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心病狂的不止危地马拉，”埃弗伦·加西亚·阿尔迪莱斯博士想道，“不止我和我所有的同胞疯了，整个世界都发狂了，尤其是美国。”他关掉了广播。游行刚刚结束，播音员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夹道欢迎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纽约到处都是欢迎他的彩旗和鲜花，令他十分激动。他站在车上向人们致意，他的太太，优雅的奥蒂莉亚·巴洛莫·德·卡斯蒂略·阿马斯陪在他身边……

那是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初，夜晚十分凉爽；白天，有时下午会突然刮起大风，把落在古老的危地马拉城中小河和水塘边饮水的鸟儿都吓走了。但是令加西亚·阿尔迪莱斯博士心情沮丧的不是恶劣的天气，也不是家庭问题（他的妻子八个月前离开了他，此时已经摇身一变，成了卡斯蒂略·阿马斯总统的情人），更不是隔壁房间传来的那个随他姓氏的孩子的哭声（从种种迹象来看，那个男孩应该是他的亲骨肉），也不是因为他的图书室被新的宗教裁判所官员审查（曾经来过三个警察、两个卫兵和一个穿制服的人检查他的藏书，对他说他的名字出现在了一份黑名单上，因此他们得到命令，要来搜查他的住处。他们带走的图书五花八门，这恰好证明了那些可怜人的无知及其长官的愚蠢）。真正使他感到挫败的是卡斯蒂略·阿马斯总统在美国的访问竟然大受欢迎，至少他刚才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一九五四年底的解放革命胜利后，加西亚·阿尔迪莱斯博士在一所兵营里被关押了半个月。在那之前，他在拘留所被关了两天。可能是由于出现了奇迹（也可能是卡斯蒂略·阿马斯本人下了命令），他既没有被殴打也没遭受电刑。自由军喜欢用酷刑折磨工会领袖和不识字的农民，后者甚至不明白自己到底遭遇了什么。在圣何塞·德·布埃纳·维斯塔军营，犯人们不会被用刑，而是会被直接枪毙。在那里度过的两周里，埃弗伦至少看到六个人被枪决。难道那些只是演戏，是吓唬政治犯？被释放后，他的妻子玛尔塔几乎从未正眼瞧过他，难道那时她已经在计划几个月后离家出走了？

短短两周内，危地马拉就换了一层皮。哈科沃·阿本斯的执政痕迹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癫狂的国家，人们最着魔的事情是抓捕那些真的或被诬陷的共产党人。多少人跑去拉美各国的大使馆里避难？得有几百人，甚至数千人。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据说是在美国中情局的要求下，政府拒绝让那些避难者离境，因为他们是“杀人犯和共产党特工，可能随身携带能证明苏联企图把危地马拉变成卫星国的重要证据”。日复一日，周复一周，由曾经的阿本斯主义者、如今成了卡斯蒂略·阿马斯狂热拥趸的孔查·埃斯特维斯带头，一大群女商贩聚集在墨西哥、智利和巴西大使馆门前，要求他们把成百上千的避难者交给危地马拉警方，以审判其犯下的罪行。教皇使节官邸表示愿意把逃到此处的避难者交出来，可是后来在墨西哥、巴西、智利和乌拉圭大使的抗议下收回了这一决定。还有传言说数百或数千人逃去了乡下或躲到了朋友家或深山里，他们希望能等到这种集体癔病逐渐退去。《中美洲日报》六月二十四日报道称，在奇基穆拉、萨卡帕和伊萨巴尔，有些农业委员会成员被杀害。反共国防委员会于一九五四年底发布了一份七万两千人名单，坚称这些人是为苏联效命的。他们宣称名单甚至可以扩充到二十万人。墨西哥大使普里莫·比利亚·米歇尔提出抗议，因为当他为一些避难者申诉时，卡斯蒂略·阿马斯政府的新任教育部长豪尔赫·德尔巴列·马特乌粗野地对他说：“我们是独裁政府。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未经证实的流言满天飞，例如政府给农场主分发了冲锋枪，如果有农民曾经在土地改革中“侵占”过他们的土地，他们可以亲手报仇，尽管彼时土地改革的一切措施都已被废除。短短几周之前，成千上万的危地马拉人聚集在中央公园，为哈科沃·阿本斯和“十月革命”喝彩。那些人现在去哪儿了？整个民族的情绪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变了？加西亚·阿尔迪莱斯怎么也想不明白。

登上总统宝座不久，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就设立了反共国防委员会，还任命何塞·贝尔纳贝·利纳雷斯为负责人，此君曾在豪尔赫·乌维科·卡斯塔涅长达十三年的独裁统治期间掌管秘密警察队伍，专门施酷刑、搞暗杀。对于上了年纪的危地马拉人而言，只要听到这人的名字就会冷汗直冒。那个委员会先是在街头焚烧书籍，这种行为就像癔病一样在全国蔓延开来。危地马拉似乎回到了殖民时代，那时的宗教裁判所就是用鲜血和烈火来清洗异教徒的。所有的公立图书馆和私人图书室，例如加西亚·阿尔迪莱斯的这间，都遭受了审查，所有马克思主义书籍、反天主教图书和色情图书（为防有漏网之鱼，他们没收了加西亚·阿尔迪莱斯所有的法语小说）都被查抄了，连鲁文·达里奥的诗歌、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和巴尔加斯·维拉的小说都未能幸免于难。在圣何塞·德·布埃纳·维斯塔军营，一些年轻官员没日没夜地审讯加西亚·阿尔迪莱斯，他们想知道他是怎么和苏联人及共产主义无神论者保持联系的。“我这辈子连一个共产党人都不认识，”那两周里，他把这些话重复了几十遍，“至少在我记得的人里，一个苏联人都没有。”他们最后相信了他；也许他们并不相信，但还是把他放了，可能是接到了上面的命令。难道是他以前的足球队队友卡斯蒂略·阿马斯亲自下了命令？反共情绪迅速席卷了整个国家，像极了中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埃弗伦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这种情绪更加亢奋了。

新政府把阿本斯政府依照土地改革法从联合果品公司手中收归国有的闲置土地尽数归还，还免去了大庄园主的赋税，无论他们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警方和军方负责收回已经分发给五十万名农民的土地，为此不惜动用武力。此外，农业合作社和农业同盟也都被取缔了，更荒唐的是，十年来成立的负责村镇宗教联络的教友会也在取缔之列。不过他们给马里亚诺·罗塞尔·伊阿雷亚诺主教授了勋，因为他支持自由军革命。当局还宣布埃斯基普拉斯黑基督为“国家解放军将军”，甚至给雕像披上了绶带。危地马拉开起了历史的倒车，向着原始和荒诞挺进。“奴隶制是不是很快要重现了？”埃弗伦·加西亚·阿尔迪莱斯博士想道，但是他压根没被这种想法逗乐。曾经和胡安·何塞·阿雷瓦洛及哈科沃·阿本斯政府有过联系的人士依然被清算着，尽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后者遭的罪将逐渐远超前者。在美国的指示下，从前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开始，对流亡海外的危地马拉人的追捕工作逐渐展开。许多国家禁止为危地马拉流亡者提供工作，与此同时，卡斯蒂略·阿马斯政府公布的流亡者名单越来越长——现政府指责这些人犯有抢劫等罪行。

加西亚·阿尔迪莱斯博士丢掉了他在圣胡安·德·迪奥斯将军医院的工作，也没人再到他的私人诊所看病了。他的名声彻底臭了，先是由于他的政治观点，后来则是因为他曾被捕入狱。他再也不会接到来自危地马拉上层家庭的做客邀请了。难道是他和博雷罗·拉玛斯博士的女儿玛尔塔秘密结婚这件事让他遭受非议的？毫无疑问，所有的一切都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他本想在新成立的罗斯福医院找份工作，但最终无果。他只能靠积蓄过活，还卖掉了家里剩下的一点儿值钱的东西。幸运的是，他母亲的脑袋已经不灵光了，注意不到身边发生的这些变化。

埃弗伦年轻时曾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还曾在玛利亚教友派成员举办的神学班做过几次静修。但一年零几个月前，他就不再做祷告，也不去领圣餐了——具体是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八日，那一天，由卡斯蒂略·阿马斯领导的自由军武装力量穿过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国境线，袭击东部小型驻军。同时，“杀虫剂”，也就是从尼加拉瓜起飞的自由军战斗机，飞来轰炸危地马拉城及驻扎其中的政府军。妻子离他而去更使他放弃了信仰上帝。天主教会咄咄逼人的姿态令他反感，尤其是罗塞尔·伊阿雷亚诺主教，此君在各个教区讲经乃至在写文章时公然将那场叛乱称为“圣战”。主教利用埃斯基普拉斯黑基督做的那些事更让他震惊。当然，还得算上卡斯蒂略·阿马斯政府动用军事力量查封危地马拉共济会后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应。现在，埃弗伦压根搞不清楚自己是否还信仰什么。闲暇时间，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阅读圣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转而专注地阅读起尼采——他和其他几个人的作品奇迹般地逃过了被焚毁的命运。“我们所有人都是疯子。”他时不时重复这句话。胡安·何塞·阿雷瓦洛和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的政府都致力于在危地马拉消灭封建主义，把这个国家变成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行为为何会激起联合果品公司和美国政府如此疯狂的反应？他可以理解危地马拉本国的庄园主为何怒火中烧，因为他们是属于过去那个时代的。当然了，他也能明白联合果品公司的怒气从何而来，毕竟它在这个国家从不缴税，但是华盛顿的反应又该如何解释？那种民主不正是美国希望拉丁美洲拥有的吗？罗斯福在演讲中声称要当拉丁美洲的“好邻居”，还希望拉丁美洲各国发展成为民主国家，难道这里之前进行的改革不符合他的期望？美国人大力扶植一个服务于信奉种族主义的贪婪大庄园主的军事独裁政权，这究竟是为什么？他们派“杀虫剂”轰炸危地马拉城，杀伤无数无辜者，难道就是为了建立那样一个独裁政权？

所有这些事导致他的生活支离破碎，梦想和信仰也破灭了。难道说这种困境早就有了苗头，自从他和老同学兼密友的女儿那段不幸的冒险发生时就开始了？没错，那就是末日之源。责任在他还是说他也只不过是被那个女人引出心底淫欲的受害者？“危地马拉小姐”到底是个天真的姑娘还是魔鬼般的狠角色？有时他很替自己害臊，因为他竟然为那种“好色男人诱惑小女孩”的行为寻找诸多借口。随后他就会陷入深深的自责。自从在奇奇卡斯特南戈农场举办过那场荒唐的婚礼，他就再也没见过阿图罗·博雷罗·拉玛斯博士。但是他知道，从那以后，他的这位曾经的朋友就与世隔绝了，经常举办的聚餐活动都停了，只不过仍在圣卡洛斯大学教法律。几乎没人再看见他参加社交活动，当然了，那些每周六下午朋友们到他家去玩的牌戏聚会也停了。玛尔塔离家出走、抛弃他和孩子之前，埃弗伦和妻子一直都分房睡，自从乌约亚神父主持的那场婚礼举办以来，他们俩连一次性行为都没有。所谓婚姻就是这样？

他本来就情绪低落，伤心抑郁，加上看到共和国总统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这几日在美国的官方访问行程，就更火上浇油了。当地的媒体和电台全天候地报道那次出访，好像那是国际社会的一件大事。让他陷入绝望的就是这些事吗？为什么？这些事触动了他的哪根神经？这个世界上难道没有发生其他成千上万件比这更糟糕的事吗？他从电台和报纸上了解到危地马拉新总统在美国受到了高规格接待。疯的不止危地马拉，连美国也疯了；又或者他才是唯一失去理智的人，是他看不懂正在发生的事，就像那些从阿本斯手里获得土地、此时又被政府持枪威胁着抢走土地的印第安人？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突发心肌梗塞入院治疗，是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华盛顿机场迎接卡斯蒂略·阿马斯及其夫人的，随行的还有众多美国政府要员。二十一响礼炮和仪仗兵方队迎接了危地马拉总统。无论是在官方讲话还是媒体报道里——包括《纽约时报》！——卡斯蒂略·阿马斯都被描述成了英雄人物，是为中美洲带来自由的救世主，是全世界学习的典范。在那个伟大的北方国家，无数人致辞欢迎他。在街上，人们为卡斯蒂略·阿马斯鼓掌，向他索要签名，还给他拍照。普通民众纷纷向他致谢，说他拯救了祖国。什么祖国？谁的祖国？那个不起眼的矮个子男人领导的自由军革命怎么会在美国引发如此巨大的反响？这些反应不仅来自美国政府，在阿马斯进行官方出访的这几周里，福特汉姆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知名学府都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他还受邀去了科罗拉多的菲茨西蒙斯陆军医院，艾森豪威尔总统在那里拥抱了他，祝贺他把危地马拉从苏联人的熊爪中挽救了回来。除了在国会拥有六十个席位的危地马拉劳动党中尚有极少数共产党人，危地马拉还有多少共产主义者？毕竟政变结束后连国会也被迫关掉了。很少。他不知道具体的人数，但肯定少得微不足道。加西亚·阿尔迪莱斯博士的脑海中还回荡着理查德·尼克松在官方晚宴上的发言，美国总统称赞卡斯蒂略·阿马斯是“伟大的斗士”，领导危地马拉人民起义成功，推翻了“虚伪、腐败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什么起义？谁起义了？卡斯蒂略·阿马斯还出现在华盛顿的国会，议员们和与会的各界代表为他献上了雷鸣般的掌声。

所谓历史就是现实被幻想扭曲后的样子吗？把具体而真实的事件扭曲为神话和虚构，就成了历史，是这样吗？我们崇拜的那些英雄人物又成了什么？“斧子脸”之流耍尽阴谋诡计去暗算那些可怜的“魔鬼”，然后谎言就成了真实？人们尊崇的英雄就是这样被炮制出来的吗？他感到一阵晕眩，好像脑袋快炸了。“也许这样想对卡斯蒂略·阿马斯太不公平了，”他恢复了意识，但仍感觉有些迷茫，“如果真的是他救了你的性命，把你从监狱里捞出来，你这样想就太不懂得感恩了。你本来有可能在那里被挫骨扬灰啊。你把家庭和事业上的挫败归罪到以前每周六都和你一起踢足球的队友身上是不是因为妒忌？”不，不是妒忌。虽然自己有许多缺点，却从来不会因为别人的成功而心生艳羡。

埃弗伦·加西亚·阿尔迪莱斯博士又听到那个随自己姓的男孩从隔壁房间发出的哭声了。那是他的孩子吗？从官方记录来看，是的。孩子的姓氏和他一样，母亲是玛尔蒂塔·博雷罗·帕拉，也就是现在的玛尔塔·德·加西亚·阿尔迪莱斯。尽管万分不应该，可他确实曾和那个小姑娘发生过性关系。他确信自己将会用余生来承担那桩兽行带来的后果。可是有过错的真的是他？把自己的过错推到那个可怜的小姑娘身上的想法再次涌上心头。他愿意承认孩子是他的，因为他是个正派人，尽管让一个十五岁小姑娘怀孕这件事使得外人把他看作好色、邪恶之徒，甚至有人指责他有恋童癖。他的人生和卡斯蒂略·阿马斯的人生一样虚假吗？他很想像此时隔壁房间里正被女仆哄着的那个男孩一样大哭一场。那男孩很普通，很快就要满六岁了。他在学前班的成绩很好，很喜欢自己一个人玩，尤其喜欢摆弄小木棍或转陀螺。他甚至还没受洗。他们给他登记的名字也叫埃弗伦，但时常来看望他的西姆拉则喜欢称他特伦西托。

尽管遭受过自由军的洗劫，他一天里花大部分时间待着的书房里依然满是书。那些书不止关于医学，还有哲学书。他从上学时起就同时对这两门学科产生了同样的兴趣。如今他不怎么读书了。他曾经试着去读，但既集中不了注意力也没有了以前那种想象力——以前他认为阅读好书不仅可以带来喜悦、增长知识、培养情操，还可以把他塑造成一个更完整的人。卡斯蒂略·阿马斯的美国之行使他失去了生活的激情，原本他是靠着这股激情才在每个周末去他的前好友阿图罗家的牌戏聚会上回答美丽的“危地马拉小姐”提出的一个又一个关于政治的问题的。那实际上是一种不幸。她抛弃了他，没什么。他从没爱过她。“她也不爱我”，他想道。但是不管错在不在他，那些事情都是他人生坍塌的开端。他确信自己堕入了深渊，永远爬不出来了。

他和卡斯蒂略·阿马斯也许同龄，或至少属于同一代人。埃弗伦上中学时就认识他了，尽管后者和他不在同一所学校上学。他和阿图罗上的是教会学校圣何塞·德·洛斯·因凡特斯中学，这所学校和其他所有危地马拉正派家庭子女就读的教会学校一样，都不接受非婚生子或者说私生子入学，于是卡斯蒂略·阿马斯这个瘦弱、阴郁的小男孩只得在每周六和周日徘徊在这些教会学校的足球场外。卡洛斯本人曾讲述过这段经历，他说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没有结婚；父亲另有一个真正的家庭，他和母亲只不过“受到父亲的庇护”。父亲也想给他在教会学校注册，但这些学校都拒绝了，说他是身负罪孽的孩子。因此他最后只能到普通学校上学。他讲述这一切时语气很平静，情绪不复杂，也看不出恨意。埃弗伦当时很同情他，说服同伴们同意让他在周末加入进来一起踢足球。“也许正是因为那一次友好的举动，我现在才活了下来，”他想道，“所以说，你并不像其他人尤其是阿图罗认为的那样是个恶棍，这件事就是很好的证据。”

在埃弗伦的回忆中，那时的卡洛斯看上去是个好人。很遗憾，他因社会不公而遭歧视，因父母的罪孽（“瞧瞧说这话的是谁啊，埃弗伦”）而自出生起就成了二等公民，是社会边缘人士，没有权利继承家里的土地，那些财产都被他那些在合法婚姻中出生的兄弟姐妹瓜分了。而且他体形瘦削，没什么运动天赋，似乎当兵的路也是走不通的。埃弗伦和朋友们经常到卢克斯电影院、卡比托尔电影院或巴利尔达德电影院去看墨西哥电影或玛利亚·菲尼克斯、艾尔萨·阿吉雷、丽贝塔·拉马克拍的电影，有时还会去看国内的足球联赛。他经常在半路上看到卡洛斯孤身一人在街头游荡。当卡洛斯对他说要去军校学习时，他大吃一惊。去当士官生？他行吗？可能他是为了生存才下此决心的。在危地马拉虚伪、不公的社会里，被所有上层家庭歧视的非婚生子想要改变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国家会把这些人的上升道路全部封死。他在军校里和哈科沃·阿本斯是同学，后者当了总统，又被他赶下台，在墨西哥大使馆躲了三个月。哈科沃·阿本斯准备离境避难时，在机场被扒光衣服拍了照，饱受屈辱，理由是“为了防止他携带贵重物品离境”。这是亲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媒体曝光的说法，当然现在全国的媒体都倒向他了。政府随即没收了阿本斯的全部财产，包括卡洪庄园甚至是他私人储蓄账户里的钱。

当了士官生之后，卡洛斯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有时在军校允许外出期间，卡洛斯会联系当时忙于医学院学业的埃弗伦。如果他们有钱，还会一起到格拉纳达酒吧去喝上一杯啤酒，然后聊一聊；要是没钱，他们就到中央市场附近随便找个小酒馆。他们的友谊并不牢固，联络也不多。埃弗伦知道卡洛斯在军校里的表现只算得上平淡无奇。他曾邀请埃弗伦参加他的毕业典礼，埃弗伦正是在那天认识卡洛斯的母亲何塞菲娜·卡斯蒂略的，她是一位卑微的妇女，穿着原住民女人常穿的无袖衫，上面绣着凤尾绿咬鹃，长长的裙子用农妇惯用的带子束着。当校方给她的儿子颁发少尉佩剑时，她激动得哭了。当然了，他的父亲并没有出席典礼。

后来他们就没再见面了，许久之后埃弗伦才得知，一九四四年以危地马拉有史以来第一次自由选举（使得胡安·何塞·阿雷瓦洛登上了总统宝座）收场的“十月革命”期间，卡洛斯在美国待了八个月，在位于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的美国陆军及总参谋部学院学习平叛技巧。他是在卡洛斯回到危地马拉之后很久才又见到他的，当时卡洛斯已经在军校里干出了点儿名堂。自那以后，他们只在社交活动上见过几次，互相问候，短暂交流彼此的生活经历，开开玩笑，约定以后常联系，但其实他们都没有按照约定去做。卡洛斯和奥蒂莉亚结婚时，埃弗伦收到了邀请函，给这对新人送了一份精致的礼物。卡洛斯在军队里发展得如何？并不太好，他走遍了全国，在各个军营间调来调去，没什么突出表现，只是靠着服役年限慢慢得到晋升。这和他那些军校同学的情况大不一样，哈科沃·阿本斯或弗朗西斯科·哈维尔·阿拉纳等人当时已经成了军队里的领军人物，大家都说他们以后肯定能当总统。

埃弗伦再次听到关于卡洛斯的消息是在阿本斯和阿拉纳争斗期间。卡洛斯公开支持后者，因为阿拉纳在军队里对他照顾有加。弗朗西斯科·哈维尔·阿拉纳上校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在光荣之桥上爆发的那场诡异冲突中丧命后，在他手下任职、领导马萨特南戈驻军的卡洛斯指控政府尤其是哈科沃·阿本斯策划了那起暗杀事件。又过了些日子，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五日，他带兵袭击奥罗拉军营，但是行动失败了，死了不少人，连他本人也受了伤。他就要被当作尸体活埋了，却奇迹般地幸存下来。当时人们都以为他死了，准备把他扔进早已挖好、已满是尸体的大土坑里，就在那时，卡斯蒂略·阿马斯呻吟了一声，这才让在场的士兵发觉他还活着（“要是当时他们把他埋了就好了。”加西亚·阿尔迪莱斯博士这样想道。不过他很快就改变了想法：“可是那样一来，你此时就是个死人了，又或者继续被关押，一直关到天晓得什么时候。”）。卡洛斯获救了，但胡安·何塞·阿雷瓦洛把他逐出了军队，法官判处他死刑，但后来多次缓期执行。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一日，他成功越狱，这使得他在全国成了风云人物。关于那次越狱，有两个版本。他的支持者宣称他和同伴的经历堪比基督山伯爵——他们挖了一条极长的秘密通道，最终获得了自由。他的政敌则坚持认为他买通了监狱看守，毫无风险地从监狱正门走了出去。他先是逃到了哥伦比亚，后来去了洪都拉斯，在那里全身心地投入到策划颠覆哈科沃·阿本斯政府的行动。他在那里建立了所谓的国家解放运动组织，与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将军及诡计多端的科尔多瓦·塞尔纳博士组成了三人同盟，最后这位盟友曾担任联合果品公司的律师，还曾在阿雷瓦洛政府中出任部长级要职，据说由于他的爱子在一次政治示威游行中不幸身亡，他的思想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看上去，美国，或者说具体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及其弟弟——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共同选中了卡斯蒂略·阿马斯作为颠覆危地马拉政府的武装力量的领袖。他们没有选择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因为他官僚气很重，还因为他有头脑、有想法、有实力。至于科尔多瓦·塞尔纳，当时刚被查出患了喉癌。不过他们作出这一选择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卡斯蒂略·阿马斯是那三个人里最温顺、最容易被控制的。再加上从肤色和长相来看，比起有拉丁血统的其他人，他更像是印第安人。这就是他们挑选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和自由世界英雄的标准？这个被选中的人此时去了美国，接受着掌声和纷至沓来的荣誉，成了众多世界知名媒体瞩目的焦点，被捧为值得拉丁美洲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

孩子终于不哭了，这栋位于圣弗朗西斯科区的落寞房子陷入死寂，而埃弗伦·加西亚·阿尔迪莱斯博士的内心依然悲伤、迷乱、癫狂。他抓起大衣和雨伞出了门，想去市中心走走。回来时，他可能会被淋透，可能会很疲惫，也可能会稍微平静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