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六年，巴尔加斯·略萨再次来到多米尼加共和国。他曾在这里的大学教书，这里也是他的名作《公羊的节日》中故事发生的舞台。他在那里出席了一场大型晚宴，然而他并不喜欢类似的场合，于是默默地坐到了靠近门边的座位上，准备一有合适的机会就起身离开。但是还未等他行动，一个留着小胡子、体型微胖的男人就坐到了他身边。对方和他攀谈起来。他一开始并没有认出对方，过了一会儿才辨认出此人是记者、历史学家、诗人托尼·拉夫尔。托尼·拉夫尔对他说道：“马里奥，我有个故事想让你写。”巴尔加斯·略萨礼貌性地笑了笑，想用一句玩笑话搪塞过去：“天啊！但是别人想让我写的故事，我是绝对不会写的！”

可他后来还是把这个故事写了出来。

托尼·拉夫尔曾经写过一本叫做《罪行狂想曲》的历史书，内容是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危地马拉总统卡斯蒂略·阿马斯遇刺身亡事件。经过调查研究，托尼·拉夫尔认为，多米尼加共和国独裁者拉斐尔·特鲁希略是刺杀事件的幕后黑手，这个结论成了《罪行狂想曲》的主要线索，也是他给巴尔加斯·略萨讲述的主要内容。巴尔加斯·略萨曾经让特鲁希略以主要人物的身份出现在《公羊的节日》中，他立刻对此产生了兴趣，于是习惯性地开始了写作准备：阅读参考书目、制作大量写作卡片、实地走访调研……他阅读了近年出版的很多研究著作，惊讶地发现特鲁希略插手卡斯蒂略·阿马斯遇刺事件在史学界已经不是新鲜事，更令他震惊的是，史学家们还证实了另一处细节：在卡斯蒂略·阿马斯遇刺当晚，特鲁希略的左膀右臂乔尼·阿贝斯·加西亚从危地马拉逃到了萨尔瓦多，然后回到多米尼加共和国，与他同行的竟然还有卡斯蒂略·阿马斯的情人。

巴尔加斯·略萨认为，自己在写文论作品时能够有意识地控制、掌握、表达自己的想法，可写小说不同，他总是不能确定写成的小说是否真正展现出了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他能够确定的是，小说可以更好地传递情感、直觉和激情，因此他始终认为自己对小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掌控力。这部关于危地马拉的小说也是如此。首先，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写一部关于危地马拉的小说，可是他写了。在调研过程中，他发现危地马拉是世界上最美的国家之一，同时，它的历史是一部世间罕见的暴力史；其次，在写作过程中，他的写作计划总是会被打乱，笔下的人物仿佛真的有了生命，牵引着他下笔。

在巴尔加斯·略萨最初的设想中，这部小说的主角应该是阿贝斯·加西亚。这是一个早在《公羊的节日》中就曾出场的关键人物，他的完整命运将会在这部小说中得以披露。然而在最终成书时，阿贝斯·加西亚成了次要角色，那位在刺杀之夜和他一起逃走的女人——卡斯蒂略·阿马斯的情人（在书中化名玛尔塔）却摇身一变，成了这部小说真正的主角。巴尔加斯·略萨发现这个人物身上充满了谜团：她怎样成为卡斯蒂略·阿马斯的情人？她和刺杀事件到底有无关联？她是同谋还是无辜的幸存者？包括历史学家在内，没人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而这正是小说家应当去做的事情：用想象力来填补历史的空隙。

玛尔塔逃到多米尼加共和国之后，成了当地很有名气的广播电台的主播，她在节目中捍卫拉丁美洲的所有独裁者，同时一再指控危地马拉军方，后者认为是一个在刺杀当晚死去的士兵为父报仇而杀死了卡斯蒂略·阿马斯，她则认为这是弥天大谎。巴尔加斯·略萨费了很大力气才让那个如今已上了年纪的女人同意会面。他们约定在她位于美国的家中会面。巴尔加斯·略萨发现她的家中挂有卡斯蒂略·阿马斯的画像，而她解释说她有过十个丈夫，而且他们全都是被她亲手埋葬的，但她这辈子最爱的男人还是那位危地马拉上校、共和国总统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

随着谈话的深入，巴尔加斯·略萨发现这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最艰难的一次对谈，因为那个女人十分狡黠，总是能巧妙地避开他提问的重点。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生活期间，某日，傀儡总统“黑特鲁希略”突然召见她，在前者的办公室里，那个女人拿到了一张空白支票。“你给自己估个价，你估的价值就是我估的价值。”“黑特鲁希略”肯定以为这次和往常没什么不同，他可以随意玩弄眼前的女人，可她像发狂的猛兽般扑到了他身上，和他扭打在一起，甚至用牙齿撕咬他的耳朵。“这是真的吗？”巴尔加斯·略萨问道。她笑起来：“我的嘴上现在还残留着那只斗牛犬的耳朵的味道呢！”巴尔加斯·略萨心想：在这种情况下，“黑特鲁希略”无疑会杀她泄愤，虽然特鲁希略后来要求傀儡总统向她道歉，但这一行为也明白无误地证实了特鲁希略才是那个国家真正的掌权者这一事实，提高了她被灭口的风险。“您不得不立刻离开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时候，很快就获得允许来到美国，而且先是有了长期居留，后来几乎立刻获得了美国国籍。很多人认为，这些正是您为美国中情局做过许多有价值的工作的证据。”巴尔加斯·略萨终于抛出了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惹恼了她，她的态度变了，整个谈话的氛围也变了。谈话结束，巴尔加斯·略萨并没有得到答案，可是这种神秘感使得她对他的吸引力有增无减，于是他改变了她的名字、外形和住处，她逐渐从次要角色变成了故事的主人公之一。

吸引巴尔加斯·略萨的另一个人物是阿本斯总统。搜集刻画这一人物的资料时，许多往事涌上巴尔加斯·略萨的心头。他想起大学时期自己和周围的年轻人们对阿本斯政府的支持，也想起阿本斯政府被颠覆后，大家一起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的场景。“因为阿本斯想做的是和平改革，是在不流血的情况下让危地马拉变成民主国家，这些都是我们拉丁美洲人早就希望出现的东西，因此阿本斯的改革是一个范例，是对我们的理想的检验。”然而这场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触动了美国人的利益。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早在阿本斯的前任阿雷瓦洛总统执政时期就感受到了威胁，于是他们决定反对土地改革。在冷战背景下，联合果品公司出其不意地利用自由派媒体煽动舆论，使得上至美国政府、下至美国平民，举国相信危地马拉是苏联设置在拉丁美洲的桥头堡。最终，美国政府策划并支持了卡斯蒂略·阿马斯的颠覆行动。危地马拉人的理想破灭了，包括巴尔加斯·略萨在内的拉丁美洲人的理想也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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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晚，在马德里的拉美之家举办了巴尔加斯·略萨小说新作的发布会，上文所记录的一切都是我在发布会现场从作家本人口中听到的信息。当时的我对于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七年在危地马拉发生的事情了解不多，也不知道马德里的拉美之家是有名的闹鬼胜地（这是数日后我的导师在塞维利亚告诉我的）。次日，在巴尔加斯·略萨的住处，作家的爱人伊莎贝尔·普瑞斯勒（我导师的两个分别上小学和中学的女儿听说我见到了这位西班牙社交名媛，兴奋地尖叫起来）询问我，是否将由我把这部小说翻译成中文，我的答案也是“不确定”“不知道”，可是在发布会现场听了作家讲述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之后，直觉告诉我，这肯定是一部杰作。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把书读完，验证了自己的想法：无论在情节还是在技巧上，这部小说都堪称巴尔加斯·略萨自本书姐妹篇《公羊的节日》（2000年）出版后，在新世纪里创作的质量最高的作品。

回到发布会现场，让我们补全刚才遗漏的一个重要信息：在巴尔加斯·略萨看来，为自己的作品选择好的书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可是这部作品的名字一直难以确定下来。同样的困境，作家三年前创作《五个街角》时也曾遇到过，那时的巴尔加斯·略萨在深入利马城内危机四伏的五个街角街区之后才灵光乍现，决定以该街区的名字命名自己的那本小说。这次的书名灵感则来自阅读：某日，巴尔加斯·略萨阅读阿维拉的圣特雷莎的信件时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这是艰辛时刻！”就是它了！《艰辛时刻》！还有什么比“艰辛时刻”这四个字更能刻画出拉丁美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所经历的那段历史呢？

阿本斯政府垮台后，拉丁美洲的诸多改革派人士得出结论：和平改革是行不通的，拉丁美洲若想改变落后的现状，只能走武装起义的道路。古巴革命的胜利进一步激化了这种思潮，于是在拉丁美洲各国纷纷爆发了武装革命运动。然而古巴模式是难以复制的，后来的那些革命不仅没有取得成功，反而激起了传统势力、军人集团的反扑，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陷入了比以往更加残酷的独裁统治，甚至连该大陆最具民主传统的哥斯达黎加、智利、乌拉圭等国也难逃厄运。

发布会开始时，丰泉出版社主编庇拉尔·雷耶斯致辞时有一句精彩点评，她说：“如果说《酒吧长谈》探讨的问题是‘秘鲁是什么时候倒霉的’，那么《艰辛时刻》的核心主题就是‘拉丁美洲是什么时候倒霉的’”。已然著作等身、功成名就的巴尔加斯·略萨依然在思考拉丁美洲的历史和命运问题，他依然是那个在弱肉强食的军校中观察秘鲁社会的士官生，依然是那个和奥德里亚将军独裁统治做斗争的有志青年，依然是那个远赴欧洲追寻文学梦的写作者，依然是那个出政治淤泥而不染的总统候选人，依然是那个为自由和民主疾呼的思考者，也依然是那个“勇敢的小萨特”。

---侯健

---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