,但不成。他们把她吊起来打,还不给她东西吃,后来就给饿死了。他们又强迫我的父亲冬天去田里除草,我父亲也不抱怨,只是拼命地劳动。

他们的祖母或外祖母大都裹过脚:也没有几个祖父或外祖父能够读书写字。他们的父母成长在中国历史上最艰难的年代。这一切都对我的学生有着影响,并形成了他们一些相似的特征。但同时,他们又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受过教育,尽管有钱的不多,但也不是一贫如洗。他们买得起东西——时装、书籍、收音机。他们上了大学。他们学了七年的英语。他们看到了巨大的变化,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根据我的标准,他们也许在政治上都被洗过脑,但与过去相比,他们又获得了极大的自由。

他们这一代人,如同一道分水岭,就像“开放”对于中国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性质的问题。我能感觉到,在这一代人身上承载了很多东西——有些方面,这很像我的父辈,他们是听着经济大萧条和二战的故事成长起来的一代美国人。然而,无论好坏,又是他们那一代人创造了美国的今天。说到中国未来的繁荣,这具有同样的意义。但她的过去比美国的过去要坎坷得多,这就常常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很难让我的学生去批评中国什么,这不奇怪,因为他们脑子里被不断地灌输的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偶尔,几个比较出色的学生在描述中国的时候,夹杂着冷静的准确和盲目的乐观,这让我觉得做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是何等美妙,又何等艰难:

我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两个伟人:毛泽东和邓小平。如果要我们指出这两代人对中国看法上的差异,就应该提到这两个人。

我的父辈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中国还很不富裕。人民甚至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那时的形势十分艰难。由于缺乏经验,中国的领导人没有解决好一些问题。也许,那是中国发展进程中最艰难的时期。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独立和民主这两大目标。所以,人们从心底里崇敬他。这种崇敬延伸为对中国的极大热爱。我的父母亲就是这样。然后是“文化大革命”,生活中出现了许多错误的东西。但他们认为中国是最好、最优越的国家,有显著的国际地位。在他们心目中,只有实行计划经济,中国才能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因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有关市场经济的东西都是右倾主义。我的父母是别人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从不考虑其对错。

今天,当我们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那段岁月时,会觉得我们父母的思想和行为都有些盲目和狂热。但是,如果我们客观地看待那一段时期,我想我们应该、也能够理解他们。每一代人都有他们各自的悲欢。对年轻的一代人来说,重要的是去理解而不是批评责备。我们的上一辈人是不幸的;他们没有好的机会和环境去实现他们的价值。但是,他们的精神,以及对祖国的热爱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

我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好的工作。我的学生求知欲强,尊敬师长,也很聪明。这所学校尽管名声并不响亮,但在中国,仅占有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二的人能够进入高中以上的学校学习,也就是说,涪陵师专的学生也算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一个群体。事实上,我乐于在低层学校里教书,因为这里的学生身上有我从未见过的未经打磨的品质。在我去过的所有地方,教育都太早地迈过了这个门槛——在美国,连高中生都谨小慎微、愤世嫉俗,甚至疑心重重。教育是一场游戏,学生则是玩家,但涪陵的学生还没有到这个份上。他们的才智还未成熟——带有乡村的气味,带有汗液和大粪的气味,带有夜幕下的泥土和成熟的油菜籽的气味,带有所有来自四川乡下农田的气味。他们的思想中闪现的是土地,瞥见的是师专周围那同一类的厚实美丽的土地,校园外一片片伸展到插旗山[插旗山,涪陵城东南边的一座小山。——译者]边的梯田。

有人心中就闪耀着这些。我们有一个学生,名叫凯尔——像许多学生的英文名字一样,他是一团谜。他是班里最安静的学生之一,看上去就像一个中年农民:身体矮小粗壮,脸庞因为四川日光的照射而显得黝黑,仿佛饱经风霜。他的脸上带着农民那种无声的微笑,谦卑的尊敬。他曾经是个农民,直到有一天,政府来了封信,说他通过了考试,可以进入涪陵师专读书。当时他二十一岁,是班上最小的学生;有一天,亚当布置了十五分钟的自由写作。凯尔埋头写道:

我正在田里劳动。那头水牛突然变成了一架长着牛头的机器。于是我提前收工。因为这,我被提拔当了镇长。之后,我坐飞机去北京向领导汇报。他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从来没看见过有牛头的机器。他下令把我关进监狱。就在去监狱的路上,我的水牛出现了。它变成了一列有牛头的火车……

我的命运和那头会变化的水牛紧紧连在了一起。

在火车形水牛的帮助下,我回家了。我来到了镇政府办公室。那头水牛——现在是一头真的水牛了——跟在我的身后,低声地说着什么。我不明白它说的是什么。它变成了一部像牛头一样的计算机。屏幕上显示着:我年轻的主人,你不适合搞政治。你现在应该做的,是到学校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尤其你的英语很差。只有这样,你才能把工作干得更好,过上更好的生活……

也许是听了水牛的忠告,我将弃农习文。

在这两百来字的作文中,有太多的四川色彩,而他似乎不花吹灰之力就写出来了——当然,有些东西不是单用眼睛就能看到的。亚当第一次安排学生自由写作时,事情未能按计划进行。他告诉全班有十五分钟的写作时间,然后叫他们“写你想要的任何东西”。

学生们写了。下课的时候,亚当把作业收了上来。学生们写了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于是他收到了四十五份购物清单。我想要一台新电视机,一件新衣服,一部新收音机。我想买更多的语法书。我想要一间自己的房子。我想要一个BP机、一部手机和一辆轿车。我想要一份好工作。有些学生的清单列了一整页,每个项目都编了号,还有优先购买顺序。

这并不是亚当所希望看到的,但就在这些清单中也同样有不少四川色彩。第二次,亚当非常仔细地向学生们说明,可以“写你想写的任何主题”。

这次奏效了。凯尔埋头写出了这篇作文。我和亚当则不停地埋头苦干,在所犯下的错误中学习,尽可能地融入到当地的日常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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