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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末的一天，谭功达在酣睡中被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惊醒。这似乎是一个恶作剧的糟糕开始：他把手伸到帐子外面，在黑暗中摸索着抓起电话，却听见一个小女孩在电话里唱歌。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谭功达很快意识到，可能是电话串了线，因为伴随着一阵猛烈的咳嗽，一个低沉而沙哑的声音向他问道：

“怎么样，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的生活都在两只手上……嗯，你说话呀！”

谭功达昏睡未醒，太阳穴一阵剧烈的胀痛，愣了半天，一时竟没有听清电话是谁打来的。

“什么情况怎么样？你是谁？”

可对方立刻就发起火来，在话筒中叫道：“你他娘的这个县长是怎么当的？她去为地主缝一件羊皮长袄，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怪不得省里一连批转了三封要你辞职滚蛋的匿名信，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这么迷迷瞪瞪的！”

谭功达终于在那讨厌的歌声中，辨认出了聂竹风的声音。他翻身从床上爬起来，拉了一下灯绳，恍惚中看见墙上的挂钟已指向凌晨三点十分。这个时候，他怎么会打电话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可对方根本不容他多想，追问道：

“你现在在哪里？喂，你现在在哪里？你怎么不说话？经过了多少苦难的岁月，妈妈才看到今天的好光景，我问你，你现在在干什么？！”

“睡觉啊！”谭功达似乎没听懂他的话，嗫嚅道，“我在睡觉。”

“睡觉？你说什么？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你在睡觉？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还有心思睡大觉！”

“出什么事了？聂书记？”

又是一阵咔咔的咳嗽声。聂竹风似乎要把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咳出来似的，谭功达只得静静地等着他呼呼的喘息声平静下来。过了好一阵，对方清了清喉咙，正要说话，话筒里突然一片静默。小女孩的歌声也戛然而止，谭功达徒劳地冲着话筒，喂喂喂地叫了半天，对方已没有了任何声息。或许是电话线被大风刮断了。

屋外大雨如注，狂风大作，又急又密的雨点嗖嗖地泼向窗户玻璃。水从窗缝中渗进来，把桌子上的一本《列宁选集》都浸湿了。院子的门被风撞得砰砰直响，他不时可以听到瓦片被风刮到地上而发出的碎裂声。谭功达坐在床边，呆呆地看着电话机出神。

聂竹风是出了名的好脾气，谭功达从未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他在凌晨三点多钟给自己打来电话，这还是第一次。显然是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

谭功达撩起帐子，胡乱地擦了擦身上的汗珠，心脏仍在突突地狂跳。他竭力地回想着聂竹风在电话中跟他说过的每一个字，可嗡嗡叫着的蚊子和那该死的歌词，搅得他大脑一片空白。电话断了线，外面的雨又下得这么大，虽然心里七上八下，他知道现在除了等待天亮之外，没有别的什么事可做。

他重新在床上躺下，随手抓过一张旧报纸，心烦意乱地看了起来。在这张五月十二号出版的报纸上，他读到了如下新闻：

中国政府致电卡斯特罗，坚决支持古巴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事业

首都各界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国际劳动节的盛大集会

中国与老挝建立外交关系

在不久前结束的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庄则栋、邱钟惠分获男女单打冠军

清华大学举行建校五十周年校庆

国务院召开坚决纠正“五风”，坚决贯彻农业“十二条”座谈会

…………

当谭功达想弄清纠正哪“五风”、贯彻哪“十二条”时，沉重的睡意再次向他袭来。他使劲地睁开眼睛。不，不，不能睡着！可他还是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谭功达一觉醒来，太阳已经照到了他的床头。他连脸都没来得及洗，就夹着公文包，趟着齐踝深的积水，去县里上班。田里的秧苗浸没在水中，池塘的水都漫到岸上来了。几个打着赤膊的年轻人，手里提着渔网，正在秧田里捉鱼。当他经过西津渡桥的时候，看见整座桥面都淹没在浑浊的洪水中，只露出了一截桥栏的铁桩。街道上也都积满了雨水，被大风吹折的树木横卧在街道上，一群人推着一辆熄了火的汽车，向前缓缓蠕动。供销社的柜台也泡在水里，两名女售货员高挽着裤腿，正用瓷碗往外舀水。看着她们的小腿在阳光下白得发青，谭功达心里不禁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

他走到县委大院的门口时，已经九点多了，他看见门卫老常手里拿着一根通煤炉的铁条，正在疏通堵塞的阴沟。

“天漏了！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他笑着对谭功达说，“谭县长，怎么您没下乡去啊？”

谭功达没心思跟他搭讪，只是啊啊了两声，算是跟他打了招呼。他拎着凉鞋，歪歪扭扭地踩着院中一溜红砖，像跳舞似的上楼去了。办公楼里空荡荡的，寂静无声，看不到一个人，就连平常在楼道里打扫卫生的两个清洁女工也不见了踪影。他顺着楼梯走到三楼，见办公室的门锁着，就意识到姚秘书没来上班。假如她临时外出，门通常是虚掩着的。他掏出钥匙，开了门，很快就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张姚佩佩留给他的便条：

我在县医院。

她去县医院干什么？莫非是她生了什么病？谭功达疑虑重重地走到电话机前，给白庭禹、钱大钧、杨福妹逐一打了电话。和他心中不祥的预感一样，电话没人接听。糟了！谭功达快步冲到窗前，一把推开窗户，对正在楼下通阴沟的老常叫道：“老常，你上来一趟。”

不一会儿，他看见老常手里仍抓着那根铁条，两只手上沾满了污泥，出现在他办公室的门口。

“人呢？人都到哪儿去了？”他问道。

“人，什么人？”老常茫然不解地反问他。

“这办公楼里怎么一个人都看不见？”

老常吃惊地望着他，眉毛都拧到一块了，半天才说：“不是下乡抢险去了吗？”

“抢险？抢什么险？”糟糕！谭功达的心猛地往下一沉，脸色顿时变得煞白。

“普济的水库大坝被洪水冲垮了。那个江水倒灌，这个冲走了两个村子，那个那个省里地委都派人来了。谭县长，你怎么一点都没听说吗？”

“你是说普济大坝决了堤？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不，前天。”老常道。

“死人没有？”

“怎么没死人？昨天小王从乡下回来说，就他运回来的重伤号，死在县医院的，就有两个。”

“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怎么不打电话通知我呢？”

老常的目光变得躲躲闪闪的：“县长，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你有烟吗？”谭功达忽然对他道。

“谭县长，你知道，这个，我是不抽烟的。”

谭功达又问他被洪水冲走的是哪两个村庄。老常说，这个他不太清楚。

谭功达问他省地领导都是谁来了，老常还是那句话：“这个我不太清楚。要是没什么事，我先下去了。”

谭功达赶到梅城县医院的时候，已快到中午了。门外的空地上乱七八糟地停着四五辆驴车和平板车，地上的积水尚未完全退尽，让人一踩，到处都是一片狼藉。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大夫正忙着把一个裹着纱布的伤号从平板车上抬下来。大门的台阶上坐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他发疯般地扯着自己胸前的衣服，号啕大哭。他的几个亲属表情木然地看着他，也不去劝。一旁的墙根下，摆着一个蒲包，上面躺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的尸体，脸都已经发了黑。

医院的走廊里也是满地泥水。为了防止打滑，地上铺了干稻草，有一个护士手里端着一只簸箕，正朝地上撒炉渣，走廊两侧的木椅上横七竖八地挤满了伤号和家属。谭功达没走多远，就看见一个护士手里举着一只盐水瓶，推着一辆担架车，已经到了近前。

“让开。”那护士头也不抬，向他命令道。

谭功达问她，院长室在哪儿，那护士突然两眼一瞪，怒道：“我叫你让开！”

谭功达一侧身，那辆担架车就贴着他的肚子过去了，把他的中山装纽扣崩飞了一颗。

谭功达一点都不生她气。这个护士的眼睛又深又亮，像秋天芦苇覆盖的深潭。只是不知她摘了口罩是个啥样子？在这紧急的关头，他的心里居然还有如此肮脏的欲念！王八蛋，王八蛋，你是个王八蛋！不过，他很快找到了院长室，一个大夫在门边的池子里洗手，谭功达站在门口，等他洗完了手，这才问他：“你们领导在不在？”

“我就是领导。”那人把口罩往下一拉，露出一张长满胡子的三角脸来，“你有什么事？”

“我要找你们院长。”谭功达记得他们院长姓彭，去年春天，他因肾炎在这住院的时候，是院长亲自主刀替他做的手术。

“院长带着医疗队下去了，我是这儿的副院长。”白大褂双手插在口袋里，“您有什么事？”

“你能不能找几个人，我们来开个短会？我想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

“开会？您是说开会？您有什么资格召集我们开会？”那人上上下下地把谭功达打量了半天，摇摇头，冷笑道，“哼！开会？神经病！我那边还有个大手术，你一边待着去。”

说着，用那只戴着塑胶手套的手把他一推，谭功达冷不防差点被他推了一跟头。那大夫径自朝手术室走去，一边走一边回头道：“你以为你是谁呀？有病。”

谭功达受了这一阵窝囊气，怔在那儿。县医院医护人员的工作作风是该好好整治整治了。等到这件事过去之后，要在常委会上专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好好讨论讨论！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到医院来开个现场会，这个同志要做深刻检查。他沿着走廊，一直走到住院部的小楼前，脑子里晕乎乎的，突然听见背后有人叫他，回头一看，原来是民政科的小汤。

她正蹲在地上，用一把汤匙，往一个满脸裹着纱布的病人嘴里喂水呢。这是他在这里遇见的第一个熟人，就像看到亲人似的，略微有些激动。谭功达挨着她蹲了下来，问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汤碧云笑了笑道：“别提了，简直是一锅粥！我已经两天两夜没好好睡过觉了。”

谭功达又问她知不知道这次大坝决堤到底死了多少人，汤碧云抬起胳膊，擦了擦鼻尖上的汗，说：“还好。”谭功达又问她“还好”是什么意思，汤碧云说：“送到县医院来的病人，只死了三个，一个老人，两个孩子，还有一个人刚送来，听说正在手术室急救，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谭功达问起大坝那边的情况如何，汤碧云忽然抬头看了他一眼，咯咯地笑了起来：“您是县长，怎么这些事情倒反过来要来问我？您是刚从月亮上下来的吗？”

不过，她还是絮絮叨叨地说：“普济是个高地，没什么损失。兴隆、长旺两乡受灾比较严重。听那边回来的人说，目前已经找到了六七具尸体，失踪人员还没有统计清楚。送到这里来的，都是重伤员，轻伤都就地安排在普济、夏庄的卫生院里。地委的医疗队今天早上已经赶到了。天气太热，昨晚这里的大夫们议论说，弄不好会有大的传染病发生，要是那样的话，事情就糟糕了……”

这该死的沼气！谭功达不禁红了脸，道：“听说，听说姚秘书也在这儿，怎么没见她？”

“她呀，您快别提了！”一提起姚佩佩，汤碧云就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俗话说，郭呆子帮忙，越帮越忙。她昨天晚上才从家里赶过来，浑身上下淋了个落汤鸡，我们不得不放下手里的活，去央求护士找衣服给她换。七手八脚总算把她伺候停当了，就让她帮着去抬伤员，没想到这个人丢人现眼，一见到那人嘴里吐出血来，就把担架一扔，自己先晕了过去。把那伤员重重地摔在地上，嗷嗷地乱叫。大夫们还得先腾出手来救她，您说她这不是添乱吗？”

谭功达也笑了起来：“她人呢？”

“在住院部的104房间，躺在那儿吊盐水呢。我刚才还去看过她，早没事了。”

谭功达来到住院部，104病房的门开着。里边躺着几个待产的孕妇，家属们坐在床上聊天。谭功达伸着脖子朝里边张望了半天，才在北窗的墙边找到了姚佩佩。她正躺在床上照镜子呢。一看到谭功达，姚佩佩的脸上就露出吃惊的神色，随后她就笑了起来：

“怎么搞的？你怎么把自己弄得像个叫花子似的？”

她这一说，早已引得同病室的那些孕妇都把目光投向他。谭功达手里拎着一双凉鞋，打着赤脚，裤腿卷过了膝盖，大热天还穿着中山装，敞着怀。

“你怎么样？头还晕吗？”他在姚佩佩床头的一张小圆凳上坐了下来。

姚佩佩没有吱声，她紧蹙着眉头，嘴唇有些发干，过了半天，才叹了一口气，侧过身来看着他，轻声道：“我倒还好，你呢？你可怎么办呀？”

他知道姚佩佩话里的复杂意思，心头一热，喉咙就有点堵得难受。姚佩佩问他有没有吃午饭，谭功达摇了摇头。她指了指床头柜上的一个饭盒，说她姑妈刚给她送了点桂圆粥来，问他要不要吃。谭功达说，他没有一点胃口，只是想在这里静一静，一会儿就要走的。

姚佩佩说，大约是在星期五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她第一个接到高麻子打来的报警电话。她发了疯似的到处找他，可整幢楼都找遍了，就是不见他人影，她不断地给他家打电话，一直打到天黑，也没人接，这个时候，她才无奈地想起来，应该向白庭禹汇报。白庭禹一听大坝决了堤，当即就兴奋得不行。白庭禹让她通知所有县机关的工作人员，没下班的一个不许下班；已经回家的也要在二十分钟之内召回，全体人员赶到四楼会议室开紧急会议。姚佩佩大着胆子没去开会，一直守在办公室里，守着那台电话机：

“我想着，万一你要是听到一点风声，说不定就会打电话来的。”姚佩佩道，“这两天，你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去了外地？出了这么大的事，你都不在现场，接下去怎么办？”

“我哪儿也没去，”谭功达叹了口气道，“这些天我没在家住，一直在郊外的红旗养猪场。”

“你到养猪场去干什么？”

“都是那该死的沼气！”谭功达道，“星期三刚上班，沼气攻关小组的阿龙来找我，说他们试验了一年的沼气池已经可以产气点火了，问我要不要去现场看看。我们刚刚赶到那里，就下起雨来。”

“沼气成功了吗？”

“点了几次火，都没成功。后来阿龙说，雨下得太大，也许密封池进了水。在大雨的间歇，他带我去了二号池边看了看，阿龙还朝池子里丢了一根火柴，谁知道嘭的一声，差点没把池子炸塌，还溅了我们一脸猪粪。”

“怪不得你身上一股臭味！”

“当天晚上，阿龙就让我在他们那儿打个地铺，住一宿，等第二天雨停了，再试一次，谁知这雨越下越大，没完没了。”

“那你眼下打算怎么办？”佩佩问他。

“我这就到普济水库那边跑一趟。”

姚佩佩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钱匣子来，把里面的钱和粮票都翻出来，递给他：

“你这会儿去那边，不就成了峨眉山上的猴子了吗？”

“猴子？什么猴子？”

姚佩佩冷笑了一声，接着又说：“峨眉山上的猴子下来了，要去抢夺胜利果实……人家总指挥、副总指挥正忙得不亦乐乎，你这时跑去插一脚，哪里能讨到个好脸色？只是自取其辱。要我说，干脆你哪儿也别去。回家好好洗个澡，睡个觉是正经。这么一闹腾，别的事我不知道，好歹，你这个县长恐怕是做不成了。”

她见谭功达木呆呆地坐在那儿发愣，就轻轻地推了推他：“再说，你怎么去呢？小王又不在。”

“我在马路边随便拦个什么车就行了。”

谭功达来到医院外，瞅见一辆运伤员的驴车，停在马路对面。一个黝黑的中年汉子头戴一顶破草帽，脖子上搭着条毛巾，正在给毛驴喂桑叶。谭功达朝他走过去，问他能不能捎他去普济。

“不行不行！”赶车的说，“给我多少钱都不行！一天跑两趟县城，我的这头驴都累得快吐血了，不要说你，待会儿我自己回去，都舍不得坐。”

谭功达没再说什么。等到毛驴吃完了桑叶，那汉子晃了晃手里的柳条，赶着毛驴，一路摇摇晃晃地走了。在烈日炎炎的煤渣公路上，谭功达差不多站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拦下一辆车来。有一辆装煤的车倒是停了，可司机嘴里叼着卷烟，跳下车来就是一顿臭骂，连推带搡，差一点没把谭功达撵到路边的排水沟里。

谭功达气得双手在裤腰带上乱摸了一气。他是在摸枪。这是他在部队时养成的习惯，每当他遇到难以忍受的耻辱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去腰上摸枪。

他听着淙淙流淌的渠水，脑子里悲哀地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属于他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他抬起头来，看了看远方钢蓝色的群山，看了看那条蜿蜒起伏的煤渣公路，四周的旷野一片沉寂。

他把手里拎着的那双塑料凉鞋穿在脚上，返身朝县城的方向走。可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个世界在顷刻之间似乎突然变得与自己无关了，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黄昏的时候，他终于来到了梅城汽车站的售票窗口。里面有两个女售票员，正盘腿坐在床上打扑克牌。谭功达把脑袋伸进去，问她们有没有去普济的班车，那个年轻的姑娘立刻瞪了他一眼，道：

“最后一班车半个小时前已经走了。”

说完，她从床上跳下来，啪的一声就把那扇小门关上了。

2

这天早上，姚佩佩一觉睡过了头。等到姑妈拎着一兜桃子从早市上回来，把她叫醒，已经十点一刻了。姑妈见她手忙脚乱地穿衣服，看了看墙上的钟，劝她道：“都这辰光了，你再洗洗弄弄，赶到单位，也快要吃中饭了。不如上午就别去了，你来帮我搭把手，我们今天包馄饨。”

姚佩佩想了想，一脸苦笑：“不行啊，昨天才刚刚宣布了新的作息制度和工作条例，无故旷工，可是要开除的呀！”

“那你就到楼底下老孙头那儿，给单位打个电话，就说生病了。要不，我去替你打？”

“算了，还是我去吧。”

姚佩佩睡眼惺忪地从床上爬起来，趿着拖鞋，踢踢踏踏地下楼去了。他们家的隔壁就是县肉联厂，传达室的孙老头那儿有一台电话机，附近的居民要是有个什么急事，都去他那儿借电话用。这孙老头的脾气阴晴不定，让人琢磨不透。有时让打，有时不让打，全看他高兴不高兴。他要是不高兴起来，就是你家房子着了火，他那电话机也不准你摸一下。久而久之，弄得街坊邻居都有些怕他。姑父升了副校长之后，姑妈常常用孙老头的例子来开导他：“有官做，也要会做，你看那孙老头，什么官儿都不是，只管一部破电话，也混得人五人六的，谁见了他不都巴巴的……”

姚佩佩怯怯地给县委办公室打了个电话。杨福妹表现出来的热情令她感到十分意外。她一会儿“小姚”，一会儿“佩佩”，叫得挺亲热的，可姚佩佩心里还是挺别扭的。杨主任听说她身体不舒服，便关切地问她生了什么病，头上有没有热度，有没有请大夫来看过。她还特意介绍了一剂治疗拉肚子的偏方，说是将车前子挖出来洗净，和芦根一起煎水喝。最后杨福妹笑道：

“佩佩同志，这几天大家都舍生忘死，啊，奋战在抗洪救灾第一线，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啊，你在县医院的表现也是有目共睹的嘛！很多同志向我反映，你虽说在救死扶伤的过程中累得昏了过去，却还是轻伤不下火线，这是什么精神？啊，这是无私的、彻底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好好学习。你在抗洪斗争中累倒了，就在家中好好休息，上午的会你就不用参加了。不过呢，下午两点，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会，啊，你能不能带病坚持一下？喂喂……”

杨福妹在电话中说个没完，好不容易才放下电话。姚佩佩向孙老头道了谢，正要走，忽听得孙老头嘿嘿一笑。孙老头盘腿坐在凉席上，正用指甲抠着脚底板的老皮，他那老鼠般又小又亮的眼睛，骨碌碌地转动着，笑道：

“小姚，听说今年新鲜的桃子已经上市啦？”

佩佩心里想：一定是他刚才看见姑妈买了一兜桃子进门，才故意琢磨出这句话来，启发她。她赶紧回到家中，拣大的挑了三五个桃子，给他送了过去。

吃过中饭，姚佩佩骑着自行车去县里上班。太阳火辣辣的，洪水刚退，地上仍不时可以看到晒得发臭的小鱼和泥鳅。她刚骑到巷子口，迎面就碰见了两个穿灰色短袖制服的陌生人。两个人都戴着眼镜，衣兜里都插着钢笔，手里都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公文包。姚佩佩再仔细一瞧，这两人的长相竟然也有几分相似，心里觉得有些滑稽，忍不住就多看了他们一眼。这一看，其中的一个陌生人一把抓住她的自行车龙头，笑着问道：“同志，请问这儿是大爸爸巷吗？”

“是啊。”

“有一个名叫卜永顺的人是不是住在这里？”

佩佩一听他们要找卜永顺，笑了起来：原来是找姑父。她朝巷子里指了指：“你们从这巷子一直走到头，往左拐，看见一棵大香椿树，就再往右，就可以看见肉联厂的大门了。我家，不，他家，就住在肉联厂的隔壁。”

两个人同时露齿一笑，道了声谢，挺着胖胖的肚子，迈着整齐的步伐，走了。

姚佩佩来到县委大院门口，看了看表，已经迟到了五六分钟。她看见司机小王拎着一只铁皮铅桶，手里拿一块抹布，正在擦他的吉普车。在吉普车旁边，还停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窗户上遮着一层白色的纱幔，车身满是泥迹。传达室的老常也在那儿帮忙，他手里捏着一根棍子，正要把轮胎上厚厚的干泥巴捅下来。

自从姚佩佩收到小王的情书之后，几年来，她一直有意无意地躲着他。小王也像是变了个人，脸上多了一层阴郁之气，成天没精打采的。人比原来也更瘦了，嘴边留了一撮黑笃笃的小胡子。小王的胆子太小了，人也腼腆，有时候在路上碰见姚佩佩，自己脸一红，就像做贼似的，一个人远远地绕开了。到了后来，弄得姚佩佩也有了一种负罪感：本来是两个好朋友，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可给那羊杂碎一搅，反而弄得仇人似的，心里不免有些伤感。有时候也想到给他写封信，又怕伤了他的自尊，因此左右为难。

佩佩在院子里停好自行车，正要上楼去，没想到小王朝她紧走几步，嘴里冷不防冒出一句：

“打倒法西斯！”

姚佩佩一愣，感觉有点恍惚，半天才想起来他情书中的那个约定：如果她同意跟他谈恋爱，就应当回答说：“胜利属于人民！”可如果不同意呢？小王信中可没写。要是不搭理他，好像也不太礼貌，情急之下，就故意装出没听懂他话的样子，胡乱道：

“哪来的法西斯？吓我一跳！”

随后，头也不回地从他身边走开了。可小王还是不死心，手里捏着那块抹布，又朝她追了过来，到了楼门口，冲着佩佩的背影，喊道：

“革命尚未成功！”

佩佩一愣，站住了。她本想回他一句“同志仍须努力”，可转念一想，这不行。如果这么说的话，不是一种变相的鼓励又是什么？这表明，自己尽管目前不同意，可以后还是有希望的！这小子，别说，还挺贼的，天知道他怎么想出这么个鬼主意来！自己差一点上了他的套！想到这儿，姚佩佩转过身去，对他笑了笑：

“同志继续擦车！”

随后，她头也不回地上楼去了。

她听见老常在身后对小王嘀咕道：“哟嗬！你们两个小鬼头，还对上暗号了呀。”

会议还没开始。走廊里挤满了一堆一堆的人，都在小声地议论着什么，只有谭功达一个人远远地站在楼道的窗口吸烟。会议室里也是乱哄哄的，姚佩佩看见汤碧云手里拿着一把纸扇，呼啦呼啦地扇着风。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汗酸臭。汤碧云告诉她，好像是扩音器的线路有问题，会议推迟了。

她看见主席台上的几个人都在交头接耳地说话。钱大钧手里托着一只烟斗，正在金玉的耳边说着什么，几个穿蓝布工作服的电工浑身都叫汗水浸透了，正忙着检查扩音器的线路。金玉身穿拷绸皂衣，一边频频点头，一边探头向会场张望，似乎在寻找什么熟悉的人。

汤碧云今天满脸不高兴，不怎么爱说话。姚佩佩把在楼下碰到小王的事跟他说了，碧云也只是勉强笑了一下。

“你这人怎么了？”姚佩佩推了推她，“就像人家欠了你三百吊似的？”

碧云正想说什么，忽听得扩音器炸出吱的一声，震得她们赶紧捂住了耳朵。既然扩音器已经修好，钱大钧清了清喉咙，宣布开会了。照例是全场起立，照例是合唱《国际歌》。姚佩佩自幼五音不全，再加上歌词也记得不太熟，本想不唱，一见汤碧云唱得有板有眼，也只得跟着她忽高忽低，怪声怪调地乱唱了一气。可唱了没几句，忽见汤碧云面有怒色，对她耳语道：“你不会唱，就不要瞎唱！害得我跟你一起跑调。”姚佩佩脸一红，再也不敢出声了，心里嘀咕道：这羊杂碎，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么假正经！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由金玉代表省委，宣布撤销谭功达党内外职务、停职检查的决定。随后，地委副书记邱忠贵宣布梅城县新的干部任命：白庭禹担任梅城县县委书记；钱大钧任代理县长；杨福妹升任副县长兼办公室主任。姚佩佩抬起头来，从主席台上一个个数过去，果然已经没有了谭功达的身影。虽然心里早有所料，可还是觉得怅然若失。会场上鸦雀无声，一台老式电风扇呼呼地转动着，扇得主席台上的纸页片片翻起。

接下来，由新任代理县长钱大钧宣读抗洪救灾先进个人名单。姚佩佩听见自己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心里觉得既凄凉，又滑稽。她见汤碧云表情肃穆，正襟危坐，便在一页纸上，写了句悄悄话，用铅笔的橡皮头，戳了戳她的胳膊，让她去看。没想到，汤碧云很不耐烦地咂了一下嘴，一把抓过那张纸来，飞快地写了一句话，递给她，佩佩一看，见上面写的是：

对不起，现在正在开会，有什么事请你开完会再说！！

望着那两个惊叹号，姚佩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渐渐地，她的目光就有些呆滞，脸上火辣辣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悲哀地意识到，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片孤立的、被海水围困的小岛，任何一个人的心底都有自己的隐秘，无法触碰。从现在开始，坐在她身边的这个汤碧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以自诩为落后分子为乐、与她沆瀣一气的姐妹了。再好的大观园，也会变成一片瓦砾，被大雪覆盖，白茫茫一片。佩佩觉得自己的内心黑暗无边，而其中最珍贵最明亮的那一缕火光，已经永远地熄灭了。往后，她必须一个人来面对这个让她战栗不安的世界了。

她听见钱大钧吞吞吐吐地宣布会议的最后一个议程，由谭功达上台做公开检查。当钱大钧提到“谭功达”三个字的时候，明显地犹豫了一下——似乎自己的老上级虽然已大权旁落，却仍然余威犹存。会场上出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

佩佩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不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一幕。可是她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坐在门边的一个干部向白庭禹报告说，会议刚开了没几分钟，坐在台下的谭功达就起身走了。白庭禹似乎颇为尴尬，他赶紧与坐在身边的杨福妹说了句什么。佩佩看见杨福妹迈着她那肥胖的萝卜腿，从主席台上下来，急火火地走了。她大概是找谭功达去了。

时候不大，杨福妹又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她走到主席台前，踮着脚，在白庭禹耳边说了句什么。白庭禹又侧过身去，与金玉交谈，金玉的脸色也很不好看。会议中断了二十多分钟，钱大钧脸色铁青地宣布散会，大家回办公室继续上班。

姚佩佩心里长长地松了口气，有些暗自庆幸。她跟了谭功达这么些年，这还是她第一次发现谭功达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她脑子里乱哄哄的，正在犹豫着在散会之前，要不要与汤碧云打个招呼，可当她回过神来，才发现身边的椅子早已经空了，汤碧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会议室。

姚佩佩走进办公室，看见谭功达把办公桌的两个抽屉都搬了出来，正在那儿整理自己的东西。他显然对今天的会议早有心理准备，看上去倒是一脸轻松，见姚佩佩抱着一堆文件进门来，谭功达对她笑了笑：“让我做检查，凭什么让我做检查？撤老子的职可以，让我检查，门儿都没有！”

他见姚佩佩没有答话，又道：“你知道刚才杨福妹来叫我去做检查，我是怎么回答她的？”

“您怎么说？”

“屌！”

佩佩听他这么说，有点不好意思，可心里倒觉得莫名其妙地畅快。他要是不当官，也许就能变得聪明一点。这傻瓜被撤了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她赶紧放下文件，忙着过去帮他一起整理东西。谭功达随手将一大摞捆好的信件从桌上推过来，让佩佩拿到盥洗室去烧掉。

“全都烧掉吗？”

“全烧掉！”谭功达道，“这些人吃饱了饭没事干，成天写什么匿名信……”

“可是……”姚佩佩突然打断了他的话，微微红了脸，“其中有几封是我写给你的……”

“你？”谭功达痴痴地看着她的脸，声音一下子变得温柔而暧昧，“真的吗？那，那我们，把它找出来？”

“不用找了，都是骂你的话。”佩佩低声道。他竟然对那些匿名信毫无印象！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拆看！看来自己的一番心思算是白花了。要是再有一点耐心，再等上三四分钟，苦楝树上的阴影说不定就会移走的……

“你写过几封？”

“记不清了……”

“我们天天在办公室见面，你有什么话还不能当面说吗？干吗要写信？”

“您说呢？”

…………

正在这时，钱大钧神色慌张地从外面走了进来。他一脸尴尬地看了佩佩一眼：“姚秘书，你出去一下，我和老谭说几句话。”

姚佩佩看了看谭功达。谭功达朝她使了个眼色。佩佩只得从椅背上拎过她的包，出去了。

她听见钱大钧在身后把门关上了。

姚佩佩回到家中，见姑妈满脸堆笑，面有喜色。她笑嘻嘻地盯着佩佩的脸，笑得她心里发憷。随后姑妈捉住她的一只手，神神道道地将她拉到客厅的椅子上坐下，拍着她的手背，说：

“闺女，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也不事先跟我说一声？”

姚佩佩满脑子都是谭功达被撤职的事，满腹焦忧，心神不定，见姑妈这一问，便吃了一惊，忙问道：“到底是什么事，让姑妈这么高兴？”

她姑妈假装生气地把她手一推，嗔怒道：“死丫头，到现在你还想瞒我！政府派来的两个做外调的同志已经向我透了底了。”

姚佩佩一听说“外调”两个字，头一下就大了。她用手捋着肩上的背包带子，忽然想起今天下午在巷子口碰到的那两个陌生人。她起先还以为是姑父单位的同事呢，原来是为自己的事而来。

“今天下午，你前脚走，他们后脚就找来了。一进门就掏出本子来，问这问那。我问他们到底想了解什么事，他们就说，只要与姚佩佩同志有关，所有的事都不应该向组织隐瞒。我当时就是一愣，还以为你在单位犯了什么错误，再看了看那两人的脸色，慈眉善目，态度也还和蔼可亲。我一边用一些不相干的事来搪塞，一边旁敲侧击地打听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没弄清楚他们的来历之前，我什么话都不会跟他们说的。那位年轻一点的，毕竟历练不深，经不住我再三盘问，便道：‘是省里要调姚佩佩同志去工作。’我一听说你要去省里工作，这接下来的话就好说了。我把你夸得像一朵花似的，反正闭着眼睛瞎吹呗！把死的说成活的；把活的说成会飞的。那两人可真傻！我的话他们还真信！说什么他们就记什么。我又问他们，我们佩佩若是到了省城，会给安排个什么工作？那年纪稍长一点的倒是口风很紧，他说他也不清楚，他们的任务只是负责材料。你这个丫头，虽说摊上了那么一个反革命家庭，倒是命硬，哈哈。你是哪里修来的这个福分？天上掉下一块金子来，怎么偏偏就砸在你的脑袋顶上？”

她正这么眉飞色舞地说着，姑父也下班回来了。姑妈立即就丢开她，围着姑父，把刚才说过的话又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姑父也挺高兴的，少不了又把佩佩叫到身边，以长辈的口吻勉励教训了她一通。末了，姑妈又将她拽到一边，低声对她说：

“不过，那两人倒是问起了你的家庭历史。详细地盘问你爹被镇压、你妈上吊的事，我起先还想替你瞒天过海。可那么大的事，怎么瞒得过去呢，也不知要不要紧……”

姑父满不在乎地插话道：“这个你不懂！不碍事的！她爹是她爹，她是她！我们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

“你少跟我‘我们我们’的！你他娘的又不是政府！”姑妈笑道，“不过你这话倒是不错。做外调的那两个同志也是那么说的。”说完，姑妈喜滋滋地去厨房准备晚饭去了。

吃饭的时候，姑妈嘱咐她，待会儿到楼下唐拐子的裁缝铺去量一下腰身，下午她从箱子里翻出几块布料来，要给佩佩做几件衣裳。

“这么急？你这个人呀，见了风就是雨的，现在才刚刚做外调，离正式调动还早着呢！哪里就耽误了你给她做衣裳！”

“话是这么说，还是早一点预备的好，佩佩你说是不是？”

姚佩佩说她这会儿头痛得厉害。而且她还要写一个入党申请书，是昨天杨福妹特意嘱咐的，明天一早就要交的。姑妈听说她要入党，又见侄女愁眉不展，心事重重，便没再坚持。姑父跷着二郎腿，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对佩佩道：

“怎么，佩佩要入党啦？”

姚佩佩苦笑了一下，叹了口气道：“哎，我哪有那么高的觉悟啊，哪有什么资格入党！还不是他们给逼的。”

姑父一听她这么说，当即脸色陡变，放下报纸，正色道：“新鲜！入党还有人逼你？”

姚佩佩便把杨福妹如何让她写入党申请书，她如何不愿意写，杨福妹如何跟她说，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而且明天一早就让她交上去等等细枝末节，说了一遍。姑父气得浑身乱抖，直着脖子喊道：“还有这样的事！入党是内心的一种纯洁自然的要求，怎么能强迫命令！我劝你不要写，不仅不要写，还要把这一情况及时地向上级党组织反映，这是严重的违背党章的行为！”

“放你娘的狗臭屁！”

姑父正说得得意，不料姑妈把桌子一拍，跳了起来：“人家领导让她入党，关你屁事！还不是指望她进步！你他娘的吃硬饭、拉硬屎，却不会说人话！这些年，入党申请书我看你至少写了十七八封了，可是顶个屌用！你别他娘的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了！你要是早早入了党，那个副校长也不会给人家撸下来了。”

姑妈一旦骂起人来，便有一种回肠荡气之美。不知为什么，佩佩听了，觉得虽是满嘴脏话，心里却痛快无比！

姑父立刻吓得不敢吱声了。他把饭碗一推，抓起一只蒲扇，呼啦呼啦地乱扇一气，一个人下楼散步去了。

整整一个晚上，姚佩佩都坐在自己的梳妆台前，看着桌上的一叠信纸发愣。她的姑妈兴奋劲还没过，不时推门进来，跟她说话。一会儿问她入党申请书难不难写，一会儿又趴在她肩上柔声道：“佩佩，你到了省城，当了干部，会不会就不认我这个姑妈了？我以前对你狠了一点，言语上或许有个山高水低，可心里待你比嫡亲的女儿还要亲，我和你那老不死的姑父没能弄出一儿半女，日后就全指望你了……”说完照例又是抽泣。弄得姚佩佩只得放下笔，回过身来劝她。

到了九十点钟的时候，姑父还没回来。姑妈却笑嘻嘻地抱着一大摞材料往佩佩的梳妆台前一放，悄悄地对她说：“这都是我从你姑父的抽屉里翻出来的，你姑父什么事都不会做，就会写这个入党申请书，你找找看，有没有他写过的申请书，若是有，你就照抄一份就行啦，费那么大劲干什么！”

说完，就踮着脚出去了。她走到房门口，又回过头来，对佩佩嘱咐道：“要抄你就快点抄，你姑父一会儿恐怕就要散步回来了。”

姚佩佩心里只得苦笑。她摇了摇头，顺手拿过那堆材料，一页一页地往下翻，可翻了没几页，突然眼前一亮，暗自吃了一惊！这哪是什么入党申请书！一共六份材料，全是姑父写的悔过书！材料中写的是他和学校的一名化学女教师之间的腐化丑闻。她刚开始还不知道搞腐化是什么意思，可看了两页，脸就红了。

姑父在信中交代说，这名出身地主家庭的白骨精女教师，如何向自己进行猖狂进攻；自己如何坐怀不乱、威武不屈；对方又如何穷追猛打。这是一条隐藏在革命教师队伍中的资产阶级美女蛇，因为她长得像电影演员王丹凤，自己一时把持不住，竟做出了那样一件“禽兽不如”的勾当……

虽说是七月的夏日，可看完了这份材料，姚佩佩周身一阵冰凉。平常老实巴交、令人尊敬的姑父，竟然是这么一个人！尤其是事发之后，他竟然将全部的脏水都泼到那个长得像王丹凤的可怜女教师头上！佩佩心里突然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之感。不知怎的，她又忽然想起汤碧云来，脑子里盘旋着“人心隔肚皮”这句俗话，看着窗外迷茫的夜色，一时悲从中来，泪流不止。

3

谭功达已经两个多星期没去县里上班了。他知道他眼下的任务就是做梦。

没日没夜的昏睡，很快让他对时间的感觉变得迟钝。夏日的夜晚皓月当空，露水浓重。蟋蟀和金铃子叫个不停。多少个晚上，他摇着扇子，躺在院中的竹椅上，看着天空中金粉一样的星斗，昏昏睡去，直到黎明啾鸣的鸟叫将他惊醒。

他忽然记起十多天前，也就是他被解除职务停职检查后的第二天，家中来了一位道士模样的算命先生。这个人牙齿漆黑、面色焦黄，看上去就像一个鸦片烟鬼。一进门就对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在县长的位置上给人撸下来了吗？这屋子里有鬼，冯寡妇阴魂不散。”

随后他从怀里摸出一面小圆镜来，说是要替他降妖捉怪。那天中午，骤雨初歇，天空中同时出现了两道绚丽的彩虹。道士说，这样奇异的天象一百年才会出现一次。

“这么说，是吉兆喽？”谭功达厌恶而讥讽地问他道。

“倒也不尽然。两道彩虹分别是通往未来的跳板，左边那条是吉兆，右边的那一条，却也难说。”道士说。

谭功达又问他，将来自己会不会结婚。

道士想了想，道：“会的，会的。还会有孩子。是个男孩。”

“跟谁结婚？”

“那要看。现在，一切都很难说。因为毕竟，洗澡水还没有泼到你身上。同样的道理，时光可以倒流。苦楝树和紫云英花地的阴影，也可以重新被阳光驱散……你能不能先给钱？”

谭功达见他满口胡言乱语，也没怎么搭理他。他按了按自己的下腹部，问道：

“这几天，我的左肾老是疼。我是得过肾炎的，还开过刀。近来伤口隐隐作痛，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身体不好，你应当去医院。”道士狡黠一笑，接着道，“不过，你的问题不在左边，而在右边。记住，永远是右边……”

“右边？右边是肝啊，我的肝可没什么毛病……”

那道士冷笑着，向他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来，暗示他先给钱。

谭功达终于失去了耐心，连推带骂，将他轰走了。

那道士倒也不生气，嘴里只是道：“惨了，惨了！你惨了！你惨透了！用不了几天，洗澡水就要泼到你头上了……”

洗澡水？他娘的，哪来的洗澡水？

在他书房的桌上，摊着一张梅城规划图。这张图是他请一个刚刚分来的学美术的大学生绘制的：技法精湛，出神入化。图上不仅精确地标明了梅城县每一座村庄的具体位置，而且还画出了山峦、河流、湖泊、峡谷的大致形貌。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地图，倘若稍加修饰，完全可以送去参加中国美术协会的年度画展。他画的是未来梅城春天的景象，甚至还用颜料点染出缤纷的鲜花、路上的行人和汽车。

“这是紫云英吗？”他指着画上的花丛问道。

“不，是桃花。”大学生说。

他还给这幅地图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桃源行春图”。谭功达问他能不能在图上画上一道长廊，将梅城县的每一个村庄都连接起来。

“为什么？”大学生吃惊地问道，“为什么要画长廊？”

“这样，全县的人不论走到哪里，既不用担心日晒，也挨不了雨淋。”

“人家都叫我疯子，原来县长您比我还要疯。”大学生笑着对他说，“不过，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谭功达问他。

“没有为什么。”大学生神秘地扬了扬眉，“艺术，你不懂的！”

可惜的是，谭功达还没有来得及将这幅新地图拿到常委会上去讨论，就被免了职。到了晚上，地图上的山川、河流一起进入他的梦中，他甚至能听见潺潺的流水声，听到花朵在夜间绽放的声响。

一个星期前，县里派来了几个工人，扛着梯子，把他屋里的电话给拆走了，他与外界的联系就此中断。没过两天，又来了另一拨人，他们是一些木匠和泥瓦匠，手里拿着皮尺，一进门就指手画脚，把他家转了个遍，随后拉开皮尺量这量那，忙活了整整一个上午。谭功达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工头说：“这房子要大修了。”

谭功达忙问，是谁让他们来修房子的。

工头说：“你别紧张，这房子要拆，起码还得等一个月。是县委办公室让我们来的。”

“房子拆了，我住哪儿？”

“这个我们哪里管得了！”工头道。

由于心里记挂着沼气池的试验，谭功达还抽空去了一趟红旗养猪场。他特地起了个大早，从梅城县汽车站坐车到城郊的造甲村，然后步行五华里的山路，才赶到养猪场。一名饲养员告诉他，在这儿试验沼气的几个人早就卷铺盖离开了。用来试验的几个大池，也早已出了粪……

“你不是不当县长了吗？”饲养员不解地看着他，“还管这些鸟事做什么？”

这天晚上，谭功达在西津渡一家小饭馆中喝了点白酒，一直到店主人再三催促打烊，他才怏怏不乐地离开。他喝了太多的酒，被风一吹，酒食翻滚，涌向喉口。他忍了又忍，才没吐出来。

他走到家门口，隔着浓浓的雾水，忽然看见自家屋里竟然亮起了灯光。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心里明明记得一大早出门的时候是锁上门的，这会儿，家里怎么会亮灯呢？他再次摸了摸门上的铁锁，湿漉漉的，并未打开。这时候家中怎么会有灯光呢？

谭功达看见厨房中灯影幢幢，似有人影晃动。难道果然像道士所说，冯寡妇的冤魂不散？心中不免也有几分疑心。他打开院门，蹑手蹑脚地走到厨房边，正想探头朝里边看个究竟，冷不防闪出一个黑影来，哗地从里面泼出一盆水来，浇得他浑身透湿。谭功达怪叫了一声，把那人也吓得吱哇乱叫。

“怎么这么巧？”那人咯咯地笑了起来，“把洗澡水泼了你一脸。”

听起来是个女人的声音，谭功达在脸上胡乱地抹了几把，凑到厨房的灯光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冯寡妇的冤魂！原来是上次在老徐办公室见过的那个农妇张金芳。

她刚刚洗过澡，穿一条花短裤，上身只穿一件对襟小马夹，两个乳房鼓鼓囊囊，像是要把马甲撑破似的。她倚在门边，笑嘻嘻地看着谭功达，嘴里甜甜地道：“谭县长，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已经不是什么县长了，你别乱叫！”谭功达的心里还在怦怦乱跳，“先不跟你说这个，我门关得好好的，你是怎么进来的？”

“那还用问？从篱笆缝里钻进来的呗。”张金芳拧了拧手里的毛巾，就过来替他擦了擦头上的水，她的乳房在他眼前晃个不停。她穿着一条红短裤，大腿又粗又白，身上有一股好闻的肥皂味儿。

她带来的那个五六岁的孩子，歪在灶堂里的柴火堆上，张着小嘴，已经睡熟了。这个女人洗了澡之后，自然有一种爽净与妩媚：口宽脸阔，细眉大眼，肤色红润，身材壮硕。谭功达不禁酒往上翻，血往上涌，心中摇摇欲醉。他在看她的时候，那女人也望着他，一直在妖娆地笑着。

“你怎么又找到这儿来了？不是说好了不来的吗？”谭功达扶住墙，只觉得眼前一阵眩晕。

“房子被冲了，地也被淹了，不找县里，你让我找谁去？”妇人仍是笑。

“县里不是在普济设了临时居民点吗？”

“那鬼地方也能住人？胡乱搭几个窝棚，把我们往里一塞，每天发几个馊馒头，就算完事啦？晚上连个帐子也没有，我那苦命的孩子，浑身上下，被咬得没有一块好肉。”张金芳道，“前天早上，县防疫站的人又来喷药，我一打听，才知道是防霍乱的，我胆子又小，一听说要闹霍乱，就连夜带着孩子，奔县上来了。到了县上，天已经快黑了，门都关了，传达室那老头认得我，死活不肯开门，我没办法，只能一路打听，找到您家来了。”

“有事请你到县里去说。再说，现在我已经不是县长了。”谭功达再次提醒她。

张金芳也不搭理他，从水缸里舀了水，把换下的衣服往脚盆里一泡，蹲下身子去洗她的衣服去了。谭功达怎么劝她离开，张金芳只装听不见，嘴里带着笑，不时拿眼睛偷偷地觑他。谭功达极力显出严肃威赫的样子，可他的嗓音根本不听使唤。再凶狠的话，一出口，全都变成了深沉低回的呢喃，就像清澈的水流漫过春天的草地，声音中带着柔情蜜意。

四周静谧无声，窗外的一轮弯月，泛着清冷的光。他忽然觉得那月亮开始转动。紧接着，整个厨房都像磨盘一样地转动起来，而且越转越快。他一个立脚不稳，向前趔趄了一下，扶着墙就要呕吐。张金芳见状赶紧过来，在身上揩了揩湿手，一把揽住他，又在他背上轻轻地敲着。

谭功达呕吐了半天，只沥出一些绿色的苦水来。张金芳的脸和谭功达挨得那么近，耳畔的发丝不时蹭着他的脸。她敲了半天，见他也吐不出什么来，便拽过他的一只胳膊，架在自己的肩上，搂着他的腰，扶着谭功达往卧室去了。

四十多年来，除了白小娴之外，谭功达还是第一次这么近地挨着一个女人。他浑身绵软无力，可他知道自己血液奔涌，像脱了缰的野马。她身上的汗味熏得他心旌摇荡。在沉沉的睡意中，他能够感觉到张金芳在脱他的鞋袜，解他衣服的扣子……他意识到女人用湿毛巾擦他的脖子、他的胸脯、腋窝……他能听见张金芳轻声地说：“真臭！你几天不洗澡了？”听见她用扇子在帐子里赶蚊子。随后金属帐钩当啷一响，一个甜蜜而污秽的声音在他耳朵边怂恿他：算了，这样多好！别管它那么多了，由它去吧！他在凉席上畅快地打了个滚，趴在床上，沉沉地睡去了。

到了后半夜，谭功达从一阵尖锐的头痛中醒了过来。帐子顶上浮着一层微暗的月光。他摸索着想要找到灯绳，却摸到了一个圆滚滚的脑袋上，心里就觉得不妙，酒也醒了大半。他又朝左边摸了摸，就摸到了那妇人的脸。

“你是不是要喝水？”

原来，张金芳并未睡着，正眨巴着她那明亮的大眼睛，轻声问他。

她一下就拽住了谭功达的胳膊，抱在怀里，任凭谭功达怎么用力，也抽不出来了。在这个富有经验的女人面前，谭功达就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她把他的手拽到罩衣的下沿，又贴着肌肤往上，滑向她的胸前……原来她的乳房这么大，都快堆到胳肢窝里了；原来她的身上这么软，这么滑，这么奇妙！张金芳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她平躺在凉席上，开始了沉重的喘息，嘴里喃喃道：“快，快……”她的喘息那么急促，胸脯起伏得那样厉害，面目那么狰狞、丑陋，牙齿咬得那么紧，吓得谭功达赶紧俯身问她：“张同志，你，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第二天早上，谭功达一觉醒来，觉得通体舒坦。他懒洋洋地躺在床上，什么心事也没有。在早晨凉爽的微风中，心里十分安逸。他从桌子上摸着了一包烟，叼起一根，正要点火，见自己全身赤裸，猛地就想起什么事来，嘴里叫了声“不好”，一骨碌从床上翻身坐起，吓得面无人色。

他要好好地想一想，昨晚的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可脑子里一鳞半爪，什么头绪都没有，就像是做了一个又甜又黑的梦。他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赤着脚，满屋子找了个遍，怎么也没看见张金芳娘儿俩的身影。她和孩子都不见了。窗外的海棠树上一只梅鸟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

他走到院子里，看见院门大开，心里不由得一阵狂喜：难道他们走了不成？

当然不可能。

因为他很快就发现：他们随身带来的那个脏兮兮的大挎包就搁在井台上，张金芳昨晚换洗下的衣服在晾衣绳上被风吹得飘来荡去。他来到厨房，地扫得干干净净，水缸里的水都满了。他摸了摸锅灶，是热的，揭开锅，看见锅底蒸着一块面饼，还有一只鸡蛋。

他抓过面饼，刚吃了没两口，就听见院中似有人语响动。赶紧跑出门一看，见张金芳一手拎着一只芦花公鸡，一手抱着湿漉漉的水芹菜，那个孩子躲在她身后，两人正从门外进来。

“你醒啦？”张金芳笑道，“我做的饼子好不好吃？”

随后，她把那孩子往谭功达面前一推，道：“腊宝，快，叫爸爸。”

那孩子怯怯地看了谭功达一眼，一转身又朝他娘跑过去，紧紧地抱着她的大腿。张金芳脸一沉，勃然变色：“刚才在路上，我是怎么跟你说的！你是叫还是不叫？”说完顺手就给了那孩子一巴掌，腊宝嘴一张，哇哇大哭，眼泪鼻涕一起下来了。

张金芳也不搭理他，把那芦花大公鸡往地上死命一摔，那公鸡扑棱着翅膀，原地打转。张金芳一看那鸡还没死，就更火了，大步上前，一脚踩住那鸡的翅膀，把鸡的脑袋轻轻一拧，那公鸡吱的一声，脖子就耷拉下来，死了。

张金芳撸了撸袖子，对谭功达道：“你吃完了饼，就去帮我烧锅开水，中午，我给你炖锅鸡汤喝。”说完，她用脚尖挑了一下地上的那把扫帚，那扫帚就自动地跑到她手里去了。她朝手心里噗噗吐了两口唾沫，搓了搓手，拉开架势，清扫起场院来。腊宝这时也不哭了，正用一根棍子蹲在院子里捅那公鸡的脑袋。

谭功达嘴里噎着一块饼，怎么也吞不下去，吓得目瞪口呆。

张金芳打扫完院落，又忙着去整理昨晚被他们踩坏的篱笆。谭功达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到她身边，蹲了下来，从地上抓过一根树枝，拨弄着地上的土块，一时不知怎么跟她开口。

“大嫂……”过了半天，他终于叫了她一声。

张金芳奇怪地转过头来，看着他，朗声笑道：“你别大嫂、大嫂的，都是一家人了，叫得我心里怪别扭的。我是有名字的，你往后就叫我金芳好了。”

“金芳同志，我……”谭功达根本不敢去看她的脸，低着头道，“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说呗。”张金芳大声道。

她麻利地把倒塌的竹篱扶起来，再用草绳将它扎紧。谭功达拽了拽她的袖子，又朝篱笆外指了指，张金芳探头朝外面张望了一眼，果然看见篱外人影晃动，脚步杂沓。便拍了拍身上的灰土，站起身来，笑道：“你这人，事情可真多！”

两人一前一后进了里屋。一进卧室，张金芳就把门给反锁上了。她走到床边，一屁股坐在床沿，把头上的方巾扯了下来，挪了挪身子，掸了掸床沿的灰土，对谭功达道：“你也过来坐。”

谭功达没敢过去。他靠在床边的桌上，抖抖地点上一支烟，猛吸了起来。

“你不是要跟我说什么话吗？说吧。”金芳道。

香烟在谭功达指缝中抖动。奇怪，他怎么也控制不住它：“张金芳同志，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

“走？走到哪里去？”张金芳一脸坏笑地看着他。

“我是说，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这儿？”

“我知道你要赶我走，是不是？”张金芳冷笑道，“不行啦！太晚啦！如今地也耕了，种子也下了，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倒要赶我走，你这狗日的，良心都叫狗吃了！”

谭功达勉强地笑了一下，说，都怪他昨晚喝醉了酒，一时糊涂，才做出那样猪狗不如的事来。他愿意深刻检讨。他说，为了做出必要的补偿，他愿意将这么多年来积攒下来的全部工资都毫无保留地送给她，“只要……”

“只要我答应离开，对不对？”没等到谭功达把话说完，张金芳就咧开嘴笑了，“呆子，你可真是个呆子！做你娘的春秋大梦！鸡巴一拔，转脸就不认得人了？你就是送我一座金山，我也不会走的。再说了，既然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的那些钱本来就是我的。”

谭功达听了她这一番话，才知道事情根本不像他预先想象的那么简单，脑袋嗡的一下就炸了。一个人呆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

过了好一会儿，他又找出了另外一套说辞。

“张金芳同志，也许你还不知道，我如今已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谭功达故意在“严重”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已经不再是县长了……”随后，他把自己如何被停职检查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张金芳不屑一顾地噘着嘴，笑道：“你又编出这些瞎话来诓我！说你呆，倒也挺聪明的！你当我是三岁的孩子啊。”说完，她从床上跳下来，一摇一扭地走到谭功达身边，把脸贴在他的脸上，柔声道：“你这个呆子！活了四十多年，我料你还没闻着过女人味！如今白送给你一个老婆，你也不要？别看我是乡下人，可当年青枝绿叶的时候，也算得上是十里八乡数一数二的美人哪！只可叹我家那死鬼没福消受，如今误打误撞落到你手里，也不知道你们老谭家修了几世几劫的福，你就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

谭功达正要说什么，那张金芳早已将两片厚厚的嘴唇贴了上去，堵住了他的嘴，身体随之也变得软软的，似乎就要瘫倒，谭功达只得用手去捞住她。她又开始了喘息。她这一喘息，谭功达的心马上就乱了。那女人的身体软得像发过头的面团……两个人跌跌撞撞，挨到床边。仿佛是为了消弭一个小错误，就要去犯一个更大的错误，谭功达心一横，一不做二不休，将她压在了床上，一只手就要到她的腰间扯那腰带。张金芳见他正在兴头上，便假装用力去掰他的手，嘴里浪笑道：“你还赶我走不赶？”

谭功达嘿嘿地笑了一声，嘴里说：“不叫你走了。”

“你可想好了，不许反悔！”

谭功达说他已经想好了，绝不反悔。

张金芳又让他发誓，一遍比一遍刻毒。见谭功达无不应承，这才把手一松，由他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两个人都赤条条地躺在床上，累得像死狗一样。谭功达静静地吸着烟，极力地说服自己其实这样也挺好。这样也挺好，真的挺好！那张金芳把头枕在他的臂弯里，偷偷地笑。谭功达问她笑什么，她也不答话。半晌，张金芳用手拧了一下他的鼻子，悄声道：“你呀，果然是个呆子！”见谭功达愣愣地看着自己，就又接着道：

“这大水退了以后，县里让我们分批返乡，重建家园。可是县里、乡里也拨不出多少钱来，如何能盖得起新房子？我就想到来县上再闹它一闹，混几个钱，回去贴补贴补。可到了县委大院门口，天已经黑了，门房死活不让我进去，说干部们都下班了，让我第二天再来。我们娘儿俩，可怜，在大街上转悠了半天，也找不到个落脚的地方，身上又没带几个钱，就忽然想起你来。在路边随便找了个人打听了一下，还真的就问出了你家的地址。

“到了你家门口，一看大门紧锁，等了半天也不见你回来。正想着离开，还是我们家腊宝眼尖，一眼就看出你们家篱笆有个洞。我当时饿得头昏眼花，一看四周又没人，也就管不了许多了。本来我们也就想在你这儿讨碗水喝，对付着过一夜，运气好的话讨得几个钱，第二天就回去；如果运气不好，第二天就到县上去大闹一场。可一等到你喝醉酒回来，就见你两眼直勾勾地朝我身上看。我心里一动，心说这人都当了县长了，怎么还这么轻薄！我的心思就活动了。说实话，当时我有了这个心思，自己都吃了一惊。都说县长四十岁还没成家，可见是被憋坏了。我敢说，自打你进了厨房的那刻起，眼睛就没离开过我。我心里道：要是再激他一激，保不齐这事还真能成。结果呢，还真成了！”说完，抱着谭功达哈哈大笑。

谭功达一时无语，反正后悔都已经来不及了，心里就只剩下了这样一个念头：说不定这样倒也挺好的。

傍晚的时候，隔壁的老徐下班回来，给他送来一封信。老徐进屋的时候，看见他们三个人正亲亲热热地围着一个桌子吃饭，当即僵在那里，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

信是姚佩佩写给他的。写在一张日历的背面，很短，只有十几个字：

电话打不通。现有一事相商：我也打算从县里辞职，你的意见如何？

这天晚上，谭功达一夜未睡。张金芳频频地招他、惹他、逗他，他心里觉得腻腻的，没有碰她。小宝睡在他身边，静静地打着鼾。他一遍一遍默念着佩佩的名字，流出了悔恨的泪水。

佩佩。佩佩。

4

自从谭功达被解除职务之后，他那张大办公桌一直空着。姚佩佩不安地想到：如果钱大钧以新任代理县长的身份，搬到这里来办公，自己势必要与他朝夕相处，那可怎么办？她成天提心吊胆的，害怕钱大钧突然出现在她的办公室里，望着她似笑非笑。不过事情过去两三个星期了，她所担心的事一直没有发生。姚佩佩倒是在楼道里遇见过他一回。他不知为何受了伤，头上缠着一条白纱布，纱布上还隐隐地透出绛红的血迹。后来，她才听说，原来是叫谭功达用茶杯给砸的。

那天下午，钱大钧来办公室找谭功达谈话，没多久两个人就吵了起来。门房的老常说，那天下午，他正在院子里生煤炉，一听见楼上茶杯摔碎的声音，就知道大事不好。正想上楼看个究竟，忽见一只烟灰缸从窗口飞了出来。他跑到楼上，楼道里早已挤满了人。原来钱大钧和谭功达两人已经扭打到了楼道里。他看见钱大钧手按在额角上，指缝里往外滴着血；谭功达手里拿着一把长长的青石镇纸，发了疯似的乱挥。别看他四十大几的人了，可毕竟是行伍出身，发起飙来，三两个小伙子都拦他不住，一直追到二楼，最后才被人死死拦住了。谭功达还在那儿乱踢乱蹬，嘴里骂道：“妈拉个巴子！当年你在挺进中队，干出了那档子丑事，我真后悔当初没一枪崩了你！”

钱大钧也不答话，在几个人的簇拥下，赶忙去医务室包扎去了。老常说，他和另外几个人扶着谭县长，把他劝到办公室去的时候，看见白庭禹书记站在四楼栏杆扶手边悠闲地抽着烟。不过，他什么话也没讲，人影子一晃，随后就不见了。

随着谭功达的解职，姚佩佩觉得自己在县机关也渐渐地被人们遗忘。没有任何人向她下达任何指令，也没有人打电话到她的办公室来。她日复一日坐在桌前，托着脑袋，看着窗外发愣。那封入党申请书她一直没写，杨福妹也不再催问。至于上调省里的事，也似乎没了音信。在这个寂静的夏日，她成天昏昏欲睡，心里像长了毛。渐渐地，多年来一直积压在心中的一个念头终于沉渣泛起。

她想到了辞职。

可一旦自己辞了职，又能到哪里去呢？姑父刚当上副校长的时候，姚佩佩倒是动过一点心思，想央求姑父介绍她到梅城中学去教语文。自己读过不少书，缺的只是教书的经验而已，中学教不了的话，去小学教孩子们识几个字还是绰绰有余。没想到姑父那边又出了事。另外，她一想起姑父那份悔过书，就觉得这个人也很不可靠。

她每次骑车回家，都要经过以前在那儿卖筹子的梅城浴室。每次路过那儿，她总要莫名其妙地往那儿看一眼。心里总有一种预感，说不定哪天又要回到这里卖筹子了。看着浴室那斑驳的灰泥大门，看着大门拱顶上那个早已褪了色的水泥五角星，她觉得既虚幻、又踏实。可是忽然有一天，澡堂里传来了隆隆的机杼之声，一群白衣白帽的女工从门里进进出出。原来澡堂早已废弃不用，那儿新建了一家纺织厂。

难道自己真的要到海岛上去隐居？她眼前又浮现出谭功达那张脸来。其实，他如果不把衬衫的领子弄得脏兮兮的，不把纽扣扣错，剪裁一身合适的衣服，把身上弄干净，倒也挺像个人的。一想到谭功达，她的心里就恨得直痒痒！这个人仿佛彻底从人间消失了似的，近一个月来她没再听到他任何的消息，连电话也没有打过一个。这个人真是呆得可以！当年，他和白小娴要好的时候，出于本能的嫉妒，姚佩佩常常有意无意地挖苦他，说来也奇怪，只要一张嘴，那些怪话就会从她嘴里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可当自己好不容易恢复了平静，甚至已经强迫自己认真地考虑万一谭功达与白小娴结了婚，自己应该送什么礼物合适时，他倒反而说出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来逗她，发誓赌咒要跟她两人到小岛上男耕女织。他的话说得那么决绝、那么露骨，害得姚佩佩睁着眼睛数着窗外的星星，一个晚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可他说完了，也就忘了。第二天就像个没事人一样，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谭功达离职那天，文件和碎纸片扔得满地都是，最后还得姚佩佩一个人替他收拾。在清理这些纸片的时候，她从地上捡到一个揉皱的白纸团，展开一看，却见上面写满了自己的名字。她数了数，一共有十三个“佩佩”，她认得出，那是谭功达的笔迹。在这张纸的下方，还列着几道奇怪的算式：

1961-1938=23

1938-1912=26

27-23=4

这样的数字等式，她见过不止一次了，不知道他在盘算什么。既然上面写满了自己的名字，说不定这张纸条真的与自己有关。或许她还能从这些奇怪的数字中勘查出自己一心想要知道的某些隐秘。她把这张纸条偷偷地藏在裤子口袋里，像做贼似的带回了家中，一个人坐在灯下，皱着眉头，细细地推究起来。

到了半夜，她都快把脑子想穿了，也不知道数字和等式分别代表什么意思。临睡前，她偶然看了一眼桌上摆着的台历，心中突然漫过一阵惊喜：一九六一是年份，今年就是一九六一年。一九三八是自己的出生年份，二十三岁是自己的年龄。会不会，他是在计算我的年纪？

第二个算式也不难理解。她很容易就联想到，一九一二年这个数字或许是谭功达的出生之年，因为他一直在说他是辛亥革命后的那一年出生的。那么二十六岁就代表两个人的年龄差。如果他担心两个人的年龄差得太大而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他对自己阴晴不定的暧昧态度倒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不过白小娴的年龄也并不比我大，他怎么就不担心了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假如能当面问问他就好了。

那么，第三个算式又说明什么问题呢？关键是27这个数字。她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往后一连好几天，她把所有的这些数字放在一起加减乘除，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27这个答案。玩弄这个数字游戏，成了想象中她与谭功达维持联络的唯一途径。

她很多次试着给他家打电话，但每一次，电话里总是传来吹哨一般的嘀嘀声……她也曾想过直接去他家找他，可她不知道他家的确切地址——只是隐隐约约听说信访办的老徐就住在他家隔壁，当然，害羞和强烈的自尊心也不允许她这么做。

最后她决定给谭功达写封信，可以托老徐带去。这封信她写了差不多一整天。写了撕，撕了再写，纸篓很快就满了。她不能把信写得太露骨，因为这样一来，万一遭到对方的回绝，她只能是自取其辱——经过反复盘算，她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虽然谭功达曾当她面说过一些让她心跳气喘的疯话，可她无法了解他的真正态度。那张纸条上的数字除了表明他的忧虑之外，毕竟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

当然，她也不能把信写得过于晦涩。那样一来，谭功达这个粗心人极有可能不把它当一回事，甚至看不出自己藏在里面的那点小心思……就这样，快到下班的时候，她总算把这封信写完了，它只有短短的一行。佩佩悲哀地想到，即便在两个有情人之间，非说不可的话，竟然如此之少：

电话打不通。现有一事相商：我打算从县上辞职，你的意见如何？

她觉得这封信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因而心中十分满意。它虽然外表貌似冷峻，字面不留任何痕迹，但实际上却暗藏着让对方帮她拿主意，进而让对方替自己做主的潜台词在里边。她的耳根有些发热，脸上很快就泛出一片潮红。经过仔细推敲，她又对这封信做了如下改动：

电话打不通。现有一事相商：我也打算从县上辞职，你的意见如何？

与上封信相比，它虽然只多了一个“也”字，但意思又往前推进了一层。这个“也”字，恰如其分地在谭功达的被解职与自己的主动辞职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巧妙地反映出自己对谭功达被解职一事的同情，含有追随对方的意图。甚至也能多多少少表现出两个人在命运上的共同性，以及自己打算与他共患难的决心。为了给这封信增加一点感情上的修饰，她把落款的“姚佩佩”三个字改成了“姚”，后来想想不满意，就改成了“佩佩”。最后，她又有些不要脸地将“佩佩”改成了单字的“佩”。当她把这封信誊抄一新，装入信封，封好口之后，不知不觉中已累得快要虚脱了。

在去信访办的路上，她不安地想到，如果那个傻瓜仍然看不出自己的心思来，那可怎么办呢？

第二天一上班，姚佩佩就在门边的地上看到了一个信封。大概是老徐从门缝中塞进来的。她把这封信抓在手里，有些不太敢看。由于没有封口，她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谭功达给她的回信是这样的：

姚佩佩同志：是否辞职完全由你自己决定。我没有任何意见。谭功达。

她怔怔地看着信笺上端“梅城县人民政府公函”几个红色的大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气得浑身发抖，差一点咬破了自己的嘴唇。

谭功达用了“完全”和“任何”两个明确的字眼来拒绝她，使她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这表明，谭功达不仅看懂了她信里的潜台词，而且明确地予以拒绝。仿佛一个人不仅面目狰狞，而且还戴着厚厚的帽子（姚佩佩同志，而不是佩佩），穿着高高的靴子（谭功达，而不是她期待的功达，或达），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与之相比，自己的那封信，简直就有点赤身裸体了。她把那封信连同信封，都撕成了碎片，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心里满是委屈和羞耻，但更多的是仇恨！她甚至觉得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是他一手造成的！假如不是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梅城浴室发现了她，进而把她调进县机关工作，她也不至于在心底里藏着那么深的报恩的柔情，更不至于对一个四十多岁的糟老头子抱有什么幻想。谭功达就像旧小说里的一个书生，搭救了一只中了箭的狐狸，可又忽然把她抛下不管了。我真是自作自受，自作自受……

她骂完了谭功达，又开始骂自己。她发誓再也不理他了。谭功达虽然被解了职，可她心里还觉得不解恨，暗暗诅咒他，最好让他下地狱！

可是这样怨毒的情绪只维持了两个星期。到了七月末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她终于克服了自己的羞耻心、猜疑和怨恨，决定再给谭功达写一封信，做一番垂死挣扎。这一次她决定直接约他出来见面。为了不让自己因为期待他的回信而整夜失眠，她把写信的时间推迟到星期六的上午。这样，她的信发出之后，就下班了，对方若要拒绝她，也来不及通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见面的地点就定在她常常去的清真饭馆，因为梅城只有这一家清真馆，而且离县政府不远。他没有理由不知道那个地方。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明天晚上六点，在清真饭馆见面。有要事相告。不见不散，切切。

不过这天晚上，姚佩佩还是一夜没有睡着。本来她已经想好了，要晚到半个小时，借此小小地惩罚他一下，可第二天当她赶到清真馆的时候，还是比预定的时间早了十分钟。这令人难熬的十分钟，她是在焦躁和狂乱中度过的。随着时间像流水一样无可挽回地从她指缝中流过，她的内心有一个疯狂的声音也在逐渐高涨。谭功达！你要再不来的话，我就要杀人啦！要杀人，要杀人！他妈的我要杀人啦！她的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窗外的那条林荫大道，一直等到七点一刻，还没见谭功达的人影。服务员怀里夹着菜单，已经是第二次走到她跟前，问她要吃点什么。她想都没想就大声答道：“对，我要杀人！”

“你说什么？”服务员吃惊地看着她。

佩佩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正要解释，她的身体突然一僵，眼泪差一点流了出来。因为有一双手轻轻搭在了她的肩头。救苦救难的菩萨，你终于来了！她回头一看，像是被人泼了一盆冷水。

原来是汤碧云。

“就你一个人，还是约了别的朋友？”汤碧云歪着脑袋，笑着问她。

姚佩佩慌忙道：“就就就，就我一个人，一个人。”

“那就一块儿吃吧。”汤碧云不客气地在她的对面坐了下来。

她拿出一包烟来，抖了抖，伸到姚佩佩的跟前。姚佩佩犹豫了一下，从中抽出一根，汤碧云替她点着了火。这时，邻桌坐着的一个老头忽然走了过来，对她们道：“姑娘，年纪轻轻就学着抽烟，不好。”老头话音刚落，汤碧云就把桌子一拍，腾地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道：“管你妈屁事！滚你妈蛋！”

老头吓得一缩脖子：“好好好，算我没说，算我没说……”气得浑身乱抖地走了。

汤碧云脸色蜡黄，像秋天被寒霜打黯的树枝，无精打采。人也瘦了许多，脖子旁的两根锁骨使她的肩窝更深了。她的眼眶黑黑的，脸有点浮肿。两个人抽着烟，互相望着对方，仿佛都不愿意第一个挑起话头。

上次在会议室留下的不愉快，仿佛一根木刺卡在姚佩佩的喉咙里。在对方没有做出任何表示之前，姚佩佩没有理由原谅她。而且，她对汤碧云的这身装扮本能地就觉得不舒服。可她想到，说不定碧云心中也正是这么想的。在经过一段难堪的沉默之后，还是姚佩佩用脚在桌子底下踢了踢对方的鞋尖：

“哎，想什么呢？”她红着脸问道。

“想死。”汤碧云表情木然地说。很快，她就掏出手绢来揩泪了。

“又出了什么事？”姚佩佩抓过她的一只手来，捏了捏。

汤碧云说起她最近的一次自杀经历。就在半个多月前，用的是她父亲破篾的那把竹刀。她抬起手腕，将左手的手镯往后褪了褪，露出一条已结了痂的伤口，给佩佩看。

她说起钱大钧的那个疯老婆田小凤，有一天突然冲进钱大钧在甘露亭的房子，当着钱大钧的面，左右开弓打她的耳光，把她的脸都打肿了，还抱着她的脑袋往墙上撞。她骂她婊子、烂货、不要脸，把什么难听的话都骂遍了。可钱大钧仍站在那儿，悠闲地抽着烟，嘴角还带着笑……

她又说起两个月前的又一次堕胎。是在县人民医院，替她做人流的是一个男医生。医生悄悄地告诉她，经过这次手术，她可能永远也怀不上孩子了。

碧云旁若无人地说着，姚佩佩屡次提醒她小声一点，可碧云满不在乎。越说嗓门越大，唾沫星子飞溅到她脸上，像小雨似的。好在饭馆里没几个人，一名服务员远远地站着，手里拿个蝇拍打苍蝇。

过了一会儿，汤碧云又接着说，因为脑震荡，她在家里躺了半个多月。可病刚好，钱大钧又打电话将她叫去了。他严肃地提出与她分手，希望她不要再纠缠自己，就当他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钱大钧提出了他的交换条件：让她在县办公室副主任和县妇联主任两个职位中任选一个。

“你打算选哪个？”姚佩佩笑道。

“你说呢？”汤碧云也笑着问她，两人目光相遇，彼此心照不宣。不知为什么，姚佩佩觉得她的笑容没有了以前的那种纯净和明朗，像罩了一层雾似的。

“事情已经结束了，”汤碧云叹道，“我现在也不恨他。要说恨的话，只恨一个人。”

“你指的是我？”

“没错。”她这么说的时候，既像是认真的，又像是开玩笑，可佩佩听上去觉得十分刺耳。

她咬着嘴唇，惊愕地看着对方，过了半晌，不冷不热地说道：“你怪不到我头上！你是自作自受！”

汤碧云笑了笑，挖苦道：“我哪能跟你比？你现在多神气呀！多风光啊！又是入党啦，又是提干啦，还要往省里调！自己毫发无伤，却把别人支使得团团转！我要有你一半的本事，也不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前些日子发大水，我在医院忙了整整三天都没合眼，腿肚子都累得转了筋，满嘴的牙床都肿了，还不是白干？可你呢，舒舒服服地在病床上躺了两天，还不是照样有人给你评先进！”

“照你这么说，是不是，要我和你一样倒了霉，甚至比你还要倒霉，你才会称心如意？”姚佩佩也提高了嗓门，泪水在她眼眶里直打转。

这句话像是戳到了碧云的痛处。她半天没吱声，眼泪把她脸上厚厚的脂粉弄得一团糟。她突然抓过佩佩的手，请求佩佩原谅自己。她说她都快疯了，没有一个晚上不是睁着眼睛等天亮。自从她自杀过一次之后，她妈妈将家里的刀和绳子都藏了起来，惟恐她再做出什么傻事来。碧云说，那天在会议室，故意不理她，是因为当天早上她接到了医院送来的化验单，她得了黄疸肝炎……

一听说碧云得了肝炎，姚佩佩正要夹菜的那双筷子像触了电似的赶紧收了回来，又生怕对方看出自己担心传染，脸一下就憋得通红。

汤碧云诡秘地笑了笑，什么话都没说，可姚佩佩还是满脸发烫。

为了修复两人之间受到损坏的微妙关系，两个人都极力地讨好对方，并严肃地做了自我批评。可这样一来，因为过于客气，气氛反而有点生疏。问题是，两个聪明人，就像两面镜子似的，都能从对方的脸上看到各自的内心。姚佩佩忽然觉得有点忧伤，为了对刚才那很不友好的举动做出适当的补偿，便硬着头皮对汤碧云道：“你碗里剩下的面条还要吗？我还有点饿呢。”

说完，不顾一切地抢过那半碗面来，就要吃。汤碧云按住了她的手，轻声道：“你要没吃饱可以再要一碗。这肝炎，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会传染的。”

姚佩佩当然没有再要，汤碧云也相信她确实已经吃饱了。

临走时，两个人都抢着付账，弄得服务员不知所从。

汤碧云忽然想到一件什么事来，笑着对姚佩佩道：“听说，你干爹要结婚了。”

姚佩佩正在算钱，也没顾上理她。等两人出了门，来到外面的林荫大道上，姚佩佩这才一把拽住她胳膊，眼睛里放出诧异的光来，道：

“你刚才说什么？”

“刚才？”汤碧云道，“我想想……噢，谭功达要结婚了。你猜猜看，新娘子会是谁？”

“结婚？他跟谁结婚？”

“不是让你猜吗？”

“是……白小娴吗？”姚佩佩咬牙切齿地道。

“什么白小娴！那都是老皇历了。让你猜一百次你恐怕也未必会猜得着。就在昨天，县里收到了谭功达的结婚申请。对象居然是一个叫花子，据说还带着一个拖油瓶，你能相信吗？”

说到这里，汤碧云哈哈大笑，眉飞色舞地把刚刚听来的新闻又跟姚佩佩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似乎只有在这一刻，她才能真正忘记自己的不幸。

5

这天傍晚，白小娴端着塑料盆，从浴室出来，一边梳着头，一边回宿舍。刚走到琴房边，忽见团长满头大汗地朝她跑来了。

“找了你半天，原来去洗澡了。”团长喘着气，对她说。

“你有什么事？”白小娴冷冷地道，仍旧梳着头，不仅没有停下来，反而走得更快了。

小娴还在为那年他无故开除舞蹈教师的事生气。团长只得跟着她往前走，侧着身子，对她笑道：“白书记刚刚来过一个电话，说有急事找你。”

“哪个白书记？”

“就是你叔叔。”矮胖、敦实的团长一路追着她，“让你马上去他家一趟。”

舞蹈教师王大进刚从鹤壁调来梅城工作，还没待满一个星期，谭功达一个电话，他就给不明不白地开除了。他是连夜离开梅城的，走前没有跟白小娴告别。第二天，白小娴四处找不到王大进，就去问团长要人。团长当然不能说是谭功达的授意，只得支支吾吾地拿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来搪塞她。他的闪烁其词加重了白小娴的疑虑。凭着直觉，她认为这其中一定藏有某种不可告人的阴谋。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当天下午，白小娴就不辞而别，只身一人坐上了前往鹤壁的长途汽车。

她把鹤壁所有的机关单位都找了个遍，最后还真的在地区舞蹈学校的集体宿舍里找到了王大进。当时，王大进正在宿舍楼的过道里生煤球炉子。他那黄脸婆的妻子，还有四个小孩，全都挤在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筒子楼里。房间里有两张双人床，其中的一张还缺了一条腿，直接搁在一堆码放整齐的蜂窝煤上。

当着老婆的面，王大进一脸尴尬。他一个劲儿地朝白小娴挤眼睛、丢眼色，假模假式地问她是哪里人、来找谁，白小娴死死地咬住嘴唇，脸色煞白。她不是不想回答他，而是根本忘了说话。可王大进的老婆有着一双天生的火眼金睛，已经看出了其中的名堂。她在屋里摔锅摔碗，为接下来歇斯底里的疯狂发作做铺垫。王大进赶忙丢下生了一半的火炉，回去想稳住她。白小娴就听见那女人尖叫道：

“你和这婊子要是没什么勾当，人家怎么会好端端地把你开除？你他娘的狗改不了吃屎，走到哪里都惹一身腥！”

屋里的几个小孩一起放声大哭。煤炉里的浓烟不断地冒出来，在楼道里起了一层黄雾。白小娴看见邻居的门开了，一个大胖子穿着一件汗背心，拿着一手扑克牌，咳嗽着把脑袋伸出来叫道：“王大进，你狗日的赶紧把炉子弄一弄，我们都给你呛死了！”

白小娴从鹤壁回来之后，人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成天懵懵懂懂。跟人说话眼珠子都不爱转一下，看到什么就怔怔地发呆，嘴里喃喃自语，可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团长也慌了手脚，一连三次请她吃饭，白小娴都未予理会。

白小娴骑着自行车，往叔叔家赶。天已经黑下来了。虽说前天已是高秋，可是天气依旧闷热。街上到处都是乘凉的人，游手好闲的男人们摇着扇子、打着赤膊，坐在小板凳上，高声地说话。有的人家甚至把床都支在外面。白小娴想起很久没有去过叔叔家了，就在一个小摊前买了一些水果。

白庭禹家的门开着，昏暗的灯光照亮了门前的一排铸铁围栏。他听见屋里隐隐有人在说话，可进了屋，只见到婶子一个人。她刚刚洗完澡，正抬着胳膊往胳肢窝里抹花露水呢。婶婶说，她知道小娴要来，已经给她盛了一碗绿豆汤，在窗台上搁着呢，还没凉透。随后，又将桌上一片早切好的西瓜递给她：

“先吃瓜吧。”

小娴咬了一大口西瓜，嘟嘟囔囔道：“我叔呢？他这么急喊我来也不知有什么事？”她一说话，红红的西瓜水就从嘴角流了出来，只得用手接着。

“在屋里和人谈事呢。”婶子努了努嘴，笑道，“咱们先说会儿话。”

白小娴见叔叔书房的门关着，里边的说话声忽高忽低，可什么也听不清。婶婶问了问她在文工团的情况，又问了问家里的事，随后就从桌上抓过一把乱绒线来让小娴给绷着，一边说着闲话，一边把香烟盒揉成一个小球，绕起线团来。她在绕绒线的时候，膀子上的肉就跟着松松垮垮乱颤起来。小娴不由得想起，叔叔第一次带婶子从东北回家的时候，全国还没有解放，婶子头上还扎着羊角辫子，可现在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就已经老成这个样子！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心里就有些黯然神伤……

不多一会儿工夫，叔叔的房门打开了。风一吹，屋子里的烟雾就一团一团地涌了出来。等到烟雾散尽了之后，她看见屋里走出一个人来。是个大高个儿，穿着短袖衬衫，头发梳得油光，发型看上去有点像毛主席，手里托着一只大烟斗。

他一出门，就拿眼睛朝小娴身上看，随后笑道：“你就是白小娴同志吧？”随后向她伸出手来。可小娴的手里正绷着绒线呢，那人只得把手半路缩了回去，抓了抓头皮。小娴朝他笑了笑，心里道：这么热的天，这人头上竟然还抹着油，难道他就不怕痒吗？

白庭禹紧接着也跟了出来，指着那人向小娴介绍说：“这是钱县长！”

那人托着烟斗，莞尔一笑：“钱大钧，钱大钧。”他回过头去对白庭禹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哪。”

白庭禹道：“我怎么记得你是见过她的？”

“嗨！那是在舞台上，又化了妆……”那个名叫钱大钧的人在叔叔耳边嘀咕了句什么，白庭禹忽然哈哈大笑。小娴猜到他们大概是在议论自己，微微红了脸。钱大钧又嫂子长嫂子短地跟婶婶搭讪了几句话，这才告辞离去。白庭禹也不远送，只是冲他摆了摆手。

他转过身来看了白小娴一眼，就问了问她最近在团里的情况，又问到家里的事。奇怪的是，他的客套竟然和婶子一字不差，就好像预先商量过似的。半天，才对小娴道：“小娴，你到我屋里来一下。”

白小娴进了屋，刚坐下不一会儿，就见婶子手里拿着一只苹果走了进来，她一边削着苹果皮，一边对丈夫说：“你们说你们的，别管我。”

“小娴哪，今年已经满二十了吧。”白庭禹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双手按压着两边的太阳穴。

“什么呀！二十三了。”小娴笑道。

“这个世界是复杂的……啊，要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得来它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科学改造功夫，稍一不慎哪，就会落入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况且，啊，事物又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由量变到质变，在一定条件下产生飞跃。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呢，啊，也可以变成好事，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从来都……”

“老白呀，你有什么话就跟孩子直说吧，这么绕来绕去的，把我都给绕糊涂了。”婶婶笑着打断了他的话，把削好的苹果递给白小娴。白小娴刚吃了两片西瓜，肚子里撑得慌，就将苹果放在茶几上的果盘里。

“比方说，啊，”白庭禹道，“我们当初劝你和谭功达谈恋爱，啊，就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事实表明，这个谭功达伪装得很巧妙！隐藏得很深！啊，骗过了广大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在梅城，他是隐藏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头号阶级敌人！别的且不论，他四十多岁了，还不成家，为什么？啊，就是为了以谈恋爱为名，不断玩弄我们无知女青年的感情，你和他交往多年，对于这一点应该最有发言权了。”

白小娴听叔叔说到“党内头号阶级敌人”这几个字，本能地吃了一惊。后又听叔叔说玩弄感情那一番话，心里就想，自己大概也被他列入了“无知女青年”的行列，心里就有些不开心。

她对白庭禹道：“谭县长出了什么事？”

“他已经不是什么县长了。”白庭禹脸上的笑容突然收敛，变得严肃起来，“他是个大叛徒！大流氓！大野心家！我们找你来，啊，就是为了重新核实那年春天发生的那件事。”

“什么事？”白小娴警觉地看着她的叔叔，似乎已经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叔叔叫她来的用意。

“傻闺女！就是为了谭功达强奸你的那件事呀！”婶婶笑着对她说，“那天晚上，都快半夜了，你一个人满脸是血，跑到我家来敲门，雪还在下着……你想起来没有？”

白小娴点点头，急忙道：“那天晚上他是抱了我一下。我以为他要强奸我，可你们劝了我一个晚上，说那不叫强奸。”

“那就是强奸！”白庭禹斩钉截铁地说，“那不叫强奸，还有什么事可以算强奸呢？”

白小娴的脸一下就红到耳根，申辩道：“您亲口说的，那不叫强奸，那叫操之过急。您还说男女之间搂搂抱抱是感情必要的润滑剂，是革命同志之间一种十分常见的革命行为，为了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所必需的前奏曲，您还说，即便是在马克思和他夫人燕妮之间也免不了会发生这样的事，您又说……”

“好了好了，”白庭禹摆摆手，示意她不要再说下去了，然后冷笑道，“小娴哪，你的记忆力还是很不错的嘛！的确，我承认说过这些话。可我当时并不了解太多的情况，事情被弄颠倒了，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到错误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改正错误。我们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把颠倒了的事情重新颠倒过来。”

“不管您怎么说，反正我不认为那是强奸，”白小娴交叉双臂，紧紧抱在胸前，嘴里嘟囔道，“他这个人，只是性子有点急。”

“什么叫强奸？强奸就是以性交为目的，违背妇女意志而采取的暴力行动。请问，他当时有没有违背你的意志？再请问，他有没有采取暴力行动？你的嘴都被他咬破了，”白庭禹气得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可你，还要为他辩护！”

婶子一看两人谈僵了，就赶紧插话说：“小娴，他玩弄你纯洁的感情，最后一脚踢开了你，你难道就不恨他吗？”

“恨他？我为什么要恨他？”白小娴赌气似的说，“我感激他还来不及呢。”

“你这孩子，好不知轻重！明明是他欺骗了你，怎么还要感激他呢？”婶子问。

“要不是谭县长当机立断，将那个狗屁王大进从文工团里开除，我早就落到那个流氓手里了……”

“谁是王大进？”白庭禹转过身来，不解地望着她。

白小娴就将自己如何被新来的舞蹈教练引诱，如何甩掉谭功达，谭功达又如何泄私愤把王大进开除，以及她后来如何去鹤壁找人的事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白庭禹见她一说起来就没个完，只得打断了她的话，烦躁地说：“你就别提那个什么王大进了！时候不早了，我们还是来说正经事。”

“那么，你们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呢？”白小娴鄙夷地笑了一声，忽然问道。

“这样，这样，”白庭禹重新在沙发上坐下，把一只手搭在侄女的肩上，道，“很简单，你只要写份材料，把谭功达如何强奸你的过程详详细细地写下来，签上字，就行了。不要害羞，对于要求上进的青年来说，害羞是一种怯懦的行为。”

“这个恐怕我做不到！”白小娴冷冰冰地说。

“你要不好意思，我看这样也成……”婶婶对白庭禹眨了眨眼睛，笑道，“我们来找人帮你写，你看看，签个字也就行了。”

“你们这是诬陷！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答应的！”白小娴气得一下站起身来，“如果没有其他事，我就走了。”

白庭禹再次把小娴按在沙发上坐下，终于恼羞成怒，气得嗷嗷乱叫：“我现在不是以你叔叔的身份跟你说话！我是以梅城县县委书记的身份找你正式谈话！对，正式谈话！你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这不是讨价还价，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见你的鬼！”白小娴的牛脾气也上来了，她那清澈的大眼睛直直地盯着白庭禹，眼睛中燃烧着震惊和愤怒的火焰，低声而严厉地命令道，“把你那臭爪子从我肩上拿开！”

两个人都愤怒地逼视着对方。眼看僵持不下，最后还得婶子出来打圆场。她一把将白小娴搂在怀里，推到自己的卧室去了。

两个人坐在床头，任凭婶子如何费尽唇舌，白小娴始终不发一言。她的手上都是汗，脑子里乱哄哄的。最后，婶婶问她：“农夫和蛇的故事你听说过吗？”

小娴呆呆地点点头。

“谭功达就是那条毒蛇！虽然他现在被撤了职，进入了冬眠状态，可是你要把他掖在怀里，给他焐热了，他醒过来会对你怎么样？啊？”婶子向她启发道。

“不知道。”白小娴咬着嘴唇说，“我真的得走了。明天一早还得起来练功呢。”

“鲁迅先生的文章，你想必是读过的了？”婶子还是有点不甘心，仍然试图进一步启发她，“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叫做痛打落水狗！你想啊，这狗既然已经落了水，干吗还要痛打呢？这就是鲁迅先生的高明之处。一般来说，这狗是丧了家的，看上去还有点乏，又落了水，看上去挺可怜的不是？可你不把它打死，保不定什么时候，它就会蹿上岸来，对准你的小腿肚子，呱嗒就是一口，连皮带肉撕下来一大块！那时候你要后悔可就来不及喽！所以说，鲁迅先生以他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不厌其烦地告诫我们，要痛打落水狗！谭功达就是这样一条落水狗！所以我们不能心慈手软！毛主席说了，党内斗争从来都是含糊不得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要么不动手，一旦动起手来，就得让你的对手永远没有反攻倒算的机会。这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沉痛教训。谭功达虽说下了台，可人还在，心不死！一有风吹草动，他必然要疯狂反扑，一旦他的阴谋得逞，反动势力就会卷土重来。我们就得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革命先烈用生命打下来的红色江山……”

“您说完了吗？”白小娴厌恶地瞪了她的婶子一眼。

“你别急，急什么？”婶子趴在她肩头，双手抚摸着她的肩胛，接着道，“都说你这闺女死心眼，脑子还真的有点不开窍！我们并不是为了个人才这么做的。你叔叔这个人，脾气不好，说话不注意方式，可他刚才有一句话说得很对，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什么叫严肃的政治任务？那就是说你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就说五七年反右吧，当时我在红星机械厂蹲点……蹲点，你懂不懂？就是在基层挂职。上面的指标下来了，要在厂里定一个右派。可厂长、书记都对我摇头，说他们厂‘恰好’没有右派。我就对他们严肃地说，如果事情真像你说的那样，你们厂没有右派的话，那你们厂长、书记就是右派。后来呢，嘿嘿，他们还真的想出一个办法来了。厂门口打铁的铺子里有一个大铁墩子，厂长让全体职工排着队去抱那铁墩子，每个人都试过了，谁都没能把那铁墩子抱起来。正在这时有个大胖子，外号叫‘鲁智深’的，上班迟到了，气喘吁吁地从门外跑进来，只见他把袖子一撸，朝手中吐了两口唾沫，嘴里叫了一声‘起！’，愣是用吃奶的力气把那铁墩子给抱起来了。最后，那个大胖子就被定为右派。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执行上面的政策，不能含糊。再说谭功达，当年你叔叔介绍你们谈朋友，我就很不赞成。这个人说话粗鲁、不修边幅、异想天开、妄自尊大，我打心眼里瞧不上他。可你直到现在还执迷不悟，不管自己的政治前途，一味替他辩护，我实在搞不懂，他究竟有哪一点好？嗯？”

白小娴听婶子絮絮叨叨，说了这么一大堆，就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她怎么也没想到，从婶子的嘴里能说出这么一番无耻的话来！这个世界竟如此黑暗！眼前的这个女人竟比她的叔叔还要龌龊无耻！白小娴站起身来，对她的婶子一字一顿地回答道：

“至少要比白庭禹好得多！”

说完，拉开门，头也不回，一阵风似的跑了。

6

谭功达的结婚申请书很快就批下来了，县民政科通知他带上照片去办理登记。那些日子，谭功达和张金芳正忙着搬家。但张金芳还是抽空从供销社买了两块布料，替谭功达做了一件藏青色的咔叽布中山装，自己则做了一件劳动布褂子。谭功达在张金芳的催逼下去理发馆剃了个头，随后两人穿戴整齐，去“新时代照相馆”拍了一张结婚照，事情很快就办妥了。

大红烫金的结婚证书，就像是一张命运的判决书，谭功达的心里沉甸甸的。张金芳也高兴不起来——半个月前，她终于相信谭功达被撤了职。不过，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孩子，能够在县城落脚生根，心里就觉得是个很大的安慰。她从集市上买来了油菜籽，把院子里的地都翻了一遍，种上鸡毛菜。她盘算着靠卖菜挣几个钱，贴补家用。等到青菜刚刚从地里钻出来，县里已经三番五次的派人来催他们搬家了。

分给他们的新房子在西津渡，张金芳预先去看过一次。正房只有一间，又小又破，奇怪的是还有一股难闻的血腥味。厨房其实只是一个狭窄的过道。本来，张金芳还存着一点心思，打算在结婚的时候办几桌像样的酒席，将乡下的亲朋故旧都请到城里来逛逛，好让他们看看自己的好日子。可现在的情形，其恶劣程度早已超出了她的预期。渐渐地，她开始有了一种被人欺骗的感觉，心里堆满了怨毒。嘴上虽然没有明说，可成天唉声叹气，愁眉不展，办喜酒的事再也不提了。

谭功达整天坐在书房里，要么趴在桌上看地图，要么翻看旧报纸，还用红笔写写画画的，天塌下来都不管。他既然已不当县长了，还在那儿又画又写的，不知道他搞什么名堂。开始张金芳倒还能隐忍，后来也就恶声恶气地支使他干这干那了。可不论是什么事，只要一到他手里，必然弄得一塌糊涂。到了晚上，张金芳静下心来细细一比较，还是觉得自己原先的那个丈夫好！他是个木匠，手又巧，脾气又柔顺，整天笑眯眯的。她想起来，就在替他入殓的时候，他躺在棺材里竟然也是笑眯眯的。

到了搬家的这一天，在收拾行李时，张金芳不知从哪里翻出一封信来。这封信没有拆开过，她就拿去给谭功达看。谭功达正在捆箱子，只溜了一眼信封上的字迹，赶忙丢下行李，一把从张金芳手里抢下信来，躲到书房里去了。他听见张金芳在背后冷笑道：“你这是多此一举！我又不识字，哪里就能偷看了你的秘密？”

这封信是姚佩佩写来的。上面只有一行小字：

明天晚上六点，在清真饭馆见面。有要事相告。不见不散，切切。

从信件下方的日期来看，这封信写于一个多月前。大概老徐带信来的时候，是张金芳接的，她随手往什么地方一塞，随后就忘得一干二净。谭功达痴痴地望着窗外幽幽的蓝天，心中大有麦秀黍离之感。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切切”两个字，心里有一种难忍的刺痛。他徒劳地在脑子里搜索着那个清真馆的具体位置，就好像他刚刚收到这封信，而姚佩佩此刻正坐在清真馆的窗前，焦急地看着手表，等待着他的到来……

佩佩。佩佩。

按照县里的规定，老房子里原有的家具一律不能带走。这么多年来，谭功达也没添置过什么像样的物件，所以搬家一事倒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可怕。张金芳不知从哪里雇来了一辆驴车。隔壁的老徐夫妇都赶来相送，他们站在院外说了会儿话，彼此都有些伤感。老徐在谭功达的肩上拍了拍，低声道：“功达，若是依我，就不和他们硬顶。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写封检查，事情就过去了。”谭功达脸色铁青，什么话都没说。老徐的爱人趁人不注意，偷偷地在一旁擦眼泪。张金芳把院子里的鸡毛菜拔得一根不剩，装到一个大网兜里，车夫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他们的新家在西津古渡一个名叫胭脂井的巷子里。那一带在解放前是妓女的集散地，一眼望去，阴湿的长街两边，都是低矮狭小的鸽笼一般的屋子。原先白色的洋灰墙如今早已爬上了一层黑霉斑。顺着巷子往里走不多远，就可以看见一个绒线铺、一家茶社，还有一个面馆。

谭功达的新家就在巷子的中段。这个房间原来是专门给妓女接客用的，所以设计得十分狭小。进门是一个阴暗的过道，泥地软软的，有些潮湿。过道尽头就是所谓的正房了，房间里有一扇北窗，虽然狭小了些，倒也敞亮。张金芳几天前就已经让木匠打了一张大床，搬了进去。可这张大床往里一摆，就几乎把房间占满了。三个人进了屋，几乎没有转身的余地。

张金芳说，她预先察看了这里的地形，窗子外面是一大块茅草地，她打算在北墙上开一个小门，然后自己动手在屋外搭一个灶披间，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那儿生火做饭了。

“乱弹琴！”谭功达怒道，“连个书房都没有，叫我在哪儿看书？！”

“不用急，”张金芳安慰他道，“我们慢慢再想办法。”

这天晚上，一家三口在胭脂井的面馆里吃了饭，回到家中早早就躺下睡了。谭功达刚刚睡着一会儿，就感到自己的后背湿乎乎的，扭头一看，张金芳嘴里咬着被单，哭得浑身乱抖。谭功达一时也没有心思安慰她，因为他的心里也烦透了。黑暗中，他听得张金芳叹息道：

“功达，你说我这个人，怎么这么命苦？爹娘出死力，拼命跑码头、养蚕子、贩河豚、卖豆腐，累得吐了血，才好不容易攒了一笔钱，置了四十来亩地。可一解放，富农那顶帽子就稳稳当当落在了我爸爸的头上。顶着这个帽子，我也就挑不上好人家了，糊里糊涂嫁给了村里的小木匠。他们兄弟七八个，家里穷得叮当响。可没过几年消停日子，大坝上闹事，那死鬼偏偏要去看热闹，被人一推，脚底一滑，一头栽到悬崖底下，摔了个稀巴烂，留下我们孤儿寡母，不知巴结谁才好。原以为菩萨奶奶显了灵，让我遇见了你，做成了这个姻缘。可你又倒了这么大的霉……我走到哪里，那霉运就撵我到哪里，如今发配到这么一个肮脏的地方，你又没事做，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谭功达只得转过身来，用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来安慰她。张金芳忽然止住了哭泣，用手推了推他：“你闻闻，房子里总有一股什么味？就像是肠子烂掉的味道……”

谭功达嗅了嗅，空气中果然有一种怪味：它裹挟在湿漉漉的雾气中，有点甜，又有点腥。

“会不会是那些婊子——”张金芳道。

“怎么会呢？早在十年前，她们就被抓去改造了。你别瞎想，早点睡吧。”

张金芳还在嘀嘀咕咕地说个不停。可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很快就搂着腊宝睡熟了。经过这么一番折腾，谭功达再也睡不踏实了。他的睡眠就像水面上漂浮着的冰层，又脆又薄。过了一会儿，一阵磨刀的声音把他吵醒了。他睁眼一看，四周黑漆漆的，可那刷刷的磨刀声弄得他心脏一阵阵抽搐。大晚上的怎么会有人磨刀呢？那磨刀声大约持续了两个小时之久。渐渐地，通过声音的变化，谭功达甚至能渐渐分辨出刀子的厚薄和形状了。天快亮的时候，那该死的声音总算停了下来。谭功达裹了裹被子，正要入睡，就听见一个妇人粗大的嗓门叫了起来：

“皮连生！皮连生！起来了！天都亮了，起来杀猪了！”

原来，隔壁住着个杀猪的。

第二天中午，县里的一个办事员，自称是小魏的，骑着自行车一路打听来到了胭脂井。他是来通知谭功达开会的。张金芳一听说县里派人请丈夫去开会，以为事情有了转机，笑盈盈地将小魏拽到家中，可又找不到个地方让人坐。小魏年纪不大，神色庄重严肃，始终绷着个脸。张金芳给他端了一杯茶，也找不到个地方放下来，尽管烫得她龇牙咧嘴，不断地换着手，可小魏假装没看见，始终没有伸手来接。他只说会议重要，不得缺席，随后转身就走了。

开会的地点仍在县委大楼的会议室。不知哪里来的这么多人，会场上十分拥挤。谭功达刚上楼，就看见两个清洁工苦于挤不进会场而急得团团转。几名工作人员手拉手，硬是在人群中开辟出一条狭长的通道来，谭功达才勉强通过。一进会场，他就感觉到热浪逼人，空气有点令人窒息。会场后面的人站在凳子上，呈阶梯状一层一层地叠了起来，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

主席台前摆着一张木椅。由于一夜未睡，谭功达刚一落座，就不由得心跳加速，虚汗直冒。精心布置的会场，自有一派肃杀的气氛，使谭功达本能地意识到自己罪大恶极。

白庭禹宣布会议开始后，一位年轻的干部首先发言。他在列举了谭功达的“五大罪状”之后，把批判的重点放在了所谓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上。他说谭功达不顾国家连续两年发生自然灾害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大兴土木，好大喜功，修造大坝，开凿运河，还异想天开地想出了一个“村村通公路、家家有沼气”的荒谬计划，导致梅城民穷财尽，路有饿殍，光是官塘一乡就饿死了六个人。还说谭功达甚至提出要在五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犯了右倾冒进的严重错误。他把偌大的梅城县当成他个人的桃花源，用十二万梅城人民的生命作抵押，来满足他个人的虚荣心。

“可他自己呢？”这位干部最后总结说，“一贯的思想反动，一贯的腐化堕落！平常住在宽敞的庭院中，花天酒地，生活糜烂！就在普济大坝坝毁人亡，兴隆、长旺两乡全被淹没的危急时刻，他却从梅城突然消失了。根据我们调查，他正和文工团的一名漂亮女演员打得火热……”

由于谭功达背对主席台，一时无法判断发言者到底是谁。发言者那金属般磁性而嘹亮的嗓音震得扩音器的话筒嗡嗡直叫。接下来发言的是刚刚升任副县长的杨福妹。她悲愤地回忆起自己与谭功达这个色狼在一起共事的屈辱经历。

她说，还是在她跟谭功达做秘书的时候，有一天快下班，谭功达忽然跑到杨福妹的跟前，两眼泛着绿光，问她哪儿不舒服，是不是生病了，杨福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我来那个了……”

谭功达马上追问道：“那个是什么？”

“流血呗。”杨福妹告诉他。

谭功达又继续追问：“那血又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呢？能不能让我看看？”

杨福妹说到这儿，会场上立刻爆发出一阵哄笑。杨福妹哽咽道：“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那颗善良而纯洁的心灵，留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巨大创伤。”接着，她又说起了另外一件事。

有一天，她因手头有一份重要的材料没有处理完，晚上就自动到办公室加班。快到十一点钟的时候，正准备下楼回家，突然看见谭功达和一个“长得很像林黛玉”的人正从门里出来，一时撞见了，十分尴尬。杨福妹虽然从来没有结过婚，她看见那个像林黛玉的姑娘，脸色潮红，娇喘微微，凭本能一眼就能判断出谭功达跟她一定在办公室里干过什么肮脏的勾当：“至于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勾当呢？我就不便细说了。”

谭功达静静地听着，到了后来，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杨福妹说的所谓的事实，倒也不能说不存在。可经她一说，都变了味。他的确曾和杨福妹讨论过关于女人月经的事。不过，那完全是出于无知，并没有别的意思。事实上，当时的情况是：

……谭功达问她，那血是从哪里流出来的？要不要紧？

杨福妹莞尔一笑，仰起脸，看了他半天，忽然把脖子一扭，娇滴滴地问道：“老谭，你想不想看看？”说完，一把就抱住了谭功达的腰。谭功达吃她一抱，就知道大事不妙，吓得魂不附体！他知道杨福妹是单位里有名的老处女，谈了一溜儿对象，没一个成的。因她的长相颇有男人的威武，脖子上竟然还有突出的喉结，脾气性格十分古怪，男人见了她都躲得远远的。他的胳膊被杨福妹死死抱住，只得用力一抽，没想到却把她从椅子上拽了起来。杨福妹顺势一倒，就扑在了他的怀里，把脸埋在他的胸前，闭着眼睛道：“抱紧我！抱紧我！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正这样没头没脑地想着，会场上有个女青年突然把手举了起来，要求发言。这是谭功达没有料到的，就连主持会议的白庭禹也大感意外。白庭禹笑了笑，示意女青年到主席台上来发言。女青年道：

“原先我们一直听说谭县长，不，谭功达，是个花痴，我还不信。心里想，一个花痴怎么能当上县长呢？可后来发生的事不由我不信！有一天，我去找他签字，楼上楼下都找遍了就是不见他人影。最后，就在这间会议室里，我找到了他。他当时正在为什么事情生气，拿过表格看了看，就凶神恶煞地对我说：‘签个屁！你去找白庭禹签吧！’随后就把表格往我怀里一塞，他的手指，不偏不倚，正好戳在了我的……我的……反正是戳到我的要害了！”

一般来说，在法院里，被告通常是背对着观众，面向审判席，而谭功达的位置恰好相反。因此，他还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罪犯或被告。这种特殊的安排，展览和恶作剧的意味十分明显。接下来的几个发言者所攻击的要害也大多与“风化”有关，可他们说来说去，似乎也只有一个白小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而且他们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连白小娴的名字都不敢提！谭功达想到这一层，原来绷紧的神经反而松弛了下来。

会场的座席与主席台之间有一大块空地，由于会场拥挤不堪，许多人在地上铺了一层报纸或垫上一本书，席地而坐，呈圆弧形把谭功达围在中间。谭功达看见正前方的地上坐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她抱着双腿，下巴颏子搁在膝盖上，正好奇地打量着自己。她那眼神既纯洁又迷离，还有一点倦怠和慵懒。她身上穿着一件碎花白衬衣，那衣料的材质说不上是棉、丝还是绸，看上去十分柔软。衬衫的领口边垂下两根绿色的丝线，十分显眼。她穿着一条海军蓝的军裤，裤脚与袜子之间露出一截雪白的小腿……谭功达觉得自己要将目光从她脸上移开，非得下一番巨大的决心不可。在县里，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这个人？她是新调来的吗？世上竟有这等的妙人！唉！就连白小娴、姚佩佩一流的人品，也还有所不及！一想到这个如花女孩，会长大结婚，有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并且走上了一条与自己全然无关的轨道，谭功达的心里不禁隐隐作痛……仔细察看她的眼神，分明又带着刻骨的仇恨和鄙夷，谭功达又不免觉得自惭形秽。

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文工团的团长。

他的结巴、停顿和吞吞吐吐，证明了这个人天良未泯。他指责谭功达常年纠缠文工团某演员（依旧不敢说出白小娴的名字），屡次以考察工作为名来团部与她厮混，强迫这名女演员与他谈恋爱。这名演员迫于他的淫威只得假装与他周旋。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女演员终于认清了谭功达的反动嘴脸，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坚决顶住了谭功达的猖狂进攻，白璧无瑕地回到了革命群众阵营，并与谭功达彻底划清了界限。

“不久之后，她与鹤璧地委派来我团的一个年轻有为的舞蹈教师，名叫王大进的，经过互帮互学，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并确立了恋爱关系。谭功达得知此事之后，恼羞成怒，大发雷霆！歇斯底里地给我打来电话，让我把‘那狗娘养的王大进’立刻开除！我在这件事情上没有顶住压力，没有站稳立场，对不起党和人民多年的培养，我要做深刻检讨！王大进同志离开文工团之后，我团这名优秀的女演员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留下了至今无法愈合的巨大创伤。她成天神思恍惚，疯疯癫癫，变得很不正常，至今还在家中疗养。我团的正常演出受到很大干扰……”

大会一直开到晚上五点钟才结束。谭功达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想着白小娴发疯这件事。这是他和白小娴分手以来，第一次听到她的消息。他的心里闷得倒不过气来，盘算着要不要去夏庄看她一次。可一想到自己是个戴罪之身，再加上白小娴的母亲兄弟没有一个是好惹的，他这一去，天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他远远地看见张金芳手里捏着一把葱，站在门口，正朝巷子口张望。小腊宝似乎已经和邻居家的孩子混熟了，尖叫着在巷子里追逐嬉闹。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张金芳眼巴巴地望着他，“他们有没有给你安排新的职务？”

“大概还要等一等。”谭功达皱着眉头支吾了一声，心事重重地进屋去了。

张金芳见他疲惫不堪，满脸倦容，也不敢再问。谭功达一进屋，就见过道里添置了一台崭新的煤球炉，烧得正旺。炉火映在对面的墙上，衬出了袅袅的烟影。炉子上的一只钢精锅，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清香扑鼻。

看见丈夫呆呆地望着火炉发愣，张金芳推了推他，低声说：“原来隔壁住着个杀猪的！是姐弟俩。那做姐姐的，人很热络，也还和善。男的名叫皮连生，看上去有点凶，人倒挺大方。刚才他从外面杀猪回来，顺手就给了我一副猪小肠。现在差不多已经快炖烂了……”

7

汤碧云把谭功达结婚的消息告诉她，姚佩佩起先只觉得有点错愕，仿佛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似的。这就好比牙痛，刚开始发作的时候，只不过是牙根略微有点发酸而已。谭功达苦熬了这么多年，挑来挑去，最后居然跟一个乞丐结了婚！而且那乞丐还带着一个拖油瓶的孩子，怎么可能？

姚佩佩骑着自行车，沿着空无一人的街道往前骑，忽然发现自己越骑越快，好像正在参加自行车比赛似的。她路过西津渡东牌楼下，看见那儿聚着一堆人，正在观看露天电影。她捏住闸，一只脚跨在自行车上，看了一会儿。任凭她如何集中注意力，却怎么也搞不清电影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那个扮演理发师的演员，名叫王丹凤，她倒是很熟悉。因为在姑父卧室的墙上就贴着她的大幅相片。大概他每天看着王丹凤的肖像入眠，才会抵抗不住那个化学女教师的进攻，被人家轻易俘获……姚佩佩看见全场的人都张着嘴在大笑，可她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笑。在她看来，电影情节没有一处是好笑的。

夜风凉凉的，吹到脸上，薄薄的皮肤像是沾了辣椒水一样，沙沙地痛。姚佩佩用手背轻轻一碰，才发觉自己原来一直在流泪，连脖子里都是黏糊糊的。一直到电影散场，牌楼下的人早已走光了，她还站在那儿。两个放映员正在大方桌上收拾放映机和胶片。随着那台发电机的哒哒声突然中止，挑在竹竿上的电灯也随之熄灭，四周一片漆黑。

姚佩佩推着自行车回到家中，她担心把姑妈他们吵醒，也不敢开灯洗漱。回到自己的房间，正要上床去睡，姑妈轻轻地推开了她的房门，把她那微微谢了顶的小脑袋伸了进来，问了一句：“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又把脑袋缩回去了。

不一会儿，姑妈手里拿着一块丝绸面料，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脸上笑嘻嘻的，把那块面料拿给佩佩看，压低了声音，道：“多好的料子，这是真正的杭州双面绸。自打离开了静安寺，嫁到这个鬼不生蛋的地方来，还从未见过这么好的衣料。你摸摸，比那刚养出来的小孩屁股还要滑溜呢！”

都已经半夜三更的了，姑妈不知哪里来的兴致，翻出这么一块面料来，让她看。姚佩佩正在狐疑，姑妈就把那料子抖开，用下巴夹住一端，让它自然垂挂下来，对着大衣柜上的一面镜子扭着身子比划起来。

“佩佩，”姑妈转过身来笑道，“这块料子你穿显得老气了一点，送给我去做件旗袍怎么样？只怕如今的人不作兴穿旗袍了。要是做件衬衫呢，料子裁开了又可惜。”

姑妈这话说得实在蹊跷，这料子本来就是她的，她要是喜欢拿去做什么都成，干吗还非得让自己送给她？自从上次那两个外调的办事员登门之后，姑妈对自己的态度越发亲热得可怕，不论什么事，都来与自己商量。父母死了之后，她在无奈之下跟着姑妈来到梅城，按说寄人篱下，受人白眼就是本分。对于姚佩佩这样一个凡事总是爱往坏处瞎想的人来说，这种过分的亲密，让她心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和债务。就像是无端受人恩惠却又无以为报。况且，姑妈一心巴望着自己能去省城工作，光大门楣，这种亲热仿佛是预先交付的酬金，万一姑妈的期望落了空，自己拿什么来偿还？这样想来想去，又觉得自己似乎变成了一个人质，心里横竖都不是滋味。姑妈见佩佩面有忧戚，神情倦怠，料她累了，说了声：“时候不早了，你累了一天，也该早点睡了。”就带上门出去了。

姚佩佩觉得浑身又累又乏，连骨头都一阵阵酸痛，可往床上一躺，却没有丝毫睡意。她注视着桌子上谭功达送她的那只小泥人，不免胡思乱想起来。

那个小泥人像个小老头，望着她笑。往常，佩佩每次朝那儿看一眼，都觉得它憨态可掬，令人忍俊不禁。可今天细细一看，才猛然发现，原来它的笑容暗含着讽刺，似乎在嘲笑自己的处境。她伸手把那泥人抓过来，恨不得立刻将它扔在地上摔个粉碎！可犹豫了半天，还是有点舍不得。只得将它转了个身，仍旧放回桌上。可泥人的屁股是撅着的，似乎正在恶作剧般地脱下裤子，那嘲讽的意味反而更加令人刺心。她只得转过头来，不朝桌边看。可一闭上眼睛，那个没有见过面的乞丐和那个拖油瓶的孩子在她脑子里重重叠叠，也在向她挤眉弄眼。她把谭功达跟她说过的每一句要紧的话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事情最终以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草草收场，怎么也觉得不甘心。她觉得枕巾上湿乎乎的，就把枕巾撸到一边，可枕芯也是湿的。

第二天，姚佩佩从床上醒来，发现自己又要迟到了。赶紧爬起来，匆匆洗了一下脸，早饭也没顾上吃，就急匆匆地赶去上班。姑父坐在客厅的藤椅上看报纸，见佩佩心急火燎地往外走，便笑道：“佩佩，怎么，星期天也要加班吗？”

姚佩佩在脑袋上使劲拍了一下，把肩上的背包重新挂在门后，对姑父道：“哦，我忘了今天是星期天。”

姑妈端着一碗稀饭从厨房里出来，对佩佩笑道：“都快要成家的人了，还像个孩子似的，整天晕头晕脑的。”

佩佩听见姑妈的话中另有所指，从她手里接过碗筷，问道：“成家？谁要成家了？”

姑妈诡秘地一笑，一句话没说，回厨房去了。

姚佩佩在餐桌上吃早饭，心里七上八下的。她看见桌子中央摆着一堆光鲜漂亮的礼品，便用筷子头拨了拨，一件件地数着看。有狮峰的龙井茶，有苏州的塘醴鱼罐头、广东潮州的鹅肝、西湖的莲藕、高邮的红油咸鸭蛋……还有两条牡丹烟、两瓶茅台酒，都是平常不太见到的稀罕之物。心里觉得有点奇怪，怎么会有人给家里送这么贵重的东西！佩佩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忽又记起姑妈刚才成家不成家的一番话来，便放下筷子，把碗一推，对姑妈道：

“咱们家来亲戚啦？这东西是谁送的？”

姑妈两腿夹着个白瓷盘，正坐在路槛边的亮处剥毛豆，笑道：“我们不来问你，你倒问起我们来了。你这丫头，如今人大鬼也大，什么事情都包得严严实实。这么好的一桩亲事，难道还怕我们拦阻不成？”

佩佩见姑妈的话越说越离谱，一下就急了：“什么亲事不亲事，这礼到底是谁送的？”

姑妈看见佩佩面红耳赤，急得声音都打战，似乎是蒙在鼓里的样子，心里也觉得奇怪，便正色道：“这礼是一个姓金的人送的。难怪他有钱，名字也镀了金。东西还不止这些，丝绸和布料都叫我收到柜子里去了。”

听说是个姓金的，姚佩佩吓得勃然变色，急道：“他，他到咱家来过啦？”

“他本人倒是没来，东西是让一个女的拎上来的。我原先还以为她是个媒人，可见她长得那么年轻，打扮又入时，怎么看也不像。问她叫什么，她只说自己姓田，在家里坐了大半宿，快到十二点，这才走的。我问她对方的生辰八字，合还是不合，想帮你算算。那人出手这么大方阔绰，来头一定不小，只是不知道他在哪里发财，田同志只是笑，说她也不清楚。”

既然姑妈说来人姓田，想必就是钱大钧的夫人田小凤了。姚佩佩心里怦怦直跳，浑身像针扎似的火烧火燎，她啧啧地咂着嘴，一腔的怒火在心里乱撞，见姑妈张着嘴笑呵呵地看着自己，就突然冲着姑妈叫道：

“你们怎么能随便乱收人家的东西？”

她这一叫，自己也觉得刺耳。姑父吓得赶紧把手里的报纸移开，把眼镜往下一拉，从镜框的上方吃惊地盯着她看。

姑妈立刻就不高兴了。她那满是皱纹的脸，就像大晴天不知从哪儿飘来一片云，顷刻之间，天昏地暗：

“你这姑娘，说话好不知长短！听你这话的意思，倒是我们眼皮子浅，人犯贱，嘴巴犯馋，贪图这点便宜了？人家送了礼来，你又不在家，我们难道要像那疯子似的不分青红皂白，把那大包小包一股脑儿摔到人家脸上，你才称心如意？你不在外面跟人家私相授受、招蜂引蝶，人家怎么好端端地上你家来？弄得我们慌手慌脚，只怕坏了你的好事，腆着老脸陪着人家傻笑……”

姑妈的话越说越难听，嗓门越说越高，眉毛越拧越紧。佩佩这几天积压在心里的火怎么也压不住，便哭着跑回了自己的房间，随手一摔门，并未十分用力，可穿堂风一刮，砰的一声巨响，震得墙上的石灰扑簌簌地掉下来。姚佩佩知道大事不好，坐在床头，心里有几分发憷。她素来知道姑妈是个厉害的角色，一旦发作起来，不拼个你死我活、玉石俱焚，是不会罢休的。果然，佩佩听见咣咣当当一阵瓷盆响，姑妈早已窜到门边，隔着门跳脚骂道：

“你是哪门子的娇客！跟老娘摆哪门子的威风！说你一句你就跳！豆腐掉在灰堆里，打也打不得，吹也吹不得！白粥白饭，我管你吃、管你喝，没有功劳反倒有罪过了？你还没进省城，就先忘了做人的本分；若是祖上积了德，带你混个一官半职，眼中哪里还有我这个老婆子？如今傍上个姓金的，权当我这个家就是你的旅店，在外面出风头，有个不顺心就拿老娘来撒气！我虽没见过什么世面，可从小住在静安寺，什么金的、银的没见过？了不得了！封了娘娘了？莫非还要我跪下来给你磕头不成？”

一番话骂得姚佩佩大气不敢出，只是默默地坐在床沿流泪。昨天晚上还在为姑妈对自己过分亲热感到歉疚，可过了一夜，她立即就被打回了原形——就像是一场雪化了，脚底下依旧是一团烂泥。自己还是那个提着包裹来大爸爸巷投奔姑妈的孤儿。天下之大，竟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她记起，一个春天的早晨，她背着书包走下了自己家的汉白玉台阶，母亲又把她叫了回去，紧紧地搂着她，泪水热乎乎地滴在她的脸上：儿啊，你放学回家，见不到妈妈，会不会害怕？不要害怕！妈妈的眼睛就算是闭上了，可仍然会看得见你的。你走到哪里，妈妈的眼睛就跟你到哪里……妈妈，现在，你的眼睛看见我了吗？

她听见屋外姑父正在低声地劝着姑妈，掐着嗓子赔着笑。可姑妈似乎正骂到兴头上，依旧在客厅里叫道：“她是一个绝了户的孤儿，有什么好狂的？”

一听到“绝户”二字，姚佩佩忽然大放悲声，泪如雨下。妈妈。妈妈。我在叫你，你的佩佩在叫你，你听得见吗？那分明不是哭，而是撕心裂肺的尖叫……

这叫声把姑妈也镇住了，她的声音渐渐地低了下去。劝住了姑妈，姑父一拧门把手，拿了一块湿毛巾走了进来，同时向她眨了眨眼睛，低声道：“你姑妈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个泼辣货，你跟她计较什么！”说完陪着佩佩在床边坐了一会儿。好不容易佩佩才止住哭泣，看着墙壁傻傻地呆坐了半天，这才齉着鼻子对姑父说：

“不管怎么样，这礼物总得给人家原封不动地退回去才好。不明不白地拿了人家这么多东西，以后的话都不好说了。”

姑父愣了半晌，红着脸道：“往哪里送？那姓金的是托姓田的转送的，何况那姓田的我们也不认识。”说到这里，姑父把门掩了掩，顿了顿，又道：“那高邮的咸鸭蛋，你姑妈早已送了一盒给肉联厂的老孙头了。那茅台酒，我也已拆了封，尝了一小口。再说了，人家送来的那些布料绸缎，你姑妈早已收拾妥当放在她箱子里去了。她这个人，你也知道，东西收进去容易，要叫她拿出来，那就比登天还难。她刚刚发了这么大的脾气，怎么好跟她开口？唉，那个姓金的到底是什么人，你们究竟是怎么认识的？”

姚佩佩本来不想说，见姑父问起，心里道：这事如果今天不说，烂在肚子里也没人知道。就把心一横，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把金玉这个人的来历，自己如何见到他，如何出现误会，钱大钧又如何顺手牵羊，占了人家羊杂碎的便宜，从头至尾，详细地说了一遍。她原先以为姑父虽有寡人之疾，但总还是一个正直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只有他能帮自己拿个主意了。

姑父听完了她的话，脸色变得十分暧昧，目光躲躲闪闪，半天才说：

“佩佩，你桌上的这个泥人，倒是蛮好玩的哩，一看就知道是无锡惠山的名产，好手艺，好手艺。你瞧这眼睛，再瞧瞧这张嘴，果然是好手艺！”

说完，站起来就要走。姚佩佩一把拽住了他：“姑爹，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姚佩佩眼巴巴地看着他，眼睛里满是哀求的表情。

“啊，怎么办？怎么办呢？你说呢？我炉子上还炖着东西呢。你闻闻，这屋里是什么味道？什么东西被烧煳了？噢，不行，我得去厨房看看。”

8

姚佩佩很快就提交了辞职报告。她的辞职信写得十分沉痛、决绝。仿佛不仅是为了辞职，而是向整个世界告别。

“经过再三考虑，我认为自己不适合任何与人打交道的工作，甚至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姚佩佩写道，“不管尊敬的领导是否批准我的辞职，从今天下午两点钟算起，我将自动离职，并且不再承担任何因辞职而造成的损失……”她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写好了辞职信。在装入信封之前，她又把“甚至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行字涂掉了。为了防止自己反悔，她决定立即动身，前往县委办公室，将它当面交给杨福妹。

这天上午，杨副县长恰好不在办公室，因此，省掉了一番不必要的盘诘、慰留等等口舌。姚佩佩将辞职信搁在杨福妹办公桌的玻璃板上，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她去了一趟图书馆，将所借的书籍都还了，临出门，又把自己的借阅证撕成了碎片，扔在了门口的垃圾桶里。除了自己的化妆品和洗漱用具之外，姚佩佩从办公室唯一带走的东西，就是赵焕章送给她的那盆墨兰了。经她精心照料，墨兰长得十分茁壮，自有一番挺拔与妩媚。

姑妈见佩佩不到三点就回到家中，手里捧着一个花盆，倒也没当一回事。自从昨天两人大动肝火之后，她们还没有说过一句话。进门时佩佩还是叫了她一声“姑妈”，对方依旧不予理睬。

随后一连几天，姑妈看到姚佩佩不再去县里上班，心里就有些疑惑，可又碍着面子，不好亲自张口去问她，就这样一天天熬着。到了星期天，她再也熬不住了，就暗中怂恿姑父去探她口风。一听说姚佩佩从县里辞了职，姑妈心里也不由得吓了一哆嗦！心里想，这小蹄子跟我怄了口气，没想到竟会这样发狠，做出这样荒唐的举动来。心里纵有一万个不愿意，也只好在那张老脸上挤出些许笑容来，主动找佩佩谈心，给她赔不是。她骂自己是老不死的老糊涂，是吃狗屎长大的，求姚佩佩千万可怜可怜她的贫老无依，不要因为自己一时满嘴喷粪，而赌气断送自己锦绣前程……

好话说了一大堆，姚佩佩的心变硬了，丝毫不领情。她说自己的辞职与姑妈无关，如果姑妈实在容不下她这个吃闲饭的，也要看在她死去爹娘的份上发发慈悲，给她宽限几天。短则几天，长则几个星期，自己一旦找到事做，就会马上从这儿搬出去的。如果姑妈现在就让她走人，也没关系，明天一早，她自当净身出户。姑妈一听这话，想想自己也有满腹的委屈，自轻自贱换来的却是这么一篇不近人情的疯话，就知道佩佩这回是发了大愿、动了铁心，不由得哇哇大哭起来。佩佩倒也不去劝她，自己回到房中，把房门撞上，一头倒在床上昏昏睡去。

第二天上午，杨福妹亲自赶了过来，给她带了一网兜苹果。照例是一番规劝。她说，如果佩佩不愿意上调到省里，也可暂时不去，如果不愿意入党，也可暂时留在党外，如果她不愿再做秘书一职，县里的岗位与单位她可以任意挑选：“你看这样行不行，听说，你和那个叫什么羊杂碎的最要好了，把你们俩调到一起怎么样？”

临走时，她还告诉佩佩，钱县长现在正忙得不可开交，过些日子等他得了空，会亲自找她谈话。她说姚佩佩是县机关难得一见的人才：文章写得好，办事也认真。优点是谦虚，缺点是太谦虚。杨福妹走了之后，一连两个星期，钱大钧却并未露面。姚佩佩便开始四处找事做。最后总算有一家棉纺厂答应要她，工资低得可怜，只有在机关时的一半，而且一个月倒有二十个夜班。她犹豫了好几天，也只得硬着头皮去报了到。

在这期间，她甚至还大着胆子，偷偷地去了一次谭功达的家。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她的心反而平静了下来。她只想与谭功达见个面，当面问他几句话，至于问他什么话，想了半天又觉得无从说起。就像是喉咙里卡了一根刺，不把它拔出来，一刻都不得安宁。她来到冯寡妇的住处，那房子已经像被蝼蚁蛀空的庞然大物的骨架一般了。

几个木匠正在屋顶上换椽子。一个戴草帽的泥瓦工在院外拌洋灰，他告诉姚佩佩，这房子正在大修，谭功达早就不在这儿住了。姚佩佩便问他知不知道谭功达搬哪儿去了，那人想了半天道：“听说是在一个叫做胭脂井的地方。”

姚佩佩知道胭脂井，当年她从梅城浴室辞了工，就流落在西津渡的胭脂井一带，在一家卖绒线的铺子里待了两个月。说起来，那地方离大爸爸巷倒也不太远，当中只隔着一条河和一个街心花园。

她终于没有去胭脂井找他。

这天下午，姚佩佩刚从棉纺厂下班回家，就看见汤碧云正坐在客厅里，看着她笑。天气已转凉了，外面下着雨。

“哟，纺织姑娘回来了！你怎么淋得像个落汤鸡似的？”碧云道。

佩佩笑道：“好好的大晴天，半路上忽然下起雨来。原来是汤副主任！难得有空光临寒舍，蓬荜生辉，蓬荜生辉。”

她已经知道汤碧云升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可一说“寒舍”二字，心里就有些落寞。因为连这房子也是人家的。“寒舍”二字虽是自谦，可也不能随便乱用。

“你要再这样开玩笑，我马上就走。”汤碧云假装生气地道。

她今天穿了一件深绿色的大翻领衬衣，外罩一件白色的网眼马甲，耳垂上还吊着一个假玛瑙坠子，人显得十分精神。

“纺织厂怎么样？累不累？”碧云问她。

“我哪儿能跟你比？不过是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罢了。”

姚佩佩随便说出的这句话，听上去也大有问题。她说自己靠力气吃饭，有些暗示对方仗势升官，就近乎骂人了。好在汤碧云没有往心里去。

今天是中秋节，碧云是专门来请佩佩吃饭的。她说在城西的桂花巷新开了一家馆子，平常是不对外的，那儿的螃蟹年糕做得很不错。她前几天刚去过，巷子里的桂花全都开了。

两个人坐在客厅里说了一会闲话，等到雨一停，姚佩佩便辞别姑妈，跟着汤碧云走了。临走前，姑妈硬是将一把油纸伞塞到佩佩的手里，笑道：“还是带把伞吧，看这天，雨一会儿还得下。”说完，很不自然地在姚佩佩的肩上拍了拍。

桂花巷的那个饭馆位于城西的一个小山坡上。姚佩佩凭窗远眺，可以看见梅城一带黑黑的旧城墙。雨后的夕阳绚丽无比，烙铁一般的火烧云，中间夹杂着翡翠般的浅绿，把西山衬托得如墨如黛。成群的暮鸦在远处的树林上空盘旋，嘎嘎地叫着，把树木的枝条都压弯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乌鸦？”姚佩佩问道。

汤碧云正在给她盛汤，似乎没有听见她说的话。到梅城这些年，姚佩佩还是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古城的苍凉与美丽。窗外的风景令人赏心悦目。大雨过后，空气清冽，微微有些寒意，那桂花的香气酽酽的，静静的，浮在院落和花木之间，引人遐思。姚佩佩支着下巴看着窗外，心里也是幽幽的，仿佛整个身体都被那浓烈的花香熏得浮了起来。

饭店虽然开张不久，却也并不干净。青砖地面上早已积了一层油垢，加上众多的客人从外面带进来的雨水和泥巴，姚佩佩还没有吃饭，早已没有了胃口。等到饭菜端上来，照例是油腻得让人反胃。特别是上汤的时候，服务员那有着黑色污垢的大拇指是整个地泡在汤里的。姚佩佩不知道汤碧云为什么会挑选这么一个地方。汤碧云看上去也有点心不在焉，她总是在回避自己的目光，而且也并没有显示出怎样的热情，仿佛脑子里同时在想着好几件令人烦心的事。

汤碧云没话找话说，极力想让气氛变得亲热一些。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会儿说：“姚佩佩（她特意加了一个姚字），你以后不会恨我吧？”一会儿又说：“姚佩佩，你一定从心眼里就瞧不起我，是不是这样？”弄得佩佩心里疑窦丛生。话题绕来绕去，最后又绕到了钱大钧身上。佩佩不动声色地听她说话，随便搭上一两句腔，不一会儿就腻烦了，她有点后悔跟她出来吃饭。

“你觉得金玉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汤碧云既然提到了金玉，佩佩立刻多了一份提防。心里道，我猜得不错，原来她也是个说客，现在终于切入正题了。

姚佩佩冷冷地瞪了汤碧云一眼，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你要再提起这个人，我马上就走。”说完就把筷子往桌上一放，脸上充满了警觉。

“不提他，不提他。”汤碧云诡秘地笑了笑，可嘴里仍然说，“我怎么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就是脸上那个大痦子让人看了心里有点发毛。”

“你要觉得他好，你就嫁给他好了！反正你已经从钱大钧那儿脱了身，现在正闲得慌……”姚佩佩刻毒地挖苦道，仿佛一心要激怒她似的。没想到汤碧云大度地笑了笑，说：“你说这样的屁话，本来我应该生气的，可我并不生气！”

她拢了拢耳边的头发，又道：“你呢？你能好到哪里去？人家下了台你就巴巴地跟着辞职，可那姓谭的心急火燎早就等得不耐烦了，糊里糊涂落在了一个风流小寡妇的手里，你就是想当殉葬品都不够资格，何苦呢？”

姚佩佩从碧云的话中隐约听到了钱大钧的口吻，脸一红，急道：“我辞我的职，跟他有什么关系？”

“算了吧，你就别装了。”汤碧云夹了一块年糕放在佩佩的盘子里，柔声道，“你那点小心思，哪里能瞒得过我？我只是不忍心点破你罢了。不过有一点，佩佩，我不明白，那谭功达究竟有哪一点好，害得你整天五迷三道的？”

姚佩佩紧抿着嘴，将目光转向窗外，道：“大概是，只有跟他在一起，我才会觉得安全吧……我也说不清。”

汤碧云忽然道：“那么我呢？”

“你？”姚佩佩笑道，“你这个人心机太深！我怕你还来不及呢！我总觉得，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你卖了。”

刹那间，汤碧云的脸色一下就变得煞白。拿筷子的那只手不停地在发抖，夹了半天也没把那片香菇夹起来。姚佩佩见她情绪激动，略微有些疑心，可也没怎么往心里去。

过了一会儿，她推了推汤碧云，笑道：“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一句玩笑话也说不得？不管怎么说，我们姐妹一场，就算哪一天我真的被你卖了，也只能心甘情愿。毕竟是栽在自己最好的朋友手里，怨不得天。”

没想到她这一说，汤碧云的神色更显慌张，紫胀的嘴唇也哆嗦得厉害。她手忙脚乱地取出一支烟来，叼在嘴上，可怎么也点不着火。姚佩佩抓住她的胳膊，问她是不是哪儿不舒服，汤碧云猛吸了几口烟，才道：

“我饿了一天，刚才吃得急了一点，就有点心慌。佩佩——”

“嗯。”

“佩佩，你觉得我这个人真的有那么坏吗？”说完，眼睛里豆大的泪珠滚滚而出。佩佩见对方似乎动了真情，自己的双眼也有点潮湿，她就后悔刚才说那样的话。可又不知如何劝慰她，想了半天，就把她们第一次见面时说过的那句话重新说了一遍：

“好了好了，别难过了。你要是个男的，我就毫不犹豫地嫁给你。怎么样，这总可以了吧？”

她这一说，汤碧云哭得反而更厉害了。半晌，汤碧云抬起头来，眼睛红红的，问她道：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名叫花家舍的地方？”

“没听说过，怎么呢？”

“没什么。”汤碧云擦了擦眼泪，像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似的，向服务员招了招手。

佩佩心里道：今天这个羊杂碎也不知怎么了，尽说一些半吊子的话。让人听上去摸不着头脑。

正想着，汤碧云又说，钱大钧在城郊的那座房子离这儿不远，她还有些东西留在那儿，她要去取回来，问姚佩佩愿不愿意跟她一起去：“那处房子，到了晚上有点阴森森的，屋后还有几座坟，有些怕人。”

姚佩佩想了想道：“要是碰上钱大钧这个鬼可怎么办？”

“他不在，去省里开会了。”汤碧云道，“你要是不愿意去，就算了。”

佩佩抬头看了看树梢上那一轮铜盆似的圆月，笑道：“我也是个胆小的人，要是遇上鬼，你可别指望我来救你。今晚的月色这么好，我就陪你去走走呗。”

说完两个人挽着胳膊出了饭店，沿着幽深的巷子往前走。她们来到巷子尽头的一簇桂花树前，汤碧云又站住了。她从桂花树上揪下一些桂花来，用手帕包着，说是带回去泡茶。

“佩佩，”汤碧云忽然转过身来，望着她的脸，“算了，时候不早了，你还是先回去吧，不用陪我了。”

“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佩佩道，“走吧，哪里来的这么多废话！那房子里有没有养狗？”

汤碧云摇了摇头，笑道：“是你自己要去的，待会儿要是遇上鬼，你可别怪我。”

9

这是一处小巧精致的乡间庭院，坐落于甘露亭旁的深林之中。东侧的小院门并未上锁，用手轻轻一推，门就开了。庭院虽小但十分清幽，四周砌有高墙。墙面的几处花窗，姿态不一，透出一些古意。一棵槐树亭亭如盖，枝条探出院外，树冠泻下圈圈月光，清风一吹，不觉令人神清气爽，百虑皆忘。墙角种有芭蕉和燕竹，枝蔓分披；地面遍铺蜀锦碎石，在槐树浓密的阴影中，斑驳成趣。园子多时未经打扫收拾，长满了杂草和野生的芦柴，却又不免让人动了黍离之思。在花园和天井之间有檐廊相接，左右廊柱挂有一副楹联，白漆斑驳破碎，但字迹宛然可辨，原先主人的闲情逸趣，从联语一望而知：

安闲莫管稻粱谋

沽酒不辞风雪路

姚佩佩一进园子，就东瞅西看，随处闲逛。即便自己在上海的院落，与之相比，也不免多了几分俗气，嘴里不禁赞叹道：“想不到在梅城，竟还有这么一处雅致的宅院。”

汤碧云见佩佩喜欢这个园子，也有几分得意，笑道：“你要是喜欢，不妨就多看两眼。过两天等大钧回来了，我这把钥匙一交出去，再想来恐怕也不行了。”说完，开了屋门，就先进去了。

天井的格局更为幽僻。只是时花异草皆已荒芜，叠石高台遍织蛛网。灌园的工具，诸如钉耙、铲子、木桶之类都杂乱地堆放在墙角。姚佩佩在天井中驻足良久，忽然看见汤碧云在楼上向她招手。沿着水井旁的楼梯躬身而上，走到楼上，姚佩佩看见房间的门都上了锁，只有东侧的一间开着门。汤碧云正在那儿烫壶沏茶。

这个房间大概就是钱大钧和羊杂碎的幽会之所了。一进门，那张雕花罗汉床十分显眼，南窗下有一张小方桌，几把藤椅。凭窗而坐，可以眺望远处的山景和村庄。窗玻璃的冰裂纹一看就是明清旧物，就连汤碧云用来替她泡茶的杯子也画有童叟相戏之图，似乎也很有些来历。汤碧云说，这个地方远离城区，还没有通电，只能点上美孚灯照明了。佩佩笑道：“今晚的月色这么好，点上油灯实在有点重复。”汤碧云一听她这么说，果然就站起身，要吹灯，佩佩又把她拉住了，“既然点上了，何必吹它？再说有了这点亮光，我们的胆子也更壮一些。”然后，碧云坐在姚佩佩的对面，托着脑袋对她说：

“怎么样，这地方不错吧？”

佩佩见羊杂碎将他人的院宅向自己炫耀，全然不顾自己已经被扫地出门的事实，再看她脸上天真烂漫，一心盼着自己夸赞几句，心头忽然一动，不禁有些悲凉。夜空静谧，了无纤尘，银河泻影，月华静好。佩佩恍惚间简直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我的眼皮为什么抬不起来了？我的头为什么这么沉？她喝着加了桂花的茶，把手搭在窗台上，心里忽然想到：若是躲在这样一处园子里，一个人过一世，读它一辈子的春秋三传、四史妙文，倒也不枉来人世一遭……

羊杂碎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她拉住佩佩的手，道：“反正钱大钧也不在，不妨我们就在这里住一夜，明天一早离开，怎么样？”这个提议立刻遭到了姚佩佩的坚决拒绝。她沉下脸道：“这地方再好也是人家的。杭州再美，毕竟不是东京汴梁！只消看一眼就可以了，我们赖在这儿，到底也没什么意思。你赶快去收拾收拾东西，我们一会儿就走。再说，明天一早我还要去厂里上班呢。”

可碧云坐在那儿一动没动，那笑容那眼神越来越诡异。

“佩佩……”汤碧云轻轻地叫了一声，泪水又止不住地从脸上淌下来了。姚佩佩一看她流泪，心中凛然一震，忙问道：“羊杂碎，说实话，你今天到底怎么了？我怎么老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汤碧云掏出手绢来擦脸，嘴里含混不清地道：“佩佩，你可不要怪我。”

佩佩的脸色一下就变了。她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即将发生，猛然记起来，刚才进门的时候，她明明看见大门上落了锁，可仅仅这一眨眼的工夫，羊杂碎竟然给自己沏好了茶，那么这开水是从哪儿来的呢？想到这儿，佩佩不由得汗毛倒竖，她觉得自己的胆都快碎裂了，恐惧从脚底沁出来，顺着她的裤管往上爬，顷刻就漫遍了她的全身。

姚佩佩从桌边站了起来，指着汤碧云叫道：“羊杂碎，你，你在害我……”话没说完，就感到眼前的房子、月亮、窗户都裹在一个巨大的漩涡里，飞快地转动起来。而汤碧云那张暧昧的脸，竟然分出了许多重影，在她眼前分分合合，层层叠叠，似乎有一屋子的人在望着自己……她感到头脑昏沉，胀痛欲裂，腿脚却不听使唤，怎么也挪不开步子。她瘫坐在藤椅上，把桌上的茶杯猛地一推，一头栽倒在桌子上，沉沉睡去。脑子里最后残剩的一点幽微的光亮，旋即熄灭。她知道茶杯翻了，茶水在桌面上漫过她的手指，热热的。她听见茶杯在桌子上骨碌碌滚动着，最后啪的一声，摔在地上碎了。她知道，她那不切实际的梦想，她那脆弱得像冰块一样的心，她那深藏不露的骄傲和矜持，像花一样盛开在她的心底里的所有女人的秘密，都碎了。

姚佩佩从罗汉床上醒过来，首先看到的就是一轮皎洁的圆月，不过，它眼看着就要被房檐遮住了。鳞片般的云朵看上去很不真实，就像是天空突然皲裂，一圈圈银灰色的裂纹玲珑剔透。很快，她就闻到了一股烟味，可她的身体像是被什么东西绑住了一样，丝毫动弹不得。她觉得脑子里有一把锥子在搅着她的神经……她抬起右手，在床上胡乱摸了一下，就摸到了一条毛茸茸的大腿。于是，姚佩佩开始了她有生以来最为剧烈的尖叫。

“不要叫，不要叫！”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她耳畔说。

他将佩佩的脑袋扳过来，让她看着自己。姚佩佩看到他嘴角的那颗大痦子，立刻就不敢叫了。她哆哆嗦嗦地战栗着，身子一缩，那人顺势一揽，就把她搂在了怀里。

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乖乖，我的小乖乖，我的心肝！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的心就碎了！你还记得吗？就是在会议室的那次，你最后一个进来。找不到座位，就站在那儿，望着主席台，望着我。我当时就想，要是能把你身上的那件蓝色的列宁装全部脱掉，你会是什么样子？啊，你是一颗樱桃！刚刚长熟，那么圆，那么滑，那么红，还沾着露水。那么请问，我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我的小宝宝，就是把你一口吞下去，连皮带肉，一口把你吞下去。现在你就在我的肚子里。在这儿，你摸摸，姚佩菊同志……你的身体那么丰饶，比我无数次梦中见到的还要好上一万倍。亲爱的姚佩菊同志，现在我可以负责任地向你宣布，我爱你！经过慎重考虑，我同样认为，你嫁给我是合适的。请相信，它是纯洁的，亲爱的姚佩菊同志，你现在唯一应该做的事，就是接受它……

金玉的双手紧紧地箍着她。姚佩佩蜷缩在他怀里，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像个婴儿般温顺。她的身体像一团松松的棉花，使不上什么力气。没办法，真是没办法。金玉俯身蹭了蹭她的脸、她的眼睛。他的头伏在她胸脯上，嘴里像是含着一颗糖，喃喃低语道：

“姚佩佩同志，现在我要发动二次革命，杀他一个回马枪，您不会反对吧？我想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魂飞魄散……”

姚佩佩使劲地抓他、掐他、拧他、抠他，她所有的挣扎，却像和对方撒娇般绵软无力。金玉把她的两只手一起捉住，捏在一起，压在她脑后。佩佩就向他吐唾沫。可金玉不仅不生气，反而伸出舌头来舔。她的腰像一张拉满的弓，一次次高高地耸起来，迎向他。不行，不能这样！我的所有挣扎，在对方的眼中，不过是迎合和急不可待！那声音，听上去，就像是给墙基打夯。而那片薄薄的、易碎的膜，就是我一生的缩影：其中除了耻辱，什么也没有……

当金玉发出沉重的鼾声时，姚佩佩试了两次，终于能从床上坐起来了。金玉本能地用手来抓她，可佩佩轻轻一掰，他的手就松开了。

她的衣服和裤子在地上被扔得东一件西一件，鞋也不知被踢到什么地方去了。她摸索着在地上找衣服和鞋，手指被什么锋利的东西划了一下，她的手破了，可她并不觉得怎么疼痛。随后，她在内衣下面摸到了那个凉凉的东西，拿过来，凑在月光下一看，原来是一只摔碎的玻璃杯的底托。这块底托沉甸甸的，四周有一圈锐利的玻璃锋刃。她轻轻地将它搁在桌上，很快就穿好了衣服，可并没有马上离开。

她呆呆地依窗而坐。似乎正在极力回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可她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桌上的那块底托。她又回过头去，看了看那张罗汉床。金玉嘴里噗噗地吐着气，鼾声如雷。我要是把这个东西往他脸上一按，就像盖上一枚邮戳似的，他的脸会变成什么样子？月亮已经看不见了，可楼上楼下依然很亮，风吹动着树枝，下雨似的簌簌作响，像是在战栗，又像是叹息。她闻到了一股特别的香味，它不是来自桌上那尚未用完的锯末般的桂花，而是园子深处蔷薇似有若无的香气。

她简直没法摆脱那个疯狂的念头。她想到了赶紧离开这儿，可她脑子里有两个小男孩在打架：一个红衣红裤，怂恿她尽快下手；一个白帽白袍，劝她放弃。她口渴难忍，看见了桌上有只茶杯。她无法判断里边是否放了安眠药。奇怪的是，安眠药也有自己的意志，事实证明，它完全能够胜任裁判一职：当姚佩佩悲愤地想到，钱大钧是如何去县医院和药剂师密谋，又用了怎样的办法劝说汤碧云向自己的姐妹下手……她觉得没有必要再这样纠缠下去了，她已经做出了决定。

她把那块茶杯的底托拿在手里。还好，它很适合把握！她蹑手蹑脚走到床边，深吸了一口气。

佩佩，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我知道。

非得这么做吗？

对，非得这么做不可！

她不再犹豫，将茶杯底托的锋口朝下，对着床上那张衰老、松弛、肮脏的脸认真地比划了半天，然后，左手握住茶托，右手压在左手的手背上，用尽全身力气按了下去……她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正在发生的事，她的身体被金玉双手一推，飞了起来，她的脑袋撞在了对面的墙上。同一时间，金玉也已滚落在地。她看见金玉的两个眼窝里一起往外渗血。他弯着腰，脑袋转向左边，然后又转向右边，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嘴里嗷嗷乱叫。看不见了！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佩佩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恐怖的咆哮声。她爬到门边，拧开了房门的把手，赤着脚，发疯似的朝楼下跑去。

在楼梯的拐角处，金玉追上了她，在身后拦腰把她抱住了。两个人从楼梯上滚下来，一直滚到墙角的井台边。姚佩佩从地上站起来，正要往门外跑，发现金玉死死地抱住了她的一条腿。她感到自己的脚踝上都是血，湿乎乎的。她在月光下一眼就看到了井盖上压着的那块大石头，旁边还有一只铁皮吊桶。她想都没想就把那块大石头抱了起来，对着金玉的脑袋砸了下去，那声音听上去空洞而沉闷。她的嘴里一二三四地数着。当她数到第九下的时候，金玉的手松开了。他的身体一翻，仰面躺在井台边，不再动弹了。

姚佩佩在敞开的庄稼地里跳跃着，像一只善于奔跑的羚羊。结了籽的油菜秆抽打着她的脸，而稻田的淤泥常常让她的脚拔不出来。她在稻田和苜蓿地里奔跑了很久，可仍然找不到来时的公路。她疑心自己跑错了方向，又掉头往回狂奔。最后，在一条淙淙流淌的沟渠边，她看到了一个凉亭。它坐落在一片绿油油的甘薯地里。谁会在甘薯地里建这么一个亭子？自己会不会在做梦？要是有人轻轻地推我一把，说，你醒醒，你醒醒，我也许就会不费吹灰之力回到原来的世界中。

她看见匾额上隐约有“甘露亭”三个字。她知道，在镇江有一个甘露寺，那是传说中刘备招亲的地方，可眼前这座亭子又是哪个朝代的遗迹呢？她在凉亭里坐了一会儿，这才想到把满是血迹的外套脱了下来，随手将它扔在地上，然后去水渠里洗了洗手。要是能有支烟该多好！她的裤脚上也有血，可让淤泥一糊已经看不出来了。像一个真正的旅游者好不容易发现了一处古迹似的，佩佩认真地把亭子转了个遍。沟底里映出天空的云朵和明月。要是我把头从沟里钻进去，说不定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她意识到，等天一亮，她跑不了多远就会给人逮住的。她应该在天亮之前逃得远远的……或许，该找个地方先躲一躲？去哪儿呢？她很快就想到了开吉普车的小王……

姚佩佩回到自己的家中，天已经快亮了。她觉得自己太累了，苦胆都快吐出来了。还好，姑妈还没有起床，她可以从容地洗澡、换衣服，收拾随身要带走的东西。她还吸了两支烟。她从床底下把那个大旅行包翻了出来。当年，她正是提着这个包，跌跌撞撞地跟着姑妈到梅城来的，包上还有妈妈亲手用绒线绣的一个“菊”字。她用鸡毛掸子胡乱地掸了掸灰尘，开始往包里塞东西：两本书、半包大生产牌香烟、一瓶驱蚊油、一把木梳、几身换洗的衣服、一面小圆镜、一瓶雪花膏……很快，那旅行包就被她塞得鼓鼓囊囊的了。她拎着挎包走到门外，正准备去脸盆架上取牙缸，看见姑妈正对着墙上的镜子在梳头。

“今天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姑妈道，“晚上你是几点回来的？”

姚佩佩啊、啊地哼哼了几句，侧着身子走到过道的尽头，取下牙缸，用一条干毛巾包好，放进旅行包里。姑妈见她神不守舍的样子，又见她手里拎着大旅行包，觉得有点奇怪：“佩佩，你要出差去吗？”

“出差？对，对，出差。”姚佩佩道，“我要出去几天，姑妈，您能不能，借我点钱？”

“这是什么话！都是一家人，还有什么借不借的？你要多少？”姑妈嘴里这么说，可眼睛死死地盯着佩佩，眼见得是起了疑心。姑妈是个精明绝顶的人，如果时间一长，保不准就会给她看出破绽。

“你有多少？”姚佩佩尽量克制自己的心跳，灰灰地笑了一下。

姑妈说，她只有六七十块。“隔壁的阿牛娶亲时，刚从我手里借去了一百五十元，还没还回来。如果不够，我就去向人匀一点……”

“够了，够了。您快去拿来！我要赶五点钟的早班车，时间来不及了。”

姑妈诧异道：“你说五点钟？现在都已经五点半了！”

糟糕，说漏嘴了！

姑妈一转身进屋去了，半天没出来。姚佩佩听见姑妈正和姑父小声商量着什么。她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本能地预感到一分钟都不能耽搁了，心里一急，终于没敢等姑妈从屋里取钱出来，便提起旅行包，轻手轻脚走到门口，拉开门，叮叮咚咚地下了楼。

10

大街上还没什么人。

清风裹着阵阵炊烟和煤渣的气息扑面而来。她的目光越过运河上的拱桥，看见彩霞满天，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水站的老虎灶炉火通红，冒着一团团的水汽。旁边，有一个清洁工正在扫地。

她一口气跑到巷子口，这才意识到了这样一个悲哀的事实：她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去。车站广场的大钟敲着六点，她听见《东方红》悠扬的乐声远远地传来。这个曲子，她不知道听过多少遍了，可在这个清晨，它竟然是那么的优美！代表了这个城市的深稳和安宁……

大约十分钟之后，她来到了车站广场边的一个小食摊前。她在那里要了一碗馄饨，将口袋里的钱数了两遍，同时，心里盘算着逃亡的第一个目的地。她不得不接受的女逃犯的身份让她眼泪又流出来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围着白围裙的女人把馄饨端来了，她却一点胃口都没有。她不由得转过身来朝车站的售票窗口张望。

那儿排起了两条长队。两名纠察队员戴着红袖章正在逐个盘查买票的人群。不会吧，怎么这么快？行将落网的恐惧使她不敢朝那儿多看一眼。正在这时，她忽然听见身边有个人瓮声瓮气地道：

“你的馄饨都凉了。”

佩佩一侧身，看见小摊上还坐着一个人。那人身穿蓝色的工作服，衣服上沾满了黑色的机油，也许是小时候得过天花什么的，满脸坑坑洼洼，正在那儿吃油条。佩佩的心里倦倦的，没心思搭理他。

“喂，你的馄饨都凉了！”那人又道。

“我不想吃。”佩佩不耐烦地道。

“真的不想吃？”那人道，“你要是不想吃的话，我替你吃了吧，这么好的东西浪费了也真是可惜。”

“随便你。”佩佩冷冷地道。她再次转过身去，眼睛仍然盯着售票处的窗口。

那人吃完饭站起身来，抹了抹嘴，看了姚佩佩一眼，道：“你去哪儿？”

姚佩佩心想，这个人无端吃掉了自己的馄饨，还挺啰唆的！便胡乱地说出了一个地名：“去界牌呀。”

那人呵呵地笑了起来：“也不能白吃你的东西。如果你还没买票，又不嫌臭的话，我捎你一段怎么样？这样你可以省下车票钱。”

原来他是一名卡车司机，正要运一车生猪去鹤壁。他说，他的车虽然不经过界牌，不过可以把她带到丁卯镇：“如果抄近路的话，从丁卯到界牌也用不了半小时。”

见他这么说，佩佩心里道：我去界牌那个鬼地方干吗呢？可转念一想，还是先逃出梅城要紧，她抬头朝公路边望了望，果然看见路边停着一辆大卡车，车厢围着一层铁栏杆，一群大白猪在里边挤来挤去，哼哼直叫。

“那就难为你了。”佩佩赶紧站起身来，对他笑了笑。

那人倒也和善，一拍胸脯道：“敝人名叫周树人，你就叫我老周好了。”

说完，就从她手里抢过旅行包来，大步流星地走了。姚佩佩一听到“周树人”三个字，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由鲁迅先生亲自护送自己出逃，就算是给他们逮住了，一枪崩了，也算是值了。

老周已经把驾驶室的门打开了，佩佩的一只脚踩上踏板，周树人在身后将她轻轻一托，她就上了车。

一路上猪粪臭味扑鼻，可她一点儿也不觉得难受，心里反而有一种奇怪的安宁。那周树人长得高大粗壮，也给她以稳重踏实的感觉。她眯上眼睛，让秋日艳阳一照，心里稍一放松，就觉得困倦一阵阵袭来。

“你要是想睡，就好好睡一觉，反正到丁卯还早着呢。”

周树人从背后拽出一条脏兮兮的毛毯递给她。姚佩佩把毛毯盖在身上，闻着毯子上的烟味和汗臭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她觉得自己刚睡了一会儿，周树人一个急刹车，她就醒了过来。汽车被堵住了，排起了长龙，她在恍惚中看见了梅城县医院的大门。原来开了半天还没有出城呢。

“好像是出了什么大事。”周树人神情严肃地对她道，“怎么来了这么多公安局的人。”姚佩佩一听见公安局三个字，顿时吓得睡意全无。她探出头去朝外面一望，果然看见公安局的人在县医院门前设了一个临时哨卡，正在那儿盘查过路车辆。

到了这个时候，姚佩佩才开始有足够的勇气来回忆一下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么大的石头在他的脑袋上砸了九下。

如果让时间倒流，重新回到昨晚的中秋之夜，而命运允许她重新做一次选择，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嫁给金玉。毫不犹豫。她会把所有的屈辱都吞到肚子里，像条狗一样侍奉他，做他的奴隶。我可以跪下来舔他的脚。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甚至还会尝试着爱上他，替他生儿育女。与现在的处境相比没有什么是不可忍受的。她怕死，真的怕死。

不一会儿，几个公安局的人已经朝他们走过来了。她看见周树人已经下了车，高举着双手正在接受公安局的盘问。与此同时，另一名警察朝她快步走了过来。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枚哨子，怀里夹着红绿两色的三角旗，姚佩佩和他一照面就觉得这个人面熟，可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那人面色凶狠地盯着她，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来：“我们正在奉命抓捕一名重要的案犯，请出示你的证件。”

“你们不要查了……”

姚佩佩在顷刻之间就失去了控制，尖叫着向他怒吼道：“你们不要查了。我就是你们要抓的那个罪犯。”

那人经她这一叫，也吓了一哆嗦。他用旗杆挑开通往车厢的帆布朝里边张望，他的整个身体都压在了她的肚子上，嘴里的热气带着洋葱的味道喷在她的脖子里，半天才道：“你刚才说什么？”

“我就是你们要抓的罪犯。”姚佩佩哆嗦着，怪异地笑了笑，“我杀了人，真的，不骗你。我用石头在他脑袋上砸了九下。血衣就扔在甘露亭外的番薯地里……”

大盖帽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怒道：“配合公安部门的工作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你有什么可抱怨的？你再这样胡说八道，干扰我们的正常工作，我当真就把你抓起来。”说完嘭地一摔车门，走到一边抽烟去了。

11

高麻子来梅城开三级干部大会，就住在西津渡的朝阳旅社。每天散会之后，他都要买上一些吃食，带上一瓶酒，到胭脂井来找谭功达聊天。张金芳已经在房子后面搭了一个临时厨房。墙身由土积泥砖砌成，顶棚铺上塑料薄膜和稻草，以遮风挡雨。塑料薄膜既不透气，也不吸水，经热气一蒸，顶棚上就缀满了晶莹透亮的小水珠。

谭功达笑着对高麻子道：“这是真正的蒸馏水，若是把它们收集起来，可以送到医院当注射液用。”

这天晚上，张金芳吃完饭，带着孩子早早上床睡了。两个人坐在小马扎上，在地上铺了一块油毡布，摆上两盆猪头肉和花生米，围着炉子喝酒闲聊。谭功达压低了声音问他，能不能收留他回普济做一个真正的农民。这些天，他被圈在这个传说中的烟花之地，都快憋出病来了。

“假如你认为合适的话，我明天就给县里打报告，告老还乡。不过——”谭功达略微迟疑了一下，夹了一粒花生米放入口中，接着道，“金芳不愿意回乡，她说就是在城里做个饿死鬼，也不能再回乡下了。”

高麻子沉吟了半晌，安慰他道：“要回普济，这容易。我马上就可以替你们安排。你在普济的房子已经变成了村里的仓库，要把它腾出来，需要一段时间。另外，我劝你再等等，事情或许还没有绝望到这个地步。”

谭功达又问他，最近的三级干部会都有哪些议题，讨论些什么样的问题？高麻子怕说多了让他受刺激，只拣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对他略略说了说，一味劝他喝酒。谭功达忽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来，红红的脸上有些兴奋。他诡秘地对高麻子笑了笑，道：

“我给你看样东西。”

说着，就把墙角那个公文包拿了过来，从里面取出一叠厚厚的信纸来，递给了高麻子：“我昨天刚刚写完，你能不能把它拿到会议上去讨论讨论？”

高麻子接过那叠信纸一看，原来是一份关于在梅城兴修下水道工程的建议书。他只是粗粗一翻，并未细看，随手就将它扔在了炉边的一摞蜂窝煤饼上。

“你是哪里冒出来的这些怪念头？”高麻子笑道，“你都落到这步田地了，还琢磨这些不着边儿的事干什么？”

谭功达见高麻子将自己熬了六七个通宵才写好的报告随手一扔，实在心疼，立刻就有些不高兴了，耐着性子道：“这可不是什么怪念头！而是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

他解释说，自从搬到胭脂井来以后，“突然发现”这里的每户居民都要定时倒马桶，由运送粪便的大车统一拉走。每天早上七八点钟，家家户户都把马桶拎到马路上来倒。妇女们一边高声谈笑，一边刷着马桶，很不文明。何况运粪的铁皮车密封性太差，一路走，一路洒，弄得整条街臭气熏天。“太落后了！这样的状况一天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苏联的高加索地区，五十年代初就建立了完备的下水道系统，家家户户都用上了抽水马桶，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就更不用说了……”

高麻子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揶揄道：“你原先住在冯寡妇的老屋时，难道就没有倒过马桶？”

“没有，没有。我从来就不用那玩意儿！”

“那你怎么拉屎撒尿？”

“我让人在屋子后面的竹林里挖了一个茅缸。”谭功达孩子似的看着他，笑道。

“你如今是戴罪之身，忽然搞出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报告，谁会理你？”

“你就说是你写的。”

“我可没你那么爱做梦。简直是异想天开！”高麻子多喝了几杯酒，声音也渐渐地高了起来，把那不该说的话也一起说了出来，“我有一句话，说了你可能不爱听，你猜猜看，当我听说你被撤职之后，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永远猜不到！我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有点暗自庆幸。坦率地说，我觉得你早就该下台了。你看看，好好的一个梅城县，被你折腾成了什么样子？！我也知道钱大钧、白庭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蝇营狗苟，利欲熏心，但总还是现实主义者吧？由他们来掌管梅城县，至少还不像你那么离谱……”

张金芳并未睡熟。高麻子的一番话，她躺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这么刺耳的话，她料想丈夫经受不住，便拼命地咳嗽，提醒谭功达克制。可是已经晚了一步，谭功达涨红的脸，憋了半天，终于由红变紫，由紫变黑，最后变成了铁青色。末了，他咬牙切齿地挤出一句话来，道：“时候不早了，你该走了。”

“你是在下逐客令吗？”高麻子讪讪地笑着，可脸色也变了。

“你要是这么想，也可以。”谭功达冷冷地说了一句，随即站起身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高麻子梗着脖子道，“我好心好意来陪你喝酒……”

“可我并没有请你来！”谭功达叫道。

第二天晚上，高麻子未再登门。傍晚时分，张金芳愁容满面，朝巷子口望了又望，直到夜阑人静，月上树梢，这才把门关了，对谭功达叹道：“如今我们就只剩下了这么一个朋友，可昨天你把他也得罪了。”

到了第三天的中午，高麻子又乐颠颠地跑来了。他手里大包小包，拎了一大堆东西，一进门就嫂子长嫂子短的，就当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谭功达躲闪不及，可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僵在一边。

高麻子给腊宝买了一袋大白兔奶糖，给张金芳买了一段劳动布裤料，还有一网兜皱巴巴的国光苹果。张金芳喜笑颜开，有些夸张地对高麻子道：“你昨晚怎么没来？你大哥等了你一宿，觉都没睡安稳。”

谭功达把头扭向一边，仍然在为前天的事生气。

高麻子见状，便嬉皮笑脸地对张金芳道：“这话你可说错了，我叫你嫂子，那是出于尊敬，可论年龄，我比老谭还大一岁，他该叫我大哥才是！功达，你说对不对？”

谭功达见高麻子腆着脸与他缓颊，不接话也过于不近情理，便硬着头皮道：“要是没我这个大哥，嫂子又从何而来？”

他这一说，三个人都笑了。张金芳松了一口气，正要去里屋倒水沏茶，高麻子忽然说道：“不忙不忙，我是来辞行的，要去车站赶四点半的车回普济，和功达说几句话就走。”

张金芳道：“怎么忽然要走？三级干部会不是要开到十七号才结束吗？”

“咳，县里都乱成一锅粥了，会议也只好提前结束了。”

“出什么事了？”谭功达问道。

高麻子看了看张金芳，这才对谭功达说：“功达，原先跟你的那个女秘书，叫什么名字来着？”

“姚佩佩。”

“对，姚佩佩。”高麻子道，“她杀人了。”

谭功达见高麻子突然问起姚佩佩，又说到杀人二字，吓得脸色煞白，两腿都有些发软。他一把拽住高麻子的手，惊道：“老高，你是说佩佩？姚佩佩？她杀人了？”

高麻子静静地点了点头。

“怎么可能？你不会听错吧？她那么一个胆子像针鼻似的人，平常见到个蟑螂都要吓得晕过去，她会去杀人？”

“千真万确。我开始也不太相信，但这个消息是白庭禹在大会上宣布的，怎么会有错？现在外面大街上到处都是公安和联防队员，梅城通往外面的路口都设了哨卡。”

“这么说，她还没有被捉住？”

“时间早晚而已。”高麻子叹了口气，一只手搭在谭功达的肩上，使劲捏了捏，道，“她一个女孩子家，能跑得了多远？功达，我这就得走，不然就赶不上班车了。”

谭功达怔怔地看着他，只觉得脸颊发热，四肢麻木，脑子里一片空白。张金芳斜着眼睛看着丈夫，脸上浮着一缕冷笑。

送完高麻子回来，张金芳见谭功达仍然傻傻地坐在床边，手里捏着一个拨浪鼓，便拿起扫帚柄，捅了捅他：“嘿，你傻啦？”

她推了推他，摸了摸他的脸，像火一样烫。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对面墙壁上颤动的阳光，目光呆滞。

“那小婊子杀了人，与你有什么相干？你发什么呆？”张金芳道，“就是株连九族，这一刀也砍不到你身上，你慌什么慌？老实说，你原先跟那小婊子是不是有一腿？”

差不多两个星期之后，谭功达在街上散步的时候，看见巷子口的灰砖墙上，贴了一张通缉令。这张通缉令是由鹤壁市公安局正式签发的，他一眼就认出了姚佩佩的照片，心里像是被刀子剜了一下，一阵钝钝的痛。那张照片又小又模糊，不过他还是很容易回忆起那张既骄傲又羞涩的脸，能够分辨出她脖子上深绿色的围巾。照片上的姚佩佩比现在要年轻许多，扎着羊角辫，嘴唇微微上翘，虽然稚气未脱，却带着几分忧戚，像是为什么事情而生气。

那时，省委金秘书长的追悼会已经开过了。悼词经过精心的修饰，仍然疑点重重，不能自圆其说。姚佩佩的逃亡，传言中赤身裸体的尸身，与悼词中“与歹徒搏斗，壮烈牺牲”一类的字眼，不难让人勾勒出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姚佩佩在那个中秋之夜所遭受的种种屈辱，也不难想象。当然，谭功达也不难发现自己的罪孽。他想起七八年前，那个除夕前的傍晚，天上一阵一阵地下着雪，他和白庭禹去梅城浴室洗澡，他好不容易挤到窗口，将钱递给她，姚佩佩刷地一下从他手里抓过钱去……她那尖尖的指甲从谭功达的手背上划过，印痕却留在了心里……

谭功达每次经过巷子口的时候，总要忍不住停下来，朝那通缉令看上一两眼。他觉得姚佩佩就在那儿。

到了晚上，照片上的那个形象伴随着日渐丰满的月亮，一起来到他的梦中。

十一月的秋水冲刷着灰砖的墙面，将那张告示刮得不知去向，墙面上只留下了一个残存的白框，她仍然在那儿，在雨中注视着自己。

到了十二月底，呼啸的北风和肆虐的暴风雪让那处白框也发霉变黑，可她还在那儿。

她那略带讥讽的、悲伤的脸，她那碎碎的笑容，从未改变。

元旦刚过，谭功达收到了一封由信访办老徐转来的挂号信。信是聂老虎从鹤壁寄来的，他在信中问谭功达，是不是愿意换个环境，离开梅城这个是非之地。他已经正式向省委打了报告：“我的初步设想，打算任命你为地级巡视员，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待几年，对农村的实际状况做些调查研究，以便以后重新出来工作。这样一来，也可以恢复（至少恢复一部分）你的工资待遇，不至于穷愁潦倒，就此一蹶不振……”

当天晚上，谭功达把这封信的内容跟张金芳说了一遍。那时候的张金芳已经怀了四五个月的身孕，肚子渐渐大起来了。由于从九月份起就停发了工资，张金芳已经好久不愿意和他说一句话了。他原以为妻子一听到他新的任命，必然会欢天喜地起来，可奇怪的是，张金芳听了，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好半天才淡淡地说了句：“这样也好。”

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份，春草返绿，雨水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他的任命终于下来了，是去邻县的花家舍人民公社当巡视员。副县长杨福妹专门找他谈了话。这一新的任命到了她的口中，就变成了“去农村接受监督改造”。经过半年多的赋闲和磨炼，谭功达已不复当年的鲁莽和急躁，对杨福妹的故意曲解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匆匆忙忙准备了行李，到了五月末，就到几十华里之外的花家舍履新去了。

临走前，他和张金芳的孩子已经出生了。那时，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包粽子，过端午节，谭功达就给儿子取名谭端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