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计划离开的过程似乎很平常，是一连串平淡无奇的日常活动。在外人看来，它们似乎是任何一位女性在任何一个普通日子里都会做的那种琐事。但常野知道，每一件事，都是一次小小的背叛。加起来，它们就变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回头的决定。

首先，她飞快地盘点了一下自己带去高田的所有物品：条纹丝绉和棉质夹层外袍、猩红绉纱和棕色拼格的打底衬裙、一件格纹内衣、一件长冬衣、一件光亮的丝质无衬和服、一面镜子、一盒发夹，还有一套花纹手帕。她身上穿着一件无衬和服和一件黑外套。这些她会留着，旅途中必须保暖。其余的可以放弃。她打了一个包袱，交给了智鉴。智鉴找到一名中间人，把它们带到当铺换成现金。

常野讨厌丢弃自己的衣物，不仅是因为它们塑造了她——僧人的女儿，穿着暖和的棉袍，头发整整齐齐，别着发夹；它们也是她的作品，是多年耐心劳动和良好审美的产物。义融一直认为妹妹对“身外之物”的执着不合情理。有一次，两人曾为了一件她给第一任丈夫做的长袍而激烈争吵。义融试过想把它买下，还给了常野丈夫钱——常野却要他把衣服寄回去，义融感到难以置信。“那是我的劳作和手艺。”她坚持说。“她真是荒唐。”义融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用写作为沮丧找到了熟悉的发泄途径。

经历了十年光阴，外加三次离异，眼下，常野把自己的衣服、镜子和发夹交给了陌生人。她没法眼睁睁地看着当铺老板给她的衣服估价，而他也不在乎是谁把她的袍子缝了又缝，最后一次是在什么地方穿过，怎样沦落到了他手里。他不会问谁需要钱，为什么需要钱。当铺很少发问，他们只是接收衣服，递上铜钱和收据。

常野对当铺略有所知，因为她的兄弟们有典当东西用来消费的习惯。常野的一个弟弟曾偷偷典当了义融的银烟筒、常野从大石田送来的一个小袋子、若干从书库借来的书（还包括五本儒家经典，真是有点讽刺），给自己惹上了大麻烦。

村里的妇女也光顾当铺，但她们必须特别小心，以免上当受骗。在大岛村有个出名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十轮(Towa)的女孩。十轮的父亲是邻村最富有的人，想方设法动用自己所有的人脉，把她嫁给了高田村一位大商人的儿子。这桩婚事算得上是门当户对，十轮以一户农人能负担得起的最豪华风格被送上了出嫁的路。但她很快发现，自己嫁妆里的丝绸和棉布和服，虽然在村人眼里很出彩，但在高田，却被视为寒酸过时的东西。那时十轮才13岁，刚结婚，又远离家乡，迫切想要融入新的生活环境。于是她把几件衣服卖给了一个旧衣商，希望用所得的钱买些更好的衣服。商人和自己的母亲打量了一番这个笨拙羞怯的女孩，认为她是个容易受骗的目标。他们从未把十轮应得的钱全都给她，最终，她在购置新衣服的店里反倒欠了债。等她的丈夫和公婆发现后，他们立刻写了一封休书把她送回了村子。鬼鬼祟祟地偷偷变卖东西，却又笨得上当受骗，这样的新娘谁能信任呢？最终，十轮的父亲不得不千里迢迢赶到江户，找旧衣商讨回了公道。但十轮的家族因此受辱蒙羞，她再也没法指望拥有这么般配的姻缘了。

常野应该跟任何人一样，知道上当受骗是多么容易，一个女人会怎样被一个错误的选择毁掉。她当然知道衣服怎样成就一个人，她也应该意识到由此带来的损失会迅速翻倍，直到毁掉一段姻缘、一种身份和一条性命。可是她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而当掉衣服，就是她要付出的代价。

中间人带着当票和三枚小判从当铺回来了。智鉴拿走了钱——他说这是旅费——中间人保留了当票。常野落得两手空空，只列出了自己记得的东西：棕色拼格的打底衬裙、猩红绉纱和发夹。这是一个方程式的开始，随着秋去冬来，她将一次次地不断重新配平。这些，是她失去的东西。这个，是它们的价值。两者之差，是她付出的代价。

离开高田之前，常野给叔叔写了一封信。他那里有替她保管的三枚小判——是她先前所卖物品的收益——如果他此刻就去当铺，可以不付利息就赎回她的东西。她讲述了自己的第一版故事，日后，这个故事将随着她讲述给不同的人而不断地调整，改变细节。她写道，她感觉不太舒服，所以打算和在高田遇到的五男八女一起去泡温泉。她的老朋友智鉴也在其中，他说自己没有旅费，为了帮他，她便典当了自己的衣服、发夹和镜子。在解释完这次交易的前因后果之后，她又补充道：“又及，我已经跟所有人两次三番地说过，只要有机会，我真的想去江户。如果此行顺利，我会立刻写信回家。这里有一行人都要去江户，都是些良善人，勿念。”

她用复杂的汉字自信满满地书写，仿佛期待自己典当了一切、跟一名陌生男子离开的决定能得到原谅；她仿佛相信自己的叔叔会找到她的钱，直接到当铺去赎回一切；仿佛所有人都很善良，她所有的计算都是准确的，每一笔的损失都可以挽回。常野兴许怀疑过，自己的算计还在处理当中，等到最后，等式再也配不平。但就此刻而言，她什么也没有表现出来。以后还有时间写更多信的。

常野和智鉴顺着一条熟悉的路离开了高田，如果他们要回村里，也是同一条路。起初，这似乎仍是平常的一天。道路很宽，道旁立着石灯笼的路标，一直通往高田南部的山区，并向妙高山延伸。妙高山是常野童年地平线上最遥远也最高的山峰。山脚下有座温泉小镇名叫赤仓，常野和智鉴在那里住了几晚，为接下来的行程做准备。常野又用同样完美的字迹，给叔叔写了一封信。后来，她会说，那是智鉴在她身后告诉她该怎么写的。这封信是同一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只有一处调整。现在，她写道，自己肯定会去江户，并住在智鉴的一个亲戚那里。她把信封好，落款的地址是“常野于赤仓”，接着便继续赶路。

赤仓离关川关卡很近。关川关卡是沿途的诸多检查哨卡之一，由大名或幕府派武士驻守，检查出行过境的文牒。这属于德川幕府在17世纪建立的安全机构的一部分，旨在对有可能危及脆弱的太平岁月的人加以监视。关川是越后最重要的哨卡之一，因为它刚好位于北大道转向江户的地方。日本海沿岸地区任何有意造反的大名，都必须率领军队穿过关川，而他作为人质居住在江户的妻妾，则会反方向逃回自己的家乡省份。故此，关川的守卫拒绝没有通关文牒的女性入内，就算是持有文牍的女性，也会遭到仔细审查。

常野有充分的借口过关——她的借口是因病要到温泉疗养，这足以从高田的地方官员那里获得通关文牒了。但哨卡始终是个问题。就算有通关文牒，常野仍然有可能被扣下索取贿赂。再说，智鉴又该怎么解释呢？绕过武装守卫和哨卡，沿着成千上万做出同样选择（而且知道自己被逮到的可能性不大）的女性开辟的没有路标的小路走会更容易。如果她愿意从一道狗洞爬过去，就有办法穿过哨卡。她可以晚上去，希望守卫走神没看到。要不然，她也可以离开幕府的大道，顺着一条穿过山脚的小路前进，穿过稻田和森林，绕过长满青草的平原，在农民们带着怨恨和猜忌的眼神里，穿过一座座的村庄。无论哪种情况，她都需要至少再花几十枚铜板雇个向导。这又是一次冒险，又是一笔需要记在账目上的代价。

回到大道上，常野和智鉴加入了朝着同一方向前进的其他男女的队伍，翻山越岭，向江户进发。有些人的目的地是善光寺，那是一座壮观的寺庙，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朝觐信众。还有一些人是饥荒下最后一批绝望的灾民。其余更多的人是常规旅行者和季节性移民，也即秋天离开、春天返回的越后农民。江户本地人把他们叫成“灰椋鸟”，因为他们肮脏、吵闹、饥饿，每年冬天都成群结队地进城。不少人会找到用人的工作。他们会依靠主人换得几个月的食宿，之后带着挣到的银两回家。也有些粗糙的壮汉，在城里的澡堂做挑水烧火的杂工，要不就是做碾米工，用巨大的臼将未脱壳的谷粒碾碎。那是一桩繁重的苦力活。城里人开玩笑说，从越后新来的人强壮又不通世情，甚至会拖着自家的石臼顺着大道去江户。

常野和智鉴沿着大道从一座驿站走到另一座驿站。有的地方，旅馆舒适地排成一行，蒙着窗纸的窗户透出灯光；有的地方条件恶劣，几近废弃；有的地方，衣着俗艳的女子成排地站在街上，抓扯男人的袖子；有的地方，地平线清晰，回头便能够望见越后。天气并不太冷，但夜很长。智鉴支付房费，购买食物，租用炊具和被褥。随着北大道变成通往江户的中山道，他们的银两越来越少。

在旅途中的某个时刻，等前进队伍里的其他人离开之后，在租来的破旧的榻榻米或是冰冷的地面上，在共用的毯子或树枝搭起来的天棚下面，在清晨的静谧或是深夜聚会的醉人音乐里，常野遭受了无法用钱币衡量的损失。很难给它安上一个名字，也没有必要把细节写进记忆；她不可能是随手把它写在信件末尾的，这种事毕竟很难忘记。之后，在描述这件事的时候，她措辞模糊，使用了她本就十分熟悉的那套婚姻用语。她对叔叔说：“途中，智鉴说：‘你知道，我在江户有亲戚，他们绝对不会拒绝你的——所以何不索性嫁给我呢？’我有意拒绝，可我们毕竟在路上。他又说起单身女子可能会遭遇的其他事情——倒不是出于真心提醒，只是在取笑我。跟我们同行的人当时都离开了，我别无选择，只得遂了他的心愿。”字里行间，她十分谨慎。她暗示了智鉴的“不轨之意”，哀叹自己对他错误的信任。“毕竟，”她写道，“他并非来自外省的陌生人。”但最终，“做出此等可怕之事绝非出于我本意，但智鉴在暗中谋划要纳我为妻。”

常野所经历的痛苦，她甚至没法准确地描述。她没有恰当的词语来描述这种跟一个违背她意愿的男性在她无法控制的环境下发生性关系的情形。按照法律定义，这恐怕不是强奸：幕府的法律将强奸跟身体暴力画等号，而智鉴的武器是言辞。这是一种可接受的、熟悉的暴力，跟每一桩包办婚姻核心所包含的那种推定和权利是一样的。这种暴力，也正是常野离开越后想要避免的暴力。她一再坚称自己宁死也不愿再婚。然而，当她要在“跟智鉴发生性关系”和“被独自撂在路上的不确定性”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她决定继续前行。

她行为上的摇摆不定很难调和——她先是反抗，接着却又默许——但归根结底，这都是基于同一番考量的一部分。有些风险可以接受，另一些不能，而唯一的目标是朝着有希望改变的生活前进，不至于沦落到一座孤独的小村庄里，陪着一个垂死的老人熬日子。

即便常野当时挺了过来，智鉴的所作所为也始终有着长期的代价。她跟一个陌生男子私奔出逃了，但如果她坚持说，自己把他看成是亲戚（比方说哥哥），她的兄弟们或许仍然能够原谅她。如果智鉴照此行事，她的兄弟们甚至会认为他是一名同道僧人，是她能找到的合适的陪护亲人。但跟情人私奔就完全是一种不同的忤逆了，这种忤逆她没法轻易为自己开脱。虽说智鉴的行为不一定会被视为强奸，但常野若跟他有染，铁定会被视为通奸苟且，按照幕府的定义，这属于女方家长所不允许的性行为。严格地说，这是一种犯罪，幕府甚至可以对常野施以流放之刑。当然，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没有人会上报。更有可能出现的后果是义融暴怒，将她的行为视为对家族声誉的打击，这桩丑闻会让家族再染上一个污点。

对常野而言，智鉴的所作所为，将成为自己判断失误的长鸣警钟。她的信任所托非人。也许这证明义融是对的：不能让她自行其是。哪怕只是为了让她免于伤害自己和家人，她也必须结婚，受制于他人的安全监护下，蜷缩在越后的某个角落。一般来说，女性总是弱者，哪怕并不特别蠢笨者也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她们的小计划和小算盘，跟混乱的道路和男人的犀利头脑比起来不值一提。一个娇生惯养的僧人之女，天真到会仅仅因为某人有熟悉的口音就托付信任，怎么可能在江户这样的城市里游刃有余？她到底在想些什么？这个问题将困扰她多年；她始终想努力找到一个答案，一个借口，一个故事。

在通往江户的中山道上，最后一个景点是一棵高大的中国朴树。它的叶梢渐渐变黄。一块牌子上说它是“切断羁绊之树”，旁边的神龛上高高地堆着供品和祈愿符。根据传说，想要从一段关系里解脱的人可以剥下一块树皮，用热水浸泡，然后将这符水端给自己不曾提防的伴侣。然后，如同施了魔法，两人的缘分就会松开，紧紧相连的命运之结也解开了。前方的道路会像解开绳结的丝线一般笔直顺畅，再无牵扯。

常野兴许停在树前，剥下一片树皮藏进了袖子。她可能留下了几枚硬币。又或者，她回头看了一眼神龛，想起自己已经切断的羁绊——她留在身后的三任丈夫，她兴许永远也不会再见的家人。有可能，她对智鉴的怨念，是在她看穿两人故事的结局之后才发展起来的。

常野自己可能永远没法选定过去属于哪一个版本。她有理由去掩饰，而她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向导。她的人生道路，有一部分无从了解。有太多的选择——太多的迂回和逆转。她走的是中山道，也可能选择了一条不同的、没有任何路标的小路。她有可能经过了那棵树，也可能停下来献了供品。她低头看着路，也可能回首望向北方的地平线。她想到了未来的城市，也可能想到了抛在身后的家。

重要的是——故事中至关重要且不可撤销的部分——她在朝前走。命运裹挟着她，而江户，就在前方。

上路差不多两个星期之后，1839年10月6日，常野和智鉴最终抵达了江户。这或许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哪里是乡村的尽头、哪里是城市的起点，谁也说不清楚。（见插图11）江户的周围并无城墙。没有城门要过，也没有收受贿赂或请求准入的守卫。规划江户城的幕府将军，并未依靠石头和灰泥修建外围防线，而是选择从内部加固总部的防御，借助护城河和迷宫般的封闭街道系统，阻挡通往城堡的道路。他把城市规划变成了江户的铠甲。

没有城墙，江户得以任意扩张。数百年来，它呈螺旋状向外辐射，逐渐吞噬了周边的田野和村庄，把它们变成了成百上千个城市街区。这样一来，到了19世纪初，就连幕府的人也无法辨别城市的边界。1818年，一位官员向上级提出了这个问题：“幕府巡检并无文书可解首都疆界之疑问。属下本有意亲自调查，但发现不同人等理解各异，莫衷一是。”整个江户都属于幕府将军，但他对市政府的细节工作不感兴趣，而除了他之外，再也没有别人对江户拥有完全的管辖权。町奉行管理平民区域，寺社奉行管理宗教机构及其土地，幕府的大监察（勘定奉行）司管理大名的宅地及武士营房。可一旦有人提出整座城市的边界问题，那就必须做出回答，于是，幕府的一位家老委托测绘师绘制了一幅地图。一如既往，地图上展示了位于中央的江户城堡，它是城市的中心。就将军官员问题的着眼点而言，这就是江户城存在的理由。城堡周围的一圈黑线，划定了町奉行的地界；红线勾勒了一个更大的外圈，而这幅地图的关键是宣布了该界限之内的领土是江户。

如果常野和智鉴顺着中山道前进，那么，进入板桥驿站时便已跨入了红线的范围内。在某种程度上，板桥驿站跟他们从高田沿途而来看到的其他驿站完全一样：一连串的旅馆，一群疲惫的旅行者，驮马传来的粪便气味，背着包裹匆匆往来的信使，一块幕府设立的木头告示牌，列出多项禁令。但到了下午或晚上，区别就很明显了。旅行者们可以听到音乐声从石神井川边的茶室顺河水漂流而下，河上的宴会房足有三层高。茶室里，成群的男子喧闹大笑，调戏从推拉门进进出出、送入一瓶瓶清酒的女侍。还有些人是优雅的艺伎。靠近了看，她们兴许有些老，有些疲倦，兴许因为事业发展不如预期而略感失望。但她们大多是在江户早已闯出名望的资深从业者，对自己的技艺和观众都掌控自如。听到她们在三味线的伴奏下表演的最新歌曲，旅行者们感觉自己总算到达了目的地。

暗示常野和智鉴已到达首都边界的，还有一些更为阴暗微妙的迹象。饥荒期间，来自东北地区的目光呆滞、身体羸弱的灾民，成群结队、跌跌撞撞地前往江户，在他们心目中，幕府将军所在的城市一定有着充足的粮食供应（这的确不假）。出于安全和仁慈名声的考虑，幕府在板桥设置了施粥厂以满足其需求。但已有数百人倒毙在驿站周围的山区，绝望疲惫的难民仍瘫倒在大街上。板桥最大的净土真宗寺庙住持亲自出马收殓尸体。他为不知名的陌生人起了法号，举行追思会，并将他们安葬在寺庙地界。这些墓碑保留至今，后来还有一座纪念碑，专为住持和他所安葬的灾民所修。这暗示了绝望的灾民有可能遇到什么样的善意，但也是在提醒他们有可能遭遇什么样的结局。

过了板桥驿站，江户的样子再次变得像乡村。道路两旁都是农田，收割之后呈干枯的金黄色，此外还立着一排排景观树。每隔一段，会碰到一扇通往神社的门，或是一座属于某位大名的样子新颖的仓库。这些地方，有些其实是町奉行的辖区，但多数甚至没有在江户的地图上标记出来。从外观看，它们像村庄，住户也大多是农民。

渐渐地，地上的景色发生了变化。树木、灌木和农田，让位于千篇一律的兵营。这些长条形状的矮房子看起来一模一样，乍一看毫无特色，但拥有这些房子的武士之名，都标注在江户的地图上，而且每一户的家徽，都印在屋顶最高处正面竖起的瓦片上。这些建筑中有一些是大名贵族的辅馆和别墅，但大部分面积都很小，也不属于名人。只有幕府的小家臣把主要住所设在这里，远离市中心，离稻田和果园只有一步之遥。常野知道家乡有两个男孩——井泽兄弟——去江户的武士人家找工作。或许，经过时她想起了他们，好奇他们是否也住在类似的围墙和栅栏后面，要不就是期待他们已经设法在更叫人兴奋的地方安顿下来。

接着，就在人们开始以为这单调的街景就是江户所能见到的一切时，它戛然而止。视线左边出现了加贺藩主府辉煌的朱红大门。（见插图12）这是一面坚固厚重的巨型大门，在灰色石头、白色墙壁和泥土背景的映衬下，它们似乎带着色彩在颤动。在江户，每一种建筑特点，都对应着法律或法规，只有统治了整个省份的藩主及迎娶了幕府将军之女的大名，才可以使用朱红大门。加贺藩主前田成康，符合这两项条件。他统领的省份位于日本海沿岸，是一片美丽的土地，每年生产超过100万包大米。为了和将军的女儿结婚，他特意找人制作了这道整座府邸最引人注目的大门，并保留为她专用。

如果常野穿过那道门，她会看到些什么？藩主的宅邸不是普通人未经允许能进入的地方，虽说也有人尝试并成功过。其中之一是一个名叫“老鼠”的小偷，早在常野到达江户的15年前，他的事迹曾传遍全城，当时，赤门尚在修建当中。“老鼠”要么翻越围墙，要么从栅栏的缝隙中挤进各大名的宅邸。有时，他能一次性偷走多达一百枚沉甸甸的金币。终于有一天，当局逮捕了他，给他刺青发配外地。可即便这样也没能阻止他。当江户城堡附近大名街上的所有宅邸挨个儿失窃，人人都知道，“老鼠”回来了。最后，1832年，他被当场抓获。这一回再没有第二次机会了。町奉行做出了判决：“老鼠”将在全城游街示众后被处死。有幸看到数十人挥舞着长矛押送“老鼠”前往刑场的人，至今仍对此情此景津津乐道。他们说，他样貌普通，个头儿矮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能钻过那么多的栅栏缝隙。

如果常野曾抬头凝视过加贺藩主大门厚重的屋顶，恐怕连窥视宅邸内部都很难想象，更别说爬上围墙了。栅栏、铁窗和牢固的石头地基看上去坚不可摧，而这也正是它们的本意：彰显藩主保卫领土之职。围墙之外，宅邸周边的房间属于为加贺效力的普通武士。他们刚从家乡的领地赶来，牵着几十匹马，携带了数不清的行李箱和武器。他们将和自己的主人一同驻守江户，直到次年夏天才获允休假。他们的工作仅仅是待在那里，如有必要，需展示武家官威，壮大藩主声望。为了打发时间，他们喝酒、写诗、晚睡、打牌，用配给的米饭、泡菜和沙丁鱼烹饪寒酸的伙食。

宅邸的中央是个谜，连藩主的武士也从未获允踏足。但像这样的空间，常野反倒容易想象，因为女孩们从小就读过它们，从插画书里看到过它们。她可以想象出锃亮木头修建的长长走廊，宽敞的房间里铺着新垫子，摆放着漆盘瓷杯，空气中弥漫着一缕袅袅的熏香。推拉门打开时不会发出“咔嗒咔嗒”的杂音。人们会压低嗓门儿优雅地谈话，讨论小说，讲述英俊演员的八卦，对还没人看过的戏剧发表长篇大论。名门大家的女性不会跟普通人一起去戏院。相反，她们会花一整天的时间比较彼此的发夹，把绳织成球，或是在微型围棋棋盘和顶针大小的茶杯面前摆放小玩偶。她们做游戏，演奏乐器，着迷地为难得碰上一回的寺庙出游做计划。她们的衣着也无可挑剔。她们从江户最好的服装商那里订购一切：进口的天鹅绒束带，整套的印花布和服，手绘花纹和刺绣龙纹的丝绸衬垫睡衣。就连常野（按越后乡下的标准，她自己就拥有一整柜叫人过目难忘的衣服）也无法想象这些东西要花多少钱。

一过加贺藩主的赤门，顺着中山道（现在它只是一条寻常城市街道了）继续往南，就是按六到一编号的本乡街区。在这里，武士宅邸的围墙和栅栏，让位于一种不同的城市景观，它们开始面朝街道而不是背向它。杂乱交错的屋顶和向外延伸路旁的入口，取代了武士住宅区简洁的线条。每一个街区都是独立的社会和行政单位，有自己的规定和雇员。拥有道路两旁建筑的家庭，构成了这些街区的成员。街区按组别分配给平民区域负责人（町名主），后者向町奉行所的武士报告。不同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无形边界，街区之间的界限，以木门的形式做了地标。木门到了夜晚就关闭（这属于安保设施的一部分），故此也没必要再设置江户城外的防御了。到了早晨，木门打开，城市的商业命脉得以畅通无阻地流动。对常野和其他在路上的旅行者来说，本乡的六个街区合并成了一座无所不包的大集市——本乡六丁目的味噌批发商，把装满枫深红色和淡小麦金色味噌的大桶摆在店门前；本乡五丁目的著名药剂师，专攻小儿病症；本乡三丁目的地标商铺“金安”，世世代代出售牙粉。这家店的广告策略很出名：员工们站在大街上用尽全力地大叫，赞美“乳香粉”的种种优点。人们常说，金安标志着江户和农村的边界——“出了金安，本乡就不再是江户”——但这是在城市猛烈扩张之前，当时还没有地图也没有红线，江户人不得不依靠俗语理解城市的边界。

随着本乡进入汤岛，人流越来越多了。这里错落地点缀着武士宅邸、商店、寺庙和神社用地。有的武士正在执勤，他们穿着浆过的罩裙，双肩僵硬，一长一短两把佩刀挂在身边。随从们跟在后面。刚从乡下来的人肩上扛着箱子，拉着马车。这里还有干活儿用的牲口：马和巨大的黑牛，拖着两轮大车。车流人流一路往南——那是神田川和神田明神大神社的方向。

如果常野路过了这座神社，一定会认出这是个地标建筑。所有的江户名声指南中都提到过神田明神，神社内高耸的常青树，在江户城名胜古迹版画里也屡屡出现。这里每两年在9月中旬举行一次祭典，上一次祭典，就在常野到来的几个星期前。周边地区的平民百姓涌上大街，敲锣打鼓，挥舞着横幅，戴着别有红花的草帽，摇着扇子，吹着笛子，庆祝幕府的成立，向神社的神明祷告，为自己的人生感恩。每个街区都有自己的花车，有的甚至比三层楼还要高——身着丝绸长袍的古代朝臣在花车屋顶若隐若现，此外还有一只公鸡、一只长尾凤凰、许多妖怪、一只多节蓝色章鱼、一捧硕大的鲜花，还有笼罩在璀璨光芒中的初升朝阳。（见插图13）如果常野能在江户熬满两年，她也一定会到场观看游行，神田祭也将成为她的节日。

从神社开始，中山道便斜插向神田川两岸。江户人把沿着汤岛一侧的道路称为饺子山，这也是一条警告：如果旅客从路上失足滑落，一路滚下泥泞的河堤，他的下场就会像一个圆滚滚的烤饺子。但常野到达的那一天，阳光明媚，路面干燥，并没有摔倒的危险。如果她低头往下看，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路下面的河堤，小船在岸边把货物卸给牛车车夫，后者把货物运送到内陆水路无法到达的大名府邸、仓库和商店。这些车夫都是些糙汉，多为移民，就跟那些与常野一同顺着中山道来的人一样。他们挤在牛车主人房屋的后院库房里，一有生意主人就差遣他们，按日付酬。常野会认为这些鲁莽汉子不值得注意，别的江户人也几乎不认可他们。他们是外地人：既非租客，也非房东，不是学徒，甚至连个棚屋都摊不上。但他们无处不在，在街上抬轿子，救火，拉手推车，竖脚手架。这就是外来农民工的共同命运：让城市运转，却从来没有归属感。

过了昌平桥，中山道便把旅客们带到了一道种满柳树、抬高了的河堤上。这条风景优美的步行街一直延伸到神田川，虽然白天很难分辨，但一到晚上，这里却多流莺出没。走过柳树，迎来一道小木门，后面是一座巨大的广场，名叫“八小路”(Yatsukōji)。角落里立着一间火警屋，一位幕府低级官员站在长长的铁钩和高高的梯子中间，时刻准备报告火灾。另一名官员驻扎在八小路观火台上，它也是江户著名景点之一，比普通平房的瓦屋顶高上好几层。如果站岗的警卫看到火情，会敲响一面大鼓，摇响警铃，并随着火势逼近，加快敲打节奏。

江户的每一个人，新来的也不例外，都知道这座城市有多么容易失火，而一旦失火，后果会有多么可怕。他们听说过木炭火盆里迸出的火星被风吹散会引发火灾；早就有人警告过他们，不可粗心大意地放置灯笼，要是它翻倒了，就会把房间给点燃。他们知道纵火犯的故事：怀恨在心的仆人用一块旧布把阴燃的煤渣裹起来，藏到主人的楼梯下；绝望的姑娘为了逃跑去见情人而放火烧了父母的房子；一个胆大包天的人，为了想获得一份工作，竟然对一家商店放火，指望能独揽救火的功劳。所有人都学会了在寒冷干燥的冬季保持警惕，以免火苗顺着蜿蜒的小路，烧掉房屋和商店的木质框架，越过竹篱笆和脚手架，跳过灰泥质地的墙壁，吞噬来路上的一切。他们学会了识别火灾的后果：尸体和还在冒烟的残骸；人们抢救出来的一堆堆家具，摆放在街道中央，还有拆除房屋、制造防火带剩下的成堆木材。

常野到达江户的前一年，江户城堡的一部分就遭到烧毁，市中心神田的大片区域也烧成了灰烬。几个星期后，平民区曲町的十个街区被烧得一干二净。冬末，一位武士的府邸失火，烧毁了数百座平民房屋，还烧毁了一处町奉行所。这一年到此为止还风平浪静，但十月只是冬季的头一个月。八小路观火台提醒人们注意火灾危险，它本身就是一种警告，哪怕是在一个晴朗平静、鼓铃并无响动的日子。

穿过尘土飞扬的广场，道路沿着神田市场的北边延伸通往市中心，这里的商店供应数量惊人的水果、蔬菜、鸡蛋和海藻。常野在越后山区经历过“天保饥馑”，在她眼里，江户市场里商品之丰富，简直是个奇迹。商人们从长野运来柿子，从和歌山运来橘子；他们有昂贵的松茸，装在篮子里的冬青。由于反常的温暖天气，价格为多年来最低。但神田是批发市场，所以常野没法停下脚步买个把柿子或冬瓜。江户人从街区商店购买农产品，偶尔也直接从进城临时摆摊的农民手里购买。

事实上，虽然外面的陈列展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暗地里，神田市场却举步维艰。它在江户的地位维持了100多年，但江户的经济形势正在迅速变化。常野从外面是看不到这一切的，更不可能在她来到江户的第一天就理解：那天是初冬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她在地图上看到的所有地方，突然色彩鲜明地、闹哄哄地展现在她眼前。城里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新鲜的，她无从察觉长期的趋势。但是神田的商贩们知道变化即将到来，他们能从批发商行会召开的气氛紧张的会议里听出弦外之音：商贩们在会上讨论怎样跟不遵守行规、无须承担税收负担的新贵供应商竞争。经验丰富的旅行者也知道这一点。他们可以从道路上窥出危机的隐隐现身：进入江户城的人比离开的人多。后巷出租房的住户们也能感觉到，虽说他们无法解释。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濒临爆发、仍在日复一日累积的紧张感。

在江户城，幕府的高级官员明白这个问题。靠着町奉行的拼死努力，江户从饥荒中幸存下来。他们估计，大约有一半的平民——将近30万人——需要紧急救济。现在，商品价格似乎稳定下来，但新来的灾民仍不断涌入。要是再来一个糟糕的年景，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对江户的传统精英——城堡里的武士、平民区的长老、神田市场的批发商——来说，这是座熟悉的城市。嗒嗒作响的牛车和隐约可见的消防塔，不是什么让人吃惊的东西；在一个谁也不认识谁的大城市，会落得什么样的下场，他们也无须别人提醒。但他们感知到了其他威胁。在他们眼里，危险是有形的。它的样子完全跟常野一样：一个穿着旧袍子、疲惫不堪的陌生人，饥肠辘辘、目光如电地在这座她一心想来的城里四下扫视。这警告就如同她的越后乡音一般直白，像火警铃声一般清晰而持久，预示着一场危机正在形成，而且不断迫近。

常野的直接目的地坐落在内神田靠西边的地方，背靠江户城堡护城河，是一个没有什么特色的拥挤社区。晌午时分，一些商店迎着人流打开大门，欢迎游客观赏店里摆设的糖果或工具。有些店的店门则紧闭或是半掩，打消人们的好奇心。到了傍晚，社区入口会挂上高高的灯笼，每只灯笼各自渲染出一轮光晕。

店东和雇员占据了临街的建筑物。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在这个街区住了好几代，但几乎所有人都是租客。拥有这些建筑和土地的人住在其他社区，甚至其他城市。在江户的一些地方，大商行设有旗舰店，周围是横跨了若干个街区的附属建筑和地产。但内神田不是那种地方。1843年，江户有近200名最富有的平民，其中只有一个人来自这个社区：他是一位高端衣商，叫三文字屋十兵卫(Sanmojiya Ichibei)。他的邻居都是些不起眼的店主，卖糖果、茶叶、药品、黑齿刷和金属小器皿。

智鉴的亲戚住在神田皆川町(Minagawa-chō)二丁目，这是一条死胡同，背靠着一位世代为幕府将军效劳的医生的产业。这个街区颇有几位像医生那样的宅基地主，也就是有专业技能的平民，并因为自己的服务获得地产、薪俸，以及名义上的武士地位。在他们中间，有些人是专门制作金箔和漆器的工匠，还有几个在护城河对岸江户城堡的地界上开着作坊。这是关于皆川町唯一一件算得上有点意思的事情，这条街实在太没名气了，大多数人听都没听说过它。就连到过这里的人，有时也会把它跟更有名的隔壁街三河町(Mikawa-chō)弄混。

智鉴和常野在寻找一家名叫大黑屋(Daikokuya)的米店。它的业主惣八跟智鉴有些亲戚关系。至少，按越后移民的标准来看，他做得算是相当不错。许多以碾米工起家的人做梦都想开一家这样的门店。只要有研钵和杵，他们就能做起这桩营生，之后存钱租下一家店面。如果商店生意不错，店里会逐渐乱七八糟地堆满盘子、桶、瓢、装谷子的稻草包，并且充斥着碾米机哐哐锤击的噪声。

首先，店老板得自己学习怎样操作研磨机。这是一项辛苦的工作，但比用研钵和杵轻松些。研磨机的样子看起来有点像一头木制长颈鹿，它笔直的长脖子在空中摇摆，坚硬的脑袋一遍又一遍地撞击地面——这就是杵。研钵的部分则是一口放在地上的沉重大碗。工人站到机器上，使劲踩动踏板，让机器运转起来——那样子如同正骑着长颈鹿。这是一桩汗流浃背、有失威严的劳力活儿，所以最终——老板希望——会有别的人（比如职业介绍所派来的年轻人）来做这件事。其次，更轻松、更快活的工作就落在了业主和他妻子身上，他们把米放在宽篮子里冲洗，让谷粒流进小木头箱子。如果东家是个爱交际的人，到了晚上，他可以去后巷转转，一次卖上一勺饭，听听邻里之间的流言八卦。

在饥荒年代，惣八这样的米商面临着压力。他们的小店恰好处在大批发商（希望按市价出售大米）和市民（害怕饿死）之间绷紧的关键点上。每当大米价格太贵，附近商店的老板们就会担心发生骚乱。18世纪80年代，严重的“天明大饥荒”期间，粮价涨到小贩或计件工人工作一天只能换到四份米饭，几乎再没有余钱可支付房租、燃料或其他食物了。1787年夏天，暴乱者连续数日将矛头对准城里的大米批发商、零售商、酿酒商，以及其他任何他们眼里造成大米短缺、粮价居高不下的人。他们砸掉研钵，拆毁家具，把衣服扔到泥里踩踏，还把厨房用具抛到下水道。他们把成捆的大米扔到街上，接着对剖开来。他们对粮食的漫不经心正是事情的关键：他们是在抗议囤积，而不是在哄抢行窃。谷物在小巷里徒劳地漫天飞舞，棚户的炊具里依然空空如也。最终，经过几天的混乱，数百家商店遭到砸毁，其中大多是批发商和酿酒商，也有数十家是零售米店。

1787年的动乱，即“天明骚乱”，让幕府将军的官员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江户城的控制。这不是一场普普通通的农民起义：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头一次遇到针对自己统治的真正民间威胁。两年后的巴黎，一群对面包价格感到愤怒的市场女摊贩袭击了市政厅，强迫它让商店开张，接着，她们继续前往凡尔赛，并跟其他数千名抗议者逼迫国王返回首都。这次起义，距离巴士底狱陷落仅仅几个月，是促使法国旧政权垮台的大规模城市骚乱浪潮的一部分。尽管江户不可能预见到欧洲的这一转折性事件，但幕府将军的手下，不是唯一一批理解城市抗议者革命潜力的人。平定骚乱后，幕府家老们推出了一系列新的行政举措，史称“宽政改革”，包括设立一家城市储蓄联会(city savings association)。这场改革推行于1787年至1793年，旨在确保“幕府将军膝下”的江户城再也不会面临类似危机。

19世纪30年代的“天保饥馑”对这一策略提出了严峻考验。随着大米价格的上涨，江户的富裕平民准备应付骚乱。他们推迟了建筑项目，部分原因是不希望工人集结在自己的商店附近。如果租户停止支付租金，门上和墙上就会出现威胁标志，后巷还会流传出诉诸暴力的风言风语。大商人被迫打开仓库分发大米和现金。与此同时，幕府将军的手下马不停蹄地运转起来，以维持城市的平静。他们建立了施粥厂，向成千上万的人分发粮食配给。官员们还努力让手里仍有余钱的人买得起大米。每当大米价格飙升，他们就会下令调低零售价格，打破江户老牌大米批发商的垄断束缚。在1836年到1839年的三年时间里，任何人都可以把大米带进江户城销售。不过，像惣八这样的小米店仍然难以找到供应商，幕府认为有必要向它们提供紧急供应，并警告说，要是这些米店关门，骚乱便会紧随而来。

在幕府和各大商行的共同努力下，预期中的骚乱并未发生。大米价格回到了饥荒前的低点。1839年，常野来到惣八的门店，一个小贩一天的工作就可以买到二十多顿饭的大米。最糟糕的光景似乎已经过去，但城里的人仍很警惕。那年秋天赏月的时节，他们开玩笑说：“就算是看着月亮，我们也聊着市场上的米价。”（见插图14）

哪怕惣八本身想要表现出热情好客，但对从事米业的生意人来说，这并不是款待陌生来客的好时机，尤其是那些从乡下出来、并无就业前景也不打算离开的客人。面对这个不合理的要求，他很生气，明确告诉常野和智鉴不能留在店里。他说，要是常野找不到别的地方去，他就送她去当女佣。从他的角度看，这兴许是个建议；但从常野的角度看，这是个威胁。

智鉴向常野保证自己的亲戚会欢迎她；他对她说，如果两人一起到江户，不会“碰到什么麻烦”。他说，自己的亲戚绝不会让她流离失所。但这些保证，跟他说过的其他很多话一样，无非是谎言罢了。

那天晚上，1839年10月6日，常野兴许想过要逆转故事的进程，回到高田，为出逃另择一天、另选一个同伴、另选一个机会。有那么一刻，她大概想过回到林泉寺，做出不同的决定，待在家里，或者去结婚。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江户不为任何人暂停。

在板桥驿站，妓女们打粉遮盖身上的瘀青，用发簪穿过自己涂了漆而硬邦邦的头发。如果运气好，她们兴许能先偷偷弄点吃的，再被叫去参加聚会。如果运气真的很好，她们的客人会醉到不省人事。音乐一如既往地在河边飘荡，是艺伎们昨天唱过、明天还会再唱的同一首悲伤的歌。喧闹的客人们在酒局上拍手、跺脚、喝倒彩。姑娘们附和地大笑，那傻笑的声音在驿站的大道上前后回荡。

加贺藩主的府邸一片寂静。负责清扫花园树叶的工人们回到了拥挤的公共休息室，其他人则留下来守夜。侍女们帮藩主的妻子，也就是幕府将军之女，换上夹棉的丝绸睡衣。女仆重新布置了家具，铺好榻榻米，灌满水壶，厨房的帮佣确保已经一一熄掉了灶火。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又得把它们全部重新点燃。

兵营里的男人们解散回到各自的房间，为账目担心，或是翻阅最新版的江户武士登记簿，从一片陌生面孔的海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还有人写长长的家信，询问妻子孩子。他们埋怨江户太脏，腌菜跟自己平常吃的不一样，柿饼全都又小又烂。为什么金泽的“江户发型”跟江户人实际梳的发型完全不同？他们还会写下接下来几个星期的打算：去日影町(Hikage-chō)的二手服装店买新帽子。也许，可以去一趟爱宕山，俯瞰整座城市，看看它是否真的像大家说的那么平坦。

在神田明神，节日的喧嚣刚刚过去，僧侣和仆人们还在休养恢复。站在神社静悄悄的院子里，他们可以看到昌平大桥。那儿的堤岸上，站街女子在柳树下拉客等生意。一些人瘦弱多病，也有人满脸皱纹和麻点。但由于她们的妆化得浓重，哪怕在近乎满月的夜光下，也很难分辨。

在羊肠小路上，值班人满怀敬畏地爬上瞭望塔顶，准备在那里度过漫漫长夜。此时天色晴朗，火灾季即将开始：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了。几个街区之外，负责把葡萄运送到神田市场的商人，正等待着下一批货物。有些年份，葡萄在运输过程中腐败变质，无法进献给将军。有时走大路更好，有时走海路合适。一切总得等到货物到达，他们才知道。

在神田附近的其他地方，店主们坐着盘算利润和损失，而仆人安睡在后房和租来的房子里。父母努力哄孩子睡觉。著名作家斋藤月岑，也是神田町的町名主，在日记里留下了一条简短的记录。一位艺伎送给他当季的柿子和葡萄作为礼物。除此之外，几乎无事可报。流浪狗在嚎叫，夜间的小贩们收拾起摊位，街区的看门人关上了木门。在皆川町二丁目的某个地方，常野度过了她在江户城的第一个夜晚。江户各地的人都提到过这个温暖的初冬，但常野没有睡衣，也没有榻榻米。她没有多余的衣物，没有钱，没有朋友，没有前途。智鉴是个没用的骗子，惣八威胁说要送常野去当女佣。第一天的一切都不曾按计划发展。在越后，她的家人可能已收到了她上路之后寄去的信件。他们会发现她逃跑了，她的兄弟们会大发雷霆。她的母亲会伤心。他们可能永远不会给她回信。她认为自己在老家的处境难以忍受，但她又用它换来了什么呢？“我挣扎甚苦，”她后来写道，“竟无言可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