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我的学生安妮那里听到了邓小平去世的消息。我当时刚刚度假归来，时值旱季，乌江的水位很低。孩子们在岸边放风筝，春节过后，中国到处都有孩子这么做。

2月20日，我发现教学楼顶上的中国国旗降了半旗。但我没多想，直到我去安妮那里取回我的备用钥匙。她住在楼下，假期替我照看屋子。

“你听到刚发生的事情了吗？”她问道。

“学校吗？”

“不是，在北京，”她说道，“邓小平去世了。”

我说，我感到很遗憾。然后我问她，邓小平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昨天。今天上午的电视上报道了。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很想哭。”

她说这话的时候笑了笑，但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微笑，它仿佛是一个面具，掩藏了更深沉的情感。那些微笑可以掩藏很多情感——尴尬、愤怒、悲伤。当人们这样微笑时，仿佛有一种情感正在被紧紧地扭曲着、转移着。有时候，只需要瞥一下他们的眼睛、嘴角，甚或是额头上一丝凄惨的皱纹，你就能发现这一点。安妮的颧骨很高，酒窝很深。在那一天，我想我看见了她脸上时隐时现的忧伤。

“星期二举行追悼会，”她说，“学校会停课。”

“哦，”我说道，“其实他很长寿。”

“九十三岁。我想今天每个中国人都会感到伤心。尤其在我们四川——你知道，邓小平是四川人。”

她又笑了一下，这一下，她酒窝里的忧伤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自豪。我取了钥匙，向她道了谢，然后上楼回到了我的房间。

我想到了安妮的父亲，那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四川一个煤矿上工作了八年时间的数学教授，而我也知道，邓小平遭受的磨难跟这差不多。他两次被打倒，他的儿子在红卫兵的一次拷问中从高楼莫名跌下而致残。然而，邓小平挺了过来，带领中国走出了“文化大革命”，为像安妮的父亲这样的人们主持平反工作。

在现代中国，没有哪一个领导人像邓小平那样。他其貌不扬，身材矮小，年轻时不如周恩来和毛泽东那么英俊潇洒。他出生在重庆东北边上的一个小山村，养成了农民的品位和习惯。他的吐痰非常出名，至少在海外如此——几乎所有国外描述邓小平的文章中都会提到他在出席重要会议时大声吐痰。但是，正如中国人所说，他能“吃苦”，而且头脑冷静，极为务实，因此才能够把中国从计划经济的灾难中拯救出来。从邓小平身上，能同时看到四川人所具有的许多优点和缺点。

我有很多学生来自邓小平的生长之地——广安。第一学期，我让读大三的安妮所在的班级写下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除了十一个学生选择了自己的家人之外，其他学生的选择如下：

七人写毛泽东。

四人写邓小平。

四人写周恩来。

三人选拿破仑，因为他“打破了欧洲的封建制度”。

一人选孔繁森——一位死于西藏的革命烈士。

一人选乔治·华盛顿。

一人选内森·黑尔——一位“美国革命家”。

一人选穆罕默德·阿里。

他们对参加过革命的英雄情有独钟。即便阿里也是某种类型的革命人物，他置自己的生计于不顾，坚决反对越南战争。我本人非常崇敬阿里，但那么多学生选择毛泽东作为偶像却让我有些迷惑。班上最聪明的学生之一，温迪，这样写道：

瑟斯同样写道：

在涪陵从事的教学工作迫使我跟中国已故的领导人拉近关系，这多少有些生疏，因为在之前的二十七年生活中，我对他们没有任何概念。可是，我现在到哪里都会碰见他们——学校图书馆的门口有一幅毛泽东书法仿制品，占了一面墙，我上课的教学楼里也挂着他的画像。出租车驾驶员会把邓小平的照片悬挂在后视镜上。学生们随时随地都在谈论他们国家的政治家，他们的作文里充斥着毛泽东的话语，他们经常地提到邓小平和周恩来。对涪陵的人们来说，这些人已经远不只是他们的政治领袖，结果，我发现自己也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分外强烈的感情。我仿佛生活在一片全新的土地上，与他们所崇敬的诸神直面相对。

我对毛泽东不太欣赏。对外国人而言，这算不上与众不同。我尤其不喜欢毛关于“愚公移山”的故事，那是我的学生们喜欢的故事之一。这个寓言很简单：一名老者因为居住的地方有一座山而颇感不便，于是，他竭力劝说村民们跟他一起把那座大山搬走。自然而然，大家都对他嗤之以鼻，怎么搬得走一座山呢！但老者十分倔强，而且恒心十足，每天都到那座山上挖石运土。最终，他一个人搬走了整座大山，村民们因此意识到自己错了。

也许，这故事对小孩子有点用，但毛泽东把这样的寓言作为经济政策的基础，影响了亿万人的生活。1958年至1961年间的大跃进就是愚公移山式的故事：为了让中国的工业产量超英赶美，农民们要在自己的后院大炼钢铁，结果酿成了大规模的林木砍伐以及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然而，时隔四十年之后，我的学生们仍在作文中描写自己受到了“愚公移山”怎样的鼓舞。每当我读到学生作文的结尾处，心里就一阵阵发紧。当然，我克制住了，一如得小心翼翼地不让学生们看出我不喜欢毛泽东。

周恩来也让我有些犯难——在中国人所崇敬的领导人之中，他最为洋派。他也是最受崇敬的；全国范围的民调显示，他是年轻一代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他们之所以崇敬他，因为他是个伟大的外交家，因为他减轻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破坏。这些看法都是对的——毫无疑问，他的外交技巧给他会见过的每一个外国政要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如果不是周恩来在几个关键时刻约束了红卫兵，他们会给中国造成更大的破坏。但跟邓小平不同，周恩来从来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过这样的破坏行为。甚至在狂热年代的巅峰时刻，我们可以看见他出现在游行的人群中，跟其他狂热者一样挥动着手中的红宝书。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在整个“文革”过程中一直稳居高位。对中国人来说，他们更有可能把周恩来这样的政治家当成奥斯卡·辛德勒[奥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 1908—1974），奥地利商人，在二战期间利用经商的便利从纳粹集中营拯救了一大批犹太人。——译者]来看待——他认识到整个体系的错误，但只能从体系内部发力来降低负面影响。在这样的人物身上，有一种务实的英雄气概，而中国人从来都是实用主义者，这一点远胜于西方人。

不过，我对邓小平式的实用主义更具同情。他有他的缺点——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发起反右运动，邓小平在其中的作用非常突出。但他至少敢于背离当时的路线，这种态度在“文革”期间得到了证明，跟周恩来不一样，他退而远之，并对那场运动提出了批评。结果，邓小平被打倒，他的家庭跟着遭殃，他的儿子被人扔出了窗外。他的批评没有太多的政治意味，他也不是那种纯粹为了政治而政治的人。他侥幸躲过一劫——虽然跟周恩来逃过劫难的方式大相径庭。我喜欢他这一点，尤其是我最为敬佩的四川人的品质在他身上都得到了体现——坚韧不拔，绝不造作。最后，在中国人所崇敬的诸神之中，我只读懂了他。因为他的去世，我感到了一丝悲伤。

邓小平去世后的星期二上午，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全国的各大单位都需要集中观看。所有国旗都降下了半旗。十点整，追悼仪式开始，全国范围内的工厂、轮船、军舰、小汽车、大卡车、火车统统鸣笛三分钟，以示哀悼。在中国，这样的哀悼方式比默哀更容易组织。

我们上午的课被取消了，英语系的全体师生都集中在一间会议室观看追悼仪式。老师们坐在前排，亚当和我坐在了后面，因为我们对相关的礼仪拿不太准，也不想引起太多的关注。大家都庄重肃穆地站立着，一阵汽笛声从乌江上传了过来。

张书记引导着会议室的仪式。他遵循着电视上直播的哀悼仪式，严格地要求着老师和学生们：人民大会堂的政要们起立，我们就起立，他们敬礼，我们就敬礼。我们慢慢地弯下腰，行了三个鞠躬礼。然后，张书记让我们坐下，继续观看哀悼致辞。

江泽民讲了五十分钟。一开始，他就哽咽了，他一边擦拭脸上的泪水，一边不停地抽泣。我看见，几个学生跟着哭了起来。后排坐了几个低年级学生，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但他们保持着安静，大部分人都很严肃。十分钟之后，大家都有些不耐烦了。从我公寓楼的后面传来了工人们正在修建学生宿舍的声音。在我看来，在为邓小平举行的所有悼念仪式中，他应该会对这个最中意——伴随着锤子敲打的叮当声，又一栋大楼即将在中国拔地而起。

悼念仪式结束后，亚当、我跟着刘老师一同往家里走。她是我们系上资历最老的老师之一，时年五十三岁，嫁给了学校最大的领导——韦书记。他们住在我们那栋楼的三楼，但我很少跟刘老师说话——像那些干部们一样，她好像跟我们在一起也有些不太自在。但在今天，就在我们绕过门球场回家的路上，她很想要跟我们说说话。

“我跟新中国差不多同龄，”她说道，“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我正好六岁。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是看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那时，我们都还很年轻。可能你听说过吧，刚刚解放那阵子有很多政治运动。尤其是60年代和70年代——那些年总在搞政治运动。”

我们三个人走到楼下。为了表示哀悼，她在胸前戴了一朵白色小纸花，当我们在单元的楼梯口停下脚步时，她不停地拨弄着那朵小纸花。她抬起头看着我，干笑了一下。但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直到邓小平上台，才不搞政治运动了，”她说道，“我们很高兴。”

有那么一会儿，她在琢磨着怎样用词。她对于什么东西都小心翼翼——脸上依然挂着不自然的笑容，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鼓起勇气，又说了起来。

“现在，我们自由多了，”她喃喃说道，“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多了。”

我站在那里，尴尬地点着头，仿佛听懂了她说的那些话。在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我很难想象有什么真正的自由可言。不过我知道，如果我在中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话，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还有，如果我跟大学里的高级干部结婚的话，也许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我知道这样的想法很不合时宜，但却挥之不去。

她好像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一如我对中国历史上的恐怖时期无法想象，我对自由的看法也大相径庭。

“你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她说，“那时候，我们手里的东西太少了。半斤肉。”她说这话的时候，紧紧地盯住我，肚子仿佛还在咕咕叫似的。一斤只比一磅多一点点儿。

“一个月半斤肉，”她说道，“二十七斤粮食。只有那么一点——二十七斤！你知道那到底少到什么程度吗？现在可能只够一个家庭吃一个星期，但我们那个时候要吃一个月。整整一个月呀！那个时候，我们老是觉得饿。”她摸了摸肚子，眼里依旧泪光闪烁。我意识到，真正的饥饿对我而言，比涪陵师专里的自由更难想象。

“我上完大学之后，”她说，“被分到一个偏远的乡村。那个地方靠近乌江，差不多快要到贵州省了。我成了农民。你要记得，我的老家在重庆，我不是农村人。我不是农民。但我不能回家。我当了三年农民，后来又到乡下的学校教了三年书。教中学。教学生认字。”

“那个时候的事情，你根本无法想象。江青——”她咬着牙说出了这个名字，我听见其他中国人也是这么说出这个名字的——“江青，也就是毛主席的老婆，她说不要学习，不要学习ABC！不要学习ABC！”她重复说了好几遍，嗓门因为愤怒而越来越大——不学ABC，不学ABC，不学ABC。她也似乎明白过来，这样的哭喊于事无补。但对于她这个受过教育的城市女性，来到乡下当老师，却又无书可教，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发泄方式。即便到了现在，一个五十三岁的老人还在受着那些蹉跎岁月的煎熬，她依然不知道该跟我们从何说起。亚当和我静静地站着。我琢磨着，也许该说点什么。于是，我问她，今天的追悼仪式跟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的悼念仪式有何不同。

“那个时候，每个单位都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她说，“我们穿的是白衣服，做了花圈，哀悼了一个星期。大家都为追悼会做着准备工作。学生、老师、工人、农民——每个人都在准备。一切工作都停了。这一次很不一样。”

她的手臂在空中指点着，指点着教学楼、主城区、乌江和长江上的轮船。“这一次，”她说，“花费少得多。”

说完这句话，她擦了擦眼睛，走进了宿舍楼。这五分钟的时间里，我从她身上看到的感情，比我在涪陵的几个星期内看到的还要多。第二天，我在街上与她擦肩而过，她笑了笑，但什么也没有说，一如我们往日的擦肩而过。接下来的一年半，我们再也没有正儿八经地交谈过。

那一学期的头六个星期，三年级所有的学生都回老家实习去了，我每周只有四节课。我为一年级的学生上口语课，备课工作不算太难。我每周用于工作的时间可能只有五个小时。

现在，我和亚当待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虽然我们每天至少总要一起出去吃顿饭。我们一直有些担心，担心我们彼此太过依赖，这是身处中国的志愿队员们的普遍生活模式。在四川的小城镇当一个外国人非常不容易，我们总会情不自禁地要退缩进自己的圈子——尽管这个圈子里只有我们两个外国人。

这样的做法会令人错失这个城市带给我们的很多东西，也很容易让友情遭到破坏。不知何故，成双结对的志愿者大多能够自行解决，但也有人无法应对，有时候甚至惨不忍睹。一般而言，在相处一年之后，志愿队员之间几乎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在涪陵，我和亚当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于是，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平衡——友谊要保持但不囿于其中，相互支持但不依赖。

从某些方面看，我们两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可能也有帮助。亚当来自明尼苏达州，我来自密苏里州，我们都是到美国东海岸上的大学。我们的父母都在大学教书。我们之前都在海外生活过。我们都具有独立性——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两人都具有分析精神，我们在涪陵就是靠这种精神处理问题。当我们想要琢磨出事情发生的原委时，我们会相互交流。

不过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干的最多是中国人所谓的“吹牛”。我们会讲讲小时候的故事，聊一聊体育，我们会开开玩笑，编造有关涪陵的神话故事，其中的人物和地点则来自我们的日常所见：老鼠妹、杰克逊、左眼、抄女、草花、卡拉OK船、乙肝理发店。对其他人来说，这些名字没有任何意义——一如我们两人所使用的语言。真的，我们用了四种语言：中文、特别英语（我们跟学生交谈时所使用的版本）、普通英语（偶尔，我们会去别的地方，那儿会遇见其他外国人），以及涪陵英语（我们两人在一起时所使用的版本）。涪陵英语杂合了我们之前的生活中使用到的一些俚语（用来讲述各自老家的神话故事），以及洋泾浜[洋泾浜：原是旧上海滩一处靠近租界的地名，因其语言混杂而被用来泛指混杂了其他语言特色的语言。——译者]中文。所谓洋泾浜中文包含了一些常用的字或词，不带声调，有时候会在结尾加上英语特有的“s”（中文没有复数概念，词尾也不带“s”）。我们使用的涪陵英语有表示“关系”的guanxi、表示“年轻女子”的xiaojie，以及表示“麻烦”的mafan[跟这几个词语对应的英语单词分别是relationship, young women和trouble。——译者]。当你跟一个人相处了那么长时间之后，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你们自己的语言——很多事情不言自明，这也是这种语言的内容之一。

对空间的需要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之一，第二学期刚一开始，我们都转向了更为独立的生活方式。我需要潜心学习汉语，也开始拿出更多的时间进城。逐渐地，这事儿没有那么吓人了。我悟出来，其中的关键在于找个地方并经常前往——老在涪陵城内闲逛没什么好处，因为那样的话，会引起别人太多的关注，路人会不停地冲我大喊大叫。每周同一个时间去同一个地方就好多了，周围的人会对我逐渐熟悉起来，跟他们聊天就变得简单多了。

通常，我会在南门山街心公园停下脚步，那里有一位名叫柯贤龙的摄影师，跟他交谈倒很有趣。他说的是方言，但他很有耐心。每个星期总有那么三四次，我会跟他闲谈一阵，然后前往涪陵城最高处的望州公园。

望州公园里面有一间不错的茶馆，我会在那里边喝茶边看看课本。那里有一位友善的女孩，名叫宋芙蓉，跟她一起上班的还有几个女孩，但我一直不知道她们的名字。我们会开开玩笑，她们会教我一些我不应该知道的词语。我常常会无意间用到这些词语，然后假装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几个女孩子便会掩嘴而笑。

我开始意识到，在涪陵这样的地方，只要你有了一定的基础，要学习汉语口语并非难事。几乎没人会讲英语，而他们对外国人又总是充满了太多的好奇心，总会不断地接近我。我们一旦交谈起来，他们的兴趣和耐心似乎都没了边际。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需要准时出现而已——我拿着书坐在茶馆里，任何一个从我身旁走过的人都会停下脚步，看看这个外国人在读什么东西。我们就这样交谈起来，如果相谈甚欢的话，会持续三十分钟，别的人又会停下脚步。我会在那里呆上三个小时，只要茶杯里的水凉了下来，几个女孩子便会给我倒满。其间，我可能已经和十几个人交谈过了。整座城市都在教我说汉语。

茶馆的楼上有一个卡拉OK歌厅，里面有几个妓女。有时候，这些年轻女子会从我的身边走到楼上。她们总是喝得酩酊大醉，拿着BP机和香烟成群走过。有时候，她们会停下来，跟我聊聊天。一般而言，我都看得出，她们只是想为难一下我这个外国人，我则假装听不懂。然后，她们会哈哈大笑，继续前行。宋芙蓉觉得那很好玩，等那一帮年轻女子走了之后，我们会说说我们有哪些不喜欢她们的理由。这一点也是我在那个学期逐渐认识到的事情之一：作为一个外国人，其中的好处之一就是没有人知道你到底听懂了多少。

我的中文课已经学完了“坐火车”和“道再见”的内容，现在使用的新课本开始讲述中国的历史和政治。这是一本中国出版的教科书，充斥着中国政治的备忘录，这倒让学习过程更加有趣，因为其中的词汇很有帮助，我还可以观察我的辅导老师对这些学习材料的反应。其中有一章写的是两个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当然是假想出来的）之间的一场政治辩论，其中一个问道，中国实行一党专政，怎么可能是民主国家。另一个学生名叫约翰，他回答道：

有一天上课的时候，我们需要复习这一课，孔老师停下来，用手指了指这个段落。“有些人，”他说道，“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我说我对此知之甚少，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政治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大多数美国人怎么看？”他问道。

“大多数美国人觉得中国不是民主国家。”

我不可能跟任何学生说这些话，也不能跟街上的行人说这些话，但孔老师另当别论。我知道，他不是异己分子——实际上，他下个学期就将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不急于作出判断，听取别人的见解时，他不会简单地加以接受或者驳斥。在涪陵，这些都是难得的品质。

“我觉得，我们中国跟美国不一样，”他说，“美国人的文化水平要高一些。中国人多数是农民，如果让他们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的话，非常危险，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说谎欺骗他们。中国还不适合那种做法。不过那只是我的看法——我不知道对不对。”

他看上去对这个话题感到有些不自在，我也就不再追问。实际上，我对自己的民主观念也没有多大把握。不过，自从我来到中国之后，这样的认识倒是加深了许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也在宣扬这个词语，反过来让我联想到这个词在美国有时候被滥用了。孔老师的话有些酸溜溜的味道，但同时也包含着他对美国式民主的认识中存有理想主义，他不知道，美国的穷人、没有文化的人懒得理睬投票这件事。有时候，我自己对民主的理解也是那样——不管是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都标称权力来自普通大众，但这其中也有缺乏诚信、大玩文字游戏的成分。不过，就算我再愤世嫉俗，我还是觉得在诚信的缺乏度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涪陵的生活让我认识到，民主既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容忍。跟孔老师交谈之后，我回想了一下我自己在美国的民主体系中的参与情况，才意识到自己的参与是多么的肤浅。我从未参加过具有决定性质的投票，今后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选举结果根本不是靠一票来定胜负的。在一些游行示威中，我从未发挥过重要作用，我也没有通过写信或者提醒媒体的方式来对某些不公道行为做出反击。我在美国民主体系中的角色大致是这样的：无所谓地投票，被动地接受结果。然而，我并没有感觉到特别地渺小，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角色来自我自己的决定，如果有什么事情让我无法忍受，我随时可以改变我的参与度。在以往，我只不过选择了不参与，而这样的选择本身跟任何积极行为一样，都是一种民主。

在涪陵，这些民主选项非常难于判断，而持异议的代价又非常巨大。或者说，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读过一些中国异己分子写的文字。诚然，我在涪陵没怎么遇到这样的人。更多的是孔老师这样的人，他们对民主观念似乎不怎么感冒。当然，这样的人天生就是中国制度下的副产品。不过，这有两方面的可能性：他们对自身的能力几乎没有任何信心，因而创造出了中国这样的体制。至于谁先谁后，是先有制度还是先有人，却很难说清。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大多数涪陵人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而同时又没有因此感觉渺小。他们选择漠不关心，这跟我在美国的感受相差无几。到头来，涪陵的这种民主方式反而令我惊异——因为大多数民众可以无声无息地容忍政府。我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倾向于觉得人们的无声顺从也是他们的选择，他们选择了不做任何选择。

跟孔老师上课一周之后，廖老师带着我又复习了同一个章节。学到约翰的问答时，我问廖老师有什么看法。

“对啊，”她回答道，“中国就是一个民主国家。”

“可也有人说有问题，因为只有一个党派，对吗？”我问。

“不是这样的，”她说，“我们全都支持中国共产党。我们随时都有选举活动——我们刚刚就选了一次。中国就是一个民主国家。”

“你觉得中国有没有资本主义特征？”我问，因为我和孔老师之前闲聊过这个话题。我们当时交谈了市场经济逐渐扎根、国营企业私有化、改革开放允许个体经营这样几个话题。但廖老师有所不同——虽然使用的语言相同，但无论何时，只要我在这两个老师之间轮流上课，其中的政治参照体系就会迥然相异。

“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特征，”她淡淡地说道，“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跟廖老师发生争执毫无意义，至少从政治的角度看是这样，因为她严格地遵循着政府制定的路线。这条路线伸得很开，在涪陵的书店就可以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的第二章第三十五条写道：

这个条款写得很好，跟美国当初的蓄奴革命家所写到的平等权利异曲同工。在这本宪法里，我最喜欢的是第一章第三十二条：

报纸同样如此。涪陵的人要想知道消息的真相，要么依靠同为宣传工具的美国之音，要么依靠“小道消息”，依靠口口相传。简直难以相信，在中国这个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大国，很多人要了解事件的真相，竟然觉得谣言才是最可靠的渠道。

春期刚开学的时候，某系一个说英语的老师问我能不能借几本文学书给他看，我于是邀请他来到了我的公寓。我让他看了一下我的那些藏书——有海明威、杰克·伦敦、马克·吐温的，还有一套《诺顿英国文学选集》。我也有几本关于中国的政论书籍，他认真地翻看了一下。

“这些书全都是批评中国的，”我说，“我不知道说的是真是假，可能你也不会喜欢看。”

他的眼睛亮了一下。他个子不高，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下巴突出。他取下《中国觉醒》这本书，看了看封面。“在中国，我们买不到这样的书籍，”他说道。

“这本书很反动，”我说，“是《纽约时报》的两个记者写的。其中有些写的是1989年的学潮。”

“我可以借来看看吗？”他问道。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就把书借给了他。我问他，如果遇到不允许说的事情，他是如何弄清来龙去脉的，他就提到了小道消息。最近，有外国媒体的报道提到了西部偏远省份新疆发生的民族骚乱事件，出于好奇，我问他是否听说了这件事情。

“我听说过那儿出了问题，”他说，“实际上，电视上报道了，说那儿没出什么问题。可如果真没出什么问题的话，电视上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儿呢？所以，我猜想一定出了什么岔子。但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我给他看了最近的一期《新闻周刊》，其中刊登了一篇关于新疆的文章。他拿上他的书，离去了。整个那一学期，他时不时地来我这里借书看，不过从不谈及他对那些书的感想如何。他有些害羞，也很文静，跟我交谈好像从来没有不自在过。同样，还有两个年轻的英语教师，也时不时来造访我的公寓。我感觉得到，这些人是冲着友情来拜访我，但似乎有什么东西缚住了他们的手脚。也许是他们自身摇摆不定，不过更多的可能是来自校方的提醒。对此，我一直没有弄明白过。在我看来，他们不过是些心怀疑虑的人，想来我这里找寻一点涪陵找不到的东西而已。

廖老师就不同了——她对外国人怎么看待中国显得非常不耐烦。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不能怪她，美国媒体总是把中国描述得相当负面，而且几乎总以北京为中心。跟身处中国的外国人一样，我知道自己可以了解到中国人无法了解的很多信息，于是便自认为比当地人更了解中国的政治处境。这样的自高自大是无可避免的，尽管我知道这很容易误导，很容易居高临下，所以我总是非常小心，从不轻易公开表达我的看法。不过，廖老师很明确地察觉到了我对学习材料所持有的怀疑态度。于是，反过来，我觉得她对我在美国所学到的东西同样持有怀疑。令她高兴的是，我的汉语进步很快。我看得出来，她对我努力学习汉语的劲头非常佩服。然而，随着我的汉语水平不断提高，我们开始更清楚地认识了彼此。很快，我们的关系中间不由自主地出现了一个中心议题：我是外国人，她是中国人。

整个春季学期，我们的关系因为学习材料里面的政治和历史问题弄得颇不健康，充满了火药味。我们有些针锋相对，却又非常地小心翼翼，总是充满了无尽的紧张气氛。学到讲述鸦片战争那一章的时候，她平静地指出，美国也在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得到了实惠，并几次提及外国人在颐和园烧杀抢掠的事情。复习到科学技术那一章，她说尽管美国科学家断言中国不会有大型油田，但中国的本土科学家在解放后发现了大庆油田。这让廖老师颇为得意——她指出，中国人现在实现了用油自给，而美国人还要依赖中东石油。

我从来算不上是个爱国者，更不是什么石油爱国者，但这下子完全不同了——我是个外国人，我也逐渐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形成了外国人的敏感性。廖老师又一次为中国的石油自给沾沾自喜时，我提醒她注意中国在1995年还是个纯粹的石油进口国。尽管廖老师对我的消息来源（《新闻周刊》）表示怀疑，但我看得出来，她对我的有备而来和详实数据颇感恼火。我还指出，美国人无需为石油自给这类事情忧虑不已，因为我们和很多国家的关系相当不错，从来不会想到要闭关自守。我的头脑里还有更多感性的东西——帕特·布坎南[帕特·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美国保守派政治家、作家，著有《西方之死》等畅销书。——译者]？美国至上？19世纪的反华法案？——但制衡不是我的目的。我是在以牙还牙，我是在用宣传应对宣传。

这就是我们的鸦片战争——纯粹为了中美历史而纷争不断，悄无声息，毫无意义，话中有话，含沙射影。亚当的中文课上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于是，我们有时候要讨论一下，廖老师在用不平等条约和割让香港这类事情针对我们的时候，应该采取哪种方法反击。这事儿很难，因为她总是占尽了各种优势。课本站在她那边，语言也站在她那边。中国人把朝鲜战争叫做“抗美援朝”，名字都取成这样，已经让美国人没有好看了，要为此争论一番更是难上加难。而且，提及国事的时候，中国人要用到人称代词——“我们中国”，“你们美国”。我觉得，这个修饰语虽然不起眼，但分量足，它使我们之间的政治纷争一下子就分野为两极，美国的任何事情——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成了我的分内事。

作为回应，我和亚当也学会了攻击廖老师的软肋。十有八九都会奏效的是，我们无心地提及香港在英国统治之下是多么的富裕。

第二次上课的时候，她尖锐地向我发问，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帮着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于是，我们又干上了，只不过这一次是我处于守势。就这样，每隔一个星期，我们之间都会弥漫着鸦片战争的战火，而香港回归的倒计时也越来越近了。

3月末的一天，我正坐在书桌旁学习汉语，突然发现天花板上跑过了一只壁虎。这只壁虎深绿色，眼睛凸鼓，时走时停，仿佛是电影胶片缺失了几帧画面。

那是我10月份以来看见的第一只壁虎。秋天时节暖和的夜晚，它们遍布我的公寓，在天花板上爬来爬去地寻找苍蝇。光线会刺激它们。我总是走进某个房间，打开开关，接着就有三四只壁虎从天花板上掉落下来。它们总是平摊着掉到地上，带蹼的四肢在水泥地板上发出啪啪的响声。3月份看到的这只壁虎个头很小，在门口附近爬了一会就不见了。

插旗山上的桃树绽放出白色的花苞，校园里的花儿已经开了，每隔几天都会下一场雨。两条河里的沙滩和石头慢慢地没了踪影。白鹤梁也看不见了。

一连两天，冬雾散尽，太阳发出了数月来难得的光芒。我穿着短袖开始跑步。农民们赶着水牛正在耕田，种植水稻的时节到来了。

接着，突然来了一阵寒潮，一如它突然的消失。大雾也回来了，重重地笼罩着两条江河。有些花儿凋谢了。插旗山上的花苞延迟了开放。农民们依旧在犁着稻田。在公寓门口的台阶上，我发现了一只死去的壁虎，眼睛灰暗无光，沾满了灰尘。

几天之后，我沿着乌江进行了一次长途跋涉。我带了帐篷、睡袋，以及一个野营炉子。我还揣了一个指南针。最近，我的妹妹安吉拉给我寄来了一本旧书，那是特德·威廉姆斯的棒球生涯自传，我也带上了。我背上背包，从学校的边门走了出去。

我往南经过磨盘沟的沟口，爬上坡就进入了从太极制药厂门口经过的那条公路。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停下脚步，盯着我看上一阵子。我也听到了他们在我身后吃吃的笑声。路边的一个老头停下脚步，笑着问我：“回家了呀？”

“啊，”我回了一句，然后跟他挥手道别，继续前行。

那天上午的天空很阴沉，雾也很大，一股冷风顺着乌江河谷吹了过来。不过，肩上背着满满一袋东西，能够步行一下，感觉真的很好。我来到了乌江大桥，连接江东的道路在这里折向西面，延伸到了河对岸。我则穿过这条道路，沿着一条山间小道顺乌江行走。整整一个冬天，我都透过窗户遥望碧绿的群山，遥望雾气弥漫的乌江河谷曲折地伸向远方。整整一个冬天，我都在想：春季到来的某一天，我一定要亲眼看看，那些曲曲折折的河湾背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河水一片碧绿，我顺着乌江西岸[从后续行文看，应为乌江东岸。——译者]边的一条小路行走着。途经第一个山谷时，我看到几棵矮树丛中掩映着一个破旧的佛教神龛。经过几个小农庄后，我来到了涪陵凉塘砂石厂，这家工厂干的是在山上开采砂石的营生。这里的一切——码头、职工宿舍、运送砂石下山的大型铁索道——都覆盖着一层白灰。厂区的中央竖立着一块标牌：

汉语可以通过形容词叠用来达到强调的效果。因此，无论在工厂，还是在建筑工地，这样的宣传标语比比皆是。我通常把它当做一个很不错的信号，可以继续前行。长江对岸有很多这样的标语，因为他们正在那里用炸药把一座座大山炸开，修建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

砂石厂的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气味，风镐不停地轰响着。我经过的时候，那些工人们——好好奇奇、惊惊讶讶地——盯着我看。我爬上工厂背后那座被挖得满目疮痍的山坡，干燥的尘土钻进了我的喉咙。然后，小路折向西边，进入又一个山谷，我便来到了乡下。

乌江岸边矗立着白色的石灰石崖壁，谷底的台地上种着庄稼。一行行小麦几近成熟，就要收割了。漫山遍野黄澄澄的油菜籽也到了成熟的季节。我从一块块菜地——胡萝卜、洋葱、豌豆——的边上走过。谷底是一栋栋农舍，土墙瓦檐，一丛竹林边上还有一头奶牛正在吃草。工厂的喧闹声没了，鸟叫声传了过来，偶尔还有公鸡的打鸣声。洼地里的芭蕉树叶已经干枯，在微风中依然沙沙作响。

我的右手边是乌江，朝着南方，我挑着好一点的道路前行。在宽敞一些的山谷里，农民们正驱使温顺的水牛犁田。我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他们总是惊讶之极，竟停下了手中的农活。农民们问我来自何方、又要去往何处，而那些水牛则若有所思地站在原地。我的头脑里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这让他们操心不已。山谷里总是回荡着他们的叫喊声：“不通！走不通！回来！”我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但我依然往前走着，因为这条小路总会通往某个农舍，等到了那里，又总会有另一条小路连接着群山。

这里的乌江水比涪陵看起来还要清澈，激流在墨绿色的水面掀起一阵阵白色浪花。江上来往的船只很少——偶尔有渡船驶过，每隔半小时才看得见一艘驳船，小舢板贴着岸边一掠而过。小船在激流中左冲右突，进入深水区才得以平静下来。

快近午时，我感受到了正在形成的节奏感——平稳的脚步声、背包有规律的摆动声。我禁不住设想，就这样走下去，一直走到贵州甚至更远的地方，群山变换，方言越来越听不明白，那会怎么样呢？尽管才走到这里，已经很难跟人们进行交流了。他们的口音比城里人更重一些，而且常常因为猛然看见这么个外国人而惊愕不已，进而就不知所措了。要跟他们问路也很麻烦，因为他们总觉得我已经迷了路，他们总想帮我找一艘过路船，把我送回涪陵。我只是笑了笑，对他们表示了感谢，然后继续往南走，耳朵里还回响着他们的告诫声。

时不时地，乌江岸边白色的崖壁太过陡峭，我只能绕着走。然后，我会用上我的指南针，同时还留心观察着乌江之上的空域。数里之外就能看到这样的空域，因为沿岸群山会在河岸处陡然而立，在江上形成空当，这段空当宛如一道影子，凌空跃过。因此，即便看不见江水，我还可以循着乌江在天际线上的那一道影子继续蜿蜒南行。

傍晚时分，穿过雾霭的阳光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我顺着一条陡峭的小路，下到了乌江岸边。我不知道我走了多远——二十公里，或者有二十二公里。我遇到了四个人，他们刚从涪陵坐末班船回来。他们提醒我，只有第二天早上才有班船。我告诉他们，没事儿。他们问我从哪里来，我告诉他们我是个美国老师，在城里上班。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其中一个年轻人问道。他穿了一件新毛衫，刚从城里买了些东西回家。他问我的是别人普遍问及的一个问题，我则如往常一样据实作了回答。我每个月的工资是一千元，差不多是一百二十美元。

“哇！”他说道，“不算多！外国人应该不止那点钱！为啥不换个工作呢？”

无论到哪里，每个人都跟我这么说。身为一名志愿队员，其中的难处莫过于当地人总把你当傻瓜看，竟然只拿那么一点点工资。那人摇了摇头，而他的女朋友则羞怯地上前一步，问我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

“现在是春天，我很想走走，”我回答道，“再说，我在涪陵没事情做。”

这样的回答比我的薪水更滑稽，他们又摇了摇头。“你背的东西太多了，”那女子托了托我的背包说道。那也是实情。令我高兴的是，这么偏远的地方的人们跟我在涪陵认识的那些人一样，极其感性。他们跟我挥手道别，继续着他们的山路，我则穿过一道狭窄的山谷来到了乌江边。

江边没有别的人。那是江边的一大块石灰石石板，停泊的渡船在它上面磨出了一道深深的方形沟槽。再往上有一片草丛，俯瞰着乌江。我支起帐篷，在这里睡觉真是不错。附近没有房子，薄雾中是一道拔地而起的悬崖峭壁。

我坐在水边的一块岩石上，观看着江水。我取出特德·威廉姆斯的自传，读了起来：

在3月底，乌江岸边的岩石上，能够读这本书，真是一件惬意的事情。我坐在岩石上读完了一半，这时的雾气更浓，气温也降低了。一艘小船划过，我坐着一动不动，在越来越深的夜色里，船上的乘客没有发现我。跟许许多多经营小渔船的人一样，他们也是一对夫妻。那女人站在船尾划着一柄长桨，她的丈夫则站在船头收拾着渔网。他们谁也没有说话。我在想，如果跟某个人结了婚，成天在这一丈多长的小船上一起劳动，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小船上的这对夫妻似乎驾轻就熟。他们娴熟地劳动着，我所能听到的，就是船桨的拨水声，以及那人把渔网收上船舷的嗖嗖声。天已太黑，很难看清他们的收获怎样。他们的小船顺流而下，在一个河湾处拐出了我的视线。

下起了小雨，我找了块凸出的岩石，把炉子放到了干处。我小心翼翼地放好了每一样东西，把我带来的余水也烧开了。我先煮了点麦片，然后又煮了点面条。吃完晚饭之后，我关了炉子，让水冷却下来。我往瓶子里倒了些水，剩下的用来洗碗。

雨越下越大了，我再次检查了帐篷是安全的。我打开睡袋，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了帐篷里面，再次检查了扎帐篷的绳子和桩子。一切完好。在瑞士，我曾经在这顶帐篷里住了两个月。而那个夏天之后，我做这些事情都遵循着一定的套路。

炉子上的水冷了，我用它来洗漱了一下。我又想到了特德·威廉姆斯，想象着他会不会喜欢四川这个地方呢。也许不会太喜欢，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站错了立场，他的飞机也被击落了。不过，他是个好渔夫，也许他对乌江有点兴趣。一旦熟悉了，在这个地方做个外国人也相当不错。

我钻进帐篷之后，雨下得更大了。我能够听到江水从岩石上急速流过的声音。早上，一条锈迹斑斑的小船靠了岸，我花三元钱坐回了江东码头。那就是我在涪陵度过的第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