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借命而生  作者:石一枫

从这天起,杜湘东就对这俩犯人格外留心。倒也不是因为打了人家。在那个年代,犯罪人员或者被怀疑犯罪的人员挨两下揍,真不算什么大事儿。别说看守所了,就是在街道的联防办公室,晚上都能听见鬼哭狼嚎。用老吴的话说,进来的人本来就记吃不记打,可要是再不受点儿皮肉之苦,真会以为谁都治不了他们了。工作三年,杜湘东也不是个“雏儿”了,他见识过各式各样的刺儿头和滚刀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老吴的说法。而他之所以一直没破这个戒,是因为总觉得一码归一码,账得算清楚。哪怕是个死刑犯,该承受的也是一颗子弹,而不是一顿拳脚。

让杜湘东心里硌得慌的,是一个耳光之后俩犯人的反应。挨打的那个自然被抽愣了,瞪眼呆看着杜湘东。在四十瓦灯泡底下,杜湘东第一次看清了那犯人的面貌。他长了一张娃娃脸,两颊各有婴儿似的一嘟噜肉。眼睛又大又圆,长睫毛上粘着泪水,让人想起某种鹿类。这犯人嘴一憋一憋的,还在哭,但又因为管教的命令而不得不压抑着哭,那副样子哪儿像个盗窃犯,简直像个偶尔犯了错的三好学生。

“妈——”娃娃脸犯人又拖着长音叫起来。他这么一叫,把杜湘东稍稍冷静的大脑再次刺激得烦躁不堪。他就没见过这么怂的犯人。都到这个份儿上了,叫妈能帮上你?知道叫妈早干嘛去了?他甩出去的巴掌又折了回来,这次变成了拳头。

但这只拳头转瞬被人拽住了。侧眼一看,是一旁那个高而壮的犯人。他双手揽住杜湘东的胳膊,手铐锁链缠住了杜湘东的腕子。手劲儿特大,一挣竟挣不脱。协同押送的两位管教吃了一惊,几乎同时掏出电棍来:“你要干嘛?”而杜湘东回了下神,反手扣住那犯人的肩膀,一拧身,脚下使个绊子,转眼就让犯人重重躺在了地上。接着,他用膝盖顶着对方胸口,逼视着那张棱角分明的脸:“管教是你动的?”

犯人从他胳膊上松开双手,瓮声瓮气说:“政府,要揍你揍我得了。他有伤。”

这话说的,好像看出他现在气儿不顺,有打人的需要似的。杜湘东没再动手,但继续瞪着胯下的犯人,直到对方迟疑着把眼睛挪开,这才慢慢起身,掸了掸警服。后面的俩管教也跟了上来,其中一个问:“给他上镣?”

对于特别不服管教,尤其是显示出暴力倾向的犯人,所里专门备有脚镣。那玩意儿由几十斤重的铁环和铁球组成,人挂上以后就像一头拖着破犁的牛,走到哪儿都咣当响。多挂两天,就连道儿都忘了怎么走了,有些人还会脚踝肿得像俩馒头。而杜湘东扫了一眼地上的犯人,摇了摇头,默不作声地打开了十七、十八监的两道铁门。这俩人是同案犯,按照规定,必须分开关押,防止串供、密谋或闹出别的什么乱子。一股又臭又馊的气息扑鼻而出,那是二十多个犯罪分子共同散发的味道。杜湘东又拿出手铐钥匙,示意俩犯人过来开锁,摘了铐子就可以去他们该去的地方了。不出意外,他们今天晚上都得挨着尿桶睡,而原先在监舍里地位最低的人,则会荣升到靠外一些的位置上。这道门里,另有一套规矩。

当晚在食堂吃饭时,杜湘东只觉得脸上发烧。他感到人人都在看他,还猜测人人都在议论他想走而又没走成的事儿。老吴那张臭嘴肯定闲不住,也许在同事们中间,他已经被说成了一个心比天高但却志大才疏的家伙——不光如此,还拿犯人撒气。这么一想,刚才的那个耳光仿佛抽在了自己脸上。一顿饭没吃完,他就回了办公室,咕咚咚灌了半搪瓷缸子凉水,这才想起还有工作没做。对于新进来的犯人,管教有义务了解其基本信息以及犯罪事实。看守所也不光是个关人的地方,在理论上还负担着协助侦查机关取证的任务。这些理论在老吴他们那儿也就是个理论,但在杜湘东这儿可不是,今天尤其不能是。看他的笑话是吧?幸灾乐祸是吧?越是这样,杜湘东就越得证明自己和他们不是一样的人。

他耗费两个多小时,翻阅了派出所转过来的审讯笔录,以及厂保卫科提供的相关资料。娃娃脸犯人名叫姚斌彬,棱角分明的犯人名叫许文革。姚斌彬比许文革小两岁,俩人一个二十一,一个二十三,都是一家机械厂的青工。俩人的住址也在厂家属区,是顶班招收进去的工厂子弟。工作以前,姚斌彬上的是全日制高中,许文革则是工业局下属技校毕业。工作以后,姚斌彬分在了模锻车间,许文革分在了维修班。按照保卫科的说法,此二名案犯深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毒害,自从入职伊始就不安于工作,频繁利用公家的器械和原材料在外面干私活儿、赚外快,被厂里发现后还挨过处分。这次他们企图盗窃的物品尤其重大,是一辆日本进口“皇冠”轿车的发动机。被发现时,案犯自带简易工具,已将机器从车内拆卸出来,遭到抓捕时又嚣张拒捕,许文革用扳手将保卫科副科长开了瓢。

人赃俱获,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年头,青工沦为阶下囚的并不少见。本来社会上的诱惑就变多了,再加上年轻人血气方刚,脑子活络,往往一犯就是大案。杜湘东曾经遇见过倒卖铜线的电工,还有自制火枪把仇家崩成大麻子的车工。而要说这俩犯人和他们的前辈相比有何不同,恐怕还在各自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一个特别软,出了事儿光知道叫妈,一个又特别硬,跟管教都敢动手。无论特别软还是特别硬,在杜湘东看来都是潜在的危险。软的很容易自残,硬的很容易伤人,以前闹出过这两种事端的都是这两种人。

情况了解之后,杜湘东本想再到监舍去看看,如果有需要的话,对俩犯人进行一番教育也可以。这是未雨绸缪的意思。然而刚合上材料,天花板的喇叭又响了:

“杜湘东,你未婚妻找你。”

那时的看守所共有三部电话,一部在所长办公室,一部在监舍区紧急情况专用,还有一部才是职工可以使用的公共电话。地处郊县,谁家都会有人找,但找人的过程又像移交犯人一样复杂而且公开:看电话的老大爷先通知管理科,管理科再用大喇叭把要找的人叫来,并且还一定要说明谁在找、干什么。有个笑话,一个管教的老婆提前分娩,等辗转找到人,听筒里已经传来孩子的哇哇哭声了。而当杜湘东听见喇叭响,就说明刘芬芳已经在胡同口等了十来分钟。今天又是个冷天,她又是个有点儿风吹草动就得犯忧愁的人,杜湘东只好撂下卷宗,急匆匆奔了出去。

来到管理科,听筒在电话机旁撂着,好像一个人睡着睡着,就从床上滚了下来。看电话的老头儿把半导体音量开得挺大,请电话那头的刘芬芳听了半集《新闻和报纸摘要》。杜湘东拿起听筒“喂”了一声,刘芬芳也“喂”,然后分别汇报了这两天的生活情况,诸如吃得怎么样、排没排夜班、上个月的工资还剩下多少等等。都是例行内容。这些说完,刘芬芳才进入正题:“你那报告交上去有几天了?”

杜湘东说:“嗯。”

“有信儿没有?”

杜湘东说:“没批。”

刘芬芳没问为什么没批,仿佛早就料到批不了似的。她只问:“那咱们怎么办?”

把“咱们”说得很重,示意杜湘东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这层意思就让杜湘东嗫嚅起来,心里闷闷一紧。过了几秒钟,他才说:“我哪儿知道怎么办。”

刘芬芳也“嗯”了一声,便把电话挂了。这可是俩人交往史上未曾有之大变局。以前也拌嘴,但越拌嘴,刘芬芳就会把话筒抓得越牢,打电话的时间也就越长。而这一次的态度,就说明她动了真格的。杜湘东可以想象刘芬芳嘴唇抿在一处、眉头微微蹙起的模样——这副表情从侧面看,的确是有点儿像吉永小百合的。现在吉永小百合决绝地离开胡同口的小卖部,途经提供“啤酒炒芽”的小饭铺,捂着鼻子冲过公共厕所的辐射区域,正准备扑到宿舍的单人床上去抹眼泪、咬枕巾。

他又把电话打过去,一个老太太告诉他“人早走啦”。

杜湘东只好怏怏回到办公室。俩人生活比一人麻烦,这是早有预料的,但没想到一个人的憋闷平摊到俩人头上,也会被放大无数倍。都知道被看管的犯人失去了自由,其实看管犯人的人何尝不是如此。这么一感慨,他无端又想起了今天送来的俩犯人。按照那些身经百战的老警察的说法,犯了罪的人身上都是有“味儿”的,拿鼻子一闻就知道谁是良民,谁是隐藏在群众中的坏分子。这种说法虽然夸张,但也符合犯罪心理学:人违背了社会道德,内心都会挣扎自责,从而也会在神态举止上表现出来,有所区别的只不过是掩饰能力罢了。然而姚斌彬和许文革虽然一个痛哭流涕,一个桀骜不驯,但他们的眼神都是干净的、纯良的,因此直到剃了头编了号又穿上了囚服,却还是怎么看也不像犯人。难道保卫科和派出所弄错了?可如果是被冤枉了,进来的时候就该一路喊冤啊。或者他们压根儿就是愚昧,缺乏起码的法制观念?就像以前进来过一“山炮儿”,买了个老婆又在人家琵琶骨上打了根铁钉,像拴狗一样拴了半年,警察上门解救时他还出示收据,声称“真不是偷来的”。但这种假设就更不切实际了,卷宗上写着,姚斌彬还参加过高考呢。

越琢磨,杜湘东就越心烦。他也说不清烦的是自己调工作和结婚的事儿,还是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个说不上谜题的谜题。或者都不是,他烦的是网罗一切的生活本身。一边想,他便抬头在窗台上看见了半瓶白酒。五十六度“红星”二锅头,是老吴摆在那里的。只要所长不来检查,老吴就会以五分钟一次的频率站起来,蹭到窗边打开酒瓶,连颗花生米也不就,吱溜一口,吱溜又一口。杜湘东时常觉得老吴活在廉价的醉生梦死之中,并为此对老吴抱有一丝同情,可现在,他却觉得老吴有可能才是活明白了的人。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效法老吴,起身抄起了淡绿色的酒瓶,吱溜一口,吱溜又一口。在今天,杜湘东破了工作以来的两个戒,一个是打人,一个是喝酒。今天真是鬼使神差的一天。

饶是百米跑进十二秒的身板,在酒量上却是不顶用的,五六口下去,他就晕头转向地“高”了。等再睁眼,窗外的鸟已经叫得如火如荼,而他还在办公室里坐着,腰杆挺直得像条绷紧的“板儿带”。不愧是个敬业的警察,连醉酒都醉得这么仪表堂堂。杜湘东使劲甩甩头,打开窗户散了散酒味儿,赶紧往监舍里去。每早查监也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现在都晚了。

刚进走廊,就听见出了事儿。

声音是从盥洗室里传出来的。每天早上犯人起床,先得点名、整理内务,然后再由管教带去刷牙洗脸。本所各监区的盥洗室都只有十个龙头,仅能容纳一个监舍的犯人同时洗漱,所以通常的流程是,当一名管教带着一拨儿犯人进去时,搭班的另一名管教就得带着另一拨儿犯人在外面等候。而当杜湘东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却见盥洗室的铁门上了锁,窗户栅栏里人头攒动,挤得满满当当。这肯定又是老吴的杰作——每当杜湘东临时有事,他常常会把所辖两个监舍的犯人统统往盥洗室里一塞,自己就到宿舍睡回笼觉去了。至于共处狭小空间的犯人们会不会大打出手,他才不管,反正打个头破血流也有杜湘东过来处理。他还颇有趣味地把这种事儿叫作“斗蛐蛐儿”。

铁窗里充斥着叫骂,压住了水龙头放任自流的哗哗作响。好在今天的蛐蛐儿不是群斗,而是大多数观摩少数几个斗,所以场面还没大到必须拉警报的地步。杜湘东气急败坏地打开盥洗室的铁门,跟前的犯人居然没注意到他,仍围着圈儿往里看。透过人缝儿,就见水泥地上伸着两条腿,两条腿底下又压着两条腿。这四条腿的上方还运动着七八条腿,机械而有力地往那两人身上踹着、踩着,砰砰有声,如同打鼓。

杜湘东喝了一声,腿儿们仍不停,他忍着头疼又喊:“列队!”人腿组成的森林这才四散,围成圈儿的也缓缓挪开,沿着水池一字排开。

地上的俩人正是姚斌彬和许文革。姚斌彬侧身蜷成一团,浑身哆嗦,缠着厚纱布的那只手被他拢在胸前,如同夜里害怕的小孩儿抱着个布娃娃。往下一看,裤子湿了一片,却不像溅的水。他尿了。而许文革压在姚斌彬身上,两肘撑地,肌肉绷紧,也在周期性地哆嗦。杜湘东过去拽了拽这人肩膀,竟拽不动,只觉得手抓了块滚烫的铁。再喝令两个犯人强行把许文革抬起来,就呈现出一张惨不忍睹的正脸:几乎没一块好肉,不是青的就是紫的,一只眼被“封”了,血从鼻子以及嘴里流出来,凝结在脖子上。

许文革用他尚能视物的那只眼睛和杜湘东对视片刻,眼神不冷不热。

“说说原因。”杜湘东回头问。话是对郑三闯,那个从“文革”后期起就威震四城的老“顽主”说的。之所以没问“谁指使的”,是因为他知道,没有郑三闯的命令,这俩监舍里别说打架了,连大声说话也没人敢。铁门里有铁门里的规矩,规矩都是牢头执行的。作为规矩的集中代表,牢头自然可以享受某些特权,比如在伙食上多吃多占,干活儿也有人代劳,运气好了还能混上几根夹带进来的烟抽。对于此类现状,杜湘东一向是极其反感的,在他看来,在公安机关的规矩之外另设一套规矩,这已经构成了严重的挑衅。然而他又不得不学着顺应现状,因为那样便于管理,治住了一个就相当于治住了一群。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看守所的警力不够,类似于牧羊人总得养几条狗。

但今天,却是郑三闯先坏了规矩。在以往,挨揍的人必得咬牙忍着,被打尿了血也不敢报告,否则会被视为“扎针儿”的,以后的日子就没法过了。而打人的也有自律,再大的仇也不能打脸,不能见血,更不能让管教看见,只要看不见那就一切心照不宣。像现在这样,牧羊犬咬了羊,又是当着管教咬的,他们就不是羊、狗和人的关系了,必须得按照白纸黑字的监规来解决问题了。

郑三闯立了个正,嘴里还叼着烟:“新来的,都得过过堂嘛。”

对于杜湘东这个满脸严肃、举止刻板的年轻管教,郑三闯从来是暗含着三分不屑的。在他看来,杜湘东的严肃是缺乏经验的严肃,刻板也是底气不足的刻板。然而此刻,杜湘东却看出郑三闯表面上虽然在“拔份儿”,但眼神深处还是有些慌张的。何止慌张,说是惊骇也不为过。这在一个“老炮儿”的身上可不容易见到。

他打断郑三闯:“你也是老人儿了,该怎么说话不用我教你吧。”

郑三闯把烟吐了,站得直了些:“报告政府,我有责任,他们打架我没拦住。”

“为什么打?”

“没听见。”

“没长耳朵?”

“还没醒透呢。”

杜湘东便不看郑三闯,转向了和他同牢房的一个“杆儿犯”。这人是因为猥亵妇女进来的,此前在监舍里挨揍最多的是他,睡在尿桶边儿的也是他。

“那你说说。”

“杆儿犯”咽了口唾沫没出声,又像害了眼疾似的狠挤了几下眼睛,偷空瞥了瞥郑三闯。杜湘东用余光看见,郑三闯的嘴角抖了一抖。从这一瞥一抖里,杜湘东读出了某种含义,他指指“杆儿犯”,让他跟自己到走廊里去。

出了盥洗室,“杆儿犯”仍想含混其词,杜湘东一句话就让他“秃噜”了:“要不你去单间,请吴管教照顾你几天?”老吴有着许多花样百出的折腾犯人的办法,这是出了名的。而据“杆儿犯”交代,斗殴的起因也很简单。新进来的人第一顿饭往往是吃不上的,姚斌彬分在十七监,恰好和郑三闯同屋,所以昨晚的窝头刚发下来,他那份儿只好被迫上供。到了今天早晨,郑三闯又盯上了姚斌彬手上的纱布——他前几天刚上完镣,脚跟子磨破了,还化了脓,正缺一块裹脚布。但这次的要求却碰了壁。姚斌彬还没说什么,隔壁十八监的许文革先不干了,吵吵着说不能欺人太甚。

郑三闯就乐了,道,不服?不服你“翻板儿”呀。

监舍里的大通铺就是一块木板,故而犯人们的黑话都与“板儿”有关。每天面壁反省叫“坐板儿”,新人进来挨一顿杀威棒叫“走板儿”,有更蛮横的人物把老牢头取而代之就叫“翻板儿”。而许文革八成是没听懂,又见水池上架着一张摆放牙缸的木板,居然真把它抠起来往上一掀,溅了郑三闯一身牙膏沫子,还吼道,翻就翻,翻了你就别烦我们。

此言一出,问题就严重了。不管是在外面还是里面,统治权的更迭总是伴随着铁与血的斗争。郑三闯就让动手。而许文革还真有两下子,上来就把郑三闯的头号打手,一个络腮胡子的东北人按在地上了。随后便有更多的人像疯狗似的扑上去,除了打许文革,还打姚斌彬。为了护着姚斌彬,许文革就落了下风,一边挨揍一边说,打我得了,别打他。郑三闯又乐了,有条件地接受了许文革的要求:仗义是吧?碰上仗义的人,得先验验是真仗义还是假仗义;那就先打你,什么时候你抗不住了,再让他替换你。

杜湘东明白,郑三闯的本意并非是要打出个你死我活,无非是想把许文革收服了罢了。只要说声“服了”,顶多再按北京街面儿上的规矩叫声“爷”,也许从此还能混上一把交椅。混混儿也有混混儿的爱才之心。没想到许文革愣是没服,用身体罩着姚斌彬,咬牙挺了许久。就有人嘀咕,看来这孙子是真仗义。这反而让郑三闯下不来台了,他也不能停,一停就是他“服了”,于是让手下发狠再打,而且专照要命的地方打。又有人劝,说再打就出事儿了,郑三闯却被激出了横劲儿,说有事儿我担着,大不了一年劳教变十年大牢。就这样,打与被打的拉锯战持续到了杜湘东到来。

“杆儿犯”还说:“从来没见过这么硬的人,连吭也没吭一声。”

这时老吴总算歇够了,慢悠悠地踱了回来。杜湘东斜了一眼没说什么,让他先带犯人回监舍,自己则去通知狱医。许文革挨了几百记拳脚都有神智,突然松下来,反而没走两步就晕过去了,头磕在水池上,又冒了不少血,只能用担架抬往医务室。料理了伤员,杜湘东这才腾出手来处理后续事宜。他到十七监宣布,郑三闯从今天开始重新上镣,参与打人的帮凶劳动量加倍,持续一个星期,完成之后才能吃饭。然后他指指郑三闯位于靠门处的那个专享铺位,又指指姚斌彬:“他这儿给你睡,他回头睡尿桶边儿上去。”

郑三闯眼里凶光一闪。被剥夺了最宽敞的“头板儿”,这相当于失去了牢头地位的象征。而杜湘东特地又“照”了他几秒钟,表示此意已决,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接着招呼姚斌彬:“你过来。”

那孩子小步往前挪了几尺,脸仍煞白,眼瞅着又要哭了。他的模样再次让杜湘东烦躁起来,训斥道:“不准叫妈,叫妈就把你嘴铐上。”

又说:“你那同犯是为你挨的揍,你就是不能给他帮忙,也别给他丢脸。”

姚斌彬上牙咬着下嘴唇,惨白的脸上泛出一丝红晕,两颗豆大的泪珠从睫毛下涌了出来。这副表情让人想起电影里给女革命者的特写镜头,江姐林道静什么的。

最后,杜湘东扫视监舍里的所有人:“他脸上有几道伤,我可都记着呢。从今天起只能少不能多,多一道,我唯你们是问。”

许文革挨了一顿揍,无意中却“翻了板儿”,这在犯人里几乎算个奇迹。看守所的监舍虽然封闭独立,但自有一套传播小道消息的途径,于是接连几天放风的时候,犯人们都会对他侧目而视,还有偷偷上去“盘道儿”的。杜湘东本来担心郑三闯会报复,但事实证明他多虑了。那个戴着脚镣、屁股后面拖着俩大铁球的老炮儿虽然看见姚斌彬和许文革就阴着脸,但当手下的兄弟又想去找俩人麻烦,却被他一个眼神就瞪了回去。郑三闯还下令,以后谁也不准再抢姚斌彬的饭。这么做当然不是要给杜湘东面子,而是因为老炮儿行事自有老炮儿的原则。对于够硬气、够仗义的人物,就算是仇家,他们也要给予足够的尊重。

而俩犯人再次让杜湘东另眼相看,是在劳动的过程中。

劳动就是制作象棋子和冰棍棍儿。对于所里,这算创收途径,对于犯人,则是必不可少的改造任务。除了死刑犯和卧病在床的,其他人无论刑期长短、年纪大小,概莫能免。在劳动时,犯人也要分个三六九等,具体地说是分成体力工作者、技术工作者和半个艺术工作者:大多数人发张砂纸,打磨上游加工出来的半成品,这是最费工也最枯燥的流程;有一定技术能力的犯人则被委以操作车床和冲切机的重任;还有一些会刻图章的,那几乎是所里的宝贝,冲压上字的象棋子都得靠他们进一步修饰加工,“车马炮”才能成为整齐的篆文。姚斌彬和许文革是工厂出来的,自然被指定在了车床旁边,但因为是同案犯,俩人不能搭班,而且还被远远地隔开。许文革果然底子好,不出两天,车出来的象棋子的合格率就已经遥遥领先了,而姚斌彬的纱布虽然摘了,右手仍不灵便,操纵不动机床,所以干了两天又被扒拉回了打磨组,用胳膊肘夹着棋子干活儿。

这天正在看着犯人赶一批订货,就听见铿啷一响,一枚残缺不全的象棋子飞了过来,恰好落到杜湘东倒放在窗台上的大檐帽里。他正靠墙想心事,蓦地一惊,还以为又有人打架了,或者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以破坏生产工具来反抗剥削的迹象。但抬头一看,闷热的车间秩序如常,只有最靠把角的一台车床停了下来。负责操作它的那个交通肇事犯愣乎乎地站在一旁,显然也被吓了一跳。

杜湘东吹了声哨子,提醒把守在车间门口的同事注意警戒,又捅了捅歪在椅子上睡觉的老吴,招呼他一起过去看看。来到车床旁问怎么回事儿,交通肇事犯也不知道,表情像当初看着自行车道上的尸体时一样茫然。杜湘东又转了转车床上的摇杆,一动不动,不知是哪儿卡住了。正在这时,他的脚边却多了一人,姚斌彬不知何时从工位上闪了过来,蹲在地上,伸着脖子打量着这台车床的底部。

他抬头对杜湘东说:“主轴上的三爪卡盘掉了。”

杜湘东还没说话,老吴先踹了姚斌彬一脚:“谁让你离岗的。”

姚斌彬仿佛这才想起自己是个犯人而非工人,连滚带爬地回去了。而杜湘东绕着车床这儿拍拍那儿看看,一时头就大了。他不懂机械,但却知道这台机器坏了的话,后果有多惨重。如今别说是管教们的加班补助了,就连维持所里那两台“北京212”吉普车运转的费用,都出在象棋子和冰棍棍儿上。但为了节约成本,所里购进的设备都是外面工厂淘汰的,早就超龄使用,制作象棋子的车床以前也“趴窝”过两台,请来维修师傅,人家说这种五十年代的仿苏产品连配件都找不着了——于是只好报废,进而势必耽误生产进度,进而要受到那些商家恶狠狠的催逼。想到这个,杜湘东的头就是替所长大起来的了。

老吴却又说起了风凉话:“坏得好,资本主义的尾巴翘不起来了吧。”

杜湘东倒想提醒老吴,每个月发补助的时候,他可没少为了块儿八毛的数目去跟管理科扯皮。但再一想,当着犯人说这些也不太合适,于是没接茬儿,让老吴先去找上面汇报。他自己却没走,又把姚斌彬叫了过来:“你怎么知道哪儿坏了?”

姚斌彬说:“咱们的车床都没按时保养,机油一亏,主轴就会磨损卡盘。”

他说话时,眼睛又亮了起来,但那就不是泪光了,而是某种兴奋的光泽。这眼神让杜湘东心里也是一动:“你能修?”

“以前没用过这种机床,但它结构不复杂,而且机器的道理都是通着的……不过我手使不上劲儿。”姚斌彬说着,朝许文革的方向望了一眼。

杜湘东明白他的意思,便向许文革招了招手,然后又告诉姚斌彬,角落里还堆着两台报废车床,如果需要零件,或许可以从那上面找到替换的。俩犯人便开始修理,杜湘东站在一旁监工,防止他们发生不该有的交流。过程大致也能看懂:他们拆开主轴机箱,把损坏的卡盘取下来,再拿去和报废车床上相对完整的卡盘进行比对;两种车床的卡盘却不是一个制式,于是需要再进行一番加工,把替换用的卡盘爪子磨短一截。车间里的工具还算齐全,鼓捣一阵,居然鼓捣好了。许文革用修复的车床车出一个象棋子,由姚斌彬递到杜湘东手上:

“政府,能用。”

这小半天里,杜湘东还在观察俩犯人的表现。他们配合极其默契,姚斌彬负责拿主意,指到哪儿许文革就拆哪儿,再指到哪儿许文革就装哪儿。甚而在特殊工序上都不用语言交流,姚斌彬做个手势,许文革就知道要上油,再做个手势,许文革就知道要电焊。许多在同一条流水线上干久了的老工人都练就了这种本领,如此一来便能在噪声震耳欲聋的车间里保证效率。但考虑到姚斌彬和许文革在厂里时,一个是模锻车间的,一个是维修班的,俩人的工作并不搭界,他们的默契很可能就是盗窃的需要了。

而当沉甸甸的梨木象棋子掂在手里时,杜湘东也被传染了一种豁然开朗的喜悦。他把那颗棋子往高处一抛,啪的一声凌空抓住,接着才意识到这个举动和管教的身份不符,于是脸上发臊似的热了一热,让俩犯人各自归位,自己背手走开。

许文革却在身后叫他:“政府,还有个事儿。”

“干嘛?”

对方追上来,隔着杜湘东两步远立了个正:“我们也会保养机器。”

杜湘东不禁再次打量许文革。一直以来,这人给他的印象就是硬、傲,好像跟身边的一切都较着劲。挨揍事件之后,他明知姚斌彬受了杜湘东乃至郑三闯的照顾,但看人的眼神还是极其冷漠的,那意思很清楚,他压根儿不想领别人的情。杜湘东怀疑他就是每天都挨一顿暴揍,也是能默默承受的。而现在,许文革却在“争取表现”了。

“怎么着,想吃大米饭了?”他故意讥讽道。

许文革的脸仍是僵硬的,对刚才的建议予以说明:“上一遍油,就没那么容易坏了。”

正在这时,所长火急火燎地领着老吴过来了,见车床已经恢复运转,知道虚惊一场,大舒一口长气。杜湘东便顺势把姚斌彬和许文革能修机器的事儿汇报了,又说他们主动提出要给设备作养护。所长也对这两个犯人中的能工巧匠多看两眼,点头道:

“那就加个班儿吧。”

加班除了犯人要加,管教自然也不能闲着。当天杜湘东没让姚斌彬和许文革回监舍,继续看着他们把那几台车床和冲锻机一一拆开,在重要部位上了趟油,又对已经出现小故障的地方进行了简单维修。活儿多人少,等全干完,已经快入夜了。俩犯人一头一脸的机油,拿手一抹,在暗处看和黑人差不多。杜湘东便先领着他们到盥洗室,发了半块肥皂让他们洗脸,洗完之后再带到自己办公室吃饭。饭果然是大米饭,配有肉片炒西葫芦和烩鸡块两个菜,是他委托老吴到管教食堂打出来,又放在锅炉房里保温的。所里的惯例,对于有立功表现的犯人,都给吃顿好的。况且他下午还半开玩笑地提到了大米饭,说了就不能食言。

根据杜湘东的经验,犯人假如见着油水,往往比见了妈还亲。那种不管不顾的饥饿感,恐怕只有吃上两个月的窝头才能体会。然而这俩犯人却吃得很慢:姚斌彬是右手捏不住筷子,只能换左手,于是颤颤巍巍,每往嘴里送一口都有漏到地上的危险;而许文革则像心里有事,有时猛扒拉两口,嚼着嚼着就慢下来了,凝视着眼前的饭盒发呆。

杜湘东讥讽:“嫌不好吃?”

许文革没说话,喉结一跳,自我强迫似的咽下一口。

“有什么想法就提。”杜湘东又说,“谁让你们有功呢。”

他知道,许文革和姚斌彬今天主动请缨,为的可不是这顿大米饭。那么他们有什么目的?是听人说起过减刑的门道,还是想要争取一次家属探视的机会?但如果是那样,杜湘东就只好爱莫能助了。他们的案子还在审理之中,既然刑没正式判,因而也就不存在减的可能。又根据规定,尚未结案的犯罪人员都是禁止探视的,所以再想念亲人也只有忍着。说到底,杜湘东作为一个管教,能提供给俩犯人的其实就是一顿大米饭。但他为什么又要让俩犯人“提想法”呢?他有那么在乎他们的希望、失望和绝望吗?这就说不清了。

许文革果然说话了:“政府,您能不能给他找个医生?”

“看什么病?”

“看手。”

“绷带不都拆了吗。”杜湘东朝姚斌彬横伏在桌面上的右手扫了一眼。那手表皮发红,略微还有点儿肿胀,看上去大致无碍。

许文革却有点儿抢白的意味了:“可他还疼,给我递工具的时候直冒虚汗。”

管教最受不了的就是犯人回嘴,杜湘东立刻反噎:“照你的说法,我还得给他配俩护士,白天晚上伺候着他?”

许文革便低下头去。毕竟在里面待了些日子,也学会看人眉眼高低了。而这时,一旁的姚斌彬又哭了起来。哭也不敢正经哭,一张脸绷得紧紧的,撑着眼眶忍眼泪。忍了一会儿没忍住,抬手抹了把眼睛,声响破腔而出:

“管教,我也不是怕疼。我是怕出去以后干不了活儿了。”

这时面对姚斌彬的哭,杜湘东却没有那么厌恶了,甚至心里一软。仨人都不再说话,办公室里充满了不尴不尬的气氛。过了会儿,杜湘东站起来,把饭菜分别往俩犯人跟前推了推:“有的吃就赶紧吃,想了也白想的事儿就别想。”

姚斌彬和许文革低头扒拉饭。直到这时,杜湘东只是感到这俩犯人有些“各色”,但却没想到他们能干出一件大事。那就是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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