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跑事件后来成了杜湘东心里的雷，随时会炸，炸得他寝食难安。但在当初，杜湘东却认为自己善待那俩犯人是理所应当的。比如给姚斌彬看手，就既符合管教的职责，又符合“人道主义”。他先问过看守所的狱医，狱医表示犯人确无重伤表征，非说手疼，或者是逃避劳动的幌子也未可知。但这就与姚斌彬的表现不相称了。于是杜湘东又给城里打电话，去约了一位法医专业的同学。常人印象里，法医都是研究死人的，其实活人也能看，而且因为接触的外伤居多，反而比普通医生有经验。过去练擒拿散打时摔着扭着了，警校的同学往往不去外面挂号，先到法医专业的宿舍遛上一圈儿。

那天法医其实也有任务，大兴发生了一起中毒案，他下乡去验尸了，等再折到看守所，已经又是晚饭的点儿。来了先感叹，在这种地方待久了不会得抑郁症吧，今天那个喝农药的妇女就是抑郁症。又说长此以往，个人问题得不到解决，没准儿还会憋出别的毛病。杜湘东只能讪笑，自掏腰包请食堂师傅做了几个小炒，招待同学吃好喝好，然后把姚斌彬从监舍提出来。这次就没让许文革跟着，不过经过隔壁十八监舍时，他留意到许文革正往窗外望着，那神情竟是信任和感激的。

人骨子里都有三分贱，如果一个既冷又硬的人对自己示好，所激起的暖意往往超过亲昵的人的嘘寒问暖。杜湘东旋即又为这种暖意感到恼怒，喝道：

“靠墙坐好，轮流背监规。”

领着姚斌彬来到办公室，便由同学问诊。法医见过的死人太多，对活人也懒得废话，直接让把手交出来，像玩儿“九连环”一样又捏又扭。姚斌彬明显疼得厉害，但却忍着不叫，娃娃脸上淌满了汗珠。忙活一阵，法医脸色似乎一变，招手把杜湘东叫到屋外。

杜湘东问：“什么毛病？”

同学却问：“这孩子跟你什么关系？”

杜湘东又问：“什么意思？”

“麻烦了。”同学说着，露出理解的神色：“如果是亲戚，有亲戚的处理办法，如果是熟人托你帮忙，或者他们家属跟你‘意思’过了，那么总也要人家一个交代，否则情面上说不过去，对不对？”

“要是没关系，就是普通犯人呢？”

“那我劝你别给自己添乱。直说吧，他右手拇指的掌骨和基节受到钝物重击，造成了粉碎性骨折。这种伤势从外部往往看不出来，但你也有手，我也有手，都知道大拇指的作用，没了这根轴，其他指头差不多就相当于白长了。所以在评定伤残的时候，食指中指都折了，顶多也就是个八级，拇指尤其是右手拇指丧失功能，直接就是五级。出了这种情况，你要是装没看见，其实也能遮过去，反正案子一结，犯人就交给监狱了，到时候再怎么处理自有监狱的规矩；但要是从你这儿捅上去，那就相当于案子之外另起了一桩案子——这么重的伤是怎么造成的？如果是在收监期间弄的，你这个管教有没有责任？”

法医分析得头头是道，杜湘东听得恍然大悟。不愧是一毕业就在城里待着的人，虽然见的尽是死人，但却比他更懂人情世故。杜湘东不禁再问一句：“这伤还有得治吗？”

“骨折，粉碎性的，又耽误了这么久。明白了吗？”

法医撇下这么一句，看到杜湘东面色有异，就没让他送，急匆匆先告辞了。杜湘东静立片刻，耳中似有什么东西嗡嗡鸣叫，使劲晃了晃脑袋才把那声音驱逐出去。他往走廊门外走了一段，这才想起屋里还关着个人，便又折回办公室，叫姚斌彬起立，跟他回监舍。在路上，姚斌彬走在杜湘东半步之前，表情有点儿呆滞，一双眼睛却格外的亮。难得是个有月亮的夜晚，月光从窗外透进来，照得他的脸也是一团透亮的白。这孩子以后就是个残废了。直到看到监舍门了，杜湘东才开口：“你没大事儿，也就是软组织挫伤，养养就好了。”

姚斌彬没说话。杜湘东又道：“心别太重，好好改造。”

姚斌彬好像点了点头。而当杜湘东示意他可以回去的时候，他突然说：“您是个好人。”

杜湘东本可以说，假如世上的人真有好坏之分，那么按照通常的标准，警察自然是好人，被警察看管的就是坏人了。但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却是另一句话：“你还有什么要求？”

姚斌彬说：“能不能托您给我妈带个信儿？”

“带什么信儿？”

“说我知错了，说我一切都好……说等我出去再伺候她。”

杜湘东看着姚斌彬那张温良的、不管何时何地总带着三分羞怯的脸：“那得看我有没有时间，还得看工作上有没有必要。”

姚斌彬便向杜湘东鞠了一躬：“谢谢政府。”

这天晚上杜湘东没睡好，躺在床上只是来回来去地翻腾，面朝墙感觉堵得慌，面朝桌子腿又感觉空得慌。他想到了老吴的那半瓶白酒，涌起了灌两口的冲动，但又想到一个警察是不适合当酒鬼的，冲动就没付诸行动。好容易挨到上班，他还是决定找一趟所长。一进门，就见所长正扯着脖子对着电话吵吵，听了两句才明白，是所里的一台吉普车打不着火了，汽修厂的人来看过，说没法修，只能报废，而所长向上面申请换车时又遇到了刁难。人家说，别的单位还缺车呢，你们一个看守所，反正也没什么出勤任务，没车就凑合吧。说得也不是没道理，可言语中流露出了轻视看守所的意思，所长就受不了了，反呛道：“看守所怎么了，看守所就是家里蹲吗？说句不好听的，假如犯人跑了，你让我们拿脚去追？”

但呛也白呛。没车，这是客观事实，更是全国上下各个系统的普遍事实。恰因如此，姚斌彬和许文革涉嫌盗窃日本“皇冠”发动机的案子才会被描述得那么严重。杜湘东等所长在电话里泄完愤，这才硬着头皮把姚斌彬的伤情汇报了。才刚废了一辆车，又听说废了个人的事儿，所长的脸就绷得更紧了。他不说话，先点烟，三口抽完，又转肩膀，右手牵着左肩，正反各十下，转完才说：“你说的属实？”

杜湘东道：“找了个法医先看了。”

所长说：“那你什么意见？”

杜湘东道：“要真是这种伤，所里肯定没法治。狱医老张您又不是不知道，青霉素包治百病，红药水抹哪儿哪儿灵。要不我带着犯人到城里的大医院，找个专家再看看？”

所长却问：“上哪儿看？协和还是积水潭？你要有门路，弄得到这些医院的专家号，那能不能先给我挂一个？我这膀子一疼，半边身子都动弹不了。”

吃了一瘪，杜湘东只好闭嘴。半晌才又问：“那您的意见是——”

“这俩犯人在咱们这儿待了多久？小一个月了吧？现在要求大案要案从速从严，他们的判决也快下来了，到时候就要正式移交给法院和监狱系统。这样吧，办移交的时候你写份补充材料，说明犯人有伤，到时候是该保外就医还是减轻劳动，就由其他机关酌情处理。”所长说着又点了颗烟，“我理解你的想法，人在你手里，你得对他负责，但责任分个轻重缓急，更分个力所能及和力所不能及。上面拨下来的经费就那么点儿，大伙儿的加班费和改善伙食还得靠自己创收呢，真要做手术，拿什么给他做去？”

杜湘东便说：“明白了。”说完转身就走。

所长在后面又跟了一句：“还他妈不如打仗呢，起码弹药管够。105榴弹炮，一枚炮弹就得上千，看见哪个山头有动静，先轰丫十万块钱的。”

以前也听所长讲过打仗，说的都是大动脉里的血一喷一丈多高，或者步兵脑袋让弹片削掉了一半还往前冲锋，也有狙击手锁定了一个小兵，从瞄准镜里看见人家长了俩乳房，就哆嗦着扣不动扳机了。从没想过战争也能从钱的角度理解。看来往事的面貌是多变的，取决于你眼下正在琢磨什么事儿。所长的话让杜湘东哑口无言，而他出了办公室，才又想起今天是该和刘芬芳打电话的日子。俩人有个约定，再忙也得每个礼拜通一次电话。制定并强调这一原则时，刘芬芳曾说：“就是因为远，所以怕你把我忘了。”好像北京城里与郊县之间隔的是千山万水。可自从上次刘芬芳挂电话，这习惯就中断了将近一个月。不仅如此，就连再去冷库交接冰棍棍，也见不着刘芬芳了。换她来的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大姐，见着杜湘东就翻白眼儿：“你又怎么欺负母们芬芳了。”非要说个“又”，好像他常年都在欺负刘芬芳，非要把“我们”说成“母们”，好像在提醒他，这才是郊县人的标准口音。而一拖再拖，就把杜湘东拖毛了。他想，不管怎么样，今天得先和她说上话。

于是他没回办公室，拐到了管理科。以前打电话，大都是刘芬芳给他打，这是因为看守所里叫人接电话虽然费周折，但好歹是几十个人使一条线，不像食品公司，电话与人的比例高达二百比一。杜湘东看看表，估摸着刘芬芳已经上班，就打库房电话。果然不通，不通再打，座机转盘把手指头都磨疼了，这才插进一个空去。接电话的又是一大姐，悠着荡秋千似的腔调问他找谁。杜湘东说找刘芬芳，对方说今儿活儿紧，忙着呢，上班时间不能接电话。杜湘东便赔着小心求人家，说有急事儿。大姐说再急能有五百条猪腿的事儿急？再不入库下个礼拜保证全臭了。杜湘东便唬了对方一句，说我可是警察。这位大姐大约并没想到警察也可以是刘芬芳的未婚夫，倒抽一口凉气“哎哟”一声，说那您等着，我叫去。过了好半天才转回来，说刘芬芳今天没上班，是不是从冷库偷鱼偷肉的事儿让你们盯上了，是不是畏罪潜逃了？要不要把公司保卫科的人叫来，要不要把厂长也叫来？

一惊一乍，倒把杜湘东吓了一跳。他只好又说：“其实我不是警察。”

“孙子你有病吧？你这叫冒充执法人员，明儿就让真警察到你们家抄你去……”

杜湘东忍笑挂了电话，再给刘芬芳的宿舍打时，好像也没那么为难了。既然别人都在与猪腿奋斗，那么这条线自然就是空的了。又说两句好话，看电话的人便穿过胡同叫来了刘芬芳。杜湘东问：“你怎么没上班？”

刘芬芳说：“歇病假了。”

杜湘东又问：“你哪儿不舒服？”

刘芬芳说：“也没哪儿不舒服。”

那么就是忧愁了。既然忧愁就得解忧愁，于是杜湘东便没提别的，先把刚才和大姐的对话复述了一遍。说完又道：“回头还得跟你们头儿解释解释，别再把你怀疑成一个藏在群众里的坏分子。”

刘芬芳却不笑，冷不丁说：“杜湘东，没想到你是这么个人。”

杜湘东说：“我是怎么个人？”

刘芬芳说：“你是个满不在乎的人。”

杜湘东说：“我怎么不在乎了？不在乎能给你打电话吗？”

刘芬芳说：“现在才打，早干嘛去了？”

这诚然是杜湘东理亏。他说：“所里事儿多。”

刘芬芳说：“你事儿多，就没工夫考虑咱们的事儿了？”

杜湘东只好面对那个不想面对的问题：“咱们的事儿，你怎么看？”

刘芬芳说：“现在不是我怎么看了，是我们家人怎么看。”

杜湘东说：“他们不是觉得我还行吗？否则也不会同意我跟你……那你们家人怎么看？”

刘芬芳默然半晌，再说话时，便去除了感情色彩，变成了一五一十的陈述句：“你知道，我们家八口人。我妈生我的时候难产，此后不能干活儿。我大姐插队，落户在了黑龙江。我二姐心野，考大学去了上海，念完大学又去了深圳。大哥怂，结了婚嫂子都不让回家。家里相当于没了操持的人，我爸我妈还有俩弟弟，吃饭穿衣，洗涮缝补，靠的都是我。原先说想在城里结婚，那是我的个人趣味，其实除了个人趣味，还有现实困难。前些天看我犹豫，我们家人就又把咱们的事儿商量了一遍，都说你不错，就是人在郊县这一条是个问题。我要是跟你走了，我爸我妈就连口热饭也吃不上了，俩弟弟没准儿得变成野孩子。谁没有爸妈呀，谁没有家人呀。”

陈述到这儿，刘芬芳就不说了，改为一声啜泣。杜湘东便明白了她的意思，他说：“那就没别的办法了？”

刘芬芳拖着哭腔说：“早说过了，办法在你。”

杜湘东说：“我没办法，我没用。我也不能不要工作呀。”

刘芬芳又默然半晌。这时看电话的老头儿打开了话匣子，还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访华，中苏关系有望实现正常化；各地物价小幅波动，政府号召群众不传谣，不信谣，不进行恐慌性囤积购买；全国从重从速处理一批影响恶劣的刑事案件，社会治安得到显著好转。

然后刘芬芳道：“那就这么着吧。赶明儿我去趟郊县，咱们把东西换回来。”

所谓要换的东西，是俩人以往互赠的礼物，或者说是信物也行。共计：杜湘东给刘芬芳的一块“东方”手表，一件呢子列宁装，一个三克重的金戒指，刘芬芳给杜湘东手打的一条围脖、一件毛衣。自然是杜湘东送给刘芬芳的比较贵重，不过他并没想过要找刘芬芳讨还。而刘芬芳执意这么做，就有两层意味：一是北京姑娘特有的磊落，她不占他的便宜；二是刘芬芳特有的仪式感，相当于林黛玉和贾宝玉闹掰了，就要把原先乱送的汗巾、手帕、珠儿串儿或绞或烧，或物归原主。

杜湘东竟再没话好说。情况都摆在这儿了，拖泥带水也没意思。无非是他个人恋爱史上的第一次失败，以及看守所年轻职工恋爱史上的又一次失败。人待在这个破地方，有城里的姑娘愿意跟他才怪。就算丢人，丢的也不是自己的人，而是单位的人、组织的人。只不过心里仍是恍惚的，还有些战战兢兢。杜湘东只觉得他的伤感被覆盖在了心里的一层薄膜底下，看似还平静着，但如果那层膜破了，让埋藏的东西泛滥出来，他一定会悲痛欲绝。因此他最好不要再想刘芬芳，刘芬芳已成往事。杜湘东便脱了警服，来到犯人们放风的空地上，甩着胳膊跑起圈儿来，并且不是匀速跑，而是扎猛子似的冲刺，仿佛如此一来就能摆脱什么东西。直跑得呼哧带喘，浑身透汗，这才突然止步，面无表情地走向车间。犯人们已经被从监舍带出来，又开始了一天的劳动。这儿才是他该在的地方，这儿才有他该干的事儿。

刚一进门，老吴便晃了过来：“那犯人说要找你。”

杜湘东往许文革的方向看去，他就站在车床旁，翘首朝这边望着。再朝另一个方向望望姚斌彬，他却在望着许文革。两张年轻的脸，眼神闪烁，饱含热忱。

杜湘东做了个手势，让许文革出列。

“报告政府。”

“有事儿说。”

许文革便道：“我观察了其他人干活儿，大家操作车床的方法都不规范。机器爱坏，和这也有关系。如果能抽时间让我们——也就是我和姚斌彬——讲讲，再做做示范，不光故障率会降低，象棋子的产量也能提高。”

杜湘东瞪了一眼：“大米饭吃上瘾了？”

许文革却站得更直了：“您知道，我们图的不是一口吃的。”

“那你们还图什么？让我把你们放出去不成？”杜湘东烦躁地呵斥，又一甩下巴，“该干嘛干嘛去，甭在这儿假积极。”

许文革脸一白，低头小跑回到车床，不敢再往杜湘东这边看一眼。老吴却凑得更近了，缺牙吹着哨儿说：“都是养不熟的狗，就不该给他们丫好脸色。”

说完掏出烟来，分给杜湘东一根。还是“红塔山”呢。老吴兜里揣着两种烟，一种是几毛钱的“凤凰”，一种是几块钱的“红塔山”，平常自己抽都是“凤凰”，求人办事儿或者给领导上烟才是“红塔山”。而杜湘东本来就不抽烟，顶多陪着老家伙们玩儿一颗，给他“红塔山”摆明了是浪费。这种浪费对于老吴来说，该有多么痛心疾首啊。

不仅发烟，还给杜湘东点上，又拍拍他的肩膀：“吹了？”

敢情才这么会儿工夫，消息就传开了。一边听《新闻和报纸摘要》，一边就警察们的私生活在全所范围内发布摘要，这也是看电话老头儿的爱好。杜湘东鼓着腮帮子没接茬儿。

老吴便叹口气：“没事儿，正常。当年我也是熬到三十多，才娶了现在这娘们儿。你要不痛快，就出去散散心，班儿上我给你盯着。放心，今儿我不喝了。”

竟说得杜湘东心里一热，觉得老吴都不是老吴了。而当他重新戴好大檐帽，道了声谢打算离开时，老吴却又一挤眼，对杜湘东乐了：“对了，你跟那妞儿弄过没有？”

原来老吴还是老吴。杜湘东只好说：“没有。”

“那亏了。你记着，结婚之前弄的都是赚的，结婚之后再怎么弄也是亏。”

杜湘东居然也乐了：“下次吸取教训。”

这一天，杜湘东破了参加工作以来的第三个戒，那就是擅自离岗。他从职工专用的侧门溜出看守所，沿着土路走到一条河边，茫然地发起了呆。出来散散心，这是个明智的提议，相当适合失恋的人。然而到哪儿散呢？进城，“上北京”吗？再一想刘芬芳就在城里，他就不想去了。都掰了，还到人家近前晃悠，这不是贱嘛。而如果是在若干年之后，杜湘东就会知道，在他所处的这个郊县，其实是颇有几处景点的。有个什么峡谷，谷里可以撑筏子，还有个什么洞，洞里有千奇百怪的钟乳石。可在那时候，此类景点还是农民们眼里的穷山恶水，想去才怪。无处可走又必须得走，他索性跳上了最先开来的一辆公共汽车，也不问站，径直坐到了后排的空座上。

接着，他被车一晃悠，竟睡着了。睡着了也没梦见刘芬芳，再醒过来，却是被一群鹅吵的。只听得四下里嘎嘎叫，还以为车掉进水里了呢，凝了凝神，才知道有一农民带了一筐鹅上车，半路筐漏了，鹅满车厢乱跑。好容易都抓回来，失主却坚称少了一只，并一口咬定是被此前下车的旅客掳走的。他要求司机把车往回开，拉着他去找鹅。司机哪里肯依，双方便吵，鹅的嘎嘎叫里又混进了人的嘎嘎叫。最后闹到杜湘东这里来。

“警察师傅，您给评评理。”农民对他说。

杜湘东遗憾地摇了摇头，表示这不归他管。

农民的气性越发高涨：“那你穿这身‘皮’有个屁用。”

解释也解释不通，恰好又到一站，杜湘东便从后座上拔起来，逃也似的下车。临出车门问这是什么地方，售票员告诉他：“六机厂。”

杜湘东这才反应过来，所谓六机厂，就是第六机械厂，也就是俩犯人姚斌彬和许文革原先工作的厂子。当年国家要搞工业化，北京首当其冲，在城西边建了首钢，东边和南边则依次排开了化工厂、模具厂、火力发电厂……光负责机械制造的就不止一个，按照分工不同，一生二二生三地顺延下去。排到六机厂，城里的地皮已经不够用了，因此选址在了郊区。而农田和荒野之间生生拔起一座工厂，对于原住民的生活影响可想而知。杜湘东老家所在的县城附近，也有那么一家厂子，是个上万人的锅炉厂，厂里的子弟从小吃的、穿的、用的，甚至说话的口音都与他这种本地孩子不同。如果不是托了关系到工厂附属学校上学，杜湘东或许不会萌生出通过考学成为一个“公家人”的愿望，更不会知道北京有所警校正在面向全国招生。他从姚斌彬和许文革想到自己，忽然感到此时下车如同一种冥冥的内定，既偶然又必然，既莫名其妙又顺理成章。

于是他跟着身边的几名工人，不紧不慢地往工厂方向走去。农田尽头耸立着厂房和围墙，越往近处，越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也多亏了这身‘皮’，杜湘东刚一出示证件，说想要“了解一些情况”，传达室的人立刻便给保卫科打电话，叫来了那位膀大腰圆的副科长。过了将近一个月，胖子的脸已经养得直冒油光，头上的纱布却不摘，仿佛光荣负伤的瘾还没过够。这人也认得杜湘东，诧异道：

“那案子刑警不是调查过了吗，你一狱警又来干嘛？”

杜湘东面无表情地告诉对方，第一，他不是狱警，而是一名看守所管教；第二，甭管是刑警还是管教，只要警方有调查的需要，保卫科都有配合的义务。副科长嘟囔起来，说把犯人送过去那天，该交待的情况不都交待了嘛。杜湘东立刻又纠正：目前案子还没经过法院判决，人也还没正式移交监狱，因此对姚斌彬和许文革的称谓就不应该是“犯人”而是“犯罪嫌疑人”。这就有点存心较真儿了。在那个年代，上述法律常识还不普及，也根本没人会深究，就连看守所的管教都一口一个“犯人”地叫，仿佛进来的一定会判，不是罪大恶极也不会进来。而杜湘东非要找碴儿，是因为他预估了胖子是哪种人——你要不当回事，他就煞有介事，你要煞有介事，他就特当回事。

胖子果然肃穆起来，引着杜湘东走进厂区，来到主楼一层的保卫科办公室。他给杜湘东沏上了茶，又专门让手下科员拿个本子来做记录，这才说：“您想了解什么？”

杜湘东直截了当问：“姚斌彬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胖子像受了刺激，跳脚道：“你们不会都觉得是我弄的吧？刑警这么问，厂里的人也这么议论我。虽说我当年打过姚斌彬他妈的主意，人家没看上我，让我挺没面子，可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大家的孩子都上班了，我就是肚量再小也不至于没完没了地跟一个女人记仇吧？那孩子的伤真是他自己造成的，当时他们把机器从车壳子里吊出来，悬在一米多高的铁架子上，本来就没挂牢实，我们进去一冲一乱，那铁砣子就落了下来，正好砸在姚斌彬按着前保险杠的手上——不信你问他，我有人证。”

记录员便从本子里抬起头来：“这是事实。刑事责任，我们也不敢撒谎。”

副科长又说：“我还专门找人问过，这种情况算误伤，误伤就不赖我对吧？”

杜湘东点点头：“你别激动，我又没说赖你。那么许文革把你打了，是在姚斌彬受伤之前还是之后？”

副科长叹口气：“在这之后。他本来也没反抗，还偷偷央求我们说要‘私了’呢，不想混乱中姚斌彬伤了，我又没看清楚，趁势踹了姚斌彬两脚，他就跟疯了似的朝我来了，抄起个扳手就把我给‘花’了。”

杜湘东接着问：“许文革干嘛那么护着姚斌彬？”

“俩人从小就跟哥儿俩似的。姚斌彬怂，长得像个女孩儿，在外面没少挨欺负，为了他，许文革把十里八乡的混混儿都打遍了。这孩子性子狠，跟谁有仇当面不吭声，但日后一定得找回来；而惹了他还是小事儿，要是惹了姚斌彬，他非跟你玩儿命不可。”

记录员像个尽职的捧哏，又补充道：“以前还有风言风语，说他俩是……那个什么……”

听得杜湘东眨了眨眼，也跟着问：“到底是不是——那个什么？”所谓“那个什么”，在当时的日常语境里不大好说出口，专门的术语则称为“鸡奸犯”。记得看守所也来过这么一位，是在著名的东单公园被抓获的。那人刚住进监舍就抗议，说别人要轮奸他，闹得他不敢睡觉；没过几天屋里的人也抗议，说此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厌其烦地邀请大家来轮奸他，闹得谁都不敢睡觉。后来只好把这人关到单间里去了。

而副科长却哈哈一笑，挥手道：“这他妈不是扯淡嘛。厂里的老人儿都知道，许文革跟姚斌彬好，是因为他从小没爹没妈，相当于是姚斌彬他妈带大的。而且他还谈过一个女朋友呢，跟姚斌彬他妈当年一样，也是厂花。”

“许文革的女朋友在哪个车间？”

“早不在厂里了。都是厂花，不过厂花跟厂花可不一样。现在的女的多精啊，知道臭工人没前途，所以找许文革也就是图一乐儿，后来认识了个工业局的干部子弟，没两天就跟人家结婚了，又没两天就调到机关坐办公室去了。”

说的是许文革的感情生活，却让杜湘东仿佛被谁窝心踹了一脚。他又问：“那么和姚斌彬与许文革关系密切的还有什么人？”

“也就姚斌彬他妈了。过去是个质检员，现在退休了。”

“把她家地址给我。”

从保卫科出来，杜湘东绕过高耸的主楼，这时却从一扇窗户里听到了女工的合唱：“我却没法分辨，我终日不安，他俩勇敢和可爱呀，全都一个样……”是苏联歌曲《山楂树》，五一劳动节快到了。再穿过一道铁栅栏门，就是职工宿舍。院子由若干幢红砖楼和灰砖楼组成，红砖的是近两年新盖的居室楼，灰砖的则是筒子楼。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太太正在翻捡着空地上的垃圾堆，风把灰土纸屑吹起来，直钻到她乱蓬蓬的花白的头发里去。杜湘东按照保卫科提供的门牌号钻进一幢格外破旧的筒子楼，只觉得走廊里暗无天日，饭味儿、霉味儿和隐约的屎尿味儿闷在一处，近乎发酵。他爬上四楼，先在楼梯拐角看见了个蜂窝煤炉子，炉子上烧了一壶热水。再往纵深里踱几步，总算发现了一道开着的门，门口挂着一道油渍麻花的布帘子。这就是姚斌彬的家了。

杜湘东在那门口站定，却不撩帘子，也不叫人。说实话，他此时还不确定自己的这次“家访”是否得当。屋里对着一扇窗，光线贯穿而出，透过布帘子与门框之间的缝隙，照得空气里缓缓漂浮的尘埃清晰可辨。不知从哪儿又卷过来一阵风，吹得布帘子扑拉一晃，杜湘东便看见了屋里那人的侧影。初时也没在意，觉得那就是个再寻常不过的女人：不高，很瘦，脸色蜡黄，留着齐耳短发，穿一件青灰色的劳动布衣服。全然看不出当年漂亮过，但却很符合一个与儿子相依为命的妈的模样。也许是警察眼“毒”，杜湘东随即察觉到，这女人的站姿有些不对劲。她把握不好平衡，上身往不该倾斜的方向倾斜着。他疑惑了一下，终于伸手把布帘子扯开半寸，这才看清了女人的真实状态。她一手扶着窗台，半步半步地往床头的方向挪着，那里有个刷着白漆的铁架子，上端有把手，下端装着四个轮子。这玩意儿的学名叫站立器，是给脑中风和轻度偏瘫的患者准备的。也就在这时，女人终于抓住了站立器的把手，几乎压上了全身重量，喘了两口气，这才扶着它往房间一侧的书桌挪了过去。左脚拽着右脚，右脚几乎无法抬离地面。书桌上摆着两瓶药，大概就是女人此番跋涉的目标了。

在那一刻，杜湘东很想走进屋去，帮那女人倒水、吃药。但在小小的助人为乐之后，他又该如何面对人家？假如她问姚斌彬怎么样了，他就告诉她，你儿子正在等候判决，同时成了个残废？一恍惚，他僵在了那里。屋里的女人却没看见他，她正在专心致志地把手伸向药瓶。而再一恍惚，背后突然有尖厉的哨声鸣叫起来。煤炉子上的水开了。

没等女人扭头，杜湘东就转身奔了过去。估摸着女人从屋里挪到炉子旁还有段时间，他又拎起地上的暖壶，依次把两只都灌满，然后才像逃跑似的冲下了楼。

自打从工厂回去，杜湘东就是有意无意地躲着姚斌彬了。查监的时候，他故意不往姚斌彬脸上看，监督劳动也尽量远离姚斌彬所在的工位。此外，他还不得不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姚斌彬叫“妈”的意味：那不是指望妈能救他，而是在心疼妈、牵挂妈呢。没有儿子在身边，买菜、做饭、烧水、洗衣服乃至上厕所都成了举步维艰的浩大工程。经由姚斌彬的妈，杜湘东又想起了自己的家人。他爸在县文化馆卖电影票，他妈在菜市场卖菜。卖票清闲又体面，卖菜则是粗活儿，因此俩人结婚算是他妈占了便宜。但结婚以后，为家里做贡献最大的是他妈，最辛苦的也是他妈。每天早上五点之前，他妈就得从乡下把菜进上来，直站到天黑才能喊一声“包圆儿啦”，就这么日复一日，零敲碎打地攒出了两间瓦房、突突响的带棚“三蹦子”和杜湘东的学费。回家时乍看一眼，住上大瓦房、开上“三蹦子”、把儿子送到北京去的妈已经衰老得像个七十岁的人了。都说感谢好政策，好像党随便开个口子人民就能富起来，其实如果你是个小老百姓，点滴的丰足也是十倍百倍的汗水换来的。

而姚斌彬的妈所要承受的何止艰难，还有与儿子被捕相伴而来的耻辱。这时再想到姚斌彬叫的那声“妈”，又有了忏悔的意思——但杜湘东却为这事儿打了姚斌彬。远远看去，那孩子还是那么文静，劳动时总是偷偷望着许文革，像走丢的小羊在寻找着头羊。他们的案子也该判下来了吧，上面的精神不是从重从速么。也许下个礼拜，也许就在明天，囚车就会轰鸣而至。按照以往的经验，等待他们的不是青海就是新疆的大牢，起码十年往上，二十年也没准儿。十年或者二十年过后，俩人回来，谁还认识他们呢？十年或者二十年过后，姚斌彬的妈不知是否还活着。

恰好过了两天，管教食堂吃猪肉大葱馅儿包子，杜湘东心里一动，央求大师傅多给他留了十个。等晚上值班的时候前往监舍，却不叫姚斌彬，单把许文革拎了出来。杜湘东将他带到走廊拐角，从身后抄出饭盒：“吃。”

许文革不吃，站得笔直，两眼发直。

杜湘东说：“不是全给你的，还有一半给姚斌彬拿过去……隔着窗户扔给他，不准交头接耳，也不准挤眉弄眼，我在后面盯着你呢。再告诉郑三闯一声，这包子谁要敢抢一口，我让他连去年的饭都吐出来。”

许文革便接了饭盒，却不打开。那意思是全给姚斌彬。

杜湘东叹口气：“等案子判下来，你们就不必隔离看押了，到时如果还在所里多耽搁两天，我把你们调到同一个监舍里去，你们也聊聊……当然主要是互相反省。姚斌彬要是想给他妈写信，我也可以代交。”

许文革的鼻翼翕动两下，看向杜湘东：“您去过姚斌彬家了？”

杜湘东没说话。在严格意义上，他还没有实现姚斌彬的请求。

许文革却又说：“管教，您是个好人。”

这话姚斌彬对他说过，如今许文革也这么说。作为犯人，妄想评价一个警察是“好”还是“不好”，这实在有些荒唐。而同样的话由柔弱的人说出来还能理解，出自一个冷心冷面的人之口，似乎就有点别样的内涵了。杜湘东竟一怔，搪塞道：

“甭说没用的。”

说完指示许文革回监舍。犯人背影挺拔，虽然吃了个把月的牢饭，浑身仍有一团英武之气。在不明不暗的光线里，他的侧脸像西方雕塑一般见棱见角。杜湘东忽然又想，不知道这俩犯人“下了狱”之后是否能分在一起服刑，也不知道在新环境里，许文革是否保护得了姚斌彬。更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能遇上一个可以被称为“好人”的警察。但这些都是瞎想了，也与他无关了。而在几天以后，杜湘东才会懊悔：他其实是早该看出端倪的。他怎么连一点儿端倪都没看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