涪陵没有自行车。在其他方面，则跟中国的小城镇十分相似——吵闹、繁忙、肮脏、拥挤；车辆蜿蜒而行，行人摩肩接踵；店铺内人头攒动、货物琳琅满目，大街上的宣传标语比比皆是；没有交通信号灯，司机们不断地鸣着喇叭；电视机的声音震天响，人们的砍价声此起彼伏；要道两旁的树木满目疮痍，积满煤尘的树叶一片灰白，同样的灰白覆盖着整座城市。

没有自行车，是因为涪陵满布石阶；满布石阶，是因为涪陵是长江、乌江交汇处的山坡上密密麻麻依势而建的一座城市。狭窄的街道起于河岸，沿山势蜿蜒而上，狭窄而迂回，加之太陡，无法骑自行车。汽车行至急弯处，总会遇上交通一片混乱。因此，长长的石阶才是涪陵真正的干道，承载着主要的交通任务——逛商店的人拾阶而下，走走停停地浏览店铺里陈列的各种商品；搬运工拾阶而上，成箱成捆的货物压弯了他们的腰。

事实上，一切必需品和服务在这些石阶上都可以找到。有商铺、食店，有补鞋匠、剃头匠。在一段石阶的低处，坐了一排道家的算命先生。另一段石阶被两三个牙医占据着，他们干活的桌面上散放着各种锈迹斑斑的器具，针筒浸泡在令人琢磨不透的液体中，被严重蛀坏的牙齿装了整整一盘子——这真是一种十分原始的广告。偶尔，一两个农民驻足摊前，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然后拔牙，这时总有一大堆人过来围观。一切都是公开的。理个发也会有人围观。每一次买卖的价格都会被刚好路过的购物者品评一番。生了病，可以在露天坐下来看中医郎中，他们通常在石阶的顶头摆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摊位。摊子上一般有一只凳子，一个装着各种瓶瓶罐罐的盒子，还有一块白布，上面用大字写着：

在涪陵，做什么事都不容易。经常可以看到气喘吁吁的老人坐在石阶上歇息。把东西往上坡拿是一件累人的活儿，所以城里有许多搬运工。他们把货物系上竹棒，挑在肩上；19世纪的中国南方就这么搬运货物，当时的英国人把这种劳工称作Coolie——它是“苦力”这两个汉字的音译，意为“辛苦的体力活”。在涪陵——在川东所有的江边小镇，人们把这种搬运工称为“棒棒军”——手持竹棒的劳务大军。他们穿着统一的服装（中国农民常穿的那种简朴的蓝色服装），带着谋生的家伙（一截竹棒，几圈廉价的绳子），喜欢成群、成队、成营地聚在一起。和一个棒棒军砍价就等于在和一个团的棒棒军砍价。即使没有你死我活的竞争，他们的活计也已经够艰辛了，所以他们经常相互照应；他们没有正式的联盟，但艰苦劳动结成的非正式的联合体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中午时分，人们大都休息了。但在城中央的一些街道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棒棒军，他们就坐在那截竹棒上，抽烟，聊天，玩扑克；他们空下来时的样子，与其说是放松，不如更像是在战斗间隙稍作休息。

他们大多是农民，在涪陵周围的山乡里有土地。他们把老婆或兄弟留在家里操持农活，自己来到码头上碰碰挣钱的运气。通常，在冬天，棒棒军的队伍尤其庞大，因为这是乡下的农闲时节。但像他们这样的人其实哪儿都不缺，不声不响，无处不在，有点诡异。他们三五成群地站在卖彩电的商店门前，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大墙电视屏幕。若是碰上老外坐在街边小摊吃东西，立马就会有十来个棒棒军围拢过来看个究竟。要是码头上哪儿在吵架，他们也会围过去，穿着蓝布衣服，手里拄着竹棒，听得津津有味。偶尔，有个小小的杂耍团停在涪陵。他们在河边的平地上支起帐篷，门口摆上些差不多一丝不挂的舞女的照片，算是广告。这时，准会有一支“掉队”的棒棒军团目不斜视地盯着那顶大帐篷。如果没有一群棒棒军来围观，那交通事故也就不算是真正的交通事故。他们是一群悄无声息的人——有时即使是最惨不忍睹的事故，也唤不起他们开口的欲望——他们也不出面干预。他们只是在看。

但是，看了他们的工作，你就会明白，他们为什么总在休息，因为在这个艰难的城市里，再没有比这更艰难的活计了。挑一次货一般只能挣一两块钱——八元多人民币才合一美元——而他们总是要挑着一百来斤重的东西爬坡上坎。由于受山城和活计的影响，他们的身材都很矮壮。夏季，他们光着上身出门揽活。你可以看见，竹棒把他们肩上的肌肤磨得像一层牛皮。天气炎热的日子里，他们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在冬天，他们身上也会冒着热气。卷起的裤管下小腿鼓凸，恰似绑了一个棒球。

涪陵是一个腿的城市——棒棒军青筋毕现的腿，老人们佝偻如弓的腿，年轻小姐们细如柳枝的腿。爬坡上坎，你得留神的是脚下的石阶；低下头，你就能看见走在前面的一双腿。在涪陵，逛了一上午的商店而没有抬头看一眼那些建筑，不但可能，而且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这城市全是石阶和腿。

这里的很多建筑不值一看。沿乌江岸边仍旧保留着一片老城区，里面有青瓦盖顶的古代砖木建筑。但这个地区的面积不断缩小，正逐渐为已经主宰这座城市的毫无特色的现代建筑所取代。有几座七八层的高楼，但它们像中国许许多多的新式建筑物一样，用廉价的蓝玻璃白瓷砖砌墙。在涪陵，即使修了一幢漂亮的新楼，也会很快被那一道道灰色的尘土盖个底朝天。

这座城市与她所在的土地大不相同，差别在于，除了一小片老城区，毫无历史感。到四川的乡下游玩就是去感受历史，去感受那些通过劳动改造大地的岁月，去感受人类世世代代以来和土地相互较劲的过程。但是，四川的城市总是让人找不到时间感。它们的外壳太脏，看不出时新的样子；格调一致，十分丑陋，看不出岁月的痕迹。涪陵的楼房大多看上去像是十年前扔在那儿似的，而事实上，这个地方的城市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最初，这里是独立的、后来为汉人所统治的巴国部落的首都。之后，差不多每一个朝代都把这里设为区域性行政中心，还各自取了不同的名字：周朝称枳县，汉朝称涪陵，晋朝称枳县，北周称汉平，隋朝称凉州，唐朝称涪州，宋朝称夔州，元、明称重庆，清朝再称涪州，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后，又改称涪陵[关于涪陵建置沿革，请参阅以下史实：秦置枳县隶巴郡，西汉置枳县隶巴郡，东汉置枳县隶巴郡，蜀汉置枳县隶巴郡，西晋置枳县隶巴郡，东晋置枳县隶涪郡，刘宋置枳县隶巴郡，南齐置枳县隶巴郡，梁置枳县隶涪陵郡，西魏置枳县隶巴郡，北周置涪陵镇隶巴郡巴县，隋置涪陵县隶巴郡，唐置涪陵县隶涪州（涪陵郡），前蜀、后唐、后蜀置涪陵县隶涪州，宋置涪陵县隶涪州涪陵郡，元置涪州隶重庆路，明置涪州隶重庆府，清置涪州隶重庆府，中华民国置涪陵县隶东川道、四川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置涪陵县隶涪陵专（地）区。资料来源：http://www.fl.cq.gov.cn/wbflqq/fljzyg.htm。——译者]。

但是，这些朝代几乎都没有留下任何印迹。像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一样，这里的建筑的发展步伐掩埋了历史的遗迹。它们的目的仅仅是容纳人口，容纳天天在这里爬坡上坎、搏击车流、干活糊口、买进卖出的二十多万人。

清晨。一个凉爽的早晨，城市笼罩着一层薄雾。退休的人们在城市中心南门山附近一个小园子里练太极。此时的涪陵相对显得安静——其实也是它最安静的时刻了。车流渐渐成形，许多司机已经在使劲地鸣笛；但是道路还没有堵塞，城市的噪音也还没有达到极致。真是令人愉快的早晨啊。

退休的人们整齐地站成几排。一只收音机里放着中国民乐。老人们的动作舒缓而优雅。这个园子很小——并不像一个真正的公园，只是城市中的一个歇脚处。这里有歪倒的灌木丛，枯萎的花朵，毁坏到令人痛心的草坪。其实这些都有人妥为看管——在涪陵，随意破坏公共财物算不上什么问题。问题在于空气，在于那如毯子一样覆盖着城市、窒息着绿色生命的煤灰。几乎没有比涪陵的树更惨的东西了，树叶变灰打蔫，仿佛刚刚从阁楼中取出来。

阳光穿透了天空的薄雾，城市的喧闹声也随之增加。这是一片混杂的声音：汽车的喇叭声，彩电商店的吵闹声，磁带摊子的吼叫声，街边地摊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在南门山的东头，突然出现了一阵戛然而止的宁静，仿若另一种形式的紧张。原来，一个盲人在用二胡不紧不慢地拉着沁人心脾的曲子。

二胡意即“两根弦”——仅此而已。这是给一种简单的乐器取的简单的名字：一只圆形的木筒音箱上蒙着蟒皮，竖直的支架上拉着两根紧绷的弦。形状有几分像原始的二弦小提琴，但这两根弦有着宽广的音域。二胡如果玩好了，可以拉出撩人心扉的音乐。

今天，这个盲人就拉得不错。他四十多岁，但脸看上去苍老得多：日晒雨淋，满脸皱纹，双目紧闭。他穿着一身脏兮兮的蓝色衣衫，脚上套着一双解放鞋。他坐在一个低矮的凳子上，旁边摆着一块布，上面写着些歪歪扭扭的字。他那九岁的女儿站在身旁，手里拿着一个装了半瓶钞票的玻璃罐。周围聚拢了一小群人，即便有刺耳的喇叭声和行人的嘈杂，二胡的声音还是魅力非凡，叫人驻足聆听。他们读着布上写的那些字：

盲人拉着他的二胡。从蛇皮筒里传出的乐声起伏跌宕，盖过了汽车奔流的噪音，行人走过的脚步声，以及旁边店铺里嘈杂的电视声。拉着拉着，他停了下来。他把二胡轻轻地放到一边，拿出了烟袋。他用手指草草地裹了根烟，然后把他女儿叫了过来。女儿小心地给他点着了烟。盲人使劲地吸了一口，靠后休息着，周围的喧闹声渐渐大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