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商王朝的扩张能力往往出人意料，向南方，最遥远的城市是盘龙城，位于今武汉市郊黄陂区一片湖水环抱的半岛上。

在二里头-夏朝时期，盘龙城已经是一座小有规模的本地聚落，居民几乎完全使用石器，只有极少的小件铜器。制陶业发达，能生产当时独步天下的硬陶和原始瓷器——和常用的陶器相比，它们坚硬光润，烧制温度更高，陶土配比和工艺也更复杂。

那时这里已经有烧制大型陶器的“长窑”，刷新了人们对夏商时代的认知：地下窑穴长达50米，中间有几个窑门，一次可以烧制大 量产品。显然，这是一种专业化的生产，而且本地也有充足的森林充当燃料，河道可以连通长江和汉江，便于陶器产品通过水路销往外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文物出版社，2001年。盘龙城遗址分为七期，一期到三期基本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夏朝时期，四期中段出现商人 拓殖现象，七期是商人拓殖时代的尾声。有关盘龙城考古的基本信息及图片， 未注明出处的皆出自该书，不再详注。]

约3500年前（盘龙城文化四期），一支商人远征队出现在盘龙城繁忙的陶器码头。他们装备着锋利的青铜兵器，如矛、戈、刀、钺、弓矢等，而满身烟尘的土著却只能任由外来者安营扎寨，发号施令。南中国长江流域最早的冶铜基地和铜交易中心，就这样出现了。

此时，商朝已经开国数十年，但统治中心在郑州商城，长江流域的居民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北方王朝的声威，更不知道这些人为何来到这遥远的南土世界。

长江中游有高品位铜矿，还有生产青铜必需的锡矿和铅矿，而这正是商人远征队一直寻找的东西。他们跋涉了无数河流和山地，可能花了不止一代人的时间才来到此地。虽然盘龙城本身没有矿藏，但它位居汉江和长江交汇之地，是长江中游通往北方的枢纽，也是各种冶铜原材料最方便的集散地。

当然，长江和汉水的支流众多，交通便利并非盘龙城独享的优势，商人之所以选择在这个小小半岛立足，还因这里一直有大规模的制陶产业。制陶和冶铸有相通之处，便于商人利用当地居民发展冶铜产业。此外，盘龙城此前的陶器外销，也使本地人比较熟悉长江商路，对商人来说，这些经验很有价值。

而江汉地区不仅有悠久的新石器文化，有过大型水利设施和繁荣的稻作城邑，还有民众参与度很高的乡土宗教，所以商人在这里设置据点，长期经营，自然和当地居民之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深。只不过，双方都难以预料它的结果：一百多年后，如日中天的早商王朝会因南土的影响而崩溃。

立足盘龙城后，商人逐渐向周边地区扩张，待冶铜产业初具规模，便开始建设夯土城池和宫室。此时，属于盘龙城文化第四期末段。

盘龙城的内城不大，东西宽260米，南北长290米，面积7.54万平方米，尚不如夏都二里头的宫殿区。城的四面各有一座城门，城墙采用版筑法，宽和高都在10米左右[由于长期的自然和人工破坏，现存的盘龙城城墙只有两三米高。另外，发掘报告记载，有些地段墙基宽约20米，由此被有些文章转引为城墙宽20米， 这可能是不确切的，墙基和城墙的宽度可以有较大差距。]。长江流域原本没有版筑工艺，这应该是商人带来的。此外，内城也没有发现制陶和炼铜的遗迹，这些设施都分布在城外。

城墙外是一圈城壕（护城河），有些残留的木结构码头遗迹，发掘者推测，城壕水系联通长江，应该有航运功能。2001年，发掘者又发现了一处断续的外城遗迹：南面临水，围起一块半月形陆地。这种外城接水、环抱内城的构造和郑州商城非常相似，堪称郑州商城的 四十倍缩小模型。

内城的“宫殿区”有两座大型建筑建在夯土台基上，长40余米，宽6—7米。墙体是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常见的木骨泥墙结构：用原木做骨架，涂抹很厚的稻秸泥做墙体，并用白灰粉刷；屋墙外有密集的木柱，支撑起巨大的“四面坡”屋顶和廊檐；屋檐下的地上铺一圈碎陶片“散水”，防止雨水冲刷地面；有陶制的下水管道把雨水排出院落。南侧的建筑F2是没有隔间的大厅，可能是处理公务的会议室；北侧的F1有四间正屋，是主人家庭的起居场所。[在F1北侧还有一座建筑的遗迹，被发掘者定名为F3，但建筑史学者杨鸿勋 认为，F3遗迹不是房屋建筑，而是带廊檐的围墙，并由此推断Fl、F2两座 建筑都是被廊檐围墙包围的。复原图就是按照廊檐围墙院落绘制，但周围一 圈廊檐是否存在，还缺乏进一步证据。杨鸿勋：《盘龙城商方国宫殿建筑复 原研究》，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

商人到来后，原本生产陶器的盘龙城地区立刻布满了青铜元素。考古工作者在墓葬和灰坑中频频发现各种青铜制品，有酒器、容器、炊器、兵器……内城外数公里内的聚落，如楼子湾和杨家嘴，都有大规模炼铜及铸造场，木炭灰的堆积范围达数十米。

杨家嘴遗址五期，有一条30多米长的灰烬沟，内部有陶坦堤和陶缸，还有残铜片、铜渣和孔雀石（铜矿石）；楼子湾遗址五期，有一处10平方米左右的圆坑，里面有石块和铜炼渣，还有沾着铜渣的陶缸碎片，发掘者推测，这座圆坑是炼铜的工棚；杨家湾遗址六期，有一条堆满灰烬的浅沟，长30米，分布着三组共十件陶缸，均被三四块石头支起，像是架起的锅灶。

发掘报告记录的这些炭灰冶炼痕迹，都是露天工作场，还没有发现二里头遗址那种铸铜“厂房”建筑。

盘龙城的土著居民擅长制作一种大陶缸，高度在0.5—1米之间，底部呈圆弧形，外表有凸起的棱块，发掘者称之为“侈口斜腹陶缸”。它可以追溯到五千多年前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那里的居民经常制作大型陶筒形器和陶缸，然后成组埋入祭祀场。这种缸兼有祭祀功能和实用性，可以盛粮食或水，可以炊煮，而在商人到来、冶铜产业兴起之后，大陶缸又有了炼铜的功能。

从盘龙城的冶铸现场来看，应当是先从外地运来各种矿石，在城外冶炼成铜锭，或者继续浇铸成铜器，然后销往中原的商朝腹地。盘龙城人随葬的各种铜器和同期中原的造型与纹饰基本相同，但也有少许本地特点：铜器上没有文字，也没有族徽等符号。

那么，盘龙城的铜矿来自哪里？

湖南岳阳铜鼓山遗址有和盘龙城造型类似的系列陶器，但没有古代采矿和冶炼的遗存，不过从地名推测，这里应当有过铜矿[胥卫华：《湖南岳阳市铜鼓山遗址出土商代青铜器》，《考古》2006年第7期。]；江西瑞昌的铜岭遗址有古代矿井、冶炼炉和各种设备，最早的开采时间为

商代前中期，和盘龙城基本同时，但陶器形制和盘龙城联系不大[江西省文物局：《瑞昌铜岭矿冶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19日。]；距离盘龙城更近的，是湖北大冶的铜绿山遗址，虽然目前只发现了西周的采矿遗迹，但很可能盘龙城时期已经有开采。

从这些零散的材料看，盘龙城的铜矿基本来自当时水路交通相对发达的鄂、湘、赣三省范围。这些矿产未必由盘龙城人直接开采，他们很可能是通过贸易获得矿石的，比如，用铸造好的铜器和当地人交换。寻找铜矿产地并不是太困难，铜矿表层有精致的绿松石，经常被制作成饰物流传，只要探听到这些绿松石饰物的产地，很容易顺藤摸瓜找到铜矿带。

至于盘龙城和商王朝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学者们有不同的判断。有人认为，它由商王朝直接管辖。这意味着本地生产的部分铜锭和铜器要无偿进贡给商王。也有人认为，它是从商王朝裂殖出去，但政治上自主的方国。毕竟，它和黄河边的商朝腹地距离上千里，途中要穿过山地和大小河流，还有无数土著部族领地，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王朝难以直接统治这么遥远的地区。还有人认为，它是由长江流域土著族群建立的原生态国家，和远在北方的商朝没有任何关系[张昌平：《关于盘龙城的性质》，《江汉考古》2020年第6期。]。但不可忽视的是，这里出土的铜器和陶器与郑州商城类似，属于二里冈文化的分支；出土的卜骨上有钻孔，也和商朝腹地的占卜方式相同。当然，器物造型未必能完全代表政治关系，还要看其他证据：一，盘龙城人的墓葬中有一部分是用狗殉葬的，而这是中原商人特有的习俗，先在墓穴腰部挖一个土坑，埋下一条狗，然后安放棺木。在考古学上，这被称为“腰坑殉狗”。此外，在墓室和墓穴填土内也会埋入狗。二，有些墓主头朝北方。商朝远方城邑的墓葬，墓主往往头朝商都方向，比如，石家庄台西遗址（头朝南方）和陕西老牛坡遗址（头朝东北方）都指向商朝后期的殷都。

关于盘龙城统治者的族属特征，墓葬提供了很多信息。在已发掘墓葬中，李家嘴PLZM2的规格最高，和城墙建成时间接近，随葬了较多青铜器，还有三名殉人，其中一名是儿童。这是一座非常典型的商式墓葬，有腰坑殉狗，二层台放置随葬品和殉人，甚至棺椁木板上雕刻了经典的商式饕餐纹。

和盘龙城同期的郑州、偃师商城均尚未发现高级的墓葬，很难和盘龙城进行对比，但殷墟时代的商人贵族墓葬很明显和盘龙城有相同的渊源，所以盘龙城的统治者肯定属于商王朝上层。

李家嘴PLZM2随葬了50件铜器，主要是成套的各类铜礼器；兵器则有铜钺两件，铜矛和铜戈各一件，长30厘米左右的铜刀四把；玉器，除了装饰品，还有玉戈四件。这位墓主应该来自负责兴建城池和宫殿的统治家族。

此外，盘龙城还有些中小型商式墓葬。这些墓主应该属于同一商人部族，整体迁徙到盘龙城，并在此建立了一个繁荣的远方侯国。

盘龙城商人墓中随葬兵器的种类和数量都不少，除了常见的戈和镁，还发现了两把“铜钩刀”，刃长约40厘米，刀背有几个穿孔，方便固定在长木柄上。这是较早的一种砍刀，到殷墟时期，刀身进化得更宽，被称为“卷头大刀”。

虽然有种种证据证实盘龙城的商文化特征，但它和商王朝的差异之处也不容忽视，尤其是，这里没有杀人祭祀行为：城内和城外都没有发现人祭坑，城墙和宫殿区也没有发现“人奠基”。在中原地区的商代遗址中，人祭、人奠基、制骨作坊批量加工人骨、任意杀人行为和灰坑中的遗弃尸骨都很常见；但在盘龙城，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些迹象。

盘龙城唯一保留的人祭特征是使用殉人，比如，前述李家嘴PLZM2墓中有三名殉人，稍后发掘的杨家嘴M14和杨家湾M13（两座中型墓葬）各有一名殉人[武汉市博物馆：《1997—1998年盘龙城发掘简报》，《汉江考古》1998年第3期;武汉市考古文物研究所：《商代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十三号墓清理简报》，《汉江考古》2005年第1期。]。目前，盘龙城已经发掘了30多座墓葬，殉人比例并不算低。

盘龙城的统治者是商人，也是青铜冶铸行业的经营者，这两种身份和人祭宗教有着密切联系，但为何和中原相比，他们变得更和平了（虽然还有人殉）？

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受水土条件制约较大，稻作聚落往往在小流域内密集分布，而不同的小流域之间往往距离较远，所以稻作聚落呈“大分散，小聚居”模式；而华北主要是旱作农业，受地形影响小，聚落分布不太集中。

这种人口分布对商人统治者有直接影响。在繁荣的盘龙城小流域中，这些外来统治者只是人口中的极少数，必须顾及本地土著的感受，否则，一旦周边土著同时揭竿而起，他们根本无法抵抗——这里离商 王朝已经太遥远，难以获得王朝的军事支持。由此，他们就不可能像北方的边防城邑的统治者那样，对周边居民残暴而恣意（如后面即将登场的藁城台西和西安老牛坡），而只能放弃过于暴力的宗教祭祀和统治方式，尽量避免激起土著族群的反抗。

从盘龙城土著的立场看，他们之所以接受这些外来者的统治，除了青铜兵器的威慑力，更重要的应该还是青铜产业带来的利益。外来的商人有青铜冶铸技术，但他们的人数并不足以在新环境中搭建起整个产业，所以从一开始就需要与当地人合作，建立从找矿、采购、运输矿石、冶炼、铸造直到外销的整条产业链。这意味着本地人也能从新产业中获利，商人和土著可以合作共赢。盘龙城古国应该一直建立在这种产业合作的基础上。

在当时族邦林立的大环境下，盘龙城人不得不重视武备，从夯土城池到频频出土的各种青铜兵器都说明了这一点；但与此同时，青铜产业的运营又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不管是外来商裔与土著居民的合作，还是和周边族群的商业交换（购入铜、锡、铅矿石，出售铜锭和铜器），盘龙城人也基本做到了这一点——盘龙城内外没有发现乱葬尸坑以及带伤或被肢解的零碎人骨，就是明显的证据。

可以这么说，盘龙城的商人不仅主动放弃了中原传统的人祭和人奠基等宗教仪式，还接受了本地土著族群的宗教理念--种比中原更和平的文化。

从5000多年前的屈家岭文化到4000多年前的石家河文化，盘龙城所处的江汉地区出现过很多防洪用途的“古城”和稻作水利设施，尤以天门石家河古城规模最大。然而，江汉地区却一直没有发生阶级分化，也没有出现早期国家与文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就是 当地的宗教形态：祭祀方式以摆放和掩埋器物为主，很少有杀人和杀牲畜的行为。

比如，5000多年前的屈家岭文化以埋葬陶筒形器和陶缸为主，4000多年前的石家河文化则制作大量泥塑人偶、动物和杯子等，然后烧制成粗陶并掩埋。这样一种和平的宗教理念，不仅有助于维持族群间的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早期国家的暴力统治功能，而且还能消耗社会剩余产品，避免了因财富的过度集中而出现职业统治阶层。[张煜珧已经注意到，夏商时期的山川祭祀存在“南方用器、北方用牲”的差别。张煜珧：《夏商周祭祀遗存研究》，西北大学2019年博士论文。不过这种差 异开端的时间更早，它们也不一定只是对山川的祭祀。]

当商人到来之后，国家权力虽已不可避免，比如，盘龙城的城池和宫室显然代表了财富和权力的集中，但本地民间宗教仍起着融汇和同化的作用。发掘显示，盘龙城商人经常举行一种不杀人的祭祀：在土坑或灰烬里摆放陶器、铜器或玉器，然后掩埋。

盘龙城外的王家嘴有两座祭祀坑H6和H7，属于盘龙城文化五期（此时，城墙和宫殿刚建成不久）。两者相距L5米，呈南北向并列，紧邻一座数十年前建成的大型长陶窑（Y3），附近还有陶窑经营者的房子。当时，主祭者应该是先挖了一条数米长的浅坑，在坑中堆放柴草，点火敬神，等灰烬冷却后，再在坑底挖一个深且陡的小坑，然后往里面放置祭祀器物，最后则是用混合灰烬的泥土掩埋。

H6出土铜铸两件、铜刀一件、铜被一件、铜镞十件，都是武器和工具，没有酒器和食器；陶器则有鬲、瞿、盆、壶、罐、大口尊和瓮等。

H7出土有铜爵、铜飙、铜鼻、铜戈、铜铸和铜刀，还有玉戈、玉柄形器以及石斧，但没有陶器。这些物品呈环形放置，沿坑壁还有三块石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铜界内藏有一块使用过的卜骨，上面有钻好的圆窝和烧烫裂纹，很可能是用来占算这次祭祀的，所以被一起埋入了祭祀坑。

甲骨占卜是典型的中原-早商文化，在长江流域很少见，所以，和铸铜技术一样，应该也是商人带来的。不仅如此，来自北方的甲骨占卜还被南方的埋物祭祀仪式所吸收，这显然反映了南北、主客两种文化间的融合。

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在盘龙城外的杨家湾发现了另一座祭祀坑，编号H6 （为与王家嘴H6区别，下文称为“杨家湾H6”），属于盘龙城文化七期（商文化晚期），大概在城池和宫殿体系建成后一百余年。

杨家湾H6位于三座房子和一大片灰烬地带之间，灰烬可能是冶铸铜器形成的，呈不规则方形，边长2米多，深64厘米，坑内填的是混合灰烬的黑灰土，坑底铺朱砂，有兽骨，应当是作为祭品的肉食。

埋藏的器物多达58件，主要是铜制酒器和食器（礼器）；其次是陶器、玉器和石器；坑口位置集中摆放的是铜兵器，有钺一件、矛一件、戈二件、链15件以及玉戈一件。其中，铜钺造型夸张，刃部呈半圆形，两刃角钩状上翘，钺身中部有一边缘较厚的大圆孔。这种铜钺在中原地区很少见，属于盘龙城最晚期发展出来的独特形制：美学功能增加，但实用性降低，难以深入地斩劈。杨家湾七期墓葬Mil中，也有一件与此类似。

在这之前，盘龙城人还没有这种不实用的铜钺，比如，城池兴建阶段（四期）的李家嘴M2随葬的铜钺还是实用的商式特征。在商人文化中，钺是军事权的象征，也是杀俘献祭的重要工具。盘龙城人到晚期还在生产铜钺，说明他们的商文化血脉仍在延续，部族军事体系也一直存在。但是，晚期铜钺却变得不实用和卡通化，又说明他们已经很少杀戮人或牲畜。而把铜钺和各种兵器作为祭品埋入祭祀坑，则几乎是对商人杀祭宗教的一种讽刺了。

这三座祭祀坑是发掘报告确认的。此外，王家嘴遗址（地层不详）还发现了十多座密集的小坑，每座0.5平方米左右，里面埋有木炭黑灰、完整的陶缸或碎片以及很多盛放食物和酒的陶器。这些坑无法用于冶铸，所以也可能是祭祀场所。

目前，盘龙城城外一共发掘四座埋藏物品的祭祀坑（场），数量似乎不大，但考虑城内和城外发掘的墓葬总量也不过30多座，这样算下来，平均不到十位死者就会有一座祭祀坑（场），而且每座祭祀坑内还会有多组器物，由此，盘龙城人的埋祭仪式之多和物资消耗之 大就可见一斑了。

如前文所述，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距今8000年前）有将大量石器和陶器、玉器摆放在祭祀场并加以掩埋的现象，而考虑到北福地是石器制作工场，盘龙城是铜器冶炼场，它们之间很可能有类似的宗教逻辑：石器和铜矿石原料来自大地，将制成品埋入地下，是表达对大地的感恩；这也是一种“播种巫术”，把物品想象成种子，种子会在土壤中发芽成长，结出更多果实。

盘龙城距离郑州商城很遥远，但两地之间仍有很多联系。比如，盘龙城发达的制陶工艺已输入郑州商城；约3400年前，郑州商城还出现了王室级别的埋葬青铜器的祭祀活动，而这很可能是盘龙城商人对“母邦”的影响，致使商王朝一度曾考虑放弃人祭宗教。

但商朝腹地旋即发生大动荡，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被毁弃，继起的小双桥朝廷再次回归人祭宗教。这意味着商王朝内战的胜出者是盘龙城的对立面一一盘龙城和王朝腹地的联系就此彻底断绝。

这之后，盘龙城（商人）又维持了数十年时间，而且和长江流域土著族群的融合程度越来越高。最终，盘龙城消失了，青铜技术却在南土扩散开来。

很难追索盘龙城消失的原因，也许是周边部族攻灭了它，也许是盘龙城人迁徙到了别处。长江流域一直很难出现权力集中的政权，哪怕北来的青铜技术和文字书写技术（虽然尚缺乏直接证据）输入后，也没有太明显的改观。

而在北方，殷墟时期的商朝实现了稳定和复兴，对铜料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这也拉动了长江中游的铜矿开采和冶炼行业。由此，南土的铜、锡原料便一直可以输往中原，同时，有些商朝高端青铜器也被贩运到长江流域。当然，虽然南北之间有贸易和技术上的交流，但殷商王朝此后再也没有尝试把统治触角伸向这里。

长江流域的江西、湖南和四川都大量出土过商代后期（殷墟时期）的青铜器，有些出自窖藏，有些是随葬品，商代风格和本地元素杂糅，本地化特征普遍高于盘龙城：

一，江西新干大洋洲镇发掘的一座墓葬，随葬铜器多达480多件，比盘龙城的高等级墓葬要高十倍，其中，铜鼎有31件，铜戈28件，铜矛35件；此外，还有大量青铜农具和工具，如犁锌、耒、相、镭和镰刀等。在中原地区，青铜农具从未普及，但大洋洲却因靠近铜产地，铜价低廉，甚至奢侈到用青铜制作农具。到晚商，江西的吴城还出现了夯土城池，很可能有盘龙城人辗转融入当地，但该城址缺少高等级宫殿和墓葬的信息，很难判断它作为早期国家的发达程度。

二，湖南零散出土过多件商代晚期青铜器，大都做工精良，造型奇异，著名的有四羊方尊和虎食人鼻。尤其是宁乡县张家坳出土的一件铜鼎，口内有“己丙”二字铭文，属于典型商族人的特征（天干铭文），说明殷商和湖南地区有密切联系。此外，该县还出土有人面方鼎以及兽面铜甗，铜甗内装着224件小铜斧。目前，在湖南发现的晚商铜器多是零星出土，应当是出于祭祀目的而埋的。[张煜珧：《夏商周祭祀遗存研究》。]

三，四川广汉的三星堆祭祀坑也有出土密集的青铜器，以及本地风格的青铜面具、神树和神人像，时代属于殷墟前期。但没有发现杀人祭祀现象，以及和王权有关的大型工程。这些都属于长江流域的宗教-社会传统。

盘龙城距离黄河边的商都郑州足有500公里，是早商王朝宏大扩 张运动的产物。在3500年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达到这种规模的疆域。在今天，500公里不算太遥远，但要注意，盘龙城和郑州分属长江和黄河流域，并没有水路航运的便利，只有分水岭的阻隔。下一次再把这两地同时纳入统治范围，则要等到战国晚期的秦国，而那已经是一千余年之后了。

过度扩张给早商带来了荣耀，但更有隐患和教训。后来的商王逐渐开始考虑如何让商人免受异族文化的侵蚀，避免早商王朝的覆辙，而这奠定了晚商（殷商）时代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