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当天在井下发生了什么，则是那位副矿长转述给杜湘东的。而这又得归功于大虾米般的警察。也不知他使出了什么斡旋手段，居然说服政府的人，同意让杜湘东在车轮战似的审讯间隙见了副矿长一面。见面时间是晚上，来自北京看守所的杜湘东走进了大同看守所的一个狭窄房间。副矿长垂头缩在铁栅栏里，好像没认出来的是谁，不等杜湘东开口，就喋喋不休地申诉起来。对应着调查得出的矿难原因，其申诉内容也可分为三条：第一，擅自使用高爆炸药和增大填药量是老板的决定，他本人曾对这种违规行为提出过质疑，但质疑无效；第二，建矿期间选用什么规格的钢梁也是老板任用的亲戚一手操办，他更插不上话；第三，两个月前发生塌方并导致矿工刘春粟死亡后，他曾在第一时间通知了老板并建议上报，但老板告诉他官司已被摆平，又严禁对外人提起此事。总而言之，他就是个打工的，在人家锅里吃饭，对人家的任何做法都无可奈何。

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说套话的能力：“灾难无情人有情，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更相信组织的胸怀是宽大的。”

杜湘东安静地听完，这才提醒副矿长，对于矿难，自己只是阴差阳错地做了个见证，并无调查权更无发言权。而他来，想打听的是另一件事：那个冒用了刘春粟名字的人，那个逃犯，有印象吧？副矿长相当失落地“哦”了一声。

但他还是回答了杜湘东的问题，并且神色更加亢奋，就连语调也夸张了起来。这种状态让杜湘东颇为诧异，他不禁暗自琢磨，副矿长究竟是在矿难中被震坏了脑袋，还是天生具有当说书人的潜质。话说那日，山崩地裂，矿井之下，危在旦夕。为了二十七名阶级兄弟，以副矿长为首的敢死队义无反顾，深入虎穴，真个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众人手持开山打洞的器械，一路坎坷一路心惊，来在了千余米深的地下转运站，只见头顶钢梁歪斜断裂，倾覆下来的煤块和碎石堵住了去路。从缝隙中，却又听得煤块碎石的另一端传来了呼号惨叫之声，真是万幸，被困的人还活着。二话不说，就地开挖，又号召对面的兄弟里应外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居然开出一条窄道。两支队伍会师，赶紧又往地面开拔，但说时迟那时快，矿井发生了二次塌方，这一回来得更猛，并且位置就在洞口，把去路也给堵了。别说是工人，就连有着多年井下经验的副矿长都傻了眼。他心知塌方就怕连锁反应，有了二次就会有三次，再塌可就全玩儿完了。正没奈何，却见暗处闪出一个人来，此人身高丈二，虎背熊腰，生得好一副硬朗相貌。

“你道这又是谁？”副矿长问。

“您……没事儿吧？”杜湘东反问。

“没事儿，没事儿。你别打岔。”副矿长两眼放光，仿佛重温着那生死一夜的惊心动魄。来者不是别人，正是矿工姚文林。直到这天，副矿长才知道这人的身份是个逃犯，真是人心叵测，世事难料。这位姚文林或许文革或冒名顶替的刘春粟逃进矿井，也被一起捂在了地下，难不成老天爷要惩罚这个罪人，就把其余三十二人一起当了垫背的？那也太不公平了。但没承想，恰恰是该死的给该活的指了条生路。逃犯告诉副矿长，在矿井的一侧，还有一座废弃的矿井，那是七十年代开采的遗迹，因为当时的技术水平落后，就没有进一步扩建。以前爆破开山的时候，曾把两座矿井之间炸通了，那个通道的位置他还依稀记得，往巷道深处再走几百米就是。这一说，就提醒了副矿长。矿底下还有一个老矿，这个情况他也是知道的，只不过情急之下没想起来。而眼下，要想从原路开掘回去已不可能，如果能进入老矿，再从半山腰钻出去，那几乎是唯一的生路。另外一点副矿长也有信心：老矿是国家修的，那时又刚发生过唐山大地震，因而建筑质量绝对超标完成，新矿塌了老矿也不会塌。

直到这时，杜湘东才恍然大悟。许文革之所以会逃进矿井，并不是慌不择路，而是早有预谋。往开阔处跑，势必难以甩脱警察，而假如利用对地形的熟悉，神不知鬼不觉地从老矿脱身，那就相当于上演了一场经典的地道战。也许早在刚发现那个密道时，许文革就已经做好了这种规划。想到这里，杜湘东倒抽一口凉气，甚至对许文革心生敬畏。几年前的许文革冲动、鲁莽、不计后果，他能活下来靠的是运气，或者说是靠了姚斌彬的那一条命。但如今，长年的逃亡生活已经把许文革磨炼得如此老谋深算。杜湘东不得不承认，许文革作为一名逃犯的进步速度，远远超过了自己作为一名警察的进步速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他满脸发臊，副矿长却浑然不察，兀自沉浸在对险情的回忆之中。当机立断，一声令下，矿工们往井下的更深处进发，去找两个矿井的联结点。一路上，副矿长都走在逃犯身边，不时询问那个秘密洞口的位置、模样。山的内部还在嘎嘎作响，再往下走，就连仅有的两盏手提矿灯都无法照亮前路了。而地面猛然又是一震，就在人们魂飞魄散地呼喊之间，副矿长却发现身边的逃犯不见了。难道这人在说谎？或者他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计划？副矿长被没了命地蜂拥向前的矿工推了几个踉跄，这才强令队伍停下。他四下张望，眼睛不够用就拿鼻子嗅，像猎犬一样探寻着未知的黑暗空间。命悬一线之际被无限拉长。

终于，身后有人说话：“都这时候了，你还敢回去？”

“怎么没把他想起来。”

“已经没气儿了吧……”

人们压低了嗓子窃窃私语，像怕再一次惊动了摇摇欲坠的山体。说话之间，队伍自动闪开，从浓郁的黑暗里托出两个人来。一个正是姚文林，他背上还驮着个身材单薄的孩子，头耷拉在逃犯的肩膀上，已然昏迷不醒。再往下扫一眼，孩子的一条腿却成了破墩布的形状，条条缕缕往下挂着肉丝儿。副矿长记得这孩子叫刘秋谷，今年刚满十八。他还记得两个月前，办理矿工刘春粟的赔偿事宜时，正是刘秋谷替他哥签字画押并承诺“永不上诉”，然后从老板手里接过了五万块钱。刘春粟死后，刘秋谷仍在矿上干。刘秋谷要是也死了，他家的这根独苗就算断了。从矿工们的慨叹中，副矿长又得知，刘秋谷和他哥刘春粟一样，今天也被塌方给砸了。当时刘秋谷吓懵了，撅着屁股趴在地上，转眼就有一块巨石滚下来，和雨点般的煤块一起将他埋了。别人都没致命伤，偏偏是他再没声息，这真是命。众人本来商量，要能活着出去，就把这孩子挖出来带上，带不走活人好歹也带个尸首，但随之而来的连锁塌方却截断了这个念头。光顾着去找出口，他们干脆把他忘了，或者有人记得却没再提。但是姚文林不仅想了起来，而且专门为这孩子折了回去。他之所以没声张，想必是担心引起矿工们的内讧——为了一具尸体耽误每一秒钟都意味着几十条人命的时间，那毫无疑问是不值得的。而他又是什么时候发现刘秋谷还活着的？是在刨开煤堆撬开巨石的过程中，还是在扛着这孩子追赶队伍的路上？总之从他带着三分小心的步态里，众人看出他背着的是个活人。那块巨石没有压在刘秋谷身上，只是砸烂了他的一条小腿，这个事实令人庆幸，也令人羞惭。人群嘈杂一阵，不约而同地噤了声。

姚文林背着伤员，走向队伍前端，对副矿长说：“没多远了。”

继续摸黑赶路，到达某个拐角停下，姚文林又说：“就这儿。”

这也是逃犯对副矿长说的最后两句话。几条壮汉在放过炮的废墟里开凿，不多时打开了一片更加漆黑、泛着久远年代气息的空间。从山内的一个腔道钻进另一个腔道，用矿灯照见头顶锈迹斑斑但却结构完好的钢梁，副矿长和所有人都舒了口长气。背后的那个绝命矿坑里又传来了震动和巨响，但他们所在的位置已经基本上安全了。逃犯提供的逃生路线的确有效。然后就沿着国营老矿的巷道往半山腰里进发，路的尽头当然还是漆黑，但此时的漆黑已经不再令人绝望。人们有手有脚有工具，而且按照他们所信奉的朴素的人生哲学，但凡大难不死都是有后福的——就像逃犯背上的刘秋谷，他只要还能微弱地喘气儿，等待他的理所应当是几十年的好光景。于是不紧不慢地换班开挖，当第一缕阳光从某根钢钎的落点直射出来，人群里蔓延开了海浪一般的叹息之声。又有更多的钢钎、榔头和铁锹涌向那个亮点附近，将黑暗的窗户纸捅得像个筛子，轰然一响，天日重现。当山风像刀一样刮过人脸，人们反而肃穆地沉默了下来。没人往外走第一步，就连领头的副矿长也一动不动。如果姚文林和他背上的孩子不先出去，他们都认为自己没有资格重返人间。

最先出去的正是姚文林，他又从狗洞大小的豁口里把刘秋谷拽了出去。接着才是其他人，先出来的立刻回身，在碎石中间乱掏乱摸，寻找着后来者的手臂——在里面还能借着矿灯维持依稀的视觉，身处漫山遍野肆无忌惮的阳光之中，人们却陷入了暂时的失明。副矿长是最后一个出来的，当他紧闭着汩汩冒泪的双眼，宣布后面再没有别人时，矿工们一齐对着苍天呼啸起来。那声响不是为了求救，甚而不包含任何明确的意味，但又是与远古人类一脉相承的宣告与象征。而当副矿长恢复了视觉，第一件事就是在人群里寻找姚文林。此时的他早不在意姚文林的身份，更没想过一个逃犯即使死里逃生又将面对着什么，他找那人，只是觉得鬼门关里走过都是兄弟。但他没找到姚文林，只看到了刘秋谷。这孩子是此起彼伏的呼啸声中唯一安静的人，此刻正躺在一块平坦的草地上，身下漫了亮晃晃的一摊血。他的身边空空如也，姚文林再一次不见了。

以上是矿难和追逃双重当事人的供述，后来形成了一份详细的笔录，但执笔人却不是杜湘东。这份笔录的落款日期，也不是杜湘东回到北京，不得不向上级“做出解释”的那个期间，而是又过了几年以后，连他本人几乎都把许文革忘掉的时候。

那就是后话了，涉及的也许是另一个故事。

而在当年，杜湘东对副矿长的问讯也只能到此为止。又过了两天，仍是通过大虾米般的警察的关系，他在医院见到了刘秋谷。这个号称年满十八、长相只有十五六岁的孩子是与许文革有过最近距离接触的证人，当时刚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虽然生命体征趋于平稳，但静静地平躺着的模样仍然让人想到一具尸体。他的脸惨白得好像被人潦草地涂去了五官，覆着棉被的左腿膝盖以下空空如也，那是截肢手术的成果。杜湘东问他知不知道是谁把他背出了矿井，他死鱼似的眼睛连转也不转。杜湘东又问起他哥刘春粟的身份证怎么就到了姚文林手里，孩子终于操着河南腔开了口：

“大哥，我啥也不知道。不过我倒想问你个事。”

杜湘东道：“你说。”

刘秋谷道：“为啥我老觉得那腿还在，想动弹又没了。”

杜湘东没法作答，刘秋谷便扭过脸去，再无声响。那是死过一回的人对活人的淡漠，是残缺者对健全人的隔阂。事到如今，杜湘东只好接受了一个理智的判断：凭自己是别想抓住许文革了。既然选择了远方，那孙子必然风雨兼程。只要离开了矿山，顺便再改个身份，许文革就会像雨滴落进湖水一样隐没在人海之中。大虾米般的警察也劝他算了，无头案多的是，无尾案同样不少。如果在以前，这种论调会让杜湘东很不舒服，但如今，他对大虾米般的警察印象也早就变了。无论是从经验、手段还是心态来说，人家都比他更接近于一个优秀警察的标准——虽然优秀得稍微有点儿与众不同。而杜湘东呢，空有一套虚张声势的架子功夫，空有一腔自命不凡的雄心壮志，但事实证明了他不是一块当刑警的料。

不过杜湘东还是又在当地“赖”了几天。这时搜集资料，就不是为了继续追捕许文革了，而是受到了一种古怪的感觉的驱使——好像许文革远在天边却又与他朝夕相处，好像许文革是他的敌人却又与他亲密无间，因此他迫切地想要了解今天的许文革。矿井已经停产，工人们被控制在屋里无事可做，所以也乐得对这个身穿便服的警察摆龙门阵。在他们口中，“姓姚的兄弟”可是个能人，有一次井下的传送带坏了，专管机械的技术员都束手无策，他一个人这儿鼓捣那儿鼓捣，居然鼓捣好了。有个头儿听说这事，要调他去干维修，从此不必下井挣钱还多，但姚文林一口拒绝，还明说自己要不是急需用钱，才不愿给黑心老板卖命。渐渐地，这人反而在工人之中有了威信，尤其是死了的那个刘春粟，几乎要拽着弟弟刘秋谷一起磕头认他当老大。然而也许是太有本事了，这人性子也怪，前前后后在矿上待了半年，也没见他跟谁真成了朋友，甚至对人故意爱答不理的。后来刘春粟出事时，距离他也就不到两米，别人早吓得筛糠一般，他却极其镇定地查验了尸体，独自一人把刘春粟扛上了矿车，又带着一身的脑浆和血迹去通知在井上倒休的刘秋谷：你哥死了，找他们谈赔偿去吧。这时在众人眼中，姚文林就显得异常冷血了，于是大伙儿又都有些怕他。

以上种种，在外人眼里捉摸不透，杜湘东却认为理所当然。一个逃犯，一个许文革这样的逃犯，难道不是本该如此吗？但随后搜集的两条信息，就出乎杜湘东意料之外了。第一件事也是工人讲的，说是许文革特别爱看书。本来看书也没什么奇怪的，毕竟曾经是青工里的技术能手嘛；以前在机械厂的平房里，也发现过他和姚斌彬遗落的书籍。还听姚斌彬他妈说过，姚斌彬其实更爱看书，许文革是跟着姚斌彬一起看起来的。但一个人在逃亡期间，身处恶劣的环境仍然手不释卷，这就似乎传达出了别样的意味。进而细想，许文革看书，是为了“解闷”还是“有用”？如果是“解闷”，说明一个人想要忘记现在，如果是“有用”，则说明他还惦记着未来。杜湘东让工人把他带向大通铺上许文革的床位，果然在床板下翻出了厚厚一摞书。书都很旧，封皮几乎没有完整的，内容除了工业原理和机械维修，居然还包括法律方面的入门教材。念念不忘老本行也就罢了，难道许文革还想当律师吗？

第二件事更让杜湘东震惊。当时他把书撂在一旁，顺手翻扯着许文革的被褥，想再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床铺就是床铺，除了更脏更臭，和看守所里的犯人“睡板儿”也没什么不同。但一抬头，却看见枕头上方的砖墙上，寥寥地排列着几行字。字迹歪斜，但却深邃而清晰，大约是不久前用锉刀刻上去的，杜湘东随即意识到，那话语分明就是诗句：

美人济贪

英雄济富

没有人上过梁山

（此句来自于打工诗人陈年喜的诗歌《无题》）

在那一刻，杜湘东的头颅之内充满回响，就像滚雷掠过了焦土。话里没有半个字是许文革的自我描述，但却仿佛把这个人心底的东西掏了出来。那东西到底是什么，杜湘东说不清楚，他只是感到自己被某种决然、尖锐的力量所洞穿。这就是从逃犯的躯体里蜕变出来的、必须让人重新认识的许文革了。这个许文革不仅包括了过去的许文革，而且包括了死去的姚斌彬，一生一死之力在他身上混合催化，衍生出了义无反顾的气概。凭借这份气概，许文革当然不会畏惧杜湘东，他甚至不会畏惧任何事物。而也正是在那一刻，已经像认命一般接受失败的杜湘东却产生了一个新的预感，那就是他迟早还会再次见到许文革。

但那一天来得实在有点儿晚，又是五年之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