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个初夏开始，杜湘东的生活里多了一项内容，就是不定时地去探访姚斌彬他妈。有时很勤，三两天一趟，有时疏松，但间隔最长也就半个多月。去时所做的事儿也很寻常，首先是照料女人的生活起居，洗衣晒被，到农贸市场买菜。要是涉及不太方便的事情，比如洗澡和上厕所，那就只能请邻居的女同志来帮忙了——有空的多是一些老太太，颤颤巍巍地扶着颤颤巍巍的姚斌彬他妈前往公共卫生间，常常解个手就得耗费半个小时。一旦人家表露出嫌麻烦的意思，这活儿就不能白干，杜湘东得偷偷塞给老太太几个钱。

家属区的其他住户也认识了杜湘东。他们听说他是个管教，刚开始还会感叹两句“人民警察爱人民”乃至“人民罪犯人民爱”，也不知是在赞美还是揶揄。后来就成了见怪不怪，碰面时打个招呼“吃了吗”，“又来啦”，好像杜湘东是姚斌彬家的一个成员似的。

杜湘东这时会想，许文革来这个家时，会是怎样的状态呢？

而他固然不会把自己想象成许文革。他是来刺探许文革的。这个任务在姚斌彬他妈那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许文革的住处是单身宿舍里六个床位中的一个，床头贴了张通缉令，好像在提醒室友，这个逃犯会随时跑回来睡觉。姚斌彬他妈交给杜湘东的那把钥匙却对应着别处，是厂区外侧一排平房中的一间。那是厂子草创初期，第一批建设者们的临时住所，到了杜湘东前去调查时，房屋都敞着门，废弃着，唯有那间小屋门上挂了把锁。开门进去，别有洞天：里面并无家具，靠窗的亮处摆了一台小车床和一个工具箱，车床的电源是从墙外里引过来的，工具箱里除了扳手改锥，还有游标卡尺、焊枪以及形形色色杜湘东所不认识的家伙什儿。对面靠墙的那一侧，则堆放着更加琳琅满目的工业产品：缝纫机的机头、老式自鸣钟、只有后轮没有前轮的自行车、农田里灌溉用的小水泵……光笨重的话匣子就有三台。杜湘东抄起一台打开，居然能响，可以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几乎是个小型维修车间。后来姚斌彬他妈告诉杜湘东，这俩孩子从小就爱摆弄机械——这也许是因为出生在厂子里，除了螺丝齿轮，再没别的可玩的了。为了这个爱好，当妈的没少跟儿子置气，她认为姚斌彬应该考大学，出人头地。但也管不住，尤其是姚斌彬差几分高考落榜，顶班进了厂子之后，干脆和许文革把操练的场所搬到了这间平房，还凑钱买了一台老式车床，下了班就关起门来鼓捣，周末更是不分昼夜。他们的废寝忘食终于有了收益，不多久，竟然能出去给人家干维修了。自行车收音机，饭馆的冷柜，附近公社的农用机械，只要坏的不是核心部件，往往都能修复如初。不仅收费不高，而且交活儿还快，绝不会像国营修理厂那样摆谱儿、拖工期。渐渐地闯出了名气，十里八乡有人慕名而来，这时姚斌彬他妈倒不好说什么了，可厂子里却有人看不过眼了。那些人的说法也有道理：姚斌彬和许文革的身份是国营工厂工人，工资是国家发的，技术也是国家教的，怎么能再去接私活儿挣外快呢？现在是不讲究割资本主义尾巴了，但该遵守的规矩还是得遵守。况且谁知道俩人给外面干活儿的时候，有没有偷偷用过国家的机油、齿轮、焊条？如果那样，性质就变了，就成了损公肥私。于是领导出面，谈话批评，勒令制止。俩孩子还不服，偷偷摸摸接着干，被发现后挨了处分，并且强调如果再犯就要开除。

讲这些事儿时，杜湘东正坐在姚斌彬他妈面前，再一次打量屋里的摆设。对于一个都有工资并且还能赚到外快的家庭而言，这个房间无疑是过于简陋了。说句夸张的话，连灯泡儿都算是一件重要的家用电器。他也被允许翻看过姚斌彬留下的私人物品，别说没有手表和蛤蟆镜这些年轻工人中的时髦玩意儿，就连衣服都是质地粗劣的地摊儿货，有好多还打着补丁。那么钱都花在哪儿了？是吃了喝了，还是让许文革拿去讨好他的那个厂花女朋友了？可在姚斌彬他妈嘴里，“那俩孩子”又都是特别顾家的人，就连厂里发的夜班饭票都一张一张地攒下来，每逢单月份的月底到服务社去换一桶豆油外加两条肥皂。

况且还有一台进口汽车发动机的案子呢，那玩意儿要能卖出去，可是一笔巨款。一切盗窃犯的动机当然都是弄钱，但弄钱的动机各有不同。姚斌斌和许文革是为了什么呢？

直拖到那年秋天，问题才有了答案。入夏以后，杜湘东就再没去过姚斌彬家，原因是那段日子北京有点儿乱，公安机关高度戒备，所有警察都得二十四小时随时待命。好容易熬到街面上大致太平，杜湘东先到丈人家安顿一番，这才从城里坐上长途车，直接前往六机厂。下车绕过厂区，景象倒是基本如常，不同的是对外来人员的盘查更严了，连家属院门口也设了岗，拦住没穿警服的杜湘东盘问了半天。幸亏保卫科的胖子巡查经过，打个哈哈就让他进去了。而来到几栋筒子楼中间，却见一辆锃光瓦亮的皇冠轿车停在空地上。这可是从未有过的情况，以前别说皇冠了，就连东欧产的波罗乃兹也没这片宿舍里出现过。杜湘东心里咯噔了一下，站在车前观摩了好一会儿，弄得车里的司机也紧张地看着他，还滴滴按了两声喇叭。他正想转身离开，就听见一片喧闹，一群人从姚斌彬家所在的那幢筒子楼里拥出来。走在前面的是两个中年男人，面色铁青，跟在后面的则是楼里的邻居，对着他们的背影指指戳戳。态度最激愤的是那个整日翻捡垃圾堆的老太太，她首如飞蓬，躬着驼背追上去，响亮地“呸”一声，被甩开后再紧追两步，又“呸”一声。伴随着“呸”，她还在振振有词地质问：

“这还让我怎么过？”

“你们算个屁领导。”

片刻追到车前，竟然一把搂住了其中一个男人的大腿，滚在地上不起来了。两位领导拉她不是，不拉她也不是，只好一边擦汗，一边探头向四下张望。恰好看见保卫科的胖子，他们就像遇见了救星，大声招呼他过来“处理一下”。胖子不情愿地砸吧着嘴，跑过来硬拽开老太太的手，同时对领导们说：“撤退，我掩护。”

领导们便钻进了皇冠轿车，砰砰关门，仓皇而去。群众们却也不追穷寇，就连老太太都不再打滚，摇头叹气地和众人一起散了。空地上只剩下杜湘东与胖子两人，一时间尴尬地大眼瞪小眼。瞪了一会儿，杜湘东才问：“刚才那是什么领导？”

胖子道：“厂长和书记呗。”

杜湘东说：“这是来干嘛呀？”

胖子居然也“呸”了一声，说：“还能干嘛，打白条来了。”

不等杜湘东再问，他就喋喋不休起来：厂子一直受困于经营不善、市场疲软等等问题，如今外面的架子虽然未甚倒，但内囊早已尽上来了。尤其这两年，原先那些福利全免，工资也只能发一半，更要命的是退休职工医药费都报销不出来了，只能先让本人垫付，再由厂里打个条子，意思是欠着。可是厂里能欠着工人的，工人却不能欠着医院的，曾经有人把条子拿过去充账，人家根本不认。也集体找上面反映过好几回，前一阵总算有了说法，所有欠款将预支一笔专款结清，于是大家翘首以盼，盼来的却是厂长和书记亲自登门，一边继续打白条，一边鼓励大家发扬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精神，“再忍忍，忍忍就好了。”

“再忍忍就死啦，人一死，他们丫的倒是好了。”说到这里，胖子终于重新站队，大张旗鼓地帮着工人声讨起领导来。可惜面前只有杜湘东一个听众，他的正义感无法得到广泛的呼应。而这的确是以前从未听说过也从未想到过的情况。就连杜湘东这代人，都认为一旦进了国家单位，生老病死都有国家兜着——敢情国家也有兜不住或者不想兜的时候。那么作为一个重病号、老病号，姚斌彬他妈承受的经济负担可想而知。俩孩子外加一个女人的收入，大概仅够维持生活的，要看病就得靠外快贴补，外快不让赚就只能铤而走险了。一条逻辑线索在杜湘东心里清晰了起来。

上楼之前，他多问了一句：“对了，刚才那辆车就是姚斌彬和许文革的……赃物吗？”

“那可不，厂里哪儿还有第二辆皇冠。”胖子说。

“不是说效益不好吗？”

“这情况就更复杂了。车本来是机关里一个副局长的专车，放在厂里是要换几个零件，结果出了那档子事儿，被警察暂时扣下了。人家倒好，等不及，直接又配了一辆‘公爵’，也是日本原装，这辆皇冠就作价卖给我们厂了。上级压下来，不买都不行。买了又不能浪费，哪怕天天挨骂，厂长也只能坐着……没准工人的医疗费就是被挪用到这辆车上了。”胖子说完，对这个复杂的情况进行了简要的总结，“操。”

杜湘东默默离开，顺着楼梯往上爬。他的脚步益发缓慢，等站在姚斌彬家门口，几乎踟蹰着不敢进去了。他不忍心面对刚被公家打了欠条的女人的脸。门没关，从布帘子底下看过去，姚斌彬他妈似乎正坐在桌前，右腿放任自流地歪向一边。喘了口气，杜湘东终于还是走了进去，挤出一个久别重逢的微笑，叫了声“崔阿姨”。

姚斌彬他妈一颤，以一个中风患者所能达到的最快的速度，把桌面上的一叠白纸拢起来。那就是厂里的欠款证明了吧，一定还盖着堂皇的大红公章。杜湘东感到自己这么看着她，显得有点儿冷酷。于是他又踅摸起了家里积攒下来的活计：站立器有个橡胶扶手掉了，台灯的灯泡憋了，水壶里积了厚厚一层水碱……等一口气把活儿干完，桌面早已空空荡荡，姚斌彬他妈还像雕像似的坐在桌前。

杜湘东讪讪的，又要出去做饭，姚斌彬他妈却头也不扭地说：“你也知道了吧。”

说的就是欠条的事儿。杜湘东回答：“知道了。刚才还在楼下碰见厂长书记了。”

姚斌彬他妈叹了口气：“其实也不是存心想瞒着你，而是不想让你知道，姚斌彬和许文革偷东西、从看守所逃跑……都是为了我。”她喉头一抖，带出了哭腔，再看脸上，眼里亮闪闪的，似乎又要落泪。

杜湘东僵立着，半晌说出一句确实让自己倍感冷酷的话：“我是个警察，只管人犯没犯罪。至于为什么犯罪，我就是想管也管不了。”

姚斌彬他妈沉默半晌，然后说：“杜管教，你是个好警察。”

这已经是第三次有人说他“好”了。但他这个“好”警察此刻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弥补一个对于他这种职业而言不可原谅的错误。到底什么算“好”，什么算“坏”呢？杜湘东第一次意识到，在那些截然相反的概念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复杂的中间地带，而他和姚斌彬、许文革都被困在那里，似乎永远不能上岸了。这种处境几乎是令人绝望的。

他发呆，对面的女人也发呆。过了好久，杜湘东又听见姚斌彬他妈说：“你是带着任务来的，这我知道。但我没法儿帮你完成任务，以后就别为我耽误工夫了。”

杜湘东笑了：“任务不任务的倒在其次。我来，就是想跟您说会儿话。”

姚斌彬他妈也笑了：“那就说会儿吧。人总得说话，不说太憋得慌。”

随后，女人言语绵密，好像从记忆里撤出了一根线头，一件事儿连着另一件。过去总说姚斌彬，今天她却说到了许文革，说到了许文革的身世。许文革他爸也是一名维修工，还是一名政治积极分子。那年头人们说积极也都积极，但或者是顺着集体惯性，或者是揣着点儿个人目的，偏他和众人不同，积极得十分虔诚。除了会上喊口号，他还自学马列，读的是中央编译局的汉译全本。工人文化低，有不明白的，总去请教一个上过“辅仁”的老工程师，也就是姚斌彬他姥爷。经过学习，他懂得了工人阶级挣脱的只是锁链，懂得了劳动必将成为人类的内在需要，也懂得了在首都北京建设工厂，不仅是为了带动全国工业大生产，更是为了在遥远的未来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当前全国劳模、那位老工程师被定性为本厂的“走资派”时，带头批判他的维修工当众痛哭流涕。他哭是因为惋惜：这个给他讲解过“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区别的人，怎么就糊里糊涂地站到历史潮流的反面去了呢？可见自我改造和不断革命有多么重要。在此后的那些年里，维修工更加真挚地积极着，上面提倡劳动竞赛他就加班，上面号召支援三线他就捐工资，上面鼓励造反他就自告奋勇组建了战斗队。然而当激情的年头过去，上面又要整顿秩序了，责任又被一股脑儿算在了他的头上。因为并没有真打死过人，所以处理还算轻的，无非也就是写检讨和“夹着尾巴做人”，但维修工想不通，不通则痛，越心痛，就越深陷于周而复始的自我折磨。终于有一天，厂里人发现他把自己吊在了车间的钢梁上。按当时的逻辑，这就算畏罪自杀了。

维修工的老婆死得早，是操作滚筒烘干机时被联轴节绞住了裤腿，头磕在叉车的铲尖上撞死的。只留下一个许文革，不到十岁就变成了野孩子。他住在父母的小平房，学也不上，成天打架，饿了就到食堂讨口吃的，要不就是捡点儿工地上的边角料卖钱。时间长了，厂里觉得是个祸害，有人提出把他送“工读”，而当时姚斌彬他妈刚离婚，带着姚斌彬搬回了厂里，看见许文革可怜，便说：反正一个也是养，两个也是带，权当姚斌彬多了个哥吧。她让许文革住进了自己家，找领导落实了许文革的抚养费，重新把他押回了学校。念到技校毕业，又是她出面敦促厂里落实政策，让许文革接了他爸的班。革命时期整人的和被整的，反倒相依为命过了这么多年。日子久了，人们渐渐把姚斌彬母子与许文革当作了一家人，只是在俩孩子出事儿之后才议论，没准儿是许文革把姚斌彬给带坏了。

“都是命。”女人最后总结说。

这话杜湘东也听许多人说过。那些偶然失手的惯犯交代落网经过时，往往会感叹一句“都是命”。所长讲起在战场上有人冲锋在前却活了下来，有人躲在炮弹坑里却被炸飞了的事情，也认为那“都是命”。人抗不过命，在这个大前提下，想不通的事情仿佛就有了解释。那么姚斌彬和许文革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偷窃、被捕、越狱、一个跑了另一个却被抓回来了的结局？对于这俩犯人，那一切也“都是命”吗？如果是这样，身陷囹圄的姚斌彬会羡慕许文革吗？逃脱在外的许文革会坦然地想起姚斌彬吗？

这么想着，杜湘东已经从六机厂回到了看守所。天彻底黑了，苍穹笼罩在北京南部的平原之上，竟不显得深远，好像一层不透光的幕布，谁也不知道在它外面藏着什么。经过办公区时，他看见所长屋里还亮着灯，又想起自己外出了一天还没销假，便向楼里走去。

销假也就是露个面，表示“人在”即可。而当杜湘东打完招呼，说句“没事儿先走了”，所长突然招招手，让他走近了些：“还真有事儿。”

“您说。”

所长掏出烟，这次却没点，也没转肩膀，片刻把烟扔在桌上，抬头看着杜湘东：“任务有点儿特殊……你恐怕得跑趟姚斌彬家。”

去看姚斌彬他妈的事儿，此时只有杜湘东自己知道，连刘芬芳都没告诉。当他听见所长这么说，嗓子忽然一紧，像被谁勒住了。咽了口唾沫，他才明知故问：“去干嘛？”

所长翻出一个牛皮纸袋，手指在上面敲了敲：“判下来了。”

杜湘东问：“怎么说的？”

“死刑，立即执行。”

这其实是可以预料的结果，只不过杜湘东从未主动往那个方向预料过。在那个年头，仅凭盗窃一项就送了命的犯人也有不少，何况还有越狱、抢夺枪械和继续顽抗。

他再次明知故问：“这么快？”

所长回答：“已经不快了，要不是他的事儿还涉及另一个在逃犯，上个月就判了；这阵儿社会上乱，上面强调要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震慑作用，专门点了几个未决犯的名，其中就有他。至于许文革，反正已经进入了通缉程序，估计也逃不了多久。”

接着向杜湘东交代任务内容，他就是个送信儿的。本来对于死刑犯，法院只需将判决书递交本人即可，并无传达到家属的义务，但出于人道主义，往往还是会安排人去告知一声。然而姚斌彬这案子又属于“从重从速”，法院对他的家庭情况并不了解，加之最近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就把善后的事儿推回给了公安机关。假如杜湘东愿意，他可以在执行的当天去送姚斌彬一程，然后再去向姚斌彬他妈宣布结果，转述“可以外传的遗言”。而这项任务自然也有保密要求，那就是绝不能透露行刑的时间地点，以免引发意外。

领完任务，杜湘东在此后的几天就不能外出。所长却也没有再提此事，见面时还会故意聊些轻松的话题。一切如常，时间缓慢得有了凝滞感。到了出任务的那天早上，便用那辆“北京212”将杜湘东送到了市内一个级别更高的看守所，北京经过核准的死刑犯都关押在此。进入带电网的高墙，便看见囚车和负责行刑的武警早已严阵以待：既有神色镇定的老兵，也有面色煞白的年轻战士。人人手里握着一支上了刺刀的56式步枪，枪里只有一发子弹。这两天里，老兵一定已经对新兵进行了反复讲解以及示范，力争把那一枪打稳、打准，尤其是要克服条件反射，不能在枪响的同时先往后跳——那会造成子弹偏离心脏，就必须得朝脑袋补枪了。听说看过补枪的人，这辈子都别想再吃鸡蛋炒西红柿。

对于死亡这事儿更加缺乏经验的，则是即将承受子弹的犯人。也很奇怪，当杜湘东被带进专门看押死刑犯的“小号”时，却没听见里面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叫声，也没听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类的豪言壮语。号房静悄悄的，仿佛里面的人正在收拾精神，攒足心力，等待着去展开一段不知路在何方的远行。来到最靠里的一间囚室门口，杜湘东便看到了姚斌彬。他歪靠在墙角，也不抬头，电灯照在他半蜷的身体上，在地面投下小小的影子。

听取遗言是要隔着铁门进行的。杜湘东在栅栏外叫了一声：“姚斌彬。”

姚斌彬便缓缓地扬起一张覆盖着阴影的脸，回答道：“杜管教，你来了。”

声音平和，好像可以接受任何人来送他一程——这孩子算是明白叫“妈”也没用了。杜湘东硬逼着自己问：“你有什么话说？”

“没话。”姚斌彬继续平和地说，“我认罪，伏法。”

“我是说……”杜湘东把脸往外扭了扭，又转回来，“我去过你家了，你妈挺好，吃喝都不愁，邻居也挺照应她的。我也问过你们厂的领导了，说你的事儿不会妨碍她的待遇，毕竟是干了一辈子的老职工……医药费的资金也快到位了，到时第一个解决的就是她。”

说这话时，杜湘东感到自己正在进行拙劣的邀功。姚斌彬的嘴唇颤抖了起来，牙齿像发冷似的格格作响，一双酷似鹿类的大眼睛闪了一闪。但那眼里终究没有眼泪，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杜管教，我不怨你……你不必为了我这么做。”

杜湘东一震，回答道：“你怨不怨我，我都得把你抓回来，也都会去看你妈。”

“谢谢您。”

“需要我给你妈带什么话吗？”

“希望她把我给忘了。”

“还有许文革……假如我能见到他，你对他有什么说的？”

“希望他比我活得长。”

说完，姚斌彬站了起来，隔着一道铁门，以齐平的高度与杜湘东对视。那一刻，杜湘东只觉得姚斌彬的神态仿佛是在什么时候见过的：似笑非笑，坦然而又悲怆。这时囚室尽头传来了浩大而威严的脚步声，杜湘东和另外几位执行同样任务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向后退开，看着武警依次打开铁门，把已经验明正身的死刑犯们押了出来。今天执行枪决的共有七人，都是男的，姚斌彬的年纪最轻。

偏在这时，姚斌彬又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当他被两名武警架着往外走去时，忽然身子往下一坠，滑脱了箍住胳膊的手臂。武警还以为这犯人像此前的很多犯人一样崩溃了、昏厥了，但低头一看，却见姚斌彬蹲下身，从地上捡起一根麻绳，想要捆到右脚的裤腿上去。裤腿捆绳子，这也是死刑犯特有的待遇，目的是扎紧底下的漏口，免得到时候屎尿倾泻出来。而此刻，姚斌彬居然还能察觉到麻绳松了，居然还想把它重新扎上。他的赴死是多么镇定，又是多么心思缜密。他即使死了，也不愿意遭到收尸的人的嫌弃。

然而这点儿愿望实现起来又是如此困难：麻绳两次三番地被他用左手捡起来，又在捆绑的过程中从他的右手指间滑落。他有伤，右手大拇指无法起到支撑作用，只能用食指和中指勉强夹住绳头，颤颤巍巍地试图穿进左手扶稳的环扣里去。姚斌彬显现出了超然物外的专注，忘我地忙碌于这个死刑之前的小小细节。掉了又捡，捡了又掉，负责押送姚斌彬的两名战士也终于不耐烦了起来。他们也许把姚斌彬的行为视作了拖延时间或者转移注意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有限度的。他们互相使了个颜色，同时弯腰，将胳膊重新插入姚斌彬的肋下，把他拎了起来。

其中一个说：“算了，时候不早了。”

这时，杜湘东便走向了姚斌彬。他蹲下身去，捡起那条死蚯蚓似的麻绳，绕到姚斌彬的裤腿上，打了两个环，拉紧。做完这件事，他站起来，与对方对视了一眼。那一刻，姚斌彬的眼神仍是平和的，但杜湘东心下悚然，两耳轰鸣。

任务则在当天就完成了。杜湘东已经想不起他是怎么赶往机械厂，怎么上楼进屋，怎么面对面地告知姚斌彬他妈姚斌彬被正法了。他也想不起那女人听说消息之后的反应：她哭叫了吗，还是无声地落泪？抑或她连眼泪也没流，木然地接受了事实？时间仿佛在云里雾里滑了过去，而杜湘东之所以头脑恍惚，是因为他长久沉浸在震惊与疑惑之中。他自诩为一个大材小用的警察，但却在最后一刻才发现，自己很可能漏掉了姚斌彬与许文革越狱案件中最为关键的细节。对于公安机关和法院而言，那也许是个无用的细节，无法挽回姚斌彬的死；但对于杜湘东本人而言，那个细节却解释了姚斌彬为什么会死。杜湘东的脑海中还长久地回旋着姚斌彬诡异的、似笑非笑的表情。这表情他曾见过两次，第一次是在逃跑事件发生的那天，当姚斌彬把枪扔到地上束手就擒的时候，第二次则是在今天。姚斌彬的表情、遗言以及所有举动都指向了杜湘东的推测——只是为时已晚。

然而杜湘东却不能把他的震惊与疑惑告诉姚斌彬他妈。他理智尚存，知道自己如果说了，那女人大概会疯掉。正如同他无法向姚斌彬他妈转述另一个场景：他坐着武警的军车，跟随姚斌彬赶往了刑场。那地方离市区不远，山清水秀，全然不像杀人的场所。面积不大的一圈院墙，门口的木牌只标注着“高法工程”。囚车先进，后面的军车却在墙根停下。武警方面的负责人告诉大家，他们有两个选择，一是下车走进去，目睹或云参观死刑，二是在外面听着，从枪声确认结果。几个送信人面面相觑，没人动弹，杜湘东也没动。于是武警就转身走了进去，关上大门。

过了很久，枪才响了。不是依序而是几乎同时，那七枪里，有一枪是姚斌彬的。

这拨儿死刑犯的运气都不错，只响了一次，没人需要补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