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才有了农业和定居生活，不再像野生动物一样四处流动觅食。这是距今约一万年前开始的变化。

在人们的感觉里，新石器时代应当是世外桃源一样，与世无争，或者说是落后、停滞的。不过，和生物的自然进化相比，数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充满着剧变。下面，我们以千年为时间单位，简要描述一下新石器时代人群的发展历程。

做一个穿越假设。如果一群现代人回到六千多年前的仰韶半坡文化新石器时代，比如陕西临潼的姜寨遗址，他们看到的是，山坡下有一座小村寨，有两三百名村民生息在这里，村子的中央是一片小广场，周围环绕着几十座大大小小的茅草屋，猪、狗、鸡在草屋之间闲逛，村边的陶窑冒出淡淡青烟，身穿粗麻布衣的男女用泥巴捏制陶罐坯，在上面描绘黑色图案。

村落外，是成片的农田，谷穗在风中摇曳，它们产出的粟米（小米）是村民的主粮。几个男人正在给一只马鹿剥皮，用石头小刀分割皮肉，再用木柄石斧把骨头砍开，骨渣飞溅，引来几条狗围观争抢。

穿越而来的访客发现，有一条四五米宽的壕沟包围着村寨（考古报告一般称之为“环壕”），沟底有积水和尖木桩防范入侵者，内侧还有一道木头栅栏，只有一座原木搭成的小桥可以进入村落。这群访客已经饿了，想从村里交换一餐午饭——在“原始人”眼里，他们携带 的小镜子和打火机等是高价值宝物。

但还没等来访者走近小桥，狗已经发现了异常，开始狂吠。所有村民都放下了手中的活计，拿起棍棒或弓箭，叫喊着冲向木栅。射向陌生人的是羽箭，箭镶用骨头或石头磨制，插在木箭杆的顶端，用细麻线绑牢。被射中会很痛苦，即使拔出木杆，箭镁也很容易留在体内，被肢解的马鹿就是例子。

第一次尝试失败后，穿越者切换了一种模式，这次是下一个千年，距今6000—5000年之间。

小村落还在原地，只是房屋的布局不再是紧密环绕，而是三五成群，零星分布。村外的壕沟也已经废弃，被生活垃圾填平，人们可以随意进入村落。其他的变化似乎不大。

来访者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他们不再指望和平交易，而是偷偷靠近，然后齐声呐喊，冲进村落——有人还点燃了烟花爆竹。村民被这 些奇装异服、掌控着火和雷电的入侵者吓坏了，夺命狂奔而逃。

于是，这群现代人成了征服者，一切粮储和禽畜都是他们的战利品。但好景不长，大半天后，开始有全副武装的“原始人”成群出现在村外。有上千名手持石斧、石矛或弓箭的成年男女，站在最前方的，是头发上装饰着羽毛的巫师，他正在用咒语高声诅咒入侵者。一名男子显然是首领，戴着一串野猪牙项饰，用红石粉涂抹脸颊，手拿一柄玉质光泽的石斧，几名长老簇拥在他身旁，正在合谋进攻方案。

结果是，不论死活，入侵者都将被斩首奉献给本地的守护神祇。

上面描述的这两种区别，是6000年前中国新石器时代发生的变化。

距今6000年前（仰韶文化前期），村落规模不大，是独立的生活 单元，房屋建筑或者中心环绕，或者整齐联排，可能和其他村落贸易、通婚，但固守着本村落的集体自治生活；有自己的防御体系，村落之间时而爆发冲突，坟墓里中箭或被斩首的尸骨是己方战死的勇士，而俘获的敌人则会被处死扔到垃圾坑中，还可能有一些零碎尸骨被抛撒在村落内外。

比如，宝鸡北首岭77Ml7，仰韶文化半坡阶段，距今6000年，墓主是一名成年男子，可能在对外械斗中被砍掉了头颅，族人特意用一个造型奇特、有黑色花纹的陶罐代替，以示哀悼。随葬器物比较多，还有骨镶等兵器。

距今6000年后，村落的集体生活特征逐渐变弱，独立防御体系也逐渐消失，出现了更大范围的政治体——十几个村落形成的“部落”。这些部落往往有上千人，有世袭的头人及各村（氏族）长老组成的议事会，还有自己部落的图腾和英雄传说。村落没必要再维持单独的防御体系，倘若受到威胁，整个部落都将集体应战，就像穿越者第二次到访的情景。

这种由若干个村子组成的部落，面积可能如同今天的一个或几个乡镇。头人居住的村落是中心，会建造一座比较高级的夯土地基的房子，大约100平方米，作为头人和长老议事的场所以及举行集体仪式的会堂。头人的中心村落可能有防御工事，如壕沟、栅栏等。

比如，秦安大地湾四期F901，距今5000余年，主厅面积131平方米，包括院落在内，则为420平方米。房屋地基使用的是特殊的料磁石三合土，平整光滑，硬度接近现代水泥地面。厅内正中有一座圆形大火塘。F901应当是部落的中心建筑，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家庭生活的遗迹很少，可能并非部落头人的家宅，主要充当头人和长老议事的场所。

以上，是距今6000—5000年间（仰韶文化中期）发生的最明显变迁。

在千年的维度上，很多变化都是缓慢的。各种技艺的水平，如农 作物种植、家畜养殖、制陶、纺织等，一直在缓慢提高着，人口或村落的总量也在缓慢增长。但这些都是量变，而非质变。

唯一明显的变化，是人群“共同体”规模的扩大，已经从百人级别增长到千人级别。它带来的影响也更直接：村落之间的冲突成为过去，和平的日子更多了，但部落间的战争规模却更大了，伤亡也更多。

再到下一个千年，距今5000—4000年之间（仰韶文化末期与龙山文化期），有些地区的人群共同体则变得更大，几个或十几个部落汇聚成了早期国家，如陕西石峁古城、山西陶寺古城，能统治一两万甚至三五万人口，面积相当于今天的一个或两三个县。其中，统治中心已经形成城市，面积有两三平方公里，周围环绕着数米高的夯土或石砌城墙，城内有数百平方米的大型宫殿，上层贵族开始使用精美器物，死后的墓葬里也堆满了豪华随葬品，而且经常用人殉葬。

有些较大的都城，居民会过万，多数是农夫，也分化出了手工业者、世袭统治精英，以及巫师等专业知识人群。巫师观察天象，编制早期历法，研究占卜通神之术。甚至可能已经有了记录语言的原始符号，初步的冶铸铜技术也在悄悄流传。

这时，国家、王朝和文明时代已经不远了。

以上两千年历程，是新石器中晚期到文明（青铜）时代前夜的变化大趋势：从村落到部落再到早期国家。通俗一点说，就是从村级到乡级、县级的递增升级。

对于如何称呼不同规模的人群共同体，特别是万人规模的早期国家，中外学者使用过不同的词，如方国、酋邦、古国等。从便于理解的角度考虑，本书采用“早期国家”和“古国”之称。

但需要注意的是，村落一部落一古国只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描绘的总体趋势，并不意味着距今6000—4000年间的所有新石器时代人群都准时加入了这个进程。在有些交通不便的地区，孤立的村落可能存续到三四千年前，而部落共同体可能存续到一两千年前，甚至一百年前。这首先是地理条件的限制，越是偏僻、交通不便的地方，小型共同体越容易维持，而缺乏天险环境中的人群更容易被裹挟进更大的共同体。另外，也可能会有历史当事人的主动选择，但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已经无法验证了。

多数早期国家并不能维持长久繁荣。距今4300—4000年间，华北很多地方同步出现了古国兴衰的一幕：陶寺（山西襄汾）、石峁（陕西神木）、清凉寺（山西芮城）和王城岗（河南登封）等都曾出现古国气象，但在繁盛两三百年后，都发生了解体，重归部落共同体的水平。

为何迈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会如此艰难？现在尚未有确定的答案。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陆续发掘出多座距今5000年左右的“古城”，如湖南澧县的城头山和鸡叫城，湖北天门的石家河……一时间，长江中游似乎要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地。

但后续的发掘并未发现跟早期国家与文明相伴生的更多元素，如巨大的宫殿建筑、社会分层现象、金属冶炼技术等，“长江文明起源说” 遂逐渐沉寂。

不过，为何长江流域曾产生众多古老的“城”，却是个有趣的问题。若要一探究竟，先要理解黄河与长江流域以及旱作与稻作农业的关系。

新石器时代是基本农业的时代，在人类驯化的主粮中，中国占了两种：黄河流域的粟米和长江流域的水稻，它们分别需要旱地和水田环境。

这两种作物的人工驯化都发生在一万余年前。水稻的考古证据更多一些，因为稻米颗粒大，古人制陶时常在泥坯中添加稻壳，便于考古发现。在长江以南的湖南、江西和浙江，均发现有上万年前的水稻遗存。

稻田需要灌溉和排水系统，需要平整的水滨田块，这是北方旱作的粟和黍从来不需要考虑的。长江流域的新石器人群一直忙于水利设施和稻田工程，而水利设施达到一定规模后，无论耕作面积，还是收获量，都会有实质性的提升。所以，在距今6000—4500年间，两湖地区出现了众多繁荣的稻作聚落。

至于考古报告宣称发现的那些“城址”，其实是为了防洪目的堆筑的。所谓的“城墙”，大都宽数十米，高数米，非常平缓，人可以从容地踱步而上，没有军事防御作用，其用途是防洪，供人们在上面建房定居，躲避南方常见的水患；而挖土形成的洼地水塘，是灌溉稻田的储水设施，有些甚至直到今天还在使用。这种环形土堤是人们改造湿地的手段，直到近代，湖北还有很多，方言称之为“垸

比如，湖南澧县的城头山“古城”，是一直径300多米的近圆形土围子，其“城墙”非常宽，且平缓，本质是土堤。距今6000—5000年间，经历过多次扩建，取土洼地形成了水塘，有些至今仍在使用。

不过，即使城墙不是军事防御之用，这些水乡古城的意义还是重大，说明当时的人为建造大型水利设施，已经形成超出村落甚至部落规模的较大共同体，统一规划施工，共享水利设施带来的收益。

这是一种基于集体协作的“小流域治理共同体”，不仅人口密度和数量有了实质性的飞跃，而且由于共同体建立的基础是水利协作而非军事征服，所以这些“古城”没有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现象，比如，没有特别奢华的墓葬和首领宫殿，战争和屠杀的迹象很少，人祭现象也一直不多。这些都和稻作文化区依赖协作、联合建设水利工程有关。

这种比较和平、均等的稻作社会，还有与之“配套”的原始宗教理念。位于长江中游的5000年前的屈家岭文化，盛行一种埋葬陶器祭祀的风俗，而且是特制的大型陶“筒形器”；后来，又演变成制作巨量的泥塑人偶、动物、小杯子等加以焚烧和掩埋。我们不知道这些行为的具体含义，但它们的社会功能比较清晰，就是群众参与性强，没有财富门槛。这和缺乏战争与人祭的社会环境比较搭配。

比长江中游稍晚一点，距今5000—4900年间，在今浙江杭州市西北郊的余杭区也出现了大型防洪“良渚古城”，以及复杂的灌溉堤防体系。这座古城一度接近了早期国家的门槛，有非常明显的阶级分层，贵族统治者有建在土筑高台之上的豪华殿堂，墓中随葬大量精美玉器，有些高级玉器上还刻着宗教意义明显的“神人兽面纹”和神鸟纹，可见祭司阶层比较活跃。

在良渚古城的繁荣阶段，并未见到人祭现象，而且它的繁荣只维持了一两百年，然后王这一级别的宫殿和墓葬都消失了，社会又退回 到部落林立的状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 354、364、440 页。]。后来，在今太湖东岸的良渚文化地区发生了频繁的冲突，伴随着批量杀人献祭和人殉现象（今江苏昆山、上海青浦地区），但这些冲突一直停留在部落间战争的层次，从未发展到古国水平。

结合气候变迁看，在一万多年前，地球的上一轮冰期结束，气温持续上升，开始进入“全新世大暖期”，到距今5000年左右，湿热气候达到顶峰，长江流域人群兴建水利设施的高峰也恰好出现在此时。然而，在距今4500年之后，长江流域曾经繁荣的古城皆陷入萧条。有学者认为，是大洪水导致了南方的低迷，但证据尚不够充足。

再来看人祭宗教现象。

距今6000年前，黄河流域开始有零星的苗头，如西安的仰韶半坡遗址，村落中心一座半地穴式大房屋F1的地基中埋了一颗人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 1963年，第18页。]：这座房屋是村落的公共活动中心，在地基中埋入人头应当有宗教用途。

距今4500—4000年间，南方稻作区陷入沉寂，黄河流域则开始进入龙山文化阶段，各地出现了很多部落间的冲突或战争迹象，证据是批量处死的尸骨以及夯土或砌石的城防等。比如，河南的王城岗古城，宫殿夯土中有13座人奠基坑，每座坑中都埋有多具尸骨，但由于没有全部发掘，所以无法统计用人总量，唯一完整发掘的一号奠基坑内埋有七具人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 版社，1992年。]。在河南安阳后冈，发掘出39座不大的房屋，奠基童牲27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说明这里修建房屋流行用儿童奠基[到殷商后期，这里又出现了恐怖的H10圆形三层祭祀坑，不过和龙山时代相 隔已有一千余年。]。陕西神木石峁古城东门，至少有五座人头奠基坑，埋有青年女子人头近百颗。山西 襄汾陶寺古国的宫殿区也有人头奠基坑，芮城清凉寺墓地中则埋有大量殉葬的人。

此外，在一些部落级别的聚落里，也有多人一起被杀的现场，从河北、河南到陕西，都发现了此类尸骨坑，如邯郸涧沟、郑州大河村、洛阳王湾、西安客省庄等，但尸骨码放并不规整，也没有其他的祭祀特征，所以不能确定是否都是宗教目的的杀人献祭，也许有些只是对俘虏的批量屠杀。

在新石器时代，华北地区之所以动辄爆发冲突或战争，人祭兴盛，可能和旱作农业不需要水利设施[至少是石器时代还不需要，到铁器时代，随着华北人口密度增加，有些旱作 地区也需要灌溉设施来提高产量。]、人群之间没有协作的动因有关。而伴随着征服的，是人群共同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从而催生了众多古城和早期国家。

不过，简单的分类和归纳注定不足以涵盖复杂的社会现象，任何“规律”都会存在例外。稻作的良渚文化内部也曾有过局部冲突和人祭现象；华北各龙山古国中，人祭和屠杀的数量也不相同，陶寺的人祭可能要比石罪少得多。[石峁遗址有中心宫殿建筑区“皇城台”，有外围石砌围墙，虽然目前只在城 墙东门和皇城台分别发现密集的人头祭祀坑以及部分尸骨坑，尚未发布详细 的发掘报告，但仅从东城门祭祀坑看，石树古国的人祭行为已经有很大规模。]

到距今4000年前，华北地区一度星月同辉的各小型古国陷入沉寂，部落间的冲突现象也已减少，长江和黄河流域则了无生气。此时的华北地区虽零星地存在两种技术，一是可能从西北方传来的处于起步阶段的冶铜技术，二是从长江流域传来的非常成熟的水稻种植，但它们似乎并未引起华北新石器人群的太大关注，还只是可有可无的点缀。

然而，在河南的嵩山脚下，却有一个小部落意识到了这两种技术的价值，而且也善于寻找更适合发展这两种技术的新环境，于是，华夏第一王朝的故事开始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