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玛尔蒂塔来说，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六日那一天开始得不能说是糟糕，而是非常糟糕。她睡眠不足，还噩梦连连，清晨睁开眼，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窗台上那只正用魔鬼般的绿眼睛盯着她的黑猫。她从头到脚打了个寒战，但立刻恢复过来。她掀开蚊帐，穿好拖鞋，怒气冲冲地把猫赶走了；敲击玻璃声一响，猫就被吓走了。

她怒意未消，身子被噩梦和糟糕的睡眠折磨得疲惫不堪，但她还是撑着床头柜起了床，想到浴室去。她感觉自己的手轻轻碰了下放在床头柜上的小镜子，镜子落到地上，摔得粉碎。这下子她完全清醒了。“黑猫、碎镜。”她冒着冷汗想道。今天不是好日子，最好别出门，因为任何糟糕的事都可能发生：从地震到革命。什么样的灾难都可能出现：恶魔横行，什么都做得出。

她换好晨衣，让西姆拉为她准备早餐和沐浴用温水。她喝果汁和茶，吃玉米饼和一点儿豆子，同时翻看着报纸。此时电话响了，是司法部长的妻子玛格丽塔·莱巴耶，她们是好姐妹。她打来电话是询问玛尔蒂塔是否愿意和她一道出席国防部长胡安·弗朗西斯科·奥利瓦于当晚举行的庆生酒会。

“卡洛斯没跟我说过那个酒会，”玛尔塔回答道，“他永远记不住这些事。还是说受到正式邀请的是奥蒂莉亚？”

“不会的，不会的，”玛格丽塔向她保证，“我刚刚和奥琳达通过电话，你知道她是站在你这边的。她对我说你才是受邀者，那个女人不是。”

“如果是这样，我很乐意去，咱们可以一道去，”“危地马拉小姐”说道，“卡洛斯肯定会回来吃午饭。我还不知道我们是从这里出发还是他从总统府走。不管怎样，咱们可以一道去。”

和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原配夫人奥蒂莉亚·巴洛莫之间的战争让“危地马拉小姐”不胜其烦。如今连部长夫人们都站队了。司法部长夫人玛格丽塔是她的人，国防部长夫人应该也是她的人（她是叫奥琳达吧？玛尔塔只记得她那不停晃动的大屁股）。尽管这种站队以前满足了她的虚荣心，可如今她开始感到危险了。因为迈克，那个实际上肯定不叫迈克的古怪美国人有一次对她说：“您和奥蒂莉亚·巴洛莫太太之间的那场战争实在不太好看。我觉得没有人会从中受益。您不这么认为吗？”

想起那个美国人，玛尔蒂塔不禁笑了。他叫迈克？“咱们姑且叫他迈克吧。”阿贝斯·加西亚把他介绍给她时也笑了。他未作过多解释，只是补充道：“当然了，这是个假名字。”关于他的一切都笼罩着神秘色彩，但她毫不怀疑他是为美国中情局工作的。他从不问她重大机密（她自然也绝不会把那些事情透露给他），只问些鸡毛蒜皮的蠢事或八卦消息。有一天，她开玩笑说，想让她继续提供消息的话，他就得付费。可是让她无比惊讶的是，下次来的时候，迈克递给她一个小信封，解释说由于浪费了她这么多时间，他理应给予补偿。“我从来不懂得怎么给女人送礼物，”他补充道，“我甚至不会给我的妻子送礼物，所以我想最好还是您自己去买吧。”她犹豫着是应该把他从家里赶走还是接受那份礼物，最后选择了后者。那是一场危险游戏，她对此心知肚明，但她喜欢冒险，而且这样能使她有点儿私房钱。这不是很奇怪吗？确实奇怪，非常奇怪。事实上，她的整个生活最近都变得奇怪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那位多米尼加上校和那位实际上不叫迈克的美国人。

中午，卡洛斯来吃饭，但情绪很不好。当她提到玛格丽塔打电话来问今晚能否和她一起参加酒会时，他只说了句“什么酒会”，然后继续说“巨汉”的坏话：他什么也没做，什么都不懂，只是条寄生虫；更糟糕的是，他有事情瞒着他；他必将成为叛徒，和其他人一样。玛尔塔觉得危地马拉总统的身份不但没能让卡洛斯快乐，反而毁了他的人生。他整天不是怒火中烧就是焦虑不安，怀疑身边所有人，认为他们在密谋对他不利。

几分钟后，吃肉糜饭的时候，他突然转向她，怒气冲冲地问道：“什么酒会？”

“国防部长在家里举办的，庆祝他生日。玛格丽塔说是上层人的聚会，所有的部长和部长夫人都会参加。”

“除了我。你不觉得这很荒唐吗？”卡斯蒂略·阿马斯耸了耸肩说道，“邀请了所有部长参加的聚会，却没有邀请总统。难道又是一个叛徒？我一直以为胡安·弗朗西斯科·奥利瓦是最忠诚的官员之一，不过当然也许是我错了。此外，他还是特里尼达的兄弟，这样一切就都解释得通了。”

“非常奇怪，你说得没错，”她表示同意，“玛格丽塔对我说你老婆也没被邀请。国防部长夫人奥琳达似乎是站在我这边的。”

不过卡斯蒂略·阿马斯似乎已经不再听她说话，他阴沉着脸在思考着什么。

“每天都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她听见他说道，“对，我认为奥利瓦不应该担任现在这样的职务。让‘巨汉’这种庸才干这样的活儿实在不合适，而且他可能会当叛徒。”

“你要把国家安全部负责人免职？”

“我不信任他了，”卡洛斯的脸色有些苍白，他没吃东西，只是不停地搅拌着肉糜饭，“不久前，我在他身上发现了些疑点。他有事瞒着我。他嫉妒我，在跟我耍花招。这种人总会成为威胁。”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信任他了吗？他不是你的朋友吗？”玛尔塔问道。但是她发现卡斯蒂略·阿马斯又走神了。他没听她说话，也没看她。他被逐渐叠加的忧虑折磨着。他发现什么了？找到什么证据了？突然，她看见他急促地站起来。他习惯在午饭后喝杯咖啡，可是现在咖啡还没送来。

“我得走了。”他说着，机械地弯腰在她额头吻了一下，然后立即拿起放在椅子上的大衣，急匆匆地朝临街那扇门走去。

危地马拉这是见了什么鬼？玛尔塔不懂预测，不过她坚信早晨的那只黑猫和被摔碎的镜子预示着某件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而这件事很可能会给她的生活带来重大影响。阿贝斯·加西亚突然要离开危地马拉也是因为预感到将有灾祸发生吗？那件将要发生的糟糕祸事究竟是什么？

多米尼加武官两天前未经预约就突然出现在玛尔塔的住处，当时是下午三点，她刚刚从午饭后的例行午休中清醒过来。

“万分抱歉，突然来访，”上校道了歉，在入口处向她伸出手，“我是来道别的。”

他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手里提着个大箱子。

“政府给我下达了新的任务，”他对她解释道，“我得去墨西哥待几天。”

“公务出行吗？”

“对，”他急忙说道，眼珠转了一圈，舌头抿了抿干涩的嘴唇，“最多两三天就回来。您想让我捎点儿什么吗？”

“你能来和我道别，实在是太有礼了，”玛尔塔眨了眨眼，说道，“祝你旅途愉快，也祝你顺利完成任务。”

阿贝斯·加西亚依旧站着。她示意他坐下，但他说他很着急。他也很严肃，压低了声音，脸色阴沉地对她说：

“玛尔塔，我对您的钦慕，您是知道的。”

“我也很仰慕你，上校。”她对他微微一笑。

但是阿贝斯·加西亚没笑。他环视四周，好像在确认没人能听到他们的谈话。

“我这么说是因为一旦在我离开期间发生什么事，我想让您知道，我永远是您可以依赖的人。我是您忠实的朋友，愿意为您做任何事。”

“会发生什么事呢，上校？”玛尔蒂塔担忧地问道。

“在咱们这样的国家，总是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阿贝斯·加西亚做作地笑了一下，补充道，“我不想吓到您。我只是想说，在我离开的日子里，如果您需要帮助，可以给迈克或加塞尔打电话。我把他俩的电话写在这张纸上了。您别丢了。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也不管什么时间，您都可以给他们打电话。回头见，朋友。”

他把小纸条交给玛尔塔，吻了吻她的手，离开了。玛尔塔当时只把那些话当作仰慕者的承诺，没有多想。但此时此刻，在这个充满诡异事件的日子里，多米尼加上校的那次道别似乎凸显出不同寻常的意味。那次突然离开、给我留下电话的行为背后是不是隐藏着什么？她检查了一下床头柜抽屉，发现写有那两个电话号码的纸条还在。西姆拉进来报告说迈克想见她时，她的手里正握着纸条。

迈克的装束和平常一样，牛仔裤，格子衬衫，袖子卷起，露出毛发浓密的胳膊。他的西班牙语说得很流利，堪称完美。阿贝斯·加西亚对她声称他是和美国大使馆有合作的气候学专家，结识她旨在多了解危地马拉的社会政治状况。每次谈话时，迈克总会在单纯的八卦话题中夹杂政治问题，还会气定神闲地交给她装有美钞的小信封，这些仍会让她感到不快。但是每当她想到自己起码可以因此有些积蓄时，也就释怀了。除了卡洛斯给她的用来维持生活的钱，她什么经济来源都没有，而卡洛斯每次都不会多给。但迈克这次不是来打探八卦和政治问题，而是来警告她。他很直截了当，这可不是他的行事风格。

“我是来给您提个醒，玛尔蒂塔，”他清澈的眼神带有警告意味，“您十分清楚，您有很多敌人。这自然跟您的处境，也就是您和总统的关系有关。可能很快您就会陷入异常艰难的境况。”

“你这是什么意思，迈克？”玛尔塔打断了他。她不想表现出害怕，但实际上她确实十分惊恐。

“准备好，把必需品装进行李箱，”迈克依然盯着她压低声音说道，“作好准备，您随时可能需要离开这里。我不能透露更多了。这件事您跟别人一个字都别提，尤其不能告诉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

“我不会隐瞒卡洛斯任何事。”她心不在焉地回应道。

“但是这件事您必须瞒着他，这是为您好，”他清楚地回答道，“需要的时候，我会给您打电话或者来接您。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离开这栋房子。谁也别见。我会亲自来或者卡洛斯·加塞尔·卡斯特罗代表我来。您已经认识他了，是吧？他很丑，见过他的人都不会忘记。我对您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您好，玛尔塔，请相信我。我必须走了。再见。”

美国人没和她握手就离开了。她惊呆了，压根没反应过来要问他刚才这些命令意味着什么。而且，他怎么胆敢向她下命令？这个美国人是疯了吗？危地马拉是怎么了？她立即想到总统会有危险。她必须提醒总统。毫无疑问，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很可能有人在策划什么阴谋。可能是一场政变。但阿贝斯·加西亚和迈克是怎么得到消息的？她拿起电话，但在拨打之前犹豫了。如果已经来不及通知他了呢？而且卡洛斯并不知道阿贝斯·加西亚和迈克的定期来访，他肯定会刨根问底，询问具体的情况，醋意会让他生疑。那样的话，她就会陷入麻烦。她现在一头雾水，还十分焦虑，嘴巴也干涩了。

这个下午余下的时间，她都是在犹豫中度过的。到底要不要给卡洛斯打电话？突然，在某个时刻，她没有告诉西姆拉，也没往总统府给卡洛斯打电话，就开始往手提箱里塞必需品，开始为那场意料之外的旅行作准备了，尽管她并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做什么。她把迈克给她的那些装有美钞的小信封也塞了进去。她的思绪如旋涡般杂乱，心快要跳到嗓子眼。这会是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吗？真的有人想杀掉她？是因为这个，美国人才来警告她？没错，肯定是这样。她把今天发生的一切和两天前阿贝斯·加西亚的神秘道别及其墨西哥之旅联系到了一起。她整个下午都惊恐紧张，就这样一直等到天黑。

五点钟，西姆拉来问她是否需要准备茶和饼干。看到她的面色如此惨白，西姆拉感到很奇怪。孩子，你不舒服吗？她摇了摇头。但是她太害怕了，不敢对西姆拉多说什么，怕西姆拉看出她的慌乱和紧张。

不久，她接到了卡洛斯从总统府打来的电话。

“你确定玛格丽塔对你说国防部长要举办酒会？”他问道。

“你以为我疯了？我怎么会编造这种事？我非常确定，”她回答道，“你为什么这么问？”

“我刚跟国防部长通过电话，他否认了，”卡洛斯说道，“玛格丽塔真的对你说……”

“她对我说的话我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了，”她生气了，“她问我能不能和她一道参加酒会。她还说奥蒂莉亚没有受到邀请。我为什么要编造这种愚蠢的谎话呢？”

“你当然不会，但显然有人编了谎话。”卡洛斯在电话里说。

“可能是他老婆，那个大屁股女人是叫奥琳达吧？可能她为他准备了生日惊喜而他毫不知情。”玛尔塔补充道。

“可能，”卡洛斯说道，“不管怎么说，胡安·弗朗西斯科很吃惊，而且不像是装出来的。若如你所料，那咱们可就搞砸了奥琳达准备的惊喜了。”

“今早我一睁眼就看见一只黑猫，”玛尔蒂塔突然岔开话题，“后来我正要去浴室，又打碎了一面镜子。”

“这说明什么？”总统不合时宜地笑了。

“没什么，只不过是七年厄运罢了，”玛尔蒂塔说道，“我知道你不相信这些事，你觉得这很蠢。”

“当然很蠢，”卡斯蒂略·阿马斯答道，“你不必太过担心。”

“我也不相信。但尽管不信，我还是有些害怕，”玛尔塔承认道，“你今晚过来吗？”

“我想过去，但是不行，去不了，”卡洛斯说道，“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忙到很晚。然后我还得在总统府和企业家代表开个会，我得鼓励他们在咱们国家投资。我明天去看你吧。这边的麻烦事可真不少，我回头再给你讲。”

挂上电话，玛尔塔浑身发抖，像得了疟疾，眼里满是泪水。“你得冷静下来，”她命令自己，“不想被杀就得保持冷静。”

她给玛格丽塔打电话，但她不在家。还是说，她故意不接？她又打了几次，每次用人的说法都不一样。玛格丽塔邀请她一道参加国防部长家举办的酒会，胡安·弗朗西斯科本人却对总统否认要举办酒会，这怎么可能？这些事和迈克的来访以及他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指示之间有什么联系？“把必需品装进行李箱”，但不告诉卡洛斯，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吗？那个长着一张逃犯脸、名叫卡洛斯·加塞尔·卡斯特罗的古巴人是特里尼达·奥利瓦上校的手下，也是阿贝斯·加西亚的司机，他会来接她吗？他会把她带到哪里去？是时候了，她得立刻往总统府打电话，她要把一切都告诉卡洛斯，她必须这么做。但她刚拿起电话又犹豫了，最后还是没那么做。迈克说过，“尤其不能”把这件事告诉总统。为什么那个实际上不叫迈克的美国人敢在她面前如此放肆？为什么他要给她钱？和那人做交易，给他讲八卦消息，这样做是对还是错？

西姆拉走进房间问她是否要准备晚餐时，她依旧处在那种焦虑的状态中。她看了看表：晚上八点。她说准备吧。但是晚饭做好之后，她却一口都没吃。她刷了牙，穿上睡衣上了床。她感觉浑身酸痛，虚脱无力，好像暴走了数小时。西姆拉再次进入房间，睁着惊恐的眼睛要告诉她美国人又打来电话时，她已经睡着了。他让西姆拉把她叫醒，说有十万火急的事。接下来她和迈克之间进行的那场简短对话，她一辈子也忘不掉。

“怎么了，怎么回事，迈克？”

“加塞尔去接你了，三四分钟后到你家。警卫被支开了。”

他语气平稳，但是玛尔蒂塔听得出，他是尽了很大的努力才没表露出自己的极度紧张。

“他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不信任那个大丑怪。”

“玛尔塔，你的死活现在掌握在他的手里。”

“我要给卡洛斯打电话，把一切都告诉他。”她说道。

“有人刺杀了总统，没人知道总统现在是死是伤，”迈克干巴巴地说道，“特里尼达·奥利瓦上校将以共犯的名义逮捕你，玛尔塔。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很可能不止逮捕你，他们会杀了你。是生是死，你自己决定。从下午开始，你家门前的警卫就被撤走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赶快出门上加塞尔的车，玛尔塔。”

他挂断电话。这次她连一秒钟都没迟疑——换好衣服，拎起手提箱，西姆拉画着十字跟在她后面。她穿过客厅，很惊讶地发现没日没夜守卫在那里的警卫都不见了。她略微打开门，当然了，正如迈克所言，门前的卫兵也都消失了。房子里空空如也。为什么要撤掉她的警卫？门前果真停着一辆黑色轿车，一扇车门敞开着，她看到加塞尔那张丑脸探出来，看上去也非常紧张。他下了车，连“晚上好”都没说，拎起她的手提箱迅速塞进后备厢。他打开后座车门，让她上车。

“快点儿，太太，快点儿。”她听到他说道。

车子发动了，玛尔塔这才想起自己忘了和西姆拉告别。车子从没有亮路灯的市中心街道疾驰而过，街上一片宁静。

此后的岁月中，玛尔塔将无数次回想起那辆轿车，街上的路灯熄灭了，车子全速穿过圣弗朗西斯科区昏暗的街道，那是危地马拉城最古老的区域。那时她还不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回到这座城市了，更不会再次踏上这片以这种突然的方式被她舍弃的土地。她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她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也许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又或是最后一次真正体验到什么是恐惧。那是一种极致的、刺骨的、冷汗浸透每一寸肌肤的恐惧。她的心跳声响得像一面大鼓，而且随时可能从她的嘴里蹦出来。卡洛斯真的被刺杀了？有什么可怀疑的？危地马拉的历史难道不是充斥了政治家和总统的遇刺事件吗？有多少国家元首是遇刺身亡的？难道特里尼达·奥利瓦上校下令逮捕她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吗？说她是共犯！她！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这肯定是奥蒂莉亚的阴谋，她和国家安全部的那位负责人才是共犯，人们早就传言“巨汉”有把柄在卡洛斯老婆手里。难道是迈克故意使她害怕，好把她带走？她从来不是虔诚的信徒，此时却诚心祈求上帝来拯救她这个无依无靠的姑娘：她在这个世界上又变成孤零零一个人了。她在逃亡，却不知道自己要逃到哪里去。如果这才是真正的陷阱，如果现在驾驶汽车全速前行的家伙才是受命来杀她的人，又该怎么办？这是有可能的，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他会把她带去荒郊野外，冲她开上四枪，然后把尸体丢在那里，任由野狗、秃鹫和老鼠啃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啊？”她惊恐地问道。

“有巡逻队，”加塞尔说道，“你别乱动，也别说话，夫人。交给我来应付。”

一队军人拦在路中央，都是些全副武装的士兵。她看到一名拿着手电筒的军官朝车子走来；她发现军官的另一只手里握着手枪。加塞尔摇下了车窗玻璃，给他看了几张纸。军官打着手电筒看了看，然后往后座车门走来，手电筒的光笔直地照在了她的脸上。军官看了看她，什么也没说，把那几张纸又还给了加塞尔，冲手下的士兵下达了放行令。士兵们撤走路障，让车子通行。

“还好，还好，”“危地马拉小姐”嘟囔道，“你给他看的那几张纸是什么？”

“国家安全部开具的文件，”加塞尔用他那辨识度极高的古巴口音说道，“在城里肯定没什么问题，因为特里尼达·奥利瓦上校在这里说了算。最危险的是在边境线上，您还是向上帝祈求咱们能顺利通过吧。”

“边境线？”她说道，“能告诉我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吗？”

“去圣萨尔瓦多，”加塞尔简单地回答道，然后重复了刚才的话，“您还是向上帝祈求咱们能顺利通过吧，如果您信上帝。”

去圣萨尔瓦多？她从没办过护照，因为她从没离开过危地马拉。她要怎么进入圣萨尔瓦多？在那儿要做些什么？她身上仅有的钱是迈克给她的那些小信封里的美钞。她把它们塞进了手提箱，但很少，只够她花销很短的时间。她连身份证件都没有，要怎么在圣萨尔瓦多过活？为什么那个不以真名示人的美国人要保护她？一切都是谜，都意味着危险和迷茫。

“过了边境线，您可以睡一小会儿，夫人，”加塞尔说道，“希望阿贝斯·加西亚已经穿过边境线了，还是祈祷咱们能顺利通过吧，尽管我也不是很信那套神啊鬼啊的东西。”

“我怕得要死，根本没办法祈祷。”玛尔塔心想。不过她大概很快睡着了。她做了个噩梦，梦见自己快死了，到处是深渊、野兽和陷阱，避无可避，只能任由自己没入那片黑暗的空洞。她的脑子里不停地盘旋着同一个问题：加塞尔的话是什么意思？阿贝斯·加西亚不是两天前就启程去墨西哥了吗？但如果是真的，加塞尔又为什么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他此时有没有穿过边境线到达圣萨尔瓦多？

“最关键的时刻到了，”加塞尔说道，“请保持安静。”

她被这句话吵醒了。她看到许多灯光。他们排在一长列卡车和客车的后面，一队穿制服的军人和警察拦在前方。加塞尔停下车，手里拿着一叠纸下了车。他走远了，一句话也没和她多说。他走到车队尽头的一间小木屋那里，卡车和客车的司机也都在那里等着。她觉得那次等待无比漫长。夜空乌云密布，看不到星星，很快下起了雨。雨点敲打车子的声音让她感到越发不安。加塞尔终于出现了，一名穿塑料雨衣的官员陪在他身边，那人手里也拿着手电筒。加塞尔打开后备厢，官员探身检查了一番。他会来盘问她吗？不，官员走了，甚至没往车里看一眼。加塞尔回到车上，发动车子，长舒了一口气。车流缓慢驶过一座桥梁。雨势变大了，此时雨点落在车子上发出的声音就像枪声。过了桥，车子又爬上了一座山丘。

“现在您可以安心地睡了，夫人，”加塞尔毫不掩饰喜悦之情，“危险过去了。”

但玛尔塔再也没合眼。公路崎岖不平，她的身子不停地晃动，来回碰撞后座靠背。后来他们的车子驶入了一座大城市。过去几个小时了？她毫无头绪，没有了时间概念。三个、四个、五个小时？天还没亮。

加塞尔看上去对圣萨尔瓦多非常熟悉，因为他压根就不曾停车向昏暗街道上的寥寥行人问路。熹微的晨光开始从地平线上射出，雨停了。

最后，车子停在了一家酒店门前。加塞尔下车搬行李，还扶着玛尔塔下了车。他们一进入酒店，她就看到了阿贝斯·加西亚，他仍穿着同一身衣服，正坐在入口处的扶手椅上。看上去他也是刚到。看到她，他站起身迎了过来。他抓住她的胳膊，没把她带去正在观察他们的女招待员值班的前台，而是拉着她向走廊走去。他拍了拍加塞尔的胳膊，以示道别。穿过一条昏暗的走廊，他打开了一扇门。玛尔塔看到里面有一张床，还有半敞着门的衣柜，衣架还没挂上衣服。屋子里还有一只没打开的行李箱。没错，阿贝斯·加西亚显然也是刚到。

“我不能住单人间吗？”她问道。

“当然不能，”阿贝斯·加西亚拒绝道，肥胖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对相爱的人而言，一张床就够了，而且绰绰有余。你和我就是这样。”

“我需要有人给我解释一下在危地马拉到底发生了什么，”她说道，“还有，即将发生什么。”

“你活着，这才是最重要的，”阿贝斯·加西亚换了语气，“即将发生的是：我要让你快活得叫个不停，‘危地马拉小姐’。”

她发现，这不仅是这位多米尼加人第一次对她如此粗鲁，也是他第一次对她以“你”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