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犯人被押送到看守所时，警察杜湘东正为调动的事儿憋闷着。

他是1985年警校毕业以后，直接分配到所里的，至今工作已满三年。当初上面找他谈话，说有个郊县刚成立了第二看守所，眼下很缺人，尤其缺大学生，你过去算了。杜湘东有点儿抵触，他说，我是刑侦专业的，不让我到街上抓人，倒让我在号子里看人，这不是本末倒置吗。他本想说大材小用，后来一想，这么说太狂妄了，所以话到嘴边就换了词儿。有情绪自然要做工作，上面就用螺丝钉、时传祥等等套话来磨他。一来二去，杜湘东的耳根子就被磨软了，脑子也被磨乱了。正在这时，上面又抛出一个条件：你是异地生，按理该回湖南原籍，如果答应去看守所，那就留京了。考虑考虑吧。

考虑考虑，杜湘东就答应了。但再考虑考虑，他又觉得组织上不太地道。所谓异地生留京一说，他有不少同学都是这个情况，但为什么有人能留在分局甚至市局的机关里，偏他要去郊县的看守所？比如跟他同宿舍的徐胖子，体能考核永远不达标，案例分析只要有女受害者都答成“情杀”，结果怎么样，人尽其才地分配到治安科管扫黄去了。还不是因为人家有关系，他舅舅是学校新调来的政治部主任。再说那时的北京，出了永定门就是一片仓库，再往南走恨不得全是菜地，杜湘东所在的看守所更是建在了菜地边缘的山底下——这种地方算“北京”吗？如果算，干嘛周围的老乡管进城不叫进城，而是要说“上北京”？就算落了个北京编制，杜湘东却感觉自己是被发配出京了。

但他这人又和别人不同。别人是有了情绪就工作懈怠，他是越有情绪越玩儿命工作。都受情绪影响，但影响的方向是反着的。在所里待了半年，他值了几十个通宵夜班，连过年也把探亲的机会让给科里的缺牙老吴了。监舍里有人自杀，吞进了七个鸡蛋大的象棋子，是被他掐着脖子愣从嘴里抠出来的，犯人临了还狠狠咬了他一口，差点儿把他的小指头咬掉了。所里给他开表彰会，他的脸上还是冷冷的。让他发言，只有一句话：“都是职责之内。”倒把所长晾了个大红脸。

后来所长也找他谈话，开门见山：“在咱们这儿不痛快？”

杜湘东说：“没有。”

所长说：“心里有事儿就说吧。除了关心犯人的思想，还得关心你的思想，我也够累的。”

杜湘东便也直说：“我觉得我不该干这活儿。”进而又说，他当年考警校想的是立功，是破案，是风霜雪雨搏激流和少年壮志不言愁，从没想过要在阴森森的走廊里巡视犯人的吃喝拉撒。他还说，他知道光想着干大事儿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但要是这么稀里糊涂地被诳来，再稀里糊涂地把心里那点儿浪漫给打消了，他就觉得窝囊了。

之所以有话直说，是因为杜湘东认为所长能够理解他的情绪，或者说得虚点儿，就叫情怀吧。所长是从部队转下来的，在越南前线指挥过一个连，身体里至今留着两枚手榴弹弹片。记得刚来报到时，所长还仔细看过了杜湘东的简历：各项考核成绩全队前三名、擒拿格斗在省级比赛里拿过名次……看完以后嘟囔了一声：“哟，屈才了。”

如今面对他的抱怨，曾经的战斗英雄会做何感想？所长点了颗烟，三口抽完，然后开始转肩膀：右手小心而用力地按住左肩，左胳膊举高，牵引着那条膀子缓缓转动，正反各十下。一边转着，额头上就冒出汗来。这是例行功课，每天若干次，说是能防止弹片更加深入地嵌入骨头。这时屋里没声儿，所长专心地转，杜湘东专心地看。片刻，所长吁了口气，重新开口：“可要刚来就走，别的单位怎么看你？会不会觉得你这人不踏实？”

又说：“干满三年再说。”

说完挥手让杜湘东出去，不谈了。三年之约，这当然有可能是随口而出的托词，更有可能是想耗着杜湘东。不过从个人立场上，所长分明又是同情他的，甚至可以说是承认他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人家有了这个态度，杜湘东便感到了欣慰，进而又不好意思起来。说到底，警察就是份儿职业，风光的刑警如此，乏味的管教也是如此，一个像样儿的人既然拿了工资，就该对这份职业尽心。心没尽到还说怪话，那就有点儿不像样儿了。

此后两年多，杜湘东没再提调动的事儿。慢慢的，他对看守所的生活也习惯了。单位小有单位小的好，起码人际关系简单，不必时刻哈着谁拍着谁，这就很对杜湘东的胃口。郊县也有郊县的好，食堂的菜肉都很新鲜。就连寂寞也有寂寞的好，看守所的阅览室订了几本文学杂志，上面的作家都爱在个人简介里声称自己是个“享受寂寞的人”。期间还真有个作家来所里体验生活，却怎么也看不出耐得住寂寞，一来就叫嚷着要到女队蹲点儿，去记录女犯人“灵与欲的碰撞”。在假寂寞面前，真寂寞倒成了一件有成就感的事儿。唯一让杜湘东仍感不痛快的，是有时回警校去参加同学聚会。那些分在重要岗位的同学都热衷于吹嘘最近又破了什么大案要案——这两年的案子的确多了，也变得光怪陆离了——什么在歌厅里贩毒的，冒充港商诈骗的，还有承包了个印刷厂，白天印党员学习材料晚上印裸体扑克的。光荣负伤的同学更会撩起衣服展示伤疤，还不忘对杜湘东告诫一句：

“哥们儿好不容易把人抓进来，你们可得看好了啊。”

心里一不痛快，聚会也懒得参加了。有时一想，留京以后别说没交上什么新朋友，就连老朋友都慢慢淡了，这实在有点儿悲哀。但再一想，什么日子不是过，如果总能这样，人简单着，嘴新鲜着，心寂寞着，那其实也挺好。

至于重新想起那个三年之约，是因为杜湘东要结婚了。这说来有点儿不可思议：一个生活在荒郊野外的单身汉，想结婚简直比动物园里的大熊猫配种都难。其实还是拜所长所赐。那两年什么地方都在搞创收，看守所的经费本来就紧张，于是也创。项目之一，就是替轻工业局下属的食品公司搞加工。所里组织犯人生产冰棍里面的那根棍儿，每个礼拜打包运到菜地另一端的冷库去。刚开始都是所长亲自带人去送，去了两趟，就指名让杜湘东代劳了，并且指名让他找一个叫刘芬芳的冷库管理员交接。所长还替俩人算了账：刘芬芳二十一，杜湘东二十五；刘芬芳一米六，杜湘东一米七五；刘芬芳虽然家在北京，工作也在城里，但她就是个高中毕业，编制是工人，杜湘东虽然是外地人，常年驻守在郊县，但却是大学毕业，编制是干部……以己之长攻彼之短，以彼之长补己之短，怎么算怎么“登对”。

杜湘东被催着去了两趟，果然喜欢上了这个长了一双小说《丹凤眼》里的丹凤眼、留着电影《小街》里张瑜的发型，从侧面看比从正面看更有风情的冷库管理员。刘芬芳呢，想必也是喜欢他的。虽然她见到杜湘东的时候冷冷的，不爱说话，但要是有一个礼拜她从城里赶到冷库，而杜湘东恰好有事儿没去，再下个礼拜见面的时候，那种冷淡就会变得更冷，冷得简直像在赌气了。这些表现杜湘东刚开始不懂，还是所长和老吴帮他分析出来的。所长认为“这很说明问题”，老吴则进一步对问题给予了通俗易懂的说明：

“这妞儿动了春心呗。”

俩人就谈上了。而相处日久，杜湘东发现刘芬芳也与别人不同——这么说其实不客观，因为他从来没接触过别的姑娘。假如一定要说，那就是刘芬芳是一个忧愁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愿意让自己显得忧愁的人。她说话之前习惯先轻叹一口气，她懂得尽量用有点儿像吉永小百合的侧脸而不用如同红苹果的正脸面对杜湘东。作为一名冷库管理员，她的业余爱好不是通过喝热豆腐脑来温暖内脏，而是通过读席慕蓉的诗和三毛的散文来温暖心灵。每当很“八十年代”地聊起人生与理想，她的第一反应常是抱怨，末了还会感叹一句“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以使自己的抱怨抽象化、文学化。记得有年“五一”，杜湘东也豁出去了，进城去找刘芬芳，带她到红塔礼堂看了场内部放映的美国爱情电影，又到同学里那些干部子弟才敢去的“老莫”吃了顿西餐。当这物质精神双丰收的一天接近尾声，刘芬芳终于让他亲了亲自己洋溢着小豆冰棍味儿的侧脸，但刚亲完，又是一句抽象的抱怨：

“可惜明天又要和昨天一样。”

这一度给杜湘东带来了苦恼，然而苦恼之余，他却离不开刘芬芳了。他尝试着自己进行分析：刘芬芳是让他感到累，但这种累是有劲的累，不累反而没劲了。再进一步分析，他所喜欢的，也许恰恰是刘芬芳对于生活的不满意。满意了不就俗了吗，傻了吗，没追求了吗。假如说杜湘东在这三年里学会了享受寂寞，那么刘芬芳的档次更高，人家享受的是忧愁。他觉得刘芬芳的情绪呼应着他的情绪，这是一种贴心的感觉。

俩贴心人就商量着结婚。那个年代结婚很简单，简单得都有点儿对不起自己：只要组织批准，父母点头，有张双人床就能睡到一块儿去。杜湘东还有三年的积蓄，他买得起一辆“永久”自行车、一台“熊猫”半导体和一床大红缎子面儿铺盖。日本进口的“松下”电视只好慢慢攒了，再说有钱也弄不着票。不过房子可是现成的，这一点非常关键。建所的时候征收了农民的几亩地，盖了两栋筒子楼，每个管教都能分到一间宿舍。综合了一下条件，杜湘东觉得自己大概是很够资格结婚的。可是商量着商量着，就商量出分歧来了。刘芬芳家住宣武区的大杂院儿，工作以前八口人挤在一个里外间，她睡厨房，脑袋顶着米缸；工作以后食品公司有宿舍，倒是不用顶米缸了，但是一间屋子住了八个女工，人口密度仍未降低。试想能从厨房和集体宿舍搬进筒子楼里的单间，婚后的生活质量可以说是大为提高的，但刘芬芳不这么想。她指出，郊县一间房，不如城里一张床。那时还没有房价的概念，刘芬芳所说的是精神生活：城外有什么呀？除了仓库就是菜地，地里蹿着农民和农民家的狗。有王府井外文书店吗？有“北影”内部放映厅吗？有大学交谊舞会吗？她罗列完这些，仿佛才想起自己既看不懂外文，也混不进内部电影院，更不是大学生，于是又补充：

“就是哪儿也不去，站在长安街上看看电报大楼的灯，心里也是舒服的。”

结论是：她不能从城里搬到郊县，更不能把工作也调换到这边的库房。杜湘东就提出了一个权宜之计：“或者我们平常分头住，等到周末或者你下乡盘库的时候再过来？”

这个提议也遭到了否决。刘芬芳说：“丈夫丈夫，一丈之内才是夫。不结婚则罢，只要结了婚，我就不要离开你。”进而又援举了几个刚和中国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官的事例：甭管多忙多重大的场合，大使和大使夫人寸步不离，走哪儿都挎着。

杜湘东就做了难：“那你让我怎么办？”

刘芬芳却不说话了，让他去想。其实也很好想：他是男人，理应他去就和老婆；而他又是大学生，理应人往高处走。所长当初撮合他和刘芬芳，为的是让他安下心来干工作，结果倒是刘芬芳激发了他要走的心思。又从刘芬芳想到自己，杜湘东回忆着在警校取得的成绩，以及为了取得那些成绩而付出的努力，一股力量在就体内蓬勃了起来。这是年轻人特有的力量感，如果任由它随着时光稀薄下去，直至消逝，那是多么可惜啊。杜湘东甚至还想到了如今的时代。人人都说时代正在变换，因而人人都在迫不及待地变换自己。就像歌曲里已经唱着“跟着感觉走”并问出“你何时跟我走”了，这时杜湘东的走，就不是一个人的走了，而是某种宏大的、名正言顺的价值体现。

第二天上班，他正式向所长递交了调动报告。他在报告里表示，愿意到艰苦的岗位去，到危险的岗位去，最好是刑警，新成立的缉毒支队也行。他还提醒所长，当初不是说好了“干满三年再说”吗，现在期限已到，他的想法没变。

所长没看他，径自抽烟，转肩膀，然后在报告抬头上写了“待办”俩字。

一个礼拜后，所长把杜湘东叫到办公室，甩给他俩字：“没批。”

“总得有个说法吧。”

“部里提倡新精神，每个基层单位都要有高学历人才，可扒拉扒拉咱们这儿，除了你没一个中专以上的。你要走了，所里不就不达标了吗。”

提倡重视人才，结果怎么却成了浪费人才？杜湘东心里反问。但他也只敢在心里反问，因为驳回申请的是上面，不是所长；而战斗英雄脾气暴，要是再纠缠下去，真会跟他呛呛起来。为了无法改变的事情跟对自己好的人翻脸，那太没意义了。

于是他没说话，转身就走。还没出门，所长又甩过来一句：“要不再干三年吧。三年之后，有了新大学生你就走，或者空出正科的岗位你先上。”

人一憋闷就爱多想，在路上，杜湘东又开始揣摩所长的话。话分两截，上半截的意思是，三年之约过后还有一个三年之约，这次的约定能否兑现，取决于是否有个像杜湘东一样傻的大学生过来顶缺。可三年复三年，人生能有几个三年呢？而后半截的意思简直让他感到侮辱：难道他的调动申请被所长解读成要职称、要待遇了吗？如果所里的人都这么看，那可真枉费了杜湘东为这份儿职业所尽的这份儿心。这么想着，他的脸就铁青了，他的脖子却涨得通红。走出办公区前往监舍时，连有人叫他都没听见。

不巧又在办公室遇见了缺牙老吴。老吴是跟杜湘东搭伴的，原则上是一老带一新，实际却成了新的兜着老的。活儿都是杜湘东干，夜班也都是杜湘东值，老吴呢，不是平谷的妈就是延庆的丈母娘有事儿，病假事假轮着泡，好不容易在所里待几天，还有多一半的时间在喝酒。用所长的话说，郊区农民的几大缺点——奸懒谗滑，这人算占全了。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他那张嘴，爱说风凉话还没眼力价儿，逮谁踹谁窝心脚。当他看见杜湘东的脸色，反而嘶嘶漏风地笑了，缺了的那颗门牙如同吹哨儿：“没调成？”

杜湘东没说话。

老吴又说：“你就是太嫩。跟他们丫闹去呀。”

杜湘东还没说话。

老吴接着说：“也怪你找错了人。你要是跟局长的闺女结婚，早他妈回北京了。非找一冷库妞儿，原地冻上了吧。”

杜湘东想，再忍一句，就一句了。

不想老吴又来一句：“不过局长有闺女也看不上你呀。现在知道自个儿是谁了吧。”

杜湘东脑子嗡了一声，抄起桌上的工作记录本，就要朝老吴摔过去。后面的动作也设计好了：趁着老吴抬手捂脸，他可以跨个侧步，一手锁住对方的脖子；再接着，他既可以用拳头把老吴的缺牙面积扩大几颗，还可以使个“德勒哈”让老吴屁股着地。至于后果，他不管了，爱记处分就记吧，开除也无所谓。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那么当个摔得带响的破罐子也比窝窝囊囊地憋闷着强。

然而那套教科书式的擒拿动作还没使出来，天花板上的喇叭却响了：“十七十八监接人。”

这才想起，他负责的监舍昨天刚空出两个铺位，今天又要送进来两个新的。走的是一个抢劫犯和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塞上火车拉到新疆去了，来的据说是俩盗窃犯。刚才在办公区有人叫他，估计就是要说这事儿。杜湘东把记录本往桌上砰地一摔，狠狠瞪了老吴一眼，终于还是正了正大檐帽，出门。一边快步走着，心里的火儿还在腾腾乱窜。知道自个儿是谁了吧，知道自个儿配干什么了吧。他也就配接犯人、看犯人、押着犯人车象棋子磨冰棍棍儿，而且还干得这么令行禁止，比警犬都听话。

到了看守所正门，犯人和押送犯人的人已经等在登记处了。来的不仅有管片民警，还有南郊一家工厂的负责人。经过简单介绍，杜湘东得知这俩案犯是在实施盗窃时被厂保卫科当场抓获的，不仅“性质特别恶劣，金额特别巨大”，而且“死不悔改，负隅顽抗”。说这话时，保卫科的副主任，一个满脸横肉的胖子指着头上的纱布控诉，他的脑袋都被开瓢了。他代表厂方要求看守所对案犯“严加管教”，进而又说有关领导会亲自过问这事儿。

杜湘东顶了他一句：“你是说我们平时管得不严了？”

“那倒没有，我的意思是，你们得格外……”

“进来都一样，人我领走了。”

接着喝令俩犯人从墙根站起来，跟他去照相、剃头、换衣服。一套程序走完，已经快到饭点儿了，杜湘东又领着他们前往监舍，正式收监。直到这时，他都没有认真看过这俩人。这其实也不是他的习惯，而是因为他今天心情恶劣，不想看任何人。他只是得到了个笼统的印象，那就是这俩犯人都很年轻，甚至比他还年轻。监舍里的那条走廊阴暗幽深，一个人走四处都是回声，人一多就像成群的牛马在捣蹄子了，此外还有犯人手铐哗啦哗啦的响动，这就让杜湘东心里更加嘈乱。偏在这时又出了状况。当他来到监舍门前，正要伸手摸钥匙，身后突然响起了撕心裂肺的哀鸣：

“我不该在这儿呀。”

回头一看，俩犯人中比较矮、比较瘦的那个蹲在了地上，双手捂住了脸，其中一只手还包着厚厚的纱布。他呜呜哭着，另一个壮得多也高得多的犯人却把头扭向一边，一张脸像西方雕塑似的棱角分明。俩人在灯下投出一长一短的影子。

杜湘东就是在这时情绪失控的。你不该在这儿，我就该在这儿吗？他跨过去，揪着那个正在痛哭的犯人的后脖领子，把他拽起来，抬手就是一个耳光：“认命吧你。”

这是杜湘东从警以来第一次打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