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山坪的山脚一带，泡桐树开出了紫色和白色的花朵。这些树的花期很短——一个星期后，它们就会凋谢飘落——而山坡上那些柔软的油菜籽也即将被收割掉。之后，眼里不再有翠绿色的稻秧，它们被移栽到了恭候已久的稻田淤泥中。在涪陵，春天还没到来就已经匆匆溜走，颜色变幻得令人眼花缭乱。

今天是4月5日，清明节。何仲贵和他的家人乘坐过河船来到了长江对岸的白山坪。他们一家人穿戴得非常整洁：孩子们穿着新衣服，妇女们穿上了高跟鞋，何仲贵穿了件方格运动衣，打了一条红色的斜纹领带。站在乘客中间，他们显得特别突出，因为船上的乘客大多是从市场上返回的农民，挑着一副空箩筐，蓝色的衣袋里装满了钞票。

何仲贵的父母亲也是山上的农民，他从小就在那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他现在很少回来了。他是涪陵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但在白山坪这陡峭的山坡上，没有什么建筑需要他来修建。不过，那里葬着他的父母亲。清明节是中国人祭祀的日子，是人们来到白山坪这样的乡下祭扫祖坟的日子。在那儿，往往有石头垒成的坟墓，这些坟墓默默无言而又目不转睛地凝望着长江河谷里那了无声息的春天。

跟随何仲贵一起来的一大家子总共有十五口人——叔叔阿姨、伯伯婶婶、表兄表妹、侄儿侄女，上至六十岁的老媪，下至十五个月的婴儿。这一行人在长江北岸下了船，沿着岸边的卵石滩往东走了过去。戴梅也走在这一大群人中间，十四岁的她是何仲贵的侄女。她是个话包子——穿着褐色灯芯绒套头衫、梳着短辫的她精力充沛，一边从这块石头跳到那块，一边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下游几英里远的地方，一座尖尖的白塔矗立在地平线上。远远望去，它的影子模糊而鲜艳，仿佛晌午时分的雾霭中出现了海市蜃楼。“你晓不晓得他们为啥要修那些东西？”戴梅问道。“他们觉得那里有条龙，就在地底下，他们觉得只有修一座宝塔，才会把龙镇住。如果那座塔倒了，龙就会跑出来。”

她停住脚步，抬头看了看山上，抚了抚她那光滑的黑发。跟所有十四岁的女孩一样，她仿佛大脑短路，马上变了话题。“我外公外婆的坟就埋在上面。这下面也埋着几个农民，但大多数都埋在上面。人们想要找一块风水好的地方，觉得地势高点会好一些。都是他们自己挑的地方。他们一般会喊个道士先生来帮忙，道士会跟他们说这块地的风水好不好。其实，道士先生只是在哄他们——这完全是迷信。可就算到了现在，还是有很多农民相信风水，就像过去的人那样。不过，我们这一代人是不信这些东西的。我们晓得那是假的——纯粹是迷信。我们相信科学。我们觉得那些东西都是封建思想作怪。”

跟中国的很多年轻人一样，他们对传统的东西本能地加以排斥，学校教育对这种排斥起到了放大和补充的作用。她用到了“封建”这个词，就好像一个美国孩子会用“落后”这个词一样。她的口头禅就是中国太“封建”。有一次，她对老一辈人大加抱怨：“我们中国的那些人哦，特别是那些六七十岁的人，简直太、太、太封建了。人家想穿穿短裙，或者你身上穿的这种紧身衣，他们总会说不合适。我妈妈就不封建——她也穿短裙，因为穿那个显得年轻。但我爸爸就太、太、太封建了！我们把这种人叫做‘老封建’。”

今天，她仍旧抱着这样的想法。她说她不信风水、不信佛教，不过，她又耸了耸肩。“清明节的时候，”她说，“父母、老人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要去给爷爷奶奶上坟、拜祭、烧钱化纸。我们做那些事情，就好像我们信了似的。但我们的心里一点都不信。”

山顶上响起了鞭炮声，在峡谷里回响着，一家人也慢慢地爬上了白山坪的斜坡。他们走的是一条之字形石梯路，脚步慢了下来，呼吸声重了起来。在涪陵周边，这是最陡峭的山坡，只有它才算得上是一座真正的山。因为坡度较缓，可以垦田种稻，就连插旗山都算不上真正的山峦。

白山坪的南坡大多陡峭，无法开垦成梯田。它的山顶密密麻麻地生长着松树，松林之下是一道巨石形成的崖壁，这道崖壁垂直向下，高达三十多米。大山的名字最初可能就来自这一道石灰石悬崖——尽管跟四川的其他很多地名一样，真实情况早已不为人知。实际上，当地很多人认为这座山的名字是“北山坪”。在当地方言中，“白”和“北”发的是同一个音。在有的涪陵地图上，人们用的是“北山坪”，但也有标识为“白山坪”，这就越搅越糊涂了。在这一地区，识字教育只是最近才变得普遍起来，地名的口头语远早于它的书面语。这样一来，管用的是它的读音。你只管把它读成“bei”就是了。

这一家人挨着悬崖的东头爬了上去，这儿的坡度变得平缓了些。三十分钟之后，他们来到了何仲贵的堂哥家里。堂哥务农，他的家位于山顶下来的第一道山梁上。这一行人全都在晒坝边停住脚步，走进街檐坎歇息起来。对农民来说，街檐坎就是一家人的生活中心——人们在这里打粮食、晒辣椒、切蔬菜、喂养儿孙、款待来客。这家人的街檐坎雄踞长江之上，绝佳的风景让今天的这一家子人清静了下来。

这座山峦层次分明的风景展现在了他们眼前，有肌理有色彩：台地里种着一行行绿油油的小麦；油菜地里一片金黄；灰色瓦房后面的紫花泡桐树高高耸立着；滔滔的长江水在阳光里泛着银光；河对岸那座瘦长的宝塔隐约可见。缕缕微风吹拂着附近那一丛丛嫩绿的麦苗，阴凉处的温度刚刚合适。

这位农民和他的老婆端来了茶水。客人们闲聊着；微风吹拂。茶水凉着。礼节性的寒暄之后，一大家人鱼贯来到屋后的地里，走过了一座巨大的古墓。

谁也不知道里面埋着的人姓甚名谁。“清朝，”如果问到这座古墓建于什么时候，当地人总会这样回答。不过，在涪陵，如果问到关于古墓、古屋，以及源头已经消失在20世纪历史剧变中的任何文物古迹的任何问题，那都是标准答案。“清朝，”人们总是这样老练地回答道。他们知道，这样的推测总归不会错——清朝统治中国将近三个世纪，始于1644年，止于1911年。《失乐园》[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1608—1674）根据圣经故事创作的文学作品。——译者]写于清朝。美国革命发生在清朝。就连最近一次的芝加哥棒球世界锦标赛也发生在清朝。当一个涪陵人说到清朝的时候，他真正的意思好像在说：很老，但又没有别的东西那么老。

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地主的坟墓，因为它的堆头是其他坟墓的五倍。这座坟墓有四米多高，在山坡上埋得很深，覆盖着坟尾的土里种上了九行玉米。它的边上，一丛墨绿色的竹林在微风中沙沙作响。坟墓的正立面装饰着石雕，其中有几个雕刻已经被敲掉了头部——这是被故意损毁的，也许就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许家族的姓名也是在这个时候被抹掉的。不过，这个石雕的立面绝大部分完好无损，令人叹服，其中有下列文字尚可辨识：

看着这样的古墓，恐怕只会想起地主的后人们那相似的命运：解放后被枪毙、被放逐、被斗争、被劳教。里面埋着的这位地主的子嗣恐怕就没有他想象中那样飞黄腾达——但这只是猜想。明白无误的，只是这座坟墓没有名字，边上只有竹林，没有兰桂相伴，哪怕今天是清明节，也没有一个后人前来祭拜。不远处，大家一边闲聊，一边在何仲贵父亲和伯伯的坟前烧起了纸钱。可是，这座高大的坟墓除了在坟尾的位置有几丛嫩嫩的玉米苗，没有任何贡品；除了不明来路的微风在竹林中吹拂出沙沙声之外，没有任何声音。

何仲贵的父亲和伯伯并排安葬着，两座坚实的石砌坟墓分别朝向南方和东方，俯瞰着长江，眺望着更远的地方。为了不踩到嫩绿的麦苗，一行人成单行小心翼翼地走过麦田，来到坟边，点起肥大的红烛，烧起几堆纸钱。

这些纸钱的面额有八亿元，正面印着“冥府银行”字样，是阴界的法定货币。火苗跳跃之间，这些纸钱蜷曲、收拢，变成了黑色的灰烬。随着火苗蹿起，一阵阵热浪袭了过来。在长江河谷吹拂过来的微风中，蜡烛的火焰跳跃着。

几个老太太对着燃烧的纸钱叩了头。接着，在长辈们的催促之下，孩子们也依次叩起了头。他们嘻嘻哈哈、吊儿郎当地叩了三个头。为了不让裤子沾上泥土，他们跪在了一沓废纸上。接着，他们闭上眼睛，求愿。有时候，他们的求愿朗然可闻。“请保佑我考个好成绩，”戴梅的堂哥、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戴着眼镜咕哝着。

之后，一行人又从麦田里走了回来，但有三个年轻人拉在后面。整个仪式中，他们多半拖在后面。他们强忍着，冷漠，兴味索然。这几个人二十来岁，清明节可不是他们这种年轻人的节日。只见他们手里拿着香烟和一长串鞭炮，爬上了坟头。随后，他们点燃了引信。

鞭炮一响，鬼魂乱跑。孩子们拍着手，大叫着。老人们捂住耳朵，把身体转了过去。几个年轻人镇静如故——鞭炮炸得震耳欲聋，可几个年轻人把它提在手里，直到火花快要烧到手指，才满不在乎地扔到地上，又点燃了一挂。他们没有捂耳。他们没有笑，也没有做鬼脸。他们没有任何表情，外表看来十分冷漠。但他们的眼里有某种东西，不为他们所掌控。当节日里所有的声音和景象——乱响的鞭炮声、浓重的火药味、飘舞的烟尘、山谷里如巨龙被惊醒的长江水——全都汇聚于此，他们站在坟头，兴奋难抑。

人们往山上继续进行着祭扫仪式。他们走过一排排绿油油的蚕豆苗，走过一片片齐腰深的小麦苗，又翻过一小块平地，在蜿蜒的石板路上行进着。南面的长江依然看得见。鞭炮炸响的回声从远处传了过来。一大家人来到了何仲贵母亲的坟墓前。她的墓地位置更高一些，离她丈夫的坟墓有几分钟的路程。她比他晚去世三十年，也许因此对白山坪的风水有了新的看法。在那个年代，夫妻分开安葬不算什么稀罕事。

她的墓前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几个大字：何母李成玉之墓。其下，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两列姓名。

“看，那都是她的后人，”戴梅走近前来祭拜的时候说道，“男右女左。我的名字在这里！”

她伸手指了指墓碑上的最后一个名字。在戴梅和她外婆之间，隔着好几十个名字。有些人今天前来参加了祭拜，但有些人离得太远。还有些人早已作古。不过，墓碑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有身份说明。戴梅用手指摸了摸她那刻在墓碑上的名字，很干脆地说了一句：“这就是我。”

傍晚，这一家人顺着山坡往回走。他们在另一个表亲的院坝吃了午饭，现在得抓紧时间往回赶，沿途只是偶尔停下来欣赏一下风景。然而，何仲贵对这片土地没有多少感情。对大多数外人来说，这里的土地看上去美丽而浪漫，但他的父母亲在这里生活过，这座大山代表的是苦日子，能够离开这个地方，他既感到高兴，也感到自豪。下到半山腰，停下来歇息的时候，他俯瞰着长江水，轻描淡写地说道：“我不是在这里长大的，我是在城里长大的。但我们那个时候还是穷，我爸爸在码头上工作。我十五岁的时候也工作了。我全是一个人干，我搞建筑。我只是个普通工人。我跟她的年纪差不多。”

他指了指戴梅。那一会儿，他仿佛要接着讲他的故事，但他陷入了沉默。他不大爱说话，也许这个成长故事他已经讲过了无数遍。

不过，其中的轨迹是很清楚的。从他身上的每一样东西都看得出来——他的穿着、他的信心、他的手机。今天进行祭拜的仪式上，他的手机已经响过多次。从他的住家也可以看出他的成长故事，他在涪陵城中心建了一座三层高的楼房。里面住的全是他的家人和亲戚——这一层住女儿，那一层住兄弟，中间还住了另一个兄弟。这些房间的中间围着一个敞亮的天井，一家大小隔着几层楼也能彼此应答。全部房间都很宽敞，购置了上好的VCD影碟机和卡拉OK设备。天花板上垂挂着仿珍珠灯饰、巴罗克风格的石膏板饰，以及猩红和紫色的丝绒挂毯。天楼上是一个绿莹莹的鱼池，种着一棵柑橘树，从这里可以越过涪陵城鳞次栉比的楼顶，眺望到长江水和白山坪的层层梯田。

在涪陵，私人轿车十分稀少，但何仲贵有一辆全新的红旗牌轿车。他总是喜欢指出，这辆车跟接送过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车子是同一个品牌。何仲贵自己开车。今天下午晚些时候，他将会开着车慢速而又舒畅地去到江东。他会开车经过他刚修建的一座楼房，还会带着无言的自豪指给大家看。这是一座高大的楼房，位于涪陵的上半城，镶着蓝玻白砖，跟全中国到处正在争相涌现的建筑物是一个类别，没有任何特色。经过这座楼房的时候，车子会慢下来，何仲贵会打开汽车的空调，问一句：“后面够凉快不？”

不过，这都是稍后的事情。首先，他得领着他的一大家人走下白山坪这一段曲折的石子小路。到了山脚等过河船的时候，他给每个人买了一根冰激凌。在长江的卵石岸边，他们舔舐着冰激凌。在他们的上方，大山安静了下来。今天的鞭炮已经放过了。一缕凉风从河谷的东边吹了过来。在午后的阳光里，宝塔清晰可见。一家人吃完了冰激凌，谈笑着，在春天的河水里洗起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