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重庆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的。那是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长江上空星斗闪烁，漆黑的水面却映不出微弱的点点星光。学校派来的小车载着我们，以码头为起点，蜿蜒行进在窄小的街道上。星光下，这座城市不断向后掠去，显得陌生而又迷离。

我们有两个人，被派到这里教书，都十分年轻：我二十七岁，亚当·梅耶二十二岁。我们对涪陵几乎闻所未闻。我只知道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将因新修建的三峡大坝而淹没，还知道涪陵多年来都不对外国人开放。除此，我知之甚微。

半个世纪来，没有美国人在这里居住过。后来，我在城里遇到一些长者，他们记得在20世纪40年代，亦即1949年解放前，这里有美国人生活过，但这样的记忆又总是模糊不清。我们抵达时，这里还住着另一个外国人，一个德国人，在当地的一所中学教了一个学期。但我们只见过他一次，等我们安顿下来没多久，他就离开了涪陵。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这座小城中仅有的两个外国人。涪陵约有二十万人口，根据中国的标准，这是一座小城市。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我们到校一周后的某天，学校所有的人都在大门口参加了集会。那个暑假，一个由学生和老师组成的小分队从涪陵步行到了延安，那是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前革命根据地。现在他们即将返回学校。

当时正值纪念长征六十周年。所谓长征，是指在其国内战争中，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几乎要被国民党消灭的关键时刻，所进行的长达六千英里的长途跋涉。共产党人克服重重困难，越过中国西部的群山和戈壁，行军至一个安全地点。之后，他们从延安开始，稳步地积蓄力量，直到最后让革命席卷整个中国大陆，将国民党赶到了台湾。

整个学期，学校开展了很多特别的活动来纪念长征。学生们要上关于长征的历史课，要写关于长征的文章，在12月份还组织了一次长征歌咏比赛。为了参加长征歌咏比赛，所有的系都花了数周时间排练歌曲，然后在大礼堂演出。因为长征题材的曲目有限，所以许多参赛歌曲都是一样的，这就使得评委打分有点为难。同样让我搞不懂的是，由于演出服装数量不足，也只能像曲目一样由大家共享。历史系表演的时候，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打着红领带，光彩照人。然后他们走下台，迅速地把衬衫和领带换下交给政治系的学生。政治系的学生穿戴完毕，冲上舞台，把别人刚刚唱过的歌曲再唱一遍。到晚会结束时，衬衫已变得汗渍斑斑，每一位观众都听熟了所有的曲目。音乐系获胜了，像以往一样，英语系排名倒数。在学校举办的各种比赛中，英语系从未获胜过。没有以长征为题材的英语歌曲。

暑期的延安徒步行并不是比赛，但涪陵小分队的返回却是整个长征纪念活动中最重大的一件事。队员们在炎炎烈日下行走了一千多英里，到最后只有十六个人坚持了下来。其中有十三个学生，两名教师：中文系的党支部书记和数学系的政治辅导员。另有一位职位不高的管理人员，步行到中途就哭了鼻子，但最后还是因为有恒心和毅力在当地博得了好评。所有的队员均为男性。有些女生也想一同参加徒步活动，但学校认为，长征不适合女生。

在集会的前一周，学校的李校长去西安见了参加徒步活动的学生，因为在那艰难跋涉的最后阶段，他们遇到了麻烦。

“学生们出了点问题，”当我问及怎么回事时，英语系的系主任傅木友说，“我估计，可能是他们随身带的钱用光了。”事实确实如此——尽管有涪陵一家生产宏声牌香烟的卷烟厂资助，他们还是用光了所有的现金。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远行一千英里，来到延安，却以破产告终，这种特别的纪念方式让我惊讶万分。

不过李校长早就把他们解救出来了。所以，现在所有的学生都汇集到校门口的广场上。这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师范专科学校，成立于1977年，学生只有两千人左右。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教育体系破坏很大，这所学校是在那以后成立的院校之一。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种师专学校差不多位属末流。花三年修完课程，学历低于大学本科，几乎所有学生都来自四川的农民家庭。毕业之后，他们要回到家乡，在偏远的中学里当老师。

对许多学生——尤其是新生——而言，这所学校叫人兴奋不已。校园与涪陵主城区隔乌江相望，很少有学生曾在如此大的城市附近居住过。每到周末，学校就有电影、竞赛、舞会。时常也有像欢迎长征徒步队员的那种政治集会，学生们总是在广场附近地区集合，闹哄哄地翘首以待。

八位女生穿着白色短衫和黑色裙子，斜挂着印有校名的红色绶带，在大门口以立正势站着。她们被称作迎宾小姐，是从学生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几位迎宾小姐全都个子高挑，长得十分漂亮，但脸上看不到一丝笑容。在正式场合，她们代表着学校，站姿标准，步态优雅大方，为大人物们端茶倒水。

关于涪陵，我还听说过一件事：这里的女子因貌美而声名远扬。至少在成都的汉语课上，他们是这样给我讲的。其中一位老师是东北人，她是一位纤弱的女性，颧骨很高，说起话来轻言细语。哪怕是在炎炎夏日，她也会用双手捧着一只茶杯，仿佛藉以取暖。我们叫她尚老师，尽管从未去过涪陵，但她十分肯定地说那里的女子长得很美。

“因为那儿的山和水，”她说，“有山有水的地方都出美女。”

在成都我碰到过一位涪陵人，她也给我讲了同样的事情。“但那儿的人有时候脾气不好，”她提醒我说，“因为那儿天气太热，而且山很多。”我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这表明中国人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与外国人截然不同。当我看到那些呈梯状的小山包，注意的是人如何改变土地，把它变成了缀满令人炫目的石阶的水稻梯田；而中国人看到的是人，关注的是土地怎样改变了人。刚到学校的那几天，我总在想这个问题，尤其是因为我所有学生的成长都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我很想知道，四川这种地势崎岖不平的自然环境怎样影响了他们。同时，我也不知道未来的两年里，这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到达的是涪陵市的市长。他乘坐一辆黑色奥迪来到学校大门口，一踏出车门就对热烈鼓掌的学生频频挥手致意。当地的电视台也来人了，正对着这位在9月的炎热中嘘嘘喘气的身材矮胖的人录制新闻。他快步穿过广场，来招呼亚当和我，同我们握手，欢迎我们来到这座城市。

我们在涪陵参加的大大小小活动中，第一件事总是这样——欢迎新来的美国人。在长征集会那天，我们原本要去郊游散步，因此极随意地穿着短裤和T恤，只是出于好奇才停下了脚步。穿戴不得体地出现在那种场合，真是十分愚蠢的错误，我们早该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想成为被注目的焦点而只是旁观，很难。

长征徒步行的队员们到达时，学校的大喇叭里响起了爱国歌曲。他们穿着白色的T恤衫和迷彩服，显得疲惫不堪，脸上胡子拉碴，肩上挂着用旧的军用帆布包。领头的队员手举一面褪色的红旗，走在迎宾小姐身后，红旗上印有校名和宏声卷烟字样。迎宾小姐分成了两列，每列四人，齐步行进，头不摇晃，目视前方，手臂大幅摆动。其他队员带着自豪和骄傲的笑容向人群挥手，成单列跟随行进。大家鼓着掌，跟在他们身后进入了大礼堂。那儿挂着一幅标语，上面写着：

热烈欢迎涪陵师专[该校2001年更名为涪陵师范学院，2006年更名为长江师范学院。——译者]宏声卷烟万里长征徒步考察队胜利归来！

亚当和我弯腰低头坐进了礼堂后面的位置，以期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坐在我们周围的学生低头耳语，并转过头来盯着我们看。这种注意一下子就扩散开去，不一会儿，礼堂里的每一个人都伸长了脖子看我们两个——我们则在座位上压低身体，把休闲帽使劲拉下来遮住脸部——很快，窦副校长走上前来，领我们坐上主席台。他实在是无可奈何，不然观众的注意力就要全部分散到我们这边了。这也是我们经常被要求去参加当地一些活动的原因之一：这种方法能够确保引起人们的注意，简便易行。

我们被安排和市长、党委书记以及其他干部坐在一起。我们坐下的时候，人群中发出高声的欢呼，长征徒步行队员们也鼓起掌来。迎宾小姐给我们端上了茶水。我低着头，努力想把两条光腿藏到桌子底下。干部们作了讲话，表扬了长征徒步考察队的队员们，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正在纪念的那段历史。所有的讲话都十分震撼有力，就像在那些描写政治强人的老电影里看到的情景一样，而窦副校长的讲话更是无人匹敌。他是个五十多岁的小个子，体重五十多公斤，身体瘦削，臂膀单薄。但他用起麦克风来却得心应手——起初的声音极为柔和平缓，就像一个老师在对一群孩子说话；继而提高音量，慢慢加快了手势，纤细的双手对着人群挥舞，似在责备他们；最后则是声若洪钟，双臂凸鼓，两眼放光，喇叭轰响，讲的人和听的人此刻平等了，结成了同志、爱国志士、人民的公仆。人们起立喝彩，雷鸣般的掌声响成一片。

我听他提到了亚当和我的中文名字——梅尔康与何伟，并宣布我们受“美中友好志愿者”组织的派遣来到涪陵。人们又一次欢呼起来——我们现在是同志了，一起为人民服务，建设祖国——长征徒步行的队员们自豪地站起身来，每个人的胸前都由干部们戴上一朵缀着红丝带的塑料花。有人递给我一朵这样的塑料花，又有人向我指着一位正在台前等待的长征队员。他微笑着弯下腰来，热情地同我握了握手。我向他表示歉意，并很快地为他戴上了塑料花，以期减少我穿着短裤的曝光时间。人们又一次欢呼雀跃起来，我向他们挥手致意，人群中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坐了下来，感到脸在发烫。

仪式结束后，人们一起合影纪念这次集会。从照片上看，长征徒步行的队员和干部们显得极为自豪，分三行站立，排列整齐，褪色的红旗飘展着，颇有久经沙场的革命队伍的风范。队员们穿着干净的白T恤，胸前佩着塑料花，飘着红丝带。他们的脸上没有笑容。最重要的几位干部在前排与我和亚当站在一起，窦副校长和韦书记的脸上几乎看不到一丝笑容，我们也笑得极为勉强。亚当穿着凉鞋，我则穿了一件灰色的旧T恤，我们赤裸的大腿与一排整洁的裤子相比极不相称。其他干部脸上也没有笑容。照片中没有女性。

两年后，我回到美国，把那张照片拿给朋友们看，想给他们讲讲这件事情。但从哪儿讲起呢？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文革”后的大学要纪念长征，难度不亚于给他们讲解山坡如何被改造成梯田。最后，我只好这么说，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政治集会，我们能参加是个意外，因为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共产党的集会大多不欢迎和平队员。我只能讲到这里——那就是我这张照片的故事。

当然，整个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是和平队的志愿者，但又不全是；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但也不全是。一切都不全是看上去的那样，就像我在涪陵开头的那些日子，什么都不确定，仿佛总有半步之遥。

在汉语中，Peace Corps被译为“和平队”，但这几个字的内涵远不止于此。“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反美宣传达到高潮时，中国政府对和平队谈论颇多——说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是穿连裆裤的，说它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说美国把年轻人送到海外各地，意欲用它的意识形态影响第三世界，从而把它们引向帝国主义阵营（这件最苦的差事，鬼才会喜欢吧）。如今，人们不再说这些了，但影响尚在。无可救药的是，这个词不再纯洁。但中国的语言，就跟中国的人民一样，早就学会了跟着政治随风倒，所以和平队在1993年进入中国时，另取了一个名字——“美中友好志愿者”。名字虽说复杂了点，但含义更简单了。学校当局要求学生在称呼我们时，不管用英语还是汉语，绝对不要使用“和平队”这一字眼，大多数人确实也不用这个词。因此，在改换头衔之后，我来到这所在“文革”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学校任教。在这里，历史从未远离，而政治举目可见。

一开始，正是这种“友好”把我们都吓坏了，这也正是我们的头衔中最难以说清楚的地方。年前，学校有过三个外籍教师，一对年老的澳大利亚夫妇和一个来自墨西哥的中年男子。他们的情况比较简单，因为他们只待了不到一年，而且也很少远离校园。我们就大不一样了——年轻，计划在涪陵要待上两年，而且是受美国政府派遣来的第三批志愿队员。学校在最好的一栋楼里给我们安排了两间公寓，与党委书记和其他主要干部同住一楼。而且一连数周，学校差不多每隔一晚都要设宴招待我们一次。这些事情有一套礼仪。我们的餐桌上摆满了中式佳肴——腰果、牛肉干、豇豆、藕片——通常，韩老师总要宣布点什么。二十七岁的他是学校“外办”的临时负责人。他是学校里英语说得最棒的人，但刚坐上这个位置，总显得有些忧心忡忡。他让我们叫他阿尔伯特。

第一周的一天晚上，宴会还未正式开始前，他跟我们讲。

“学校决定给你们安上直通校外的住宅电话，这样你们就可以打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表示反对——这完全没有必要，电话费又比较贵，其他学校的志愿者也都没有安装电话。他挥挥手，打断了我们。“这不成问题，”他说，“要不，你们就太不方便了。”我和亚当对看一眼，耸了耸肩。我们向他表示了谢意，大家便开始吃饭。第二天，修理工前来为我们安上了电话。

几天之后，又是一次宴请，又是一起声明。“学校决定，”阿尔伯特说，“给亚当买一台洗衣机。”

“我的公寓里有一台洗衣机，”我回答说，“我们可以合用——没有必要再浪费钱。”

“那不方便，”阿尔伯特说，“学校已经决定了。”再一次，我们的反对被无视了。大家又开始吃起饭来。第二天一早，一台新洗衣机出现在亚当的门口。

几天之后，亚当正和英语系的几个老师一起玩纸牌，党支部书记张彦提到，学校早就收到了从“美中友好志愿者”寄来的我们的简历和自传材料。

“我注意到你会打网球，”张书记说，“你一定玩得很棒吧。”

大学暑假期间，亚当曾担任过网球夏令营的教练，但他很快就摇了摇头。“不怎么好，”他说，“我好久没认真打过了。”

张书记笑了笑，继续摸牌。他是个瘦弱但精力充沛的人，蓄着小平头。经过一周的时间，我们给他总结出两点：在英语系的教职工中，他篮球打得最好，喝白酒也最拿手。他是英语系职位最高的领导，作为支部书记，他掌管着学术、纪律以及政治事务。他属于不爱说话的那类人，但他一开口，必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他看了看手中的牌，上身往前倾了倾，抬起头来看着亚当。

“学校决定，”他缓缓地说，“给你们买网球。”

他又退后坐定，似在等着亚当领会他话中的意思。但那正是问题所在——这网球究竟该怎么买？好一会儿，亚当使劲地思索，该怎么回答。

“太感谢学校了，”最后，他只好小心翼翼地说，“我十分感谢你们愿意为我们做的事情，但没有这个必要。张先生，你们不必为我们买网球。”

张书记笑着打出一张牌。

“韦先生担心你们可能想打网球。他想确保你和彼得能在这里住得愉快。”

韦先生是学校的党委书记，作为学校职务最高的官员，他无疑有比为志愿者买网球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亚当表达了这层意思，并特别说明，即使不打网球，他也一样过得十分愉快。但张书记依然立场不改。

“已经定了，”他断然说道，“学校将为你们买网球。咱们继续玩牌。”

第二天早上，亚当的门前并没有出现网球，但他不敢大意。他给我讲了他和张书记的谈话，我们决定一起去和学校谈一谈，类似的努力在后来的两年中做了一次又一次，而结果往往各不相同。我们的交流通常间接迂回，鲜有简单明了的。有时候，结果甚至与我们所想的背道而驰。

我们找阿尔伯特谈，又找张书记谈；找傅主任谈，也找英语系的其他人谈。我们说，修建网球场价值不菲，我不会打网球，而且亚当实际上也不再喜欢打网球了。他已过了在大学时喜欢打网球的年纪，如果他还有什么热衷的事情的话，那也与网球毫不沾边。网球是一项条件要求较强的体育运动项目，篮球、足球则简单得多。网球是剥削阶级的玩意儿。当然，我们并没有说到这么严重，但我们想尽了办法。整整一周，我们差不多在进行一场运动，坚决反对他们买网球。

在我们公寓楼旁边就有一个门球场。无疑，那是校园内最好的风景，而且也许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宁静的地方。在这样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类似的地方并不多见——除了供娱乐外，这块地别无他用。门球场边上是一排树，中间是一块十分平整的沙土场地。这块场地护理有加，而且玩门球的人们技术到家，所以中央的沙土场地总是十分平整好看。每天早上，学校的退休教职工便来到这里，打上一整天的门球，只是在吃午饭时停息一下。他们打球的技术相当好，好得无以复加，几乎到了无可匹敌的地步——他们想把球打到哪儿，球就滚到哪儿，颇像魔术师手中的纸牌，不声不响地在和谐的程序和技艺中随意移动。这成了他们每天必做的表演，成了充满特技的体育运动。这些退休教职工好比艺术家——他们将门球运动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而这块地的大小，正和一个网球场相仿。

头几周，这让我们感到十分害怕。从我们的阳台上就可以俯视那个门球场。每天早上我们放眼凝视的时候，总担心看见工人、铁铲、锄头、挖掘机、炸药——哪一样都可能和买网球扯上关系，我们深切而又真切地感到一阵阵后怕。最糟糕的，还在于这种不确定性。买网球好像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同时，十分明显，在涪陵这个地方，人们可以通过大量的工作把抽象变成现实。只需看一看三峡大坝的规划，便足以证明。

不过，涪陵最终没有修建网球场。数周后，宴请也渐渐停止了。一个月之后，学校不再为我们的公寓添置任何东西。不久，我们便像被宠坏的孩子一样，抱怨我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也只是在干部们住的公寓顶上，对自己小声地咕哝几句。

每天早上，门球场上的声音都会飘进我住的公寓，有门球轻轻碰撞的声音，沙地上的脚步声，以及退休教职工们在不紧不慢的玩球过程中柔和的谈笑声。那是我听过的最平和安宁的声音，我会坐在阳台上，就这么听着。门球的撞击声和着高一阵低一阵的蝉鸣，与乌江上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窄窄的河谷上回荡着船只的汽笛声，发动机噼啪作响，搏击江流，驳船上不时传来丁丁当当的敲击声，那是工人们正把河沙卸到停在岸边的马达轰鸣的卡车上。从我的公寓看出去一英里远的地方，乌江消融在长江浑黄的激流中，不时可以听到从长江上传来的孤零零的汽笛声。

在最初的一段日子里，涪陵对我来说主要意味着各种声音。这是一座十分喧闹的城市，各种噪音也都是我以往没有听到过的——建筑工地上传来钢钎有规律的丁当声，以及岩石在铁锤下的崩裂声：大部分活计仍用手工完成的地方才会有这种声音。我也是第一次住在靠近江河的地方，听着船只发出的各种声音，在峡谷中来回飘荡。

我的公寓位于乌江边的山坡上，一栋楼房的顶层。那是一条美丽的河流，激越而清澈透明的水流从贵州省的崇山峻岭中自南向北而来。乌江的对岸就是涪陵的主城区，山坡上到处都是方块样的钢筋水泥建筑。无论我朝哪个方向看出去，都是陡斜的山坡，尤其向北倾斜下去，直到两江交汇处，山形陡峭的白山坪[涪陵城北隔长江而望的一座小山，因为读音关系，又写作“北山坪”，后文有专章论及。——译者]拔地而起。

这就是从我的住所——六楼，高踞两江，俯视江城——能够欣赏到的风景。视线中没有障碍物，所以我能听到这么多声音。每天早晨，在门球声响起前好久，我就听到楼房后面传来了公鸡的啼鸣。六点整，我又听到了响彻校园的起床号声，然后是学生们在贯通校园的小路上踉踉跄跄的脚步声，他们就在那里做着早操。六点稍过，早操的音乐就通过大喇叭播放了出来——快乐的起床号，不断重复播放的早操音乐，日复一日。早操之后，是一些事务性的通知以及政治宣传，还有学生前往食堂吃早餐的声音；然后是上课铃声。这时，门球场上又响起了那清脆的回声。

我住的地方靠近主教学楼，因而听到了那些声音。我听到了学生们反复朗读功课的声音，因为在涪陵师专，很多东西都是靠着死记硬背来学习的。那也是一种安详宁静的声音；听着他们抑扬顿挫、协调一致地背诵大家都学习过的功课，真是一件令人心满意足的事情。我喜欢听老师们在上课时讲解的声音，课间十分钟各种纷乱嘈杂的声音，电铃骤响的声音，以及午饭时间学生们一窝蜂拥向食堂的声音。

没有一种声音困扰过我。早上的各种声音吵醒了我，但也无妨，因为那是学校固定程序中的一部分，听到它就觉得我与大家步调一致了。当然，我并没有和他们步调一致——甚至在有些方面我从来就没能够融入他们之中。在头几周，多亏了时时处处围绕着我的种种固定程序，我才没有感到太过脱节。

每件事情都有严格的时间表。早上有固定的日程——早操，铃声，上课——下午，则是学生们义务清扫校园时扫帚横飞的声音。星期一和星期四，学生们要清扫教室。星期天晚上，是各种政治性的会议，学生们集合在一起，发表演讲、唱唱歌曲。有时候，他们会唱一唱爱国歌曲，但大多数时间他们唱的是爱情歌曲。他们的歌声飘荡在夜色笼罩的校园里。

每学年开始时，新生要进行军事训练。一个班编成一个团，男女生一起，由人民解放军的士兵来教他们如何行礼，走正步，左右转，立正。在军训中他们也要学唱歌——这似乎是在为共产主义增添一种乐趣。我们的学生经常要为这样或那样的组织演唱一些爱国歌曲。

为了军训，新生要穿上校服，校服是阿迪达斯式样的蓝色运动套装。这种亮色调的校服与刻板的教官们穿的迷彩服相比极不协调，而学生与教官们相比也极不协调。他们不过二十出头，看上去都还稚气未消。他们刚从农村出来，面对教官的命令，害怕得直打哆嗦。天气炎热的时候，总有人会晕倒，然后被抬到阴凉处，班上其余的同学则继续操练着正步。两周的训练行将结束时，他们操练完了步伐，行军到磨盘沟一个偏僻角落里的打靶场。他们用高性能的步枪向靶子射击，以此为他们新的开始画上一个句号。枪声压过乌江的流水声，我也听到了。

校园的夜间很早就安静下来。寝室的灯光在十一点准时熄灭——所有的灯同时熄掉，一排排房子随着电源被切断而变成了黑色。晚上，我有时坐在阳台上，看着灯光熄灭，这其中的规律性让人再次感到从容不迫。

从我的阳台上看出去，涪陵的夜色十分漂亮。白天的涪陵是一座肮脏的江城，到处都可以看到飞速发展的迹象，但在夜晚，所有的瑕疵都不见了。只看见水和灯光——华丽的灯光，黑乎乎的水面，漆黑而深邃的乌江像一面明镜，缀满了红的、黄的、白的彩带。偶尔可见夜航的船只逆江而上，探照灯照出的三角形光区在船的前方缓步移动，马达在夜色笼罩的峡谷中轰鸣。在长江上，每半小时左右就会驶过一艘大型客轮，宛如一片明亮的灯光静静漂过。

对这些程序，我没一样真正明白过。我不知道这些船要开往哪里，也不知道学校为什么要这样作息。他们玩门球的方式与美国人有所不同，我也从未自讨没趣地要去弄明白他们玩球的规则。我只喜欢他们每天都来玩门球这一点——规律性本身才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军训我其实没有想太多，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一个学生的日记，她描述了在学校里一个平常下午所发生的事情：

那就是我真真切切听到的——步伐声和远处传来的枪声都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回音。我这才意识到，校园里固定的程式有比我早先想象的多得多的东西。从那以后，我对飘进我那俯视乌江的公寓的声音就听得更加仔细了。

起先的一段日子，我在涪陵的很多东西都是从学生那里学到的。我的汉语还不够好，不足以同城里的人交流。这让我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在哪里都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于是，我听学生念他们为完成功课而写的日记。慢慢地，涪陵的一些事情成为了我所关注的焦点。

头一件事就是亚当和我本人。这够吓人的，因为我以前从未被人如此密切地关注过，每一个动作都叫人重复和评价一番。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被人谈论，然后记录下来。一切癖好和习惯都一览无余。学生们记下我带着水杯上课的样子，我在上课时绕着教室踱步的样子，还有我在他们看来十分滑稽的笑声。他们记下了我那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长而直的鹰钩鼻，好多人还描述了我的蓝眼睛。这也许是所有细节中最奇怪的一点，因为我的眼睛是淡褐色的——但学生们早就从书本上了解到，外国人的眼睛都是蓝色的。他们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他们最想看到的，是所有浓缩在这两个年轻外国人身上的有关外部世界的东西。一天晚饭后，我和亚当在校门口广场上玩飞盘。第二天，我在阅读一个学生写的日记时，这种懒散的体育运动竟然变成了奥林匹克精神：

当时我正在写作文，突然班上有人大声喊道：“彼得和亚当在玩飞盘！”我马上放下钢笔冲出教室。确实，他们在玩扔飞盘！我想看得真切些，我可不想错过这一景象。于是我又跑回教室，戴上眼镜，冲出教室。现在我看得明明白白的！……这两个运动员离得很远，拉开架势，扔着飞盘。多精彩呀！飞盘就像一团红色的火焰，在他们两个人之间飞来飞去。我看了好一阵子。外国人真是多才多艺啊！

其他人的描述就没那么英雄气概了。我最中意的一篇是一个叫理查德的学生写的，名为“为什么美国人如此随意”：

这是一个容易犯错的地方，我们的确也犯了许多错误。但是当地人都富于宽容之心——通常他们会向我们暗示什么是正确的做法。第一周上课的时候，亚当让他的学生做自我介绍，一个叫凯勒的女生站了起来。她说出了她家乡的名称，解释她之所以选择这个英文名字，是为了纪念海伦·凯勒。一般都是这样，他们根据自己崇敬的人来取英文名字，所以就有了芭芭拉（取自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阿姆斯特朗（取自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二年级学生甚至取名为马克思。有些学生把他们的中文名字直接翻译过来，如毫斯[House，意为“房子”。——译者]、耶洛[Yellow，意为“黄色”。——译者]、诺斯[North，意为“北方”。——译者]等。有个男生，他的英文名字是莱希[Lazy，意为“懒惰”。——译者]。“我名叫莱希，”上第一次课的时候，他就这样介绍，“我很懒，我不喜欢篮球、足球。很多事情我都不喜欢，我的爱好就是睡觉。”

其他一些名字则没有多大意义。有叫苏迪、桑里和凯尔的。有的纯属不幸：一个小个子男生被叫作盆[Pen，意为“钢笔”。——译者]，一个十分漂亮的女生取名叫可可那特[Coconut，意为“椰子”。——译者]。另一个男生取名黛茜，这让傅主任感觉到十分惊愕。系主任傅先生英俊潇洒，蓄一头乌发，我们和英语系联系也主要是找他——这个职位的责任感常常使他生活在肃穆的氛围中。他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谈论黛茜这个名字的时候，尤其显得愁眉不展。

“那是个女孩的名字，对吧？”傅主任问我。

“对，”我回答说，“只是在美国，现在就连女生都不喜欢用这个名字了。”

“我记得《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有这个名字，”傅主任十分忧郁地笑着说。当学生的时候，他的专业是美国文学，因此他差不多熟悉20世纪所有伟大的小说家。他叹了口气，摇摇头。

“上学期这个学生取的是个男生的名字，”傅主任说，“但在暑假里他把名字改了，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从未和黛茜谈过这个问题。他是个不善交流的人，我对他唯一的了解，是人民解放军曾因其视力不好而将他拒之门外，这打碎了他毕生都想从军的人生目标。这次失败打开了黛茜存在于世的秘密；他是高个、沉默寡言的男孩，满脸忧伤，每天都穿一身迷彩服来到课堂。这是一种安慰，还是一种自我惩罚，我一直都不知道。我喜欢有一个穿着迷彩服、名叫黛茜的高个子男生坐在教室的后排听我上课，我也从来没有叫他把名字或者衣服换一换。当然，我没把这个告诉傅主任。

不过凯勒这个名字十分直截了当。海伦·凯勒是学生心目中共同的英雄人物——甚至有些男生也将她列为楷模，部分是因为她同情共产主义。那天，凯勒作了自我介绍，又解释了取这个名字的原因，然后她笑了笑。

“谢谢，”亚当说，“你的雀斑真好看，凯勒。”

教室里突然变得一片沉寂。凯勒马上低下头，坐回到座位上。在那阵难堪的沉寂中，亚当手忙脚乱，过了一阵他才急急忙忙地解释说，雀斑在美国被看作是很有魅力的标志。事实证明，在中国，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就好像在说“你的胎记很好看”一类的恭维话。但是，除了继续上课，别无他法。所以，几分钟后，难堪就烟消云散了。

但事情并没有被人遗忘。一周后，两个学生在日记中提到了这件事，他们试图用中国人的方式，委婉地、间接地传达一种信息：

所以，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当然，我们都很单纯——我们信奉良好的意愿和努力的工作，我们想，过不了多久，我们要融入这个城市的生活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但是涪陵，也像中国的大多数地方一样，有着极其复杂的过去。不管我看过多少有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书，我对这段历史都缺乏真正的了解。

具体而言，我不知道有美国人前来中国居住对当地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来，我得知这里的许多工业企业是从上海搬迁过来的，这是五六十年代美国核威胁的直接后果，毛泽东把中国的兵工厂分散转移到了大西南偏僻的崇山峻岭中。很显然，在当地人怎样看待我们这个问题上，这段历史对他们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

也许我们知道的越多，日子会越难过。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女生，名叫安妮，住在我们那一栋楼的底层。她父亲是数学教授，是学校职称最高的教员，所以有幸在我们那栋鹤立鸡群的楼房中得到了栖身之所。在“文革”中，他也“有幸”在四川省一个十分偏远的煤矿干了八年。像许多有才华的中国人一样，他被打成了“臭老九”——下层中的下层，只有通过最底层、最辛苦的工作才能挽救的那一类人。

那些岁月在梁教授身上留下的影响似乎不深——他是个乐呵呵的人，对在政治上获得平反绝对地高兴。即便被下放到煤矿的时候，他也把“地利”用到了极致，他教当地人如何做账，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不过，我想这段经历也许对他女儿的影响更多一些，尽管她并没体会过他那种经历。她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之一，也是有点不合群的那种。她的一些想法与众不同——喜欢独处，喜欢自己拿主意，能够远离大多数学生都在老调重弹着的政治套话。在我所有的学生中，我希望她能对我这个外国人最为开诚布公。毕业后，她写了一封信，坦诚地向我解释她最初时的看法：

你给我们上课之后不久，我读到一篇新闻评论，说克林顿当上了美国总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人为什么选他做总统）是他将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那些日子里，我讨厌见到你和梅耶先生。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尽管偶尔有迹象表明，我的学生仍然带着一丝怀疑来看待外面的世界，但我从未估计到这种情感会如此强烈。这种时候，我总把它们当成一个个孤立的事件来看待——我会十分温和地作出回应，然后尽量不再想它。一天，一个叫凯瑟琳的女生写到了东西方女性的区别：

凯瑟琳是个可爱的女孩，文静的学生，有一双渴盼的眼睛和友善的微笑，我对她严厉不起来。在她的日记下面，我只是写上了我在美国有三个姐妹——仅此而已。在涪陵，这样的交流就足够了；第二天，她便向我道了歉。

她所写到的“开放”，对涪陵人，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是个界线问题。人们到处都在谈论改革开放这个话题，它包括不断增加与外界的接触，以及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的市场经济模式的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的概念和俄罗斯“革新”、“公开化”的概念十分相似。但存在着一点关键性的差异：中国的这个词汇没有明确的政治成分，因为他们的领导人无意于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实行政治制度上的开放。不过，改革开放还是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包括日益增加的地区间流动，以及受外国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处事态度。多数中国人把这视作良性的发展，因为伴随着这些变革而来的是日渐提高的生活水平。不过，人们的思想中仍然潜藏着一种无声的恐惧。涪陵出现的头两个美国老师足以引发人们的这种不安。

在第一个学期，我有些无所适从，没法一一来考虑这些事情。我要学汉语、备课，还要记日记；我没有时间去考虑我们来这里所包含的政治含义。但也有让我感到震惊的时候——有一次我读到一个学生的一段日记，只有三个短句。但在打完分数之后，这三个句子仍久久回荡在我脑中：

现在的中国对外国实行了开放政策。犯罪增加了。维护公共秩序十分重要。

在头几个月，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显得不太重要。我把一些有趣的话抄在我的日记本上，然后继续做着别的事情。我想，我不能仅仅根据学生们所想的来评判他们，至少在开始阶段不能这样。他们的生活背景与我来涪陵之前所了解的相去甚远，而且，像中国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们还被笼罩在过去那一段动荡的历史气氛中。要我忘掉这个很容易——要我笑对他们那些滑稽的名字，笑对他们充满稚气的羞怯，笑对他们来自单纯无知的农村地区，这一切都很容易做到。当然，没什么比这距离事实更远的了——四川的农村并不单纯，我的学生知道许多我想都没想过的东西。即使表象具有迷惑性，但当他们写到自己的家庭时，真相还是会不自觉地透露出来：

他们的祖母或外祖母大都裹过脚：也没有几个祖父或外祖父能够读书写字。他们的父母成长在中国历史上最艰难的年代。这一切都对我的学生有着影响，并形成了他们一些相似的特征。但同时，他们又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受过教育，尽管有钱的不多，但也不是一贫如洗。他们买得起东西——时装、书籍、收音机。他们上了大学。他们学了七年的英语。他们看到了巨大的变化，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根据我的标准，他们也许在政治上都被洗过脑，但与过去相比，他们又获得了极大的自由。

他们这一代人，如同一道分水岭，就像“开放”对于中国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性质的问题。我能感觉到，在这一代人身上承载了很多东西——有些方面，这很像我的父辈，他们是听着经济大萧条和二战的故事成长起来的一代美国人。然而，无论好坏，又是他们那一代人创造了美国的今天。说到中国未来的繁荣，这具有同样的意义。但她的过去比美国的过去要坎坷得多，这就常常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很难让我的学生去批评中国什么，这不奇怪，因为他们脑子里被不断地灌输的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偶尔，几个比较出色的学生在描述中国的时候，夹杂着冷静的准确和盲目的乐观，这让我觉得做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是何等美妙，又何等艰难：

我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好的工作。我的学生求知欲强，尊敬师长，也很聪明。这所学校尽管名声并不响亮，但在中国，仅占有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二的人能够进入高中以上的学校学习，也就是说，涪陵师专的学生也算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一个群体。事实上，我乐于在低层学校里教书，因为这里的学生身上有我从未见过的未经打磨的品质。在我去过的所有地方，教育都太早地迈过了这个门槛——在美国，连高中生都谨小慎微、愤世嫉俗，甚至疑心重重。教育是一场游戏，学生则是玩家，但涪陵的学生还没有到这个份上。他们的才智还未成熟——带有乡村的气味，带有汗液和大粪的气味，带有夜幕下的泥土和成熟的油菜籽的气味，带有所有来自四川乡下农田的气味。他们的思想中闪现的是土地，瞥见的是师专周围那同一类的厚实美丽的土地，校园外一片片伸展到插旗山[插旗山，涪陵城东南边的一座小山。——译者]边的梯田。

有人心中就闪耀着这些。我们有一个学生，名叫凯尔——像许多学生的英文名字一样，他是一团谜。他是班里最安静的学生之一，看上去就像一个中年农民：身体矮小粗壮，脸庞因为四川日光的照射而显得黝黑，仿佛饱经风霜。他的脸上带着农民那种无声的微笑，谦卑的尊敬。他曾经是个农民，直到有一天，政府来了封信，说他通过了考试，可以进入涪陵师专读书。当时他二十一岁，是班上最小的学生；有一天，亚当布置了十五分钟的自由写作。凯尔埋头写道：

在这两百来字的作文中，有太多的四川色彩，而他似乎不花吹灰之力就写出来了——当然，有些东西不是单用眼睛就能看到的。亚当第一次安排学生自由写作时，事情未能按计划进行。他告诉全班有十五分钟的写作时间，然后叫他们“写你想要的任何东西”。

学生们写了。下课的时候，亚当把作业收了上来。学生们写了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于是他收到了四十五份购物清单。我想要一台新电视机，一件新衣服，一部新收音机。我想买更多的语法书。我想要一间自己的房子。我想要一个BP机、一部手机和一辆轿车。我想要一份好工作。有些学生的清单列了一整页，每个项目都编了号，还有优先购买顺序。

这并不是亚当所希望看到的，但就在这些清单中也同样有不少四川色彩。第二次，亚当非常仔细地向学生们说明，可以“写你想写的任何主题”。

这次奏效了。凯尔埋头写出了这篇作文。我和亚当则不停地埋头苦干，在所犯下的错误中学习，尽可能地融入到当地的日常生活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