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借命而生  作者:石一枫

从那个初夏开始,杜湘东的生活里多了一项内容,就是不定时地去探访姚斌彬他妈。有时很勤,三两天一趟,有时疏松,但间隔最长也就半个多月。去时所做的事儿也很寻常,首先是照料女人的生活起居,洗衣晒被,到农贸市场买菜。要是涉及不太方便的事情,比如洗澡和上厕所,那就只能请邻居的女同志来帮忙了——有空的多是一些老太太,颤颤巍巍地扶着颤颤巍巍的姚斌彬他妈前往公共卫生间,常常解个手就得耗费半个小时。一旦人家表露出嫌麻烦的意思,这活儿就不能白干,杜湘东得偷偷塞给老太太几个钱。

家属区的其他住户也认识了杜湘东。他们听说他是个管教,刚开始还会感叹两句“人民警察爱人民”乃至“人民罪犯人民爱”,也不知是在赞美还是揶揄。后来就成了见怪不怪,碰面时打个招呼“吃了吗”,“又来啦”,好像杜湘东是姚斌彬家的一个成员似的。

杜湘东这时会想,许文革来这个家时,会是怎样的状态呢?

而他固然不会把自己想象成许文革。他是来刺探许文革的。这个任务在姚斌彬他妈那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许文革的住处是单身宿舍里六个床位中的一个,床头贴了张通缉令,好像在提醒室友,这个逃犯会随时跑回来睡觉。姚斌彬他妈交给杜湘东的那把钥匙却对应着别处,是厂区外侧一排平房中的一间。那是厂子草创初期,第一批建设者们的临时住所,到了杜湘东前去调查时,房屋都敞着门,废弃着,唯有那间小屋门上挂了把锁。开门进去,别有洞天:里面并无家具,靠窗的亮处摆了一台小车床和一个工具箱,车床的电源是从墙外里引过来的,工具箱里除了扳手改锥,还有游标卡尺、焊枪以及形形色色杜湘东所不认识的家伙什儿。对面靠墙的那一侧,则堆放着更加琳琅满目的工业产品:缝纫机的机头、老式自鸣钟、只有后轮没有前轮的自行车、农田里灌溉用的小水泵……光笨重的话匣子就有三台。杜湘东抄起一台打开,居然能响,可以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几乎是个小型维修车间。后来姚斌彬他妈告诉杜湘东,这俩孩子从小就爱摆弄机械——这也许是因为出生在厂子里,除了螺丝齿轮,再没别的可玩的了。为了这个爱好,当妈的没少跟儿子置气,她认为姚斌彬应该考大学,出人头地。但也管不住,尤其是姚斌彬差几分高考落榜,顶班进了厂子之后,干脆和许文革把操练的场所搬到了这间平房,还凑钱买了一台老式车床,下了班就关起门来鼓捣,周末更是不分昼夜。他们的废寝忘食终于有了收益,不多久,竟然能出去给人家干维修了。自行车收音机,饭馆的冷柜,附近公社的农用机械,只要坏的不是核心部件,往往都能修复如初。不仅收费不高,而且交活儿还快,绝不会像国营修理厂那样摆谱儿、拖工期。渐渐地闯出了名气,十里八乡有人慕名而来,这时姚斌彬他妈倒不好说什么了,可厂子里却有人看不过眼了。那些人的说法也有道理:姚斌彬和许文革的身份是国营工厂工人,工资是国家发的,技术也是国家教的,怎么能再去接私活儿挣外快呢?现在是不讲究割资本主义尾巴了,但该遵守的规矩还是得遵守。况且谁知道俩人给外面干活儿的时候,有没有偷偷用过国家的机油、齿轮、焊条?如果那样,性质就变了,就成了损公肥私。于是领导出面,谈话批评,勒令制止。俩孩子还不服,偷偷摸摸接着干,被发现后挨了处分,并且强调如果再犯就要开除。

讲这些事儿时,杜湘东正坐在姚斌彬他妈面前,再一次打量屋里的摆设。对于一个都有工资并且还能赚到外快的家庭而言,这个房间无疑是过于简陋了。说句夸张的话,连灯泡儿都算是一件重要的家用电器。他也被允许翻看过姚斌彬留下的私人物品,别说没有手表和蛤蟆镜这些年轻工人中的时髦玩意儿,就连衣服都是质地粗劣的地摊儿货,有好多还打着补丁。那么钱都花在哪儿了?是吃了喝了,还是让许文革拿去讨好他的那个厂花女朋友了?可在姚斌彬他妈嘴里,“那俩孩子”又都是特别顾家的人,就连厂里发的夜班饭票都一张一张地攒下来,每逢单月份的月底到服务社去换一桶豆油外加两条肥皂。

况且还有一台进口汽车发动机的案子呢,那玩意儿要能卖出去,可是一笔巨款。一切盗窃犯的动机当然都是弄钱,但弄钱的动机各有不同。姚斌斌和许文革是为了什么呢?

直拖到那年秋天,问题才有了答案。入夏以后,杜湘东就再没去过姚斌彬家,原因是那段日子北京有点儿乱,公安机关高度戒备,所有警察都得二十四小时随时待命。好容易熬到街面上大致太平,杜湘东先到丈人家安顿一番,这才从城里坐上长途车,直接前往六机厂。下车绕过厂区,景象倒是基本如常,不同的是对外来人员的盘查更严了,连家属院门口也设了岗,拦住没穿警服的杜湘东盘问了半天。幸亏保卫科的胖子巡查经过,打个哈哈就让他进去了。而来到几栋筒子楼中间,却见一辆锃光瓦亮的皇冠轿车停在空地上。这可是从未有过的情况,以前别说皇冠了,就连东欧产的波罗乃兹也没这片宿舍里出现过。杜湘东心里咯噔了一下,站在车前观摩了好一会儿,弄得车里的司机也紧张地看着他,还滴滴按了两声喇叭。他正想转身离开,就听见一片喧闹,一群人从姚斌彬家所在的那幢筒子楼里拥出来。走在前面的是两个中年男人,面色铁青,跟在后面的则是楼里的邻居,对着他们的背影指指戳戳。态度最激愤的是那个整日翻捡垃圾堆的老太太,她首如飞蓬,躬着驼背追上去,响亮地“呸”一声,被甩开后再紧追两步,又“呸”一声。伴随着“呸”,她还在振振有词地质问:

“这还让我怎么过?”

“你们算个屁领导。”

片刻追到车前,竟然一把搂住了其中一个男人的大腿,滚在地上不起来了。两位领导拉她不是,不拉她也不是,只好一边擦汗,一边探头向四下张望。恰好看见保卫科的胖子,他们就像遇见了救星,大声招呼他过来“处理一下”。胖子不情愿地砸吧着嘴,跑过来硬拽开老太太的手,同时对领导们说:“撤退,我掩护。”

领导们便钻进了皇冠轿车,砰砰关门,仓皇而去。群众们却也不追穷寇,就连老太太都不再打滚,摇头叹气地和众人一起散了。空地上只剩下杜湘东与胖子两人,一时间尴尬地大眼瞪小眼。瞪了一会儿,杜湘东才问:“刚才那是什么领导?”

胖子道:“厂长和书记呗。”

杜湘东说:“这是来干嘛呀?”

胖子居然也“呸”了一声,说:“还能干嘛,打白条来了。”

不等杜湘东再问,他就喋喋不休起来:厂子一直受困于经营不善、市场疲软等等问题,如今外面的架子虽然未甚倒,但内囊早已尽上来了。尤其这两年,原先那些福利全免,工资也只能发一半,更要命的是退休职工医药费都报销不出来了,只能先让本人垫付,再由厂里打个条子,意思是欠着。可是厂里能欠着工人的,工人却不能欠着医院的,曾经有人把条子拿过去充账,人家根本不认。也集体找上面反映过好几回,前一阵总算有了说法,所有欠款将预支一笔专款结清,于是大家翘首以盼,盼来的却是厂长和书记亲自登门,一边继续打白条,一边鼓励大家发扬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精神,“再忍忍,忍忍就好了。”

“再忍忍就死啦,人一死,他们丫的倒是好了。”说到这里,胖子终于重新站队,大张旗鼓地帮着工人声讨起领导来。可惜面前只有杜湘东一个听众,他的正义感无法得到广泛的呼应。而这的确是以前从未听说过也从未想到过的情况。就连杜湘东这代人,都认为一旦进了国家单位,生老病死都有国家兜着——敢情国家也有兜不住或者不想兜的时候。那么作为一个重病号、老病号,姚斌彬他妈承受的经济负担可想而知。俩孩子外加一个女人的收入,大概仅够维持生活的,要看病就得靠外快贴补,外快不让赚就只能铤而走险了。一条逻辑线索在杜湘东心里清晰了起来。

上楼之前,他多问了一句:“对了,刚才那辆车就是姚斌彬和许文革的……赃物吗?”

“那可不,厂里哪儿还有第二辆皇冠。”胖子说。

“不是说效益不好吗?”

“这情况就更复杂了。车本来是机关里一个副局长的专车,放在厂里是要换几个零件,结果出了那档子事儿,被警察暂时扣下了。人家倒好,等不及,直接又配了一辆‘公爵’,也是日本原装,这辆皇冠就作价卖给我们厂了。上级压下来,不买都不行。买了又不能浪费,哪怕天天挨骂,厂长也只能坐着……没准工人的医疗费就是被挪用到这辆车上了。”胖子说完,对这个复杂的情况进行了简要的总结,“操。”

杜湘东默默离开,顺着楼梯往上爬。他的脚步益发缓慢,等站在姚斌彬家门口,几乎踟蹰着不敢进去了。他不忍心面对刚被公家打了欠条的女人的脸。门没关,从布帘子底下看过去,姚斌彬他妈似乎正坐在桌前,右腿放任自流地歪向一边。喘了口气,杜湘东终于还是走了进去,挤出一个久别重逢的微笑,叫了声“崔阿姨”。

姚斌彬他妈一颤,以一个中风患者所能达到的最快的速度,把桌面上的一叠白纸拢起来。那就是厂里的欠款证明了吧,一定还盖着堂皇的大红公章。杜湘东感到自己这么看着她,显得有点儿冷酷。于是他又踅摸起了家里积攒下来的活计:站立器有个橡胶扶手掉了,台灯的灯泡憋了,水壶里积了厚厚一层水碱……等一口气把活儿干完,桌面早已空空荡荡,姚斌彬他妈还像雕像似的坐在桌前。

杜湘东讪讪的,又要出去做饭,姚斌彬他妈却头也不扭地说:“你也知道了吧。”

说的就是欠条的事儿。杜湘东回答:“知道了。刚才还在楼下碰见厂长书记了。”

姚斌彬他妈叹了口气:“其实也不是存心想瞒着你,而是不想让你知道,姚斌彬和许文革偷东西、从看守所逃跑……都是为了我。”她喉头一抖,带出了哭腔,再看脸上,眼里亮闪闪的,似乎又要落泪。

杜湘东僵立着,半晌说出一句确实让自己倍感冷酷的话:“我是个警察,只管人犯没犯罪。至于为什么犯罪,我就是想管也管不了。”

姚斌彬他妈沉默半晌,然后说:“杜管教,你是个好警察。”

这已经是第三次有人说他“好”了。但他这个“好”警察此刻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弥补一个对于他这种职业而言不可原谅的错误。到底什么算“好”,什么算“坏”呢?杜湘东第一次意识到,在那些截然相反的概念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复杂的中间地带,而他和姚斌彬、许文革都被困在那里,似乎永远不能上岸了。这种处境几乎是令人绝望的。

他发呆,对面的女人也发呆。过了好久,杜湘东又听见姚斌彬他妈说:“你是带着任务来的,这我知道。但我没法儿帮你完成任务,以后就别为我耽误工夫了。”

杜湘东笑了:“任务不任务的倒在其次。我来,就是想跟您说会儿话。”

姚斌彬他妈也笑了:“那就说会儿吧。人总得说话,不说太憋得慌。”

随后,女人言语绵密,好像从记忆里撤出了一根线头,一件事儿连着另一件。过去总说姚斌彬,今天她却说到了许文革,说到了许文革的身世。许文革他爸也是一名维修工,还是一名政治积极分子。那年头人们说积极也都积极,但或者是顺着集体惯性,或者是揣着点儿个人目的,偏他和众人不同,积极得十分虔诚。除了会上喊口号,他还自学马列,读的是中央编译局的汉译全本。工人文化低,有不明白的,总去请教一个上过“辅仁”的老工程师,也就是姚斌彬他姥爷。经过学习,他懂得了工人阶级挣脱的只是锁链,懂得了劳动必将成为人类的内在需要,也懂得了在首都北京建设工厂,不仅是为了带动全国工业大生产,更是为了在遥远的未来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当前全国劳模、那位老工程师被定性为本厂的“走资派”时,带头批判他的维修工当众痛哭流涕。他哭是因为惋惜:这个给他讲解过“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区别的人,怎么就糊里糊涂地站到历史潮流的反面去了呢?可见自我改造和不断革命有多么重要。在此后的那些年里,维修工更加真挚地积极着,上面提倡劳动竞赛他就加班,上面号召支援三线他就捐工资,上面鼓励造反他就自告奋勇组建了战斗队。然而当激情的年头过去,上面又要整顿秩序了,责任又被一股脑儿算在了他的头上。因为并没有真打死过人,所以处理还算轻的,无非也就是写检讨和“夹着尾巴做人”,但维修工想不通,不通则痛,越心痛,就越深陷于周而复始的自我折磨。终于有一天,厂里人发现他把自己吊在了车间的钢梁上。按当时的逻辑,这就算畏罪自杀了。

维修工的老婆死得早,是操作滚筒烘干机时被联轴节绞住了裤腿,头磕在叉车的铲尖上撞死的。只留下一个许文革,不到十岁就变成了野孩子。他住在父母的小平房,学也不上,成天打架,饿了就到食堂讨口吃的,要不就是捡点儿工地上的边角料卖钱。时间长了,厂里觉得是个祸害,有人提出把他送“工读”,而当时姚斌彬他妈刚离婚,带着姚斌彬搬回了厂里,看见许文革可怜,便说:反正一个也是养,两个也是带,权当姚斌彬多了个哥吧。她让许文革住进了自己家,找领导落实了许文革的抚养费,重新把他押回了学校。念到技校毕业,又是她出面敦促厂里落实政策,让许文革接了他爸的班。革命时期整人的和被整的,反倒相依为命过了这么多年。日子久了,人们渐渐把姚斌彬母子与许文革当作了一家人,只是在俩孩子出事儿之后才议论,没准儿是许文革把姚斌彬给带坏了。

“都是命。”女人最后总结说。

这话杜湘东也听许多人说过。那些偶然失手的惯犯交代落网经过时,往往会感叹一句“都是命”。所长讲起在战场上有人冲锋在前却活了下来,有人躲在炮弹坑里却被炸飞了的事情,也认为那“都是命”。人抗不过命,在这个大前提下,想不通的事情仿佛就有了解释。那么姚斌彬和许文革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偷窃、被捕、越狱、一个跑了另一个却被抓回来了的结局?对于这俩犯人,那一切也“都是命”吗?如果是这样,身陷囹圄的姚斌彬会羡慕许文革吗?逃脱在外的许文革会坦然地想起姚斌彬吗?

这么想着,杜湘东已经从六机厂回到了看守所。天彻底黑了,苍穹笼罩在北京南部的平原之上,竟不显得深远,好像一层不透光的幕布,谁也不知道在它外面藏着什么。经过办公区时,他看见所长屋里还亮着灯,又想起自己外出了一天还没销假,便向楼里走去。

销假也就是露个面,表示“人在”即可。而当杜湘东打完招呼,说句“没事儿先走了”,所长突然招招手,让他走近了些:“还真有事儿。”

“您说。”

所长掏出烟,这次却没点,也没转肩膀,片刻把烟扔在桌上,抬头看着杜湘东:“任务有点儿特殊……你恐怕得跑趟姚斌彬家。”

去看姚斌彬他妈的事儿,此时只有杜湘东自己知道,连刘芬芳都没告诉。当他听见所长这么说,嗓子忽然一紧,像被谁勒住了。咽了口唾沫,他才明知故问:“去干嘛?”

所长翻出一个牛皮纸袋,手指在上面敲了敲:“判下来了。”

杜湘东问:“怎么说的?”

“死刑,立即执行。”

这其实是可以预料的结果,只不过杜湘东从未主动往那个方向预料过。在那个年头,仅凭盗窃一项就送了命的犯人也有不少,何况还有越狱、抢夺枪械和继续顽抗。

他再次明知故问:“这么快?”

所长回答:“已经不快了,要不是他的事儿还涉及另一个在逃犯,上个月就判了;这阵儿社会上乱,上面强调要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震慑作用,专门点了几个未决犯的名,其中就有他。至于许文革,反正已经进入了通缉程序,估计也逃不了多久。”

接着向杜湘东交代任务内容,他就是个送信儿的。本来对于死刑犯,法院只需将判决书递交本人即可,并无传达到家属的义务,但出于人道主义,往往还是会安排人去告知一声。然而姚斌彬这案子又属于“从重从速”,法院对他的家庭情况并不了解,加之最近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就把善后的事儿推回给了公安机关。假如杜湘东愿意,他可以在执行的当天去送姚斌彬一程,然后再去向姚斌彬他妈宣布结果,转述“可以外传的遗言”。而这项任务自然也有保密要求,那就是绝不能透露行刑的时间地点,以免引发意外。

领完任务,杜湘东在此后的几天就不能外出。所长却也没有再提此事,见面时还会故意聊些轻松的话题。一切如常,时间缓慢得有了凝滞感。到了出任务的那天早上,便用那辆“北京212”将杜湘东送到了市内一个级别更高的看守所,北京经过核准的死刑犯都关押在此。进入带电网的高墙,便看见囚车和负责行刑的武警早已严阵以待:既有神色镇定的老兵,也有面色煞白的年轻战士。人人手里握着一支上了刺刀的56式步枪,枪里只有一发子弹。这两天里,老兵一定已经对新兵进行了反复讲解以及示范,力争把那一枪打稳、打准,尤其是要克服条件反射,不能在枪响的同时先往后跳——那会造成子弹偏离心脏,就必须得朝脑袋补枪了。听说看过补枪的人,这辈子都别想再吃鸡蛋炒西红柿。

对于死亡这事儿更加缺乏经验的,则是即将承受子弹的犯人。也很奇怪,当杜湘东被带进专门看押死刑犯的“小号”时,却没听见里面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叫声,也没听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类的豪言壮语。号房静悄悄的,仿佛里面的人正在收拾精神,攒足心力,等待着去展开一段不知路在何方的远行。来到最靠里的一间囚室门口,杜湘东便看到了姚斌彬。他歪靠在墙角,也不抬头,电灯照在他半蜷的身体上,在地面投下小小的影子。

听取遗言是要隔着铁门进行的。杜湘东在栅栏外叫了一声:“姚斌彬。”

姚斌彬便缓缓地扬起一张覆盖着阴影的脸,回答道:“杜管教,你来了。”

声音平和,好像可以接受任何人来送他一程——这孩子算是明白叫“妈”也没用了。杜湘东硬逼着自己问:“你有什么话说?”

“没话。”姚斌彬继续平和地说,“我认罪,伏法。”

“我是说……”杜湘东把脸往外扭了扭,又转回来,“我去过你家了,你妈挺好,吃喝都不愁,邻居也挺照应她的。我也问过你们厂的领导了,说你的事儿不会妨碍她的待遇,毕竟是干了一辈子的老职工……医药费的资金也快到位了,到时第一个解决的就是她。”

说这话时,杜湘东感到自己正在进行拙劣的邀功。姚斌彬的嘴唇颤抖了起来,牙齿像发冷似的格格作响,一双酷似鹿类的大眼睛闪了一闪。但那眼里终究没有眼泪,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杜管教,我不怨你……你不必为了我这么做。”

杜湘东一震,回答道:“你怨不怨我,我都得把你抓回来,也都会去看你妈。”

“谢谢您。”

“需要我给你妈带什么话吗?”

“希望她把我给忘了。”

“还有许文革……假如我能见到他,你对他有什么说的?”

“希望他比我活得长。”

说完,姚斌彬站了起来,隔着一道铁门,以齐平的高度与杜湘东对视。那一刻,杜湘东只觉得姚斌彬的神态仿佛是在什么时候见过的:似笑非笑,坦然而又悲怆。这时囚室尽头传来了浩大而威严的脚步声,杜湘东和另外几位执行同样任务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向后退开,看着武警依次打开铁门,把已经验明正身的死刑犯们押了出来。今天执行枪决的共有七人,都是男的,姚斌彬的年纪最轻。

偏在这时,姚斌彬又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当他被两名武警架着往外走去时,忽然身子往下一坠,滑脱了箍住胳膊的手臂。武警还以为这犯人像此前的很多犯人一样崩溃了、昏厥了,但低头一看,却见姚斌彬蹲下身,从地上捡起一根麻绳,想要捆到右脚的裤腿上去。裤腿捆绳子,这也是死刑犯特有的待遇,目的是扎紧底下的漏口,免得到时候屎尿倾泻出来。而此刻,姚斌彬居然还能察觉到麻绳松了,居然还想把它重新扎上。他的赴死是多么镇定,又是多么心思缜密。他即使死了,也不愿意遭到收尸的人的嫌弃。

然而这点儿愿望实现起来又是如此困难:麻绳两次三番地被他用左手捡起来,又在捆绑的过程中从他的右手指间滑落。他有伤,右手大拇指无法起到支撑作用,只能用食指和中指勉强夹住绳头,颤颤巍巍地试图穿进左手扶稳的环扣里去。姚斌彬显现出了超然物外的专注,忘我地忙碌于这个死刑之前的小小细节。掉了又捡,捡了又掉,负责押送姚斌彬的两名战士也终于不耐烦了起来。他们也许把姚斌彬的行为视作了拖延时间或者转移注意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有限度的。他们互相使了个颜色,同时弯腰,将胳膊重新插入姚斌彬的肋下,把他拎了起来。

其中一个说:“算了,时候不早了。”

这时,杜湘东便走向了姚斌彬。他蹲下身去,捡起那条死蚯蚓似的麻绳,绕到姚斌彬的裤腿上,打了两个环,拉紧。做完这件事,他站起来,与对方对视了一眼。那一刻,姚斌彬的眼神仍是平和的,但杜湘东心下悚然,两耳轰鸣。

任务则在当天就完成了。杜湘东已经想不起他是怎么赶往机械厂,怎么上楼进屋,怎么面对面地告知姚斌彬他妈姚斌彬被正法了。他也想不起那女人听说消息之后的反应:她哭叫了吗,还是无声地落泪?抑或她连眼泪也没流,木然地接受了事实?时间仿佛在云里雾里滑了过去,而杜湘东之所以头脑恍惚,是因为他长久沉浸在震惊与疑惑之中。他自诩为一个大材小用的警察,但却在最后一刻才发现,自己很可能漏掉了姚斌彬与许文革越狱案件中最为关键的细节。对于公安机关和法院而言,那也许是个无用的细节,无法挽回姚斌彬的死;但对于杜湘东本人而言,那个细节却解释了姚斌彬为什么会死。杜湘东的脑海中还长久地回旋着姚斌彬诡异的、似笑非笑的表情。这表情他曾见过两次,第一次是在逃跑事件发生的那天,当姚斌彬把枪扔到地上束手就擒的时候,第二次则是在今天。姚斌彬的表情、遗言以及所有举动都指向了杜湘东的推测——只是为时已晚。

然而杜湘东却不能把他的震惊与疑惑告诉姚斌彬他妈。他理智尚存,知道自己如果说了,那女人大概会疯掉。正如同他无法向姚斌彬他妈转述另一个场景:他坐着武警的军车,跟随姚斌彬赶往了刑场。那地方离市区不远,山清水秀,全然不像杀人的场所。面积不大的一圈院墙,门口的木牌只标注着“高法工程”。囚车先进,后面的军车却在墙根停下。武警方面的负责人告诉大家,他们有两个选择,一是下车走进去,目睹或云参观死刑,二是在外面听着,从枪声确认结果。几个送信人面面相觑,没人动弹,杜湘东也没动。于是武警就转身走了进去,关上大门。

过了很久,枪才响了。不是依序而是几乎同时,那七枪里,有一枪是姚斌彬的。

这拨儿死刑犯的运气都不错,只响了一次,没人需要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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