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近的人都管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叫“斧子脸”。他从妓院、酒吧、吸烟室和秘密赌场里的闲谈中得知，自由军的雇佣兵已经开始陆续抵达特古西加尔巴了。关于那支由古巴人、萨尔瓦多人、危地马拉人、尼加拉瓜人、哥伦比亚人甚至部分从美国来的“讲西班牙语的人”组成的雇佣军的丑闻出现在洪都拉斯首都各大报刊和电台的报道中，这对于那支意图颠覆哈科沃·阿本斯在危地马拉建立的“共产主义政权”的武装力量而言是个极为糟糕的消息。因为此事，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在佛罗里达州的联络人霍华德·亨特对他大加斥责，而他则请求能允许他到迈阿密的奥帕洛卡与未经缜密调查就雇佣了那些“士兵”的美国中情局官员见面。但一向神秘莫测的亨特对他说，此时此刻让他出现在那边是不合时宜的。上校把他的憋闷情绪都发泄在了眼前的东西上，把大蒜和洋葱扔得飞来飞去。他住在洪都拉斯首都郊外的一所房屋中，那里也被他用作指挥部。年轻时，当他在军校的同学以他的名字为依据给他起了“屎粑粑”的绰号后[该绰号的西语表达为“Caca”，系取卡洛斯·卡斯蒂略（Carlos Castillo）名字的开头部分拼合而成。]，他就习惯了给那些激怒他的人起夸张激进的绰号（大多带有侮辱性）以示报复。他管那些引发丑闻的雇佣兵叫“邋遢仔”；他立刻给那些脱离军队追随他的危地马拉士兵下了命令，让他们对那些不服管束的雇佣兵罚款，要是后者犯下的错误不可饶恕，就直接中止合同。可是由于给那些人付钱的不是他们，而是美国中情局——这个机构就像大权在握的继母——所以他的命令收效甚微。

到了这个时候还发生这种事，实属不幸。一九五三年一月的总统大选中，艾森豪威尔获胜当选，于是美国终于下定决心颠覆阿本斯政权。不靠政治诡计，而是直接诉诸武力，这也符合“斧子脸”的提议。杜鲁门执政期间，不可能说服美国人相信只有采取军事行动——就像不久前美国中情局在伊朗策划的颠覆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的行动那样——才能抑制共产主义在危地马拉逐渐扩大的影响力。在新任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他的弟弟——新任中情局局长、曾担任联合果品公司代理律师的艾伦·杜勒斯——的努力下，美国人终于决定支持武力入侵危地马拉了。从凄惨地逃离危地马拉、逃到洪都拉斯避难开始，卡斯蒂略·阿马斯就一直在乞求美国人为自己提供军事援助。正是美国中情局（“继母”）指派了霍华德·亨特负责支持、推动“胜利行动”——美国人就是这样称呼它的。卡斯蒂略·阿马斯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项计划。就在自由军逐渐成军之际，那些雇佣兵在洪都拉斯引发了丑闻。其实胡安·曼努埃尔·加尔韦斯总统最近已经同意支持这项计划了，当然，他是迫于美国政府及联合果品公司的压力才作出这一决定的，那些势力在洪都拉斯的影响力比在危地马拉更大。卡斯蒂略·阿马斯相信，只要美国人和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达成协议，后者允许美国人在尼加拉瓜的土地上训练雇佣兵，一切问题就将迎刃而解。可究竟是什么狗屁原因造成那项协议耽搁如此之久仍未达成？他曾私下和索摩查有过交流，后者许诺说，愿意支持他的起义行动。

“事情推动得如此缓慢，都是美国佬的过错。”他想。从他的办公室可以望见一小片田地，树林茂密，牧草丰盛，还能望见那些环绕着特古西加尔巴的小山中的一座，当然只是棕褐色的轮廓。远处，几个戴草帽的农民正弯腰干着农活。他对这个住处没什么可抱怨的，是联合果品公司给他找的落脚处，也是该公司付钱请了用人和厨师，一切日用品都由该公司提供，连司机和园丁都是该公司雇的。美国人决定行动了，这是好事，但不应该所有事都由他们决定，把他边缘化，毕竟他才是豁出性命指控共产主义正在危地马拉蔓延的人，而且他从弗朗西斯科·哈维尔·阿拉纳上校被杀起就开始这样做了。这一指控在阿本斯执政的三年中从未停止。他曾对联合果品公司的管理层抱怨过，但他们试图说服他：最好还是和美国政府保持距离，别让支持阿本斯的媒体逮住机会说他是这位“继母”手中的工具。这种说辞无法说服他，因为只要他被边缘化，无法参与重大决定，他就会感觉自己只是华盛顿和中情局手中的提线木偶。“臭婊子养的！”他想，“一群清教徒！”他闭上眼，深深吸了几口气，想克制心中的怒火，于是开始想象自己很快就要打败（也许是杀死）哈科沃·阿本斯了（他给他起的绰号是“哑巴”）。还在军校当士官生时，他就憎恨阿本斯了。起初是出于私人原因：阿本斯是白人，优雅、讲究、成绩优异。而自己刚好相反，是卑贱的混血种人，家里没什么钱，长得还像个印第安人。后来则是因为阿本斯娶了美丽、富有的萨尔瓦多女人玛利亚·维拉诺瓦，而他则和奥蒂莉亚·巴洛莫结了婚，后者是普通女教师，和他一样平平无奇。除此之外，他的恨主要来自政治因素。

卡斯蒂略·阿马斯既无法直接和美国中情局取得联系，也联系不上中间人霍华德·亨特，此君已经消失许久了，一连数月音讯全无，卡斯蒂略·阿马斯完全没办法找到他，哪怕是负责筹划入侵行动的美国政府部门官员也找不到他，这让卡斯蒂略·阿马斯更加感觉自己是个局外人，觉得自己被侮辱了。他备受折磨，因为在关乎自己国家的关键问题上，他连一丁点儿发言权都没有。在霍华德·亨特再次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唯一和他保持联系的是联合果品公司洪都拉斯负责人凯文·L.史密斯。正是通过此人，他才得知自己最终被“他们”选为自由军的领导人。也是同一位史密斯先生用他的私人飞机把卡斯蒂略·阿马斯带去了佛罗里达州。在迈阿密北部十九公里远坐落着老牌的奥帕洛卡空军基地，那里如今被用作“胜利行动”指挥部。上校就是在那里认识弗兰克·威斯纳的，后者是美国中情局的二把手，受艾伦·杜勒斯之命，负责领导颠覆阿本斯政权的行动。按卡斯蒂略·阿马斯的理解，此人应当是霍华德·亨特的顶头上司。威斯纳确认他被选为解放危地马拉行动的领袖，将与他并肩作战的还有米格尔·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将军（“肥差”将军）和咖啡园主胡安·科尔多瓦·塞尔纳律师，但并没有告诉他霍华德·亨特力挺他的理由：“因为‘屎粑粑’先生长得像印第安人嘛！大家别忘了，占危地马拉人口大多数的恰恰是印第安人。他们肯定会支持他！”

被选为领袖的喜悦很快被冲淡了，因为他发现美国人在作出任何决定前都犹豫再三。他们如此谨慎的原因，是不希望有人在联合国指控美国是未来那场针对莫斯科在拉丁美洲建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共和国的“解放战争”的幕后推手（尤其不想让人们谈论美国向危地马拉反政府武装提供了资金支持）。难道用一根手指就能遮住阳光？卡斯蒂略·阿马斯把美国人的这种多疑和宗教上的清教主义联系到了一起。每次在这间办公室和他的战友们开会时，他都会这样说：“美国人干什么都慢吞吞的，就像是腿脚被灌了铅似的，这都怪他们那操蛋的清教主义思想。”他本人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表达什么，但只要这么说了，他就会感到满足：他自我感觉这是一种高深的、哲学式的羞辱。

与此相反，他对尼加拉瓜总统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则抱有无限感激。索摩查是个真正慷慨的盟友，理解他们正在策划的事情意味着什么。他同意自由军的士兵在他的国家接受训练——为此他甚至提供了手中的一座庄园“罗望子庄园”和马那瓜湖上的莫莫通比托岛——还允许美国中情局的飞机在战事开始后从尼加拉瓜机场起降，前去轰炸危地马拉城中的战略设施。军事行动的指挥工作也会在马那瓜展开。美国中情局已经向那里派去了美国飞行员和军人，这些人将在入侵行动中掌握主导权。索摩查还专门任命他的儿子塔奇托担任尼加拉瓜政府与负责策划战斗及破坏行动的美国官员之间的联系人。对同样慷慨地提供了武器和资金支持的元首特鲁希略（“蜘蛛”），卡斯蒂略·阿马斯并不信任。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这位考迪罗一手遮天，目中无人，这些都使得卡斯蒂略·阿马斯无法完全相信他。阿马斯甚至有些惧怕特鲁希略。直觉告诉他，如果他领导的“解放战争”过度依赖特鲁希略——特鲁希略先是私下给了他六万美元，后来又通过中间人两次将武器和资金转交给他——掌权后，他势必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他只在特鲁希略城[1844年，多米尼加共和国独立后，圣多明各成为共和国首都。1936年改名为特鲁希略城。1961年，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遇刺身亡后，名称恢复为圣多明各。]见过元首一次，那次会面让卡斯蒂略·阿马斯很不痛快，因为元首拐弯抹角地提出了很多条件，要在战争胜利后索取回报。此外，他还得知元首相中的未来领导危地马拉的人不是他，而是他的朋友和战友米格尔·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将军。

尽管一切都在推进，可“斧子脸”没能掌握太多情报。他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认为美国人对他隐瞒了计划的细节，这可能意味着他们不信任他，或者说不尊重他。弗兰克·威斯纳责备过他，因为他夸大了在危地马拉为自由军招募到的志愿兵数量：他曾向美方保证会招募到五百人，可实际上只招募到二百出头。因此美国中情局决定亲自出手，在不同的中美洲国家招募雇佣兵。正是这批人在特古西加尔巴引发了舆情。最好把他们尽快带到新奥科特佩克去，直到在尼加拉瓜的训练开始为止。他给弗兰克·威斯纳的副手，美军上校布罗德福斯特打去了电话，此人也是他在马那瓜的新任联络人。布罗德福斯特向他保证在索摩查提供的庄园和小岛上进行的训练下周一就开始，当天下午就会开始把自由军的士兵向尼加拉瓜转移。他还对卡斯蒂略·阿马斯说，中情局已经把霍华德·亨特派到国外执行新的任务去了，今后不会再负责危地马拉的事务，同时为了不再麻烦威斯纳，以后他是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唯一联络人。

另一个大问题是地下广播电台：自由电台。美国人已经购置了功能强大的无线电发射器，危地马拉所有地区都能接收到这家电台，广播信号是从离边境不远的洪都拉斯城市新奥科特佩克发出的。当卡斯蒂略·阿马斯准备任命电台负责人的时候，布罗德福斯特对他说，美国中情局已经指派了一个叫大卫·阿特莱·菲利普斯（“隐形人”）的美国人来负责电台事宜。尽管从理论上讲，自由电台发送的内容应该和他领导的自由军行动有关，但卡斯蒂略·阿马斯从来都没能和这位负责人说上话。从一九五四年五月一日电台第一次发送节目开始，问题就逐渐显现出来。上校曾请求在危地马拉境内录制节目，可美方没有理睬他的建议，而是选择在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军基地录制节目，声称美国中情局已经在那里建立了“后勤保障中心”，专门为入侵危地马拉的行动服务；武器和录制好的磁带都从那里运出来，这些磁带获得大卫·阿特莱·菲利普斯的同意之后，会被直接送往新奥科特佩克。听完第一期节目，上校吓坏了：只有一位播音员有危地马拉口音，其他播音员（其中一位是女性）都是尼加拉瓜人或巴拿马人，这从他们的语调和用词就能分辨出来。卡斯蒂略·阿马斯的抗议被传到了中央指挥部，可错误直到四五天后才得以纠正，因此许多危地马拉人，包括阿本斯政府，从一开始就知道那些信号压根就不像节目里声称的那样是从危地马拉丛林中的某个地方发出来的，而是来自国外，策划者自然也都是外国人。除了美国人，还能是谁？

确实起到较大作用的是电台和报刊对阿本斯政府企图将危地马拉变成苏联在拉美的桥头堡以及关于占领巴拿马运河的指控。不过这些指控并不是华盛顿或中情局的手笔，而是联合果品公司及其宣传大师爱德华·L.伯内斯的功劳，后者曾给卡斯蒂略·阿马斯讲过怎样用花式的思想宣传来渗透一个社会，无论是恐惧还是希望，都可以通过这种手段散播到人群之中。卡斯蒂略·阿马斯听得目瞪口呆。在这次事件中，这种渗透起到了完美的效果。伯内斯先生和联合果品公司投入大量资金，成功说服了美国社会和华盛顿政府，让他们相信危地马拉已经投向了共产主义，而且这一切的操盘手就是阿本斯。因此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一直在想，如果颠覆阿本斯政权的行动是由联合果品公司说了算，事情就会顺利得多。但是，哎呀，有什么办法呢——就像元首特鲁希略那次对他说的那样——事情只能由“继母”华盛顿说了算啊。太遗憾了！

卡斯蒂略·阿马斯觉得美国中情局和美国政府为了防止入侵行动结束后被指责为幕后黑手而作的所有准备都是无用功。阿本斯和总理吉列莫·托里埃略势必会在联合国控告美国。不管有没有证据，他们都会这么做。浪费这么多时间去作准备，不仅贻误战机，还会使得自由军之前犯的那类错误不断出现，有什么意义呢？由于每次都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把磁带从巴拿马运到新奥科特佩克，洪都拉斯总统胡安·曼努埃尔·加尔韦斯很快发现了无线电发射器的存在，他表示机器必须停止使用或带出这个国家。中情局决定把发射器运到马那瓜，索摩查不仅没有设置障碍，还安排了设置点。又过了一段时间，在没有通知“斧子脸”的情况下，中情局又决定再次改变发射器的设置点，后来自由电台的秘密节目开始发送到危地马拉了，只不过那时发射器已经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

自由军使用的武器如何运送到武装行动发起地洪都拉斯也是一个问题。那批武器被集中运到了巴拿马运河的美军基地，中情局为自由军购置的飞机会把它们运输到洪都拉斯边境的若干地点，再在那里分发给自由军；其中一些武器和爆炸物还会用伞包投递给边境附近的个别危地马拉村庄，因为那里有些秘密组织已经决定参与行动，尽管彼时这一切都还处于空谈阶段。卡斯蒂略·阿马斯一直幻想那些飞机将属于自由军，它们将飞离奥罗拉空军基地，前来投奔他。可是布罗德福斯特某日突然眉飞色舞地告诉他，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可能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授权由艾伦·杜勒斯下令，从国际市场购买三架道格拉斯C-124C战略运输机专门为“胜利行动”服务。这些飞机将向危地马拉投放宣传单，让危地马拉人了解和支持这次行动。战争开始后，这些飞机还可以给自由军运输武器、食物和药品，同时执行轰炸任务。和整个筹备过程中的其他事宜一样，美国人不允许卡斯蒂略·阿马斯派人参与购买飞机的行动，他也无权指派机组人员。得知美方安排的飞行员之中有一个是狂热的冒险分子后，卡斯蒂略·阿马斯更加怒不可遏。那人叫杰瑞·弗雷德·德拉姆（“小疯子”），是个不错的飞行员，但是整个中美洲地区都知道他是个臭名昭著的走私犯。他喜欢到处吹嘘自己干过的违禁飞行，还说自己能在任何险境起飞、降落，哪怕各国为了保护领空而对他进行拦截，他也无所畏惧。

美国人的傲慢无礼不仅激怒了“屎粑粑”先生，也惹火了危地马拉军方的一些官员，他们有的和上校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有的则对阿本斯的改革心怀不满，这些人已经决心投效叛军，甚至组成了参谋部。心烦意乱的卡斯蒂略·阿马斯只能向同伴解释“美国清教徒”拖拖拉拉的原因是华盛顿政府想作好万全准备，以应对在联合国大会上可能出现的针对他们的指控。美国人认为肯定会有人指责他们策划侵略危地马拉这样的小国，并且颠覆了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的合法政府。此外，虽然众所周知，美国人都是些蠢货，但不要忘了，给他们提供武器、飞机和资金的恰恰正是那群蠢货，没有这些东西，战争就无从谈起。嘴上说着这些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鬼话，可实际上，卡斯蒂略·阿马斯和同伴一样，心中充满怀疑和沮丧。

好像这些麻烦还不够似的，让上校更头疼的是鲁道夫·门多萨·阿苏迪亚上校的情报。此公曾任空军司令，还在阿本斯政府出任要职。他背叛了现政府，转投自由军一方。刚得知门多萨上校逃离危地马拉和自由军会合的计划，卡斯蒂略·阿马斯就亲自来到特古西加尔巴机场迎接他，要知道，门多萨上校前一天还是阿本斯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呢。

门多萨·阿苏迪亚和卡斯蒂略·阿马斯是军校同学，但并不是朋友。他们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军营，几乎没什么机会碰面，之后的仕途也大相径庭。前者从未参与过“斧子脸”针对阿雷瓦洛和阿本斯政府发动的两次政变，因此当这位危地马拉规模不大的空军部队的长官、被认为是深受阿本斯信任的政治人物发来消息告诉卡斯蒂略·阿马斯，他准备叛离政府从危地马拉逃走，后者感到十分吃惊。自由军会欢迎我吗？卡斯蒂略·阿马斯回复说他们所有人都会张开双臂迎接他。在特古西加尔巴机场，面对记者，卡斯蒂略·阿马斯赞扬了门多萨·阿苏迪亚的勇敢无畏和爱国情怀。官方媒体对他发起的猛烈抨击——他对门多萨上校如此表述——是未来危地马拉赋予给他的最好的委任状。

可是门多萨上校带给卡斯蒂略·阿马斯和指挥部成员的消息才真的吓了他们一大跳。这次向阿本斯政府挥出的重拳来自谁都没想到的一方！美国政府任命约翰·埃米尔·普里弗伊（“牛仔”）为新任驻危地马拉大使，这次任命让普里弗伊本人备受鼓舞，因为美国中情局告诉他，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亲自点了他的名，原因是：他是个“狠角色”。他在希腊的外交活动成果显著，在当地拥护君主制的军人政权镇压共产党起义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赢得了“希腊屠夫”这个绰号。更让他们兴奋的是，普里弗伊刚上任就向阿本斯总统递交了一份名单，上面罗列了在危地马拉政府任职的四十个共产党人的姓名。他要求阿本斯立刻辞退那些政要，然后把他们关进监狱或枪毙。显而易见，这几乎引发了一场外交风波。从那时起，危地马拉所有的左翼媒体开始抨击普里弗伊大使，叫他“总督”——没人知道那位高傲的自由军领袖已经在心里给普里弗伊起了“牛仔”这个绰号。

尤其让卡斯蒂略·阿马斯担心的是，据门多萨上校所言，普里弗伊赴任后立刻开始会见危地马拉的军方人士，要么邀请他们到美国大使馆去，要么和他们在军人俱乐部、伊皮科俱乐部或家中聚会，要求他们发起一场“制度政变”，向阿本斯施压，要求他辞职，并且把所有那些“正在把这个国家变成苏联卫星国”的共产党人全部关进大牢，就像之前在希腊上演的一样。门多萨·阿苏迪亚说，普里弗伊大使并不相信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军事入侵能起什么作用，他认为内战带来的负面效果更大，倒不如直接控制住军方，这样自由军就可以不战而胜了。普里弗伊认为，如果发生武装冲突，其间变数太大，自由军很可能会失败，所以他心中的上策是直接给军方做工作，鼓励他们发动政变。在美国大使和委内瑞拉军方要员们最近的一场会面中，这些人借卡洛斯·恩里克·迪亚斯上校（“匕首”）之口表示，他们原则上接受发起“制度政变”的提议，但是有两个条件：卡斯蒂略·阿马斯率先宣布投降并解除手上的武装力量，还要保证不在阿本斯继任者的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普里弗伊大使显然是同意这些条件的，还给艾伦·杜勒斯先生及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秘书连发数封密电，希望他们支持这一想法。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感到自己受辱了，似乎数年来的努力随时将化为乌有。如果美国大使的方案获批，自己将成为弃子。于是他心生恨意，既恨“牛仔”，也恨“哑巴”。

门多萨上校带来的这些新情报让他十分焦躁不安，可是很快，美国中情局就通过布罗德福斯特上校与他取得了联系，给他注入了强心剂：穿越危地马拉边境线、旨在颠覆阿本斯政府的军事入侵行动将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八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