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犯人的逃跑，起先被视为一起突发的偶然事件，后来才证实是早有预谋。

过程并不复杂，没有电影里跳墙、挖地道之类的情节，在此后人们的讲述中，甚至带着几分儿戏的意味。一切也都巧了。那天又到了该向食品公司交付冰棍棍儿的日子，所长又让杜湘东和老吴这一组负责。这次程序却与往日不同：所里的一辆北京212吉普刚报废了，另一辆后勤科要开出去买菜，因而先与冷库商量好，所里组织犯人把货搬到方便的地方，再由食品公司调来一辆卡车拉走。挑选人手时，姚斌彬和许文革就有意无意地站在了队列前侧。杜湘东还没说话，老吴先对他们开了口：

“你，还有你——搬最后一截吧。”

按照计划，被挑选出来的犯人们要分成若干小组，每组三到五人。前一组先把货物搬到某个中间地点，替换的另一组再过去接力。一拨儿人干活儿时，其他人就在各自的监舍里候着。如此几趟，等把货物从劳动车间运送到高墙的墙根附近，就该最后一组登场了：他们只需要让货物跨过警戒线，码放在看守所正门内侧的那块空地上即可。而毕竟是要靠近门口，兹事体大，因此对这一组的人员选择是有讲究的。首先，人数不能太多，绝不能超过三个，怕的是人一多就乱，乱了就看不过来；此外，他们还得一贯表现良好，能让管教们“放心”；再另外，不管多么老实的犯人，干多么繁重的工作，只要过了警戒线就必须戴上手铐，这也是不容商量的铁规矩。当一切就绪，管教立刻清场，然后才敢开门，把食品公司的车放进来，让冷库职工自己装货。

如此一来，让姚斌彬和许文革负责最后一段，也是顺理成章的了。姚斌彬虽然手上没劲儿，可许文革干活儿一个顶俩，这就不会耽误约好的交接时间。再说这俩犯人还曾经立过功呢，功臣总是格外值得信赖的。后来上面调查逃跑事件的时候，杜湘东如实交代，如果由他挑人，挑的也会是姚斌彬和许文革。

交待完毕，开始干活。起初一切正常，犯人们或扛或拽，把车间里堆放的麻袋往外运去，远看好像蚂蚁搬家。这些麻袋散放在屋里还不算什那么，聚拢在阳光下，就变成了一座相当巍峨的小山。再想想小山全由寸把长的扁平小木棍组成，就可以联想到北京城里有多少怕热的胖子和馋嘴的小孩儿，到了夏天要消耗多少山楂、小豆和牛奶冰棍。这还不算最壮观的呢，杜湘东听刘芬芳描述过她们冷库储藏猪腿的场面：几百条猪腿在一字排开的铁钩上齐齐挂着，膝盖微弯，蹄尖笔直，毛发早已褪尽，皮肉覆着白霜，简直像是全北京的芭蕾舞团正在集体汇演。真不知她怎么会从猪腿联想到芭蕾舞，而猪腿和芭蕾舞都是让她忧愁的。想到刘芬芳，杜湘东的心里便痛了一下，那种痛感倒不剧烈，只是隐隐的，但却让他感到憋闷。这时看到老“杆儿犯”又在偷懒磨洋工，他烦躁地吹起哨子，训斥了几声。

就这样，麻袋组成的小山分散再集中，集中再分散，终于移动到了墙根的阴凉处。这时已经快到中午十二点了，只好先让犯人们吃饭，吃完饭，杜湘东和老吴才从十七、十八监分别叫出了姚斌彬和许文革。走到劳动地点，杜湘东四下望望，确定附近并无闲杂人等，又低头检查了一下俩人的手腕，确定手铐上好了锁，这才点头，表示他们可以开始干活。许文革弯下身子，两手抓住一个麻袋，硬生生往肩上一甩，直起腰来就走；姚斌彬则左手攥着麻袋角，右手爱莫能助地搭在一旁，屁股朝前捣着小碎步，仿佛一松手就会摔个四脚朝天。俩犯人先后到达了终点，又规规矩矩地折回来，开始第二趟搬运。杜湘东依次看了看他们的脸，都是沉静的、心无旁骛的，仿佛他们并未意识到那道自由与监禁的分水岭近在眼前。随后是第三趟、第四趟、第五趟……他们沉默地重复着机械劳动，脸上、脖子上淌出了一道一道的汗水，粗布“号服”被渗湿了一片。墙根的小山渐渐瘦了下去，靠近铁门的小山此消彼长地胖了起来。

就在这时，杜湘东想起了一件事。他迟疑了一下，朝几米开外的老吴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要离开一会儿，就一会儿。

老吴叼着烟，大大咧咧地挥手：没问题，走你的。

杜湘东便小跑着穿过看守所，从侧门绕回宿舍，到屋里取了一包东西出来。那是刘芬芳给他织的围脖与毛衣。前两天刘芬芳又打了个电话，交待说，她会在收冰棍棍的日子再“下乡”一趟。这就是督促着他要换东西了。换就换吧，在完成冰棍棍交接的同时，也完成他们这段恋爱的最后交接，真是一举两得。以后刘芬芳就不会来了吧，她会在城里过着她的日子，那些日子将与杜湘东再无交集，她的忧愁也不是他的责任了。杜湘东的心里又是一痛，他提醒自己，一会儿见到刘芬芳，他得尽量表现得不软不硬、不卑不亢。太软太硬太卑太亢了都会招人看不起，作为一名警察，他需要在这种时候保持尊严。他也就剩一点儿尊严了。

于是，杜湘东回去时故意挺直腰杆儿，把大檐帽又正了正。那副样子简直不像是去分手，而是像去立功受奖。围脖和毛衣就夹在腋下，软乎乎却沉甸甸的，谁知道今年冬天就要穿在谁身上了。

然后，他就听见了电喇叭的警报声，紧接着是56式半自动步枪的枪声。声音是从正门方向传过来的，惊得杜湘东浑身一抖。

他撒腿往枪响的方向跑去。

隔着好远，便看见看守所的正门开了个洞。那是镶嵌在大铁门里的一道小铁门，也就一人多宽，平时锁着，只有接收或者释放犯人的时候才会打开。小山一样的麻袋稳稳当当地放在门里，而老吴已经屁股朝天趴在了空地上。姚斌彬和许文革却不见了。就这么一会儿工夫，就这么一会儿。杜湘东的脑子嗡了一声，那一瞬间眼睛再看什么都是花的。好在心思还算镇定，他的第一反应是扑到老吴身旁，看看同事是死了还是活着。

老吴身上并无伤痕血迹，只不过迎头挨了一记重击，被打成了乌眼青。杜湘东摇着他的肩膀晃了晃，一道口水从缺牙缝里流了出来。老吴这才叫唤起来：“哎哟我操。”

“人呢？”杜湘东吼道。

老吴好像还懵着，叉腿坐在地上，扬手指指敞开的小门。他身上那串钥匙就挂在门上的锁孔里。门外是条土路，通往南边的农田和柏油公路，但土路侧面却有一条河沟，蜿蜒着往东分出岔去，最终会与一条人工挖掘的引水渠合流。

杜湘东又吼：“到底往哪儿跑了，路上还是河里？”

老吴说：“没在一块儿，一边儿一个。”

这下杜湘东也懵了。他既没想到这俩犯人居然敢行凶，敢越狱，更没想到他们在行凶和越狱时居然还那么冷静，懂得要往两个方向逃——这样一来，同时落网的概率就要小得多。而接下来，最让他没想到的情况出现了。当杜湘东冲到门口，站直了往外眺望，心里盘算着该朝哪个方向追时，身后的老吴却结结巴巴说：

“枪，枪……”

看守所的管教平时本不佩枪，需要执行重大任务时才佩。而重大与否，就取决于犯人有无失去控制的可能。既然今天是相对自由的室外劳动，因此杜湘东与老吴就都配了枪。枪内共有满匣子弹八发，没拉保险栓。

杜湘东往老吴腰间看去，空荡荡的皮套晃悠着，枪没了。

“拿枪的往哪儿跑了？”这次杜湘东连吼都吼不动了，他嗓子眼儿发空，甚至觉得整个儿身体都是空的。好像自己是个橡皮人，刚挨了一枪，漏气了。

老吴总算还没糊涂到家，他再次抬手，指指土路下面的河沟：“这边。”

“你确定？”

“他们把我打了以后，就到我身上来抢钥匙，一个还让另一个先跑。先跑的那个顺手从我身上抄走了枪，我看见他蹦到河底下去了……后跑的那个又补了我两拳，我就晕了……”

没等老吴叨叨完，杜湘东已经纵身跃下了河沟。就算酿成了大祸，但他确定，此刻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仅仅几年前，东北的“二王”还让半个中国的人闻风丧胆，而要是在北京的地界上丢失一把枪，那种后果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两公里以外，就是最近的一个自然村；五公里以外，就是郊县的县城；二十公里以外，就是西单、王府井和天安门。哪怕挨上一枪、两枪，直至八枪，他也不能让那把枪流落出去。他杜湘东的从警生涯已经够憋闷的了，绝不能让这种憋闷变本加厉，成为压得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耻辱。

好在不是汛期，河道里只淌着浅浅一条溪水，又好在前两天刚下了一场小雨，河床里裸露在外的泥地半干不稀的，印着几个凌乱而新鲜的脚印。看来老天爷总算没让他把背字儿走到底，杜湘东顺着足迹追了下去。犯人对地形不熟，手上又带着铐，跑也应该跑不远，而凭借着百米跑进十二秒的体魄，他有信心追上对方。风从头顶的河岸沿大地掠过，吹得整片天空像块破布似的抖了起来，河道里却静谧得连空气都凝固了，只剩下脚踢着鹅卵石和胸膛里呼哧呼哧喘气的声音。也就过了五分钟，或许更短一些，杜湘东便在前方的河道里望见了一个隐约的人影。那人因为无法张开双臂掌握平衡而踉踉跄跄的，远看几乎不是在跑，而是摇摇欲坠地飘在了半空。

“站住——”估摸着进入了对方能听见自己声音的距离，杜湘东喊了一声。

犯人一晃，继续跑。然而速度上的差距是无法弥补的，杜湘东咬了咬牙，让两腿倒腾得更快了。前面的是姚斌彬还是许文革？如果是许文革，一旦困兽犹斗，那么就要难对付得多。而无论是谁，他的手里都是有枪的。想到这一点，杜湘东把身体伏低了一些，同时跑起了蛇形路线。他的右手也摸向腰间，握住了事先打开保险的佩枪。两百米，一百米，前方的背影从模糊变为清晰，杜湘东认出了那是姚斌彬。五十米，二十米，在又一次蛇形跑动时，他已经能看清那孩子毫无血色的脸，以及像棒槌似的握在手里的枪了。

如果他敢举枪，那么自己只能先开枪。作为警察，杜湘东出枪的速度和准头都要远远强于一个没受过训练的毛孩子，这一点毋庸置疑。听见姚斌彬伴随着咳嗽，拉风箱一般大喘粗气，他仿佛看见了7.62毫米子弹贯穿对方胸膛时的血光。电影上的人挨了枪只会留下一个洞，往往还是一个相当干净的洞，带着这个洞，反面人物还能求饶，正面人物还能交党费，其实这都是扯淡。按照弹道学的原理，子弹钻进肉里骨头里是会旋转、打滚的，因此造成的创伤面积远远大于枪的口径。如果打在头上，半个后脑勺都会给掀飞掉。

因此杜湘东希望姚斌彬别犯傻。

他甚至对姚斌彬喊了出来：“别犯傻。”

而这时，姚斌彬再次做出了一个让杜湘东意外的举动。就在两人之间的距离只剩不到十米的时候，他戛然站住，转过身来，对杜湘东似笑非笑。

再一松手，枪落在了地上。姚斌彬束手就擒。

此后的行为对于杜湘东而言就是条件反射了。他冲上前去，娴熟地将姚斌彬按倒在地，又从兜里掏出一副手铐来，将姚斌彬的手和河道边上一棵碗口粗的小树铐在一起。他捡起老吴那把失而复得的枪，检查了保险和弹匣内的子弹数量，随即向天鸣枪三声。跑了犯人，看守所里一定进入了紧急状况，按照老吴的指引，也一定有一队管教和武警正在火急火燎地沿着这条路追过来。

至于逃跑的具体细节，直到日后审讯姚斌彬时才得以还原。据他交代，主意其实早已拿定。在俩人刚到看守所的第二天，一块儿被按在盥洗室的水泥地上挨揍的时候，姚斌彬就对许文革说，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许文革一边承受着连绵不绝的拳脚，一边对姚斌彬咬牙切齿地说，那就想个辙。所谓想辙，无非是指制定逃跑计划。俩犯人利用放风的空暇，摸清了管教们换班的规律、高墙岗楼上的武器配备，最关键的是还观察到每个当班管教腰间都挂着沉甸甸的一串钥匙——那里面不仅有监舍门的，还有所里其他门的。而这些信息又是在劳动的间歇得以交流的。虽然杜湘东就在旁边监工，但俩犯人利用修理机器的噪音作为掩护，更利用心有灵犀的默契，每次只蹦几个字儿，甚至只用几个手势就把想说的都说清楚了。

到了事发当天，杜湘东突然离开，他们认为机不可失，决定放手一搏。也没商量，一个眼神就够了：姚斌彬假装摔了一跤，吸引了老吴的注意，许文革用手铐锁链绊倒了老吴，顺势把他打昏在地。对付这个酗酒成性的老家伙，一个许文革绰绰有余。然后俩人摸走了钥匙，很幸运地试到第二把就打开了嵌在大铁门里的小铁门，随即按计划分散，姚斌彬跳进了河道，许文革沿着土路奔向农田。岗楼上的武警没在第一时间开枪，这是因为怕伤了和姚斌彬、许文革滚在一起老吴。而当犯人分头跑远，子弹又没打准。

针对案件的重点，上级派来的调查组还专门询问了抢枪的事儿。姚斌彬回答，开始也没这个打算，只不过当许文革按倒老吴的时候，佩枪恰好从枪套里滑了出来，他顺手就捡了。调查组自然不信，再深入挖掘动机，姚斌彬就交代，他本来胆儿小，再加上跑出去之后又要离开一直保护自己的许文革，于是便想随身带上一支枪。也没准备打谁，壮胆儿而已。这个说法得到了老吴的证实。当时老吴还有神智，听见许文革呵斥姚斌彬：“你拿这玩意儿干嘛。”似乎还想把枪夺下来扔掉。而姚斌彬则回答：“赶紧跑，赶紧跑。”说完就先跑了。也就是说，逃跑虽有预谋，抢枪却属于即兴行为。

看守所也在第一时间派人去追许文革，可惜没追上。那犯人的脚力比姚斌彬强，很快就钻进了庄稼地，又从田里潜入了山里。再组织干警搜山，已经耽误了两天时间，早没影了。姚斌彬被捕，许文革依然在逃。这是看守所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一次工作失误，也是全国少有的恶性事件。为了这个后果，上到单位下到个人都要付出代价。所里被取消了先进集体称号，所长公开做检查；再调查下去，上面得知俩犯人作为同案犯，却获得了碰面和共同行动的机会，尽管杜湘东与老吴也尽到了在旁监督的责任，并不算是明显违规，但还是一人追加了一个处分。

然而在杜湘东的记忆里，案发当天的情形却远没那么狼狈。姚斌彬是由所长亲自带队押回去的。见到杜湘东，所长没说话，先揽住他的肩膀，前前后后摸索了一圈儿，这才长吁一口气：“没受伤就好。”那副神态全不像个在战场上见惯了血肉横飞的老兵。

杜湘东说他没事儿，犯人也没开枪。

所长瞪了他一眼：“没开枪不等于没可能开枪。你哪儿能一个人往前追呢？”

杜湘东说就是因为犯人有枪，他才不能再等。

所长默然不语。一行人回到看守所，就见正门已经站满了人，不光有荷枪实弹的管教和武警，连厨子、清洁工和看电话的老头儿都出来了。不知是谁叫了一声：“杜湘东活着呐。”人群立刻爆发出一阵欢呼，迎在前面的老吴更是挂着哭笑难辨的表情，脸上淌着眼泪、鼻涕以及口水。孤身一人追击持枪的逃犯，这说起来是多么凶险啊，追回来是英雄，追不回来没准儿就是烈士了。

杜湘东的脸却僵着，进而红了。他想到是自己的疏忽导致了犯人逃脱，又想到了姚斌彬带着笑，近乎坦然地把枪扔下的样子。他自然还想到了和姚斌彬兵分两路的许文革。而这时，又从人堆儿里挤出一个人来，正脸像个红苹果，侧脸有点儿像吉永小百合。她的脸上挂着忧愁，咬着下嘴唇走到杜湘东面前，朝他胸口捣了一拳。

然后她说：“你怎么不去死呀。”

然后她又说：“你死了我可怎么活呀。”

然后，她的眼泪就涌了出来，哇的一声扎进了杜湘东怀里。杜湘东的手尴尬地放在刘芬芳肩上，抱她也不是，不抱她也不是。他突然看见刘芬芳手里还提着个小网兜，网兜里装着一件衣服和两个牛皮纸信封。那是他送给她的列宁装、手表和金戒指。然而此时，刘芬芳却把他越搂越紧，勒得他都透不过气来了。刘芬芳忽地扬起头来，对着杜湘东的脸，又像对着在场的不在场的所有人宣誓道：

“结婚，结婚，咱们明儿就到民政局领证去。”

若干年后，当杜湘东若干次回忆起那一幕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提醒自己：它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天。在那个春天，人们都在渴望改变什么并且相信自己真的能够改变什么，因而他们醉心于“改变”所衍生出来的概念、理想、梦幻……他们想要实现的“改变”有大的也有小的，有公众的也有私人的，有抽象的也有具体的，但总而言之，都被赋予了一层浪漫的、具有审美意义的色彩。为了那点儿虚幻的价值，他们往往能把现实种种弃之不顾，这在后来的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刘芬芳的爱情，算是杜湘东在八十年代的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