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刚参加工作时的三年之约，比起越狱事件之后六年有余的屈辱和困顿，接踵而至的五年简直像打了个盹儿还没睁眼就滑过去了。再换个比喻，以前也说日子快，快得像狗撵，那么后来就像疯狗在撵了。好像除了“快”本身，生活已经不再值得感慨。

当然，这只是杜湘东的个人感受罢了，因其过于主观，所以并不具有代表性。要是逐一盘点，他也必须承认这些年来的生活变化之重大。譬如变化之一，是刘芬芳下岗了。其实对于这一天，不光是杜湘东，就连刘芬芳也早有心理准备。食品公司每况愈下，冰棍儿汽水早已停产，冷库里的猪头猪腿猪下水也在亏本经营，于是领导们关起门来一合计，索性来了个处理大包圆儿，连猪带人一块儿甩给了外商。而外商也不傻，表示猪可以要，人不能留。双方在谈判桌上打了很久的消耗战，等到敲定改制方案，必须公布下岗名单时，却又不约而同地采取闪电战。那天刘芬芳和她的姐妹们刚转移完猪腿，就被勒令去签协议，领买断工龄的钱。人家还告诉她们，再过不久厂子就没了，要是不签，连这点儿钱也领不到。

偏在这时，刘芬芳家里又出了情况。她的一个弟弟急着结婚，另一个弟弟怕吃亏，也扯来个女的要结，兄弟俩瓜分了宣武区那套平房的里外间，便把父母送给了二姐。二姐没结婚，房子宽敞还雇着保姆，再加上越有钱越对家里有愧的心理，即便不是女儿的责任也应承了下来。但这样一来，却显得刘芬芳多余了——没人需要她伺候了。刘芬芳只好卷着铺盖回到郊县，她觉得自己是被厂里和家里榨干之后扔出去的，这种心情也决定了她不会给杜湘东好脸色看。因此，杜湘东生活中的第二个变化虽然是与刘芬芳结束分居，但却感受不到夫妻团圆的喜悦。他必须时刻准备聆听刘芬芳那更加漫长、频繁、恶狠狠的抱怨，抱怨的内容则直指第三个变化，即：他们已经沦为了标准意义上的“穷人”。

平心而论，如果纵向比较，他们的生活水平一直都在提高，筒子楼单间里添置了电视、洗衣机、窗式空调，算是基本完成了一间陋室的现代化。但这番现代化的进程却伴随着一轮又一轮的节衣缩食和忍辱负重。连单门冰柜都是刘芬芳她二姐的公司用剩下的，为了把那个号称八成新的“西门子”牌铁箱子搬回家，杜湘东借了辆板儿车，愣是从二环边儿上蹬出了城外。路上正好碰上城管查抄无照摊贩，看见他四脖子汗流的模样，还以为是个收旧电器的，二话不说把他连人带冰柜扔上了卡车。他挤在一群卖菜的、卖袜子的以及抱着孩子卖黄色光盘的妇女中间，一直坐到看押点，这才申明自己是一警察。人家自然不信，管他要证件，证件却没在身上，于是又给单位打电话。验明正身后，协管员露出了伪军打了皇军的尴尬，连称“误会”，又哭笑不得地问：“您怎么不早说呀？”

杜湘东回答：“蹬累了，想蹭段儿你们的车。”

作为一名穷人，这是你能占到的少数便宜之一，而一旦既坦然又处心积虑地去占这种便宜，也说明你从困惑阶段转入了适应阶段。这桩误会的解决方案，是城管方面派了一辆小卡车，把杜湘东和他的板儿车、冰柜一起送回了郊县。经过看守所正门，刚好遇到当班的同事们去吃晚饭，大家嘻嘻哈哈地笑看杜湘东如何智取城管。这时所里的人员构成也发生了巨变：老吴那代从“革命时期”过来的管教纷纷退休，接替上来的都是从警校分过来的大学生，有许多学历比杜湘东还高，正经八百的四年全日制本科毕业。这些年轻人穿着与国际接轨的“九九”式警服，像当年的他一样身材挺拔，面露英气。车停下，两个跟他关系不错的小伙子绕到后面问：“杜哥，帮您把东西抬上去？”

杜湘东却没答应。他歪着屁股坐在车斗上，朝前方的后视镜里照了一照。在刚才的那一瞬间，他突然发现年轻同事们看他的目光是似曾相识的。在哪里见过呢？其实并没有“见”过，那是若干年前自己看待老吴的眼神：虽然亲热但又不屑、怜悯，同时还夹杂着几分无可奈何。现在，人家也把他当老吴看了，而且在年岁上比老吴还要提前了。微微鼓起的后视镜里映出了一张滑稽变形的脸，两腮深陷，额头皱纹交错，被风吹乱的头发白了三分之一。除了牙齿尚在，他的面貌和做派都在活脱脱地向着老吴那个方向飞奔。

记得老吴退休时，反倒是扬眉吐气的。他在平谷的几间大瓦房喜迎拆迁，又利用老婆家在延庆的种菜大棚开了个采摘园。随着城市的大干快上，地广人稀的郊区冒出了一批土财主，他们举着小旗到国外豪迈地吐痰，他们开着进口汽车盘踞在村口拉黑活儿，他们在床底下藏了大摞现金以至于钱都长绿毛了，而老吴三生有幸地混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员。对于故人，老吴是懂得藏富的，直到离开的前夕，他才对那些嘲弄过他鄙夷过他的同事宣布：

“我他妈跟你们才不是一个阶级呐。”

但杜湘东告别时，他却仿佛流露出了一丝忧伤。在办公室里，老吴抄起窗台上的半瓶白酒，自己先吱溜一口，又把淡绿色的酒瓶递给杜湘东，杜湘东便也吱溜一口。吱溜完，老吴拍了拍杜湘东的肩膀：“这些年给你添麻烦了。”

杜湘东说：“哪儿的话。”

老吴说：“你好好儿的。”

杜湘东说：“好好儿的。”

老吴又说：“别想那事儿了。”

杜湘东说：“不想了。”

没过半年，所长也离开了所里。倒不是退休，而是肩膀上的旧伤复发，手榴弹弹片钻进肩胛骨压迫了神经，一到阴天就疼得直打滚，上面体恤干部，给安排了个调研员的闲职，基本上是在家养着了。走的时候又赶上下雨，所以所长是用担架抬出办公楼的，只能躺着与同事们一一握手。握到杜湘东，所长虽然满头大汗，但还是格外加了把力，将他拽近了，颤巍巍道：“耽误你了，我有责任。”

杜湘东说：“您别这么说。没您保着，我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所长又说的话，却与老吴如出一辙：“别想那事儿了。”

杜湘东再次保证：“不想了。”

当年偷偷跑到大同，没抓着许文革又牵扯进了一起矿难，当地政府把电话打到了市局，询问杜湘东是什么身份、执行的是什么任务。一问才知道他是在管辖权之外私自展开调查，弄得上级很被动，还是所长求了局里，好说歹说才把对方的抗议搪塞过去。而既然两位老同志临走前都专门劝他，杜湘东实在不好意思辜负人家的苦口婆心，便也决定“不想了”。他现在需要做的，是深入贯彻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

比如那个单门冷柜，他就没让同事帮他搬到楼上，而是摆在了看守所大门正对面的河岸上。那里有个近两年才形成的小集市，做的是前来探监的家属的生意，有卖鸡蛋灌饼的，有卖劣质服装的，还有代写申诉材料的，但就是没有卖冷饮的，因为找不到冷柜电源。这可难不倒所里的“自己人”，杜湘东找了个旧接线板，又从传达室扯出来一截电线，下岗女工刘芬芳就可以奋发图强、自谋生路了。为了招徕顾客，刘芬芳又管她二姐要了个淘汰的音箱喇叭，循环播放的总是《从头再来》。这歌声不仅激励着她，好像也在激励着一墙之隔的犯人。而郊县现在也开始整治市容市貌了，对于路边的无照摊贩，隔三岔五也有城管查抄。城管一来，其他小贩望风而逃，只有刘芬芳岿然不动。她的大喇叭仍然引吭高歌，杜湘东则带了几个小兄弟围坐在冷柜旁，都穿着警服，手里举着冰棍和啤酒，挑衅地面对执法人员。有了警察“罩着”，刘芬芳不仅可以夏天卖冰棍，秋天卖水果，冬天还可以支个电炉子，卖鸭肉冒充的羊肉串。她一年到头都能从头再来，这点儿小小的特权终于令她对杜湘东感到了一丝欣慰，但表达欣慰的口吻还是嫌弃的、抱怨的：

“总算沾着你的光了。”

这么说时，杜湘东正坐在小马扎上发呆，浑身洋溢着一股酒气。现在他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上班磨洋工，还把老吴的爱好继承了下来，窗台上的半瓶白酒永远不见底，隔一会儿就吱溜一口。所以到了傍晚时分，人常常已经“高”了。耷拉着昏昏沉沉的脑袋，他好像没听见刘芬芳的话，只是望着夕阳之下的河水。上游在开发旅游，这条河也得到了治理，还和山里的水系连接了起来，景致变得颇为潋滟。逝者如斯，仿佛没人记得河床还有干涸的时候，更难记得在那河床里，曾有人亡命奔逃，有人冒死追逐。

刘芬芳又说：“晚上洗洗，多打香胰子去去味儿，我也让你沾个光。”

杜湘东仍然置若罔闻，眼皮上落了个苍蝇也不轰。

刘芬芳就有些气恼，她用穿鸭肉的签子扎了杜湘东一下：“你是死人呀你。”

一激灵，死人就活了。杜湘东揉着脖子扭头，正待感谢刘芬芳的恩赐，恰好瞥见了驶向看守所正门的两辆汽车。前面一辆是蓝白条的警车，这并不奇怪，大约是各派出所和支队往所里送人的。既然犯罪和逮捕都不挑时候，看守所在下班时间也得随时等待接收。后面亦步亦趋的却是一辆硕大无朋的奔驰，这就有点与众不同了。两车依次停下，奔驰车里跳下两个男人，一个西装笔挺，手拎公文包，另一个年轻许多，打扮得花里胡哨，还染了一脑袋黄毛，走路却一拐一拐的。俩人紧赶几步来到警车旁，簇拥着第三个男人出来。那男人身材高大，因为背对着杜湘东，一时不能看清面貌。随即又有两名警察下车，严肃地对男人们说着什么，应该正在宣布条令，但拎公文包的男人反而以同样严肃的神态和警察对答，仿佛同样手握着不容商榷的条令。这个表现令警察相当不满，但居然无可奈何，只好去按看守所正门上的电铃，催促所里的同事开门；与此同时，那个花里胡哨的小瘸子一直在跟身材高大的男人说话，哼哼啊啊地点头称是。

越过小瘸子金光璀璨的脑袋，杜湘东终于看清了高大男人的长相。和他一样，那也是一张未老先衰的脸：头发灰白，皮肤干枯，两眼像睡不醒似的往下耷拉着。不仅如此，那人就连呼吸也不匀畅，说不到半句话就必须停顿，浮出海面一般换口长气。都不年轻了，他们这样的人，注定要比一般人老得更快些。然而那棱角分明、令人想起西方雕像的脸型却还维持着原状，甚而比当年第一次走进看守所时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了。

杜湘东站起身来，痴了一般朝那男人走去。

看守所的小铁门已经打开，一名年轻管教与外面的警察简略核对，示意男人进去。小瘸子突然激动起来，抱住男人的肩膀呜呜两声，男人倒像有点儿尴尬，拍着对方的后背劝了两句。随后，他目不斜视地往里走去，那副熟门熟路的样子就像回家一样。

杜湘东终于叫出声来：“许文革。”

许文革回头，隔着铁门与他对视，脸上浮现出似笑非笑的表情。那表情令杜湘东倍感熟悉，他随即反应过来，姚斌彬也曾对他这样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