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6年，常野第一次离开林泉寺。她不是要去江户，也不是要去其他类似令人兴奋的地方。她要去的是北方出羽国一个叫作大石田的内陆河边城镇。就算它跟江户城并不处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但也相当类似了。越后没有人读到过有关大石田的信息。除了可能会对崎岖山脉、野生森林和熊感兴趣的测绘师和冒险家，没有人会梦想着去出羽。出羽甚至比越后还冷。冬天，冷杉树会被大雪包裹起来，看起来就像是冻在山坡上的狰狞怪物。

从石神村前往大石田的里程接近300公里，是一趟艰辛的旅程。常野可以乘船前往，顺着日本海的海岸线逆流而上。她也可以步行，顺着海滨小路，穿越群山，跟随俳句诗人松尾芭蕉的脚步——1869年，芭蕉曾完成过同样的旅程。芭蕉与一位同是诗人的旅伴搭伙而行，追求一种类似顿悟的无根漂泊感。“日月百代之过客，”芭蕉写道，“行年亦为旅人。”他希望不受羁绊，只带了很少的行李：一顶旧帽子，一件雨衣，还有用来书写的毛笔和墨水。常野的出行与此不同。她随身带着仆人和行李，身上压着沉甸甸的期待。她上路是为了履行承诺，她要结婚了——这时她年仅12岁。

常野从来都知道，她迟早是要结婚的。所有的女孩都得结婚。她还知道，在这件事上，她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像她这般地位的女孩，不能自己选择丈夫。（见插图8）相反，父母会为她的将来做好安排。常野忙于缝纫和读书时，她的双亲惠闻和治摩正为她寻找合适的新郎。他们来来回回地寄出信件，聘请媒妁仲人，商榷礼金款项，交换婚嫁礼物；他们购置镜子、化妆品、衣物和家具。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整理好包袱，因为他们要把常野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按照惯例，新娘出嫁一个月之后可以回娘家省亲，但路途委实太过遥远。远嫁之后，常野可以写信回家，但她只能独自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跟新的家庭住在一起。

常野的父母既非欠缺考量，也不是对她不好。12岁结婚固然年龄太小，但她的姑姑千里(Chisato)也是13岁便嫁为人妇。早婚的女孩或许比年长些的女孩更纠结于思乡之苦，但她们往往能得到一段宽限期，适应新家（和丈夫）的要求。大多数女孩12岁时甚至尚未初潮，当时普遍的共识是，14岁以下的女孩年龄太小，不适合发生性行为。在这方面，惠闻和治摩可以放心，他们已经想方设法找了最合适的夫家，能够信任常野的公婆。新郎跟惠闻一样，是净土真宗的住持，两个寺庙家族是世交，好几代人都互相通信往来。常野的新家净愿寺是一座名寺，大石田镇本身也很繁华昌盛，有近千名居民。就某种意义而言，它比林泉寺和石神村更上了一级台阶，尽管它离日本的大城市更远。

大石田以制造染料所用的红花出名，金灿灿的花田从整个山谷一直覆盖到南边。芭蕉17世纪到访此地时，曾描述镇上的诗人精心打理自己的老式韵文，把它们当成是几遭遗忘的种子里开出的花朵。实际上，耕作事宜留给了偏远乡村的农民，他们在初夏弥漫着雾霭的清晨外出收割，那时作物尖尖的叶子上还沾满露水。他们采摘花朵，轧制成紧凑的橘黄色圆盘，接着卖给中间商，后者把它们装在驮马上送往大石田的仓库。在镇上，另一群工人将这些包裹扛上船，顺着最上川流向日本海的航道航行。最终，红花会被运送到天皇的首都京都，用来制造化妆品和纺织染料。大石田附近在农田里劳作的农民唱道：“我也想骑黑马，伴红花上京都。”

常野在石神村的稻田里出生、成长，而在大石田的瓦房和白帆间步入成年。她来到丈夫的寺庙时只是个小女孩（哪怕按她所处时代的标准衡量也算年幼），并在这里逐渐成为完全成熟的成年人。婚姻对女性来说是成年的标志，对男性却有所不同。如果男孩是农民，成人礼标志着他们跨越了童年和成年之间的界限：在成人礼上，他们会剪短头发，换上不同的衣服，取新名字。成人礼过后，他们便可以在节日期间托着便携式神龛参加村里的游行，甚至偶尔还能主持婚礼。对常野的兄弟们来说，转折点来得不一样：他们是僧侣，受戒的那一天意味着成年。至于女性（所有的女性，不管是农民、武士还是商人的女儿，都一样），婚礼是普遍的分界点。不管你是什么人，来自什么地方，婚姻让你成为女人。你会带着标记全新身份的黑色牙齿（需要使用尝起来是金属味的粉末精心涂抹）出现，你的袖子大概会变得短一些，你会梳更圆润的发型。哪怕婚姻失败，你也跟从前不再一样。

表面之下，还有其他同样深刻的改变。起初，常野一定对那个突然成为她丈夫的陌生人很着迷。随着她在钟声、祈祷和上供等她所熟知的程序（这是她童年的节奏，只是转移到了新的环境）间来来去去，她一定琢磨过他是怎样行动、吃饭和打鼾的。她一定仔细打量过他的脸，倾听他的沉默，考量他所有的喜好和习惯，把他跟自己的祖父、父亲和哥哥们进行比较。她一定努力迎合过他的需求，哪怕那会显得很奇怪，而且不舒服。这些都是年轻新娘应该做的、所有女性读本告诉她们必须做的、哪怕是最倔强的12岁孩子也很难抗命不做的事情。在她追求平凡生活（尽管比她母亲的人生略微富贵一些）的过程中，她一定在学习和改变。

但日后将自己的挣扎奋斗写得栩栩如生的常野，从不曾提及自己作为新娘，在远离家人的陌生乡村度过的最初几年。到她动笔的时候，她早年的婚姻生涯已经太遥远了，或者说，已经被彻底地埋葬了，所以从未浮出过水面。

常野远嫁大石田期间，她的兄弟姐妹也在为各自的婚姻挣扎。与她年龄最接近的妹妹清美也嫁入了一座净土真宗寺庙，只不过，她去的新村庄离娘家只隔着很短的路程——距离近到她甚至向母亲借过味噌桶；她的丈夫给哥哥义融写信，商量该付给工人多少钱铲雪。这是一种熟悉的生活：乡村的寺庙，同样的朋友圈和邻居网。但这仍然不容易。

清美伶牙俐齿，她的丈夫抱怨说，哪怕最轻微的批评，她也会还嘴。他不满意她对祭坛的照管，她对道友也不热情。他越来越难于履行自己的僧侣职责，因为管理一座乡村寺庙，是夫妇两人的任务。事实上，局面甚至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力。他写信给义融，解释说自己的耐心已达极限，问义融能不能劝劝他妹妹。但要么是义融拒绝了他，要么是义融的劝解毫无效果（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

最终，清美退休的公公亲自接手了此事。“清美的行径，其恶不输罪徒，”他写道，“吾实难忍受。现备下一笼，定将亲手惩治。”对任性的妻子来说，这并不是太不可思议的惩罚——哪怕是执拗的大名，说不定也会被关在木头笼子里，侍从们会隔着栅栏，给他送入美味的餐点，也会低声在笼外表示歉意。但这是一种羞辱——它强有力地公开宣示了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家族权力。笼子会放在院子或前厅，周遭邻人都能够看到惩罚的进行。事实上，这也是此种惩罚的目的之一，通过显示决心来挽回家族声誉。

随着岁月的流逝，清美知道了她的位置。她继续跟丈夫待在一起，至少生了两个孩子。为庆祝孩子们的诞生，寺庙发布了通告，收到了礼物，而她仍然是寺庙的女主人。但在她的余生，每当木匠到家里来，她兴许就会想到她的公公，看到笼子的栅栏，不由自主地打起哆嗦。

义融进入婚姻生活的过程，也同样艰难而屈辱。就在他初婚后不久的1828年，父亲惠闻便长期外出朝圣，将林泉寺交由义融打理。义融时年不过28岁，但已经是一家之主，担任住持也有五年了。这段时间足以让他了解这个角色：他知道自己该坐在哪里，该说些什么，以及谁该听他的。但他尚未完全形成自身的权威，仍然难以坚持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当父亲不在家、他要独自一人对付仍然在家的五个弟弟妹妹的时候。他们一察觉到他的懦弱，就无情出手。弟弟们想要坐在他的位置上，而他吩咐他们去买柴火时，他们毫不理会。仍是小孩的妹妹伊野(Ino)，当着信众的面嘲笑他。与此同时，他还应该教育自己的新娘（林泉寺新来的女主人）持家之道。他强烈地感受到这份责任的沉重。

一如他的期待，结婚头一个月十分顺利。至少，没有什么异常，也没有什么需要他写下来的东西。但在妻子按惯例第一次回娘家后，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等她回来的时候，她仿佛换了一个人。她拒绝服从义融的任何吩咐，对他的佛教和儒家道德宣讲置之不理。她忽视了基本的家务，疏远了他那两个最小的妹妹俊野(Toshino)和伊野，以致两人会向母亲发出抱怨。当义融质问新娘时，她绷着脸回答：“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也随意吧，去找个妓女，纳个妾——我无所谓。”

义融大为震惊。这可不是女人的说话方式。这当然更不是年轻新娘应该对丈夫说话的方式。他和她讨论她对家务的疏忽，兴许暗中涉及了性。可毫无疑问，妻子理应满足丈夫这方面的需求。而她用这么粗鲁、明确的措辞断然拒绝，叫人诧异。

义融决定把妻子休掉，虽然从几个方面考虑，他很不情愿：父亲仍在外地，刚结婚就休妻让人尴尬，家里才刚刚在婚礼上花了一大笔钱，而且（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妻子好像怀孕了。但他能怎么办呢？总不能指望他忍受一个叛逆的、叫人不快的妻子吧。最终，他鼓足勇气跟她对峙。他打算早晨去叫媒人告知对方父母：这段婚姻结束了。

义融以为妻子会顺从地默许，或是不真诚地承诺再努力试试看。实际上，他对要发生的事情毫无准备。几个月来一直公开反叛的妻子，现在哭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而等她最终平静下来，她说出了一件让他几乎无法理解的可怕事情。结婚第五个月，就在她准备离开回娘家之前，她因为有些不舒服躺在房间，一个男人破门而入并强奸了她。

伴随着这令人错愕的坦白，义融妻子的愤怒似乎化为了绝望。此后的两天，她拒绝进食，哭着乞求原谅。义融动摇了。他没去叫媒人传话休妻，而是选择了等待。结果，妻子真的怀孕了。他不知道孩子是不是自己的，因为没有判断确切怀孕日期的方法。就义融而言，它大概也并不重要。按他自己的说法，就算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妻子所怀的确是自己的孩子，他仍然打算写休书。对他而言，妻子的行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说到底，他有寺庙要考虑。跟妹妹清美的丈夫一样，要是妻子不肯配合，他很难继续担任寺庙的住持。

对义融的妻子来说，那年秋冬两季一定充满痛苦。随着院子里的水塘覆盖起冰层，她每天都把和服的腰带向肋骨处勒得高一点，感受身体重心的变化。也许，她后悔自己冲动的自白，希望自己能压下怒火。又或者，她继续保持沉默和对抗，想逼义融把自己送走，好让自己可以重新开始。又或者，她跟丈夫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静，达成某种并非书面的协议。她大概知道自己在林泉寺的日子不会太多了。她可能一直在等待时机。

次年早春，也即义融的妻子遭到强奸后大约九个月，她回到娘家生孩子。起初，没人知道出了什么岔子。新妈妈们往往会在自家父母的照料下度过首次生育后的焦灼日子。但时间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地过去，义融从未给她写过信。他甚至没来打听过孩子的情况。到了这时候，义融妻子的父母才知道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他们派人去询问，安排媒人表达歉意（而他们兴许并不知道事情的具体原因），但义融什么也没对他们说。他是想放过他们的女儿吗？还是在努力维护自己的名誉？他只是尽可能含糊其词，表示这桩婚姻失败了。最后，他寄出了休书。

义融从未搜寻过强奸自己妻子的恶人，因为他已经知道是谁了——是他的弟弟义麟，但义融没法把这桩家丑明明白白地写出来。相反，他暗中写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同时记叙了两件事：妻子的受辱，以及弟弟受到的惩罚，而在本该说明关联的地方留了白。“去年五月，义麟行为失检，此事不必详述。”他写道。他长篇大论地探讨了自己在控制弟弟们方面的问题，最后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与义麟的冲突“皆吾妻之恶行所致”。此时，她早已离开，她和她的孩子，再也不曾出现在林泉寺的记录里。

义融次年再婚。他的第二任妻子佐野(Sano)熬过了婚姻的头一年，承担了“寺庙守护者”的角色，过着平静清白的生活。她从未惹出过值得写进书面记录里的那种麻烦；而且，虽然她肯定会写字，但不曾留下任何手笔。她去世于1859年，死后得谥号“融”（也就是她丈夫名字的第二个字）。她显然是丈夫的好伴侣。

但谁能说得清造就长久婚姻的是什么呢？佐野兴许是个机警的人，只可惜未能留下文字记录。或许，每当提到小叔子义麟的名字时，她都能察觉出一丝沉默，而人们躲闪的眼光和奇怪的停顿中藏着沉默背后的故事。又或许，她听到过义融的前妻和其他人的故事。林泉寺的女人们都长着嘴巴。佐野结婚时，已满25岁；这年纪，足够她了解男人，了解他们的忠诚，以及他们会怎么自保；这年纪，也足够她理解说话太直接的风险。

佐野保持着缄默，一直在忙碌。在从1832年到1842年的十年里，她生了五个孩子。她固然有仆人、常野的妹妹们和仍然精力充沛的婆婆相助，但照料婴儿、洗衣服、发烧、发脾气、打碎盘子和流鼻涕一类的琐事，仍然占据了她的生活。房间要打扫，仆人要监督，丈夫要照料，村里的妇女要拜访，还要往祭坛上摆放更多的供品。在那些年里，她是全家生活的重心，人人都依赖她的操持。她一定知道自己很幸运。她的婚姻维持了下来，她所有的孩子们也都活着长大。她的家庭殷实安稳，她不必去田里干活儿，也不必担心怎么才买得起味噌、清酒或灯油。哪怕还不够，哪怕有时她祈祷阿弥陀佛时脑海中回荡着别的刺耳的话语，反正她没有表现出来。

佐野受到责任和定规的羁绊，受到孩子对她需要的羁绊，受到平凡而持久的婚姻的羁绊，说不定也受到爱的羁绊。林泉寺固然充斥着紧张的沉默感，但人们同样会表达关爱，通常是在兄弟姐妹之间、父母和孩子之间。常野给母亲写去暖心的信件，还经常问起佐野的情况。她给家人送礼物，在他们生病时表达关心。义融爱自己的弟弟，至少，他坚持自己应该爱他们，而他们也应当对他回报以爱。很久很久以后，常野在信中也表示认同。不管她跟义融吵得多厉害，他始终是她哥哥。

但要是说常野和义融彼此相爱，他们之间的羁绊与纽带，一定是在流传后世的书面文书之外形成的，暗藏在寺庙不朽静默中的某处。

1829年秋，常野结婚13年的时候，弟弟义麟出人意料地来到了大石田。她大概怀疑过是出了什么事。他已经到了适婚年龄，该开始自己的生活了，可他却跑来净愿寺跟自己的丈夫学习，帮忙做佛教仪式，而且似乎没什么迫切的安排和打算。

话说回来，常野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活。她刚跟婆婆以及自己的母亲从京都长途旅行回来。这是一段将近800公里的长途旅程，途中，他们曾在石神村短暂停留。她终于看到城市了——三条大桥上衣冠楚楚的路人，东本愿寺派（她所属教派——净土真宗教派东本愿寺派——的本庙）的恢宏堂皇。她正沉浸在自己首次长途外出的兴奋中，可能没注意到义麟充满自我厌恶的苦闷，但他自己无法忘怀。他写信回林泉寺，说起每当想起自己的生活——他做过的可怕的事，他的懊悔，他说过的谎言——他汗毛倒立。他没有提到哥哥的第一任妻子，也没必要这么做。义融自然知道他的意思。

义麟抵达大石田的次年，一场大火席卷净愿寺，将它烧毁。就算人们知道火灾从哪里开始，或是心存怀疑，他们也并未将其记载下来。无论大火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相互指摘，它要么为时短暂，要么被小心地隐藏了起来。只有损失记录留了下来：净愿寺隔壁的寺庙失去了大堂、全家人的住处、钟堂、仓库、穿过花园的步道甚至外屋。好在祭坛上的金佛、寺庙的死亡记录和各种各样的纸质文档幸免于难。但净愿寺损失了常野夫家数代人收集的整套珍贵的佛教经书。这就是世事瞬息万变的完美一课，只是令人心碎。

此后的数年，寺庙得以重建，熏黑的墓碑得到了翻修，净愿寺的经书档案也得到了部分重建（过程自然十分辛苦）。但这个家庭已无法挽回。1831年秋，常野的丈夫试图重建祖辈的家园，常野回到越后。正式的休书很快也寄到了。

此时，常野在大石田已经住了半辈子。15年来，她出席传统节日和纪念活动，她诵读佛经。她知道教区信众的名字，向他们的孩子打招呼，在葬礼上致以慰问。她和丈夫肩负着数千人的责任。她掌管全家人的日常事务，并随着季节调整。

新年到来之前，她一大清早就呵着白气、搓着冻得生疼的手忙来忙去；春天，最上川河水湍急，在寺庙里也听得到，她曾听过夜里的雨声；高脚鸟站在田里一动不动，树林里爆发出阵阵蝉鸣的时候，她收到信众送来的夏季蔬菜。她款待过旅途中掉队的意外访客，处理过家里大大小小的意外。但如今这一切都成了回忆——她再也不会回去了。

要不是常野的丈夫住得太远，常野的家人兴许会付出更多的努力，以挽救这段婚姻。可实际上，他们几乎什么也不能做。义融写了一封措辞优雅的信，算是接受了休书。“家严家慈既闻此事，大为震恐，”他写道，“但此事若为天命注定，已无挽回之法，二老亦只能坦然而对。舍妹自幼蒙君照料，前后十五载，二老殊为感念。”从家族记录的角度看，这就是故事的结局。

也许常野爱她的丈夫，她写信给母亲，为自己的好运表示惊讶。也许她曾一次次地流产，看着他对自己渐渐失去兴趣，并为他最终的拒绝万箭穿心。又或者，实情恰恰相反：她每天晚上都害怕他，找无数的借口搪塞他。她兴许找了个知心人（一名年轻的僧侣，或是家里的女佣），在一段激情四射而注定无果的婚外情里被逮了个正着。还有可能，她已经忍受了15年的辱骂、拳脚和瘀青，每天都时不时地茫然凝视远处，盘算着一走了之。火，甚至可能是她放的：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待了一阵子，漫不经心、随随便便地翻倒提灯，接着静悄悄地退了出去。

更有可能的是，真相平淡无奇：婆婆劝她要有耐心，但她从来没法克制住自己的嘴巴；她做的泡菜总是太咸，要么就是不够咸；她疏远了仆人，对邻居也不友善；她的丈夫终于厌倦了跟她争吵。但不管发生过什么，这些事并没有留下记录。很有可能，就连常野自己也觉得这些不值一提。

离婚并不一定是灾难。每个女孩兴许都期待结婚，但所有人也都知道婚姻不见得长久。据统计，近一半的女性最终与第一任丈夫离婚。离婚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家庭制度的安全阀，因为这套制度对年轻夫妇的和睦相处依赖性太强了。新婚夫妇往往跟公婆住在一起，家庭的成功维系，有赖于新婚妻子（有时是丈夫）的努力和善意。如果发现新郎或新娘在某些基本方面有所欠缺，那么最好是取消婚姻，再试一次，重新寻找伴侣，直至找到最合适的配偶。这条规则男女通用。人们也许会好奇，为什么常野会被送回娘家，她的性格是不是存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他们说不定还想知道，为什么她从没有生过孩子，这对一些家庭来说，也是个同样重要的问题。但离婚不一定会让她无法再婚。

就某种程度而言，常野的问题在于她的第一段婚姻维持得太久了。如果她15岁时就迅速离婚，回到家里，她的前景会好得多——哪怕20岁也不差。20多岁就离婚的女性几乎全都再婚了，可年纪更大些的女性就没那么走运了。常野已经28岁了，正卡在这条界限的边缘。她的父亲担心她年纪太大，无法再结良缘了。

他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安排另一桩婚事，最终当地一户显赫家庭向她求婚。对方是农民，不是僧侣，他们的村子叫大岛，在山上。但他们很富有，社会地位也很体面。这让人松了一口气。常野很幸运。

1833年初夏的微凉日子里，焦虑的农民们盼望浓浓的云层稍稍散开，义融一头扑进了帮妹妹筹备婚礼和拟定购物单的任务上。常野的嫁妆必须多加关注，部分原因在于嫁妆物品会放在公公家对外展示。义融对礼数一直看得很重，他知道他们家有必要好好表现一番。当然，因为他是个男人，又是名僧人，他不可能确切知道出嫁的女子应该配置些什么。他大多穿着深色僧袍，风格多变的女装超出了他的应对能力。好在他身边不乏女性——包括常野、佐野，还有他母亲——她们可以斟酌细节。“这种没有衬里的和服，应该是条纹丝绸绉纱的，还是带精美图案的？”有人在购物单的空白处潦草地写道。“带精美图案的更好。”另一个人果断地回答。

最终，新添置的衣物总共用了小判12枚，义融用了两个多星期才分期偿付完毕。那年夏天，年纪比常野小得多的妹妹俊野也将结婚，为两个新娘同时置办服装很是吃力。义融欣然接受了常野未来夫家送来的15枚小判的礼金，并表示会用在她的嫁妆上。

虽说天气阴沉，但这是个吉祥的开端。农民们在稻田里耕作（尽管还穿着厚厚的棉袍）的时候，义融举办了一场聚会。他给13名信徒分发了清酒和点心，给了厨师一分金的小费，给了当地乞丐两百文铜板（乞丐到婚礼上就是指望获得施舍的，要是不如愿，说不定会故意捣乱）。到场的都是寻常人等——当然包括家族的直系亲属；常野哥哥幸笃的妻子，她抱着新生的婴儿，带着一名保姆；清美的丈夫遭到众人围攻（但愿是他身后的木笼惹来的非议）；还有安排这桩婚事的媒人。仆役的人数更多——不止12个，其中包括六名强壮男子，只为了把常野的家具从一间屋子搬到另一间。走到新郎位于大岛的家，几乎用了一整天。

整个行程全是上坡路，小径泥泞湿滑，从梯田里穿过。梯田里每隔两三行便插着秧苗，一直延伸到了山间。田里又黑又黏，秧苗只从水里探出了个尖儿。它们长得太慢了——谁都看得出来，今年收成不会太好。尽管如此，婚礼意味着好运，人们排在道路两边，目送新娘一行通过，时不时地冲他们叫喊，让他们停下来唱庆祝的歌曲。

大岛村固然偏远，但并不隔绝。它每月举办三次集市，而且是一条通往山区的次级驿道上的一站。夏天，也就是常野到达的时候，行者和驮马会带着消息来来往往。冬天会安静许多，因为道路无法通行。越后国的主干道——北大道(Northern Highway)也将被大雪覆盖，但它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有官方消息要从江户送往日本海沿岸，农民劳工就会穿着沉重的扁平雪鞋去踩雪堆，好让信差在大道上飞驰。但因为没必要朝大岛的山地小驿道发送什么重要消息，也就没人去清理路面。整座村庄会静静地等待着春天的到来。

每年秋天，大雪封路之前，大岛的许多年轻人会顺着这条路走出山里，朝着东南方向前往江户。除了繁重乏味的田间劳作之外，这一带几乎没有什么能带来报酬的事情，而到了城里，他们可以做用人、卖苦力，赚到更高的薪水。有些人一走就是好几年，跟亲人从无联系，因为他们不识字，没法寄信。至少有一次，村民们凑了一笔钱，差人去联络这些外出的同乡。大多数人还待在自己所说的地方，但有些人已经彻底消失，杳无音信。回来的人则遭遇了山里人本能的猜忌。常野来到大岛村后的两年，有七个人从城里过完冬回到了故乡，却被控诉说带回了一种奇怪的疾病，传染给了邻居。村长逼他们答应为所有感染的人支付医药费。

在大岛，常野有生以来头一次成为一个耕作之家的一员。（见插图9）她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要多多少少参与这一泥泞而繁重的劳动。这项工程不光让他们绷紧了肌肉，还耗费了他们的脑力。每天都有新的事情要思考。如果农民只是把去年留下的种子撒在土里，拔掉杂草，之后就盼望有所收获，那么，他们有可能遭遇灾难性的歉收。庄稼歉收的人自然没有安全感。最终，他们将无力支付税款，他们的家庭将会破裂，他们将不得不把孩子卖到妓院或舞团，他们自己则沦为乞丐，到处流浪。

庄稼人要做的头一个决定是种植什么品种，这方面的选择有很多：目录上提供了各种有着诱人名称的种子品种，比如“白须”“鹤姬”等。最好是根据前一年的产量调整比例，平衡风险。

出于同样的考虑，把水稻与其他作物混合耕种的做法更为明智：在“良田”种植小麦，在中等土地种植大豆，在其他作物都无法生长的地方种植谷物，在高海拔地区种植荞麦。做好规划之后，丰收歉收就看运气了。农民需要知道种子浸泡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开始犁地，什么时候移植秧苗，什么时候灌溉稻田。他们可以翻阅万年历和耕作手册，也可以观云识土。幸运的是，识字的家庭可以翻阅过去的日记。成功的农民一般可不靠碰运气。

但1833年，也就是常野抵达大岛的那一年，哪怕算盘打得再精，也弥补不了天气的影响。雨季如约而至，水汽氤氲，大雨瓢泼而下，田地像往常一样受了淹。但雾气总也不散。农民们徒劳地等待着晴朗天气，期待着绿色的嫩芽从泥水里冒出来。可雨还是下个不停，脆弱的幼苗一连好几天都泡在水里。夏日将近，又出现了反常的暴风雪和一场前所未有的早霜。到了该收割的时候，农民们只抢救出1/3的水稻。常野饥肠辘辘的邻居们，原本是极少见过大海的山民，却长途跋涉到海边，踏着浪花采海草充饥。

若光是一轮歉收，情况尚可以忍受：武士官员批准了减税的请愿，藩主禁止臣民酿造清酒或将粮食送出自己的领土，城镇和村庄打开了存粮的米仓，富有的商人向邻居捐赠金钱和食物。常野的新家庭有钱有势；他们兴许施舍了乞丐，帮忙起草了救济请愿书。接着，他们略带焦急地等待下一个播种季节的到来，因为贫穷的农民们已经把钱用来买粮食了，留在水稻种子和肥料上的费用不多了。好在1834年的天气温暖而干燥，但没有余粮的饥民们已经吃掉了部分秧苗，秋天还没到，就出现了饥荒的征兆。大岛村东边的村子赶紧凑了钱购买赈济用的粮食。此举很有先见之明，当年的收成仅为常年的六成。

常野在大岛度过的第二个冬天，看到了邻居们的挣扎。但人人都认为，再来一个好年头，危机就将结束。农民们眺望天空，数着日子，等待着。1835年的春天很冷，积雪迟迟不化。农民们的水稻收成还不到常年的一半，大豆的收成糟到甚至没人能做味噌。常野和家人仍然能吃上饭，但做饭却很棘手。每一斗米、每一杯酱油都很珍贵。到了秋天，富裕的农家大户兴许会腌制近1000根萝卜来过冬，这里面牵扯到的利害就很大了。平常，新媳妇在陌生厨房里出些错是可以容忍的，可在米糠价格昂贵又没法买到味噌的年景，这就成了要命的事。

1836年阴沉的新年，只有最幸运的家庭才能吃到传统的糯米糕、喝上清酒。年一过完，就下起了大雪。在离大岛村五六里地外的美祢村，村长惊慌失措。在他的村子里，超过一半的家庭吃光了粮食。他们本可以尝试到山里去寻找野菜、葛藤、芦苇和茭白，但初春时节，地面还覆盖着近三米厚的雪，解冻太迟，让他们没法及时采集新叶以避免饿死。与此同时，还有余粮的农户也自顾不暇，没法接济他们。到了耕种时间，农民们也没钱赎回典当的农具。就算不吃稻种，他们也没法耕种。村里似乎注定会有一半的人要饿死。

春末，饥饿的农民体力虚弱到连有稻种和农具的人也无法劳动。田地里空空荡荡，害虫横行。当年年底，大岛村附近的另一个村子白马村，为80人出殡。这个数字叫人惊讶得手脚大乱，一般的农业社区只有区区数百居民，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死亡人数并不是每座村庄均匀分布的——一些村子规模较大，准备较为充分；另一些村子更贫困，更脆弱。但就整个地区而言，年死亡率几乎翻了三倍。白马村的村长提及1836年的收成时写道：“为历年之最劣。”（见插图10）

常野并没有挨饿之虞，但也不是完全高枕无忧。她的丈夫，小出八兽右门，在4年的婚姻中一直徒劳地期待天气转好，利于水稻生长。可歉收完全不是他能控制的事。灾荒年景是有机会的——如果他手头还有现金，可以很便宜地买到农田和林地。尽管如此，他是个农民，而常野现在是个农民的妻子。他们必须得让土地有所产出。其他人承受着更重的苦难，对他们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宽慰：整家整户的贫苦农民抛荒了田地，跌跌撞撞地踏上了大岛村的主干道，凄惨的故事飘荡回大山更深处的村庄。

说回林泉寺，常野的家人被迫节省开支。义融卖掉了有300多棵树的一片林地，写信给自己欠了钱的人道歉，说自己还不上债。他还跟常野在大石田的前夫做了信件交流——大石田这座昔日的繁荣城镇，这一回遭受了灭顶之灾。最上川发了洪水，冲走17座房屋，连年的歉收让教区20多户居民一无所有。人们非常绝望，砍倒了镇子附近2/3的雪松，要么直接当燃料烧掉，要么就是卖给有钱买木材的人。目睹了普通人的苦难，义融思考了世事的无常（也是佛教的基本教义），并献身于祈祷。他从信仰中找到了希望。至少在来生，所有的信徒都能转生到净土。

冬去春来，每个人都在祈祷，为还活着的人——也为越来越多死去的人。在全日本，饥荒的最高峰（日后被称为“天保饥馑”），死亡人数动辄数万。很难说有多少人死于饥饿，又有多少人死于流行病——伤寒和痢疾。在荒年过后，活下来的人非常虚弱，很容易受到这两种病的蹂躏。越后和京都之间的山区，损失了10%以上的人口。东北传来了一些可怕的报告：某地农民死亡一半以上，剩下的部分幸存者据说吃起了人肉。哪怕是可靠的记载也形容说，人们只能吃草和草鞋，道路上到处倒着羸弱的尸体，连挖墓的送葬人也虚弱疲惫得无法继续工作。

1837年夏，哪怕丰收的希望已经从地平线上闪现，大岛村仍处在磨难当中。这是家庭破裂的一年，不光是因为有那么多的人挨饿、生病、死亡。贫困家庭纷纷把儿媳妇打发掉，以减少要喂养的额外嘴巴，虚弱的人一天天地消失不见。常野的夫家并不穷，并未挣扎在生存的边缘，她的丈夫，小出八兽右门，还不至于仅仅因为负担不起食物就绝望得送走已相处了四年的妻子。但他也不愿意在一段艰难的婚姻中挣扎。他和常野没有孩子。常野的妹妹俊野，年仅18岁，在1835年酷热的夏日产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孩。但常野已经33岁了，至少按农村的标准来看，她是个中年人。如果刚一结婚，她就生了孩子，那或许还有些盼头，但这个年龄还不能生下头胎，希望就极为渺茫了。小出八兽右门月复一月地在冷雨冻地中劳动，他们没了念想。要是换个更好的年份或更合适的妻子，小出八兽右门和他的父母兴许会决定收个养子。人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在1837年那个安静得近乎诡异的夏天，小出八兽右门决定止损了。

义融是从自己的叔叔那儿听说离婚的消息的，而他叔叔，又是从常野婚事的媒人那里收到信儿的。小出八兽右门正在种水稻，但他说，他稍后就会退还常野所有的物什。次日，他寄出了信件：“倒也无甚特别糟糕之事，唯家务颇不顺遂。”

义融从前听到过这些话。差不多十年前，当他休掉精神上受到创伤的怀孕妻子时，几乎说过一模一样的话。常野的不育或许是个问题，但小出八兽右门机敏地回避不提。他甚至答应义融留下之前自己家付给常野的15两礼金。驱使他跟常野断绝关系的并不是穷，而是别的他没有说的某件事。如果义融真的想知道，他必须从自己妹妹那里直接打听故事的来龙去脉。但根据自己的经历，他知道，有些事情最好还是别问。

常野离开了大岛村，在饿殍遍野的破败乡间景象中下了山。在灾难的中心，林泉寺多多少少还跟她离开时一样。当然，她的妹妹俊野已经嫁人走了，她的嫂子佐野正围着另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转。寺庙的死亡登记簿上记录的名字比往年多：整整十个，而不是四五个。家里还有其他的紧张迹象。常野的两个弟弟也都离了婚，包括义麟，不知为何他从大石田回到了家里，重新获得了家人的好感。而她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她回林泉寺后没几个月，父亲便于初秋过世。全家人都陷入哀痛中，义融十分担心。如今，他真的成了一家之主，而他也只能像一家之主般独自承担自己的责任了。和往常一样，他将满腹惆怅诉诸文字，记叙完父亲之死之后，他写下了自己的烦恼：“年来常野、义麟、义仙皆离异。本寺岌岌可危，吾辈将勉力救济佃农中贫者越冬。”

我们如今说不清这个家庭的困境，在多大程度上是饥荒所致。惠闻本就年老体弱，一年内三人离婚，或许更多地跟这家人的性格特点有关系，不见得是因为这场夺走许多邻居性命的天灾。眼下，更重要的问题是：日子怎样过下去。

常野的第三次新开端，来得比任何人想象中都要早。她回家之后仅仅几个月，义融就收到了来自四位潜在丈夫的邀约。跟显赫的寺庙家族结下姻缘，肯定是个吸引人的前景，常野生育能力这个明摆着的问题，自然也没对他们造成困扰。常野的母亲跟义融商量之后，选择了另一个农民，此人来自高田城附近广阔平原上的一座村庄。这里整体而言比山区更繁荣，有售卖清酒、烟草、鱿鱼干和木屐的各类杂货店。有的房子有水车；年景好的时候，他们会把水车租给需要碾米的镇民。

起初，常野答应了这桩婚事。但她现在已经34岁了，不再是懵懂无知、长途跋涉前往大石田的12岁小姑娘。她已经遵从家人意愿结了两次婚，而且两次都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一封休书，加另一轮婚礼筹备。这一次，常野要自己拿主意了。婚事定下后过了一个星期，她的叔叔来到寺里，义融和常野的母亲正巧不在，常野抓住了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她对叔叔说，她不想嫁给那个农民。她更喜欢另一位人选——一名僧人。

如果常野的目的是想摆脱婚约，那么，她成功了。但出于某种原因，她最终也没能嫁给她更喜欢的僧人。不到两个月，义融找来了第五名候选人，一个在高田的男子，并商量好了一桩全新的婚事。常野同意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她兴许别无选择了。

义融又一次筹办起了婚礼。这一回，23名饥肠辘辘的农民来到庙里，喝了两加仑半的清酒。他们还吃了两磅鲸鱼肉和八大块豆腐，此外还包括腌的、煮的萝卜。林泉寺已经为众人准备好了一切。佐野用汤碗盛装普通清酒，用饭碗盛装未过滤的浑浊清酒。她是位能干的女主人，这是她作为住持妻子的一部分工作。但几天后的主婚队伍，出席的人就很少了，只有常野、义融、媒人和几名仆从。一行人走了很短的路到了高田，中途停下几次，给沿街的路人分发了清酒。还有一次，是为了让队伍里的女人重新整理好头发。等到达送婚地点，她们已经做好了头发，兴许还微微有点醉意。仆人们会因为出力帮衬收到银钱，总是很高兴参加婚礼，但义融希望这是最后一回了。

常野的第三任丈夫住在稻田町，这是个外围社区，与高田其他地区隔着一条很窄的河。尽管如此，这里仍然是迄今为止常野住过的最成熟精致的地方。这座驻扎武士的城堡镇有澡堂、理发店，甚至还有戏院。隆冬时节，当村庄还在沉睡、等待解冻的时候，高田却让人感到充满活力。商店照常营业，人们穿过如同迷宫一般的雪地隧道，从一个地方匆匆赶往另一个地方。他们看不到山，也看不到星星。经过几个月昏暗朦胧的光线后，突然涌来的大量日光，会让人感到春天的刺眼。与此同时，他们裹着棉袄，冒险出门，尽量不去理会寒冷。

但常野却被困在了室内。婚礼后仅仅六周，她就患上眼疾，失去行动能力。她的家人送了一份礼物：一盒味噌、一些泡菜和米饼。送信人带着赤豆和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回到林泉寺：常野病得不轻，都不知道自己送的回礼是什么东西了。几周后，义融拜访婚礼的媒人，付给他佣金，媒人对常野的健康表示了担忧。义融十分担心，为常野的丈夫带了一份菲薄的礼物，就奔到了高田，最终还在那里过了夜。几天后，常野病情好转，足以回到娘家。但家人仍然很担心，并为她送去了毯子和钱。

最终，常野的第三段婚姻在模糊、幽闭中维持了四个月。春雪最后一轮融化时，她离了婚。一年中的第二次，村里的一群汉子把她的家具嫁妆运回了家。

1838年剩下的时间，直到1839年，常野都深陷绝望当中。她始终没能从在高田沾染的疾病中完全康复，而且，这病似乎不仅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她后来写道，她曾打算一死了之。义融把她的痛苦归咎于她的个人缺点：“她结了婚，但因为她的自私，婚姻没能维持。离异不久，健康又恶化了。”他对虚弱的妹妹没太大的耐心。夏末，他的妻子佐野又要生孩子了，家里满满当当都住着人。他开始想方设法地把常野送走。兴许，某个地方会有个鳏夫需要人帮忙做家务，不介意娶一个有着不幸过往的“老”新娘。

“要是待在家里，”常野后来写道，“他们就会商榷着把我送到另一个可怕的地方，嫁给某个鳏夫。我害怕违逆他们，但我真的不想嫁给鳏夫呀!我要违心地做一件我本想拒绝做的事情。”她并不想招惹麻烦，但她知道母亲和哥哥认为她的行为无法容忍。“所行有违众意，家人的耐心也快用完了。”她的婚姻已经失败了三次，这一次再忤逆长兄，只会叫哥哥更加看不起她。但她知道自己不能再外嫁了。她必须鼓起勇气。“若我勇毅不足，”她后来回忆说，“不管做什么，都会陷于不快的境地。”

她拒绝了所有的求婚。后来，她把自己的反抗形容成用金属加固的木门。她极少使用比喻，这次是其中的一次。她的记叙，往往仅限于按字面意义来描述。但门的形象，肯定打动了她。这是一件寻常物什，但远比看上去更有力量。不管遭到多少次打击，它也不会碎；它将屹立多年，丑陋不堪，伤痕累累。但最终，它会严重变形，再也无法打开。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一桩她可以为自己提出的“婚约”。这是另一种选择，让她不必在拒绝中度过余生。

她可以到江户去。多年来，常野一直对父母说自己想去城里，但他们听不进去。她还跟自己的叔叔、自己最喜欢的哥哥幸笃（他在高田行医）说过，他们也不听。她告诉过朋友和周围的陌生人，村里所有人似乎都知道，可她就是找不到法子去。女人不会独自前往江户。她想过，或许能雇一位信差作为陪护，但为此，她需要钱，以及逃跑的机会。

1839年秋，常野告诉义融和母亲，她想去拜访幸笃，然后从那里前往上野国的一处温泉，而这个地方，传统上正是去江户的方向。她说，这对自己的眼睛有好处。她仔细地收拾好了行装，挑选的大多是适合在深秋旅行中穿的新衣服。她把自己嫁妆箱里的不少东西卖给了石神村旁饭室村的一名男子，并给住在那里的叔叔留下了3枚小判。她信任他。之后，她裹上一件黑色长外袍，步行前往高田。

她根本没有去幸笃的房子。相反，她停在了横跨高田商业区中心一条小溪的下町桥上。在那里，她打算跟附近一座村寺的年轻僧人智鉴见面。她先前就认识此人——她的家族在全日本各地的寺庙里都有朋友和熟人，智鉴几天前才拜访过林泉寺。当时，常野就告诉他，自己想去江户。智鉴回答说，他在城里有亲戚，包括自己叔叔的两个兄弟。他们会欢迎她的。兴许，他和常野可以一道前往。

常野和智鉴在桥上相见时，智鉴说自己正要跟姑妈去江户，马上就动身。常野也打算走，只是没这么快。她说，她想雇一位信差作为陪护。智鉴否决了这个提议，说没这个必要。他就是常野的陪护，不会有麻烦的。当然，她出行需要钱，但她可以把随身衣服典当掉，兴许就够了。

常野做了一番掂量。她没有理由不相信智鉴。他到底不是外省的陌生人，而是跟自己一样，出生自寺庙世家。他友好地跟她说话，待她如同妹妹。他跟自己的姑妈一同出行，还说在江户有亲戚。她会有同伴——知道路的人，到达江户后还能有住处。

这是那年十月的第一天，山后已经起了风。第一场雪很快就会到来，接着便又是一个灰蒙蒙的冬天。再过几个星期，道路便会被积雪掩盖。如果她走了，任何人都很难再追上她。反过来说，她也别指望再回家。

往南再走几条街，她哥哥幸笃正跟家人期待她的随时到来。西边，是林泉寺，她的母亲，嫂子佐野和孩子们，以及关于婚事没完没了的谈话——这是她再也无法忍受的东西。她的周围是高田的小旅馆和商店。驮马和旅客在桥上来来往往，各有各的目的地。再往前，是东北的乡村，是她度过了半辈子的田野和山林。35年漆黑不见五指的夜，雪地上耀眼的阳光，粗粗的冰柱，就像正倒挂着晾晒的巨大白萝卜。她还有多少年头好活？

西南方向是江户，她面前正有名男子在等待她的回答。她现在愿意走吗，抛下一切？她站在桥上，看着他。

命运的门打开了。

她回答说，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