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在历史著作中也不占据显眼的位置，但对危地马拉——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对整个中美洲地区国家在二十世纪的命运——产生过最为重大影响的两个人可能是爱德华·L.伯内斯和萨姆·塞穆莱。然而从出身、性格和志趣来看，恐怕再也找不出像他俩这样天差地别的人了。

塞穆莱一八七七年出生在距离黑海不远的地方，作为生活在排犹运动愈演愈烈的俄国土地上的犹太人，他在姑姑的带领下逃去了美国，那时他还不满十五岁。后来他们一起逃到住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几位亲戚家避难。爱德华·L.伯内斯也来自犹太移民家庭，但是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很高，家里还出过一位显赫人物：他的舅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尽管两人并非严格的教徒，可毕竟同为犹太人。但除此以外，他们再没什么相似之处了。爱德华·L.伯内斯自称“公共关系学之父”，那门学问就算不是他首创的，也被他带到了难以预料的高度（以危地马拉为代价），甚至成了二十世纪最主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武器。这些都是事实，但过度的自我崇拜经常使他的言谈充斥着病态的夸张。他们的第一次相遇是在一九四八年，也是他们开始合作的年份。萨姆·塞穆莱向伯内斯提出了会面请求，后者在他当时位于曼哈顿中心地段的小办公室接见了塞穆莱。塞穆莱体形庞大，衣着很不上档次，没打领带，也没刮胡子，衣服已经掉色了，脚上是乡下人惯穿的鞋子；伯内斯则穿着考究，言谈得体，身上洒着亚德利香水，举手投足都像个贵族——所以很可能塞穆莱刚走进办公室时根本没有引起伯内斯太大的兴趣。

“我试着读了读您的大作《宣传》[原书名为Propaganda，初版于1928年。此处中文译名取自2014年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译本，胡百精、董晨宇译。——编者注]，但我没怎么看懂。”塞穆莱像作自我介绍一样对那位公共关系学专家说了这番话。他的英语很蹩脚，好像每说一个词都要犹豫半天。

“我是用很浅显的语言写的。我觉得每个识字的人都能看懂。”伯内斯毫不客气地答道。

“很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大个子男人坦陈，似乎没有感到丝毫不快，“其实我读书不多。我小时候在俄国上过学，但没怎么学过英语，这您也看得出来。写信的时候就更糟糕了，我写的信里全是拼写错误。比起脑力劳动，我更喜欢动手实践。”

“好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知道能为您做些什么了，塞穆莱先生。”伯内斯打断了他，同时做出想起身送客的动作。

“我不会耽误您太久，”塞穆莱反过来打断了伯内斯，“我开了家公司，做的生意是把香蕉从中美洲运到美国。”

“联合果品公司？”伯内斯有些吃惊地问道，开始饶有兴致地打量起这位衣衫褴褛的访客了。

“我们公司在美国和中美洲似乎都没什么好名声，或者说，在我们公司开展业务的地方，名声都不太好，”塞穆莱耸了耸肩，“显而易见，您能帮我们改变这种局面。我想雇您当我们公司公共关系部门的主管，或者随便什么您喜欢的头衔。为了节省时间，请告诉我您希望的报酬。”

两个几乎毫无相似之处的男人就这样开始了那段合作。一位是自视为专家、知识分子的文雅的宣传高手；另一位则是与文雅毫不沾边的萨姆·塞穆莱，白手起家的冒险型企业家，以一百五十美元的积蓄成立了一家公司，摇身一变，成了百万富翁——尽管这一点从他的外表压根看不出来。当然了，香蕉不是他发明的，但因为他，香蕉才走进了数百万美国人的日常餐桌，进而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流行起来。在那之前，在美国，很少有人愿意品尝这种进口水果。他是怎么做到的？很难确切地搞清楚，因为萨姆·塞穆莱的人生经历已经和传说及神话混杂在一起。比起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其他人物，这位初创企业家更像是从某本冒险故事书中走出来的。而且他和伯内斯不同，他不爱慕虚荣，很少谈论自己。

经过无数次的旅行，塞穆莱在中美洲丛林里发现了香蕉。敏锐的直觉告诉他，这种水果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于是他开始用船把香蕉运往新奥尔良和其他美国城市。从一开始，香蕉就受到了广泛欢迎。不断增长的需求量使得塞穆莱成了专业香蕉种植者和国际贸易商。这就是联合果品公司的起源。这家公司到了五十年代初已经在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和加勒比海的几个岛国成立了分部，贸易额超过了大部分美国企业，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数一数二的。缔造这个帝国的，毫无疑问只有一个人：萨姆·塞穆莱。现在，成千上万的人要靠他的公司维生了。

为了维持帝国的正常运转，塞穆莱必须没日没夜地在整个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来回奔波，做出了一系列英雄般的业绩。他和其他同类冒险家一起，靠刀枪掠夺土地。他无数次席地而眠，成为蚊子的大餐；也无数次患上疟疾，受尽折磨。他收买权贵，欺骗天真的农民和原住民，与腐败的独裁政权合作——他利用后者的贪婪或愚蠢，不断攫取土地资产，在那片地区获得的土地甚至比一个正常的欧洲国家的国土面积还要大。他创造了成千上万个工作岗位，还修建铁路和港口，把野蛮与文明联通到了一起——至少每当联合果品公司遭受抨击时，萨姆·塞穆莱总是这样为自己辩护（在整个中美洲，人们都管那家公司叫“水果摊”，或是用绰号“章鱼”来称呼它）。抨击不仅来自妒忌他的人，也来自美国的竞争者，可实际上那些竞争者从来就没能成为联合果品公司的真正对手，因为塞穆莱在那片地区早就如暴君般垄断了香蕉种植和贸易。例如在危地马拉，联合果品公司对该国位于加勒比海沿岸的唯一港口巴里奥斯港有绝对控制权，从那里到太平洋沿岸海港的铁路和电力系统也都在塞穆莱的掌控下，甚至连太平洋沿岸的海港也是受联合果品公司控制的。

尽管两人差异明显，却组成了一支很好的团队。毫无疑问，伯内斯在改善联合果品公司在美国的形象方面贡献良多，使得华盛顿的上层政客和波士顿的百万富翁（他们得益于被视为贵族）都接受了它。他还使用许多间接方式为公司做宣传，主要依赖他良好的人际关系。他的人脉圈涵盖了各个阶层，但主要是外交官、政客、报社电台和电视台老板、企业家及业绩斐然的银行家。伯内斯是个聪明人，还很和善、勤劳。他最早取得的成就之一是促成了意大利著名歌唱家卡鲁索在美国的巡回演出。他优雅、热情、有教养、行事得体，让所有人觉得舒服，给人的感觉是：他比看上去更重要，也更具影响力。当然了，广告宣传和公共关系早在伯内斯出生前就出现了，但伯内斯提升了它们的地位，把它们变成了高层次的脑力游戏，所有公司都依赖它们。在那之前，广告被视为次等业务，只被看成是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分支。他在许多知名学府做讲座、上课，还发表文章，出版著作，把他的职业描述得足以代表二十世纪，俨然现代和进步的代名词。他在《宣传》一书中写下了以下预言性的句子：“对大众的意识和习惯进行刻意的、经过策划的操纵，是民主社会最重要的基础之一。那些操纵了这种未知机制的人组成了一个无形政府，他们手中掌握着控制我们国家的真正权力……少数精英需要持续地、系统地对民众进行洗脑教化。”从某种程度来看，他的这些话后来确实成了现实。这本著作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对民主的否定，不过伯内斯抓住机会将其中的理论高效地运用到了危地马拉事件中。事件发生时，他已经作为宣传专家为联合果品公司服务了十年。

他的顾问工作极大改善了公司形象，帮助公司在政界获得了更多支持和更大影响力。“章鱼”也一向不加掩饰地把自己在工商业领域的业绩描述为对整个社会有益，尤其是对那些它正在当地开展业务的“野蛮国家”而言——声称它一直在帮助那些国家摆脱“蛮荒状态”（这是伯内斯的说法），为当地成千上万的人提供工作岗位，那些人因此提高了生活水平，融入了二十世纪的现代化进步之中，也融入了文明社会之中。伯内斯说服塞穆莱在该公司开展商业活动的国家兴建一些学校，建立医疗辅助机构和其他类似的东西，再给那里的老师和学生提供游学奖学金。这些都会成为该公司为当地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证明。同时，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公司还在科学家与科技工作者的帮助下，慢慢地推广宣传香蕉既适合在早餐时食用，也可以在全天任何时段食用，这对于人体健康、对于拥有强健的运动员式的体魄是必不可少的。伯内斯还成功地把巴西歌手、舞者卡门·米兰达（众多电影和演出中的“香蕉女郎”）带到美国，她佩戴以成串香蕉制作的头饰进行的表演大获成功，借助流行歌曲卓有成效地推动了那种水果的销售。在这些宣传攻势的作用下，香蕉成了美国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伯内斯也成功地使得联合果品公司走进波士顿的贵族圈子及最有权势的政客的生活圈子，萨姆·塞穆莱在那之前从未设想过这种可能性。波士顿最富有的人不仅拥有金钱，还握有权力。他们带有偏见，通常来说都是些反犹倾向，因此要做成此事还真不容易。伯内斯成功地说服了亨利·卡伯特·洛奇[波士顿政治世家祖孙两代参议员都叫这个名字，此处应指小亨利，曾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1960年竞选副总统。——编者注]加入公司董事会，还成功地使得纽约知名度极高的苏利文与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约翰·福斯特和艾伦·杜勒斯兄弟出任公司的法律顾问，这些都大费周折。伯内斯知道，钱可以敲开任何一扇门，连种族偏见也抵挡不住金钱的威力。一九四四年，危地马拉爆发了所谓的“十月革命”，联合果品公司开始感觉自己在当地的生意处于危机之中时，他再次促成了各方之间的艰难联合。伯内斯的头脑和人脉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他参与颠覆了所谓的危地马拉“共产主义政府”，推动了另一个所谓的“民主政府”——或者也可以说，是更符合该公司利益的政府——上台。

在胡安·何塞·阿雷瓦洛执政时期（1945—1950），警钟就开始敲响了。不仅因为阿雷瓦洛博士推崇过度理想化的精神社会主义并与联合果品公司为敌，还因为他的政府通过了一项劳动法，允许工人和农民组建或加入工会——在那之前，这项权利在联合果品公司所管辖的地区一向是不被允许的。这种情况引起了塞穆莱和其他董事的注意。在波士顿召开的董事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派爱德华·L.伯内斯到危地马拉去一趟，评估一下当前局势和未来走向，看看那个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选举所选出的政府作出的决定到底对联合果品公司意味着多大的危险。

L.伯内斯在危地马拉待了两个礼拜，一直住在位于市中心的泛美酒店，离总统府只有一步之遥。由于他不懂西班牙语，只能在翻译的帮助下和一些庄园主、军人、银行家、议员、政治家、长居该国的外国人、工会领袖、记者和美国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当然有他们了）及联合果品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尽管蚊虫叮咬、气候炎热让他吃尽了苦头，可他还是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在波士顿重新召开的董事会议上，伯内斯谈论了他对危地马拉事件的印象和判断。他以调查笔记为基础写出了一份报告，以专业的犀利口吻毫无羞耻地写道：“危地马拉变成共产主义国家，成为苏联渗透中美洲、掌控巴拿马运河的桥头堡这一危机还十分遥远。我可以断定，这种可能性暂时是不存在的，”他向参会人员保证，“在危地马拉，很少有人知道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什么，就连那些创办光明学校来传播革命思想、自称共产主义者的家伙也不理解那些概念。那种危机并不存在。不过，对我们更有利的是：让人们以为它是存在的，尤其在美国。真正的危机在别处。我和阿雷瓦洛总统及其亲信有过私人交流。他和诸位、和我一样，是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证据就是：总统及其幕僚坚称，危地马拉新宪法禁止与其他国家有联系的政党在本国存在，他们曾在不同场合作出过如下声明：‘共产主义是民主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后来他们还查封了光明学校，流放了那些创办人。然而有些矛盾的是，他们对民主的过度推崇却将对联合果品公司造成巨大的威胁。先生们，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就好，不要四处声张。”

他笑了笑，用戏剧演员在舞台上的那副眼神扫视董事会成员，他们之中有几位很有教养地报以微笑。短暂的停顿过后，伯内斯继续谈道：“阿雷瓦洛希望把危地马拉变成民主国家，像美国一样。他尊崇美国，将美国视为典范。有梦想的人往往是危险的。这样看来，阿雷瓦洛博士很危险。他的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那个国家只有三百万人口，其中百分之七十是文盲印第安人，很多还笃信异端学说或没有完全脱离那些信仰；那里的医生和萨满巫师的比例大概是一比三或者一比四。怎么可能把这样一个国家变成现代民主国家？此外，当地的少数白人都是些剥削者和种族主义的大庄园主，他们看不起印第安人，只把他们当成奴隶。和我交谈过的军人就像是活在十九世纪，感觉他们随时可能发动政变。阿雷瓦洛总统已经应付过好几次军人叛乱了，把它们全都成功地镇压下去了。那么好了，尽管我认为他们把自己国家变成现代民主国家的努力只不过是镜花水月，我们也不要掉以轻心，因为他们推出的某些举措对我们而言是非常有害的。

“这都是有迹可循的，不是吗？”他继续谈论着，然后做了较长停顿，还利用这一间隙喝了几口水，“举几个例子：阿雷瓦洛政府通过了一项劳动法，允许在企业和庄园内建立工会组织，也允许工人和农民加入其中。他还仿效美国，颁布了一项反垄断法案。大家可以想想，这些保障自由竞争的制度一旦推行开来，对我们联合果品公司将会意味着什么？就算不化成一片废墟，我们的利润也必将直线下降。我们的高效工作、毅力和投入，帮助我们战胜了该地恶劣的卫生条件，把丛林变成了适合香蕉种植的良田。这一切都将化为乌有。正是靠着垄断，我们才能威吓潜在的竞争对手，获得一系列优惠条件：不缴税，没有工会，没有威胁，也没有风险——这种经营环境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不仅是危地马拉的问题，毕竟那里只是我们商业帝国的很小组成部分，问题在于它会给其他中美洲国家乃至哥伦比亚作出很糟糕的示范，那些国家很可能也想变成现代民主国家。到时候，联合果品公司将不得不应付工会、接受国际竞争、缴税、给工人及其家人提供医疗保障和退休金。我们还将成为仇恨和嫉妒的对象，那些穷国就是这么对待高效、高盈利的大公司的，尤其是对待美国企业。先生们，真正的危险是让一种不良的示范出现。这与危地马拉是共产主义国家还是民主国家无关。可能最后他们什么国家也成不了，但他们为实现那个目标而做出的举动对我们而言意味着回撤和损失。”

他不说话了，环视董事会成员脸上或惊讶或好奇的表情。萨姆·塞穆莱是其中唯一一个没打领带的，与长桌上坐着的其他优雅男士相比，他的穿着显得很不得体。他说道：“好吧，这就是诊断报告。那么用什么药才能治好病？”

“我只想在继续讲话之前，给诸位一点儿喘息的时间，”伯内斯开了个玩笑，又喝了口水，“现在我要开处方了，萨姆。处方很长、很复杂，也很费钱，但是可以从根本上治愈恶疾，还能让联合果品公司再次不动声色地扩张、获利五十年。”

爱德华·L.伯内斯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的方案是同时针对美国政府和美国公众舆论做手脚。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对危地马拉没什么概念，更不会认为它是一个问题。现状总的来说是安稳的。

“向政府和公众舆论描绘危地马拉这项工作，应该由我们来做。我们得让他们相信危地马拉是个很严肃、很严重的问题。而且要立刻着手做这件事。怎么做？要机敏，要善于把握机会。我们要通过宣传，使得在民主社会中具有决定性力量的公众舆论向政府施压，迫使政府行动起来，解除对本公司的严峻威胁。什么威胁？和我刚才向诸位解释的一样，真正的威胁不是危地马拉。我们要让人们相信：它是苏联安插在美国后院的特洛伊木马。如何让美国公众相信危地马拉正在变成共产主义国家？如何让他们相信如果华盛顿政府不立刻有所行动，它就将变成苏联在新大陆的第一个卫星国？答案是通过报刊、电台和电视台，无论是在自由国度还是奴隶制国家，这些都是向公民提供信息、引导他们思考方向的主要渠道。我们要帮助媒体‘睁开眼睛’，看到那种正在逐渐成形的‘危险’，毕竟从美国飞到危地马拉只需要两个小时，而且那里离巴拿马运河只有一步之遥。

“最好让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不要表现得像是有人在背后策划或操纵。不能让人把这些宣传和我们扯上关系，尽管这与我们的利益息息相关。危地马拉即将落入苏联人手里的消息不能由共和党媒体或美国右翼媒体率先曝出，最好是让那些所谓的进步媒体率先提出来，也就是民主人士，换句话说，是中间派和左翼人士最常阅读、收听的那些媒体，这样才能让更多人相信那种消息。只有自由派媒体才能让‘消息’表现出最大可能的真实性。”

萨姆·塞穆莱打断了他，表达了自己的疑惑：“可我们怎么才能说服那些自由派狗屎臭媒体呢？”

伯内斯笑了笑，又暂停了一会儿。他就像一名老练的演员，笃定地再次扫视了董事会所有成员：“要做成此事，就要靠公共关系领域的王牌，也就是我本人。”他毫不害臊地开了个玩笑，就好像这是在浪费时间提醒在场的先生们地球是圆的，“此外，先生们，我有很多朋友是美国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老板或主编。一定要谨慎行事，机密行事，不能让媒体发现自己被利用了。要像大自然中逐渐发生了神奇转变那样慢慢改变他们的想法，得使那些自由派和进步媒体以为是他们自己发现并向世人揭示了那些‘迹象’。要注意照顾记者们的情绪——他们非常喜欢以自我为中心。”

伯内斯说完，萨姆·塞穆莱又开口了：“请别告诉我们，你这个充满细节的玩笑要花多少钱。我们今天遭受的打击够多了。”

“关于费用，我现在什么都不会说，”伯内斯表示同意，“重要的是，诸位要记得一件事：公司获得的好处将远多于推行这项计划所需的花销，只要我们能阻止危地马拉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成为阿雷瓦洛总统想建成的现代民主国家。”

爱德华·L.伯内斯在联合果品公司于波士顿召开的那次董事会议上提出的方案被严格地执行了，印证了伯内斯本人所提出的理论：二十世纪是宣传的世纪，宣传将成为权力阶层实施统治、操纵舆论的最有力武器，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无一例外。

慢慢地，在胡安·何塞·阿雷瓦洛政府执政末期，但更多的是在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上校执政时期，危地马拉开始出现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例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或《时代周刊》。那些报道声称自由世界正面临着日益扩大的危险，苏联在危地马拉的影响逐渐扩张。危地马拉政府虽然表面上出现某些民主国家的特点，实际上却遭到了共产主义者的渗透。他们漂洋过海而来，行为愚蠢却卓有成效；他们竭力对抗法治、泛美主义、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挑动阶级斗争，激化矛盾，分裂社会，还煽动该国人民对私人企业的敌意。

美国的报纸和杂志从未如此关注过危地马拉、中美洲甚至整个拉丁美洲。在伯内斯的操纵和布局下，美国媒体开始派专人前往危地马拉。他们都住在泛美酒店，那家酒店里的酒吧几乎成了国际媒体的大本营。记者们收到某些文件夹，里面的材料涉及某些印证了那些可疑“迹象”的事实——工会已沦为与私人企业对峙、进行破坏的武器。他们还在伯内斯的建议和组织下对庄园主、企业家、神父（有时甚至是主教本人）、当地记者、反对党领袖、牧师和其他专业人士进行了访谈，这些人事无巨细地描绘了那个国家的可怖，说它正在慢慢变成苏联的卫星国，国际共产主义势力企图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淡化美国的影响力，与美国争夺利益。

从某个特定时刻——具体而言，是哈科沃·阿本斯在危地马拉实施土地改革之时——开始，伯内斯操纵报纸和杂志老板的行为已不再有意义了，因为彼时在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圈子里已经出现——要注意，当时正处于冷战时期——对危地马拉局势的普遍担忧，各家媒体都自发地派出专人去调查那个小国家被共产主义渗透的情况。最精彩的部分是合众国际社发表的由一位英国记者写成的报道，文章声称苏联有意在危地马拉建立潜艇基地。《生活》《先驱论坛报》《标准晚报》（伦敦）、《哈泼斯杂志》《芝加哥论坛报》《视野》（西班牙语）、《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及其他一些报刊以大幅版面罗列事实和具体证据，讲述了危地马拉正在投向共产主义和苏联。那压根不像是被阴谋操纵的宣传成果。洗脑宣传给现实披上了虚构的外衣，毫无准备的美国记者们以那层虚构为基础，写出了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其实只是杂耍艺人手中的提线木偶罢了。这也解释了为何像弗洛拉·刘易斯这类知名的自由派左翼人士会向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约翰·埃米尔·普里弗伊大唱赞歌。在麦卡锡主义和美苏冷战最糟糕的那几年，那种赞歌无疑是推波助澜，将虚构扮成现实。

萨姆·塞穆莱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去世，当时的他即将年满八十四岁。他住在路易斯安那州，坐拥万贯家财，已经不再过问生意上的事了。他那时依然觉得爱德华·L.伯内斯在那场远古的波士顿联合果品公司董事会议上的谋划能如此精准地实施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他当然不会想到，尽管赢得了那场竞争，“水果摊”依然走上了分崩离析的道路——短短数年后，该公司老板自杀身亡，公司也消亡，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只有人们对它糟糕而又恶劣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