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沱河从群山中流出，与黄河最下游的湿地融为一体。麋鹿在浅水草滩觅食，一旦受到惊吓，便会迅速藏身到芦苇荡中。

草莽和湿地中点缀着小小的农业聚落，农民住在狭窄的半地穴式窝棚里，种植谷子、豆类、麻和桑树，也捕鱼射鸟，采摘野果，用麻皮和桑蚕丝纺织衣物。按《禹贡》的说法，这里属于“鸟夷皮服”的 蛮荒之地，但进入王朝时代后，也开始出现显贵的统治者。

在石家庄市东郊藁城县的台西村有一处商代遗址，是海沱河的冲积平原，有三座土丘高出地面数米，长约百余米，可以暂避周期性泛滥的洪水。土丘之上遍布商代遗迹，1973—1974年，考古队在其中的“西台”周边发掘了一批房屋和墓葬，就此，一个商代小型聚落逐渐被揭开了部分尘封的面纱。

在诸多商代考古遗址中，台西的规模很小，“知名度”也不算高，但它是商王朝权力体系最末梢的完整个案。可以说，关于商王朝如何统治幅员上千里的辽阔疆域，台西是最难得的缩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以下有关该遗址的基本信息和图片，未注明出处的，皆出自该书，不再详注。]

发掘显示，最早在台西生活的是贫穷农夫，他们住在狭小的半地穴式窝棚里，使用石头和骨头做的农具，在地上挖掘不大的窖穴储存粮食，用粗糙的夹砂陶器烹煮食物。这种新石器时代的生活场景已经延续了数千年。

然后，一群使用青铜武器的外来者占据了台地，建立了对周边农业聚落的领导权。没有发掘到他们住的房子，但在西台土丘边挖到了他们的家族墓葬。

这是3300年前，商王朝已经建立近三百年。此前，商朝的统治中心一直在黄河之南，直到商王盘庚把王都迁到黄河北岸的殷地。迁都后，王朝需要调整防御圈，特别是要加强对蛮荒北方的防御，于是， 一批批商人部族从殷都迁往北土，沿着太行山建立军事聚落。

来到石家庄台西的这几十名武士以及他们的家眷和仆从，要为王朝守卫海沱河南岸——新营建的殷都在南偏西方八百里外。这是一个和盘龙城完全不同的据点，更接近商王朝的常态。

这群武士在台西立足数十年，第三代人已经出世。之后，源沱河的一场大洪水淹没了一切，包括武士和农夫们的房屋，地势较高的墓区还淤积了一层厚厚的细土，夹杂着河蚌和田螺。

当洪水褪去，武士们需要建设新居。这次他们把房址定在了西台边的高地。这里是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的墓地，不过现实的需求更重要，更何况，墓地已被覆盖在淤积的泥土之下。

发掘显示，青铜武士们认真考察了西台周边的地势，先是用白石粉划出新居墙壁的轮廓，接着平整土地，开挖基槽，夯筑起半米多厚的土墙，墙体用土坯垒砌，高2米以上（当地简陋的版筑技术似乎不支持筑太高），然后在土墙之上安放木头橡条和椽子，铺垫芦苇束，抹草拌泥，屋顶就宣告建成了。

到这里，一切似乎都很自然，但考古发掘揭开了惊悚的一幕。

一座两间连体的房子（F2）西墙的基槽里，埋着一件陶罐，里面是一具不满三岁的幼儿尸骨。显然，这是给新房奠基的巫术，用幼儿向土地之神献祭，以保佑家宅平安。献祭的死者不止幼儿，朝东的屋前还有四座祭祀坑，其中三座各埋入一只猪、牛、羊，第四座坑（H104）埋的则是人。

H104的边长2米左右，方形，深约1.5米，底部埋有三人。一名十四岁的少年可能先被杀死，被扔在坑角；然后是两名成年男子，被捆住两腿扔进坑内，胳膊呈挣扎状，但尸骨并不在坑底部，而是弯曲在从20厘米到120厘米高的曲面上，说明当献祭者向坑内填土时，两名男子曾努力从土中蠕动钻出，直到力气耗尽，才被活埋。

从骨架姿势看，他们都是捆绑后被推入坑中活埋的。南侧的男子，三十五岁左右，两脚被捆，两手撑地，头仰起，呈挣扎反抗状；北侧的男子，年满二十五岁，两脚亦被捆绑，头朝下，两臂张开，亦呈挣扎反抗状。两具骨架几乎平行，可能是同时被推下坑的。

这座房子还有更匪夷所思的现象：在废弃后塌落的土坯中混杂着四枚人头骨，分别散落在东、西、南三面墙外。这些头骨没有被夯筑在土墙中，也没有埋在室内，这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它们被挂在室外的屋檐之下，最后随着房子的坍塌而被掩埋。

在其他的商代遗址中，人祭和人奠基很常见，但都没有发现房屋上悬挂人头的。这也可能是因为多数遗址的保存情况并不好，加之后人的耕作破坏，只剩下了房屋的地基和墙基，难以发现地面以上建筑的各种现象。人祭坑和人奠基因为埋在地下，所以能一直保存到现代。

而台西遗址不同，房屋坍塌后，废墟被掩埋而变成了当地土台的一部分，没有发生后期破坏：有些房屋残墙甚至还保留着两三米的高度，墙体上开的风窗亦清晰可见。

台西的地下埋藏和各地已知的商文化遗址很相似，如人奠基、人祭和人殉，但其保留在古地表之上的建筑遗迹却给我们补上了难得的一课：原来与人祭有关的不仅是墓葬和祭祀坑，还有地上的展示。

那么，台西的房屋废墟为何能被完整掩埋，是风吹来的沙尘堆积， 还是洪水泛滥造成的淤积？对此，发掘报告没有提及。

从祭祀坑和悬挂的人头来看，F2可能是座神庙：北屋有一面没有墙，是敞厦，适合安放某些被崇拜和献祭之物；有一面对着四座祭祀坑，被几座房子从三面围成一个小院落，应当有某种特殊地位。

屋檐下悬挂人头的不止F2，紧挨着的F6亦是如此：F6由两间北屋和四间西屋构成，西墙内夯筑了一颗人头，是一名大约十八岁的女性的；在房子坍塌的泥土中散落着五枚人头骨，之前应当也是悬挂在屋檐之下的。

F6并不像是神庙，似乎是权力中心。它有五间互不联通的独立单间，以及一间单面无墙的半敞厦，四个房门两侧都有安放木柱的洞，发掘报告推测，这些柱子支撑的可能是某种“门楼”式的装饰结构。 而那些散落的人头，当初可能就悬挂在门楼上。

那么，居住在这些房子里的是什么人？坍塌的房屋内并没有发掘出太多文物，无法提供答案，但主人的坟墓就在房子周边，它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朦胧的青铜武士群像。

台西遗址共发掘112座商墓，随葬青铜器的只有18座，平均每座埋铜器五件，说明贵族统治者在本聚落人口中只占少数。有11座使用了殉人，殉二人的有两座，其余的殉一人，共殉13人。

贵族墓葬大多有青铜兵器，如钺、戈、戟、矛、刀、镶等，有圆形的青铜泡，可能是缀在牛皮铠甲上面的，但皮甲本身已经腐朽无存。还有成套的青铜酒器，如肆、觎、爵等。稍有身份的商人都会用一套青铜酒器殉葬，只不过多数质地粗糙。可能这个据点太小且资源贫乏，贵族们的家境不算豪奢，只好专门采购成本低廉的随葬铜器，兼顾阶级礼俗的面子与生活的里子。

台西的商墓也多有“腰坑殉狗”。这里食用狗肉的风气更盛，随葬的食器中多数盛有狗肉，主要是狗头和狗腿。更体面的墓葬有殉人，男主女殉、男主男殉和女主男殉的都有，但没发现超过两名殉人的墓，毕竟，武士们的经济不太宽裕。

下面，我们来看几位典型的墓主。

M17，一名早天的武士。这座墓穴比较简单，没有二层台和殉人，只在腰坑殉了一条狗。墓主是名大约二十二岁的男子，头部和胸部的骨骼大都腐朽。随葬的用具只有一只陶鬲，其他都是兵器：铜镞四枚，铜匕首、铜凿、铜戈和铜戟（矛和戈的合体）各一件。

难得的是，铜戈和铜戟都带着木柄，虽然已经腐朽，但通过痕迹测量，戟80厘米长，戈87厘米长，都是短柄徒步作战兵器。台西遗址没有发现马车遗存，还处在徒步作战时代。墓中还有玉质石头磨制的钺和斧各一把，没有使用痕迹，属于专门随葬用的。

从随葬品看，M17的墓主属于贵族统治阶层，父亲可能是拥有铜钺的军事头领，但这位墓主青年早逝，还没来得及分家独立，所以没有属于自己的奴婢随葬。除了本人拥有的兵器，父亲没舍得给他随葬太值钱的物品，但用了一枚石钺，象征死者本可能继承父亲的铜钺和军事头领身份。

M14，一名四十五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军事贵族、巫医兼占卜师， 身高约1.7米，骨骼粗壮，葬在一具黑漆底、红色绘图的棺木中，棺木已经朽烂。

二层台上殉葬了一名二十岁左右的女子，身高接近1.5米，可能是被捆绑住手脚活埋的，还保持着张嘴呼喊的姿势。除了一支束发用的朴素无纹饰的骨笄，没有其他的首饰和饰物。

此外，二层台上还摆放着主人的随葬品：一件贴着金箔的漆盒；作为体面商人必不可少的青铜酒器组合;两件实用的煮饭炊器（陶鬲）;一把青铜大刀，连柄长约半米，刃部宽阔，刀头上翘，适合劈砍而不是刺杀；几件铜镞和一件糠牙纹饰大铜钺。

特殊的是右边的二层台上，有三片牛肩胛骨加工成的卜骨，上面凿好了占卜用的坑窝，没有刻写文字。还有小铜锯和铜凿，可能是修整牛骨的工具。

墓主左脚边有一件漆盒，里面放着一把手掌长的石头镰刀，考古 学家推测，这不是农具，而是一种医用手术刀一一石硬镰。古代战场上最常见的是箭伤，多数箭矢有倒钩，深陷在皮肉之中难以拔出，需要用硬镰先割开伤口，小心拔出箭头。另一种是被钝器击伤后的淤血，穿皮甲的战士常有这种伤，也要用硬镰划开皮肤，将淤血挤出来。可能古人不习惯青铜手术刀，觉得铜性恶，容易引起坏血，古老的石头工具反倒更有亲和力。

从卜骨和石廷镰看，台西M14的主人应该是一名占卜师兼军医。上古时代，这两种身份经常重合，被称为“巫医”。但这还不是他的正式身份，因为他有一件大铜钺，钺身长30多厘米，在台西遗址出土的铜钺和玉石钺中，尺寸最大。

钺是军事首长的身份标志，也是献祭时砍头的工具。商代铜钺的刃部，多数并不左右对称，但砍剁时更便于用力。M14主人的铜钺形制威猛，钺体用朱红色装饰，造 型酷似张开血盆大口的兽头，嘴里还有一对尖利的獴牙。

在台西墓葬中，还有一座随葬三片牛肩胛骨的M103。墓主高约 1.7米，用了两名矮小的男仆殉葬，其中一名是十五岁左右的少年，双腿在膝盖以下被砍去，似乎生前就已经残疾。在甲骨文中，砍掉小腿是“刖”:对那些有可能逃跑的奴隶，砍掉小腿是最好的预防手段，但死亡率也高。据殷墟卜辞，商王会一次对多名奴隶（仆）实施刖，还要卜问在哪天砍腿的死亡率会比较低。

上古时代，用甲骨占卜是一种高深的技术，往往在家族内部传承。如果台西的占卜技术也是如此，M103的墓主很可能是M17的父亲，因为M103下葬要早一些，在发生大洪水之前。

M38，一名饮酒习兵的少妇，三十岁左右，身高约1.5米，葬在黑漆棺材中，向右侧卧，面向二层台的殉人。这名女墓主没有戴束发的笄，可能披散着头发。殉人是名十五六岁的少年，比墓主矮，也有 自己的小棺材。

墓主的棺材中随葬了几件铜器：酒器有铜艇和铜爵各一件，但缺少铜肆，无法构成完整的“三件套”。随葬铜器用丝织品包裹着，其中还有一种特制皱纹绢——“毂”。兵器有铜镞和铜戈各一件，戈刃纤巧，长约22厘米，最宽处约5厘米。这在台西遗址乃至在整个商周青铜时代，都算是比较短小的，有可能是为女性武士特制的兵器。

商代女性贵族普遍饮酒，甚至参加战争。和台西遗址基本同时， 殷墟妇好的墓葬也随葬了大量酒器和兵器，并且，甲骨文中还有妇好带领军队远征的记载。

这名女武士应该是一位妻子和母亲，丈夫也是台西青铜武士，但 死后都是单独埋葬，各自拥有自己的殉葬奴仆。

从墓葬可见，台西聚落青铜武士属于低级贵族，普遍拥有男女奴婢，用来殉葬的只是他们拥有奴婢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武士们都随葬有兵器和酒器，但没有农业生产工具，显然，他们不事生产，靠从周边村落征收粮食和各种产品生活。墓中的武士，各年龄段都有，还有武装的女性，他们可能属于同一个氏族。这种家族血缘单位构成商朝最基本的军事和政治单元。

台西发现的青铜箭镁数量很多，而且造型各异，明显不属同一批次铸造。台西本地没有发现铸铜作坊，武士们的铜镂等兵器应当是购买的，且来源比较广。很多商人族邑都有铸铜作坊，铜镞是最常见的产品，可见当时商人聚落之间的铜器贸易应该比较活跃。

在台西墓葬区还发现了一支完整的羽箭，全长85厘米，杆已腐朽，但遗留的痕迹明显，可能是某种藤条制成，尾羽已经完全消失，发掘者绘制复原图时，参考后世文献增加了尾羽。

住宅区的复原图可以提供一些武士们的生活信息。

发掘出的住宅区有连片的房屋七组，二十余间，所有的房间都有单独朝外的门，内部互不相连，开门的方向也不一致，一座房子的两个房间，可能一个向东开门，一个向西开门。总的来说，这片住宅区更像一组“单身宿舍”。

这些房子并不是用于日常生活的家宅，因为几乎所有房间都没有做饭的陶鬲等炊器，也没有炉灶火塘（炉灶的烧土和炭灰本是最容易保存下来的），只在住宅区最北边有两间“公共伙房”。

所以，这片住宅区可能是某种军营性质的公共建筑，供武士们定期在这里住宿和值班。他们应当另有私家住宅来安顿老人、妻儿以及奴婢和牲畜。几乎所有的青铜武士墓葬都随葬有做饭的陶鬲或铜鼎，这说明他们有自己的家庭生活，但目前尚未发掘到他们的私宅。从军营宿舍的规模判断，他们的家宅也不会太豪华，可能也是数十平方米的夯土房屋。

来看两间编号F14的“公共伙房”：两间敞厦式房屋，南室靠墙是炉灶，木柱下半截用草拌泥包裹，以防止被炉火引燃。

两间伙房出土有大量陶制炊器，从大型盆罐，到小型的鬲、豆。其中一件大罐内有重达W斤的“灰白色水锈状沉淀物”，经化验，是制作黄酒的酵母。看来，伙房也兼作酿酒作坊。另外，出土器物中还有陶制的漏斗形器，应是灌酒之用。

伙房的几件大陶罐内，储存着很多干果，有李子和桃子的果仁、枣子以及大麻和草木樨的种子，有学者推测，它们可能是用来炮制有治疗疾病作用的药酒的。

台西遗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主要是鹿角制作的工具，其中麋鹿多于鹿鹿。从生活习性看，麋鹿主要生活在湿热地带的沼泽，廛鹿则主要在较干旱的草地和稀疏林地，这说明当时台西地区以沼泽湿地为主，间有部分干旱草地和树林。

如前文所述，在商族人崛起和建立商朝的过程中，水牛一直伴随着他们，甚至当青铜武士来到遥远的北土建立军事据点时，还驱赶着这种熟悉的家畜。台西遗址的房屋和墓葬中大都出土过水牛骨。比如，西台东侧的一座祭祀坑H50，就埋有一具完整的水牛骨架；M102也随葬有一对水牛角，以及羊肩胛骨和猪腿，用来代表猪、牛、羊"三牲”；F2东墙的南北两端，也各夯筑了一只水牛角。

在商人的传说中，先祖王亥曾经赶着水牛群到河北有易氏之地（台西遗址以北250公里处）。但另一种重要的家畜——马，却在台西遗址难寻踪迹，只在像是指挥中心的F6西门外的垃圾坑H3中发掘出一根马的肋骨。它可能是作为食物吃剩的[一同出土的有猪的下颗骨，以及一具老年妇女的零散骨骼：人头和一条腿已 经脱离身体。她大概是一名为军营服劳役的土著农妇，可能因触怒某位青铜 武士而被砍成数段，然后被扔进了垃圾坑中。]。马和马拉战车在中国出现得比较晚，到商代后期才普及。和台西同时的殷都虽已有马车，但台西聚落级别较低，应该还没有。

此外，M112的随葬品中有铁刃铜钺和铜甗各一件。铜钺较小，接近成年人的手掌，主体为青铜，刃部是铁质，已经失落，但断口处还保留了较多铁质。为什么用这把没有刃部的钺随葬，毕竟碳化的铁远比青铜坚硬和锋利？这不好解释。可能是铁刃过于珍贵，后人敲了下来继续使用，只用青铜钺体给先人随葬。铜甗则比较精致，做工比台西其他墓葬中的铜器都要好。看来，这位墓主是台西最富裕的人物。这座墓是1972年农民取土时挖出的，没有经过专业发掘，只知道墓葬有殉人，很多信息已经无法复原。

曾有学者认为，商代还没有冶铁和锻铁技术，这把铜钺的铁刃应该是陨铁。但也有学者从其所含的微量元素推测，这不是陨铁，而是人工制作的熟铁。在“伙房”F14前面，出土有一些冶炼过的残铁渣和两小块铁矿石，显示台西人也许已经掌握初步的炼铁技术。但因为没有发掘到冶铁和锻铁的工作区与产品，目前还无法确定。

台西遗址并非只有青铜武士，还有普通农民。发掘虽集中在“贵族营区”极为有限的空间，但还是在最边缘处挖出了一座穷人的房基，这便是F10。

F10在武士营房后面十几米处，东西长2.6米，南北宽1.6米，室内只有4平方米的空间，极为狭窄局促。它的建筑方法是，先在地上挖出半米深的半地穴，形成居室的轮廓，然后加盖草木窝棚。

室内屋角有一直径和深均50厘米的圆形储物坑，里面有做饭的陶鬲和残破的石质农具。储物坑的旁边是灶坑，有烧土和灰烬，“除 去藏穴和灶坑以外，仅能容两人栖息。这种简陋的房屋，自然与居住者社会地位的低下有关”。这是在新石器和青铜器时代极为常见的农舍。

农民的墓葬散布在青铜武士营区周围，大多没有随葬品，或只有一两件粗糙的陶器。台西目前发掘112座大小墓葬，“人架除完整的和腐朽成粉的以外，还有10座墓人架的股骨或胫骨全部或一半被截去。其中有的截面上有刀砍或锯的痕迹，似乎是受过刖刑”。

被砍掉腿的人数占墓葬总数的近十分之一，考虑到有些墓葬尸骨已完全腐朽，无法观察和统计，实际比例应当更高。这也是青铜武士统治农民的方式之一。

台西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用石头和骨头磨制的箭头（镶），有些是底层农民的捕猎工具，有些则属于青铜武士。这些贵族一般只用三四枚青铜镞随葬，看来再多就负担不起了。

台西遗址没有留下文字，青铜器上也没有族徽铭文，所以我们无法知道台西商人氏族的名称，也不知道他们如何称呼驻防的这片土地。商人把定居点叫作邑，台西遗址则是一座湮没在历史中的无名之邑：它只是一座规格不太高的军事聚落，主人也只是没有留下 姓名的地方军事贵族，在他和安阳殷都的商王之间，应该还隔着至少一个指挥层级。

虽然距离殷都有些远，但台西商人并不孤立，他们使用的铜器和殷都完全同步，属于典型的殷都初期风格，礼器的花纹繁多，几乎遍布全身，而早商郑州和盘龙城的铜礼器大多只有一条纹饰窄带。这说明台西商人和都城的联系很密切，商王朝也比较重视这些北方边疆的守卫者。

这座军事营地后来被废弃了。发掘显示，部分房屋毁于火灾，比如最大的连体建筑F6。但这并不意味着营地被废弃全因火灾，即使被火焚毁，重建也不是难事，况且这座营房本就是在水灾之后重建起来的。

被废弃的真正原因，应该是青铜武士们移防了。在盘庚迁都之后，商朝对黄河北岸的统治日渐稳固，边防线也就逐渐向北推移。到殷墟后期，北方防线已经推进到今河北定州（距离台西遗址约80公里），甚至更北。

或许，部分房屋的焚毁被台西首领解读为神降的启示，故而放弃旧居，继续向北迁徙。在青铜武士匆匆离去时，有些笨重物品被放弃，比如公共伙房内几个装着酿酒原料的大陶罐。对于周围的农民而言，军营里遗留的物品颇有价值，看来他们并没有进入这座悬挂着人头的营地，于是，房子在年久失修中陆续坍塌，最后被掩埋了起来。

与此同时，殷商王朝正在走向中兴繁荣。

在燕山南麓，有一个经常吃人的聚落，这便是今北京昌平区的张营遗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昌平张营》，文物出版社，2007年。有关该遗址的基本信息和图片，未注明出处的，皆出自该书，不再详注。]

在相当于夏朝一二里头时期，张营聚落已经存在，但那个阶段的遗迹很少。到了早商后期（张营遗址三期，二里冈文化后期），张营出现了一些商族风格的陶器，比如所谓“瘪裆”造型的陶鬲，但仍以本地陶器为主流。

新的改变是铜器制造。张营遗址发掘出的石头和陶制的铸铜范皆为制作小件铜器的双面范，如跳、针、锥、鱼钩和小刀。此外，还有铜制的耳环、凿、鱼镖和梳子。有炼铜的铜渣出土，说明本地用铜矿 石冶铸。但没有发现任何铜容器的铸范和实物，也没有铜戈、铜矛和铜钺等兵器。检测发现，多数铜器是铜锡合金，基本没有铅，但这种合金硬度较高，只适合制作小件铜器。可能张营人的铜器以自用为主，外销较少。

张营聚落只发现几座很小的房屋遗址，没有明显的阶层分化，仍处在部落生活阶段。截至目前，发掘122座灰坑（垃圾坑），其中，有12座埋有零碎的和残破的人骨[这些含人骨的灰坑编号是：29、33、62、70、78、83、84、99、103、105、 106、 107。]，跟猪、牛、羊、鹿的骨头混杂在一起，没有完整骨架或肢体，头骨也都被砸开。

有些人骨制成的工具，主要是用股骨（大腿骨）制作的骨锥，它们应该是用坏之后被扔进垃圾坑的。此外，在F1中还发现一块人股骨，可能也是制作工具用的。

在发现的60块人骨中，只有两块属于夏末商初（张营二期），其余属于商代中前期（张营三期）。发掘报告推测，灰坑H84中的人骨至少来自七个人，H105至少来自两个人。人骨过于零碎，多数无法鉴定年龄和性别，只有几枚牙齿属于一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

有些骨头，特别是股骨上，有敲砸和刀砍断痕，可能是敲骨吸髓所致。约一半骨头被烧过，应是烧烤食用。发掘报告推测，当时这里应该存在食人风俗，战俘或奴隶可能会被杀死后肢解分食。

三期（商代中前期）的张营人虽然能够冶铸铜器，但还无法完全取代石器。发掘出的最主要的农具和工具都是石头做的：石斧32件，石铲13件，石镰56件，石刀23件，石饼10件，石镶10件，石磨盘11件，石磨棒14件。除了饲养家畜，狩猎占的比重也比较大，灰坑中有较多鹿类的骨头，还有虎、豹、棕熊、马、驴等。

那么，在张营人势力最盛、食人行为最多的三期，他们和商朝是什么关系？

这个阶段，早商王朝的扩张正达到顶点，但张营聚落到郑州商城的路程超过750公里，比湖北盘龙城还要远二分之一，所以很难断言早商王朝的势力能直接控制这里。不过，冶铸铜技术和商式陶器显示，张营人明显受到了商文化的影响。

张营人的食人风习应该是自身固有的传统，和商族关系不大，但新传来的铸铜技术却可以让他们更容易击败周边部族，使得食用人骨的数量大增。这是一个被技术改变过的人群，但终究没有扩张成为早期国家。看来张营人比较安于部落生活，后来又迁移到了别处，消失在三千多年前的迷雾中。

对于蛮荒的上古时代，我们现代人能理解的实在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