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都从广播中听到了哈科沃·阿本斯总统的辞职讲话，但反应最激烈的也许有两个人。一个是普里弗伊大使，他简直乐坏了，这岂不恰恰证明他的“制度政变”策略生效了？他的战术迅速击垮了这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分子。另一个则是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他当时正在埃斯基普拉斯的大本营，听到消息后不禁怒火中烧，像往常一样骂骂咧咧，他的手下只能站在一旁默默忍受。

约翰·埃米尔·普里弗伊大使迫不及待地给美国国会写去报告：阿本斯的辞职表明军队已经背叛了他。军队掌权有助于我们清理政府内部的破坏分子，还可以帮助我们迅速废除与工会相关的法律，包括针对联合果品公司的歧视性政策。他立刻和新总统卡洛斯·恩里克·迪亚斯上校见了面，请求他采取上述行动。

卡斯蒂略·阿马斯给美国中情局（也就是说，给弗兰克·威斯纳先生并抄送布罗德福斯特上校）送去的消息则截然不同。他并不为刚刚发生的事感到高兴，他把“哑巴”阿本斯辞职看作为挽救“十月革命”而耍的手段，因为继任者是阿本斯的手下兼同谋，那位军队司令的绰号不就是“小阿本斯”吗？这位新总统允许前总统通过电台发表辞职演说，指责自由军和阿马斯，还声称是美国策划、支持、领导了这场入侵行动，也就是说，把那些共产主义分子惯用的谣言又重复了一遍。卡斯蒂略·阿马斯表示自己绝不认可这种政治交易。如果美国天真地支持卡洛斯·恩里克·迪亚斯上校，他就宣布卸任，并立刻返回洪都拉斯。等他回到洪都拉斯，就会让全世界都知道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分子又一次胜利了，还是在华盛顿的支持下！阿本斯虽然辞职了，但是什么都没有改变，赤色分子依然会继续摧毁危地马拉。“斧子脸”催促美国中情局（“后妈”）、国务院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尽快拿主意，不要被普里弗伊大使（“牛仔”）欺骗，要立刻迫使“小阿本斯”辞职。他绝不会和共产主义分子协商。目前，他还会在必要的时间内继续领导自由军。最后，他在发给那些机构的报告中写道，阿本斯辞职后，已经有众多危地马拉军人与他取得了联系，试图与他做交易；还有一些军人已经公开表示支持自由军的军事行动。

卡斯蒂略·阿马斯的狂言并非都是自说自话。听了阿本斯在电台做的辞职演讲，那些之前由于顺从或信仰而对革命抱有信心的军方要员大多都丧气了，很多人觉得自己可以自由地作出选择了。大部分人的选择自然是：在目前如此混乱无序的时刻，不如倒向卡斯蒂略·阿马斯的侵略军，因为他有美国人撑腰，而且就像普里弗伊大使说的那样，这场战争如果持续下去，最终受伤害最大的肯定是危地马拉军方。因此，驻守萨卡帕、在那之前一直有效阻击侵略者的维克托·M.莱昂上校在阿本斯宣布辞职的当晚就给卡斯蒂略·阿马斯送去了消息，希望以投降换取和平。据他所言，这一决定获得了他手下所有军官的支持。

普里弗伊大使没机会庆祝他自以为唾手可得的胜利了。递交报告数小时后，他收到了上司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回信，后者以严厉的口吻对他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卡洛斯·恩里克·迪亚斯取代阿本斯担任总统的现状：他俩明显有勾结。迪亚斯允许前总统通过电台发表辞职演讲，公然污蔑美国，还对卡斯蒂略·阿马斯和自由军进行了抨击。大使应该要求迪亚斯辞职，并设法组建完全独立的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必须和阿本斯毫无关联。大使应当向军事委员会施压，甚至可以用美国的军事入侵相威胁，迫使他们和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谈判。上校已经表态，坚决废除所有共产主义改革举措。

普里弗伊大使改了主意，决定按照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指示行动。他立刻请求迪亚斯上校接见，自称有一条从华盛顿发来的口信，必须当面向总统汇报。新总统在次日（漫长的一日开始了）上午十点接见了他。为了准备那次会面，普里弗伊大使特意把枪套藏在了外衣下，把他和希腊军人会面时总会携带的手枪装在里面——说句真心话，他觉得那些希腊叛军比这些西装革履的中美洲印第安佬更像文明社会的人。

会面是在军队司令办公室进行的。迪亚斯上校正和另外两位高官见面，一位是埃尔菲戈·H.蒙松上校，另一位则是治安部门长官罗赫里奥·克鲁斯·威尔上校，大使还是第一次见到后者。那三个人高兴地招呼大使：“我们终于按您的设想办成了那件事，大使先生，阿本斯辞职了，现在该抓捕共产主义分子了。”事实上，先前打过招呼后，迪亚斯上校已经告知普里弗伊，说下了命令要逮捕工会领袖、危地马拉劳动党党员和活动在这片土地上的其他赤色分子。

“只不过，很遗憾，”他补充道，“危地马拉劳动党的部分领导人昨晚向墨西哥大使馆申请了政治庇护。普里莫·比利亚·米歇尔大使是他们的同伙，自然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这件事没做好，错都在您，迪亚斯上校。”普里弗伊咄咄逼人地责备道。他很清楚如果不能先发制人就满盘皆输了。听了这句话，那三个人脸上的喜悦之情一下子消失了。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大使先生。”终于，迪亚斯上校先开口。

“您很快就会明白了，上校，”普里弗伊答道，他的声音依然充满能量，还把手指举到与上校脸部等高的位置摇来摇去，“我们的协议并不包括让阿本斯在辞职前还发表一段整个危地马拉都能听到的讲话，他在讲话里抹黑美国，说我们为了保障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而密谋对抗社会改革。他还抨击了卡斯蒂略·阿马斯及其部队，说他们是‘叛徒联盟’，必须被击垮。显而易见，是您允许他这样做的。”

迪亚斯上校脸色难看。普里弗伊不给他申辩的机会。在场的另外两位官员也闭口不言，面色惨白。口译员快速地翻译大使的话，还模仿他那咄咄逼人的口吻和充满威胁意味的手势。

“我们的协议里没提过，”外交官继续说道，“要给阿本斯留出时间来通告政府里的共产主义分子，好让他们提前跑去墨西哥大使馆避难，当然也有人跑去了哥伦比亚大使馆、智利大使馆、阿根廷大使馆、巴西大使馆、委内瑞拉大使馆，等等。昨晚他们就开始行动了，军方和警方当时都没有阻拦他们。这和咱们约定的不同。我国政府感觉受到了冒犯，并对发生的事情感到愤怒，将采取相应的对策。迪亚斯上校，我不想拐弯抹角，您不是美国可以接受的继任危地马拉总统的合适人选。您不能接替阿本斯的职务。我是代表美国政府对您说这些话的。如果您不辞职，就要承担后果。您很清楚您的国家目前处于怎样的状况。美国舰队已经从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包围了危地马拉。海军陆战队早就作好了登陆准备，他们只需几个小时就能做成您没做成的那些事。请不要把您的国家拖入苦海。请立刻辞职，把权力交给军事委员会，这样更有助于让现在的局面以和平的方式收场，避免外国军队干预，也可以让这个国家免受非政府军控制——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危地马拉人民势必会血染街头，这个国家也必将遭受沉重的打击。”

他闭上了嘴，观察着三位上校的表情。他们很严肃、很认真地在听他说话，但都没有作出回应。

“这算是最后通牒？”卡洛斯·恩里克·迪亚斯上校终于开口。他声音颤抖，眼眶里已经有泪水在打转。

“对，没错。”大使斩钉截铁地说道，但是他的表情和语气又立刻缓和下来，“我建议您为您的祖国作出牺牲，上校。您的辞呈可以使得危地马拉免遭侵害，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将变成一片废墟，成千上万的人将会死去。考虑到军人的尊严，恐怕您也不想因为自己贪恋权力而导致国破家亡，从此被载入史书吧？你辞职之后，我们可以尝试组建一个由三到四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去和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谈判，达成一个你们双方和我国政府都满意的协议，美国还可以帮助危地马拉重建并持续推进民主化进程。”

尽管三位上校沉默不语，脸色阴沉，但普里弗伊大使知道，这次也和以前在希腊一样，他又赢了。他默默地深吸一口气。三位上校互相对视了一眼，现在他们有反应了。他们强挤出笑容，尽管笑得有点儿阴森，可还是表示了认可。他们请他坐下，还叫人端来了咖啡和矿泉水，然后抽起烟来。他们边抽烟边交谈，彼此吐出的烟雾混杂在一起。大约一小时后，他们商定了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决定了把卡洛斯·恩里克·迪亚斯派去某个国家当大使，还起草了通告危地马拉人民关于成立新的军事委员会的讲话稿。为了早日迎来和平，他们决定和卡斯蒂略·阿马斯进行和谈，协商出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的成果，以此开启危地马拉自由、民主的新纪元。

一离开军队司令办公室，普里弗伊就回到大使馆赶忙给华盛顿打电话，事无巨细地汇报了事情的进展。很显然，现在的问题只在于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了，他要求危地马拉政府军立刻投降，他想在盛大的欢迎场面中仰首挺胸地率领自由军进入危地马拉城。“也得挫挫那个无赖的锐气，”普里弗伊想道，“他耍了太多花招。”他虽然筋疲力尽，但和往常一样，紧张的局势激发出他体内的新能量，他又重振精神，准备行动和冒险了。

阿本斯总统辞职后的那些天陆续出现了五届政府管理委员会，一届比一届更亲美，这自然都是普里弗伊大使的斡旋功夫和政变策略起了作用。每一届委员会都希望压过上一届，都想抓捕、折磨、枪毙更多的共产党人。危地马拉劳动党的头头脑脑要么跑去各国使馆寻求庇护，要么钻进了大山或雨林，他们能活下来还得感谢阿本斯和福图尼的及时警告。不过也有很多人没能逃走，尤其是工会领袖、学校老师、青年学生和原住民，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自“十月革命”以来才真正开始有了政治意识。永远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受害者人数，可能是几百人，也可能是几千人，都是些普通人，是没有姓名也没有故事的农民，他们分到了一丁点儿被收归国有的土地，以为这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但是后来土地改革法被废除，他们以为已经是自己私有财产的土地又被收走了，可他们什么也做不了。有些人屈服了，也有很多人誓死保卫自己的土地，这些人因此而受到折磨、屠杀或被无休止地关在监狱里。他们永远也搞不懂那些奇怪的政策，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先是受益者，却在两三年后成了受害者。

最短命的军事委员会——只存在了短短几个小时——是由卡洛斯·恩里克·迪亚斯、何塞·安赫尔·桑切斯和埃尔菲戈·H.蒙松组成的。卡斯蒂略·阿马斯宣布不承认这一军事委员会，也不和他们商谈，于是委员会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卡斯蒂略·阿马斯的胆子越来越大。阿本斯辞职后，本来被派往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边境地带与之交战的军队大多投靠了他，于是他越发自信起来，也越来越不服从美国人的管束。阿本斯逃亡到墨西哥使馆后，普里弗伊依旧持续施压，时刻提醒军队正面临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的威胁。他们一点儿一点儿地让步了。迪亚斯的辞职没能使卡斯蒂略·阿马斯见好就收，后者坚持要在盛大的欢迎场面中仰首挺胸地率领自由军进入危地马拉城。如果政府一方不同意，他就不和政府军达成停战协议。普里弗伊大使在那几天里茶饭不思，难以入眠，不停地和各方人士进行磋商，可达成的协议大多仅维持几小时或几分钟就被某一方阵营推翻了。他还要不停地向华盛顿汇报协议内容，很多时候必须从头到尾修改协议。

与此同时，士兵和警察在长官们的指示下肆无忌惮地实施着“猎巫行动”，那是危地马拉历史上最暴力的时期。工会和土地改革办公室原本遍布全国的乡村，此刻都被取缔了。军人和警察把在那些场所中找到的人员无一例外都关进了监狱，他们肆意罗列所谓的黑名单，实际上被捕的很多人都是些卑微的穷人，他们饱受折磨，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家人不可能领到他们的尸体，因为那些尸体都被草草掩埋或烧掉了。恐怖氛围弥漫在整个危地马拉社会中，越是贫穷、卑微的人就越害怕，他们从未经历过像当时那样的暴力恐怖时期。卡斯蒂略·阿马斯成为总统之后的几个月里，在危地马拉被屠杀或逃亡到墨西哥恰帕斯州的玛雅印第安人多达近二十万，这一数字——这可能是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唯一可信的数字——来自墨西哥的官方统计信息。

自宗教裁判所时期结束以来，危地马拉政治史上再没出现过这种局面：官方人士在军营和公共广场肆意焚烧“具有破坏性和煽动性的文件”。宣传册、散页、报纸、杂志和书籍——作者都是经过精细挑选的，挑选的标准十分神秘，入选的有维克多·雨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燃起篝火焚烧，不远处有许多孩童在玩耍，宛如欢度圣胡安节的夜晚。

自由军和政府军的最后谈判是在萨尔瓦多举行的，萨尔瓦多总统奥斯卡·奥索里奥（在华盛顿的提议下）自愿接待了双方。普里弗伊大使仍习惯性地把那把装满子弹的手枪别在左侧腰间，他在现场的身份不是观察员，而是“相关见证人”（这是他本人到处宣扬的名号，也只有他一个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受政府委托，可以在谈判中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这一身份也在提醒他，必要时他得出面保证卡斯蒂略·阿马斯的要求被危地马拉新政府全盘接受。这十年里，发生在危地马拉的一系列事件大大伤害了这个国家，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希望危地马拉新任国家元首不仅要有政治手腕，还得是华盛顿的好朋友，甚至成为美国公司在中美洲的协调人。

尽管美国驻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大使也都在现场提供帮助，但最积极参与谈判的还属普里弗伊大使。事实上，整个谈判过程都是由普里弗伊主导的，他支持卡斯蒂略·阿马斯的要求，打压危地马拉政府军代表埃尔菲戈·H.蒙松和毛里西奥·杜博斯两位上校。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组建临时委员会，由卡斯蒂略·阿马斯、蒙松、何塞·路易斯·克鲁斯·萨拉萨尔、毛里西奥·杜博斯和恩里克·特里尼达·奥利瓦少校组成。他们约定，只要新宪法取代了旧宪法，这个委员会就会解散。他们还约定在胜利日那天，自由军和政府军会联合举行阅兵仪式。

在萨尔瓦多，卡斯蒂略·阿马斯和“牛仔”打招呼时非常冷淡，但是在返回危地马拉途中，他又变得亲近起来，感谢普里弗伊在谈判过程中对他的支持。“您在您的国家会像英雄一样被迎接，上校。”普里弗伊对他说道。事实确实如此。但是到达危地马拉城之后，第一个走下飞机的并非反叛军领袖，而是美国大使。在盛大的游行活动中——大约有十三万人参加——卡斯蒂略·阿马斯让普里弗伊向“危地马拉人民”致意。外交官本人被邀请发言后，竟出人意料地表现得很羞怯，他只是祝福危地马拉拥有光明的未来。众多厌倦了此前充满暴力与不安的生活的民众拥向机场和街头，迎接卡斯蒂略·阿马斯，从那时起，他就无可争议地被公认为军队首脑。按照华盛顿的指示，普里弗伊大使建议他和在圣萨尔瓦多成立的临时委员会成员进行协商，劝他们辞职，并支持卡斯蒂略·阿马斯。这差事并不好办。克鲁斯·萨拉萨尔上校反过来要求派自己去危地马拉驻美国大使馆工作，并且索要一笔不菲的报酬。毛里西奥·杜博斯上校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他们每人都借由辞职获得了十万美元。至于其他人得到了何种形式的补偿，人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最终所有人都递交了辞呈，表态支持新领袖。

就这样，自由军领袖在仓促举行的全民公投中当选新任危地马拉总统，他肩负着清除阿雷瓦洛和阿本斯在把危地马拉变成苏联卫星国的过程中任命的一切破坏分子及反民主分子的重任。（直到很久之后，“斧子脸”才得知，当他抵达危地马拉的欢迎仪式现场，军校士官生曾和自由军军人拳脚相向。）

七月四日，美国独立日，普里弗伊大使及其夫人贝蒂·简在他们位于十四区的住所热情接待了近五百位客人，那是危地马拉最高档的社区，活动现场播放着美国国歌，到处是祝酒声和祝贺拥抱声，那天晚上，人人都在夸赞那位英雄，不是卡斯蒂略·阿马斯，而是普里弗伊大使。

对这位已筋疲力尽的外交官而言，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节日过后，国务院命令他和美国中情局紧密配合。阿本斯政府已被颠覆，当务之急是将美国曾参与“胜利行动”的一切证据抹干净。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堵住国际社会共产主义阵营和部分美国盟友的嘴——法国也加入其中，他们指责美国侵略弱小的主权国家，颠覆民选政府，以此庇护联合果品公司这样的跨国公司的特权。因此，尽管十分疲惫，普里弗伊还是强打精神，连胡子也没刮，没洗澡，没换衣服，就开始协调运作美国中情局派往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巴拿马和洪都拉斯为侵略作准备的近六百名特工的回国工作。他还得保证抹净自由军空军那二十架飞机存在的痕迹，其中多架被赠送给了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因为他曾在他的国家为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军队提供训练场地。其他飞机则被卡斯蒂略·阿马斯本人留下，他准备以此为基础，重建危地马拉空军。

在危地马拉公干的最后几天（国务院解释说，像他这样在颠覆阿本斯政府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国家，他对此表示认可），普里弗伊和家人忙于收拾行李，参加危地马拉农场主和企业家为他准备的告别宴会。他们都向他表示感谢，还保证愿意在普里弗伊需要时为他提供帮助。普里弗伊被任命为美国驻泰国大使。他想，在那个遥远的东方国家，他终于能有一点儿休息时间了。

启程奔赴新目的地之前，他还实现了一个私秘的愿望：墨西哥大使允许他进入满是避难者的大使馆。卡斯蒂略·阿马斯政府一直在寻找各种理由拖延，不给这些人颁发流亡许可。他没能见到前总统阿本斯，因为对方拒绝和他见面。但是他遇见了阿本斯所在政党曾经的党员、后来的危地马拉劳动党总书记何塞·曼努埃尔·福图尼，这使他感到十分满足。他们聊了几分钟，后来福图尼认出了他，就不再和他说话了。福图尼对他坦陈自己仍是阿本斯的朋友，毕竟他们曾经并肩战斗多年，尤其是在制定和推行土地改革法方面。站在普里弗伊面前的是一个无精打采的男人，完全被击垮了，消瘦了许多，说话时并不看大使；受失眠和胡思乱想的影响，他的眼睛完全是红的。他没有回答普里弗伊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好像听不懂，又像是压根没听到。在向国务院递交的报告中，普里弗伊大使解释说，他们那危险的宿敌——毫无疑问是苏联的代理人——已经成了废人，精神方面也出了问题，可能还怀着隐秘的悔恨。

有传言称当美国国务院通知普里弗伊新目的地是泰国时，大使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道：“那里也要发生政变？”他对妻子贝蒂·简和孩子们保证说他们在泰国终于能平静地拥有家庭生活了。事实上，尽管时间不长，但大使、大使夫人及其孩子们确实享受了几个月不受政治冲突影响的安稳日子，以至普里弗伊还产生了做按摩的想法——泰国人的按摩水平很高，那是一项融合了宗教信仰、体育实践、情色因素和国家激情的技术。在抵达泰国将满一周年之际，具体是在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普里弗伊大使在儿子的陪同下，像往常一样在曼谷郊区高速驾驶着他那辆崭新的蓝色雷鸟轿车。穿过一座桥梁时，他的车子迎面撞上了从反方向开来的一辆卡车，也可能那辆卡车是故意撞过来的。大使和儿子当场死亡。美国政府派去专机运回遗骸，但美国国务院并未施压调查这悲剧性的死亡是不是共产党的阴谋——毕竟他在阻止苏联扩张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美国政府更希望人们尽快忘记普里弗伊，因为他一直被国际社会拿来抨击美国插手颠覆阿本斯政权，也逐渐有舆论认为阿本斯并非共产主义者，而是一个没有坏心思的男人，只想给他的国家带去民主、进步和社会正义。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只不过听从了一些不好的建议，而且他的改革措施过于激进了。

普里弗伊的遗孀贝蒂·简后来出版了一本日记，里面记录了她丈夫参与的许多外交活动的细节，把他描述成了英雄。那本书的发行范围不广，在媒体上也没什么曝光度。美国政府对此毫不在意。

与此同时，在一场全无竞争对手的选举中当选新任总统的卡斯蒂略·阿马斯——毕竟军事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已经辞职，而且表达了对他的支持——正努力终结“十月革命”带来的一切影响。他查封了工会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工人及农民组织，封杀了国立印第安学院，把收归国有的闲置土地归还给了庄园主和“水果摊”，废除了勒令企业主和庄园主纳税的法律条款，把众多工会成员、教师、记者和学生以“亲共”和“搞破坏”的罪名关进了监狱。农村时常发生暴力事件，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大规模屠杀，和阿雷瓦洛执政初期一样糟，甚至更糟。当时在帕齐西亚（圣胡安科马拉帕）的混血种人和玛雅印第安人之间爆发过惨烈的冲突。新任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比普里弗伊收敛一些，他按照国务院的指示，竭力缓和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反共情绪，这使得美国新一届政府与这个人——由艾森豪威尔政府通过百般努力送上高位——之间产生了隔阂、芥蒂甚至小规模冲突。于是在危地马拉又开始出现一些流言：也许美国挑选“斧子脸”作为中美洲乃至全世界的自由模范是一个错误——此人过于极端，没能如美国所设想的那样让危地马拉军方完全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