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地马拉小姐”的母亲来自一个姓帕拉维奇尼的意大利移民家庭。经历了两代人，那个姓氏变短了，也更西班牙语化了。那位年轻的法学家、法律专业的教师、执业律师阿图罗·博雷罗·拉玛斯向女青年玛尔塔·帕拉求婚时，在当地社会引起了广泛争议，因为不管怎么说，玛尔塔只是从意大利来的杂货商、面包师、糕点师家的孩子，她的社会地位与那位男士毫不般配，后者不乏上层社会适婚年轻女性的追求，因为他来自一个古老的家族，受过良好的教育，还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最后，流言停止了，众多人参加了两人在大教堂举办的那场由危地马拉城的大主教主持的婚礼，有的是受邀出席，有的则是前去看个热闹。总统豪尔赫·乌维科·卡斯塔涅达也在他高雅的妻子的陪同下出现在婚礼现场。总统穿着一身优雅的制服，上面挂满勋章，和那对新人一同站在教堂门前，接受人群中爆发的掌声。

从传宗接代这方面来看，两人的婚后生活算不上美满。尽管玛尔蒂塔[玛尔蒂塔是玛尔塔的昵称。除特别说明外，本书注释均为译注。]·帕拉每年都会怀孕，而且她在各方面也都十分注意，可是生下来的几个男孩都十分孱弱，出生时已是奄奄一息的，往往在几天或几周内就会夭亡。接生婆、妇产科专家甚至城里的男巫师和女巫师也都束手无策。连续失败五年之后，玛尔蒂塔·博雷罗·帕拉降生了。这个女孩生得十分漂亮，还很活泼，所以当她尚躺在摇篮里，人们就给她起了“危地马拉小姐”这个绰号。和她的兄长们不同，她活了下来，而且越活越强壮。

刚出生时，她也很孱弱，可以用皮包骨来形容。在人们向上天祈祷玛尔蒂塔不要遭受她兄长们的命运的那些日子里，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她那光滑的皮肤和精致的五官，大大的眼睛闪烁着平和而有穿透力的光芒，似乎想把见过的一切人和事都永久印刻在脑海中。她的眼神时常还会流露着灵动和惊恐。玛雅-基切族的印第安保姆西姆拉预言道：“这个小姑娘将拥有巨大的权力！”

“危地马拉小姐”的母亲玛尔塔·帕拉·博雷罗没能长久享受这唯一活下来的女儿带来的喜悦。不是因为她死了——她活到九十岁，是在养老院去世的，去世时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所知不多——而是因为自从玛尔蒂塔降生，她就变得筋疲力尽、沉默寡言、意志消沉、精神错乱（那时候的人都这样委婉地形容疯子）起来。她整天待在家里一动不动，也不开口说话；家里的仆人帕特罗西尼奥和胡安娜只能掰着嘴给她喂饭，还会给她做按摩，以防她下肢萎缩。唯一能让她打破沉默的是毫无预兆的号啕大哭；只有在睡意涌来时，她才会停止哭泣。西姆拉是唯一能理解她的人。可能是借助某些动作，也可能是仅凭猜测，西姆拉总能知道玛尔塔想要什么。博雷罗·拉玛斯博士逐渐忘记了自己还有妻子。他可以一连数日或数周不进卧室，不亲吻妻子的额头。他要么待在办公室，要么在打官司，或者在圣卡洛斯大学教课。除此之外，他把余下的所有时间都花在了玛尔蒂塔身上，自这个小姑娘出生，他就非常喜爱她、呵护她。小姑娘在父亲的照料下茁壮成长起来。每个周末，家里都会聚集着博雷罗·拉玛斯显赫的友人们——法官、庄园主、政客、外交官——大家喜欢玩当时已经不算流行的三人纸牌游戏。玛尔蒂塔在这些来客之中跑来跑去，总是用她那双灰绿色的眼睛盯着客人们，仿佛想看穿他们的秘密。她的父亲觉得她的这一举动十分有趣。她接受所有人的抚摸，但只亲吻自己的父亲，也只跟父亲亲近。

记忆如火焰，燃起又熄灭。多年以后，提及那段生命中的最初岁月时，玛尔蒂塔已经不太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政治方面的不安成了大家每周末打纸牌游戏时谈论的主要话题。大约是一九四四年左右，她迷茫地听着客人们谈论豪尔赫·乌维科·卡斯塔涅达将军忽然间众叛亲离。军人、市民和学生不断发起示威运动想把他赶下台，最终在当年爆发的有名的“十月革命”中达成目的，由费德里科·庞塞·维德斯将军领导的又一个军人集团上台了；可后来示威者又成功地把他推翻了。最后，危地马拉迎来了选举。玩纸牌的先生们很害怕刚刚从阿根廷流亡归来的胡安·何塞·阿雷瓦洛教授赢得大选，他们说这是因为他信奉的精神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会给危地马拉带来灾难，印第安人会当家作主，他们会杀戮有教养的人，庄园和土地则会落入共产主义者手中；他们还会把出身良好家庭的孩子卖去苏联当奴隶。每当他们谈论这些事，玛尔蒂塔总会等着看其中一位先生的反应，那个人就是埃弗伦·加西亚·阿尔迪莱斯医生，也是那些牌戏聚会和政治闲谈的常客。这位先生目光清澈，留着长发，经常会大笑着称其他人是穴居人和臆想狂，因为在他看来，阿雷瓦洛教授和他们一样反对共产主义，而他的精神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把危地马拉变成现代民主国家，是把这里的人民从贫困和封建原始状态中拯救出来的思想的代名词。玛尔蒂塔还记得那些热火朝天的讨论：在场的先生们目瞪口呆，指责加西亚·阿尔迪莱斯医生是赤色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当她问自己的父亲为什么那位先生总是和大家唱反调时，她的父亲是这样回答的：“埃弗伦是个好医生，也是我的好朋友，只可惜他的脑筋不灵光，是个左翼分子！”玛尔蒂塔越发好奇起来，于是决定找个机会让加西亚·阿尔迪莱斯医生给她解释一下左翼和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

那时，玛尔蒂塔已经在危地马拉贝尔加学校（神圣的赫尔梅特家族创办的教会学校）上学了，里面的老师都是修女，危地马拉所有出身良好的女孩都会去那里上学。玛尔蒂塔在学校表现优异，考试时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学习对她而言并不是什么费劲的事，她只需要将自己超凡的才华略微用在功课上就行。她也清楚，成绩单上耀眼的分数可以令父亲非常开心。休学典礼上，玛尔蒂塔因成绩优异、表现出众而得以上台领奖，这让博雷罗·拉玛斯博士感到多么幸福啊！现场的嬷嬷们和观众们不断为她鼓掌。

玛尔蒂塔的童年生活幸福吗？在后来的日子里，她曾经多次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如果幸福的定义是平静、有序、波澜不惊的生活，是指受到父亲和用人们无微不至的呵护，那么她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只要想到自己从来没有体验过母爱，她就感到难过。她每天只去看望母亲一次——那是一天中最难熬的时段——那位女士总是躺在床上。尽管她确实是玛尔蒂塔的妈妈，却从未理睬过她。回房睡觉前，西姆拉会带她去吻那位女士。她不喜欢这种安排，因为那位女士压根就不像个活人——麻木地盯着玛尔蒂塔，任由她亲吻，却不回馈以任何亲昵动作，有时候还会打哈欠。她对和朋友们一起玩乐不是很感兴趣，在西姆拉的陪伴下参加朋友们的生日聚会全无乐趣。最初的跳舞活动也一样，那时她已经上中学了，男孩们已经开始和女孩们约会了，他们给她们写情书，身边的人总是出双入对的。玛尔蒂塔还是对家里的周末聚会更感兴趣，她想听那些来打牌的先生们交谈，尤其是听埃弗伦·加西亚·阿尔迪莱斯医生高谈阔论。她总有一堆关于政治的问题想请教他。他对她解释说，尽管在场的先生们抱怨连连，可胡安·何塞·阿雷瓦洛做得很好，总统想在这个国家建立起公正的秩序，尤其是在印第安人问题上——印第安人在三百万危地马拉人中占大多数。多亏阿雷瓦洛总统，他说，危地马拉终于向民主国家迈进了。

一九四九年底，玛尔蒂塔十五岁生日当天，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家所在的圣塞巴斯蒂安老城区一片欢腾。她的父亲举办了“十五岁生日礼”。危地马拉所有有头有脸的家族都会给家中的姑娘举办这样一次仪式，这也象征着她要正式踏入社会了。她的父亲用鲜花和花环装扮了整栋屋子，这栋位于殖民区中心位置的房屋带有宽敞的前厅，窗外设有围栏，花园里植被茂盛。当晚灯火通明，大主教本人在大教堂主持了一场弥撒，玛尔蒂塔也出席了。她身穿绣花白衣，手持柑橘花束，全家人陪伴着她，许多她第一次见到的姑婶叔舅和表兄弟表姐妹也在场。街道上燃放着烟火礼炮，受邀的年轻人后来还搞了场化装舞会，舞会现场摆放着无数甜品和水果。年轻人都精心打扮了一番。姑娘们大多穿着色彩斑斓的无袖衫，上面绣有几何图案；系着深色腰带，走起路来裙子随风飘扬；男孩们则穿着白裤子和五颜六色的衬衫，头戴草帽。伊皮科俱乐部负责筹备宴会，请了两支管弦乐队，一支演奏传统音乐，由九位非洲鼓鼓手组成；另一支则演奏现代化的音乐，十二位成员弹奏着各种流行舞曲：班巴、华尔兹、布鲁斯、探戈、科里多、瓜拉恰、伦巴和博莱罗。舞会期间，当晚的女主角玛尔蒂塔和美国大使的儿子理查德·帕特森·Jr.跳舞时突然晕倒了。人们把她抬进卧室，陪女儿多洛蕾斯——玛尔蒂塔的好友——出席舞会的加尔万医生为玛尔蒂塔做了检查，给她量了体温和血压，还给她身上抹了些酒精。玛尔蒂塔很快恢复了意识。没什么大问题，年迈的医生说道，可能是一整天的活动过于密集，造成了血压骤降。玛尔蒂塔重振精神，回到了舞会上。可是在整晚余下的时间里，她都显得有些悲伤，心事重重。

所有来宾离开时，夜色已深，西姆拉走到博雷罗博士身边。她小声说，想和博士单独聊聊。博雷罗把她带到了图书室。“加尔万医生搞错了，”保姆对他说道，“什么血压骤降，真荒唐。很抱歉，博士，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您：小姐有喜了。”现在轮到这个家的主人感到天旋地转了。他瘫坐在椅子上。整个世界，那些摆满图书的书柜像旋转木马一样在他的周围晃动起来。

无论这位父亲乞求、恳求还是用最严厉的惩罚来威胁她，玛尔蒂塔始终表现出影响她一生命运的坚毅性格，始终拒绝说出在她腹中逐渐成形的孩子的父亲是谁。博雷罗·拉玛斯博士几乎要失去理智了。他是个虔诚的教徒，思想十分保守，尽管如此，他还是想到了堕胎这条路，尤其当西姆拉看到他如此绝望，主动过来对他说，她可以带小姐去找一位专门负责“把幼儿送往净界”的妇人。可是反复斟酌后，特别是在咨询过他的朋友和忏悔牧师即耶稣会的乌约亚神父之后，他最终决定不让自己的女儿冒如此大的风险，也不想让她因这种罪过而下地狱。

令他心碎的是想到玛尔蒂塔的人生已经毁了。他不得不给玛尔蒂塔办了休学，因怀孕引发的呕吐和眩晕时不时发作，嬷嬷们注意到了她的状态，也猜到了那些症状的根源是什么。这位律师只要想到自己的女儿不可能拥有美好的婚姻生活就感到心痛。哪个出身良好、为人正派、未来有保障的男人愿意娶这样一个有伤风化的女人？他已经无心工作和教学了，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调查让自己的掌上明珠怀孕的男人到底是谁。玛尔蒂塔没有什么追求者。她似乎对男女之情无甚兴致，在这方面，她和同龄女孩一点儿不像，其他姑娘天天和小伙子混在一起，可玛尔蒂塔的心思都放在了学习上。他了解她离开学校之后的一切行踪。是谁、怎样、在哪儿对她做了那种事？起初他觉得绝无可能的某个想法逐渐占了上风，不管是真是假，他都决定去面对，于是他在自己的老式史密斯威森手枪里装了五发子弹。他以前很少摸枪，只在捕猎、射击与垂钓俱乐部里打过靶或和猎人朋友们一起参加似乎十分无聊的打猎活动时开过枪。

他毫无预兆地出现在埃弗伦·加西亚·阿尔迪莱斯医生家，医生和老母亲同住在邻近的圣弗朗西斯科区。这位老朋友刚刚从诊所回家，他每天下午都待在诊所，上午则在圣胡安·德·迪奥斯将军医院工作。他立刻接待了博雷罗。他把博雷罗带到了一间小客厅，那里的书柜上摆着一些书藉和关于玛雅-基切文明的物件，例如面具和葬礼上用的盒子。

“埃弗伦，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博雷罗·拉玛斯博士慢慢地说道，就像是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嘴里挤出来似的，“咱们一起上过教会学校，虽然你的政治思想有些偏激，但我还是认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以我们的友情作为见证，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撒谎。是你把我女儿肚子搞大的吗？”

他看到埃弗伦·加西亚·阿尔迪莱斯医生的脸色变得像纸一样苍白。在回答那个问题前，他张了几次嘴，又都闭上了。最后他结结巴巴地作出了回应，手也在不停地发抖：“我不知道她怀孕了，阿图罗。对，是我做的。那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我向你发誓，我没有一天不在后悔。”

“我本来是要来杀你的，你这臭婊子养的东西，但你真他妈让我恶心，杀了你只会脏了我的手。”

他哭起来，胸口随着抽泣不断颤动。他的脸上满是泪水。他们就这样一起待了近一个小时，在门口的街边分别时，他们既没有握手，也没有像往常那样互拍后背。

回到家，博雷罗·拉玛斯博士径直走向女儿的房间。从晕倒那天起，她就一直被锁在里面。

她的父亲没有坐下。他站在门口，用不容辩驳的口吻说道：“我和埃弗伦谈过了，我们达成一致。他会和你结婚，这样那个孩子就不会像街头母狗分娩的小狗，还能有个姓氏。婚礼会在奇奇卡斯特南戈农场举行。消息会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其他人也会得知此事。在那之前，我们还得继续假装成团结的一家人。你和埃弗伦结婚后，我再也不会见你了，也不会管你了，你不会从我这里继承任何东西。在那之前，你就继续待在这间屋子里，不许上街。”

他说到做到。埃弗伦·加西亚·阿尔迪莱斯医生和一个比他小二十八岁的十五岁女孩突然结婚的消息成了危地马拉城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一时间，流言四起。所有人都知道玛尔蒂塔·博雷罗·帕拉以那种方式结婚是因为医生让她怀了孕。那个医生满脑子革命思想，能干出这种事似乎不足为奇。所有人也都很同情诚实的博雷罗·拉玛斯博士。自那之后，再也没人见他笑过，他也再没参加过宴会或举办牌戏聚会。

婚礼是在一座偏僻的农场举行的。农场是新娘父亲的财产，位于奇奇卡斯特南戈郊区，种植咖啡。新娘父亲本人参加了仪式。现场还有几个农场雇工，他们收到了装着几格查尔[危地马拉货币单位。]的红包，由于不识字，雇工们只能通过画叉号或直线来表示自己拿到了钱。除此之外，现场连一杯用来祝福新人的红酒都没有。

那对新人回到危地马拉城，直接去了埃弗伦和他母亲的住处。所有上层家族的人都知道博雷罗博士履行了诺言，此后再也没见过自己的女儿。

玛尔蒂塔在一九五〇年年中产下一个男婴。从官方记录来看，她是在妊娠七个月时分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