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看守所后，等待杜湘东的又是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生活：查监、扫除、点人头儿、写检查。检查不光要给自己写，还得替老吴和所长代笔。如今只要上面有人过问那起越狱案件，几位当事人就得奋笔疾书一番，而俩老同志被折腾烦了，干脆把这种差事都推给了杜湘东。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你是大学生嘛，写得比我们深入、全面、触及灵魂。乃至于连管辖之内的犯人也敢看不起他了。有一次训了郑三闯两句，老炮儿把眼一斜：“别把我逼急了，逼急了我也跑。”居然噎得杜湘东没说出话来。

所以再接到刑警同学的电话时，杜湘东真感觉对方递来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天离上次进城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他正在办公室里发愣，就听见天花板上的喇叭响了，有他的电话。杜湘东本以为是刘芬芳找他。刘芬芳和他虽然领了证，但却没办婚礼，这是因为杜湘东没脸请领导和同事去喝喜酒。他觉得那简直像是给越狱的犯人摆庆功宴。刘芬芳自然不乐意，狠狠地犯了会子忧愁，进而一怒之下，没住几天就从郊县的婚房搬回了城里。于是俩人联系还得靠电话。然而当杜湘东赶到管理科，从电话里听到的却是男人的声音：

“你这张乌鸦嘴，还真说中了。”

同学告诉他，从姚斌彬嘴里挖出消息后，刑警大队提前几天就调派人员前去蹲守，局里的领导向更大的领导保证，一定要把许文革就地抓获，清除首都治安的一大隐患。然而苦等了一个星期，连个人影也没见着。办案人员这才不得不反思情报是否可靠，而重新再审姚斌彬，他只答了一句：“不是成心想逗你们玩儿，是不编出点儿什么你们就不让我睡觉。”然后又死不开口，并且开始了新一轮的绝食。同学也才又想起了杜湘东的风凉话。

他问：“你猜到了姚斌彬不会供出许文革？”

杜湘东含糊道：“我那时也不确定……就是感觉这俩犯人跟别人不一样。”

“咱们当警察的，办案子可不能凭感觉，得靠证据。”同学仍不忘踩杜湘东一脚，但又问：“那你到底有什么感觉？”

杜湘东便把俩犯人在看守所里的情况大致讲了。结论是许文革护着姚斌彬，姚斌彬也会护着许文革，俩犯人之间的情义远比旁人想象的深。讲完又说：“姚斌彬他妈和许文革的感情也不一般。要抓许文革，不妨把她当成突破口。”

同学“咳”了一声，听来有点儿气急败坏了：“你以为我们想不到？光我就找过那女人好几次。姚斌彬犟，多半儿是继承的他妈，他妈比他还犟——到现在都不相信儿子会犯罪，一口咬定这案子是冤假错案。后来了解到，这女人一直对厂子有成见，甚至对社会、对政府都憋着一口气，再加上前些年中了一次风，性情变得更加古怪，简直没法跟人打交道。”

杜湘东问：“对了，姚斌彬他爸呢？死了还是离了？”

同学说：“这事儿说来可就长了。姚斌彬一家其实都是厂里的人，他姥爷是五十年代的劳模，先给提拔了上去，后来又挨了整，病死在牛棚里了。留下一个女儿，年轻的时候挺漂亮，不少男的都对她有意思，几个青工同时追她，闹得沸沸扬扬的。后来组织觉得老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儿，就出面解决她的个人问题，动员她跟一个刚死了老婆的副书记结婚。这也是保护她的意思，毕竟她爸有政治污点嘛，找个依靠，也不至于抬不起头来了。不过咱们的组织你也知道，做动员跟下命令差不多，反而把她给逼急了，一气之下嫁了个附近村里的农民。一时间别说那些追求者了，连组织都傻了眼。至于以后的生活，那就别提了。她看不上丈夫，嫌人家脏，嫌人家没文化，可人家还嫌她臭讲究，嫌她不会干活儿呢。等到生下个姚斌彬，从小又是个药罐子，把她那点儿工资都贴补进去了，夫家在钱上也落不下好处，更觉得这婚结亏了。于是工农联合的结果就变成了三天两头打老婆，揪着头发从村头踹到村尾，旁边两只狗叼着鞋，打完了再从狗嘴里接过鞋，回厂医务室抹红药水。打了几年，终于离了，夫家索性连姚斌彬这个孩子都不认，因此姚斌彬有爹也相当于没爹。我们也去过村里，连他爸的人都找不着，说早到南方做生意去了。”

敢情刑警的调查工作要比杜湘东细致得多。而本来是要讨论案情，不觉间却变成了痛说姚斌彬的家史，双方都有些乏味，还有几分出离之感。闷了一会儿，杜湘东这才叹气似的“啊”了一声，刑警同学也把话题拉回到案子上：“其实找你，是想让你帮个忙。”

杜湘东说：“我能做什么？”

同学说：“替我们接触一下姚斌彬他妈，看能不能挖出什么信息。”

杜湘东说：“有你们在，哪儿还需要我去。”

同学说：“现在姚斌彬他妈的情绪已经很抵触了，前两次过去，她干脆连门都不让我们进。那是个爱走极端的人，我们很怕她像当年一样被逼急了，反而甘心当起了许文革的共犯。再盘点一下这案子的相关人，跟那女人打过交道的只有你，我们这边能信任的也只有你，所以这事儿非你莫属，你就别推脱了。”

杜湘东沉默片刻，又问：“你让我做这事儿，是私人帮忙，还是上级任务？”

同学笑了：“完成了算你对得起上级，完不成也算你对得起我了，行了吧？”

说完没管杜湘东答应不答应，径自挂了电话。而杜湘东琢磨一番，心里不免打鼓：同学以为他和姚斌彬他妈说得上话，所才来求助于他，可其实他仅仅去过人家家里一次，严格地说还是过门而不入。如果他再去，姚斌彬他妈会是什么态度还不好说呢。但既然打鼓，就说明杜湘东已经开始考虑这个任务了，并且还是认真地、不可遏止地考虑。这么一想，他对自己有些无可奈何，又隐隐生出一些期待来。

过了三两天，杜湘东便独自动了身。之所以耽搁了些时日，是因为想到姚斌彬他妈刚受到了警方的反复盘问，需要给她一点缓和情绪的空间。向所里请假时，他也只说要去帮刘芬芳家干力气活儿，而且特地没穿警服，换上了一身松松垮垮的便装。坐车来到六机厂，他没走正门，绕远路兜到家属院的那一侧。这里没人阻拦，进了锈迹斑斑的小铁门，便看见楼还是那几栋楼，垃圾还是那几堆垃圾，就连翻捡垃圾的也还是那个老太太，动作缓慢，目光阴鸷。找到了姚斌彬家，却见门紧闭着，油渍麻花的布帘子垂在门外。

他掀开帘子敲了敲门，半晌无声。又敲了敲，门里才有个女人问：“谁？”

杜湘东说：“是姚斌彬家吗？”

“干嘛？”

“来看看。”

“你是谁？”

“……我认识您儿子。”

屋里便传来了细碎的响动，当门锁咔嚓一声拧开时，已经是将近五分钟以后了。姚斌彬他妈从半开的门缝里露出脸来，居然还用蘸水的梳子拢过了头发。她也是个顾着体面的女人。

从刑警同学那儿，杜湘东知道这女人名叫崔丽珍。他叫了一声：“崔阿姨。”

女人盯着杜湘东凝视片刻，突然说：“你不是来过的那个警察嘛。”

“我……”

“你还帮我把暖壶灌上了。”

看来上次虽然走得匆忙，但姚斌彬他妈还是在走廊里看见了杜湘东。他惊异于这女人的记性——只一瞥，便认得了他的相貌。原先杜湘东还打算随机应变，冒充姚斌彬在社会上的朋友呢，如今只好窘了一窘，直说道：“我是看守所的，负责过姚斌彬的工作。”

“那么你是杜管教？”

这话更让杜湘东发窘。女人解释，保卫科的胖子及其手下协助警方来“做工作”时，曾经提起过他。在那些人的描述中，杜湘东虽然一脸严肃，实际却是个心挺软的年轻人。女人面无表情地把他让进了屋，房间概貌尽收眼底：不到二十平方米的面积被一套带转角的三合板柜子分成两个部分，隔断外侧还算宽敞，摆着一床一桌，是姚斌彬他妈的起居室；隔断里侧就要局促得多，紧贴着柜体和墙角塞了一张比寻常单人床更窄的床，床上盖着报纸，估计是姚斌彬以前睡觉的地方。母子俩就住在这样的环境里。

既然无须自报家门，杜湘东便继续申明来意。他表示，虽然姚斌彬“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并且在收押期间又“犯了一个更严重的错误”，但他作为管教，仍是有责任关心犯人的。这不仅是个人意愿，而且也符合“我们一贯的政策”。尤其是听说姚斌彬他妈卧病在床之后，他更感到“有必要来看看您”。上述说辞已经在杜湘东的心里排演了若干次，因此表述得并不生硬，更不虚套。而当姚斌彬他妈接过话茬，问起姚斌彬在“里面”的情况时，他的答复是“过得还行”——这也是客观事实——没怎么被人欺负，睡在宽敞的铺位，还吃到了大米饭和肉包子。当然，杜湘东隐瞒了姚斌彬的手受了伤的事情，更隐瞒了姚斌彬哭着叫出的那一声“妈”。自始至终，他也没提一句许文革。

当他说完，便看见女人的脸上多了两行眼泪。泪水是从眼底缓缓涌出来的，如同雨季涨高的湖水，在某个节点上突破了自身的附着力，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地倾泻了下来。但对面的母亲却仍僵坐不动，连鼻翼也未曾翕动一下，整张脸像一幅旧照片。过了许久，她才郑重地点了点头：“杜管教，谢谢您。”

“不能这么说，都是职责之内。”

“您想问什么就说吧。”

杜湘东这才说：“许文革目前还在逃……”

姚斌彬他妈说：“我没他的音信，更不知道他在哪儿。这话我对刑警队的人说过，对你也只能这么说。俩孩子就算犯了盗窃罪和越狱罪，也不证明我会犯包庇罪吧。你们要是不相信我，可以把我铐起来审问。”

虽然脸上泪痕未干，但女人的声调已经淡漠了下来，还把撑在站立器上的手往前一伸，一副认打认罚的神态。杜湘东心知碰了个软钉子，讪讪地把眼睛挪向一边，便看见有扇纱窗的合页松脱了，已经松松垮垮地歪斜了下来。眼看天气就要变热，如果任由它这么坏着，屋里或者不能通风，或者就要飞满蚊蝇。而姚斌彬他妈连站都站不住，更不要说把纱窗托上去再拧牢了。仿佛是为了缓解尴尬，杜湘东转过身去，从书桌上的笔筒里拣了一只改锥，走到窗前修理起来。这不需要复杂的技术，但干起来也挺吃力，他必须踮着脚尖，高悬手腕，缓缓转动改锥，让螺丝更深入地咬进年久腐蚀的窗棂里去。

这种活儿以前都是姚斌彬和许文革干的吧。总算让纱窗大致恢复了原样，当杜湘东甩甩发酸的手，把改锥放回笔筒时，就听见姚斌彬他妈再次开了口，语气里多了几分歉意：“杜管教，真不好意思，帮不上你的忙。”

“那没什么，本来也不该难为您。”杜湘东说，然而他也不知自己是怎么想的，又加了一句，“不过我还想了解点儿别的。”

“你说吧。”

杜湘东转头凝视女人：“我想知道……姚斌彬和许文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姚斌彬他妈似是一愣，却不开口，弯腰拉开抽屉，取出一把钥匙交到杜湘东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