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长江的水位比一千二百三十四年前仲冬时节高出了两英寸。这其间的岁月还见证了其他变化——五个朝代的更迭；蒙古人、满族人、英国人和日本人来了又去；长城的修建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大跃进和改革开放；三峡大坝从未竟的梦想变成而今中国最大规模的建设项目——然而，尽管发生了这一系列的变化，长江今天的水位只比公元763年时高出了两英寸。在一千二百三十四年间只高出了两英寸。

这就是白鹤梁——涪陵港口那道长七十多米[据重庆市涪陵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重庆社会科学院涪陵分院2009年5月编撰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记载，白鹤梁是位于涪陵城北的长江中，长约一千六百米、宽十至十五米的天然巨型石梁。——译者]、仿若一座临时小岛的砂石石脊——诉说的故事。长江水在冬季干枯到极致时，石梁露出浑浊江水的时间最长也只有五个月，而如果某年雨量特别多，则根本不会显现。一旦石梁显露，那块砂石是会说话的——上面镌刻着二十二幅图和三十多万字[同上，题刻应为三万余字。——译者]。在长江那长达四千英里的河道上，再也找不到别的地方，对江河的生命留下了这样生动的记录。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石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用作记录的。不过，几乎所有的题刻都提到了水位线上那一对被江水来回拍打着的石雕鲤鱼。鲤鱼长约两英尺，一前一后往西游动，腹部正好位于它被雕刻时的最低水位线上。前面的一尾鲤鱼口含莲花。有据可查的题刻始于唐代763年[唐广德元年。参见《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鹤梁》，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译者]，而石鱼则雕刻于之前的某个年代。今天下午，长江的水位只比鲤鱼的腹线高出了一点点。

雕刻石鱼的最初目的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实用。冬天时节，长江上浅滩和岩石裸露，对船只来说最为危险。经由涪陵驶过的船长们可以观察白鹤梁，将水位和那两尾鲤鱼进行比对，从而测算出前方的水情。石鱼总在固定位置游动，江水却不断地升降起伏。当地人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这也成了长江每年固定模式的一部分。

数年来，各个朝代在石梁上都留下了题刻，多数用来记录唐代石鱼的重见天日。就在两尾石鱼略微靠上的地方，北宋时期的一段题刻记录了公元971年[题刻原文：據左都押衙謝昌瑜等狀申：大江中心石梁上，□□古記及水際，有所鐫石魚兩枚。古記雲：唐廣德□□春二月次歲甲辰，江水退，石魚出見，下去水四尺。問古老，咸雲：江水退，石魚見，即年豐稔，時刺史州團練使鄭令珪記自唐廣德元年甲辰歲至開寶四年歲次辛未二月辛卯朔十日丙□□餘年，今又復見者，覽此申報，遂請通判□□□徒巡檢司徒軍州官吏等。因命舟楫□□□□，古記實不謬矣。于戲美哉，盛事直逢□□□□昭代斯乃呈祥，有以表吾皇之聖化，遠（残缺）。記之兼尋具奏聞訖時大宋開□□（缺）。——译者]的重现情景：“江水退，石鱼见，即年丰稔。”再往上三米，时间突然跳跃三个半世纪，到了公元1333年，元朝官吏见证了唐代石鱼的重现：“江心石鱼出则大稔。”[题刻原文：涪陵誌，江心石魚出則大稔。予守郡次年始獲見，率僚友來觀，方拂石間適有木魚，依柳條中流浮至。眾驚喜曰，石魚自古為祥，木魚尤為異瑞也，請刻之以示將來。至順癸酉仲春十有三日，奉議大夫涪守張八歹謹識。——译者]

多数题刻采用了仪式化的书写格式——某年月日石鱼重现、接着就对来年的收成做一番预测，一切都以皇帝的名义进行。仪式的核心是一种信念，也就是唐代石鱼的出现跟收成有关。结果，白鹤梁从导航工具变成了自然界各种关键而又神秘循环的一种神谕。历朝皇帝的代言人都会在这些砂石上留下题刻，而跟这些永无休止的循环紧密相连的，是人类历史径直前行的轨迹。

在皇帝每年以类似方式记录下来的几十个征兆中，这道石梁只是其中之一。皇帝贵为天子，代表的是不能言说的自然之力，而这些自然现象——地震、洪灾、饥荒——的出现可能表明上天不再支持某个统治者及其王朝。皇帝的身上包含着他所不能掌控和无法明白的东西。这样一来，他会通过某些仪式来寻求庇护和慰藉，而在涪陵的地方官吏总要定期到石梁上以其皇帝的名义留下题刻，尽管那些残缺风化的古老文字所记载的不过是早已烟消云散的王朝和被人遗忘的帝王。春天时节，长江水位上升，滔滔江水从那些题刻之上冲刷而过，这无不表明，对于有些自然力量，皇帝只能眼巴巴地观望，他那至高无上的名号跟石梁上的题刻一样，不过是一堆词句罢了。

元朝就是这样。1333年的题刻对来年的收成做出了乐观的预测，但这个王朝已经走上了下坡路，正在从举世无双的庞大帝国——忽必烈汗帝国、马可·波罗曾经造访过的蒙古帝国——迅速衰落。到1333年的时候，马可·波罗去世多年，忽必烈汗也早已死去，元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帝国的官吏依旧在石梁上勇敢地留下了题刻，离它被历史的长河永久淹没也只有三十五年的时间了。

在白鹤梁的南边，停靠着三艘小舢板。小舢板用木头制成，拱形船顶用竹子和芦苇编织而成，最高处不过三英尺，以减少风力的撕扯，且避免使用了一些结构，让没有安装龙骨的小船免遭翻覆之虞。这样的小船轻便、狭小、船舷很低、没有干舷，在江流之中易于操控。从人们在石梁上首次留下题刻，直到现在锚固着的那几艘，舢板的设计思想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改变。

在一艘小船的船头，四个女人正在闲聊。她们全都穿着简朴的蓝色夹克，肮脏程度不亚于那几艘小船。这样的水上人家，靠小舢板为生。一年的多数时间里，他们都在打渔捞虾。但冬天的鱼虾不好动，这些筏子的主人就转到石梁上来打发日子。他们靠旅游为业，在河岸和石梁之间用小舢板接送游客。

今天刚好是节假日，砂石梁上一共有五十多位游客，正在来来回回地参观那一处处题刻。间或，会有游客向涪陵市文物管理所派驻石梁的工作人员提出一两个问题。这八个工作人员中，只有两个人接受过正规的考古学教育，其他的都是些普通人，干着出售快餐和监管小舢板的工作，或在那一尾最大的石雕鲤鱼旁为游客拍摄两元一份的照片。

一股冷风顺着长江河谷走廊横扫过来，几个工作人员在快餐桌子边上挤成一团，一边冷得发抖，一边喝着热茶。每天，他们都要密切地观察长江，记录江水的水位。无疑，他们盼望着水位上升，因为只要江水淹没了题刻，他们就可以回到城里，坐在室内办公。对他们来说，石鱼的重现只不过喻示着在寒冷的日子里被遥遥无期地流放到江上工作。

在某种程度上，这倒是恰如其分，因为好多题刻都是由犯了各种王法而被流放到涪陵的官吏留下的。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惩罚之地——到这座孤独而又偏离帝国腹地的江城任职，既中断了对外联系，又远离了文明世界。其中一段题刻甚至误用了一位已经驾崩的皇帝的名号。皇帝驾崩的消息迟迟未传到长江这一带，当地的官吏们也就不知道，他们已经是新的统治者的臣民了。

尽管涪陵有时代表着政治生涯的终点，这道石梁却证明，其实也可以在其他方面大展抱负。诗词和书法一贯是被贬官吏们倍感孤独时打发时日的消遣方式，很多地方官吏在此留下的题刻美奂绝伦。在石梁上偏西的位置，有四个大字显得极富特色：惟汶永年。题刻的具体年代无法考证，大概镌刻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三四十年代。这几个字的点划相连，明显地带有行草风格。“年”字的最后一笔呈一条直线缓缓收紧，仿佛是直插江心的一把短剑。

石梁上最有名的书法作品可能要属离唐代石鱼不到二十英尺的那四个大字——“中流砥柱”。几个字呈竖式书写，秉承了草书“点划飞动”的特点。在笔画形成的凹槽里，长满了绿色的青苔。

作者谢彬，是涪陵有名的书法家，被誉为涪陵的书中“圣手”。他写这几个字的时间是1881年，即清光绪七年。这一幅气宇轩昂的题刻让人回想起一百多年前，砥柱依旧在，中国受磨难。鸦片战争打得不可开交，最终却输得个一塌糊涂；太平天国起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平息。欧洲列强控制了所有沿海港口。政府拟用于海军现代化的拨款，却被慈禧太后挪用来修建了新的行宫。十三年后，日本入侵朝鲜，控制了朝鲜半岛和南满地区。不过，白鹤梁依旧像往年一样露出水面，涪陵“圣手”留下的题刻依然遒劲雄健。

一艘俄罗斯制造的水翼飞船从白鹤梁的北面飞驰而过，往重庆方向径直驶去。船身荡起的尾浪溅湿了白鹤梁的下半部，游客们嬉笑着退到了高处。水花在那些文字和石鱼上溅起白色印迹，等到尾浪消退，题刻重又变得明亮如新，江水依旧，滚滚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