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借命而生  作者:石一枫

逃跑事件后来成了杜湘东心里的雷,随时会炸,炸得他寝食难安。但在当初,杜湘东却认为自己善待那俩犯人是理所应当的。比如给姚斌彬看手,就既符合管教的职责,又符合“人道主义”。他先问过看守所的狱医,狱医表示犯人确无重伤表征,非说手疼,或者是逃避劳动的幌子也未可知。但这就与姚斌彬的表现不相称了。于是杜湘东又给城里打电话,去约了一位法医专业的同学。常人印象里,法医都是研究死人的,其实活人也能看,而且因为接触的外伤居多,反而比普通医生有经验。过去练擒拿散打时摔着扭着了,警校的同学往往不去外面挂号,先到法医专业的宿舍遛上一圈儿。

那天法医其实也有任务,大兴发生了一起中毒案,他下乡去验尸了,等再折到看守所,已经又是晚饭的点儿。来了先感叹,在这种地方待久了不会得抑郁症吧,今天那个喝农药的妇女就是抑郁症。又说长此以往,个人问题得不到解决,没准儿还会憋出别的毛病。杜湘东只能讪笑,自掏腰包请食堂师傅做了几个小炒,招待同学吃好喝好,然后把姚斌彬从监舍提出来。这次就没让许文革跟着,不过经过隔壁十八监舍时,他留意到许文革正往窗外望着,那神情竟是信任和感激的。

人骨子里都有三分贱,如果一个既冷又硬的人对自己示好,所激起的暖意往往超过亲昵的人的嘘寒问暖。杜湘东旋即又为这种暖意感到恼怒,喝道:

“靠墙坐好,轮流背监规。”

领着姚斌彬来到办公室,便由同学问诊。法医见过的死人太多,对活人也懒得废话,直接让把手交出来,像玩儿“九连环”一样又捏又扭。姚斌彬明显疼得厉害,但却忍着不叫,娃娃脸上淌满了汗珠。忙活一阵,法医脸色似乎一变,招手把杜湘东叫到屋外。

杜湘东问:“什么毛病?”

同学却问:“这孩子跟你什么关系?”

杜湘东又问:“什么意思?”

“麻烦了。”同学说着,露出理解的神色:“如果是亲戚,有亲戚的处理办法,如果是熟人托你帮忙,或者他们家属跟你‘意思’过了,那么总也要人家一个交代,否则情面上说不过去,对不对?”

“要是没关系,就是普通犯人呢?”

“那我劝你别给自己添乱。直说吧,他右手拇指的掌骨和基节受到钝物重击,造成了粉碎性骨折。这种伤势从外部往往看不出来,但你也有手,我也有手,都知道大拇指的作用,没了这根轴,其他指头差不多就相当于白长了。所以在评定伤残的时候,食指中指都折了,顶多也就是个八级,拇指尤其是右手拇指丧失功能,直接就是五级。出了这种情况,你要是装没看见,其实也能遮过去,反正案子一结,犯人就交给监狱了,到时候再怎么处理自有监狱的规矩;但要是从你这儿捅上去,那就相当于案子之外另起了一桩案子——这么重的伤是怎么造成的?如果是在收监期间弄的,你这个管教有没有责任?”

法医分析得头头是道,杜湘东听得恍然大悟。不愧是一毕业就在城里待着的人,虽然见的尽是死人,但却比他更懂人情世故。杜湘东不禁再问一句:“这伤还有得治吗?”

“骨折,粉碎性的,又耽误了这么久。明白了吗?”

法医撇下这么一句,看到杜湘东面色有异,就没让他送,急匆匆先告辞了。杜湘东静立片刻,耳中似有什么东西嗡嗡鸣叫,使劲晃了晃脑袋才把那声音驱逐出去。他往走廊门外走了一段,这才想起屋里还关着个人,便又折回办公室,叫姚斌彬起立,跟他回监舍。在路上,姚斌彬走在杜湘东半步之前,表情有点儿呆滞,一双眼睛却格外的亮。难得是个有月亮的夜晚,月光从窗外透进来,照得他的脸也是一团透亮的白。这孩子以后就是个残废了。直到看到监舍门了,杜湘东才开口:“你没大事儿,也就是软组织挫伤,养养就好了。”

姚斌彬没说话。杜湘东又道:“心别太重,好好改造。”

姚斌彬好像点了点头。而当杜湘东示意他可以回去的时候,他突然说:“您是个好人。”

杜湘东本可以说,假如世上的人真有好坏之分,那么按照通常的标准,警察自然是好人,被警察看管的就是坏人了。但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却是另一句话:“你还有什么要求?”

姚斌彬说:“能不能托您给我妈带个信儿?”

“带什么信儿?”

“说我知错了,说我一切都好……说等我出去再伺候她。”

杜湘东看着姚斌彬那张温良的、不管何时何地总带着三分羞怯的脸:“那得看我有没有时间,还得看工作上有没有必要。”

姚斌彬便向杜湘东鞠了一躬:“谢谢政府。”

这天晚上杜湘东没睡好,躺在床上只是来回来去地翻腾,面朝墙感觉堵得慌,面朝桌子腿又感觉空得慌。他想到了老吴的那半瓶白酒,涌起了灌两口的冲动,但又想到一个警察是不适合当酒鬼的,冲动就没付诸行动。好容易挨到上班,他还是决定找一趟所长。一进门,就见所长正扯着脖子对着电话吵吵,听了两句才明白,是所里的一台吉普车打不着火了,汽修厂的人来看过,说没法修,只能报废,而所长向上面申请换车时又遇到了刁难。人家说,别的单位还缺车呢,你们一个看守所,反正也没什么出勤任务,没车就凑合吧。说得也不是没道理,可言语中流露出了轻视看守所的意思,所长就受不了了,反呛道:“看守所怎么了,看守所就是家里蹲吗?说句不好听的,假如犯人跑了,你让我们拿脚去追?”

但呛也白呛。没车,这是客观事实,更是全国上下各个系统的普遍事实。恰因如此,姚斌彬和许文革涉嫌盗窃日本“皇冠”发动机的案子才会被描述得那么严重。杜湘东等所长在电话里泄完愤,这才硬着头皮把姚斌彬的伤情汇报了。才刚废了一辆车,又听说废了个人的事儿,所长的脸就绷得更紧了。他不说话,先点烟,三口抽完,又转肩膀,右手牵着左肩,正反各十下,转完才说:“你说的属实?”

杜湘东道:“找了个法医先看了。”

所长说:“那你什么意见?”

杜湘东道:“要真是这种伤,所里肯定没法治。狱医老张您又不是不知道,青霉素包治百病,红药水抹哪儿哪儿灵。要不我带着犯人到城里的大医院,找个专家再看看?”

所长却问:“上哪儿看?协和还是积水潭?你要有门路,弄得到这些医院的专家号,那能不能先给我挂一个?我这膀子一疼,半边身子都动弹不了。”

吃了一瘪,杜湘东只好闭嘴。半晌才又问:“那您的意见是——”

“这俩犯人在咱们这儿待了多久?小一个月了吧?现在要求大案要案从速从严,他们的判决也快下来了,到时候就要正式移交给法院和监狱系统。这样吧,办移交的时候你写份补充材料,说明犯人有伤,到时候是该保外就医还是减轻劳动,就由其他机关酌情处理。”所长说着又点了颗烟,“我理解你的想法,人在你手里,你得对他负责,但责任分个轻重缓急,更分个力所能及和力所不能及。上面拨下来的经费就那么点儿,大伙儿的加班费和改善伙食还得靠自己创收呢,真要做手术,拿什么给他做去?”

杜湘东便说:“明白了。”说完转身就走。

所长在后面又跟了一句:“还他妈不如打仗呢,起码弹药管够。105榴弹炮,一枚炮弹就得上千,看见哪个山头有动静,先轰丫十万块钱的。”

以前也听所长讲过打仗,说的都是大动脉里的血一喷一丈多高,或者步兵脑袋让弹片削掉了一半还往前冲锋,也有狙击手锁定了一个小兵,从瞄准镜里看见人家长了俩乳房,就哆嗦着扣不动扳机了。从没想过战争也能从钱的角度理解。看来往事的面貌是多变的,取决于你眼下正在琢磨什么事儿。所长的话让杜湘东哑口无言,而他出了办公室,才又想起今天是该和刘芬芳打电话的日子。俩人有个约定,再忙也得每个礼拜通一次电话。制定并强调这一原则时,刘芬芳曾说:“就是因为远,所以怕你把我忘了。”好像北京城里与郊县之间隔的是千山万水。可自从上次刘芬芳挂电话,这习惯就中断了将近一个月。不仅如此,就连再去冷库交接冰棍棍,也见不着刘芬芳了。换她来的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大姐,见着杜湘东就翻白眼儿:“你又怎么欺负母们芬芳了。”非要说个“又”,好像他常年都在欺负刘芬芳,非要把“我们”说成“母们”,好像在提醒他,这才是郊县人的标准口音。而一拖再拖,就把杜湘东拖毛了。他想,不管怎么样,今天得先和她说上话。

于是他没回办公室,拐到了管理科。以前打电话,大都是刘芬芳给他打,这是因为看守所里叫人接电话虽然费周折,但好歹是几十个人使一条线,不像食品公司,电话与人的比例高达二百比一。杜湘东看看表,估摸着刘芬芳已经上班,就打库房电话。果然不通,不通再打,座机转盘把手指头都磨疼了,这才插进一个空去。接电话的又是一大姐,悠着荡秋千似的腔调问他找谁。杜湘东说找刘芬芳,对方说今儿活儿紧,忙着呢,上班时间不能接电话。杜湘东便赔着小心求人家,说有急事儿。大姐说再急能有五百条猪腿的事儿急?再不入库下个礼拜保证全臭了。杜湘东便唬了对方一句,说我可是警察。这位大姐大约并没想到警察也可以是刘芬芳的未婚夫,倒抽一口凉气“哎哟”一声,说那您等着,我叫去。过了好半天才转回来,说刘芬芳今天没上班,是不是从冷库偷鱼偷肉的事儿让你们盯上了,是不是畏罪潜逃了?要不要把公司保卫科的人叫来,要不要把厂长也叫来?

一惊一乍,倒把杜湘东吓了一跳。他只好又说:“其实我不是警察。”

“孙子你有病吧?你这叫冒充执法人员,明儿就让真警察到你们家抄你去……”

杜湘东忍笑挂了电话,再给刘芬芳的宿舍打时,好像也没那么为难了。既然别人都在与猪腿奋斗,那么这条线自然就是空的了。又说两句好话,看电话的人便穿过胡同叫来了刘芬芳。杜湘东问:“你怎么没上班?”

刘芬芳说:“歇病假了。”

杜湘东又问:“你哪儿不舒服?”

刘芬芳说:“也没哪儿不舒服。”

那么就是忧愁了。既然忧愁就得解忧愁,于是杜湘东便没提别的,先把刚才和大姐的对话复述了一遍。说完又道:“回头还得跟你们头儿解释解释,别再把你怀疑成一个藏在群众里的坏分子。”

刘芬芳却不笑,冷不丁说:“杜湘东,没想到你是这么个人。”

杜湘东说:“我是怎么个人?”

刘芬芳说:“你是个满不在乎的人。”

杜湘东说:“我怎么不在乎了?不在乎能给你打电话吗?”

刘芬芳说:“现在才打,早干嘛去了?”

这诚然是杜湘东理亏。他说:“所里事儿多。”

刘芬芳说:“你事儿多,就没工夫考虑咱们的事儿了?”

杜湘东只好面对那个不想面对的问题:“咱们的事儿,你怎么看?”

刘芬芳说:“现在不是我怎么看了,是我们家人怎么看。”

杜湘东说:“他们不是觉得我还行吗?否则也不会同意我跟你……那你们家人怎么看?”

刘芬芳默然半晌,再说话时,便去除了感情色彩,变成了一五一十的陈述句:“你知道,我们家八口人。我妈生我的时候难产,此后不能干活儿。我大姐插队,落户在了黑龙江。我二姐心野,考大学去了上海,念完大学又去了深圳。大哥怂,结了婚嫂子都不让回家。家里相当于没了操持的人,我爸我妈还有俩弟弟,吃饭穿衣,洗涮缝补,靠的都是我。原先说想在城里结婚,那是我的个人趣味,其实除了个人趣味,还有现实困难。前些天看我犹豫,我们家人就又把咱们的事儿商量了一遍,都说你不错,就是人在郊县这一条是个问题。我要是跟你走了,我爸我妈就连口热饭也吃不上了,俩弟弟没准儿得变成野孩子。谁没有爸妈呀,谁没有家人呀。”

陈述到这儿,刘芬芳就不说了,改为一声啜泣。杜湘东便明白了她的意思,他说:“那就没别的办法了?”

刘芬芳拖着哭腔说:“早说过了,办法在你。”

杜湘东说:“我没办法,我没用。我也不能不要工作呀。”

刘芬芳又默然半晌。这时看电话的老头儿打开了话匣子,还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访华,中苏关系有望实现正常化;各地物价小幅波动,政府号召群众不传谣,不信谣,不进行恐慌性囤积购买;全国从重从速处理一批影响恶劣的刑事案件,社会治安得到显著好转。

然后刘芬芳道:“那就这么着吧。赶明儿我去趟郊县,咱们把东西换回来。”

所谓要换的东西,是俩人以往互赠的礼物,或者说是信物也行。共计:杜湘东给刘芬芳的一块“东方”手表,一件呢子列宁装,一个三克重的金戒指,刘芬芳给杜湘东手打的一条围脖、一件毛衣。自然是杜湘东送给刘芬芳的比较贵重,不过他并没想过要找刘芬芳讨还。而刘芬芳执意这么做,就有两层意味:一是北京姑娘特有的磊落,她不占他的便宜;二是刘芬芳特有的仪式感,相当于林黛玉和贾宝玉闹掰了,就要把原先乱送的汗巾、手帕、珠儿串儿或绞或烧,或物归原主。

杜湘东竟再没话好说。情况都摆在这儿了,拖泥带水也没意思。无非是他个人恋爱史上的第一次失败,以及看守所年轻职工恋爱史上的又一次失败。人待在这个破地方,有城里的姑娘愿意跟他才怪。就算丢人,丢的也不是自己的人,而是单位的人、组织的人。只不过心里仍是恍惚的,还有些战战兢兢。杜湘东只觉得他的伤感被覆盖在了心里的一层薄膜底下,看似还平静着,但如果那层膜破了,让埋藏的东西泛滥出来,他一定会悲痛欲绝。因此他最好不要再想刘芬芳,刘芬芳已成往事。杜湘东便脱了警服,来到犯人们放风的空地上,甩着胳膊跑起圈儿来,并且不是匀速跑,而是扎猛子似的冲刺,仿佛如此一来就能摆脱什么东西。直跑得呼哧带喘,浑身透汗,这才突然止步,面无表情地走向车间。犯人们已经被从监舍带出来,又开始了一天的劳动。这儿才是他该在的地方,这儿才有他该干的事儿。

刚一进门,老吴便晃了过来:“那犯人说要找你。”

杜湘东往许文革的方向看去,他就站在车床旁,翘首朝这边望着。再朝另一个方向望望姚斌彬,他却在望着许文革。两张年轻的脸,眼神闪烁,饱含热忱。

杜湘东做了个手势,让许文革出列。

“报告政府。”

“有事儿说。”

许文革便道:“我观察了其他人干活儿,大家操作车床的方法都不规范。机器爱坏,和这也有关系。如果能抽时间让我们——也就是我和姚斌彬——讲讲,再做做示范,不光故障率会降低,象棋子的产量也能提高。”

杜湘东瞪了一眼:“大米饭吃上瘾了?”

许文革却站得更直了:“您知道,我们图的不是一口吃的。”

“那你们还图什么?让我把你们放出去不成?”杜湘东烦躁地呵斥,又一甩下巴,“该干嘛干嘛去,甭在这儿假积极。”

许文革脸一白,低头小跑回到车床,不敢再往杜湘东这边看一眼。老吴却凑得更近了,缺牙吹着哨儿说:“都是养不熟的狗,就不该给他们丫好脸色。”

说完掏出烟来,分给杜湘东一根。还是“红塔山”呢。老吴兜里揣着两种烟,一种是几毛钱的“凤凰”,一种是几块钱的“红塔山”,平常自己抽都是“凤凰”,求人办事儿或者给领导上烟才是“红塔山”。而杜湘东本来就不抽烟,顶多陪着老家伙们玩儿一颗,给他“红塔山”摆明了是浪费。这种浪费对于老吴来说,该有多么痛心疾首啊。

不仅发烟,还给杜湘东点上,又拍拍他的肩膀:“吹了?”

敢情才这么会儿工夫,消息就传开了。一边听《新闻和报纸摘要》,一边就警察们的私生活在全所范围内发布摘要,这也是看电话老头儿的爱好。杜湘东鼓着腮帮子没接茬儿。

老吴便叹口气:“没事儿,正常。当年我也是熬到三十多,才娶了现在这娘们儿。你要不痛快,就出去散散心,班儿上我给你盯着。放心,今儿我不喝了。”

竟说得杜湘东心里一热,觉得老吴都不是老吴了。而当他重新戴好大檐帽,道了声谢打算离开时,老吴却又一挤眼,对杜湘东乐了:“对了,你跟那妞儿弄过没有?”

原来老吴还是老吴。杜湘东只好说:“没有。”

“那亏了。你记着,结婚之前弄的都是赚的,结婚之后再怎么弄也是亏。”

杜湘东居然也乐了:“下次吸取教训。”

这一天,杜湘东破了参加工作以来的第三个戒,那就是擅自离岗。他从职工专用的侧门溜出看守所,沿着土路走到一条河边,茫然地发起了呆。出来散散心,这是个明智的提议,相当适合失恋的人。然而到哪儿散呢?进城,“上北京”吗?再一想刘芬芳就在城里,他就不想去了。都掰了,还到人家近前晃悠,这不是贱嘛。而如果是在若干年之后,杜湘东就会知道,在他所处的这个郊县,其实是颇有几处景点的。有个什么峡谷,谷里可以撑筏子,还有个什么洞,洞里有千奇百怪的钟乳石。可在那时候,此类景点还是农民们眼里的穷山恶水,想去才怪。无处可走又必须得走,他索性跳上了最先开来的一辆公共汽车,也不问站,径直坐到了后排的空座上。

接着,他被车一晃悠,竟睡着了。睡着了也没梦见刘芬芳,再醒过来,却是被一群鹅吵的。只听得四下里嘎嘎叫,还以为车掉进水里了呢,凝了凝神,才知道有一农民带了一筐鹅上车,半路筐漏了,鹅满车厢乱跑。好容易都抓回来,失主却坚称少了一只,并一口咬定是被此前下车的旅客掳走的。他要求司机把车往回开,拉着他去找鹅。司机哪里肯依,双方便吵,鹅的嘎嘎叫里又混进了人的嘎嘎叫。最后闹到杜湘东这里来。

“警察师傅,您给评评理。”农民对他说。

杜湘东遗憾地摇了摇头,表示这不归他管。

农民的气性越发高涨:“那你穿这身‘皮’有个屁用。”

解释也解释不通,恰好又到一站,杜湘东便从后座上拔起来,逃也似的下车。临出车门问这是什么地方,售票员告诉他:“六机厂。”

杜湘东这才反应过来,所谓六机厂,就是第六机械厂,也就是俩犯人姚斌彬和许文革原先工作的厂子。当年国家要搞工业化,北京首当其冲,在城西边建了首钢,东边和南边则依次排开了化工厂、模具厂、火力发电厂……光负责机械制造的就不止一个,按照分工不同,一生二二生三地顺延下去。排到六机厂,城里的地皮已经不够用了,因此选址在了郊区。而农田和荒野之间生生拔起一座工厂,对于原住民的生活影响可想而知。杜湘东老家所在的县城附近,也有那么一家厂子,是个上万人的锅炉厂,厂里的子弟从小吃的、穿的、用的,甚至说话的口音都与他这种本地孩子不同。如果不是托了关系到工厂附属学校上学,杜湘东或许不会萌生出通过考学成为一个“公家人”的愿望,更不会知道北京有所警校正在面向全国招生。他从姚斌彬和许文革想到自己,忽然感到此时下车如同一种冥冥的内定,既偶然又必然,既莫名其妙又顺理成章。

于是他跟着身边的几名工人,不紧不慢地往工厂方向走去。农田尽头耸立着厂房和围墙,越往近处,越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也多亏了这身‘皮’,杜湘东刚一出示证件,说想要“了解一些情况”,传达室的人立刻便给保卫科打电话,叫来了那位膀大腰圆的副科长。过了将近一个月,胖子的脸已经养得直冒油光,头上的纱布却不摘,仿佛光荣负伤的瘾还没过够。这人也认得杜湘东,诧异道:

“那案子刑警不是调查过了吗,你一狱警又来干嘛?”

杜湘东面无表情地告诉对方,第一,他不是狱警,而是一名看守所管教;第二,甭管是刑警还是管教,只要警方有调查的需要,保卫科都有配合的义务。副科长嘟囔起来,说把犯人送过去那天,该交待的情况不都交待了嘛。杜湘东立刻又纠正:目前案子还没经过法院判决,人也还没正式移交监狱,因此对姚斌彬和许文革的称谓就不应该是“犯人”而是“犯罪嫌疑人”。这就有点存心较真儿了。在那个年代,上述法律常识还不普及,也根本没人会深究,就连看守所的管教都一口一个“犯人”地叫,仿佛进来的一定会判,不是罪大恶极也不会进来。而杜湘东非要找碴儿,是因为他预估了胖子是哪种人——你要不当回事,他就煞有介事,你要煞有介事,他就特当回事。

胖子果然肃穆起来,引着杜湘东走进厂区,来到主楼一层的保卫科办公室。他给杜湘东沏上了茶,又专门让手下科员拿个本子来做记录,这才说:“您想了解什么?”

杜湘东直截了当问:“姚斌彬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胖子像受了刺激,跳脚道:“你们不会都觉得是我弄的吧?刑警这么问,厂里的人也这么议论我。虽说我当年打过姚斌彬他妈的主意,人家没看上我,让我挺没面子,可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大家的孩子都上班了,我就是肚量再小也不至于没完没了地跟一个女人记仇吧?那孩子的伤真是他自己造成的,当时他们把机器从车壳子里吊出来,悬在一米多高的铁架子上,本来就没挂牢实,我们进去一冲一乱,那铁砣子就落了下来,正好砸在姚斌彬按着前保险杠的手上——不信你问他,我有人证。”

记录员便从本子里抬起头来:“这是事实。刑事责任,我们也不敢撒谎。”

副科长又说:“我还专门找人问过,这种情况算误伤,误伤就不赖我对吧?”

杜湘东点点头:“你别激动,我又没说赖你。那么许文革把你打了,是在姚斌彬受伤之前还是之后?”

副科长叹口气:“在这之后。他本来也没反抗,还偷偷央求我们说要‘私了’呢,不想混乱中姚斌彬伤了,我又没看清楚,趁势踹了姚斌彬两脚,他就跟疯了似的朝我来了,抄起个扳手就把我给‘花’了。”

杜湘东接着问:“许文革干嘛那么护着姚斌彬?”

“俩人从小就跟哥儿俩似的。姚斌彬怂,长得像个女孩儿,在外面没少挨欺负,为了他,许文革把十里八乡的混混儿都打遍了。这孩子性子狠,跟谁有仇当面不吭声,但日后一定得找回来;而惹了他还是小事儿,要是惹了姚斌彬,他非跟你玩儿命不可。”

记录员像个尽职的捧哏,又补充道:“以前还有风言风语,说他俩是……那个什么……”

听得杜湘东眨了眨眼,也跟着问:“到底是不是——那个什么?”所谓“那个什么”,在当时的日常语境里不大好说出口,专门的术语则称为“鸡奸犯”。记得看守所也来过这么一位,是在著名的东单公园被抓获的。那人刚住进监舍就抗议,说别人要轮奸他,闹得他不敢睡觉;没过几天屋里的人也抗议,说此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厌其烦地邀请大家来轮奸他,闹得谁都不敢睡觉。后来只好把这人关到单间里去了。

而副科长却哈哈一笑,挥手道:“这他妈不是扯淡嘛。厂里的老人儿都知道,许文革跟姚斌彬好,是因为他从小没爹没妈,相当于是姚斌彬他妈带大的。而且他还谈过一个女朋友呢,跟姚斌彬他妈当年一样,也是厂花。”

“许文革的女朋友在哪个车间?”

“早不在厂里了。都是厂花,不过厂花跟厂花可不一样。现在的女的多精啊,知道臭工人没前途,所以找许文革也就是图一乐儿,后来认识了个工业局的干部子弟,没两天就跟人家结婚了,又没两天就调到机关坐办公室去了。”

说的是许文革的感情生活,却让杜湘东仿佛被谁窝心踹了一脚。他又问:“那么和姚斌彬与许文革关系密切的还有什么人?”

“也就姚斌彬他妈了。过去是个质检员,现在退休了。”

“把她家地址给我。”

从保卫科出来,杜湘东绕过高耸的主楼,这时却从一扇窗户里听到了女工的合唱:“我却没法分辨,我终日不安,他俩勇敢和可爱呀,全都一个样……”是苏联歌曲《山楂树》,五一劳动节快到了。再穿过一道铁栅栏门,就是职工宿舍。院子由若干幢红砖楼和灰砖楼组成,红砖的是近两年新盖的居室楼,灰砖的则是筒子楼。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太太正在翻捡着空地上的垃圾堆,风把灰土纸屑吹起来,直钻到她乱蓬蓬的花白的头发里去。杜湘东按照保卫科提供的门牌号钻进一幢格外破旧的筒子楼,只觉得走廊里暗无天日,饭味儿、霉味儿和隐约的屎尿味儿闷在一处,近乎发酵。他爬上四楼,先在楼梯拐角看见了个蜂窝煤炉子,炉子上烧了一壶热水。再往纵深里踱几步,总算发现了一道开着的门,门口挂着一道油渍麻花的布帘子。这就是姚斌彬的家了。

杜湘东在那门口站定,却不撩帘子,也不叫人。说实话,他此时还不确定自己的这次“家访”是否得当。屋里对着一扇窗,光线贯穿而出,透过布帘子与门框之间的缝隙,照得空气里缓缓漂浮的尘埃清晰可辨。不知从哪儿又卷过来一阵风,吹得布帘子扑拉一晃,杜湘东便看见了屋里那人的侧影。初时也没在意,觉得那就是个再寻常不过的女人:不高,很瘦,脸色蜡黄,留着齐耳短发,穿一件青灰色的劳动布衣服。全然看不出当年漂亮过,但却很符合一个与儿子相依为命的妈的模样。也许是警察眼“毒”,杜湘东随即察觉到,这女人的站姿有些不对劲。她把握不好平衡,上身往不该倾斜的方向倾斜着。他疑惑了一下,终于伸手把布帘子扯开半寸,这才看清了女人的真实状态。她一手扶着窗台,半步半步地往床头的方向挪着,那里有个刷着白漆的铁架子,上端有把手,下端装着四个轮子。这玩意儿的学名叫站立器,是给脑中风和轻度偏瘫的患者准备的。也就在这时,女人终于抓住了站立器的把手,几乎压上了全身重量,喘了两口气,这才扶着它往房间一侧的书桌挪了过去。左脚拽着右脚,右脚几乎无法抬离地面。书桌上摆着两瓶药,大概就是女人此番跋涉的目标了。

在那一刻,杜湘东很想走进屋去,帮那女人倒水、吃药。但在小小的助人为乐之后,他又该如何面对人家?假如她问姚斌彬怎么样了,他就告诉她,你儿子正在等候判决,同时成了个残废?一恍惚,他僵在了那里。屋里的女人却没看见他,她正在专心致志地把手伸向药瓶。而再一恍惚,背后突然有尖厉的哨声鸣叫起来。煤炉子上的水开了。

没等女人扭头,杜湘东就转身奔了过去。估摸着女人从屋里挪到炉子旁还有段时间,他又拎起地上的暖壶,依次把两只都灌满,然后才像逃跑似的冲下了楼。

自打从工厂回去,杜湘东就是有意无意地躲着姚斌彬了。查监的时候,他故意不往姚斌彬脸上看,监督劳动也尽量远离姚斌彬所在的工位。此外,他还不得不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姚斌彬叫“妈”的意味:那不是指望妈能救他,而是在心疼妈、牵挂妈呢。没有儿子在身边,买菜、做饭、烧水、洗衣服乃至上厕所都成了举步维艰的浩大工程。经由姚斌彬的妈,杜湘东又想起了自己的家人。他爸在县文化馆卖电影票,他妈在菜市场卖菜。卖票清闲又体面,卖菜则是粗活儿,因此俩人结婚算是他妈占了便宜。但结婚以后,为家里做贡献最大的是他妈,最辛苦的也是他妈。每天早上五点之前,他妈就得从乡下把菜进上来,直站到天黑才能喊一声“包圆儿啦”,就这么日复一日,零敲碎打地攒出了两间瓦房、突突响的带棚“三蹦子”和杜湘东的学费。回家时乍看一眼,住上大瓦房、开上“三蹦子”、把儿子送到北京去的妈已经衰老得像个七十岁的人了。都说感谢好政策,好像党随便开个口子人民就能富起来,其实如果你是个小老百姓,点滴的丰足也是十倍百倍的汗水换来的。

而姚斌彬的妈所要承受的何止艰难,还有与儿子被捕相伴而来的耻辱。这时再想到姚斌彬叫的那声“妈”,又有了忏悔的意思——但杜湘东却为这事儿打了姚斌彬。远远看去,那孩子还是那么文静,劳动时总是偷偷望着许文革,像走丢的小羊在寻找着头羊。他们的案子也该判下来了吧,上面的精神不是从重从速么。也许下个礼拜,也许就在明天,囚车就会轰鸣而至。按照以往的经验,等待他们的不是青海就是新疆的大牢,起码十年往上,二十年也没准儿。十年或者二十年过后,俩人回来,谁还认识他们呢?十年或者二十年过后,姚斌彬的妈不知是否还活着。

恰好过了两天,管教食堂吃猪肉大葱馅儿包子,杜湘东心里一动,央求大师傅多给他留了十个。等晚上值班的时候前往监舍,却不叫姚斌彬,单把许文革拎了出来。杜湘东将他带到走廊拐角,从身后抄出饭盒:“吃。”

许文革不吃,站得笔直,两眼发直。

杜湘东说:“不是全给你的,还有一半给姚斌彬拿过去……隔着窗户扔给他,不准交头接耳,也不准挤眉弄眼,我在后面盯着你呢。再告诉郑三闯一声,这包子谁要敢抢一口,我让他连去年的饭都吐出来。”

许文革便接了饭盒,却不打开。那意思是全给姚斌彬。

杜湘东叹口气:“等案子判下来,你们就不必隔离看押了,到时如果还在所里多耽搁两天,我把你们调到同一个监舍里去,你们也聊聊……当然主要是互相反省。姚斌彬要是想给他妈写信,我也可以代交。”

许文革的鼻翼翕动两下,看向杜湘东:“您去过姚斌彬家了?”

杜湘东没说话。在严格意义上,他还没有实现姚斌彬的请求。

许文革却又说:“管教,您是个好人。”

这话姚斌彬对他说过,如今许文革也这么说。作为犯人,妄想评价一个警察是“好”还是“不好”,这实在有些荒唐。而同样的话由柔弱的人说出来还能理解,出自一个冷心冷面的人之口,似乎就有点别样的内涵了。杜湘东竟一怔,搪塞道:

“甭说没用的。”

说完指示许文革回监舍。犯人背影挺拔,虽然吃了个把月的牢饭,浑身仍有一团英武之气。在不明不暗的光线里,他的侧脸像西方雕塑一般见棱见角。杜湘东忽然又想,不知道这俩犯人“下了狱”之后是否能分在一起服刑,也不知道在新环境里,许文革是否保护得了姚斌彬。更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能遇上一个可以被称为“好人”的警察。但这些都是瞎想了,也与他无关了。而在几天以后,杜湘东才会懊悔:他其实是早该看出端倪的。他怎么连一点儿端倪都没看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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