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夫宇宙名物之于身心，犹饥寒之于衣食也。有切己者，虽铢锱不遗；有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公主梅城县政，不思以布帛菽粟保暖其身，而欲汲汲于奇技淫巧、声光雷电，致使道有饿殍，家无隔夜之炊。民怨鼎沸，人心日坏。造大坝，凿运河，息商贾，兴公社，梅城历来富庶之地，终至于焦瘁殆尽。为公思之，每恻然无眠。须知梅城小县，非武陵桃源，不能以一人之偏私，弃十数万生灵于不顾。退社之风，盖有源于此。人事天道，自有分界。人事所不能，待以天道而已。夫人定胜天者，闻所未闻，非愚则妄，不待详辨。至若共产主义于一九六二年实现，则更是荒诞不经，痴人说梦。岂不闻六朝人语：欲持荷作柱，荷弱不胜梁，欲持荷作镜，荷暗本无光乎……公仰赖力大者护佑庇荫，遂一意孤行，胡作妄为，然而公独不闻宋人“荷尽已无擎雨盖”之言乎？

这是大年除夕的傍晚，天色阴晦，大雪飘飞。天气实在是太冷了，早晨泡的一杯茶，现已结了一层薄冰。谭功达坐在书房的桌前，将这封匿名信一连读了三遍。这封信一看就知道是个乡村学究所写，信中的话文绉绉的，却是骂人不带脏字。那首六朝人的小诗，明明是骂他禀赋黯弱，不堪重任，也含有劝退之意。而最后那句“荷尽已无擎雨盖”简直就有点刻毒了。从邮戳上来看，这封信竟然是从普济寄出的。此人身处乡野，竟然对县里的大小事务了如指掌，不仅知道自己背后有所谓“力大者护佑”，而且居然知道他给省里和中央打过的一个一九六二年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的报告，可见此人来历非同一般。

信中所说的“力大者”，大概指的就是鹤壁的聂竹风了。差不多在一个小时之前，谭功达给他打电话拜年。聂竹风的声音听上去异常苍老、虚弱，他告诫谭功达，上面近来风声很紧，“山雨欲来风满楼”。地委各机关也很不太平，凡事都得处处谨慎，开挖大运河一事切不可操之过急：“我已经老了，地委的事情怎么都无所谓，可梅城是咱们的根据地，不能有任何闪失。不然的话，我可就连个养老的地方都没有了。”

聂竹风又说：“潘书记病故之后，省里几位领导都主张派一个新书记来梅城，我担心新书记来了以后你会觉得碍手碍脚，便提出书记一职由你兼任。不过，这不是长久之计，你做了书记，县长一职迟早得让出来。你的那个通讯员不是已经做了副县长了吗？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嗯，靠不靠得住？”

最后，聂竹风笑着问他：“你跟文工团的那个小姑娘怎么样了？我看你还得往炉子里加点柴。就像国际歌里唱的，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白小娴回家过年去了，雪倒是越下越大。谭功达觉得胃部隐隐作痛，便走到厨房里找吃的。锅灶都是冷的，揭开锅盖，早晨煮的稀饭都已经结了一层冰碴子。厨房的地上搁着两棵大白菜、一把小葱、一块用旧报纸卷着的腊肉、一根冬笋，这些东西是普济的高麻子托人给他送来的年货。平时，谭功达一日三餐大多在县机关的食堂里吃，即便到了周末，他也难得在家生火做饭。可如今过年了，食堂和街面上的饭铺都关了门，谭功达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地上的这堆东西，不知如何下手。

天色渐渐地暗了，透过木格子的窗户，他看见家家户户屋顶上都升起了炊烟。屋外的空地上有几个孩子正在堆雪人，他们大声地笑着，叫着，在雪地里追逐奔跑，踢得雪片纷飞。一个穿红棉袄的小女孩正仰着脸在竹林边看着她的爷爷往门上贴春联；在更远一点的河道上，一个头戴皮帽的中年人手里拎着一只大猪头，嘴里哈着气雾，正急急地往家赶。他的妻子头上裹着方巾，一手拉着一个孩子，在身后紧紧地追赶着他。有人漏夜赶科场，有人风雪还故乡。男人也许走得太快了，每走一段，就停下来等他们。很快，这几个人就走出了他的视线，唯有北风在旷野里扬起阵阵雪霰，在光秃秃的树林上空，簌簌如雨。

谭功达吸了吸清鼻涕，回过头来看了看冰冷的厨房，不由得想起匿名信中“布帛菽粟保暖其身”这句话来，细细一琢磨，倒也不无道理。现在，他只剩下去钱大钧家蹭饭一条路了。按照梅城一带的风俗，除夕之夜不便去别人家吃饭，但听着肚子里咕咕乱叫，他也顾不得许多了。他走到卧室的写字台前，打通了钱大钧家的电话。电话是田小凤接的，她说中午的时候白副县长就来电话把大钧叫走了，说是要开一个紧急会议。

“开什么会？”

“县长，您都不知道吗？”田小凤笑道，“干脆，您到我们家来包饺子吧，是羊肉馅的饺子，反正您也不会生火做饭。”

谭功达放下电话，心里直犯嘀咕。这大过年的，白庭禹和大钧他们却去开什么紧急会议！即便是开会，他作为一县之长，怎么一点也没听说呢？他又往白庭禹家打了个电话，那头没人接。最后，谭功达将电话打到了杨福妹家。接电话的是一个老太太，嘴里含着一口浓痰，说起话来颠三倒四：“她去哪里？我哪个晓得喽，不是说开会吗？一年到头的，哪天不能开会，偏偏挤到这么个时候，家里一大堆亲戚都等着她一个人。喂，你是哪位？”

真是怪事，都去开会了。难道说梅城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他听见电话那头，老太太还在喂喂喂地乱叫，这才想起电话还没挂。

既然大钧不在家中，谭功达只得打消了去他家吃饭的念头，一个人回到厨房里，将早上没吃完的稀饭热了热，立在灶头，呼噜呼噜地喝了下去。随后，他去院中关上门，来到书房的写字台前，泡上一杯浓茶，拿过那本《沼气设计常识》，读了起来。可没读几页，就停电了。屋子里一片漆黑。大年三十竟然还会停电，谭功达的心里不由得再次暴怒起来。

两年前，谭功达给省里和地委一连打了六份报告，省电力厅才同意在通往省城的高压输电网上接出一条支线供梅城照明使用。可一旦电力供应紧张，梅城总是第一个被牺牲掉。普济的水库大坝虽然已经合龙，但发电机组一时还没有下文。本来南洋的两个侨眷愿意出钱购买发电机，还到普济实地看过两次，可报告打到省里，迟迟没有批复。一位省领导在电话中还勃然大怒：“这两个华商的政治背景你到底弄清楚没有？他们和台湾到底有没有关系？你的大坝修在长江的支流上，一旦出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令人烦心的事还远远不止这一件。别的县连高级社都普及了，可在梅城，初级社的覆盖率也只有百分之六十，排在全省倒数第二。即便如此，竟然还有人暗中闹退社，将县委派下去的工作组扣留在猪圈里……那些退了社的社员担心县里让他们重新入社，便故意毁坏农具，将耕牛、毛驴都杀来吃了，将犁头敲下来换糖，一夜之间，山林里长了百十年的大树通通被砍光。地、县公安机关派人下去抓了一批人，事情还没平息，却有人偷偷地搞起单干的把戏来，把村里的山林和水塘都分给了个人。

粮食征收的状况也不容乐观。农民自留的口粮不够吃，到了青黄不接的春夏之交，竟然将孩子悄悄地送入县政府大院。县里只得办了一个托儿所，雇了十二名保姆。可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复杂了：那些从安徽、河南来的讨饭大军也将奄奄一息的孩子往县委大院一送了之。那些睡在襁褓中的婴儿又不能开口说话，要弄清楚他们的来历和身份，根本不可能。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就学、户口都是问题。谭功达多次打电话向聂竹风诉苦，老虎却总是很不耐烦地对他说：“别的县都搞得挺好的，怎么就你们县出了这么多的乱子？你要多动动脑子。”

一年前他提出修造一条连接各乡村的运河。可土方包到各乡村，村民们只是在秋后的农闲季节面子上敷衍一下，就收工回家了。地上一旦结了冰，他们就说下不去锹，宁肯聚在家里打扑克。县里派了督察组下去，他们也根本不予理睬。心情烦闷的时候，谭功达坐在办公室里想着这一大堆焦头烂额的事，免不了要向秘书姚佩佩唠叨几句，可姚佩佩一听他诉苦，就笑着朝他直摆手道：“县长，您别，您还是饶了我吧。您一说这个，我就脑仁儿疼。”然后就抱着脑袋向谭功达直翻白眼。她还说，当初就不该答应到县里来工作，还不如在西津渡卖绒线自在呢。这个姚佩佩，脾气阴晴不定，总是让人摸不透，高兴的时候见到谁都是笑嘻嘻的，可不高兴起来，她就一连几天不理人，要么干脆就赖在家里装病。

有的时候，谭功达也试着将县里的事跟白小娴说说，小娴倒是有耐心听，可根本没往脑子里去，听完了就说：“你一个人管这么大一个县，那该有多好玩啊！”或者说：“老谭，要不我们换一换，我来替你当县长，你去我们文工团跳舞得了。”可见，她也没把谭功达的话当一回事。

他坐在黑暗中，脑子里想着这些杂七杂八的事，两条腿都冻麻了，正想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电话铃就响了。

话筒的那一端传来一个苍老沙哑的声音：

“猜猜看，我是谁？”

谭功达有点听出他是谁来了，心里又不敢确定。愣了半天，只得冷冷道：“对不起，我猜不到。”

“我是赵焕章。”对方哈哈大笑。

谭功达诧异道：“怎么，怎么是你？”

赵焕章反问道：“难道我就不能给你打电话吗？”

赵焕章把电话打到他家，这还是第一次。而且这个人平常不苟言笑，今天却在电话里嘻嘻哈哈的，多少有点反常。没准是遇到了什么高兴的事。两个人互致新春问候，又寒暄了一会儿，赵焕章道：

“我给你打电话是为了跟你告个别。”

“怎么，这大过年的，你还要出差去吗？”

“不是出差，是出门。”

谭功达听出他话中有话，正想问个究竟，赵焕章忽然问他：

“老弟，你喜欢养花吗？”

谭功达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他是什么意思，就赶紧说：“喜欢啊，怎么呢？”

“你是喜欢兰花呢，还是水仙？”

两种花谭功达都没见过，可既然对方问起，他出于礼貌，想了想，硬起头皮说：“水仙大概好一点吧。”

“那好吧，再见。”

对方没等他答话，就把电话给挂了。谭功达放下电话，站在桌边，半天回不过神来。没来由地打电话拜年，又没来由地挂断了电话，这赵焕章究竟是什么意思？他知道赵焕章是商务印书馆编字典的出身，肚子里颇有些墨水。平常邋里邋遢，连澡都懒得洗，可就是喜欢养个花花草草什么的，很有些小资产阶级情调。据同样喜欢养花的杨福妹说，他家的院子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盆花，台阶上、院墙上、地上，到处都是。有一年她看中了一盆“美人”，实际上就是狗蝇梅，向赵焕章讨，赵焕章倒是给她了。可每过一段时间，他都要登门，去看看他的“美人”怎么样了，弄得杨福妹的老娘烦不胜烦。最后，小杨找了个借口推说这花自己养不活，让赵焕章又给抱回去了。有一句话赵焕章时常挂在嘴边，叫做“万事向衰无药起，一身躺倒任花埋”。话虽说得颓唐了些，可县机关的人都知道他惜花如命。

谭功达正在胡思乱想，忽听到屋外人声嘈杂，乱哄哄一片，他走到窗前，静静一听，原来是“移风易俗、破旧立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们正在唱歌。在时断时续的歌声中，他听见一个女高音用铅皮喇叭向居民们喊话。那声音在寂静的晚上远远地传来，颇有几分凄厉。

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

电还没有来。看来，梅城县的居民们要在黑暗中度过这个除夕之夜了。

2

正月初八上班的第一天，姚佩佩又迟到了。她推着自行车走进县委大院，看见司机小王手里拿着一把鸡毛掸子，低着头正在雪地上找着什么东西。

“小王，你在找什么呢？”姚佩佩笑着跟他打招呼。

小王抬头看了姚佩佩一眼，自语道：“咦，我的车钥匙怎么忽然无中生有了？”

佩佩被他逗得扑哧一声就笑了起来。

“怎么？我的这个成语又用得不对吗？”小王傻傻地看着她。

“不对不对。”姚佩佩笑道，“其实，说话不一定要用成语。你就说，我的车钥匙不见了就行了，多省事！”

“假如我一定要用成语，应该怎么说？”

“你就说——”姚佩佩想了想，道，“你可以说‘不翼而飞’。”

“那丢了什么东西才可以说‘无中生有’？”

“丢什么也不能说无中生有！这个词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小王噢噢了两声，又满地找他的钥匙去了。

姚佩佩抬腕看了看表，已经八点半了。那辆吉普车旁还停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她知道省里又来人了，说不定又在四楼大会议厅开会呢。她没有去自己的办公室，而是咚咚咚咚跑上楼梯，直接向四楼的会议室走去。

会议室的门关着，里面隐隐传来一个人的说话声，好像是白庭禹。他说话的嗓门很高，似乎在和什么人吵架。姚佩佩正要敲门，那扇大门忽然自己就开了，杨福妹手里拎着一只热水瓶，正好出来。

“你有什么事？”杨福妹道。她的语调和以前一样，冷冰冰的。

“我来开会呀。”姚佩佩道。说完，就要从门缝中挤进去。

杨福妹一把就把她给拽住了：“领导在开会，没你什么事。”

随后，她拉上门，丢下姚佩佩，一个人下楼打开水去了。姚佩佩闹了个大红脸，心里道，原来并不是每次上面有领导来，她都有资格去开会的，便满脸羞惭地下楼去了，一路上不住地在心里面骂自己“蠢货”。

一进办公室的大门，姚佩佩就闻到一股扑鼻的花香。再一看，原来自己的办公桌玻璃上搁着一盆墨兰。她还从来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墨兰，惊喜得差一点叫出声来了。还是在上海静安寺的时候，家里的佣人吴妈因老家就在天目山脚下，每次回家，总要带回几盆墨兰，在花园里养着。一到开花的时节，父亲就会从花园中挑出一盆，放到三楼的大书房里，作为消闲的清供。想不到在梅城这个地方，竟然也有这种花，而且养得这么好！

姚佩佩坐在写字台前，慢慢地转动着花盆，在阳光下细细观看。这盆墨兰花叶宽阔，秀丽挺拔，颜色黛中带绿，泛着一层油油的光亮。三四茎深紫色的花骨朵从花叶中挤出来，结满了花苞，有两朵已经开了。花朵的四周有一圈嫩黄色的镶边，凑上鼻子一闻，花香馥郁，令人沉醉。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花盆过于普通，虽然颜色倒也配，只是有些残破，而且上面用小刀刻出来的“兰在幽谷亦自香”几个字，也稍微大了一些。

不过，更令她感到不解的，是花盆的底托满满地汪了一层水，都漫到玻璃板上来了。她知道兰花喜燥厌湿，这个人既然养得出这么好的墨兰，怎么还会给它浇这么多的水？心里觉得十分奇怪。

凭着她对花草的敏感，墨兰的香气中似乎还有一缕淡淡的香味混杂其中，循着这缕幽香，姚佩佩很快在谭功达的办公桌上看到一大盆水仙。那养水仙的盆子通体洁白，显得极为考究，一看就知道那不是一般的瓷胚。其中几枚圆圆的压花石，温润的石纹隐隐可见，宛若山水画的图案。水仙花的花茎高而壮，齐齐地开出一片明黄。盆壁上也有几个小字：嫣然幽谷。

姚佩佩心里道，这个养花人似乎很喜欢“幽谷”这两个字。不过，同样不幸的是，花盆里浇了太多的水，花梗上还散落着喝剩的茶叶，让用来包根的棉花都浮了起来。姚佩佩看了看谭功达的茶杯，杯沿上还残留着几片茶叶末子。她找来一块干抹布，将盆里的水洇干，一边暗自窃笑，心里暗暗骂道：这个傻瓜，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少不了要给这两盆花猛灌一次水。

果然，到了中午，谭功达开完会从楼上下来，看见姚佩佩趴在桌上欣赏那丛兰花，就冲着她得意地喊道：“怎么样，好看吧？我给你的花也浇了水。”

“我就知道是您浇的水，”姚佩佩道，“把花都快淹死了。”

“怎么，不能浇水吗？”谭功达认真地看着她，问道。

姚佩佩笑道：“怎么不能浇？只是一次不能浇这么多。”

谭功达噢了一声，凑到姚佩佩的跟前，道：“你这一盆怎么只开了三四朵，这花叫什么名字？”

“墨兰。”姚佩佩道。随后就问起这花是谁送的，这么好的花怎么舍得送人。谭功达脸色凝重，习惯性地皱了皱眉头，叹了一口气，半天才说：“是赵副县长，赵焕章同志送的。”

谭功达告诉她，刚才省里来的金秘书长传达了省委和地委的指示，赵焕章已经被解除了职务。他或许提前知道了这个决定，打算把家搬到老家的乡下去，在那儿的一个小学当语文老师。因要搬家，他院子里的花带不走，就分送给县机关的同事，留个纪念。

“赵副县长犯错误了？”姚佩佩一脸迷惑地问。

“不清楚。”谭功达道。

姚佩佩因见谭功达一只手始终捂着腮帮子，说起话来含混不清，嘴里还不时嘶嘶地往牙缝中吸气，便问他嘴怎么了。

“我的牙蛀了。”谭功达说，“昨天痛了一个晚上，腮帮子肿得老高。对了，你这儿有没有什么药？”

姚佩佩说，她那儿有牛黄解毒丸，不过放在家里了：“要不要我回去取？”她见谭功达迟疑不决的样子，又补充道：“我骑脚踏车，也挺快的，一会儿就回来了。”

“算了吧，我还是去医院叫大夫看看吧。”说完，他顺手抓过公文包，夹在腋下，捂着嘴，哼哼唧唧地走了。

姚佩佩坐在窗前，呆呆地看着那盆墨兰，心里惘然若失。她在县机关工作了这么些年，与赵焕章总共也没打过几个照面，可这个人在远赴他乡之前竟然还记得给自己留下一盆花来，她的心里暖融融的。

她还记得，有天下午会议结束后，开会的人都走光了，他却涨红了脸，木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嘴里叼着一支香烟。烟灰落了一身，掸也懒得掸。佩佩悄悄地走近他，生怕吓着他：“赵副县长，散会了……”

她又想起今年春节前赵焕章用小楷誊抄的那首临江仙词。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它贴在走廊的布告栏里，除了自己，没有人朝它多看一眼。看着那淡紫色的花朵在风中微微翕动，姚佩佩若有所思，若有所悟，鼻子一酸，眼中不觉落下泪来。

中午的时候，钱大钧打来了一个电话，约她去梅城旅社吃饭。佩佩道：“怎么忽然想得起来要请我吃饭？”钱大钧只是嘿嘿地笑。佩佩又问：“是单独请我一个，还是让我去陪别的什么人？”

“你来了就知道了。”大钧道。

姚佩佩骑上自行车，来到梅城旅社。一个胖乎乎的中年妇人领着她，由一条逼仄的木楼梯，上了二层。地上的毯子黝黑黝黑的，楼梯扶手也是滑腻腻的，手一碰，就有一种不洁之感。姚佩佩知道，在梅城地方，这已算是最好的旅馆了。二楼的食堂里空空荡荡，胖妇人领着她一直走到里面朝北的一个大房间门口。她看见钱大钧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正朝她招手。

从省里来的金秘书长坐在主位，他的右边依次坐着白庭禹、杨福妹，还有信访办的老徐，另外还有几个人，她不认识。姚佩佩见门边的一张椅子还空着，就惴惴不安地坐了下来。钱大钧见人都到齐了，就招呼服务员上菜。

金秘书长看上去似乎五十来岁，身穿一件灰色中山装，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大敞着领口，露出了脖子上粗大的喉结。由于距离很近，他嘴角的那颗大痦子分外触目，似乎还缀着一撮黑毛，样子看上去更显阴鸷、凶悍。原来是陪省领导吃饭。可钱大钧为何偏偏要叫上我呢？由于姚佩佩恰好坐在金玉秘书长的对面，她的眼睛不知该朝哪儿看，只得低下头，心里感到无聊，后悔却是来不及了。

几道冷盆端上来之后，钱大钧就起身斟酒。杨福妹推说不会喝，向服务员要了一杯茶。姚佩佩也是要喝茶的，可看见杨福妹要了茶，忽然心生厌恶，连带着把怒气撒到茶上，紧抿着双唇，一声不吭。好在钱大钧善解人意，让服务员给她倒了一杯开水。

白庭禹端起酒杯，站起身来正要说话，金玉忽然道：“谭功达县长怎么没有来？”

钱大钧正要解释，姚佩佩突然抢在前头，贸然说道：“谭县长？他去医院看牙了。”

话一出口，自己听上去都觉得不对劲，似乎是在急于替县长分辩什么。而且这一分辩，反而使得谭功达的缺席，有故意推托之嫌，不觉脸一红，深深地低下头，心里怦怦乱跳。她偷偷地拿眼睛朝四周瞅了瞅，见房内餐桌周围并无空位。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通知谭功达，钱大钧在给她打电话的时候，也并未问起他。

白庭禹到底说了些什么，姚佩佩一句都没听清楚。白庭禹说完了话，金玉起身接口道：“白县长太客气了。大年三十敝人临时决定来梅城过年，顺便做些调查研究，承蒙各位盛情款待，终日相陪左右，金某感激不尽。今日权借贵县宝地，略备薄酌，聊表心意，并谢叨扰之罪。”说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原来是金玉的答谢酒筵。听他话中的意思，似乎春节前就已经来到了梅城，而眼下就要辞别回省城去了。金秘书长这么一说，白庭禹慌忙道：“招待不周，招待不周，啊，招待不周。”

钱大钧也连声道：“客气客气，金秘书长太客气了。”

杨福妹也夹在里面附和道：“对对，招待不周。金秘书长看得起我们，选择在梅城过年，是我们全县十几万人民的福气，平时我们请都还请不动呢。”

倒是信访办的老徐，虽然职位卑贱，说起话来倒是从容坦然：“细说起来，金秘书长恐怕还要算是半个梅城人吧？”

金玉道：“那倒是。我当年在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之前，在梅城住过七八年呢。”

“要不等会儿吃完了饭，我们几个陪着金秘书长去梅城老宅子里看看？”白庭禹建议道。

金玉略一沉吟，便说：“那就不必了吧。兰芝这一死，房子早归了公了……我好像听说，那处房子，如今是谭县长住着不是？”

钱大钧点头道：“五二年分房子的时候，女主人刚刚去世，没人敢住。谭县长就自己搬了进去，他是个不信邪的人。”说完微微一笑。

姚佩佩见他们把话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谈兴甚浓，没人注意到自己的存在，心里暗自庆幸，一直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可细细一听他们的谈话，又觉得他们说的话里大有文章。

原来金玉本来就住在梅城！他的旧宅怎么又成了谭功达的家呢？那个“兰芝”又是谁？会不会就是平日里同事们常常提及的冯寡妇？那金玉和这个冯寡妇到底又是什么关系？正这样想着，忽听得白庭禹道：“兰芝的死，我们也负有不可推托的责任，上面派来的工作组要揪她到街市口批斗，我们事先并不知情。镇子上的几个泼皮无赖趁乱一闹，事情就变得不可收拾了。等到我们的人赶去搭救，已经晚了一步。她当晚回家就悬梁自尽了，我们的确没想到，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金……”

“事情已经过去，也就算了。”金玉点上一支烟，缓缓道，“我和兰芝虽没有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名分上还是夫妻，但思想感情上早已分道扬镳，没有任何联系了。她是她，我是我。她的死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咎由自取，你们没有任何责任。只是，我还有些东西，主要是一些信件，还遗留在她那里……”

钱大钧道：“要说老宅子里的物品，当时是老徐负责登记处理的，这事他最清楚。”

老徐接话道：“首饰、银器，还有几件贵重的家具都作为无主物品归了公。书籍捐给了梅城图书馆。书信呢，我记得有四百多封，还有一些文稿什么的，都原封不动地保存在县档案室，我明天就派人去整理翻检。”

“还整理什么！”钱大钧大声道，“你不要让任何人插手。待会儿我和你一起把所有的信件打包封存，过两天我们派专人给金秘书长送去。”

老徐脸一红，憨笑道：“这样最好，这样最好。”

金秘书长未置可否，微微一笑。姚佩佩心里想，金秘书长心心念念记挂着那些书信，就是担心信件内容外泄，可老徐偏偏还要回去“翻检”！他不把信胆抽出来看，又怎能知道哪些是金玉写的，真是迂腐得可以！与他相比，钱大钧的反应就要机敏得多了，难怪县里上上下下没有人不说他好的。正这样想着，忽然听见金玉在喊她的名字，“姚佩菊同志……”

他望着她笑。

开始姚佩佩还以为他是在叫别人。“佩菊”这个名字，是祖父给她取的，从出生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没有人感觉到这个名字有什么问题，可等到家中遭了大难，舅舅、姨妈、姑妈来上海奔丧，众口一词，一口咬定家中的诸多变故都是这个名字惹的祸。“佩者，戴也，什么人会把菊花佩戴在胸前？只有在死了人的时候。”舅舅说。而在姑妈的眼睛里，甚至连姚佩佩本人都有了祸水的嫌疑。刚来梅城投奔姑妈的那些年，姑妈成天说她满脸的阴晦之气，急了就骂她报丧鬼。后来，她虽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姚佩佩，户口簿可是改不过来了。这个金玉怎么会知道她的原名呢？心中一慌，如同梦寐，只是怔怔地看着对方傻笑。

“姚佩菊同志，你吃菜。”金玉道。

妈的，他怎么知道我叫姚佩菊！心里狠狠地骂着，可脸上依然傻傻地笑。她的手也抖得厉害，更要命的是，金玉叫她吃菜，她很听话地立刻拿起筷子，夹了一片糟溜鱼。可还没等送入口中，就掉在了汤碗里，溅起点点汤汁，只得把筷子放在嘴里吮了吮。她知道当时她的样子一定傻得可以，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好在钱大钧、白庭禹已经站了起来，向金秘书长敬酒。老徐假装没看见，唯有杨福妹在一旁看着她，似笑非笑。

没等到酒筵结束，姚佩佩借口上厕所，从里边溜了出来。一个人沿着空空荡荡的街道朝前疾走。她走了好长一段路，这才想起自己是骑车来的，想要回去取，又怕再遇见那伙人。一个人站在街边，看着一座老虎灶嗤嗤地冒着热气，呆呆地发了会儿愣，只得硬着头皮往前走。

天上是明晃晃的大太阳。她怎么也摆脱不了做梦的感觉。自打她记事的时候起，就摆脱不掉这种怪怪的恍惚感。就好像没穿衣服在大街上走。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没有一件是有来由的，没有一件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她看不清别人的面目，可别人只要瞥上她一眼，就能见其肺肝，轻而易举就掌握了她的一切。我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不想。天道悠远，人世深险。我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她似乎隐约可以窥见自己顺流而下的命运。就连自己可怜巴巴地藏着、掖着的那点心事，恐怕也要烂在心里。烂掉倒也罢了，最可怕的，说不定迟早有一天，那个躲在紫云英阴影里的秘密终将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唉，苦楝树和紫云英的阴影！

3

素有鱼米桑麻之乡美称的官塘，光今年一年，就饿死了三个人。除去种子和公粮，老百姓的自留粮只够吃两个多月。公共食堂关了门。榆树皮剥下来晒干，碾粉做成团子，可以充饥，但不消化，拉不出屎，得天天用手去抠；水草根晒干碾粉可以消化，但苦涩难咽。全村人脸部浮肿，看上去倒是胖乎乎的，可是风一吹就会倒下来。榆树皮早剥光了，现在已经有人吃观音土了。县长大人知道什么是观音土吗？是塘泥。村里的三个老人就是吃观音土死的。

村长陶国华贪污腐败，生活糜烂。他将去年食堂磨豆腐剩下的豆渣偷偷地运回家中，用盐腌起来，足足吃了四个多月，村民们气不过，将他从家里拖出来，暴打一顿，现已瘫痪在床。妇女主任丁秀英为了讨口饭吃，仗着自己生得漂亮，竟无耻地出卖肉体。怀了孕，又私下打胎，最终流血不止而死，真是大快人心……

这封长达七八页的匿名信，谭功达只看了个开头，就看见信访办的老徐笑眯眯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老徐告诉他，去年冒充县长亲戚的那个妇人又到了县里，如今正在信访办大哭大闹。工作人员把好话说尽了，她就是赖着不走，口口声声闹着要见县长。

“你们给她两块钱，胡乱打发她回去就是了。”谭功达很不耐烦地道。

“我们给了她三块钱，都是毛票子，看起来倒有厚厚的一沓，可她蘸着唾沫，仔仔细细地数了一遍，就把钱往地上一撒，骂道：‘你们这是打发叫花子吗？’看来她这次来，胃口还不小呢。”

“那也不能由着她这样闹下去！没完没了！”谭功达把手里的那封信往桌上一丢，气呼呼地说。

“这次她是带了铺盖卷来的。见我们撵她走，就把铺盖往地上一铺，躺在墙角死活不动了。碰到这样的硬钉子，我们也不知道该咋办。”

谭功达想了想，站起身来，喝了一口杯中的凉茶，对老徐道：“行行行，我跟你走一趟。”

走到姚秘书的桌前，佩佩的眼神十分骇异。她先是盯着谭功达看，然后脸一红，就飞快地转过身去了，搞得谭功达莫名其妙。

下楼的时候，老徐嘿嘿地笑着，碰了碰他的胳膊：“县长，你裤子的纽扣！”谭功达一低头，原来是裤裆的纽子没扣上，秋裤的两根红红的裤带穗从里面钻了出来……

两个人来到信访办，谭功达一眼就看见墙角的花布被褥上坐着一个蓬头垢面的妇人。她手里拢着一个青布包裹，腿上扎着裤脚，脚蹬一双棉布鞋，鞋底穿了帮。旁边还坐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

这妇人见了老徐和谭功达两人进来，不起身，也不说话，索性架起二郎腿，将脸侧向一边。倒是那个小男孩，望见生人，有几分胆怯，紧紧地偎在他娘身上。谭功达在墙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对妇人问道：“大嫂从哪里来？”

妇人用手一挡，低声道：“不敢当！民妇是夏庄人。”

谭功达笑道：“大嫂大老远从夏庄跑到县上来找我，可有什么事情？”

妇人冷冷地笑了两声：“不知县长大人果真记不得民妇了呢，还是在装糊涂？”

老徐一愣，心中暗想：瞧这架势，这个妇人和县长说不定还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若她是县长过去的一个相好，自己夹在当中倒有些不便，正想找个借口回避，忽听得那妇人道：“真是贵人多忘事！去年春上，在普济水库的工地上，民妇与县长是见过面的。”

谭功达刚才与她一打照面，就瞧着几分面熟，可要说起什么时候、在哪里见过她，倒也颇费思量。听妇人这么说，谭功达和老徐都松了一口气。谭功达很快就记起来：去年水库大坝因移民一事与村民发生争执，有个名叫王德彪的，不慎跌入山涧，摔死了。眼前这个妇人，想必就是王德彪的遗孀了。说起来，王德彪还是夏庄乡乡长孙长虹的外甥。这个孙长虹因死者是自己的亲眷，竟然第一个带头闹事，谭功达一肚子火气，到今天还没消呢。想到这里，谭功达把脸一沉，语调顿时变得严厉起来：“事情不都已经解决了吗？你还到县上来闹什么闹！”

“解决个屁！十八块钱的抚恤金，就能换条人命吗？连棺材钱都不够。这年头，到处闹饥荒，我们孤儿寡母，眼看着就活不下去了，不找县上，你让我找谁去呀？”妇人的口气也强硬了起来。她使劲地捏了一下鼻子，擤出一条长长的鼻涕来，不知道朝哪里甩，最后就抹在了旁边的墙上。

“生活上有困难，可以找乡里解决。再说了，那个孙长虹，不是你们家的什么亲戚吗？”谁知谭功达一提起孙长虹，那妇人一骨碌从地上站了起来，指着谭功达吼道：“他的乡长不是早给你们换了吗！他现在连自己都只有躺在床上等死的份儿了，怎么能管得了我！”

谭功达听出她话中有话，更不知道孙长虹被免职的事情从何说起，正想问问怎么回事，只见那妇人突然把手一拍，眼睛朝上一翻，嘴角一抽搐，忽然呼天抢地地大哭起来，双手捏成拳头，把自己的胸脯擂得咚咚直响。她那柔软的胸脯竟然能发出如此结实、坚硬的声音，令谭功达感到十分震惊。她一边哭叫，身体竟软绵绵地瘫了下去，就势在地上打起滚来，两只脚上的布鞋都踢掉了。那孩子受了惊吓，一双亮晶晶的小眼睛看了看谭功达，又看了看满地打滚的母亲，也跟着哇哇大哭。老徐费了半天的手脚，和信访办的几个人死拖活拖，才将那妇人弄到椅子上坐下，给她倒了一杯凉水端过去。

那妇人也不伸手去接，嘴里道：“县长若不给我解决，我们母子俩今天就死在你这里。”

谭功达道：“那么依你说，你要怎么解决？”

妇人见谭功达口气上让了步，立即止住了哭泣，低头想了半天，说道：“要依我，你们先给我那死鬼弄个烈士当当。”

普济水库那件事，老徐也曾有所耳闻。妇人今天这一闹，总算是让他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见妇人提出要评烈士，就笑着劝道：“这烈士也不是随便评的。你丈夫并不是因公牺牲，而是失足掉下悬崖的，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们就是闹到北京，他也当不成烈士。”

“那你们就在县机关给我安排个工作。夏庄那个晦气的地方反正我是不想回去了。”

老徐道：“在县机关找工作，也没那么便当。机关里都是舞文弄墨的人，你来了，能做什么呀！”

“字我倒是一个不识，”妇人道，“不过什么事都会做，而且纺得一手好线……”

谭功达见这么纠缠下去也不是办法，就把老徐悄悄拉到一边，低声道：“你手边有没有钱？”

“有。”

“多少？”

“刚刚领的工资，不到四十块。你要多少？”老徐问他。

“全给我。”

老徐打开抽屉，将用橡皮筋扎得整整齐齐的一叠钞票交给谭功达。谭功达又从自己的衣袋里找出一些钱来，凑成了五十块，递给那妇人，道：“这五十块钱，算是我个人送你的，你回去到集市上买点粮食，好好过日子，别没事就往县上跑，路也够远的。”

那妇人看见这么多钱，眼睛一亮，赶紧站起身来接。嘴里还嘟哝道：“我怎么好意思要你的钱，我这成什么人了？不行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可话没说完，她就一把从谭功达手里把钱抢过来，撩起褂子，将它藏到棉袄的口袋里，嘴里仍不住地说：“这叫我怎么好意思，这都成了什么人了。”脸上又是笑，又是哭，说完又拉过那孩子，要他给谭功达磕头。

她大概做梦也没想到，县长能给她这么多钱，浑身上下哆嗦个不停。谭功达见她面目憔悴，衣服脏乱，可她的那段脖子倒是白得发青，眉宇间隐约还有一些妩媚之色，推算她的年龄，也不过三十出头……看着她又哭又笑的样子，再看看那个皮包骨头的孩子，谭功达心里也不是滋味。

老徐把母子二人送出门外，又留谭功达喝茶。两人隔桌而坐，说了一会儿闲话。老徐忽然笑着问他，什么时候能吃到他的喜糖。他说这事在县机关传得沸沸扬扬，说什么的都有，不知是真是假。谭功达知道他所说的是他和白小娴的事，因老徐不是外人，谭功达笑了笑，说：“事情也不能说没有，只是双方年龄相差太大，八字还没一撇呢。”

“年龄差个十岁二十岁的不是问题，”老徐道，“你知道铁托吗？”

“怎么不知道？罗马尼亚的一个元帅。”

“不是罗马尼亚，是南斯拉夫。”老徐笑着纠正道，“他有个夫人，名叫万卡·布罗兹，她的年龄比铁托小了三十二岁，不也金玉良缘，琴瑟调和，革命夫妻，其乐融融嘛！”

见谭功达不吱声，老徐又问他，打算什么时候成亲。

谭功达道：“她父母倒是主张早一点把婚事办了。可小娴怎么也不答应，她说要等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实现，才结婚。”

“第二个五年计划？”老徐扳起手指，算了算，“这么说，还得等个两三年。要依我说呀，这种事急不得，可也等不得。”

“您是说……”谭功达问道。

老徐把脑袋往这边凑了凑，神秘地干笑了两声，说道：“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

“这是谁的诗？”谭功达一脸茫然地看着老徐。

“武则天。”老徐说。

老徐觉得自己已经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可县长就是不懂他的意思，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才蹦出一句话来：“你不打，它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你懂不懂？”

“这又是谁的话？”

“毛主席。我的意思……嗨，反正，这么跟您说吧，”老徐瞅了瞅四周，压低了声音，对他道，“这姑娘家害羞忸怩是免不了的，比方说你要拉她一下手，她都不让，可你要以为她真的不愿意，那就傻了。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谭功达的眼神里还是有点迷离，眉头倒是越蹙越紧了。

老徐见谭功达似乎对男女之事浑浑噩噩，浑然不懂，只得亮出了他的最后一招：“谭县长，这花，你要不给她浇水，她能自己开吗……”

白小娴过完年，已经从乡下回来了。这天晚上，谭功达和白小娴约好在家中见面。这还是小娴第一次答应到他家里来约会。这是一个不错的预兆，至少可以说明，事情在不知不觉中有了很大的转机。

谭功达从信访办出来，一路上都在琢磨着老徐跟他说过的话，越想心跳得越厉害，步伐随之加快，到了最后，连气都接不上来了。这个老徐，别看他老实巴交的，没想到还有这一手。哈哈。

回到办公室，一看墙上的大挂钟，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姚佩佩也没去食堂吃饭，正伏在桌子上就着白开水啃烧饼呢。谭功达就问她还有没有干粮，姚佩佩满嘴唇都是芝麻屑，嘟嘟囔囔地说：“我只买了一块，要不我分你一点？”

谭功达想了想，说：“好吧。”

姚佩佩就从没有吃过的那一头掰下一块递给他。随后，翻开桌上的一本工作日记，告诉县长上午都有哪些人打来电话，哪些人来访，说了哪些事情。谭功达根本就没有用心听，脑子里在盘算着别的什么事，因为他很快就打断了姚秘书的流水账，吩咐她道：“姚秘书，下午你就不用上班了。你去一下图书馆，帮我查一下铁托的生平资料。”

“铁托？”

“对，铁托。”

姚佩佩噢了一声，将这件新任务记录在本子上，端起水杯，出门往盥洗室去了。

这天下午，谭功达也没在办公室待着。姚佩佩前脚出了门，他后脚就溜了出去，来到梅城供销社，想买件新衬衫。女售货员认得他是县长，态度热情得有点过分。不过她告诉谭功达，供销社还从来没有卖过衬衫，只卖布料。想要现成的衬衫，得买布料让裁缝去做。谭功达又去了一家百货公司和两三家布店，答复均是如此。偌大一个梅城县，竟然买不到一件新衬衫！看来明天得专门开个会，好好研究研究。

随后他去澡堂，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让师傅替他搓了背、修了指甲。出了澡堂，见时间还早，又去剃头店理发修面。躺在理发馆的椅子上，满嘴涂满了凉凉的剃须膏，谭功达一会想着白小娴，一会想着老徐露骨的煽动，心里仿佛有了底气似的，渐渐地出了神。只要用水来灌溉，幸福的花蕊遍地开。你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咚咚咚咚锵……

4

六点钟还不到，天就早早地黑下来了。谭功达和白小娴约好了在西津渡的牌楼底下见面。虽说昨天就开了春，天依旧冷得厉害。呼啸的西北风中，不时落下雪珠子，在石砌的地面上跳跃着。谭功达在那儿一直守到七点半，还是不见白小娴的人影。

西津渡这个地方是很容易找的。她到七点半还不来，恐怕是遇到了什么事。谭功达在那儿又等了半个多小时，直到附近一家水站的灯火都熄灭了，这才失魂落魄地往回走。

回家的路上，谭功达忽然想到，要是有一部电话机，能跟着人走，那该多好啊！可细细一琢磨，又觉得这个念头太过荒谬。这电话机跟着人走倒不难，可电话线怎么办呢？过去的战争年月，电话机总是跟着指挥部转，但也得有通讯兵去架线哪！钱大钧过去干的就是这个。假如将电话线埋在地底下呢？每隔五十米安一部电话机，这样一来，不论人在何处，都可以随时联络了……这样想着，谭功达不禁兴奋起来，白小娴的失约带给他的巨大痛苦顿时大为减轻。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打算将这个奇妙的想法记下来，明天拿到县常委会上去讨论，可他怎么也找不到钢笔。

他沿着河堤往前走了一段，很快又推翻了原先的设想。道理很简单：打电话的人固然可以随时找到电话机，但接电话的人是流动的，你根本无法确定对方的方位。即便是大街上布满了电话机，你也不知道究竟该拨哪个号码。很显然，这个设想是行不通的。那么，改成无线电通信呢？他在电影中看过，朝鲜战场上的士兵，背上都背着无线电报话机，上面还有一个“丫”字形的柔软的辫子……可你也不能要求人人上街都背着那么重那么大的一个铁匣子！等到他把自己的一个又一个设想逐一推翻之后，他已经快到家门口了。隔着光秃秃的树林，谭功达看见院门口的篱笆边上远远地站着一个人，他的心里漫过一阵惊喜的狂潮……

“我的耳朵都快冻掉了！”白小娴笼着袖子，跺着脚，口里吐出团团白气，对着他抱怨道。她的身边还有一个白布袋子，一个尼龙网兜。

“不是约好了在西津渡见面吗？”谭功达道。

“我在那等了两个小时，差不多快到七点了，还是没见你来接我，这才找到这儿来了。”白小娴气咻咻地说。

经她这么一说，谭功达才猛然想起来，西津渡东西两面都有牌楼，相隔差不多二里地呢。她一定是去了东牌楼，那儿有一个很大的露天集市。想到这儿，谭功达拍了拍自己的脑袋，笑道：“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小娴道：“我一说冯寡妇的老屋，围着我拉活的三轮车夫没有人不知道的。”

谭功达掏出钥匙来开门，揶揄道：“看来，你还是蛮聪明的嘛！”

“听你的口气，你以前一直以为我是个傻子喽？”小娴提高了声音。

在黑暗中，谭功达判断不清她是在开玩笑还是真生气，便赶紧从她手里接过东西，对她道：“不傻不傻，一点都不傻。这包里是什么东西？怎么这么沉？”

小娴道：“是你丈母娘送给你的腊肠、花生、江米粉，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反正我也搞不清。”

听到小娴称她自己的母亲为“你的丈母娘”，谭功达不禁回过头去，偷偷地看了她一眼，心里觉得美滋滋的。

两人进了屋，把东西放下，谭功达就要带她去街上找馆子吃饭。“这么晚了，干脆我们在家里做点吧，对付着吃一顿就算了。”小娴不住地往手里哈着气，将头上的一块红色的方巾取下来，抖了抖雪粒，又扎在脖子上。

“我可是只会下挂面。”谭功达说，“小娴，你会做饭吗？”

“做饭我不会，”白小娴抬头朝屋子里四下打量，嘴里道，“不过，我会烧火。”

她说小时候一到寒冬腊月，她有事没事就爱往厨房里钻。灶膛里生着火，最暖和。她家有个长工，叫张妈的，常搂着她在灶下讲故事，时间长了，也会让她帮着烧把火。她妈妈一开始不愿意她跟那帮下人成天混在一起，可有时候过年，家里来了客人，厨房里忙不过来，母亲又会扯着嗓子叫她：“小娴小娴，去厨房帮张妈烧火去！”她絮絮叨叨地说着小时候的事，忽然抓过谭功达的一只手来，撸起他的袖子，看了看他的手表：“呀，这么晚了，赶紧去厨房弄点吃的，吃完了我就该走了。”

谭功达见小娴忽然抓他的手，心里着实抖了两抖。可一听说她吃完饭就要走，明显是不想留在这儿过夜的意思，又像是被泼了盆冷水，心里凉了半截。两个人来到灶堂，谭功达在锅里放了几瓢水，白小娴果然在灶下生起火来。很快，火光就照亮了她的脸。谭功达只有低下头来，才能透过放油灯的墙孔端详她那张好看的脸。小娴也透过方孔看他，朝他嫣然一笑。柴火在炉膛里劈劈啪啪地烧着，那张脸看上去就像一扇被落日映红的花窗。锅盖的四周已经有丝丝的热气冒出来了，他的心也像袅袅上升的热气一样，飘了起来。

“喂，你冷不冷？”小娴问他。

“不冷，不冷！”谭功达吃了一惊，慌忙道。

“你也来灶下烤烤火吧。”说着小娴在小板凳上往里面挪了挪身子，给他腾出了一小块地方。

她是什么意思？难道说……我的腿为什么会发抖？我的喉咙为什么会咕咕叫？我的血管为什么就像要爆裂似的？我的肠子为什么会像乱麻绳一样扭结在一起？见鬼！我为什么会想死？为什么会觉得这世上的万物原来这般空虚？！这般让人伤心！我的姑奶奶。我的亲姑奶奶。我要抱住你。我今天是豁出去了！老子今天就豁出去了！什么也挡不住了！你答应也罢，不答应也罢，反正老子要抱住你！我要让你变成烂泥！变成灰烬！变成齑粉！我要天塌地陷，我要死……他狠狠地咽了两口唾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绕到灶下，愣愣地看着小娴怪笑。小娴也歪着头，扑闪着漂亮的大眼睛，冲着他笑。可她笑着笑着，脸色就渐渐地变了，嘴唇就黏在牙床上，再下不来了。

谭功达口中急急地叫了声“小娴”，身体向前一纵，以泰山压顶、排山倒海之势朝她猛扑过去，将她按在了麦秸秆中。白小娴没有任何防备，经他这一扑，往后便倒。灶铁敲在锅底上，灶膛里顿时火星四溅。她的脑袋重重地撞在身后的墙壁上，一时间天旋地转，嗓子里有一股浓浓的腥味，忍不住直想呕吐。她还没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谭功达的一只手早已从她的棉袄底下伸了进来，她的胸脯一阵冰凉。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白小娴对谭功达的闪电突袭采取了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那不是出于隐忍和纵容，而是完全被对方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傻了。她的大脑出现了短路，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是眨巴着眼睛，似乎在想着什么不着边际的心事。可谭功达这段间隙中也无所作为，他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嘴里妈呀妈呀地乱叫着，哼哼唧唧，手忙脚乱，像头猪一般在她怀里乱拱。很快，回过神来的白小娴决定反击。她的武器是尖叫。那是一种谭功达从未听见过的持续不断的尖叫。

“不要叫！不要叫！”谭功达压低了声音对她说。

可白小娴叫得更厉害了。他伸手去捂她的嘴。白小娴在挣扎中，手碰到了灶铁，她悄悄地抓住了它。她把灶铁举到谭功达的眼前，嘴里嘟嘟囔囔道：“你看看，这是什么？”

灶铁通红的一端已经顶在谭功达的胸前。他的棉衣立刻发出一股难闻的焦煳味。谭功达像个被人缴了械的俘虏，慢慢地站了起来，高举着双手，向后退却。白小娴用灶铁杵着他的胸脯，一直把他顶到了水缸边的墙旮旯里。

“流氓。”白小娴摇了摇头。

她的声音并不高，听上去就像是在轻声地叹息：“流氓。你是个流氓。原来你是个流氓。他妈的你竟是个流氓！”

很显然她受到了过度的惊吓，嘴里翻来覆去地念叨着这几句话。她将灶铁往水缸里一丢，嗤的一声，水缸里就腾起了一股白烟。她一手提着裤子，在厨房里转悠了半天，满嘴胡言乱语，自己都不知说些什么。最后，她终于找到了厨房的门，拉开它，正要出去，又踅了回来，从地上捡起那根裤腰带，看着谭功达，轻声道：“你这儿，一点也不好玩，真的不好玩。我走了。再见。”

白小娴没有回文工团驻地，而是径直去了她叔叔家。白庭禹那会儿睡得正香，忽听得有人咚咚地砸门，吓得他一骨碌从床上翻下来。他跑到客厅里，老婆早已裹着一条毛毯，把门打开了。她看见白小娴披头散发、目光痴呆地站在门口。夫妇二人赶紧把她拉进屋来，上上下下看了半天，忙问她出了什么事。

白小娴依旧像个梦游人似的，两眼发直，嘴里喃喃道：“强奸，强奸。狗日的，强奸。”

白庭禹看见她满脸是血，上嘴唇肿得老高，脖子上也有一道紫色的淤痕。夫妇二人围着她问了半天，问她到底是被谁强奸了，她也不答话，只是一个人在那自问自答。夫妇二人飞快地对望了一眼，白庭禹对老婆道：“你先去帮她洗洗，找身干净的衣裳替她换上，再来说话。”

当白小娴裹着一条薄棉被再次回到客厅里的时候，她的嘴唇上已经涂了一点紫药水，看上去就像刚刚吃过桑葚一样。她缩在沙发上，身体仍然在簌簌发抖。白夫人给她端了一杯热水，白小娴端起杯子就扔在了对面的墙壁上。墙上挂着一幅恩格斯的画像，玻璃相框晃了两晃，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她又抓起烟灰缸，吓得白庭禹一闪身，那烟缸飞向了墙角花梨木架上的鱼缸，鱼缸碎了，水哗的一声泻到地上，那红金鱼却还在地上扑腾着。

看到侄女大发雷霆，白夫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笑道：“砸吧砸吧，你想怎么砸，就怎么砸。你知道砸东西了，证明你没有疯。”

白庭禹却是早就不耐烦了。他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来，并没有抽，只是放到鼻前闻了闻，冷冷地说：“说吧，孩子，谁强奸了你？我马上通知公安局去拿人。”

白夫人瞪了他一眼，一个劲地给他递眼色，随后走到他身边，附耳道：“是谭县长。”

白庭禹一愣。一个人想了半天，把他那掉光了头发的秃脑袋摸了又摸，忽然笑了，嘴里自语道：“哈哈，谭功达，你这小子！哈哈，这回你倒是真急了！动真格的了。你不是吹牛说，女人对你可有可无吗？哈哈。”

白小娴不依不饶。她连哭带叫地把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事从头到尾给叔叔讲了一遍，并让他马上下令去抓人：“去迟了一步，就叫这狗日的跑了！”

白庭禹笑眯眯地听完了白小娴颠来倒去的哭诉，对侄女道：“小娴，这，这这，这不叫强奸……”

白小娴听叔叔这么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气得杏眼圆睁，又要摔东西，可茶几上的一只景泰蓝花瓶已被他婶子抢先一步抱走了。

“这都不算强奸，算什么？”

“这不叫强奸。”白庭禹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

“他都摸了我的奶子了，还不算强奸吗？”白小娴叫道。

“你小点声！”白庭禹低声提醒她，“邻居都让你吵醒啦。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那不是强奸。”

“那是什么？啊？你说，那是什么？”

“那叫操之过急。”白庭禹话一出口，自己也笑了起来。他夫人强忍住，抿着嘴，才没让自己笑出声来，同时狠狠地瞪了丈夫一眼。

“他把我裤腰带都扯下来了，这流氓！你们不去抓人，我明天一早就去县里告他。”

白庭禹终于将那支烟点上，道：“你就是告到县里，最后不也是由我们来处理？何况人家还是县长呢。”

“县里告不赢，我就去省里，省里不行，我就上北京，绝不能让他逍遥法外。”白小娴的牛脾气上来了，怎么劝都不行。

在接下来的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白庭禹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摆出了无数的道理，运用十分严密的逻辑，来反复论证这件事为什么不算强奸，而是男女之间一种十分常见，并且正当的行为。甚至就连马克思和夫人燕妮之间也不能完全避免。这种行为虽说和强奸在形式上差距不大，但动机却大相径庭。这种行为的后果之一，是为了繁衍后代，一句话，是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也可以说，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未来：“谭县长的性子的确是急了一些。尤其是你们还未结婚，他这么做是不恰当的，我们应当对他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你想一想，谭县长四十多岁的人了，一心扑在全县的工作中，到今天还没娶上媳妇，这难道不应该值得我们敬爱吗？人非草木，也有七情六欲嘛！一时急火攻心，鬼迷心窍，做出些越轨举动，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嘛！这是每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仅不能回避，而且必须严肃面对的事……”

一番话说得白小娴将信将疑，虽说嘴上仍不服软，心里毕竟渐渐地安静下来了。尤其是当她听说马克思和夫人燕妮之间也免不了这样，顿时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白小娴平时最崇拜马克思和燕妮了。她曾一度宣布，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白燕妮，而且逢人就说，你们以后不要叫我白小娴了，就叫我白燕妮好了。可是没有人把她的话当真，同寝室的女孩仍然叫她白小娴。她甚至早早为自己婚后的生活作了周密的安排，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让谭功达留胡子。她仔细观察过了，谭功达的胡子又浓又密，若是好好留个几年，说不定也能和马克思不相上下。不过，她在内心一点也没有原谅谭功达的意思，她特别受不了他像个猪一样乱撞乱拱，哼哼唧唧，满嘴胡言乱语，其下流无耻，简直令人发指。

白夫人招呼小娴上床睡觉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窗户上已泛出微微的白光。由于兴奋过度，白庭禹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起来上厕所，看见老婆的房中亮着灯，两个女人仍然在唧唧喳喳地说着什么。他解完手出来，走过老婆的房门口，就听得里面小娴的声音道：“他扒掉了我的裤子……反正什么都被他看了去，今后我对他还有什么秘密可言！”

老婆咯咯地笑了两声，安慰她道：“傻闺女，就是给他看了去，也没什么要紧！反正你们结了婚，他迟早是要看的。夫妻之间，还说什么秘密！”

小娴道：“可他还咬我，真的像条狗一样！我的嘴唇就是被他咬破的。”

夫人道：“这是好事。说明他还年轻，火力壮。”

“这怎么是好事呢？”

“这个你现在还不懂，以后就知道了。”老婆嘿嘿地笑着，“像我和你叔叔这样，一人占一个屋，平常一年到头连话也说不得三四句，清汤寡水，这与守活寡又有什么两样！”

白庭禹听到这里，只得龇牙咧嘴，暗暗苦笑。他摇了摇头，蹑手蹑脚地回房睡觉去了。

第二天上午，白庭禹到县里上班，一进办公室，就看见谭功达正在那儿等他。白庭禹见他抓耳挠腮，欲言又止的样子，脸憋得通红，就猜到他是为昨晚的事情而来。他没事般地笑了笑，拍了拍谭功达的肩膀，对他说：“老谭哪，什么都别说了！事情呢，我都替你解决了。你可得好好请我吃一顿。”

“好说好说，”谭功达道，“那个自然，我，我当时也是一下乱了方寸。”

“这算得了什么事？不过你以后可得悠着点，人家毕竟才二十出头。”

“当然。当然。”谭功达道。

“依我之见，你好好给人家写封信，道个歉，好好解释解释。”

两个人又说了些别的事，谭功达起身告辞，白庭禹将他送到门外，忽然拉了他一把，笑道：“昨晚我们家的鱼缸被小娴砸碎了，你得记着给我买新的。”

5

吉普车行驶在通往普济的煤屑公路上。姚佩佩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嘴里噙着一枚糖果。车窗外雨下得正大，谭功达坐在后排，鼾声如雷。在刷刷的雨声中，佩佩觉得四周有一丝难言的静谧之感，似乎雨幕将她与这个世界的一切都隔开了。她觉得心里很安稳，不时有雨滴渗过车顶的篷布，落在她脸上，凉凉的。车窗被雨水打得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见。

从春分到谷雨这段时间，是梅城一带的雨季，也是一年之中难得的农闲季节。县机关大大小小的干部都被谭功达赶到运河水利工地去了。杨福妹留守值班，干部们全都下了乡，偌大的办公楼忽然变得一片沉寂。除了老弱病残之外，她有时在楼道里成天碰不到一个人，连食堂也是空空荡荡的。

谭功达闹了一段时间的肾炎，在医院打点滴。他不时地打电话给姚佩佩，通知她干这干那。最要命的，谭功达不知从哪里听说自己会写文章，要她给县广播站写几篇通讯。虽说县长口授了大部分内容，可这种官样文章比不得自己写日记，每写一句话，都得在自己的心里来一番挣扎和搏斗。短短千余字的广播稿，常常弄得她心力交瘁。日常工作之外，佩佩一有空时常往图书馆跑。图书馆也没什么人。女管理员整天坐在窗口打毛衣，有时还会将家中的毛豆带到单位来剥。姚佩佩胡乱地从书架上拿下书来随意翻看。她第一次知道杨梅、草莓和梅子并不是同一种植物；知道了毛主席还可以叫毛润之，而且还先后娶过好几个老婆；知道共产党居然是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成立的，也许还下着雨，说起来还挺有诗意的呢，就像古时候文人的一次雅聚。十几个人说说笑笑，就把这个世界摆平了。转眼之间，天地竟然为之变色，真是令人不敢想象……这些妇孺皆知的常识，姚佩佩却像在看西洋镜似的充满了好奇。不过，她想到自己和这个世界如此隔膜，也会觉得怅然若失。

谭功达读了她的文章，有时会从医院专门打电话给她，表示赞赏。姚佩佩虽说有点害羞，心里还是觉得挺受用，虚荣心再一次沉渣泛起。她被姑妈逼着往医院给谭功达送过一次鸡汤。两个人居然在病房里谈了一个下午的话，这让佩佩心里觉得怪怪的。两个人成天坐一个办公室，就像仇人似的，有时一天也说不上一两句话，可到了医院里，两个人忽然都变得婆婆妈妈的。佩佩竟旁敲侧击地问起他的婚事，谭功达倒也不避讳。说起未婚妻，居然也“小娴小娴”地叫得挺亲热。

这是一段悠闲的日子，一天到晚下雨。佩佩觉得吃饭做事睡觉，就连做梦都十分安逸。她甚至幻想着，要是能够一直这样下去，该多好！这个世界会变得多么清静！慵懒！让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料，谭功达病一好，立刻就故态复萌，脸上的表情又变得严峻了。随后，她突然接到通知，第二天一早随谭功达下乡。

这天晚上，姑妈在为她打点行李的时候，姚佩佩忽然想起县长曾让她去查阅一下铁托的生平资料，可是这些天，她把图书馆的书都翻遍了，也没有查出一点蛛丝马迹。她问过了图书馆的每一个管理员，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她又去问汤碧云，碧云道：“中国姓铁的人倒不多，你去查查铁木真，没准是他家的一个什么亲戚吧。”

她看见姑父在一旁抽烟，想到他在梅城中学教书，没准见多识广，就去向他打听，姑父想了想，说：“从来没听说过，你有没有听错？”

正在这时，在一旁忙着的姑妈突然开口说：“咦，我记得隔壁的媒婆说，古时候有个人叫西门庆的，倒是有个托子来，不过是银的，不是铁的……”

一语未了，弄得姑父噗噗地笑了两声，好一阵才止住笑，愠怒地对姑妈道：“你别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乱七八糟的疯话，你知道那托子是干什么用的吗？”

是啊，西门庆的托子是干吗用的呢？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吉普车行驶到县粮站附近的时候，司机小王突然踩下了急刹车。车轮打滑，车身吱的一声就横了过来，差一点翻在了路边的排水沟里。姚佩佩看见公路上新设了一个临时哨卡，几个身穿黑色雨衣的人挎着卡宾枪，手臂上佩戴着红袖章，正在盘查过路车辆。吉普车刚停稳，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怀里夹着两面三角旗，脖子上还挂着一枚金属的哨子，朝他们走来。

姚秘书赶紧打开车门。雨还在下着，那人的帽檐不断地往下滴着水。这人将脑袋从车门里伸进来，看了看，傲慢地命令道：“证件。”

姚佩佩和小王赶紧掏出证件，递给他，那人看了看，还给了他们。又对坐在后排的谭功达道：“你！”

谭功达刚刚睡醒，大概一时还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他打着哈欠，将公文包搁在腿上，从里边取出证件，递给他。

“嗬，还是个县委书记。”那人笑了起来，露出了嘴里一排发黑的龋齿，“请问你有烟吗？”

谭功达愣了一下，很不情愿地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支被压扁了的“大生产”递给他。那人把烟往嘴里一叼，小王赶紧替他点上火。那人深深地吸了两口，闭上眼睛，好一会儿才说，他们是省军区的，正在奉命协助公安部门抓捕一名重要的案犯。那人流里流气，神色暧昧，似乎故意将烟吐在佩佩的脸上，熏得她眼泪直流，她只得拼命地把脖子扭到一边。

“有点呛，是不是？”那人大声地咳嗽着，笑着问她，“你知不知道去上会的路该怎么走？”

姚佩佩只觉得脸上凉凉的，一时弄不清是雨点还是他的唾沫星子。姚秘书说，她从未听说过“上会”这个地名。小王也说不太清楚。那人将烟头在吉普车的反光镜上摁灭，砰的一声把车门撞上，抓起胸前的那枚哨子，塞到嘴里吹了一下。

吉普车通过哨卡之后，小王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对佩佩道：“我一看见戴红袖章的人，心里就直哆嗦，何况他们还带着枪，浑身上下都起了一层鸡毛蒜皮。”

小王又把成语用错了。他应该说“鸡皮疙瘩”才对。可佩佩的心里也像这雨天的阴霾一样，湿湿的，蒙着一层霉斑，没有心思去纠正他。这时，她忽听得谭功达在后面问了一句：“小王，你的成语比赛怎么样了？”

“县长您就别提了，”小王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第一轮我就被他们处之泰然了。”

怪不得小王成天狂练成语，原来他是在参加成语比赛呢！姚佩佩心里想。不过——

“什么叫做处之泰然？”姚佩佩不解地问。

小王道：“处之泰然你怎么不懂？就是被淘汰了。”

他们抵达普济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吉普车在普济车站附近拐入了一条泥泞不堪的土路，往前又开了一段，向左进入了一个又长又深的巷子，出了巷子往右，有一大片水塘。水塘的四周披挂着一丛一丛的连翘，开满了白色的小花朵。水塘对面就是一片粉墙黛瓦的幽深庭院。姚佩佩看见院门边远远地站着一簇人，最前面的那一位穿咔叽布中山装的，佩佩记得，就是上回见过面的高麻子。

汽车刚停稳，高麻子就带着几个乡干部围了过来，跟谭功达叙起了寒温。有一个自称叫孟四婶的女人见佩佩落了单，就走到她跟前，嘴里宝宝、宝宝地叫个不停。又是摸她的头发，又是捏她的手。姚佩佩想到自己都已经是二十岁的人了，还被对方称作“宝宝”，心里觉得莫名其妙。一时不知如何才好，吓得直往小王身后躲。

小王悄悄地将她喊到一边，道：“这个孟四婶，老家住在长江中心的洲上，那个地方的人，就是这个风俗。别说是二十岁，你就是七八十岁，他们为了表示亲热，照样叫你宝宝。但反过来却不行，你不能叫他们宝宝，那是骂人的话。”

姚佩佩听得似懂非懂，好在那孟四婶已经放过了她，手里挎个竹篮子，到河边洗菜去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高麻子不住地偷偷打量姚佩佩。他的眼角堆满了眼屎，多喝了几杯酒，说起话来也显得特别兴奋。姚佩佩被他盯得怪不自在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谭功达也有了几分醉意，喝到后来，就和高麻子划起拳来。

姚佩佩平常最厌恶男人在酒桌上划拳，没想到平常不苟言笑的谭县长竟然也深谙此道。她心里倦倦的，有些不悦。高麻子再次用眼角的余光盯了佩佩一眼，借着浓浓的酒意，当着众人的面，对谭功达道：“县长果然好眼力，你是从哪里找出这么一个百里挑一的美人来？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呀？”

姚佩佩的心里猛地一惊，像是被针扎了一下。心里说，这高麻子喝多了酒，一定是把我误认作白小娴了，脸刷的一下就红了。她见谭功达并无帮她解释的意思，一生气，便冷笑道：“高乡长，您恐怕是认错人了吧。”

她这一喊，高麻子也怔住了，眨巴着他那对绿豆老鼠眼，仿佛一时不明白她的话是什么意思，半晌才狐疑道：“没错呀，县长的未婚妻不是文工团的白小娴吗？可不是一等一的大美人？半个月前她们团来运河工地巡回演出，我还和她照过一张相呢，怎么会错？”

姚佩佩的脸更红了。所有人的眼睛都瞅着她。原来人家并没有说错，是自己自作多情。这高麻子，你说白小娴，可眼睛看着我干吗？佩佩又气、又急、又羞，笑不是，不笑也不是，呆呆地望着满桌的人，不知所措。

看着一桌子的人都不说话，高麻子手里挥舞着酒瓶子，忽然指着姚佩佩，向身边的干部们介绍说：“这位是姚秘书，是谭县长的干女儿。当年她在洗澡堂卖筹子的时候被谭县长撞见，就把她调到县里。姚秘书，我说的对不对？”

佩佩一听见“洗澡堂卖筹子”几个字，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就把桌子给掀了。可毕竟碍着众人的面，又不能随便发作起来。她瞥了谭功达一眼，见他正从孟四婶手里接过一块热气腾腾的毛巾，在那使劲地擦脸呢。倒是司机小王机灵，一把从高麻子手里夺过酒瓶，笑道：“高乡长，你也少喝点，下午我们还要去工地挖土呢。”就这样，总算把他的话岔开了。

说不定在县长的心目中，自己永远都是一个“洗澡堂卖筹子”的不懂事的小姑娘。佩佩心里不禁有几分悲凉。自己平白无故地受了这一番折辱，也怪不得别人，都是自己惹火上身。人家高麻子话里明明说了百里挑一的大美人，你一个洗澡堂卖筹子的傻丫头，你也配吗？好端端的，多什么心呢？你又算得了个什么东西！还巴巴地用紫云英花地的阴影来占卜算命！

不过，人人都说白小娴漂亮，在男人们的口中，简直就是倾国倾城了。佩佩和羊杂碎曾在梅城中学礼堂门口撞见过她一回，看了半天，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心里还是觉得有点不服气。姚佩佩一个人坐在桌边想心事，越想越生气，等到孟四婶端着脸盆把桌上的碗筷都收拾干净了，她才蓦地发现原来满桌的人都散了，只剩她一个人在那儿发呆。

下午，谭功达在乡干部们的簇拥下要去运河工地劳动。小王过来催她，姚佩佩双手一抱脑袋，道：“我怎么觉得头痛得厉害？”

谭功达手里拿着一把崭新的铁锹，正往外走，听见佩佩喊头痛，就回过头来冷冰冰地对她说：“你要实在不想去，也别找借口，就在家待着吧。”说完拖着铁锹出门去了。

姚佩佩本来也就这么一说，并没有不去的意思。经谭功达这么一抢白，她就是想跟着去也有点不合适了。她在心里恨死了这个谭功达，天知道他心里揣着什么鬼心思，自己刚才在酒桌上那么尴尬，佩佩满心希望谭功达前来“搭救”，他居然一句话也没说，假装没听见。她在心里暗暗发誓，等到回到县里，再也不搭理他了，一句话也不跟他说。可转念一想，你算是他什么人，你一辈子不理他，与他何干？只怕是自己憋了一肚子气，人家根本就不拿它当回事。

雨早已不下了，可是风却越刮越大。天上一堆一堆的云，杏黄色的，朝北飘，在院中投下灰暗的阴影。姚佩佩闲着没事，听着屋顶上呼呼的风声，心里空落落的。她去厨房帮着孟四婶洗碗，两人在灶下说了一会儿话。孟四婶说，她家就住在隔壁，是临时被高麻子喊来替他们做饭的。“这房子几十年没住过人了，前些日子高乡长听说县长要回来，特地派人连夜收拾，墙上新刷的石灰水还没有干透呢。”她还说，高乡长和谭县长是磕头的把兄弟，两人合穿一条裤子还嫌肥。

收拾完锅灶，孟四婶又在忙着替他们准备晚上的饭菜了。姚佩佩见自己插不上手，就一个人走到屋外，满院子四处闲逛起来。这房子看上去的确有些年头了，院墙虽经修补，墙基却早已歪斜，上面爬满了白垩。天井里有一棵天竺，墙头挂着葛藤，让风一吹沙沙有声。院中有回廊和厅堂相连，左侧是一幢两层的厢房。楼上走廊的雕花栏杆上，落着一只雨燕，肥肥的，缩着脖子看着她。后院要大得多，四周沿墙栽种着杂树。通往巷子的月亮门关着，对面是一排低矮的柴房，房檐下的碎砖石中长着一溜凤仙花。一条石砌小径通往倾颓的阁楼，阁楼边矗立着太湖石的假山。

一看到这幢阁楼，姚佩佩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细细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可怎么看都觉得十分眼熟。沿着石阶往上，可以看到一个精致的六角凉亭，围有护栏。一张石桌，几张石凳，上面堆满了樟树的叶子，多年未经打扫。从这个凉亭里可以看见院子西边的一畦菜地，姚佩佩觉得这块菜地或许是原先的主人养花的地方，因为她发现菜地里有一座倒塌的荼䕷架。小时候在静安寺的花园里，她家也有这么一个荼䕷架。

“开到荼䕷花事了。”这是《红楼梦》中的诗句，也是妈妈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当时妈妈正对着梳妆台上的一面大圆镜梳头。姚佩佩背着书包去上学，临出门时，不知为什么，她担忧地回过头来看妈妈，恰好妈妈也回过身看她。她的脸上泪痕狼藉，嘴角却挂着一丝奇怪的笑容。等到她放学回家，花园里、露台上、客厅里，到处都挤满了人，她看见殡仪馆的人把妈妈的尸体抬走了。妈妈身上裹着白被单，裹得那么严实，只露出了一绺头发。家中的佣人转眼间都不见了。晚上她一个人蜷缩在客厅的沙发上，这个时候她才知道自己家的客厅有多么大，多么空旷。她双手捂着脸，透过指缝，偷偷地打量妈妈上吊的那根房梁。南风从窗口吹进来，把客厅的枝形水晶吊灯吹得直晃。恐惧让她暂时忘掉了悲哀，她紧紧地攥着小拳头，似乎要攥紧一个秘密的希望：爸爸的福特牌汽车随时会哞哞地叫着，一阵风似的开进花园，车灯把花园的铸铁卫矛照得雪亮。好在我还有一个爸爸。爸爸会随时回来。她这样想着，就睡着了。直到第二天上午，最先赶到的一个姨妈流着眼泪告诉她，爸爸在三天前已经在提篮桥被正法了。她想去爸爸的书房找一本《康熙字典》，去查查“正法”是什么意思，却发现房间的门上早已被人贴上了封条……

顺着石阶再往上就是阁楼了。门环上插着柳枝，被太阳晒瘪了，已经发了黑。大约是清明节用来避邪的，

在江南一带有这样的风俗，清明是柳枝，端午则是艾草。

门是虚掩着的，轻轻一碰，它就开了。阁楼里有一张雕花木床，床的里侧还有抽屉。床上的被褥和蚊帐都是新的，有一股淡淡的棉布味。床头有一个五斗橱，靠墙一排红木书架，不过书架上空无一物。姚佩佩在床边坐了一会儿，身上懒懒的。因想到下午也无事可做，便和衣倒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到了上灯时分，小王才从工地上回来。孟四婶问他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小王也不答话，走到灶下从水缸里舀了一碗水，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抹了抹嘴唇，这才说：“县长到夏庄喝酒去了。”

姚佩佩已经早早吃过晚饭了，这会儿正在厨房里洗脸，听到谭功达去夏庄喝酒，便笑道：“他去夏庄喝什么酒？”

小王道：“我们几个从工地收工，正要往回走，就看见堤岸上来了一伙人，把我们当头拦住。一问，为首的就是夏庄新上任的白乡长，也就是咱们县长的大舅子，名叫白小虎的，几个人又拽又拉，把谭县长给拽走了。”

“这么说，那个白小娴原来是夏庄人？”佩佩问道。

“那还用问？”小王说，“他丈母娘、老丈人都来了。那丈母娘一见县长，上前不由分说，就去替他掸土，我当时跟在后面，不知就里，心里吃了一惊。心说哪里来的这么一个痴婆子，怎么一见县长，上来就乱打人呢。”

孟四婶笑得前仰后合：“平平常常的事，叫小王同志一说，还真滑稽。”

姚佩佩没有笑。她咬着嘴唇，脸也渐渐地变了色，道：“那你干吗回来？蛮好跟着县长一块去开开荤。”

小王听见佩佩的话中含着讥讽之意，又不知她为何跟自己生气，只得赔着笑脸道：“他们倒是拉我去的，可我想到你一个人在家也怪冷清的，就回来了。”

“难为你这么费心！”佩佩挖苦道。

等到小王吃完饭，孟四婶炒了一盘隔年的南瓜子。三个人围着灶脚嗑着瓜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一直等到后半夜，还不见县长回来。孟四婶道：“县长这时候不回来，兴许今晚就不会回来了。一定是喝多了酒，在丈母娘家住下了。”佩佩笑道：“要我说，他们蛮好再打个电话到文工团，把那个白小娴也叫回来，来个一锅烩，岂不更好！”

小王嘿嘿地笑着。孟四婶也抿嘴而笑，她偷偷地看了姚佩佩一眼，没有说话。

到了第二天，谭县长还没回来。高乡长和几个乡干部也都不见了踪影。小王劝了半天，硬是把姚佩佩拉到工地上去了：“你就是去装装样子也好。”

姚佩佩跟着几个媳妇、婆子挑了半天的土，累得腰酸背痛。佩佩从来没有干过农活，扁担刚刚挨到肩膀，她一缩脖子就滑了下来，一连三次都是如此，嘴里还说：“咦，我的肩膀怎么是滑的？”逗得村里的媳妇们笑成了一团。她们又让她去挖土，可任凭她怎样用力猛踩，那铁锹却是纹丝不动。最后，一个管事的妇女就把她派到堤岸上，和一个掉光了牙齿的老太太坐在小板凳上发筹子。原来在农村干活，也要发筹子，每个人挑着土从河底爬上来，都要从老婆婆手里取一个竹筹，最后按筹子的多少计算工分。一看到那些涂着红漆的竹筹，姚佩佩心里一动，眼泪又下来了。

老太太看见姚佩佩一个人独自流泪，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事。开始的时候又不好贸然相劝，等到中午歇工的时候，老太太去伙夫那儿领了一只白馒头，掰开一半递给她，这才说道：“闺女，凡事你要往宽处想。碰上过不去的事，心就要硬起来。心硬起来，没有什么事过不去。我生了四个儿子，两个叫日本人打死了，一个死在朝鲜，剩下的一个几个月前也得病死了。你说像我这样一个人，活在世上又有什么意思？唉，熬着呗。”

说完，老婆子抽抽嗒嗒地哭了起来。姚佩佩又只得反过来劝她。

到了下午，姚佩佩推说身上酸痛，死活不肯去工地了，一个人又悄悄地溜到家中，上了阁楼，倒在床上蒙头大睡。

到了晚上，小王一回来，就嬉皮笑脸地对姚佩佩说：“咱们谭县长这回可真是乐不思蜀了呀。”

佩佩笑道：“别说，这个成语用在这儿很贴切，看来你总算开窍了。”

小王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看上去很得意。过了一会儿，姚佩佩又道：“人家谭县长本来就是为了这门亲事而来，嘴上说来工地劳动，跟过去的皇帝亲耕一样，不过装装样子罢了。在丈母娘家热乎几天，也很平常，只是苦了我们两个。夹在当中，不尴不尬，碍手碍脚的。不如明天一早我们就回梅城去吧。”

小王随口道：“你这么说县长，真是以怨报德。昨天下午，在去工地的路上，谭县长还专门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问我说，佩佩怎么忽然头痛起来了，要不要去请个大夫替她瞧瞧。”

姚佩佩听小王这么说，不知是真是假，低了头半天不作声，嘴上却道：“小王，你这个‘以怨报德’虽说用对了地方，却与事实不符。人家心心念念惦记着的是什么白呀黑的，咸呀淡的，哪里有心思管别人的死活！”小王见她不相信，就拍着胸脯发誓赌咒了一番，接着又道：“佩佩，我怎么觉得，县长有点怕你？”

“我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他怕我做什么？我也不会一口吃了他。”

“他倒不是怕你一个人。但凡年轻漂亮、妖里妖气的姑娘，他都怕。”说到这儿，一个人捂着嘴笑。姚佩佩在他身上拧了一把，正色道：“你这张小油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油腔滑调的！”小王笑了一会，压低了声音道：“你难道没听说吗？咱们县长可是个有名的花痴呀。”

姚佩佩眼珠子一转，忽然道：“等县长一回来，我就把你这句话告诉他。”

小王吓得赶紧拽住姚佩佩的袖子，又摇又晃，连声求饶。姚佩佩罚他连叫三声姐姐，一声亲姐姐，小王只得依从。两个人正闹着，见孟四婶提着一只脚盆走进了厨房。孟四婶在脚盆里放了点热水，佩佩就坐在盆边脱鞋，同时推了小王一把：“你出去吧，我要洗脚了。”

小王心里想，洗个脚还要把人赶出去，这是为何？又不是洗澡！刚走到门口，又被姚佩佩给叫住了：“你明天走不走？你不走，我可要走了。”

小王还以为她在开玩笑，回过头来笑着对她说：“脚丫子长在你自己腿上，又没人用绳子拴着，你走好了。”说完扬长而去。

第二天天不亮，姚佩佩一个人早早地起了床，一路打听着来到了普济汽车站，坐第一班长途汽车离开了普济。

6

那天傍晚，夏庄的干部来到河堤上，请谭功达去喝酒。谭功达看见白小娴的家人也夹在其中，就有些不高兴，本想推托不去，可一想到白小娴，他的心又软了。自从今年正月他与小娴出了那档子事，谭功达一直觉得理亏心虚，在日记中大骂自己畜牲。好在白庭禹深明大义，从中斡旋，自己又一连给小娴写了六七封悔过书，才哄得她回心转意，勉强与他恢复了来往。今见小娴的哥哥白小虎与未来的丈人、丈母娘都亲自来接，若是执意不去，日后在小娴的情面上也不好交代，想到这儿，便回过头去看了看高乡长，道：“麻子，你也一同去呗。”

高麻子平时就贪杯，一听说夏庄的人请喝酒，眼睛都有些发直，巴不得也跟了去。听县长一吩咐，忙道：“同去同去。”

说完，抖了抖身上的灰土，喜滋滋地搭着谭功达的肩膀，一路往夏庄去了。

他们抵达夏庄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谭功达在那伙人的簇拥下绕过一片水塘，走进了一条狭窄的甬道。这条甬道极幽深，两边都是砖垒的高墙。到了尽处，忽见一座轩昂的旧式门楼，门前趴着一对石狮子，檐下挂着的三只大灯笼，被风吹得直晃悠。

走到院中，豁然开朗。只见檐廊曲折，亭阁处处。只是天色已晚，影影绰绰地看不太真切。谭功达笑道：“这个衙门倒是比县政府还要气派许多。”

白小虎一听，赶紧趋步上前，在谭功达的耳边介绍说：“区区乡政府，哪有钱来盖这么大个园子，这原是夏庄首富薛举人的私家园林。当年薛祖彦因组织反清的蜩蛄会，被满门抄斩，这所房子多少年来一直空着。乡政府的房子又破又旧，如今正在大修，今年春天才搬到这里临时办公。”

谭功达道：“乡政府的房子修好之后，你们仍旧搬回去。这个园子日后建个学校什么的，倒也合适。”

“那是那是。”白小虎一面说着，一面从衣兜里掏出个本子来记录。

说话间一行人已经来到了一处精致的房舍前，四周花木荫翳，古树参天，旁边还有一个小巧玲珑的荷塘。听白小虎说，这处房子原先是薛举人赏雨的地方。几个人刚刚落了座，热气腾腾的菜肴就端上来了，白小虎就忙着给谭县长斟酒。

谭功达因乡干部们“乡长乡长”地叫个不停，自己四下一望，并不见夏庄乡乡长孙长虹的半个人影，心中有些诧异，就随便问了一句：“你们这儿谁是乡长？”

席间顿时安静下来，乡干部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作声。半晌，一个年纪稍长的老者朗声道：“我们夏庄乡如今是白副乡长在主持工作。孙乡长身体有病，下不来床，已经在家中躺了好几个月了。”

谭功达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他问道：“孙乡长得的是什么病？”

“这个，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谭功达忽然想起来，白小娴的父母第一次登门相亲的时候，她母亲曾提出让大儿子出来做官，被谭功达一口拒绝，为此双方闹得不欢而散。时隔半年多，白小虎居然已经在夏庄乡主持工作了！更为严重的是，乡干部的任免，要由县常委会决定，这么大的事，自己怎么连一点风声也没听到？谭功达转过身来，瞪着白小虎，道：“你的副乡长是什么时候任命的？”

“今年春节过后，大概是二月中旬吧。”白小虎脸一红，嘴里支吾着。

“谁给你的任命？”谭功达不由得提高了嗓门。

眼见得谭功达当场就要发作，高麻子赶紧悄悄地拉了拉他的衣袖，端起酒杯：“喝酒喝酒。”

乡干部们也都纷纷举起酒杯：“喝酒喝酒。”

谭功达强捺住心头的火气，将杯中的酒干了，看着满桌的酒菜，呆呆地发愣。太过分！太过分了！白庭禹你狗日的太过分了！席间，白小虎一连三次举起酒杯来给县长敬酒，谭功达只装看不见，像木雕泥塑一般僵在那儿，不理不睬。白小虎更是满面通红，手里端着那杯酒，喝不下去却也放不下来，不知如何是好。乡干部们也都吓得大气不敢出，手足无措。

正在这时，小娴的妈妈也许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腰间系着一条围裙，从厨房赶了过来。她笑呵呵地走到谭功达身边，亲自给他倒了一杯酒，劝道：“我们家小虎人老实，又没见过什么世面，如今抬举他做了个副乡长，也是县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谭县长的信任。他有些不对的地方，还请谭县长多多教导。”

高麻子见状，赶紧低声对谭功达道：“若是按我们当地的风俗，丈母娘给女婿敬酒，就算是天大的礼数了，这酒你不能不喝。”

谭功达只得站起身来，双手捧起酒杯，硬是从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来，道了声谢，一饮而尽。那女人见谭功达脸色转缓，又用胳膊碰了碰她儿子，嘴里道：“县长你慢慢喝着，厨房那边还等着我去烧火呢。”说罢，一阵风似的走了。

说来也奇怪，那妇人走了以后，不论是白小虎还是别的什么人，但凡有人向他敬酒，谭功达既不推辞也不答话，端起酒杯就喝，仿佛一心只想把自己灌醉。高麻子知道谭功达心中气恨交加，积郁难排，当着众人的面，又不便劝止，见他一连喝了十二三杯，不免有些替他担心。只见谭功达目光飘忽，人在椅子上晃晃悠悠，眼看就有点支持不住了。勉强挨了一会儿，谭功达再也撑不住了，一头栽倒在酒桌上，昏昏睡去。白小虎和高麻子二人赶紧将他扶起来，带他到附近的客房休息。刚走到外面，谭功达就对着花坛要呕吐，呕了半天又吐不出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将他扶到房中，安顿他睡下。小娴的妈妈听说姑爷醉了，早已替他从厨房端了一杯酽茶来，一伙人忙了半天，直到谭功达在床上发出均匀的鼾声，这才悄悄离去。

第二天一早，谭功达从床上醒来，见太阳已经升高了。又听得窗户外面人声鼎沸，锣鼓阵阵，一时不知身在何处。因见高麻子正坐在一边抽烟，便问道：“麻子，外面怎么这么热闹？”

高麻子道：“今日是农历四月十五，正逢夏庄集场，附近十里八乡的人都来赶集。”

谭功达噢了一声，看了看高麻子，又瞥了旁边站着的白小虎一眼：“农村的集市，上面不是专门发了文，不让搞了吗？”

白小虎见谭功达走到窗下的脸盆架前，正要洗漱，便趋到跟前，将一杆挤满牙膏的牙刷递到县长手中，谦卑地笑了笑：“这农村的集市是旧风俗，已延续几千年，若完全不让搞，恐怕也不现实。如今的供销社，生产资料供应严重匮乏。别的不说，到了收割的季节，农民要买把镰刀，都难上加难。我们几个乡干部一商量，决定搞一个社会主义新集市，除了生产资料的交换、日用品的买卖之外，我们还搞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表演队，在集市上表演，也算是移风易俗、古为今用吧。”

谭功达听他说话有条有理，看上去人也显得精神伶俐，办起事来似乎颇有决断，比起孙长虹那昏聩糊涂的窝囊废，的确不知强了多少倍。只是他的头发梳成主席像的样式，有点不伦不类。想到这儿，心中的火气顿时消了大半。

高麻子在一旁道：“白乡长昨天见你喝醉了酒，惟恐有个山高水低，放心不下，在你床边守了一夜，早上四点钟才走的。”

谭功达听高麻子这么说，想起昨晚的事来，心里倒是有些过意不去，便对未来的大舅子笑了笑：“昨晚也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怪白庭禹这个狗娘养的，这么大的事，他竟然连个口风都不漏给我。”

白小虎也笑了起来。他见谭功达洗完了脸，赶紧从口袋中掏出一个雅致的白瓷小瓶，递给谭功达，谭功达看了看，用手一挡：“雪花膏？我不用这个。”

用过早餐，谭功达忽然来了兴致，对白小虎道：“我这就去见识见识你的新集市，怎么样？”

白小虎连声说好。他在前面带路，乡干部簇拥在后，一行人走到院外，穿过那条阴暗的巷道，鱼贯而去。出了巷子，外面就是一大片水塘，岸边栽种着菖蒲和茭白。池塘中间有一座大坟，坟包上长满了茂密的芦苇。集市沿塘而设，一直延伸到祠堂边的打谷场上，万头攒动，场面盛大。数不清的铁器、竹器、木器和各色农具沿路排开。祠堂边还搭有一个戏台，宣传队的演员们正在表演小快板，引得围观的人群不时发出哄笑。孩子们都爬在树上，连围墙上都站满了人。集市虽然热闹，却丝毫不见纷乱，乡里组织的民兵佩戴臂章，正在巡逻。

开始的时候白小虎还紧紧地跟着谭功达，碰到县长没见过的东西，他就逐一介绍：连枷、牛轭、空竹、会叫的风筝、鞋楦子……谭功达连连点头。一见到故乡的这些物件，谭功达心里还是觉得挺亲切的，可是不一会儿，他们俩就被人群冲散了。谭功达看见高麻子正在一个卖泥人的摊头前向他招手，就挤了过去。

“这个泥人挺好玩的，你要不要给小娴买一个？”高麻子道。

“她是本地人，从小见惯了这些玩意儿，哪里会稀罕！”谭功达把小泥人拿在手中，看了看，又放了回去。

“管她见过没见过！你给她买了，也是你的一点意思。她见了保准眉开眼笑。”高麻子说。

经不住高麻子再三撺掇，谭功达问了问价钱，就给小娴买了一个。高麻子抢先替他付了钱，两人正要走，谭功达忽然又踅了回去。他在泥人摊上又挑了个一模一样的买了。

高麻子笑道：“若是买两个，须是不一样的才好。”

谭功达道：“这一个，送给姚秘书。她是上海人，没见过乡下这些土玩意儿。”高麻子抿嘴一笑，正要说什么，只见白小虎已经到了跟前，就没再言语。

逛完了集市，谭功达就召集乡村各级干部开了个会。高麻子虽是外乡人，也被邀列席。会议开到一半，孙长虹来了。虽说是已经过了清明，可孙长虹还是披着一件破旧棉袄，脸色蜡黄，看来果然病得不轻。散了会，谭功达将孙长虹单独留下来谈话。谭功达问他昨晚怎么不来，孙长虹两眼一翻，笼了笼袖子，恶声恶气地道：“我倒是眼巴巴地想来给县长大人接风，可人家不让啊！”

“谁不让你来？”

孙长虹将脖子一梗，没再说话。

这时，一个乡干部凑到谭功达耳畔，低声道：“孙长虹生的是肝病，腹水得厉害，传染性极强。”

谭功达转过身去，对孙长虹道：“你们乡，有一个名叫张金芳的，你认不认得？”

“怎么不认得？”孙长虹道，“她是我的外甥媳妇，住在水库附近的兴隆村。”

“她三天两头到县上来胡闹，搅得信访办鸡飞狗跳，影响极坏。你们既然是亲戚关系，见到她好好跟她说说。”

“说个屁，”孙长虹大嘴一咧，直着脖子嚷道，“脚长在她身上，她爱去哪儿去哪儿，犯不着我来管这鸡巴事。”说完将他那破棉袄掖了掖，转过身去，径自走了。

谭功达气得面皮紫胀，半天说不出话来。白小虎见孙长虹当面顶撞，弄得县长下不来台，便笑着安慰谭功达道：“反正他已经是一个快死的人了，县长犯不着跟他计较。”

可一听他这么说，谭功达又隐隐觉得有些刺心，不禁抬起头来，重新把白小虎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吃过中饭，谭功达和高麻子告辞回普济。白小虎领着一帮人，一直将他们送到村头的大柳树下，这才握手道别。

在返回普济的路上，高麻子一个人倒剪着双手，在麦陇中走得飞快。谭功达常年不走村路，加上昨晚醉了酒，身上有些倦怠，渐渐地就有些撵不上他了。走了不到两华里，早已累得大气直喘。高麻子已经走到了一条湍急的溪流边，水上有一座小木桥，他在桥上回过头来对谭功达说：“功达，我看你真的是变了。成天坐办公室，走几步路，都累成这样。”

谭功达喘着气，骂道：“歇会儿再走，好不好？干吗那么着急？是你们家的房子失了火还是怎的？”

清澈的溪水淙淙地流淌。成群的江鸥在桑林上空盘旋。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养蜂人头戴面罩，正在帐篷前摆弄蜂箱。在他身后是大片起伏的坡地，开满了紫红色的小花。谭功达一屁股在溪边的茅草地上坐下，高麻子递给他一支烟。谭功达因见坡地上大片的红花，被阳光照得仿佛燃烧起来一般，便问道：

“那是什么花？”

“翘摇。”高麻子也找了个地方坐下，回答道，“又叫紫云英，我们当地人都叫它红花草。”

“我以前怎么从来没见过？”

“这并不奇怪，”高麻子解释说，“一九五四年春上，鹤壁地委组织我们去花家舍参观，我见他们那儿漫山遍野都是这玩意儿，就向当地的老农讨了些种子带回来。当时我也是看着这花惹人怜爱，带回来种着玩的，没想到它却救了一村人的性命。”

“这紫云英难道也可以入药？”

“入药？”高麻子白了谭功达一眼，“你作为一县之长，怎么倒像个武陵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你知道这些年，梅城一县，饿死多少人？鹤壁一市五县，又饿死多少人？普济乡倒是没死人，可全靠这紫云英救的命。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后怕。你可别小看这小花小草，生命力极强。播下种子，雨水一淋，十天半个月就开花了。河边、田埂上、山坡上，哪儿都能长，刀割一茬，没几天又蹿杆开花了。这玩意儿，猪能吃，牛能吃，人也能吃，而且味道还不错呢。我去年腌了两坛子，还没吃完呢，待会儿到了家，让你嫂子弄一点来下酒如何？”

“那最好。”谭功达道。

论年龄，高麻子比谭功达还要年长一岁。当年他在普济读过几年私塾，一直在新四军军部做文书。皖南事变之后，他的部队被打散了，就连夜赶到苏北，找到了谭功达，在他手下做了一名参谋。到了一九四八年，江南新四军改编时，他已经是团长了。刚一解放，高麻子要学那曾文正公功成身退，归隐田园，“百战归来再读书”，地委行署的聂竹风要调他到县里给谭功达做副手，他一口拒绝。回到普济之后，就与当地的一个农妇结了婚，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后来经不住谭功达软磨硬泡，才答应出来做了个乡长。

说起县上的事，谭功达一肚子苦水，不知从哪儿倒起。好端端的一件事，一旦到了自己手上，立刻就成了烂泥一团，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他刚刚诉了几句苦，高麻子就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我替你想想，倒真是够呛，别的不说，光就你身边那几个精明人，你恐怕就对付不了。白庭禹的手伸得太长；你亲自提拔的那一个呢，恐怕也靠不住。”

谭功达知道他说的“那一个”指的是谁，心里闷闷的。

“再说了，天上风云不测。”高麻子接着道，“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有人要学朱元璋，有人要做李自成。你在底下当个芝麻绿豆官，滋味肯定不好受。”

谭功达听他话中有话，不禁吃了一惊，朝四下里看了看，虽说不见人影，还是压低了声音，问道：“李自成怎样？朱元璋又怎样？”

高麻子将手里的烟蒂捏了捏，续上一支，道：“这李自成就不用说了，当年后金的大军逼近北京，大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李闯王仓促在陕西米脂起兵，在崇祯帝的后脊梁上狠狠扎下一刀。你说他是为什么，难道是为了救大明吗？虽说攻下了西安城，他不是立刻就改西安为长安，做起那大顺帝来了吗？再说他手下那一帮人物，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出生入死，还不是图个加官晋爵，封妻荫子？可一旦分封既定，夙愿已足，却偏偏有人要给他来个托洛茨基式的‘不断革命’，你说这伙人受得了吗？这一流的人物，史不绝书，大多目光短浅，并无明确的政治目标，区区一个书生李岩，又能顶个什么用！

“可朱元璋就不一样了，从‘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个口号中，他的志向可见一斑，一旦做了皇帝，河清海晏，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眼光、胸怀又未免过于远大了些。他要那天下江山，千秋万代都姓了朱，永不变色。手底下的那二十四员悍将，没有一个看得顺眼。胡惟庸是怎么死的？李善长又是怎么死的？洪武帝为何又废除宰相一职？修峻法，严吏治，天下山河都入梦中……哎，我说的这些话，你可听得懂？

“不过，最可笑的，这世上还有一类人。本是苦出身，却不思饮食布帛，反求海市蜃景。又是修大坝，又是挖运河，建沼气，也做起那天下大同的桃花梦来。”

高麻子前面说了这一大段，絮絮叨叨，谭功达听得似懂非懂，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心思。可到了后来，谭功达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你这家伙，原来是变着法儿骂人哪。”

高麻子从地上站了起来，拍拍屁股：“随便说说，不足为训。”

谭功达虽然意犹未尽，也只得把手中的烟头在地上掐灭，站起身来。两人过了木桥，沿着桑林中的一条羊肠小径，朝普济走去。

一路上，谭功达旧事重提，问高麻子愿不愿意来县里工作：“你可以屈尊先做一年的民政科长，过渡一下。来年再进入县委常委的班子。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地委的聂书记也多次这么建议过。”

高麻子小心地替谭功达拨开纷披的桑枝，没有理会他刚才的话，只是道：“老虎的身体也不好，身上有旧伤，又有哮喘病，嘴里的牙齿都让大夫给拔光了。去年春节我专门到鹤壁去看过他。他的记性也大不如从前了，人也有些颓唐。只要他在位子上待一天，你还可以放心做你的县长，可俗话说得好，荷尽已无擎雨盖，他那边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以后的情形就不好说了。凡事都要有个长远考虑。”

谭功达抢过话来，再次劝道：“就因为这样，我才想着调你上来，给我搭把手。”

高麻子忽然站住了，转过身来，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谭功达，半天才说：“我还不是为你好吗？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万一你在县里出了什么事，我这里好歹还有你的一个容身之处。普济是咱们的根据地，大后方不能轻易丢掉。”这话一出口，两个人都有些伤感，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低着头出了桑林，一路无话。

快到村头的时候，高麻子也许觉得气氛过于压抑，便拍了拍谭功达的肩，笑道：“你的那个从上海来的秘书，她叫什么来着？”

“姚佩佩。”

“对对对，姚佩佩，”高麻子道，“这个姚佩佩，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我怎么觉得，这孩子，对你倒是一往情深呢。”

谭功达一愣，急道：“你不要瞎说，不要瞎说，哪有这事？”

“怎么是瞎说？”高麻子不依不饶，“那天中午你们刚到的时候，在酒桌上，我提起白小娴，你瞧瞧她那反应！虽然善于掩饰，可在我的眼中，她倒是一览无余。”

“人家哪有这意思，你不要胡说。”谭功达虽然假作恼怒，可咧开的嘴却怎么也合不拢。

“万无一失。”高麻子道，“我没别的本事，可是看人还是有一套的。论长相，她倒是一点也不比白小娴差，若说聪慧灵秀之气，更是小娴不及。要是在旧社会，我就要劝你两个人一起收了。”说完高麻子哈哈大笑。

“什么乱七八糟的！”谭功达笑道，“我跟你说正经事，你就不搭茬，说起这些没边的事来，倒是浑身是劲，我哪有心思跟你开玩笑！”

“放着这么一个花容月貌的妙人在身边，整天在一个办公室同进同出，你敢说你就没动过半点心思？你若对她没有一点心思，怎么会好端端地记得在集市上买个泥人送给她？鬼才相信呢！只怕是夭桃秾李，一时难以取舍吧。功达兄，我们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说说怕什么呀，我又没逼着你去娶她。”

一番话，说得谭功达心里七上八下，满腔的熔岩铁水似乎就要喷薄而出。

7

姚佩佩回到梅城，在家里歇了两天。第三天一早，因在家中实在无聊，又懒懒地到县里去上班。县里的干部们下乡去还没回来，整座办公楼仍然空空荡荡。姚佩佩到四楼杨福妹的办公桌前晃了一晃，好让对方知道她来上班了。随后，她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闷坐了一个上午，又觉得百无聊赖，心中不免有些后悔，不该一个人赌傻气跑回梅城来。谭功达从夏庄回来，一见自己不在，心里会怎么想？人家好端端的，没招你，没惹你，你赌什么气呢？自己这一走，倒是很容易让对方看穿自己心里藏着的那点阴暗的东西，说不定还会一个人偷偷地发笑，笑完了之后还会把它告诉白小娴。一想到谭功达和白小娴拍拍打打取笑自己的样子，佩佩不觉又怒火中烧。真是神经病！这么瞎折腾，何苦呢？

她忽然想到自己好长时间没有见到羊杂碎了，不知道她最近怎么样了，便锁上房门，到了楼下，沿着空无一人的楼道，朝民政科办公室走去。

隔着玻璃窗，姚秘书看见一个肥胖的中年妇女手里捏着一把塑料尺子，正趴在桌上画图。汤碧云曾对自己抱怨说，她的胖领导怎么看都像一只蛤蟆。姚佩佩细细一打量，还真有点像。而且这女人嘴角长着一圈又黑又密的汗毛，怪不得羊杂碎成天背地里叫她小胡子。她的确是太胖了，一说话，嘴里就泛出蜂鸣声，要是冷不防咳嗽一下，一身的白肉就会剧烈地颤抖起来，经久不息。小胡子常常去佩佩的办公室，给县长送材料和各种报表，对佩佩倒也挺客气。

小胡子告诉姚佩佩，汤碧云已经一个多月没来上班了。既没请过假，也没有提交什么辞职报告，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还专门派人去汤碧云家走访过一次，也没见到她本人：“她家里人叽里咕噜地跟我们派去的同志胡乱比划了一通，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假如到了本月底，她还不回县里来上班，按规定一定要被除名。到那时，我们也帮不上她什么忙。”

小胡子嗓门很大，脸上有几分凶悍，但说起话来倒也通情达理，并不像汤碧云描述的那样蛮横。姚佩佩问她能不能抄一下汤碧云家的地址，小胡子就从满桌的图纸底下翻出一个通讯簿来，随手扯下一页日历，在反面写了一个地址，递给她，又说：“你要是没什么事，就坐下来喝杯茶，我这里有上好的梅家坞龙井。”

姚佩佩见对方已经拉开了抽屉，取出了茶叶罐子，只得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那茶泡出来，泛出焦叶粗梗，色泽像酱油汤一般浑浊，尝了一口，又苦又涩。这哪是什么梅家坞龙井，分明是陈年的树叶子！可嘴里仍不住地道：“好茶好茶。我这辈子还没喝过这么好的茶呢。”说得小胡子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面色也变得慈祥起来。她把手里的那个茶叶罐子往佩佩的手里一塞，道：“你要喜欢喝，就拿回去吧。我平常不怎么喝茶。这么好的东西，搁在我这儿倒是可惜了。”姚佩佩推让了半天，拗不过她，只得收了，一迭声地道了谢，告辞而去。

汤碧云的家住在城南下河沿的乱葬岗一带。过去一直是处决犯人的法场，最近县政府正打算在那儿修建一座火葬场和一个看守所。长江屡经改道，形成了一塄塄的沙丘，河汊密布，杂树荫森。姚佩佩按着信封上的地址，很快在一个大水闸的边上找到了汤碧云的家。

一进屋，姚佩佩就闻到了一股新鲜的竹香。早听碧云说她父亲是个篾匠，手比女人还巧。她曾送给佩佩一只精致的蝈蝈笼子。屋子里光线阴暗，墙边堆满了竹器，篮子、筛子、匾子、笼屉，什么都有。一个五十上下的男人，腰间围着一块白布围裙，手执一把竹刀，赤着双脚，正蹲在地上破篾编席子呢。一根长长的青竹到了他的手里就像变戏法似的，不一会儿就变出了无数条细匀柔软的篾条来。他的十个手指上都缠着橡皮膏，连看都不看佩佩一眼，仿佛没有注意到她从外面进来。姚佩佩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想了半天，竟然叫他“汤碧云的爸爸”，连自己都觉得不伦不类。她说是来找碧云的，那男人头也不抬，半天才说：“她不在家。”

佩佩又问他：“碧云究竟出了什么事？怎么一个多月不去单位上班？”

“她不在家。”还是这句话。

随后，他从地上爬起来，拿着那把竹刀，拖上鞋，揭开门帘进里屋去了。不一会儿，就从里面传来了刷刷的磨刀声。

姚佩佩从碧云家出来，沿着河岸往前走了很长一段路，忽听得背后有人在叫她“宝宝”。她回过头，看见碧云的父亲正在向她招手呢。佩佩赶紧返身往回走，那男人领着她进了屋，踮着脚，绕开地上的那张快要编好的竹席，走进里屋。那男人什么话也没说，指了指墙边搁着的一张梯子，然后带上门出去了。

原来上面还有一层木板搭成的阁楼！姚佩佩顺着窄窄的木梯往上爬，很快就看见楼板上搁着一架纺车，墙洞里点着一盏美孚灯。汤碧云身上裹着一条薄被，头上扎着一块白布，正半靠在墙边，冲着她笑。

“该死的羊杂碎，你搞什么鬼！”姚佩佩骂道。话没说完，就哎哟一声，脑袋早已重重地撞在了房顶的梁上。

汤碧云连喊“小心”，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汤碧云往里挪了挪身子，让佩佩和自己并排坐下来。她撸起佩佩的头发凑在灯前看了看，笑道：“还好，没给撞破。”

佩佩余怒未消，一把将她推开，叫道：“你发什么神经？这么长时间不去上班，一个人躲在阁楼上，坐月子呢？”

汤碧云只是笑。她从枕头边摸出一只橘子来，剥去皮，递给姚佩佩。佩佩一扭身，不去搭理她，嘴里道：“我再也不理你了，刚才我在外面盘问了你爹好半天，你在阁楼上怎么会听不见？你爹也是爱搭理不爱搭理的，害得我差一点白跑一趟。”

“我爹这个人，脾气怪得很，你别见怪，他是谁都不理的。就是我，要跟他正经说句话，也不太容易。”

“你爸爸老家是不是在洲上？”

“你怎么知道？”

“他刚才叫我宝宝。”

汤碧云说，她父亲十多岁就从洲上出来，在梅城开了一家竹器店，可一九四九年一解放，竹器店就关门了，这些年就连摆个小摊政府也不允许，她父亲只好偷偷地在家里编些篮、筛、笼、匾，每逢江北集市的时候，天不亮就挑出去卖。有时碰到县里的巡防大队，就把他的竹器担子整个抛到江中……

“哎，你先别扯那么远。这么长时间你窝在家里，到底在搞什么鬼名堂？”姚佩佩不知不觉已经把那只橘子拿在手中，掰下一瓣放在嘴里。

“刚才你不都说了吗？”汤碧云道，“坐月子呗。”

“你别跟我胡说八道了，你病了吗？生的是什么病？”

“我没病，”汤碧云仍然嘻嘻哈哈的，“不骗你，我真的有孩子了。”

姚佩佩转过身去，吃惊地睁大了眼睛。起初还以为她在逗自己开心，因为碧云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可碧云笑着笑着脸色就变了，眼泪止不住地从脸上滚落下来，似乎不像是在说谎。姚佩佩的心不由得往下一沉，吓了一大跳。

“怎么搞的？你在说什么呀？你，你有男人了吗？孩子呢？你，遇到了坏人？”佩佩紧紧地拽住碧云的一只胳膊，着急地问道。

汤碧云半天不吭气，一个人静静地流着眼泪。过了很久才齉着鼻子道：“你这个人呀，我最烦了。什么事情都要问！刚才我听见你在隔壁跟我爹说话，心里就犹豫着要不要喊你一声。可咱俩一见面，你免不了要刨根问底，问这问那。我只得把心硬了硬，没作声，可等到你出去了，心里又想着跟你见一面，就让我爹追出去，把你叫回来。”说着把被姚佩佩抱着的那只手抽了出来，翻了一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无声地哭泣。

佩佩这时也没了主意，也不敢追着问她，只得伏在她身上，陪着她一块流泪，道：“我这么急着来找你，也不为别的，你们主任说，到月底再不去县里上班，他们就要给你除名了。”

“不要紧，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一早就去上班。”汤碧云说，“我们两个人姐妹一场，贴心贴肺的，按理说我有个什么事，也不该瞒着你，可我要把这件事告诉你，保证吓你一跟头。你这个人比不得我，没事的时候就疑神疑鬼的，白白地让你跟着担心，何苦来呢。”

正在这时，忽听得楼下有女人说话的声音，听上去也是洲上口音。汤碧云起身理了理额角的头发，对佩佩道：“没关系，是我娘回来了。刚才我让她去供销社替我买纸去了。”

“什么纸？”

“我下面还有点淋漓不断，要垫纸。不过今天已经好多了。”

不一会儿的工夫，碧云的娘端着一碗红枣汤，到阁楼上来了。她微笑地望着佩佩，将碗递到佩佩的手中，红枣汤里还有一只剥好的鸡蛋。姚佩佩推托了半天，最后又把碗递给汤碧云。

“这是我娘特意给你做的，你就吃了吧，我这段时间，闻到枣汤的味儿就忍不住要呕吐。”

佩佩只喝了两口汤，就把碗搁下了，对汤碧云说：“时候不早了，我该走了。”

“走？你着什么急？好不容易见个面，咱俩好好坐着说说话吧。”

姚佩佩知道，汤碧云是个直性子，最憋不住话。你若是向她打听一件事，她总是拿腔拿调，故意吊你的胃口，不把你折磨得死去活来，她是不肯吐露半个字的，可你若是装出不感兴趣的样子，她自己一会儿就憋不住了，你不听她说还不行呢。

果然，汤碧云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包飞马牌香烟，抖出一支来，叼在嘴上，凑近美孚灯的玻璃灯罩，点着了火，一连吸了好几口，这才道：“佩佩，你得赔我们家一百斤山芋。”

“山芋？什么山芋？”

“就是白薯，北方人也叫它地瓜。”汤碧云笑道。

“我什么时候欠你们家这么多山芋？”姚佩佩不知究竟，睁大了眼睛问道。

“我的这件倒霉事，说到底还是因你而起。”

“我？”

“没错。”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待会儿你就会明白的。”碧云看了看手里夹着的香烟，道，“这烟味道真好，你要不要也来一根？”

“哎呀，你有什么话就赶紧说吧。一会儿山芋，一会儿香烟，卖什么关子。”佩佩看起来可真是有点急了，她一急，碧云反而故作神秘，望着她只是笑。

“你还笑！这事要换作我，吓都吓死了。你还笑！还像男人一样抽烟！简直是个流氓。”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春天我们俩一起在四楼的大会议厅开会？”

“记得呀。”

“就是金玉来的那次。那天你迟到了，进门的时候大家都在唱《国际歌》，等到唱完歌，谭县长请大家坐下，你就找不到椅子了，一个人傻乎乎地站在那儿……”

“我当然记得，可那又怎么了呢？”姚佩佩一听到金玉的名字，总觉得这个人有点阴鸷，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你一个人站在那儿，鹤立鸡群，左顾右盼，可有人就在暗中盯上你了。这个人，还用得着我告诉你他的名字吗？”汤碧云看见姚佩佩浑身抖得厉害，像打摆子似的，就把手里吸剩的烟屁股递给她。姚佩佩不由自主地接了过来，像模像样地吸了两口。

“我招呼你坐到我的边上来，事情就坏在那一刻。”汤碧云道，“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大伙都在鼓掌，目送省领导离开。会场上乱哄哄的，金秘书长就凑到钱大钧的耳边道：‘那个长得很白的小妮子，倒是满标致的，她叫什么名字？’你别生气，他当时的确就是这么说的。钱大钧，你想想，是个多么聪明的人，可这会儿也不知道金秘书长指的是谁，便对金玉说：‘首长，您指的是谁？’金玉就用手朝咱俩坐着的方向胡乱那么一指，钱大钧就误以为是我。当天下午就找我谈话去了，你说这不是引火烧身是什么？”

姚佩佩满脸惊骇，脸气得通红，手脚冰冷，目光躲躲闪闪，连呼吸也变得短促起来，根本不敢去看碧云的脸。

汤碧云说，那天中午在食堂，吃完忆苦饭，她就把钱大钧约她谈话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第二天中午想起这回事来，就赶紧来到钱大钧的办公室。他刚刚升了官，正忙着和杨福妹办交接呢，看到碧云进来，就向她挥挥手：“我这里正乱着呢，你下午五点半再来吧。”

到了下午快六点的时候，办公楼里的人都下了班。钱大钧坐在一张藤椅上，一只脚搁在茶几上，正在那儿看报纸，见汤碧云推门进来，只说了一个字：“坐。”接着，把那张报纸从脸上移开，一动不动地盯着汤碧云打量，脸上似笑非笑。一直等到汤碧云面红气喘，把头深深地埋下去，钱大钧这才从椅子上翻身坐起，将报纸随手一丢，道：“走，我们吃饭去。”

汤碧云见对方说得那么斩钉截铁，根本就没有任何推托的机会，只得跟着他走到大街上，找了个静僻的饭馆，两人坐下来吃饭。钱大钧要了一瓶烧酒，不容分说，也给汤碧云斟了一杯。汤碧云道：“钱县长找我有什么事？”钱大钧笑了笑，端起酒杯道：“来，我们先干了这一杯。”汤碧云嘴上连连推托，手却将酒杯端了起来，还没有沾到嘴唇，人就先晕乎乎地飘了起来，好像突然之间就失去了重量。钱大钧直勾勾地看着她，压低了声音，喃喃地说：“碧云，你是能够保守秘密的，对吗？”汤碧云的目光一下子就慌乱起来，使劲地点了点头说：“大概，可以吧。”

接下来，钱大钧就把金秘书长如何相中了一位白皮肤的女孩，而他又如何误认为是汤碧云，后来又如何打电话跟金秘书长核实，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末了，钱大钧猥亵地笑了笑：“原来金秘书长看中的不是你，而是最后走进会场的那个人。”

没等钱大钧把话说完，汤碧云早已魂飞魄散，她做梦也没想到，在德高望重的领导们之间，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更没想到，钱大钧会把这么隐秘的事，向她这样一个普通的办事员和盘托出。不过，一听说弄错了人，她心里倒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不免又有些替佩佩担心。

汤碧云喝了两口酒，胆子也渐渐地壮了，便也开玩笑似的对钱大钧道：“既然是弄错了，钱县长干吗还要约我来谈话呢？”言下之意，你们直接去找佩佩不就得了吗？

钱大钧转身朝四周看了看，见没有闲人，嘴角就堆起浮浪的笑容，大着胆子道：“那是因为，并不是只有金秘书长一个人喜欢白皮肤的姑娘，而且白皮肤的姑娘也不只是姚佩佩一个。这就叫无心插柳……”

“柳成荫！”汤碧云傻乎乎地接话道。

她冷不防这一接话，害得钱大钧笑得连鼻涕都流了出来。

汤碧云说，那天深夜，她一个人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觉得什么都变了。这个世界跟过去再也不一样了，想想就有些伤心。一个人呆呆地看着短裤上的血迹，伏在枕头上哭了一个晚上。可快天亮的时候，她又有些想他。她想着钱大钧在她耳边说的那些下流话，奇怪的是，这些话让她害臊，让她的心怦怦直跳，可也使她觉得有点污秽的甜蜜。

第二天一早，汤碧云红肿着双眼去县里上班。一进办公室，就看见钱大钧正跷着二郎腿，和小胡子领导谈话呢。她记得那天他们在说淡水养珍珠的事。钱大钧这个人，特别会装蒜，连正眼都不朝汤碧云瞧一眼，一直坐到九点半才离开。临走前，他假装刚刚看见汤碧云的样子，特地走到汤碧云的跟前，笑道：“哎，小同志，你今天的气色可不太好，怎么搞的？”

汤碧云正在往杯子里倒水，心里一慌，就拿着茶杯盖子要去盖水瓶。

“昨天被一只狗咬了，一宿没睡。”汤碧云稳了稳心神，漠然答道。

钱大钧关切地问道：“被狗咬了倒没事，就怕是疯狗。让大夫瞧过没有？我劝你赶紧去医院消消毒，打个预防针什么的，确保万无一失。”

“没事没事。”碧云这么一说，心里觉得十分窝囊。钱大钧来到她们办公室，明摆着是担心她出事，来探听风声的。她这么一说，倒似乎是在宽慰对方似的，心里不住地骂自己下贱。钱大钧莞尔一笑，拉开门出去了。

他前脚刚走，就听见小胡子主任对办公室的老陈道：“钱副县长今天也不知怎么回事，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就像是在梦游似的。我跟他说在长江口养点珍珠，他竟然说：‘养猪？长江里怎么能养猪？’”

中午的时候，钱大钧给她往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约她晚上在老地方见面。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没等碧云答复，就把电话给挂了。

他所说的老地方，指的就是城郊的甘露亭。钱大钧在甘露亭旁边的一个村庄里有一所带天井、有院落的房子。这房子原先是他舅舅的私产，舅舅去世后，两个老表都去了台湾，房子虽说划归县里，但一直由他代管。

整整一个下午，她都在心里骂着钱大钧。可骂归骂，到了下班的时间，心里又挣扎起来，最后还是稀里糊涂地去了。由于担心过了约会时间，怕钱大钧会误以为她失约，不由得加快了步伐，在路上飞跑起来。钱大钧见她满头大汗地出现在甘露亭外的马路上，就从树林背后闪了出来，看了看表，笑道：“你到底还是来了，不怕我这个疯狗再咬你一口？”

从那以后，钱大钧和汤碧云隔三差五地到甘露亭约会。不过他们从来不在那过夜，钱大钧担心田小凤会起疑心。时间一长，钱大钧甚至都用不着次次给她打电话了。有时候在路上遇见了，他只要使个眼色，汤碧云就会屁颠屁颠地跑去跟他约会。渐渐地，她对钱大钧竟有了深深的依恋之感，只要一个礼拜见不到他，整个人就快要疯了。最后，汤碧云竟然央求钱大钧给她配一把钥匙，钱大钧爽快地答应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有点下贱？”汤碧云对姚佩佩道。

“你还好意思说‘有点’，呸！”姚佩佩怒道，“不过丑话说前头，我可不管你这摊烂事，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你可别说得这么轻松。要不要脸，我的事反正就这样了。你呢？你的事还没开始呢。”

姚佩佩的脸立刻阴沉下来，心里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

碧云接着说，她今年过完年就没来月经，又熬了一个月，还是没来，她就慌了。也找不到个人商量。去找钱大钧吧，他倒不当一回事，只是说：“这好办，我在县医院替你安排个大夫，二十分钟就解决了。”可汤碧云不愿意去县医院，万一要是走漏了什么风声，她就什么都完了。她最不愿意将这件事情让母亲知道，可到了最后，眼看就熬不过去了，也只有去折磨一下自己的老娘了。她把这事跟母亲一说，她娘反手就给了她一个耳光，身子一歪，立刻大哭大喊起来，躺在地上乱踢乱滚。

她的父亲呢，一把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拖到水缸边，要把她摁在水缸里闷死。眼见得要出事，她娘也不在地上滚了，又去抱丈夫的腿，一家人闹了一个上午。最后，她爹扔下她，从屋外找了一把明晃晃的竹刀，对汤碧云吼道：“告诉我那个畜牲是谁，我这就去把他杀了来！”

汤碧云眼看着瞒不下去了，只得说出了钱大钧的名字。说来也奇怪，她父亲一听见“钱大钧”三个字，就像中了魔法似的，立刻就安静了下来，也不叫也不闹，该干吗干吗去了。她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渐渐地脸上反倒有了一丝欣喜。整整一个晚上，她睡在碧云身边，缠着她问这问那。

到了第二天，家里来了一位亲戚，母亲竟然还旁敲侧击地问道：“她大姑，在这新社会，当官的还兴不兴娶二房？”一听母亲这样说，碧云心里就像刀割的一般，觉得十分凄凉。后来，母亲从乡下老家请来了一位老郎中，七弄八弄就替她把孩子打下来了。临走前，那郎中道：“钱我就不要了，你们给我一百斤山芋就行了。”

汤碧云说，孩子打掉之后，她妈妈趁着端汤倒水服侍她的间歇，成天琢磨着从她嘴里套话。在碧云看来，母亲的那点鬼心思既天真，又愚不可及。母亲说，“钱副县长既然决定跟你好，家里那个黄脸婆怎么办？他是不是打算跟田小凤离婚呢？”母亲竟然也知道钱大钧的妻子叫田小凤，天知道她是从哪里打听出来的！她又缠着碧云，问她能不能安排跟钱副县长见个面，让他们“好好谈谈”，汤碧云被她逼急了，心一横，就对她母亲吼道：“你这老不死的，再这样胡搅蛮缠，弄得我火了，索性一把火把这破庙烧个干干净净。”

母亲吓得一哆嗦，差点没把油灯打翻。她呆呆地看了女儿一眼，一声不吭地走了。

“她现在什么都不敢多说一句，她有点怕我。”汤碧云笑道。

“你这叫‘扳住门框子狠’！对钱大钧俯首低眉，任人宰割、作践，可折磨起自己的爹娘来，倒是浑身的本事！”

“我哪里忍心折磨她？我担心她异想天开，到处瞎掺和，要是再生出点别的事来，我可真是没活路了。”

“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过一天算一天呗。这种事你就是把脑袋想穿了，又有什么用？要是哪一天他对我厌烦了，我就随便找个什么人嫁了就是。”

汤碧云呆呆地望着壁龛里的灯出神。她说，她过去最大的梦想，是嫁给一名空军飞行员，现在想想，真是可笑。她现在什么都无所谓了，自从孩子被打掉了之后，也不知为什么，她的心突然变硬了。

从汤碧云家出来，姚佩佩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河边的杂货铺买一包“大生产”牌的香烟。她胡乱地撕开香烟的锡箔封口，抽出一支点上，旁若无人地吞云吐雾，大步流星沿着河岸往前走，引得过往的行人全都驻足观望。

姚佩佩走到县委大院的门口，一眼就看到了那辆溅满了泥水的吉普车。她知道谭功达已经从乡下回来了。

司机小王正和门房的常老头蹲在地上聊天。一见姚佩佩，小王赶紧站起身来，嬉皮笑脸地凑了过来。姚佩佩笑道：“谭县长从夏庄回来，看到我没打声招呼就溜了，一定大发雷霆了吧？”

“物极必反，”小王道，“他不仅没有骂你，而且还给你带回了一样礼物。”

“你应当说‘恰恰相反’，”佩佩道，“他给我带了件什么礼物？”

“是夏庄当地的小泥人，没有穿裤子的那种。”

“呸，谁稀罕那玩意！”

姚佩佩低声骂了一句，一个人转身走了。

8

太慢了！梅城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伐太慢了！临近的长洲县已率先成立了人民公社，我们还等什么？天地翻覆，光阴流转，革命形势瞬息万变。革命不是老牛破车，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长江对岸的甸上乡，如今已改名东方红人民公社。革命形势一日千里，所到之处，红旗翻卷如海，歌声响彻云霄，人民群众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无比自豪，无比幸福，无比激动！啊，小鸟在歌唱！饿死几个人怕什么？我们有六亿人，才死掉十来个，能算个什么事？死了几个人，我们就驻足观望啦？就止步不前啦？就被吓破了胆了吗？

可是让我们来看看梅城。梅城县党委一班人，脑子里生了锈，思想上长了霉，爬满了白蛆。看来得用铲子铲一铲，用刷子刷一刷，用砂子磨一磨，还要用“666”药水喷一喷，彻底地消消毒，非得下一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脱胎换骨的功夫不可……

从夏庄集市上买回来的那两只泥人，由于吉普车长途颠簸，到了梅城，谭功达就发现碎了一只。可他吃不准碎掉的究竟是送给白小娴的那一只，还是送给姚佩佩的那一只。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谭功达从夏庄回来后，差不多有一个多月没和小娴联系了。白庭禹瞒着自己安排他的侄子白小虎代理乡长这件事，给了谭功达太大的刺激。高麻子说他手伸得太长，看来的确如此。假如他和白小娴结了婚，关起门来就是一家人，日后许多事情就说不清了。白庭禹那么热心地掺和他和小娴的事，也并非没有他的深思熟虑。他还没有想好如何面对白庭禹。直接摊牌当然不行，白庭禹这个人，成天笑嘻嘻的，像个泥鳅一样滑，城府极深，往往是你开口还没说上两句话，他已经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不会给你留下任何把柄。

谭功达把白小娴晾了几个星期，小娴的激烈反应大大出乎谭功达的预料。这也再一次让他认识到，恋爱这件事是多么的诡异复杂！谭功达沉默了两三个星期之后，小娴主动给他打电话约会，一连三次，谭功达都硬着头皮拒绝了。可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冷漠和鲁莽反而点燃了对方的激情，终至于一发而不可收。她开始隔一天给谭功达写一封信，到了后来，基本上就是一天一封。最后，她寄来的信中标明了写信的具体时间。有时一封信上竟有六七个小段，分别是在六七个不同时段里写成的。

仔细研究她的来信，谭功达很容易计算出这样一个惊人的结果：从凌晨到午夜，除了每天四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外，她竟然是无时无刻不在写信。而且谭功达还这样设想，白小娴用来睡觉的那四五个小时，说不定也是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或者因为思念过度而泪不能禁……这样一路想下去，虽说对小娴的处境有几分担忧，但自己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他去办公室上班，姚秘书将电话记录单递给他看，竟然十有八九是从文工团打来的。到了六月底，文工团的团长本人给他打来一个电话，说白小娴近来神思恍惚，目光呆滞，似乎受到了什么巨大刺激。而且，据她宿舍的室友反映，她和谁都不说话，动不动就大发脾气。最近又威胁说要绝食，不知怎么搞的。接完电话，谭功达的整个身子都软了。静下心来一想，自己的行为太孩子气了。心里对白庭禹有气，却去如此残酷地折磨一个无辜的女孩，这算是他娘的怎么一回事呢！而且自己也没说过跟人家一刀两断，这样不清不楚，弄得人家寻死觅活的，实在不是个事。因此谭功达就打算约白小娴好好谈一次，可他又担心他与白小娴一见面，小娴泪眼婆娑这么一哭，自己说不定又要把持不住。

他想给她写封信。可是熬了一个通宵，写了撕，撕了又写，到天亮还没写完。一想到这么一个活泼美丽的女孩子从此以后与自己形同陌路，想着就有点揪心。看起来是在写一封信，实际上是在跟生命中什么最珍贵、最隐秘的东西彻底诀别。他把白小娴的信找来仔仔细细地读了又读，最后自己也流下了眼泪。不管怎么说，这么一闹，他倒是明白了对方的真心。他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想着想着，又记起高麻子在河边跟他说过的那番话来，他的眼前再一次浮现出佩佩那张脸来。要是小娴换作了姚佩佩，那情形又将如何？他被自己的这个丑恶的念头吓得一身冷汗，不敢再想下去。往窗外一看，原来天已经大亮了。要是世上没有女人，没有复杂的男女之情，那该多么太平！桌上摆着的那个小泥人，正冲着他笑。

第二天上午，谭功达找了几个科委的年轻干部谈话，商量“村村通公路”的计划。随后，他又去了沼气试验站，听取了攻关小组的汇报。回到办公室，发现楼上楼下空无一人，这才想起来，今天原来是礼拜六。他打算早点回家，好好睡上一觉。走到大门口，迎面看见老徐穿着一件白背心，脖子上搭着一条湿毛巾，顶着炎炎的烈日，从外面走进来。

“我是特为来找你的，”老徐道，“家里来客人了。”

“什么客人？谁来找我？”

“还会是谁呢！”老徐向他诡秘地一笑，又拍了拍自行车的后座，道，“你坐我车后头，我驮你回去。”

谭功达跳上老徐的车，两人歪歪扭扭地走了。老徐告诉他，白小娴吃中饭的时候就来了，进不了门，就站在院子外面的毒太阳底下。“我们家那位劝了她半天，让她到我家来喝杯茶，她也不搭理我们。只是一个人站在那抹眼泪，一边哭，还一边用脚去踢那院门。我们家那口子就劝她：‘你这傻孩子，踢了这半天的门，没人应答，分明是县长不在家。门踢坏了倒也不要紧，你的脚就不疼吗？’可那丫头性子也真是倔，把眼一瞪，对我家那口子道：‘我就喜欢踢门玩，你管得着吗？’”

老徐一边喘着气，一边哈哈大笑。

两个人不一会儿就来到了西津渡外的河道边。刚过了石桥，透过一片开花的合欢树林，谭功达果然看见白小娴站在院门外的篱笆边。这时她早已不踢门了，只是在糟蹋那篱笆上的枸杞花。那些紫蓝的花朵被她一朵朵地揪下来，扔在地上，用凉鞋碾得稀烂。到了家门口，谭功达刚跳下自行车，老徐紧踩了几脚，一躬身，早跑没影了。

白小娴身穿一件杏黄色的连衣裙，身上斜挎着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绿色书包。满脸泪痕汗渍，头发湿漉漉的，一绺一绺搭在额前，眼睛都哭红了。她一见谭功达，那可爱的小鼻子不住地翕动着，歪着头，梗着脖子，斜着眼睛，一字一顿对他道：“为什么不给我回信？”

谭功达正想解释，白小娴又吼道：“为什么不接电话？！”

谭功达笑了笑，开了门，就要拉她进去，白小娴用力把他甩开了。

“你混蛋！”她叫了一声，又抽抽嗒嗒地哭了起来。

谭功达抓耳挠腮，哭笑不得。他看见四周的墙脚、树下、草垛后面，似乎有无数双眼睛在探头探脑。老徐的爱人也在自己的院子里踮着脚，伸着脖子，朝这边张望。可谭功达朝她一看，那脑袋又缩回去了。

“有话我们进屋去说，”谭功达低声下气地笑道，“在这儿叫邻居们看了笑话。”

“我就不进去！”

“那你先别哭了，我去给你打点水，洗洗脸。”

“我就不洗！”

“你若实在不愿意进屋，咱们就找个阴凉地儿待着，也好说话。”

“我就不去！”

谭功达见她频频使用这个“就不”句式，明明是在耍小孩子脾气。虽说有些尴尬，心里却一点都不着急，反而觉得这孩子越是横眉怒目，越是惹人怜爱。过了半晌，他凑到小娴跟前，轻声问她：“那你就一个人在这儿站着？”

“我就不站！”

“你就不站，莫非你想躺下来吗？”谭功达说。

白小娴知道自己被他绕进去了，扑哧一声先笑了起来，抡起小拳头，叮叮咚咚地在谭功达胸前好一顿乱砸。谭功达顺势搂着她，两个人跌跌撞撞进屋去了。邻居们一看好戏收场，也都悻悻地散了。

进了屋，白小娴就找个小板凳坐下，依旧噘着嘴不理他。谭功达只得蹲在地上跟她说话。他转到右边，小娴的身体就别向左边。谭功达没法，只得起身去替她打了一桶井水，搓了一把湿毛巾，拿给她。小娴擦完脸，顺手又把脖子擦了一遍。谭功达赶紧要替她把身上那背着的书包给取下来，那白小娴忽然将手中的毛巾往水桶里一丢，一把拽住谭功达的手，仰着脸看了他好一会儿，突然说：

“我们结婚吧！”

“结婚？”谭功达就像触了电似的，“你不是说过些年，等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实现再结婚吗？”

白小娴猛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一头撞在谭功达怀里，把毫无防备的谭功达撞得后退了好几步，“我不管，我们这就结婚！立刻！立刻就结婚，马上！”

小娴把头埋在他怀里：“我再也不放过你了。”

她的身体那么小，那么柔软，而且颤抖得那么厉害！谭功达紧紧地搂着她，白小娴唧唧咕咕地在他怀里不知说些什么，谭功达一句也没听懂。他将她搂得那么紧，又担心把她勒坏了，就把她的脸捧起来。小娴已经闭上了眼睛，嘴里有一股婴儿的奶味，白皙的额头上叫太阳晒得起了一层痱子。谭功达用嘴唇碰了碰那痱子，把自己发过的种种毒誓抛到了九霄云外，怎么也无法压抑住心脏的狂跳。谭功达啊谭功达，谁他娘的能想到，你也有今天哪！在这一刻，他似乎觉得共产主义已经提前实现，因为他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所有的焦虑不安都烟消云散。可白小娴很快就睁开了眼睛，她的眼珠骨碌碌转动了几下，轻轻地把谭功达推开。她红着脸，跑到桌边的一张藤椅上坐下，把气息调匀。谭功达随后跟了过来，一只手搭在她肩上，可小娴把他的手拿开了，突然转过身来，狐疑地看着他道：

“不激动。”

“你说什么？”

“你刚才吻我的时候，我怎么一点也不激动？”白小娴怔怔地看着他，“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不激动，这就对了。”

谭功达耐心地开导她：“《牛虻》那本书中说，凡是真正的爱情，庄严而神圣，都显得十分平静，不会给人带来任何的激动。反过来，如果说你激动了，那就说明这不是真正的爱情，懂了吗？”

小娴听他这么一解释，立刻笑了起来，连声道：“我懂了。我懂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问谭功达，今天中午吃了什么东西，谭功达想了想说，他不记得了。

“有没有吃洋葱？”

“吃过的，吃过的。”谭功达拍了拍脑门，笑道。

“以后不许你吃洋葱，还有大蒜、韭菜，而且……”白小娴翻着白眼，想了想，接着道：“而且每顿饭后都要刷一遍牙。”

谭功达马上就答应了。白小娴又给他约法十章，她说，这十条都是她晚上睡不着觉时，一个人在床上想出来的，其中第一条，就是不许不回信！

谭功达一听就笑了，说：“要是结了婚，我们整天在一块儿，你还写什么信呢？”

白小娴想了想，就把这条删去，补上了不许吃洋葱这一条。谭功达一一依允，还和她拉了拉钩。

“好了，没事了，”白小娴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忽然道，“告诉我，肥皂在哪儿。”

“你要肥皂做什么？”

“给你洗衣服呀！”

谭功达找来一块肥皂，小娴就将他扔得满地都是的脏衣服、鞋子、袜子、袖套，一股脑儿地装在脚盆里，端到井台上去洗。谭功达仍有些晕乎乎的。他甚至来不及想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个世界几乎在瞬息之间就完全变了样。他依依不舍地跟着小娴往井台上一蹲，看着她洗衣服，小娴却道：“你去干你的事吧。”

为了不扫她兴，谭功达乖乖地进了书房。拿起一本书来正要翻看，白小娴一阵风似的跑了进来：“你的刷子在哪儿？”于是谭功达又出来帮她找刷子，两个人走到门后面，谭功达又把她轻轻地抱住了。过了半天，白小娴再次抬起头来，对他道：“我现在有点激动了，头还有点昏，这又是怎么回事？”

“在真正的爱情中，偶尔有点激动，是被允许的。”

这天下午，两个人都像丢了魂似的。分开不到一会儿，又会自动地凑到一起。很快，他们就认认真真地商量起今年春节订婚的事来。

白小娴在井边一直折腾到太阳落山，总算把谭功达的衣服鞋袜都洗了出来，可挂到晾衣绳上一看，谭功达刚做的一件白衬衫早已被染成了深蓝色。

“我也不知怎么弄的。”白小娴皱着眉头，望着他。

“没关系，你就只当是做了一件蓝衬衫吧。”

第二天早上，谭功达刚走进办公室，桌上的电话铃就响了。电话是白小娴打来的，她问谭功达昨晚是几点睡的，想不想她，早饭吃了什么，都是一些琐碎的磨嘴皮子的事。谭功达压低声音，叽里咕噜地跟她聊了半天，那边才把电话挂了。可没过半小时，白小娴再次打来了电话，问他的身高。

“一米七三。”谭功达笑道，“你问这事干什么？”

“这你就别管了。”白小娴说。

这天上午，她一连打来五个电话，说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谭功达知道，文工团只有一部电话机，白小娴要给自己打电话，必须去团长办公室。她如此频繁地占用这部电话，干扰团部的工作不说，传出去影响也不太好，便委婉地告诫她：“你三番五次地去团部打电话，你们领导还怎么工作？”

白小娴嘻嘻地笑了一下，说：“没关系的，团长说了，只要我愿意，爱怎么打怎么打，那部电话归我管。”

“那你不是要耽误练功吗？”

白小娴说：“我们换教练了。原来的秃头教练调回省城了，新教练还没来，团长安排我们义务劳动，在院子里除草。不过，团长说了，我不必参加。”

放下电话，谭功达瞧见姚秘书双手捂着耳朵，心烦意乱的，脸上愀然不乐。他看了看表，已到了中午开饭的时间，就问姚佩佩，是不是一起去食堂吃饭？姚佩佩头也不抬，嘟哝道：“您自个去吧。我待会儿再来。”

谭功达吃完饭，从食堂回来，刚走到楼梯口，就听见楼上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一定是小娴。他心里一着急，便三步并作两步，噔噔噔地朝楼上猛跑，到了二楼的拐弯处，碰见姚秘书正从楼上下来，便咧开嘴冲她笑了一下。姚秘书将身体侧过去，紧紧贴着墙壁，以便让心急火燎的谭功达通过，鼻子里却冷不丁地哼了一声，说道：“小心，别闪了腰！”

明摆着是冷嘲热讽，可谭功达也顾不了这许多了。冲进办公室，扑到电话机前，一把就将话筒提了起来。

“我要送给你一件礼物，”白小娴道，“猜猜看，是什么？”

谭功达喘息未定，一连猜了七八次，都没猜着。

“我在团部附近的裁缝铺给你做了一件新衬衫，”白小娴咯咯地笑着，“昨天我把你的衬衫弄花了，就算是我赔你的吧。”

谭功达不禁心头一热：这白小娴，平常大大咧咧的，像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可一旦谈起恋爱来，心思却极细，他觉得心里很受用。白小娴又问他有没有刷牙，谭功达说他刚吃完饭，还没顾得上。

“别的事可以放一放，牙是一定要刷的。”白小娴再次叮嘱道，“明天晚上我能不能来你家，把新做的衬衫拿给你试试？”

他们俩原来约好是一个礼拜见一次面的，可只过了一天，白小娴就变了卦。

“怎么不行！就是今天晚上也行啊。”谭功达笑道。

“今天可不行，晚上团里有一个欢迎会。”白小娴说，“再说了，衬衫要到明天中午才能做出来。”

两个人又东拉西扯地说了会儿闲话，直到姚秘书从食堂回来了，谭功达才想到要挂电话，可小娴还是意犹未尽，再次叮嘱道：“刷牙的时候要顺着牙缝从上往下，或是从下往上，一点一点地刷，不能让牙刷横着拖，那样是会损坏牙龈的。”

“刷牙谁不会？难道还要你一点点地教吗？”谭功达嘿嘿地笑道，“好了好了，挂了吧，有事明晚见面再说。”

谭功达放下电话，便站起身来，对姚佩佩道：“佩佩，你的牙缸能不能借我用一用？”

姚佩佩蓦地一愣，像是没有听懂他的话，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半天，这才摇了摇头，苦笑道：“人家苦口婆心教你怎么刷牙，难道就忘了教你最起码的卫生习惯吗？这牙缸怎么能两个人一起用呢？新鲜！”

“怕什么，”谭功达道，“我又不会用坏你的。”

姚佩佩被他纠缠不过，最后只得将窗台上晾着的牙缸递给他，笑道：“你要实在不嫌我脏，就拿去用吧，我明天再从家里带一套新的来就是了。”

这天晚上，谭功达在家中苦苦守候到半夜，也没等到白小娴半个人影。难道是自己把时间记错啦？还是裁缝铺没有把新衬衫做好？他把每一种可能性都想了一遍，最后导致了整夜的失眠。第二天，他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来县里上班，不时地瞥一眼搁在茶几上的电话机。说来也奇怪，整整一天，白小娴连一个电话也没打来。随后一连几天，都是如此。白小娴就像突然从人间消失了似的，杳无音信，弄得谭功达神形倦怠，度日如年。为了不至于错过小娴的电话，他连中饭也不去食堂吃了，而是让姚秘书给他捎回来。即便是上了一趟厕所，回来也要向姚秘书盘问半天，问她有没有文工团来的电话，最后把姚佩佩弄得烦透了，挖苦道：“你自己往文工团打个电话，不就得了？整天里就像热汤浇了蚂蚁窝，大火烧了蜂房似的，何必呢！”

一句话噎得他青筋暴突，又拿她无可奈何。

好不容易熬到他们约定见面的星期六，白小娴倒是来了，可完全变了个人。她的长发剪掉了，脸色阴郁，唉声叹气，靠着门框，无精打采的。进了屋，也不坐下，双手抚弄着书包上的背带，半晌，终于说：

“老谭，要是我现在才告诉你，我并不爱你，你不会生气吧？”

谭功达一看她那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就知道大事不妙。再一听她说出这么一句没由头的话来，心猛地往下一坠，像是一脚踩空了似的，连忙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爱你。真的，不爱。一点都不爱。”白小娴嘟嘟囔囔道，“这是你的东西。”

她打开书包，从里面取出一件用报纸包好的新衬衫递给他，还有谭功达给她写过的七八封信，送给她的一支钢笔、一个印有南京长江大桥图案的塑料笔记本，都统统还给他。明摆着要与自己一刀两断。

谭功达勉强从嘴角挤出一丝笑容来，故作轻松地对小娴道：“就算是分手，也得把话说说清楚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发急，还得替我保守秘密。”

谭功达点点头，想在她背上拍一下，可小娴身子一闪，敏捷地躲开了。一说分手，他娘的，连碰一下都不行了。

她说，星期一的晚上，省里给她们团派来了一位新教练。在欢迎会上，她只看了新教练一眼，心里忽然就像一块糖溶化了似的，又甜蜜，又激动！他在晚会上表演了一套新排的芭蕾，跳的是《白毛女》里的“红旗插到杨各庄”，比起原先的那个秃头教练，不知道强了多少倍！他那身子板，又轻盈又矫健，尤其是空中劈叉动作，把团长都吓得面无人色。那天晚上，小娴把巴掌都拍红了。第二天在练功房排练，新教练一眼就挑中了她，训练她跳“阿提秋”和“阿拉贝斯”，她的心都蹿到嗓子眼了，嘴里泛出了苦苦的胆汁，一整天脑子都是晕的。到了中午，教练骑着一辆自行车，带她去外面的饭馆吃饭。

“他让我搂着他的腰，可我不敢。教练就批评我说，小娴同志，你怎么能那么封建呢？万一从自行车上掉下来，怎么办呢？我就搂着他的腰。一路上我忍不住老想把脸靠在他背上，可心里又不敢，人就像发了黄热病似的。”

白小娴最后总结说，虽然她对这个新来的教练暂时还一无所知，尤其是不知道他有没有结婚，可“有一点，我心里十分清楚，我爱的人不是你，而是新来的舞蹈教练王大进”。

谭功达怔怔地僵在那儿，一句话都没说。连小娴离去时要跟他握手告别，他也没有搭理。白小娴走到院中，忽然又转过身来，对谭功达喊道：“我们今后什么关系都没有了。你就忘了我，彻底地忘了我吧。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就是和王大进教练谈不成，也不会再和你好了。再见。”

白小娴走后没多久，谭功达就拨通了文工团团长的电话：“你们团是不是来了一位新的舞蹈教练？”谭功达劈头盖脸地问了一句。

“是啊是啊，王教练专业技术好，人也很和善，学员们都挺欢迎的……”

“放你娘的狗屁！”谭功达打断了他的话，骂道，“明天一早，你就叫那个叫什么王大进的狗娘养的卷铺盖给老子走人！”

9

自从与汤碧云有了那次阁楼密谈之后，佩佩一直愁眉不展。她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被判决了死刑，只不过执行的公文由于某种原因，尚未抵达行刑队。这个阴暗的念头常使她半夜惊起，大汗淋漓。她心里存着一丝侥幸，只要让钱大钧看不见她，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说不定，他们就会把自己给忘了，从而放过她。姚佩佩自己都觉得这个想法未免过于天真。如果像汤碧云建议的那样，随便找个什么人结婚，造成既成事实，她或许能逃过一劫。这样做的后果同样严重、荒谬，也是她不能接受的。问题是，即便自己愿意去找人结婚，她又能嫁给谁呢？

“比如说，县长的司机小王，”有一次，汤碧云认真地向佩佩推荐道，“这个小伙子脾气好，整天笑嘻嘻的，人也长得清清爽爽，你要不好意思，要不要我来跟他说？”

“算了吧，”姚佩佩笑道，“他只是一个大男孩。而且有点娘娘腔，逗逗他，取个乐子什么的倒也凑合。再说了，人家也不一定看得上我呀。”

姚佩佩越害怕见到钱大钧，她就越是频繁地遇见他。有时候一天之中就能撞上五六回。钱大钧不管在什么地方出现，总是行色匆匆、步履急促，好像这个世界上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每件事都少不了他的指挥与决断。他的身后总跟着一大群人，有的她认识，比如杨福妹；有的她一次也没见过。他照例是皮鞋锃亮，上装笔挺，裤缝笔直，笑容怪异。只是身体微微有些发福，皮带上凸起了一个将军肚。由于佩佩在钱大钧面前频频“现眼”，钱副县长的记忆力显然被激活了，终于有一天给她往办公室打来了电话，约她晚上在一起吃饭。为了打消姚佩佩不必要的顾虑，钱大钧特意将晚饭的地点安排在家中，而且“除了我与你嫂子之外，没有旁人”，而且“这是你嫂子的主意，她很长时间没见到你了，成天念叨着与你叙叙旧”。

姚佩佩回想起来，几年前，她从西津渡的绒线铺子里被钱大钧找出来，暂住在他们家的时候，田小凤连一句话都没跟自己说过。不过，她接到了钱大钧的电话，心里长长地松了口气，正如一个囚犯终于获悉了审判的确切时间，反而有几分激动。她打定了主意，只要钱大钧提到那个金玉，自己绝不松口，以死相拼。

可事情大大出乎自己的预料，晚上吃饭的时候，钱大钧只字未提金玉，倒是亲热地一口一个“姚妹”，叫得人心里挺别扭，还不时地往佩佩的碗里夹菜。田小凤更是张家长李家短，跟她说了一大堆陈谷子烂芝麻的琐事。最后，钱大钧推说多喝了酒，让田小凤代为送客，自己就进屋躺下了。说不上热情，也谈不上冷淡；人家引而不发，她也无可奈何；对方洞若观火，她却如坠雾中。只是心里又多了一层侥幸。当然，她的心底里多少也有点被人戏弄的耻辱——要想弄清楚钱大钧的脑袋壳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念头，以自己愚钝的智力，未免是异想天开。

有一回，她和汤碧云参加县机关组织的义务劳动，去西津渡扫大街。突然遇到了夏日的瓢泼大雨，姚佩佩赶紧丢下扫帚，拉着汤碧云，跑到牌坊的屋檐下避雨。可跑到那儿一看，两人都吓了一跳，原来钱大钧和谭功达小声交谈着什么，也在那儿避雨。她们两个人搂作一团，挤靠在牌坊下的木柱上，就像是两个犯了错的小学生一样。汤碧云看见钱大钧，更是面红耳赤，不敢抬头，兀自呼哧呼哧地在那儿喘气，气氛一时十分尴尬。可没想到，钱大钧却笑嘻嘻地朝她俩走了过来，冲着汤碧云煞有介事地道：“羊杂碎，我只记得人家都叫你羊杂碎，可你到底叫个什么名字来着？你看我这脑子……”

“汤碧云。”碧云明显地迟疑了一下，抖抖索索地答道。

“噢，对，汤碧云。”钱大钧笑着点了点头，接着又问道，“你具体在哪个部门上班？”

“民政科啊？”

钱大钧又噢了一声，接着又问道：“你们老家不在梅城吧？”

汤碧云这才算是弄明白了钱大钧的意图，两个人大大方方地聊起天来。最后，钱大钧假模假式地问她“汤碧云”三个字怎么写，害得姚佩佩背过身拼命地深呼吸，才没让自己笑出来。

谭功达这时插话道：“大钧，你这个人，跟我一样糊涂，县委大院到底有多少人，谁是谁，我从来就没搞清楚过。”

呆子呆子，人家可跟你大不一样，你糊涂，人家可不糊涂。钱大钧与汤碧云说着话，却拿眼睛朝佩佩这边看。为了不让钱大钧从自己的脸上看出来她知道他们的秘密，佩佩可算是费尽了心机，最后出了一身大汗。

这天中午，姚佩佩去食堂吃饭。当她走到变电房旁边的小树林时，看见钱大钧用火柴棍剔着牙，在那伙人的簇拥下，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姚佩佩想要躲，可已经来不及了。

“小鬼，”钱大钧叫了她一声。他一会叫她“佩佩”，一会叫她“小姚”，有时候也叫她“姚妹”，或者干脆“姚佩佩同志”，今天当着他手下那群干部的面，他又开始叫她“小鬼”了。听到钱大钧喊她，姚佩佩的腿就像灌了铅似的，怎么也迈不开步子。钱大钧对身边的人摆了摆手。一直等那伙人走远了，才对姚佩佩低声道：“你是党员不是？”

“现在还不是。”姚佩佩想了想，字斟句酌地回答他。

“交入党申请了吗？”

“暂时还没有考虑。”

钱大钧咬着火柴棍，笑了起来：“怪不得人家说你是落后分子，一点没错。你回去赶紧写一份简历，再写一个两年来的工作总结，明天一上班，就交给县委办公室的杨福妹同志。”

“写那个做什么？”

“叫你写，你就写呗。”

说完，钱大钧摇头晃脑，径自走了。

他干吗让我写简历？再说，现在还不到年终，怎么会突然想起来让我写什么工作总结？姚佩佩心事重重地在食堂吃了饭，回到办公室，谭功达还在那儿抱着电话不放呢。看起来他和白小娴的事有了进展，她一看见谭功达对着电话机傻笑的样子，心里就直冒火。笑什么笑？！你笑得像一朵花似的，人家也看不见！谭功达放下电话，就笑嘻嘻地过来跟她借牙缸。最可气的，他刷完牙之后，还好意思把牙刷还给她！她一眼就瞧见牙刷上还镶着一片菜叶子，想要说几句话损损他，心里忽然又觉得特别没意思：在偌大的县委机关，她也就敢跟谭功达使使性子！话到嘴边，又噎回去了，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桌边写简历，可刚写了一行，就勾起了自己的童年往事，差一点流下泪来。

一直等到天快黑的时候，姚佩佩把笔杆都咬出了一个个圆圆的牙印，好歹才算把那篇简历给胡诌了出来。谭功达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她一点都不知道。姚佩佩正想接着写那要命的工作总结，耳边忽听得嘀嗒一声，脑袋顶上的那根日光灯管忽然就亮了。她扭头一看，发现司机小王正站在门边，冲着她傻笑呢。

“喂，你搞什么鬼，探头探脑的，把我吓一跳。”佩佩笑道。

“屋里这么黑，你也不开灯，莫非你要把自己弄成一叶障目呀？”

“你要再跟我说你那烂成语，我就再不理你了。好好说话成不成？”姚佩佩忍住笑，问他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一个人在这瞎转悠。

小王讪笑着说：“你不是也没走吗？我正好过来陪陪你。”

“你可别在这瞎捣乱，我可正忙正经事呢。”姚佩佩道。

小王嘿嘿地笑了两声，说：“你忙你的，别管我，我在这儿坐一会儿，颐养天年。”

一句话说得佩佩又笑了起来：“你要待就待着吧，那我真的不管你了。要喝水自己倒。”

说完，佩佩抓过笔来，正要写，心里却狐疑道：这小子，今天也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下了班也不回家。小王随手从桌上拿起一张报纸，看了看，丢下，又对着墙上的镜子照了照，在屋子里东走西看，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姚佩佩趴在桌上刚写了没几个字，小王就凑到她的跟前，歪着脑袋看她，嘴里道：“你在写什么呀？”

“钱副县长忽然叫我写什么工作总结，”姚佩佩一边说一边把信纸折起来，“不许你看，一边待着去。”

“这会儿写什么工作总结呀，”小王笑道，“是不是你要升官发财了？”

“升个鬼！”姚佩佩嗔怒道，“你别打岔，明天一早就要交的。”

“还真是写总结？”

“我骗你做什么！”

“那你就别瞎忙了，总结我这儿现成的就有一份，你照着抄一遍不就行了。”小王说着，脸色就有点异样。姚佩佩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没想到小王却果然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来，往她桌上一扔，嘴上说了句“我先走了”，随后，一转身就跑没影了。

姚佩佩听见楼梯上传来叮叮咚咚的下楼的声音，心想，这小子怎么溜得这么快！再后来，她就听见了楼下吉普车引擎发动的声音。姚佩佩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可她拆开信封一看，脸一下就红了。

原来那是一封情书。

在这封长达十多页的情书的开头，小王就向姚佩佩郑重道歉。他说自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耻地”欺骗了她。自己的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也不至于每个成语都用错。那一天，他和佩佩出车去普济，因偶然说错了一个成语，逗得她前仰后合，他就开始胡乱地用起成语来，无非是逗她开心。久而久之，一看到佩佩愁眉不展，他就故伎重演。以至于现在一开口，就胡说八道，想改都改不过来了。他说，他就是喜欢看她笑，明知道这是恶作剧，可自己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姚佩佩读到这里，心里忽然一动：别看这小子平时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鬼心眼倒挺多的，连自己都被他蒙在鼓里，还专门给他买了一本《成语词典》。可转念一想，小王能在自己身上耗费这么大的心思，也实在难得，不由得心头一热。

在这封信的末尾，小王说，他是在汤碧云大姐的殷切关怀和热情鼓励下，才终于鼓足了勇气，给她写这封信的：“你也不用给我什么答复。等到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我一见到你就会朝你喊一句‘打倒法西斯’，你如果同意跟我好，就回答说‘胜利属于人民’。”

要是不同意呢？笨蛋！

关于这一点，小王信中可没写。

姚佩佩的脸上火辣辣的。不过，她一看到情书末尾小王的签名，突然又呵呵呵地笑了起来，原来他的名字叫做“王小二”！还真有人叫这名字。姚佩佩笑了半天，心里又多了一个疑问，没准这小子又在故意逗我，编出这么个怪名字，取乐罢了。

10

“我怕他？我怕他个屌！要不是鹤壁地委有人替他罩着，我才不用成天跟着他做小媳妇呢，还把自己的侄女给搭了进去。那么一个雪白粉嫩的小姑娘，我呸！他都四十大几的人了，也配！”

这是白庭禹副县长的原话。他是在铜管厂检查工作时喝醉了酒，才说出这番话的。我有一个亲戚在铜管厂的伙房工作，碰巧听见了，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俗话说，酒后吐真言。我琢磨着，白副县长所说的那个“他”，指的会不会就是县长您呢？

…………

即便把喝醉了酒这一因素考虑在内，白庭禹在公开场合说出这么一番话来，还是显得有点不同寻常。这封匿名信将谭功达隐忍许久的怒火都勾了起来。白庭禹不仅让自己的侄子当上了代理乡长，而且私下里在好几个乡搞起了包产到户；谭功达最近一连好几个提案，包括村村通公路计划、建造集体居民点、丧葬改革、沼气推广等等，都遭到了他公开的反对。白庭禹甚至在党委会上，不指名地暗示说，在梅城，有人犯了右倾冒进主义的错误。最让谭功达不能容忍的，是自己苦心孤诣、克服重重险阻，才得以上马的普济发电厂的修建，也让他暗中下令停了工。四月份回到普济时，他曾让高麻子带他去水库大坝看看，高麻子让他最好不要去，“你去看了会伤心的。建筑工人都搬走了，大坝上长满了杂草，临时指挥部的房子都叫当地的农民给拆了。”

钱大钧这个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谭功达说服了鹤壁的聂书记，提拔大钧当副县长时，高麻子曾再三劝他慎重。谭功达一意孤行，也不是没有理由：这个人再不可靠，毕竟鞍前马后，跟过自己这么多年。可自打他当上副县长之后，他的面目反而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了。有一个干部私下向他反映，钱大钧与省委的金秘书长打得火热。今年金玉到梅城过年，钱大钧一直陪伴左右，可居然没给自己透露半点风声！不行不行，得找个机会与他好好谈谈。

谭功达把那封匿名信撕成了碎片，又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随后，他给县委办公室主任杨福妹打了个电话，让她立刻通知县里的六个常委到家里来开会。

“现在吗？”

“现在。”

“算了吧，”杨福妹在电话那头打着哈欠，“天都快黑了，外面又刮着这么大的风……”

谭功达捏着电话的听筒，朝窗外看了看。这才意识到，外面正在刮风下雨：树枝狂摆，黄叶乱飞，寒雨如注，已是一派残秋气象。

“不如这样吧，”杨福妹道，“常委会明天下午两点开，地点就在四楼会议室，我这就逐个打电话去通知，好吗？”

第二天下午两点，谭功达夹着皮包，准时走进了会议室。他看见只有担任记录员的姚佩佩一个人在那儿，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谭功达坐在椅子上，不时地抬腕看表。

过了两点半，杨福妹才来。她远远地坐在会议桌的另一端，托着脑袋，看上去没精打采的。

“人呢？”谭功达怒道，手指敲得桌面笃笃直响。

“人？什么人？”杨福妹懵懵懂懂地看着他。

“我让你通知开会的人呢？怎么一个都没来？”

“噢，”杨福妹站了起来，像背书似的说道，“白副县长下乡检查工作去了；钱副县长去省里出差，还没回来；还有两个常委，一个生病，另一个电话打了一上午，没人接。”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早点向我报告？嗯？这会，还他娘的开什么开！”谭功达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把桌子叭地一拍，“你呢？开会迟到了足足四十五分钟！来了还在那打瞌睡，怎么连你也变得这么涣散！”

杨福妹低着头，嘴里嘀嘀咕咕不知说些什么。

“你还要狡辩！”谭功达朝她吼道。

杨福妹果然不吱声了，呆呆地转动着手里的红铅笔，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

“你还笑！”谭功达这一叫，把姚佩佩也吓得浑身一哆嗦。

杨福妹倒是不笑了，她拢了拢齐耳短发，一声不吭地站了起来，把桌上的一大摞材料收罗收罗，往腋下一夹，一句话也没说，走了。

正在这时，不知是哪个部门的办事员，手里拿着一张报表，走了进来，要请谭功达签字。谭功达已经被杨福妹气得失去了理智，一把从她手中夺过表格，看了看，随手就往她怀里一揣，大声道：“签个屁！你去找白庭禹签吧！”谁知那姑娘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厉害角色，把白眼一翻，没大没小地顶撞道：“不签就不签，可县长您说话可得文明点。”

谭功达自知理亏，脸一红，也不作声，拎起公文包，就怒气冲冲地走了。

回到办公室，姚佩佩见县长还仰在椅子上，呼呼喘气，又咕咕咚咚地往肚子里灌凉茶，知道他正在气头上，也不敢招惹他，就从抽屉里拿出那本《三国志》来，看了没几页，就听得谭功达在叫她。

“姚秘书，你下楼去替我买包烟上来。”

姚秘书问他买什么牌子的烟。

“就买大前门吧。”谭功达道，“三毛八分钱一包，待会儿回来我再给你钱。”

姚佩佩正想走，忽然想起自己半年前买的那包烟还没抽完，就对谭功达说：“县长，我这有包‘大生产’，您抽不抽？”

“‘大生产’也行啊，你拿过来吧。”谭功达说，“哎，佩佩，你这儿怎么会有烟？”

“我一个人心烦的时候抽着玩的。”

“这烟也能抽着玩吗？女孩子抽烟，让人看了多不好。”

姚秘书也不理他，从抽屉里找出那包烟来，走到谭功达的桌子边，递给他。谭功达抽出一根叼在嘴上，又看了姚秘书一眼，举着烟盒道：“要不你也来一根？”

“您要让我抽，那我可就真抽啦。”

“抽吧。”谭功达满不在乎地说。

姚佩佩迟疑了一下，心想还是算了，连一个普通的办事员都敢那么顶撞他，我要是再抽上烟，让人看见两个人在办公室吞云吐雾的，免不了又是一番闲话。她见谭功达的杯子里没水了，就抓过水瓶，给他续上水。她见谭功达脸色特别难看，就想找些闲话来，给他打打岔，因此笑道：“谭县长，听人说您上次在集市上，给我买了件什么礼物，怎么这么长时间，也没见您送给我呀？”

“哦，你说的是那小泥人，”谭功达皱起眉头，“在夏庄的集市上，我是买了两个。可惜在回梅城的路上，让汽车颠碎了一只。”

不用说，碎了的那只照例算在我头上；那只好的，定然已落在了白小娴手中。要在平常，姚佩佩早就冷言冷语，怪话连篇了。可这会儿，她见谭功达余怒未消，话到嘴边，还是忍住了。

不料谭功达接着又说：“剩下的那只好的，还在我家中床头柜上摆着呢，明天我就给你带来。”

这么说，他没送给白小娴？

佩佩细细地琢磨着他的这句话，想着一些不着边际的事，转动着桌上的茶杯，呆呆地就出了神。

窗外的天黑沉沉的，不一会儿就下起大雨来。

“佩佩，若是有人调你去省里工作，你去不去？”谭功达一连划了好几根火柴，才把香烟点着。他说话的语气缓和多了。

“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姚佩佩转过身来望着他，“谁要调我去省城啊？”

“是钱副县长在党委会上提出来的，要调你去省干部培训学院学习。不过，已经叫我给否决了。”

姚佩佩一听说钱大钧要调她去省城，心头一紧，吓得腿都软了。可又听说被谭功达拦住了，不禁如释重负，长出一口气。不过她嘴上倒是讪讪的，嗲声嗲气地道：“谭县长，您不让我去省里，是觉得我表现不够格呢，还是您用我用顺手了，舍不得让我走？”

这话说得有些露骨。可一说出口，收是收不回去了。她微微地飞红了脸，偷觑了谭功达一眼。好在那傻子极为迟钝，把手一挥，嚷嚷道：“不够格不够格！实事求是地说，的确不够格！你既不是劳模，又不是先进工作者，连个党员都不是，凭啥叫你去？”他这一嚷，姚佩佩不免又有点窝火，怏怏地转过身去，正要去读她的《三国志》，又听见谭功达叫她：

“姚秘书。”

“嗯。”

“说说看，你对未来都有什么考虑啊？有什么理想啊？”谭功达似乎忽然来了谈兴，可脸上依然阴云密布。

“没有想过。”姚佩佩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揶揄道，“我这样一个落后分子，什么理想不理想的，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罢了。”

“小小年纪，怎么这么悲观啊。要不得，要不得。”谭功达顿了顿，接着说，“我是想知道，你今后打算从事什么样的具体工作。我这个县长，能做到哪一天，不好说。另外，你也不能一辈子给人当秘书。”

听他话里的意思，谭功达似乎已经在有意无意之中，为自己考虑后路了，心中不免隐隐有些凄凉。她把圆珠笔放在嘴里咬了咬，忽然笑道：“要说理想，我心里倒有一个，可我知道死活实现不了。”

“你说出来我听听。”

“我想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隐居起来。”

“你又没犯法，逃什么逃！”

“你怎么知道我没犯法？你怎么知道我就不会犯法？我这种人，或许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呢！”姚佩佩说到这里，脸色陡变，心中忽然大恸，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抛抛洒洒，落在了摊开的书页上。

谭功达一见她扑簌簌掉泪，就知道刚才哪句话不小心触动了她的伤怀，心里有些不忍，又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只得装出一副没听懂她话的样子来，问道：

“你到那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做什么呢？”

“不做什么，”姚佩佩抬起袖子，擦了擦眼泪，道，“就这么隐姓埋名，过上一辈子。”

“干吗还要隐姓埋名呢？”

“我讨厌见人。不论是什么人，我都讨厌。”

“这么说，连我，你也讨厌喽？”

“讨厌。你本来就挺讨厌的呀。”

谭功达呵呵呵地笑了起来，仍耐着性子逗她道：“你还不如干脆到山上，找个庙，去当尼姑呢！”

“山上的尼姑庵，不都让你们这些当官的给铲了吗？”佩佩反问道。

“这倒也是。不过佩佩——”

“嗯。”

姚佩佩应了一声，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佩佩，你什么时候打算去实现你的理想，请你跟我也说一声。”

“干吗跟您说？”

“我跟你一块去，好不好？”谭功达想了想，柔声道。

佩佩猛地一愣，心里一紧，就有些晕眩，失声道：“你真的要去？我，我可不是说着玩的……”

“我也是真心的。”

姚佩佩心里知道，谭功达再呆再傻，这话也不是随便说的。顿时五内翻搅，漾出一圈一圈的涟漪，涨红了脸，问道：“那，那你少不了也要带她一起去喽？”

“不带她去，就我们两个人。”

他们俩都明白，刚才他们所说的这个她指的是谁，谁都不愿意点破。仿佛轻而易举就绕开了一个巨大的障碍似的。

姚佩佩一时心慌意乱，眼睛都不知道往哪儿看了。屋外的雨越下越大，玻璃窗上泻水如注，就像一张哭泣的脸。

过了好一会儿，佩佩定了定神，喃喃道：“不行，不能带你去，你到了岛上，一会儿要造大坝发电，一会儿又要建沼气池照明，还要铺上十七八条公路，挖上几百条运河。让你这么一折腾，好好的一片清静之地，马上被你弄得乌烟瘴气。你还得把岛上的狸子、獐子、野狼、猴子什么的召集起来，成天开会，咱们还不如不去呢！”

一番话说得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那我就什么都不干，成天在家里听你说怪话。”

天哪！他竟然会说“在家里”！

接下来，两个人果然郑重其事地讨论起小岛的计划来。按照姚佩佩的设想，她要把小岛的每个角落全都种上紫云英。她说她一辈子没见过那么漂亮的花。在阳光下，那大片大片的紫色花朵，犹如铺锦堆秀一般，漫山遍野，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天边。这么说着，就好像他们此刻已经置身小岛。

他们一刻不停地说着话，等待屋外的雨停下来。

不知今夕何夕，不知黑暗将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