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写作课用的是中国出版的教材《写作手册》（A Handbook of Writing）。跟我们所使用的教材一样，里面的政治用意一览无余。其中的“议论文”那一章所使用的范文叫做“三峡工程的益处”。

这是一篇典型的五段式文章，文章的开篇讲述了人们反对该工程修建的几大风险：自然风景和历史名胜被淹、所危及的物种可能濒临灭绝、纵深四百英里的水库大坝容易招致地震、滑坡和战争破坏的威胁。“总之，”文章的第二段总结道，“该工程所面临的风险太大，很难说有什么益处。”

紧随其后的两个句子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的担忧和风险不无道理，”文章继续写道，“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接下来，文章的作者对其中的益处进行了描述——发电量增加、航运条件改善、洪水得到控制——最后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利大于弊。

对于教授这样的论说范文，我在道义上感到有一些顾虑，因为这个话题自1987年以来是被禁止公开讨论的——这仿佛是在所谓的议论文脸上扇了一记耳光。往坏处说，这是一次宣传演练；往好处说，也不是特别光明磊落。但是我没有其他教材可用，而这篇文章在除去其中的政治宣传后，倒是提供了文章结构分析的很好范例。我的工作正是教会学生如何写作类似的文章，于是我就径直教了起来。我在琢磨，没有必要因噎废食。

那个学期剩下的时间里，我因为学生在作文中大肆应用那种承上启下句而备受折磨。他们习惯了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也就经常性地套用这样的范例，甚至到了抄袭的程度。他们已经成了积习难改的文抄公，就算两三个学生交上来的作文一模一样，也毫不稀奇。很难真正意识到这样的做法是错的——全校上下的学生得到的教诲就是模仿范文、抄抄写写、不加质疑地接受，他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告诉他们“三峡工程”是一篇很不错的范文。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并在随后的作文中借用了这篇范文的玄妙之处。我布置的课外作业是一篇关于学生要不要做早操的议论文，很多人一开始就写到了早起锻炼的各种好处。之后，学生们全都转换了行文：“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有些学生即使是从反例写起，也采用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承上启下句式。后来，我又布置学生就哈姆雷特的性格特点写一篇议论文，他们在开篇部分列举了哈姆雷特的弱点——优柔寡断、对奥菲利亚太冷酷——到此为止，很多学生的作文似乎都写得相当不错，可那个讨厌的句子不知从哪里又一下子冒了出来：“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我开始感到厌恶，反复跟学生讲，这是个令人反感的转折句，但它仍旧不断地在学生的作文里露面。最后，我只好认输，无奈地自我安慰着，巴不得有一天长江被大坝拦腰阻断，江面上升，江水卷走所有的《写作手册》，把它们卷进大坝底下那七百兆瓦的发电机里搅个稀巴烂。

当然，这只是妄想——三峡大坝会使江面上升，但不会升到教学楼这么高的位置。有学生说，江水要上升到江东地区的半山腰不大可能，也有学生说大水会淹没临近所有地区，江面会一直升到学校的大门口。没有谁拿得准，但也没有谁真的在意。书上告诉他们修建大坝好处多多，这就够了。

在城区，我确切地知道了长江的新水位线，因为有很多标志，标示着今后长江会上升到什么位置。其中一处位于涪陵的老城区，在一家小食店的外墙上用红色标示着。在城区的中山路，也就是从码头上来的第二条大街上，也有一处这样的标识。

这两处标识都用红色写着同样的内容：“177米。”这个数字所表示的，正是三峡水库将来的水位线，从海平面算起，最高蓄水水位将达到一百七十七米。在长江沿线的各大居民点都能够看到这样的红色标识，越往下游，那些数字就越发往山坡上走，及至巫山这样的低海拔城镇，水位标线已经高悬于城区之上，到2009年大坝蓄满之后，城镇将被淹没得杳无踪迹。

涪陵因为处于大坝上游三百英里远的地方，江水的上升基本上不会有巫山那么触目惊心。不过，即便是在涪陵，那些红色的数字依然预示着巨大的变化：如果把白鹤梁作为涪陵长久以来的冬季水位基准线，那这座新建水库的水面将会高出唐代双鲤石刻近四十米。

有时候，如果在上午来到城里，我会停下脚步，把那些“177米”的标识看上一会儿。在小食店门外，孩子们正在玩耍，棒棒军挑着东西爬坡上坎，小食店的老板娘在门口摆上了一大锅黄澄澄的豆花[涪陵的豆花是白色的，汤略呈黄色，和着米饭，是当地人的标准早餐。——译者]。中山路上，几个临时工带着锯子和油漆刷子，正等着被人雇佣；擦鞋匠和做小生意的摊贩把摊子摆在了水位线标识的边上。目力所及，都是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然而，这一切会在十年后沉入新水库的水面之下。顺坡而下，我恰能看到这个城市将会有多少东西受到影响：老城区绝大多数的青瓦木板建筑、中山路和沿江路上的整个门面街区。这都是城市里充满活力的地方，而人们总是忙得都没有工夫对着那些标识多看一眼。江水要到2003年才开始上涨，这对涪陵人来说非常遥远。再说，他们还有别的事情需要担心。

政府给大家做出了承诺，要在涪陵的周围修建一条堤坝，以保护低水位地带。每当我向人们问起三峡工程的有关情况时，他们总是耸耸肩，说市里面要修一道四十五米高的水坝，也就是说，三峡大坝引起的水位上升不会给他们的房屋带来任何影响。然而，有关水坝的细节却非常模糊。它会围绕着城市而建吗？何时修建？如果在家门口修一道四十五米高的水坝，家里不就会一片漆黑，让人难受吗？而且，安全性呢——你真的信得过这道水坝吗？每次我提出这样的问题，都没有人回答，似乎也没有人有过类似的疑问。这里会修一道水坝——他们就知道这些，这也就够了。即使到1998年我离开涪陵的时候，水坝也还没有开始修建，可我仍旧没有听到有人对此表示过担忧或者关心。

多数情况下，我听到的是修建三峡大坝的好处，就如那篇课文总结的三点：发电、防洪和航运。在涪陵这个地方的人们看来，这几点都是重大问题。而就这三个方面来说，修建大坝将会带来实质性的不同。迄今为止，那将会是世界上最大型的一座水坝，坝长是胡佛水坝[美国于1931年至1936年在科罗拉多河上修建的一座水坝，位于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之处的黑峡，坝高221.4米，总库容348.5亿立方米。——译者]的六倍左右，二十六台大型水力发电机产生的一万八千一百兆瓦电量将会带动中国的年产值增长百分之十。过去六十年间，长江在盛夏时节发生的洪灾导致了三十三万人的死亡。水坝修好之后，洪水可以得到更好的控制。实际上，它将把重庆变成一个港口，万吨级的——是现有级别的三倍——巨轮将可以驶入水坝上游的河段。

对涪陵来说，最后一点事关重大，因为最大型的轮船不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抵达重庆。在涪陵和重庆这两座城市之间，有几个河段尤其狭窄，涪陵因此有望成为那些无法抵达重庆的大型船只的锚泊港。这才是重大的变化，因为乌江流域人口稀少，而涪陵之前在四川的整个航运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对较为次要。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的身份和地位将会结束整个城市的孤立地位。我刚刚抵达涪陵的时候，一条连接重庆的高速公路正在开工建设，还有传言说，在2000年之后要修一条通过涪陵的铁路[从涪陵经过的渝（重庆）怀（湖南怀化）铁路自2000年12月开工，2005年竣工，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十大重点项目之一，全长624.523公里。——译者]。对涪陵来说，这些都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变化。很快，这座城市将不再是一座被人遗忘的水码头，人们也将不再听从长江和那些慢船的摆布。

不过，这同时也引发了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我们真就相信长江沿线的所有人——开船的船长们、经商的商人们、被洪水吓怕了的农民们——再也不会受这条江河的摆布吗？或者说，这条江河依然可控吗？人们试图驯服长江的种种努力会不会反而增加灾难风险？大坝坝址位于一个地震断裂带之上，并不稳定的三峡库区长久以来发生过多次大型滑坡事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长江里流动的不止是水，它所挟带的淤泥是浑浊的密西西比河[世界第四长的河流，位于北美洲，流经加拿大和美国，注入墨西哥湾，全长6020公里。——译者]的一千倍。在涪陵和重庆，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几乎不经处理就直接排入了江河。这些垃圾和淤泥极有可能在大坝之前形成堆积。在这条长达四百英里的泥塘里，万吨级的巨轮将会毫无用处。

因为以上以及其他原因，这项工程长期以来引发了一大批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灾难性预测。他们预见了水坝断裂、库区淤塞。他们提出预警，原来存在于河岸的有毒物质会随着水位上升而进入江水。水库会淹没掉十三座城市、一百四十座城镇、一千三百五十二个村庄。它还会淹没掉六百五十家厂矿、一百三十九个电站。一万多年以来，峡江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家园，人类那无尽的活动遗迹、垃圾堆和化学沉积物都将因这新修建的水库而搅和在一起。同时，这条江流也不是什么轻易就能敲打修补的东西——整个流域居住着三亿五千多万人口，比美国和加拿大人口的总和还要多，占到了全世界人口总量的十二分之一。

专家告诫，来自被淹没区域的水银、铅和其他有毒物质可能会被带入人们的供水系统，他们担心在新形成的库区会爆发流行性传染病，如疟疾、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等。大坝的建筑工人数量多达四万，他们在临时工棚里过着临时性的生活，会经由暗娼携带和传播性病。艾滋病也会顺着同样的途径传播开去。再说，水坝修好之后，这些工人又该去什么地方呢？

还有，因为新建水库而搬迁的近两百万人——其中多是农民——怎么办？政府承诺将会给他们提供就业和土地，这笔费用将占到整个工程造价——根据保守估计，起码有三百亿美元——的三分之一。然而，川东地区长期以来相当封闭，地方官员跟中央政府几乎没什么直接的接触。这么一大笔资金流向库区，与其说会有力地推动移民工作，不如说会引起贪污腐败。

这一地区还有无数古墓、几十座寺庙，以及许多类似于白鹤梁的无价历史遗迹。对它们又该如何安置呢？如果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这道石梁将会成为一处非常重要的历史纪念物。然而，三峡库区的历史实在太丰富了，涪陵的这些题刻甚至没有被列入濒危历史文物A级目录。下游有石宝寨这座始于18世纪的十二层雄伟塔楼，再下去有云阳那座始于三国时期、历时一千七百多年的张飞庙。如果不斥巨资采取保护措施，这两个地方都将消失得踪迹全无。两千多年前，在涪陵周边还居住过巴人，他们留下的墓葬一直没进行过彻底的考证。人们对他们知之甚少，如果他们的遗迹永沉水底，就再也无法进行任何研究和了解了。

这道水坝还威胁着白鹤、云豹、江豚、扬子鳄、白鳍豚、中华鲟以及其他一百七十二种鱼类的生活。由于承载了中国内河航运百分之八十的份额，长江的开发利用已经在环境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目前只剩下一百余条白鳍豚还游弋在长江水域。这是世界上的五大淡水豚类之一，数千年来，为了适应浑浊的长江水流，它们的视力几乎退化为零，只能依赖高度发达的回声定位能力。目前，长江航道上船只往来穿梭，发动机的喧闹声一年胜似一年。白鳍豚因为技术而失聪，因为进化而失明，已经难以躲避危险，难以寻找繁殖对象。万吨级的海洋巨轮很可能彻底毁掉这个物种。

几十年间，在中国历代领导人考虑修建三峡大坝的过程中，上述这些观点都已有人提出。1919年，孙中山第一次想到了这一工程项目，后来的蒋介石和毛泽东都郑重其事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对他们两个人来说，这项工程是一种典型的中国诉求，同时满足了实用和浮夸的需要——既可以推动这个贫穷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又可以同时提振起全民族的自豪感，这毕竟是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之后修建的现代基础设施。毛泽东安排工程技术人员在1955年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勘探工作，如果不是因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可能早就开工建设了。

不过，分歧一直存在着。即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邓小平和李鹏总理就水坝的建设越来越接近于实质启动阶段，这还是当时中国可以公开讨论的极少数重大话题之一。批评是被允许的，甚至还不少。很多专家认为，在长江及其支流上修建一系列的小型水坝，可以实现同样的效益，同时又规避了风险。这样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987年，政府已经疲于这样的民主，终于下了封口令。如果中国的干部们想要建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水坝，那就建吧——不管风险有多大。其中的困难——淤泥、地震、古迹被淹、物种灭绝、移民搬迁——都不算什么。正如历史上无数次发生的那样，专家的话可以忽略不听：就如毛泽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鼓励提高生育、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一样。有些时候，你需要的是定论，而不是争论。没有必要因噎废食。

不过，这样的批评并没有销声匿迹。记者戴晴对该工程的反对声最响亮，在1989年出版了一本反对三峡工程的书籍。1992年，李鹏总理推动全国人大对这一工程项目进行最终表决，并如人们预想的那样获得了通过。然而，强烈的反对迹象依然存在，三分之一的参会代表要么反对，要么弃权。

为了应对大坝的修建，中国的第一个环保游说团体成立了，即便到了1993年大坝开工建设的时候，依然可以听到小心翼翼的批评声。1996年8月，也就是我抵达涪陵的那一个月，一群文物专家和其他领域的教授公开向江泽民主席提出请求，要采取行动保护淹没地区的文化古迹。保护行动本来计划从1996年开始实施，但至今未见任何动静。他们提出，要用两亿三千万美元的资金来采取各种必要的保护措施，如考古发掘和搬迁寺庙、新建博物馆。有提案建议修一道挡水墙来保护石宝寨使之形成岛上宝塔，也有计划说要把张飞庙一块一块地搬迁到更高的地方去。天津大学提出要为保护涪陵的白鹤梁修一座水下博物馆[涪陵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于2009年5月18日举行落成仪式，该博物馆位于长江水下40米处。经过安检的游客通过88米长的电动扶梯和150米长的走廊，透过特制玻璃窗参观题刻。——译者]。游客可以经由岸边的走廊进入博物馆，而博物馆的屋顶将会矗立于江水之上，其形状能够唤起人们对于那道远古石脊的一点记忆。

这样的计划和抱怨极大地干扰了推进大坝建设的力量。七十岁的魏廷琤是该项目的总工程师，几乎整个职业生涯都用来推动该工程项目，他把文物保护专家们提出保护的那些东西嘲讽为“宫殿”。“我老实告诉你，”在1996年接受《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时，他说道，“中国普通百姓的文化水平那么低，哪里欣赏得来这些文物古迹，恐怕只有这些专家自己才会去参观这些博物馆。”

这不算什么得体的回答，但从有些方面来看，它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这个国家早就习惯了作出困难的抉择，而这样的抉择可能美国人连想都没有想过。每当我造访白鹤梁，为远古的题刻和永恒的江河交汇而深深赞叹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个问题。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历史，一边是自然的，一边是人类的。一个是永无休止的循环产物，另一个——尽管结果不一——却一直循着直线往前：进步、发展、控制。在我看来，在长江之上，如果要把这一切通通捆绑成一体，硬把循环不止的江水阻滞在大坝上那长长的一汪死水里，是极其危险的违背自然之举。

不过，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只是一种诗意，涪陵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时间来想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时间、没有兴趣去参观白鹤梁，他们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也丝毫不用劳神操心。通常情况下，石梁上除了我就没有别的什么游客。1998年春节期间的一个周末，我在那里为了编写题刻故事而进行调查，那是我仅有一次看到了一大群游客。涪陵的大多数人都读不懂那些题刻——其上所使用的是繁体字，这种文字在解放后进行了简化，而那些题刻的语言则是20世纪文字改革之前那种中国古代的文人们所使用的文言文风格。即便是读过书的人也不会对此有多大的兴趣。如果你想了解当地的历史，根本没有必要劳神坐小船到这儿来——你完全可以到乡下闲逛一番，不用怎么刻意就能撞上一堆明清古墓。

让我印象深刻的，倒是市里派了那么多管理员到石梁上来，尤其是很多管理员训练有素，几乎能回答人们提出的有关题刻内容和历史的任何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基本上不会有外来游客的城市，以及这样一个几乎时常无人问津的历史景点而言，这极大地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不像在美国，某个空空如也、毫不起眼的晚清时期的战场遗址都可能会得到数百万美元的经费资助，仅仅是因为有些士兵在内战中战死于此。中国的历史如此丰富，如果要把所有的古迹都保护起来的话，人们恐怕连种庄稼的地方都没有了。

至于提议的水下博物馆，政府尚未最后决定，但看起来似乎不大可能通过。有时候，《重庆晚报》会提到这个问题。这家政府主办的报纸总是很小心地指出，官员们也可能会考虑另一种方案，在大坝建成之前对所有题刻进行一次拓印。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更实际的一种方案——因为当地没有修建水下展厅所必需的原料，而白鹤梁对涪陵的普通百姓而言也意义不大。最大的可能，似乎是制作一套拓片，送到远处的某个博物馆，然后让洪水永远地淹没石梁。有专家预计，大坝建成后的十年内，库区的淤泥和流沙会把一千两百多年以来留下的这些题刻冲刷得一干二净。

保护白鹤梁不是涪陵人要优先考虑的事项，这并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奇怪，但他们对于跟大坝相关的其他事项（比如移民安置）所表现出的消极态度，却令我非常惊讶。尽管围着主城区会修建挡水墙，可还是有很多人——江东下半城的居民们、白山坪山脚下的农民们、插旗山山脚下的农民们——会因为三峡水库的建设而迁移。这些人被称作“移民”，其中一部分会搬到我们校园后面正在修建的公寓楼。修公寓楼的地方原本是一片农田，而因此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得到的补偿，则是在购买公寓时享受特价，并且可以在安排工作和货币补偿这两项中任选其一。跟我聊过天的那些人说政府答应补偿六千元现金，而且他们全都接受了这笔补偿——在涪陵，这是很大的一笔钱，相当于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一年的薪水。此外，他们每个月还有七十块钱的生活补助，这对他们来说也算一点甜头。毕竟在过去的十年里，原本就有很多中国人离开农村进城务工，想要让一个农民不再当农民也就花不了多少钱。每当我从那些在建的安置公寓区步行而过的时候，都会看见商店里坐满了曾经的农民，他们一边抽宏声香烟，一边打麻将，正在耐心地等着那一天，等着大水把河边的人们赶上来跟他们做邻居。

有报道说，一些移民没有拿到安置补偿款，这常常是因为贪腐的官员们私吞了有关经费，这种问题在万县这样的下游城市尤其严重。不过，就算碰到了这样的事情，人们最常见的反应也就是私下抱怨一番而已，谁也不会公开抗议和反对。大坝工程中的这点动荡让外人觉得不容小觑，可如果把它放到当地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衡量，也还真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在过去的五十年间，中国经历了解放战争、1958—1961年“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

涪陵和其他沿江小城还有一层额外的经历，它们是毛泽东“三线”战略的焦点之一，这一战略在20世纪60年代对当地的影响尤为巨大。战略的早期准备工作始于1950年，毛泽东派遣邓小平去了西南地区，对上海的军工企业搬迁到四川和贵州的边远山区进行可行性调查。触发这一战略的是美国的核弹威胁，因为毛泽东一直担心，中国高度集中的国防工业非常容易招致来自美国的攻击。朝鲜战争则加快了该战略的实施步伐。最终，中国四分之三的核武器制造厂以及航天工业的一多半被编入了“三线建设”。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毛邓时代的中国》一书中说，这一工程“相当于把加利福尼亚州的高科技产业连根拔起并整体搬迁至1880年蒙大拿州的荒郊野外”。

相比之下，把河流截成大湖看起来不过小事一桩。涪陵的经济多来自当初的三线建设工程，当地人因此对于巨变并不陌生。当地有一家工厂名叫海陵厂，现在生产的是内燃机，最初却是从上海迁来的一家国防企业。在涪陵上游几英里远的地方有川东造船厂，曾经为核潜艇生产配件。当地满大街跑的长安——长久的平安——出租车产自重庆的一家工厂，这家工厂最初生产的则是军用枪械。

1980年，邓小平掌权后，取消了这一战略项目，很多曾经的三线建设项目以这种方式进行了转轨。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不断改善，来自美国的威胁似乎也没有那么严重了（再说，把兵工厂放在涪陵这样的地方实际上也起不到多大的防护作用，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三线建设项目成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在有些年份，花在这个项目上的经费占到了国家财政预算的百分之五十。从来还没有哪个大国如此大规模地对经济结构进行过重组——就连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有人因此估计，三线建设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破坏程度超过了“文化大革命”。

尽管规模宏大，三线工程的实施和取消却相当隐秘，涪陵和其他三线建设城镇对于该项目的进展情况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他们知道，那一道道命令来自北京，那一道道命令把上海的工厂迁了过来；他们还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涉及军事，敏感而需要保守秘密。这些东西你是不能打听的，就这样经历了四十年的光阴，人们自然而然就不会去过问三峡大坝有什么问题。事情就这样，此一时彼一时——就像川东造船厂，搬迁过来是为了建造核潜艇，后来却转型成为了造船厂，也许最后会永久地消失在新长江的水面之下。

尽管对这一段历史略知一二，我还是觉得人们对三峡大坝工程缺乏兴趣和漠不关心达到了不一般的程度。现在的人们受教育的程度远胜于以往那个年代，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应该记住所经历的历史教训，防止因盲目而重蹈覆辙。然而，十分明显的是，普通民众对于三峡大坝和下游城市移民的命运完全漠不关心。一次，孔老师和我在上课的时候谈到了三峡大坝，我问那些即将到来的变化会不会令他有所担心。

“不会，”他回答道。我看得出来，他觉得我问得有些奇怪。

“那么，有没有人担心呢？”

他想了一下。“如果你是移民，”他回答道，“那你可能会有所担心。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关系不大。”

我在涪陵住得越久，就越发现这实际上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回应。之所以奇怪，是因为外国报纸对此项工程刊登了许多尖锐的评论，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也有一些愤怒的批评声。然而在大坝将会造成直接影响的涪陵，却看不见任何不快的迹象。在我居住的两年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听到哪个人对三峡工程有过不满，倒是听到他们对其他的敏感议题发过牢骚。

不过，涪陵缺乏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社区感，孔老师的话正好印证了这一点。近代以来的历史教导人们，要尽量少掺和公共事务，同时，也伴随着对于公共事务缺乏了解意识。对于当地的重大事务，涪陵的人们没有渠道获取可靠的信息，再加上对公开抗议活动的严格限制，使得人们无法参与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既不期望、也不主动要求得到这样的信息。

在我看来，这种对公共事务的疏离是如此彻底，恐怕无法把它简单地归咎为“后解放时代”的社会模式。过去的五十年教导人们不要参与公共事务，可在一定程度上，共产主义建立的基础却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形成的社会模式维持了几百年的时间。这样的特征很难描述，尤其难以说清楚它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的学生们经常写道，中国人是多么具有集体意识，这鼓舞了人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互相帮助，而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则走上了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道路。

我并不认同，通过比较在个体和群体问题上大相径庭的态度，两个国家的政治差异就能得到清晰的（以及道德化的）解释。不过，若说到包含了家庭和朋友的紧密社会网络时，这样的陈词滥调可能会更准确一些。在涪陵，我所了解的家庭毫无疑问要比美国的家庭关系更为紧密，因为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没有那么的自我中心。他们彼此之间十分慷慨，而这种大度常常会延伸到好友身上，从而把他带入到十分紧密的社交圈子中。集体主义思想对老年人显得尤为重要，因而他们在这里得到了比美国好得多的关怀照料。在涪陵，我从未看见过老年人被抛弃在“退休人员之家”，他们基本上跟子女一起生活，照料孙辈，或是帮着耕种田地、打理生意、操持家务。毫无疑问，跟我在美国老家看到的相比，他们的生活更有目的，更有规律。

不过，这样的集体主义仅限于一些小团体、家庭、朋友和单位之内，这些紧密的社交圈也起到了一定的边界作用：它们既包容，又排他。对于自己熟知的圈子外的人，一般的涪陵人几乎很少表现出认同感。在日常生活中，我见过无数这样的事例。最常见的莫过于排队买票时的纷乱，与其说是排队，不如说是扎堆，一大群人挤过来挤过去，相互之间你推我攘，丝毫不顾他人死活。这个例子能够很好地说明集体主义思想，但跟我学生所说的东西又不一样。集体地来看，一群乌合之众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把票买到手——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把他们凝聚起来，于是，每一个个体都会拼尽全力，以尽快地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

这种集体主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个例子，是涪陵人对于公交车上的扒手的反应。有一次，亚当上了一辆从江东进城的公交车，一个贼眉鼠眼的乘客在中途下了车，坐在亚当身旁的一个乘客便用胳膊肘轻轻地碰了碰他。

“你要注意点，”他对亚当说，“刚才那人是个扒手。”

“他下车之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亚当问道，可那位乘客除了耸耸肩，根本懒得回应。类似的情形我也遇过好多次，人们向我比划手势，要我注意看管好钱包，但没有一个人直接跟扒手较劲。我就这个问题问过我的学生，他们说，大家都知道公交车上有扒手，但谁都不会采取什么行动。按照我学生的说法，是因为人们不敢跟扒手硬碰硬，然而，原因似乎远不止这样。只要扒手没有侵犯到你本人，或者你的家人，那就不关你的事。你可以悄悄地提醒外国人，因为人家是外宾嘛。但即便如此，你也不会悍然冒险。有时候，最安全的做法则是在扒手下车之后再去提醒别人。

出于同样的本能，一大群人可以围观事故的受害者而不出手相救。在涪陵，经常有人围观张望，但却很少看到他们出于某种群体的道义而有所行动。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这样的场景倒是很多见，人们需要一个服务于个人的社区，因此，在看到伤亡者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这样想：我能够想象作为受害者的感受，所以我要出手相救。诚然，在美国也有人驻足围观，但那跟我在涪陵看到的完全没法比。涪陵人看到他人有难，可能会想：那又不是我的兄弟、朋友，我不认识他，看他受点罪还挺好玩的。每当遇到严重的车祸时，人们会冲过来，一边奔跑一边急切地问道：“死了没有？死了没有？”

这样一来，涪陵的“群众”和“乌合之众”这两个概念的界限就变得脆弱不已。出事了——可能是一场交通事故，或者是一场光天化日之下的争吵斗嘴——一大群人马上就会围过来，人群的能量逐渐蓄积，更多的人过来围观，纯粹出于一个十分简单的理由：出事了。有时候，仅仅是心怀此念的一大群人本身就足以弄出点什么事来；受了围观群众的驱使，争吵会因此愈演愈烈，或是某个围观者干脆跃跃欲试，一起加入争吵的行列。

对于涪陵的群众，我既烦扰不堪又着迷不已，部分原因是他们经常在我身边聚集围观。假如碰到了吵架斗嘴或是其他吸引群众的公共事件，我肯定会停下脚步观看。但通常我看的是群众的脸，而不是当事人本身。在他们的表情里，我很难看出别的什么东西，除了那份痴痴的观望：出事了。

在中国，不止涪陵一个地方有这样的围观群众，无数中外作家都曾关注过这种倾向。鲁迅，也许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在写到共产党执政前中国人的这一倾向时，既饱含情绪又满怀挫折，在同胞需要帮助的时候，他笔下的人物总是置之不理。在学生们写的作文中，我同样看到了这种挫折感，尤其是在编写罗宾汉来中国的故事中。很多学生写了罗宾汉偷窃腐败官员的故事，另一个常见的主题，则是罗宾汉面对群众消极围观时的反应。一个学生写到：

令我惊讶的是，他们编写的故事中，有很多这样的描述场景。接下来，他们常常会写到罗宾汉帮助那个被围观人群置之不理的人——被扒手偷了钱的人、被恶棍当众揍了一顿的人或是从河里捞上来的落水人。在我的学生看来，围观人群置之不理时有人出手相救，这才是不折不扣的英雄行为。而他们把这种行为树为楷模，正说明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少之又少。

我觉得，在涪陵人对待三峡工程的消极态度上，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理由。即将到来的变化对绝大多数人不会形成直接的影响，因而他们漠不关心。未来十年，尽管该市的很大一片将被江水淹没，但这算不上一个社区问题，因为这里并没有我们通常所定义的那种社区。这里的小团体很多，也不乏爱国主义，但跟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这种爱国主义的激发，既可能出于心系祖国的真情实感，也可能是因为恐惧和无知。你可以操弄这种恐惧和无知，告诉人们，尽管大坝可能会破坏江河与城镇，但却对中国意义重大。

对那些不幸居住在长江两岸的人们来说，大坝的修建的确是个问题，但即便他们也不太会惹出什么麻烦。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历史教他们学会了坚忍，对涪陵这样偏远地方的人们来说尤其如此。所有影响这座城市的巨大变革均来自别处——太平天国的将士们来自东部、国民党的命令来自南京、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始于北方，随后才一路南行来到了长江河谷。三线建设来了又去，所到之处，横扫一切。最近几年，各种新奇产品从重庆顺着长江传了下来，随之而来的则是催生新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种种法理变革。现在，涪陵的街头甚至开始出现外国人的身影。对于这一切发展变化，你只有接受它、适应它，因为你无法控制。就像长江一样，它来自别处，又流向别处。将来的某一天，江水会上升四十米，你也只有适应它。我曾经问过一个朋友，江水上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跟孔老师一样，他对这样的问题似乎也感到惊诧不已。“嗯，”他回答道，“水涨了，船跟着升高呗，没事儿。”

人们还有一种看法，觉得修建大坝完全是个好主意。那意味着电力，而电力代表了进步，对涪陵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大坝完工后，可以发出足够的电力，可以每年减少五千万吨煤炭的消耗。在这个严重遭受污染的国家，有四分之一的死亡人口跟肺疾病有关，这一点当然是不小的益处。无数个日子里，我站在阳台上遥看长江，感觉有一点点哀伤，因为我知道，它那江水奔涌的日子就要到头了。但更多的日子里，当浓雾密布时，我根本就看不见它在哪里。

到了冬天，我对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看法。为了节约用电，这里会定期拉闸限电。我的公寓只能通过电热取暖，而有时候停电会持续数个小时——漫长而又寒冷的几个小时里，漆黑一片的房间让我感觉越来越不舒服，直至我在烛光里呼出白色的水汽。我发现在这种时候，我不会再去多想涪陵的挡水墙有没有用、移民们会不会得到很好的安置、白鹤梁会不会得到充分的保护。我考虑的是如何取暖。寒冷就好似饥饿，让其他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

在中国，很多人都这么思考问题。这跟美国不同，那儿的人均电力消耗达到了三千瓦——足够所有美国人在同一时间一起打开一只电烤炉和一只电吹风。而在中国，人均电力消耗只有一百五十瓦，只够大家点亮一两只灯泡。但对那些根本无电可用的六千万中国人来说，连一只灯泡都点不亮。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类工程具有两面性。这个国家有数千年驾驭和驯服河水的历史——人类文明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具有这样的历史记录，可以把一条条大小江流成功地加以持久利用。四川中部的都江堰，设计巧妙，修建于两千三百多年之前，时至今日依然正常地发挥着灌溉功能，把成都平原变成了全国肥沃的鱼米之乡。此前，长江也曾被驯服过，纵使规模较小。1981年，在目前修建的三峡大坝下游，人们修建了葛洲坝。

不过，在河南省发生的是历史的另一面，1975年的暴雨使得六十二座大坝如多米诺骨牌般纷纷溃决，死亡人数达到了二十三万。尽管那次灾难的规模非同寻常，但工程质量之低劣却并非异常：自1949年来，中国共有三千二百座大小水坝溃决。就本世纪而言[即20世纪。——译者]，中国的大坝溃决比例为百分之三点七，而世界其他地方的比例为百分之零点六。

到后来，我也跟大多数涪陵人一样——消极地观望工程的准备情况，不再妄下断言。我毕竟是个外来者。但我寻思，在大坝修好之前就来到那里，毕竟是件好事，在长江被驯化之前亲眼看一看白鹤梁以及三峡，毕竟也是件好事。在这里既有人类的历史，也有长江的历史，而当两者相互冲突、将这个地方永远改头换面之时，我尤其不想置身其中。

学期临近1月底结束，然后我们有四个星期的寒假。亚当和我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其他志愿者有的去了日本、泰国和老挝——但对我们两个来说，最简单的莫过于顺江而下，就像我们当初来这里一样。

我们买好了下午的“江渝”船票，因为有人告诉我们不要买。同事劝告我们不要坐这种轮船，非常脏，并且十分拥挤，主要是沿河而居的人们的交通工具。跟一般的游览船不一样，这种船在寺庙和景点都不停靠，也不会有其他的外国人坐这种船。这听起来不错——寺庙我已经看了不少，而三峡的悬崖峭壁从哪艘船上看出去都一模一样。最要紧的，是我想看看那些沿河而居的人们的日常生活。

之前，江渝轮船被称作“东方红”，这是为了颂扬伟大领袖毛泽东。但到了现在，长江上的船运竞争十分激烈，你最好别让潜在的顾客想起他们在过去受到的那种服务水平。我们乘坐的那艘船名叫“猴王号”，取名自7世纪远赴印度取经的经典故事《西游记》。故事发生在唐朝，长江沿岸的人们对那个时候的远行恐怕不会有什么好的记忆。

在一个爽朗的下午，阳光明晃晃地照耀着白鹤梁，我们的轮船摇摇摆摆地驶出了港口。“猴王号”跟我们之前料想的一模一样——脏得一塌糊涂，闹哄哄地挤满了乘客，除了我们相约出行的四个人，船上再也见不到别的外国人。除了我和亚当，另有一个来自“美中友好志愿者”的队员克莱格·西蒙斯，以及一个在西安边教英文边学中文的儿时伙伴麦克·格雷厄姆。我们在后甲板上找了个位置，站立在明媚的阳光下，欣赏着江景。

我早已熟悉的景色慢慢向后掠去——转过一个弯，白山坪不见了；再往前走，插旗山也不见了。沿长江往东，我所不熟悉的山脉蜿蜒而去。在我的眼里，由于不了解历史，它们无名无姓。每当我们经过一座山顶宝塔，或是一间河边棚屋时，我都会想，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石达开和他的部队来过这里吗？那些逝去的朝代留下过什么印迹吗？石刻或是古墓？有没有哪个手法娴熟而又眼神哀婉的书法家被流放到这里的河岸边呢？我已经习惯了当一个静静的看客，我常常站在阳台上，凝视着往来的船只，想要弄清它们会驶往何方。而现在，我凝望着那些土地，禁不住想知道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我意识到，这正是来来往往的游客对于涪陵的看法：肮脏的港口、斜长的山坡，以及无尽的思绪——这里发生过什么吗？——就这样，江城远去，新的风景出现了。

阳光照耀着赭黄色的江面，鹰隼在头顶滑翔。人们在江边晃悠悠地划着竹筏。装煤炭的小船轰响着一驶而过。岸上的工人们在开采石灰石，他们手中錾子的叮当声清晰地回响在冬日的江面上。我们在丰都做了短暂的停留。这是一座沿河滩而建的狭长小城，位置很低很低，十年后将被全部淹没。小城背后的山上有一座宝塔，太阳在那个方位慢慢地沉了下去，短短地发出一阵橘色的光芒，随后消失在绿色的山坡之后。

一个嘴里叼着香烟的船工取下中国国旗，放进了船尾的一个箱子里。麦克和他之前教过的一个来自北京的生物专业学生聊天，那学生说他曾经参加过1989年的学潮，紧随失去了在学术道路上前进的机会。于是他跟几个朋友转而从商，专做船用灭火器。这次旅行既是商务之旅，也是胜利之旅。“长江上跑的船只全都用我们生产的灭火器，”他自豪地说道。关于1989年的政治事件，现在仍有不少的异己分子流亡在外，但他们整个那一代中国人也不乏这样的年轻人，曾经的政治历史记录迫使他们走向了相对较为自由的经商之路。

山势又拔高了，陡峭得无法进行耕种，随着黑夜的降临更显出藏青色。在北岸，我们驶过了一条荒坡，除了两座紧挨在一起的白色小坟包，山坡上空无一物。两个小坟包孤零零的，风水极好：面朝南方，俯视长江，地势高踞，也许还能作为即将建成的水库的陪衬物呢。

轮船关了马达，顺着江流漂行。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除了我们这帮人，整个江面空无一物。甲板上已经没有人了。一切都显得静悄悄的，只有长江裹挟着我们前行。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江河的力量，随着黑夜笼罩在河谷之上，它那巨大的能量推着我们静静地漂流而下。

夜色朦胧中，那两座小坟包一晃而过。苍穹下，黑黢黢的山峦拔地而起。星星闪现，远远望去，星光清冷而黯淡。接着，马达再一次轰鸣起来，黑夜降临，我回到了我们的三等舱室。

舱室一共有十个床位，十一个乘客，其中一对年轻男女共用了亚当床下的铺位。在中国的轮船和火车上，乘客对这样的做法习以为常，结伴的男女很少分舱而睡，朋友之间为了省钱也常常这么做。在拥挤的铺位上，若是躺着两个大男人，谁也不会多看一眼。

跟我们同舱的那个女人有些害羞，眼睛一直紧盯着地板。她穿着紧身毛衫，长长的黑发铺满了后背。她的旅伴也很文静，礼貌地问过我们要去什么地方，随后便收拾了铺位躺下睡觉。

狭窄的铺位上只有一块薄薄的竹席，和一床脏兮兮的旧毯子。我睡得很不踏实，停靠巫山的时候醒了过来，城市的灯光照进了舱室。一个小时之后，轮船又出发了。在一阵阵平稳的马达声中，我终于睡着了。

在一段陌生的江流之上的黑暗中，我又醒了。我一直在做梦，一时间，我有些迷糊——我是在密苏里的老家吗？或是在成都？涪陵？我听出了长江的水声，就什么都想起来了。就在我又要入睡的时候，我听到了一种声音。

是一阵吱嘎声；一种压抑的喘息声。喘息声沉重而平稳，轻柔似水，但绝不是水声。那是什么声音？又一阵吱嘎声；喘息声更沉重，但不那么平稳。听着听着，我完全醒了过来，随后我明白了那是什么。亚当下铺的那一对年轻旅伴，也就是那位害羞的女子和年轻的男子，正在向三峡昂首挺进的轮船上，悄然而决然地亲热着。

他们没怎么弄出声音来。年轻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房间狭小、公寓拥挤，黑灯瞎火的公园角落都可以偷偷地享受片刻。星期五的晚上，我们的学生中间就有人成双结对地来到乌江的岸边。在这艘船上，我竭力地不去细听，终于又睡了过去。第二天一早我才知道，克莱格也被惊醒了，不可思议地听了一阵。不过，亚当睡得十分踏实，对于发生在他下铺的事情一无所知。次日一早，那个女子依旧十分害羞，双眼紧盯着地面。在巫山下船的时候，她把头发往面庞的两边理了理。

昏睡中，我们驶过了第一个峡谷。这里叫做瞿塘峡，在三个峡谷之中最为险峻，两岸的大山高达三千多米，江面仅有一百多米宽。“猴王号”上的工作人员拿不太准，我们的轮船会何时通过瞿塘峡，但他们一致觉得可能会在日出时分抵达那里，于是我早早就醒了过来，到甲板上等候。几个老人在船尾打起了太极拳，巨大的橙色月亮追着我们一路顺江而下。峡谷更深了，裸露的山峦间杂着红色的石壁。江水在山峦之间奔涌着。麦克跟着我走到了甲板上，我们一起观看日出，盼望着进入峡谷。直到这时，一个乘客才告诉我们，巫山，我们将要停靠的地方，就在前方。在黑暗中，轮船驶过了瞿塘峡，我们却懵然不知。

“噢，算了吧，”麦克懊丧地说道，不过他随即又高兴起来。“嘿，前方至少还有两个峡谷吧。”

巫山因其港口之上高耸的大山而得名，而这座大山，则因其形似汉字的“巫”而得名——“巫婆”或是“巫师”的“巫”。这座城市的名字意为“巫咸之山”，县城那蜿蜒曲折的街道上满是三峡工程的水位标识，仿佛预示着即将有人施以水电的巫术。1956年，毛泽东视察巫山的时候，就预见到了这一切。在题为“游泳”的诗词中，他描述了人类通过修建雄伟大坝战胜自然的情景：

在城中心，一块告示牌详尽地描述了这个县未来的发展规划。到2003年，也就是大坝一期工程完工之时，巫山的江面将上升到五十二点七二米。到2009年，待三峡工程全面完工之后，江水将再上升四十米。到2003年，迁移人口将会达到三万七千九百零八人，到2009年再搬迁一万八千五百四十五人。所有这一切都用冷漠的口吻描述着。这块告示牌同时指出了将要拆迁的房屋面积（到2003年拆迁一百零二万六千零八十二平方米！到2009年再拆迁五十三万零九十四平方米！），而告示牌本身——写满了令人目眩的蓄水数据——将会在十年后被无情地永沉江底。

巫山是一座典型的江城，相当于涪陵老城区的放大版，满城全是青瓦屋顶、肮脏的街道，以及狭小的巷子。交通状况极其糟糕，出租车在明清时代的老街上愤怒地响着喇叭。不过，不久之后就不会再有这样的问题了。他们有了从头再来的机会，新的巫山县城无疑会设计得更适合汽车奔跑。不过，这同时也是一个十分适合闲逛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待了两天，住红旗旅馆，并且在大宁河两岸的山坡上进行了一番探索。

大宁河水冰冷而清澈，在石灰石崖壁的底下奔腾流淌着，农民们拿着镰刀在悬崖上收割干草。他们把收割来的干草捆成一捆，以便用包铁皮的挑担挑运到河边。在大宁河岸边，他们把干草码放到平底木船上，再顺江而下运送到巫山和长江。这算得上是一次狂野的航行——一个船工站在船首，拼尽全力操控着一把巨大的船桨，另一个人则在左舷位置操持着一把长桨。干草将顺江而下运抵武汉，那里的工厂再把它打成纸浆。为这一趟力气活儿，几个农民又是割草，又是扎捆，还要在湍急的江流中搏击而下，每吨干草可以拿到四十八美元。

我们花了一天的时间去爬那些山坡，悬崖十分陡峭，根本就看不见山脚下的大宁河，那些农家孩子一看见我们就惊讶地扔下镰刀大笑起来。沿着草丛掩映的小路，我们下了悬崖来到大宁河边，然后想招一艘小船搭乘上去。我们想的正是——在冰冷的大宁河上搭乘干草船顺流而下——但农民们接到过通知，禁止搭乘外国人，他们只得笑着告诉我们这太危险了。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事儿不可能，我们还是跟一个船老大讨起人情来。他夸我们初学汉语就讲得这么好，我们则赞叹他的家乡风景如画。

“这里呀？”他扬了扬眉毛说道，“这里太穷了！”

“但是这里的风景很出名啊——我们不就来了吗？”

“这里根本就没有路，”他说道，“你看在山上干活儿的那些人——好辛苦哇。就这样的大山，哪里都穷。”

他一边摇头，一边把干草码到船上。他个子矮小，十分精瘦，年龄在三十岁以上，浓密的黑发下面透出冷峻的眼神。船装好之后，他点燃一支香烟，迎着激流出航了。观察水情的时候，他的眼神倏然闪亮了一下。搏击水流时，他的身体紧绷着，脸上充满了专注、熟练和欢乐的神情。山间溪流溅起一串串水花，他嘴里的香烟依然顽强地燃烧着。

第二天，我们乘坐游客专用船游览了大宁河，收费标准为八十元，船上配了一个导游。我们付了钱，他也让我们看了那些山形——八戒拜佛、龙头、马屁股、睡美人等等——其他游客都是中国人，他们一边在支离破碎的崖壁上辨认各种形状，一边兴奋地大喊大叫。这在中国的每一个自然景点已经成了俗套，自然界如果不跟人找到某种结合点就一无是处。一座山要么长得像什么，要么某人写过一首什么诗词，要么有过一个远古的传说，这一切都让岩石具有了生命。

导游还指给我们看了崖壁离水面六十多厘米处开凿出来的一些方形孔洞。古时候，那上面有一条栈道，专供拉船逆流而上的纤夫们使用。据传说，远在9世纪晚期，唐朝杨贵妃所钟爱的荔枝就是顺着这条路线运送到都城长安的。当时，涪陵荔枝是大家公认的极品——时至今日，涪陵仍然享有“荔枝城”这个别名——先经长江顺流而下，再从这里由大宁河逆流而上。杨贵妃是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人之一，为了她，荔枝都得万里相送。玄宗皇帝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逐渐疏于国事，最终导致谋反。皇帝逃到了四川，贵妃仍想追随而去，但士兵们抓住她并逼她悬梁自尽。逃离过程中，心碎的皇帝驾崩了，其子想要重理朝政，却功亏一篑。在统治了近三百个年头之后，大唐盛世轰然倒下——倒在了爱吃涪陵荔枝的美人手里。

一路往北，我们穿越了大宁河上的小三峡。在清晨的阳光里，河水清澈明净。空空如也的干草船正在逆流而归，农民们跳入激流，用纤绳牵拉着小木船。金丝猴在悬崖之上攀爬着，在灌木之间腾挪着，在我们身后的河岸上啼叫着。

我们乘坐的船只时不时地停靠在水泥做成的码头上，每当这时，我们都要下船，被领向一条条新建的人行步道。农民们在步道的两边鳞次栉比地摆了小摊，卖的全都是同样的商品：三峡风光明信片、三峡旅游光碟、上了色的岩石、笑容可掬的佛像、仿冒玉石手镯、仿冒古旧罗盘、仿冒古币等等。因为是冬天，游客还不多见，但是卖仿冒商品总比出售两毛钱一斤的干草强多了。

不过他们知道，到了夏季，游客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全国上下、国内国外都掀起了一场盛大的广告宣传，动员旅游者在长江三峡被淹没之前来参观，而那些混凝土步道便是迎接客流的准备工作之一。这样的广告颇显滑稽：来呀，快来看呀，我们就要把这里搞没了！但是，宣传十分奏效：1997年，巫山县接待的游客数量将会超过中国其他任何县市。

农民们都是些颇为鲁莽的小商贩，一边叫卖，一边几乎把货品凑到了我们脸上。游船停靠第三站的时候，我一边想象着上涨的江水把这些步道和小摊统统淹个底朝天，一边对自己说：太好了。有时候在涪陵，每当码头上发生争吵的时候，我也会这么想，就好像变成了中国的诺亚[诺亚方舟：出自圣经故事，应上帝之命建造的一艘大船，以让诺亚及其家人躲避上帝发动的一场大洪水。——译者]。让江水上涨，把这一切统统冲走吧。

一旦回到船上，看着那清澈激越的流水，我那些阴暗的想法立即烟消云散。但这一切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宁河将要上升九十多米，几个小峡谷将会填满河水，再也看不见激流。这里将会变成三峡库区的一部分，跟长江的死水融为一潭。那样的话，满载干草的小船操作起来会轻松许多，但我猜想，船工眼里倏然一现的闪亮将会黯然淡去。

第二天，当我们换乘另一艘慢船通过长江三峡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同样的失落情绪。那依然是一个清爽的早晨，清冷而明亮，狂风在巫峡崖壁之间呼啸而过。我们驶过了公元前3世纪的大诗人屈原的故乡香溪河，这里也是王昭君的出生地。王昭君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远在汉朝时期，她为了外交使命远嫁匈奴。少女时代，她常在这条河里浣洗手绢，也或是在用她的手绢浣洗河流，这条河后来因为她的美貌而变得清香不已，因而被称作香溪河——香气飘逸的小河。

长江沿岸有着丰富的历史，根本无法幻想哪里还有人类未曾涉足的大自然。每一块岩石看上去都像某样东西，每一条支流都充满了传奇，每一座小山都饱含着往日的故事。正是有了这样丰富的历史，你根本不能说新建的三峡大坝是一种纯新的违背自然之举：王昭君曾经把家乡的那条小河变得香气四溢，现在，李鹏和他的工程师们不过是把他们的江河变成电力而已。就连文物古迹白鹤梁最开始也是一种破坏性的艺术——唐代的船工们在那一大片无辜的砂石上留下刻痕——那么，如果人为修建的大坝破坏的是人为留下的刻痕，那可能也正是恰如其分的。那些凿痕因为船工而存在，正如江河为了人类的诸多用途而存在。

但是，仅仅为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而让它停滞不前——把滔滔的河流变成了沉闷的湖泊——带给我的困惑远胜于其他。从自私的角度来说，即将消失的寺庙、大打折扣的风景和背井离乡的移民统统与我无关。最令我困惑的，是那一汪停滞的死水，我可不想看见大宁河、香溪河、长江的水流变缓。无可辩驳的是，它们注定应该奔流向前，那是它们的本质。这些江河充满着力量、生命和激情，但这一切在十年之后将荡然无存。

我们出了西陵峡，朝着大坝的坝址驶去。这场景一言难尽——太多太多的塔吊、太多太多的挖泥船、河岸上太多太多的土石方。我取出笔记本，但什么也没有记下，这个大家伙让人震惊。远处的一座山头上，树着一幅六十多厘米高的大标语：建设三峡，开发长江。尽管这八个大字包含了很多东西，但却一言难尽。

这场景里，唯一可以记下的是我们的乘船。靠近坝址时，轮船慢了下来，乘客们都挤到了甲板上。他们中间有解放军战士、带着婴儿的年轻夫妇、穿着黄布棉袄的农民。在我们穿越巫峡和西陵峡的时候，这些人大都躲进了船舱，因为外面太冷了。但等到船只从一排排塔吊、卡车和石堆旁驶过的时候，他们全都挤到甲板上来。他们拍着照片，对着那些塔吊指指点点，国旗在寒风中飘动。我细细地看了周围人的面孔，看到的是惊叹和决然——惊叹于大坝的宏大，决然地忍受着寒冷，决然地要把工程的每一丝进展尽收眼底。即便在那些婴儿眼中，我似乎也看到了这样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