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杜湘东的印象里，几乎是刚吃完猪下水，刘芬芳就病倒了。其实也没那么快，而是又过了几个月，对许文革的监视超过一年以后。觉得快，只是因为生活太过重复，仿佛许多天都合并成了一天。那是个暮春的晚上，杜湘东骑着三蹦子回来，看见冷饮摊空着，电喇叭还在播放《从头再来》。他以为刘芬芳是回去取什么东西了，便跨下车，慢慢往家走去。开门拉灯绳，赫然就见床上横着一具躯体，身下满满的血，把褥子都洇了一大片，整个儿人好像躺在了一朵艳丽的红花上。这时刘芬芳还有意识，她满脸煞白，眼睛瞪得撑大了一倍，颤声说：“我这是怎么了？本来就想躺会儿，一躺就起不来了。”

杜湘东把她横抱起来，冲到屋外去喊人。七手八脚送到医院，刘芬芳已经昏迷不醒。折腾到后半夜，医生才从急救室出来，说是子宫肌瘤长得不是地方，引发了大出血。又劈头盖脸责备杜湘东：“一个常见病，怎么拖到现在才来？她糊涂还是你糊涂？”这时杜湘东想起来，以前刘芬芳曾经说过小肚子疼，但因为图便宜，去了一家“免费门诊”的妇科医院，结果真正的毛病没查出来，反倒向她兜售五花八门的补药，还号召她做个吸脂隆胸。刘芬芳被那些价目表吓着了，此后疼也忍着，再不敢看病，就生生拖成了今天这样。

现在后悔也没用，人家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医生建议切除子宫，“你们这个岁数也用不上了，对吧？”杜湘东满头大汗地签了字。没想到刚做完手术，刘芬芳又开始了更加汹涌的出血，直接被转进了ICU。昏迷，抢救，再昏迷，再抢救，半个月之内下了两次病危通知，最后总算捡回一条命来。陪床期间，杜湘东的脑子都是空的，但只要一闭眼，仿佛就看见刘芬芳已经死了，她的灵魂正坐在一朵巨大而鲜艳的红花上跟他告别。直到接到通知可以办理出院，他才意识到了一个比大出血更加迫切的问题：下岗职工刘芬芳是享受不到报销政策的，而重症监护室每天的花费就得上万，还有手术、护理、进口药……再掏出存折一看，俩人的积蓄也许还不够这趟住院的零头。

身为一名穷人，杜湘东不免犯起了所有穷人都会犯的嘀咕。医院为什么没跟他商量过费用问题，难不成是专等着一并算总账？这两年有很多类似的新闻，最夸张的一起是病人醒来一看账单，直接就从楼上蹦下去了。但不管怎么嘀咕，他这辈子也没欠过谁的，更何况人家毕竟救了老婆的一条命。杜湘东咬咬牙，满脸悲壮地走向结账窗口。那一刻，他几乎做好了跪地哀求的准备，求人家宽限他一些日子，让他回家去凑，去借。他还后悔今天没穿警服，假如穿了，人家或许不会怀疑他存心赖账——那身“皮”也就这点儿说服力了。

但和他的表情相反，收费的小姑娘一脸轻松：“该出院您就出呗。”

“不是还得结账吗？”

“不是早就结了吗？”

杜湘东几乎怀疑自己幻听了。小姑娘怕他不相信似的，又找出一叠机打单据，从窗口递出来。林林总总上百项开销，总额比他估算的更多，已经超过了二十万。每张单据都盖着个“结清”的大红章。那么是谁交的钱？刘芬芳他二姐？可他还没来得及把刘芬芳生病的事儿告诉她家里人。自己那个单位？可别提警察家属了，就连警察的医疗福利都少得可怜。要不就是同学、同事、老所长和老吴？那更不可能。人家就算愿意帮他，也没必要连个招呼都不打。杜湘东做着假设随即否定了那些假设，窗口里的小姑娘却又补充说，在刘芬芳住院的第二天，他本人的那点儿押金就用完了，医院本想催促续费，替他交钱的人恰好来了。人家还留下话，费用不必担心，更不必再为钱的事儿打搅病人家属。

最后总结：“您交了个好朋友，要不就是有个阔亲戚。”

这时杜湘东才想起一个常识。他再次翻开那叠单据，从里面抖落出一张银行刷卡凭条。签名栏上的字迹歪歪扭扭，稚嫩得像个小学生，赫然写着“刘秋谷”。

刘秋谷背后，当然是许文革。原来是许文革。居然是许文革。

但最让杜湘东惊愕的还不是许文革替他结账这一事实，而是：许文革又是怎么知道刘芬芳生病，怎么知道他们看不起病的？难道在很早以前，甚至早到了许文革出狱的那一天，他的行踪就已经暴露在了对方眼里？难道这一年来，当他监视许文革的同时，许文革也在监视着他？杜湘东的大脑艰难地转动起来，思考着上述推测的可能性——答案是肯定的。他不是一块当刑警的料，面对的却是一个杰出无比的逃犯。

但许文革不仅没有戳穿他，反而允许他作为影子缠绕在自己身边。杜湘东的状态的确就像许文革的影子——自以为躲过了光照，其实早被一览无余。在俯瞰他、揣摩他、戏耍他的过程中，许文革一定享受到了巨大的快乐。而和杜湘东那拙劣的监视相比，许文革的反向监视无疑要来得更加隐蔽，更加高效，也更加全天候。当杜湘东溜着墙根往小院儿里探头探脑时，他那副可笑的模样也许正被许文革用望远镜和摄像头窥视着；当杜湘东疲惫不堪地行驶在回家的路上，许文革的手下也许正在开车跟踪着他那辆同样疲惫不堪的带棚三蹦子。于是杜湘东那窘困的日常生活无处可藏，又被在第一时间汇报给了许文革。而刘芬芳这一病，就把许文革对他的俯瞰、揣摩和戏耍推向了高潮。在胜负已定的局面下，还有什么比施舍仇人更让人满足的报复方式呢？杜湘东甚至相信，当许文革授意刘秋谷去结账时，他会真诚地认为自己是高尚的。他们那个阶级的人就是这样，一旦拥有了钱能买到的所有东西，接着想要购买的就是那些没有明码标价的东西了——比如“高尚”。

不能让他——以及他们丫的得逞，杜湘东想。他虽然接受了自己的卑贱，却不承认许文革有资格高尚。他不需要墓志铭，也拒绝给对手颁发通行证。

几天之后，杜湘东再次出现在了那座小楼院外。此刻他已经没必要进行多此一举的伪装，就那么敞露着头脸，大大咧咧地跨坐在三蹦子上。星期天上午是许文革难得出门的时刻，这个规律在为期一年的蹲守中从未失效，今天也不例外——当斜对面的那家小发廊拉开窗帘，更远处的几家饭馆乐声大作，眼前的铁门豁然而开。奔驰车缓缓驶出，在《两只蝴蝶》和《老鼠爱大米》的伴奏下开上了这片城乡接合部里唯一宽敞点儿的水泥路。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它沿着水泥路拐上国道，那就别想追上了，所以杜湘东刚看到自己的投影在锃亮的车身侧面一晃而过，立刻也把油门拧到了底。但他却不是从后方跟踪，而是划了个弧线，往车头的方向包抄了过去。几秒钟后，市场街上的人们都看见了有惊无险的一幕：奔驰车正在提速，突然从斜刺里钻出一辆破烂无比的带棚三蹦子，它嘶吼着颠簸着，前座上的骑手还耸起肩膀，做出了冲刺的姿态，几乎要一头扎到汽车轮子底下去。紧接着是一声尖利的急刹车，硕大无朋的奔驰车总算停住，车头距离三蹦子才不到半米的距离。奔驰车的司机开门跳下来，脸吓得煞白，火气倒挺大，他上前推了杜湘东一把：

“作死呢你？”

杜湘东一躲，顺势抓住对方的胳膊一扭，便让那个二十多岁的壮小伙子低头弯腰动弹不得。人是老了，总算功夫还在，所以这次亮相还称得上威风。他压着胸口的喘，尽量利索地从三蹦子前座上跳下来，这才推开司机：“没你事儿，我找许文革说话。”

这么说时，他已经看见了从奔驰车后排座钻出来的许文革，还看见了从小院儿里飞奔而出的刘秋谷和一群小伙子——那些人手里都有家伙，有的拎着扳手，有的攥着改锥，有个快两米高的胖子居然扛着一幅千斤顶。天知道这些家伙是正在修理机器还是准备修理人，但毫无疑问，如果再动手，饶是当年的杜湘东不出半分钟也得趴下。一力降十慧，板儿砖破武术，越是练过的人越懂得这些道理。

然后，他听见许文革叫了一声：“杜管教。”

杜湘东突然意识到，自从许文革1989年越狱，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如此清晰地面对面相见。此前无论是在矿井还是看守所，许文革对他而言都只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背影。为了让那背影还原成人像，最好的一段年岁已经被耗费了。他便缓缓走了过去，经过那辆奔驰车，经过虽然被许文革喝止但仍对他怒目相向的刘秋谷那一群人。他直盯着许文革，许文革也直盯着他，当两人只有一步之遥，杜湘东抬起手来，插进兜里。这个举动让刘秋谷紧张起来，那眼神，就好像他将要掏出一把枪。于是杜湘东笑笑，与此同时，他也看见许文革对刘秋谷摆了摆手。在严阵以待众目睽睽之下，他把一张银行卡塞进许文革的上衣口袋：

“密码是姚斌彬生日。”

“您何必呢？”

“甭废话。”卡里有二十多万，和医院账单上的数目分毫不差。钱是向刘芬芳她二姐借的，一家人明算账，作为抵押，他们白纸黑字地承诺，如果还不上，就把看守所宿舍那套筒子楼过到人家名下。刘芬芳她二姐不差钱也不差房子，但杜湘东的表态和他此时告诉许文革的一样：“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谁的便宜我也不想占。”

听到姚斌彬的名字，许文革脸色不变，眼底却有一丝微光闪动。这也在杜湘东的意料之中。假如早就变成了一个没心没肺没过往的人，许文革又何必回到六机厂，何必接走姚斌彬他妈呢？因此在继续直视许文革时，杜湘东的目光就具有了揭露性。他甚至感到自己扳回了一成。但许文革随后的表现却让他始料未及。那人突然咧嘴笑了，笑得亲热而诚恳，就好像杜湘东从未看管过他、追捕过他、监视过他，就好像杜湘东不是“杜管教”而是一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根本没再顾及兜里的银行卡，那意思很清楚——无论是二十多万还是与杜湘东互相监视这一事实，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了。许文革现在仿佛只对杜湘东这个人感兴趣，他仿佛早就期待着与杜湘东重逢。

“赶得好不如赶得巧，”杜湘东的胳膊也被许文革揽住了：“带您去个地方。”

几乎是懵懂着，杜湘东坐在了奔驰车的后排。笑容绽放的许文革宽厚而温和，但却蕴含着某种令人无法拒绝的力量。或许这正是他这种人在中年时代应该具有的姿态：越是底气十足，就越证明了此前的那些苦没有白受。想到这些，杜湘东立刻后悔了，但车已经像艘大船似的稳稳开动了起来。司机回过头来，已经换上了一副恭顺的脸色：

“许哥，路线不变？”

许文革点头，又摇下窗户对刘秋谷等人挥手，让他们回去。此后，他就陷入了浩大的咳嗽，每一声似乎都伴随着肺泡爆裂。幸亏他的身上和车上到处都藏着进口药，随手掏出一瓶往嗓子眼儿里狂喷，总算渐渐平复了下去。但他的胸膛仍在剧烈起伏，一张脸憋得通红。看着许文革痛苦不堪地忙活，杜湘东却感到尴尬。他不知道是该象征性地帮他一把，还是该更加象征性地询问一下病情。最后，他只能选择安静地坐在许文革身边，连这趟被迫同行的目的地都没打听一句。他猜测，许文革大概会带他去疗养院，展示一番姚斌彬他妈享受的优厚待遇，由此证明他这个曾经的逃犯如今的资本家是不忘本的、有良心的。

但他又想错了。奔驰车没有开向通往城北的高速入口，而是拐上国道又往东行驶了几公里。沉沉雾霭之中，第六机械厂大门出现在了前方。四下空无一人，铁门紧闭，但司机按了两下喇叭，立刻有个保安从传达室出来，为他们放行。车子在空旷的厂区里穿行，不急不缓但却熟门熟路。不久来到主楼前方，司机刹住车，回身又问：“您进去吗？”

“直接去车间。”许文革说。

车子便又动了起来，绕过主楼，穿过一道铁门，停在一片厂房附近。都是几十年前的建筑，灰砖砌成，四四方方的像若干密不透风的盒子，外墙上刷的标语也不是时下流行的“向时间要效益”，而是当年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杜湘东想到，他来过六机厂无数次，但唯独没走进过这片厂区的核心地带。身为警察，他并不需要了解工厂是如何运作的。而这时，许文革已经跳下车来，开始带领杜湘东在那些灰盒子之间穿行。经过一个地方他说：“这是热加工区。”经过一个地方他又说：“这是动力区。”此外还有仓库、装配车间、质检车间……总而言之，第六机械厂是个用机器制造机器的地方，它曾经能生产若干型号的车床、铣床，还能为一些更大型更精密的设备提供零配件。

进行这些介绍时，许文革旁若无人地走在杜湘东身前。他挥舞着手臂，步伐变得轻快，连佝偻的身板都挺直起了起来。从这人身上，杜湘东突然感到了一派天真，那感觉就像一个孩子正在向他炫耀什么复杂的玩具。这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许文革，和那个强悍的、决然的、满身戾气的、处心积虑的许文革判若两人。就这样，他们穿越了大半个厂区，来到一个和其他建筑并无二致的灰盒子门前。许文革又说了句“这儿以前是铸造车间”，脚步终于慢了下来。杜湘东随即反应过来，姚斌彬生前就在铸件车间工作，而许文革是维修班的。他跟在许文革身后，走到车间门口，看着许文革掏出钥匙打开铁门又拉下了电闸。咔然一响，呈现的是一副亮眼的景象：车间内部已经被粉刷干净，连头顶上都换成了这两年才普及的高压氙气灯；地面上铺展着一条杜湘东看也看不明白的机械生产线，在灯下静默地反着光。

接着，许文革开始了更加滔滔不绝的介绍。他告诉杜湘东，铸件车间马上就不是铸件车间了，和厂方签署合资协议后，他立刻着手对这里进行了改造，准备用以制造专供重型卡车使用的耐高温刹车片。不仅是铸件车间，这片厂区里的大部分车间都将重新装修、更换设备，生产的将是和汽车相关的各种配件。他又告诉杜湘东，投资一个规模如此之大的工厂，对于他这家公司来说当然是一场豪赌，不过好在股东们都信任他，又拉到了一笔风险投资，所以钱是不用发愁的。他还告诉杜湘东，买卖人通常认为老旧的国营工厂是个大泥潭，政策紧，插手的头头脑脑太多，还得养活一群吃闲饭的，但他是从厂子里出来的，他知道那些按照军工标准培训出来的工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钱、设备、销路这些都是小事儿，只要以前的工人还在，他就坚信自己能让这家工厂起死回生……

那些话杜湘东听懂了一些，但还有许多经济的、工业的专门词汇就像在听外语了。这时在他眼中，许文革的神色除了天真，又多了亢奋与激越，甚至有了纵横捭阖挥斥方遒的气象。许文革仿佛不是在对杜湘东说话，而是在对他的股东进行论证，在对那些政府领导和产业工人发表演说。难道许文革没意识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个警察吗？杜湘东惶惑起来，再看许文革时，就觉得这人近乎癫狂了。而他把自己带来到底是要干嘛？

“你说完没有？”插了个空，杜湘东接了一句。

许文革这才如梦初醒，讪讪笑了。

“我对你怎么挣钱不感兴趣。”杜湘东又补充道。

许文革舔了舔嘴唇，似乎又要开口，但却再次喘息起来。经历了刚才那一番过于忘我的表演，哮喘也发作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烈程度，他哆嗦着蹲了下去，像动物一样两手扒地，脖子上暴起的青筋都快绷断了。崭新的厂房里回荡着惨烈的声响，有那么一个瞬间，杜湘东觉得许文革马上就要死在他面前了。他束手无策了好一会儿，这才想起对方身上是有药的，于是弯下腰去，从许文革怀里摸出瓶装喷剂，递了过去。

又喷，接着咳，接着喘。大半天的功夫，许文革才能勉强像一个正常人那样呼吸。杜湘东有些莫名的感怀，叹了口气道：“我得走了。”

许文革却抓住了他的裤脚：“我再给您看样东西。”

“我说过，我没兴趣。”

“那是赃物。”

趁杜湘东怔了一怔，许文革抬头，递上来一只手。杜湘东条件反射地递回给他一只手，许文革便攀扶着杜湘东站了起来，伸手指向车间门外。远处有一排矮旧的小平房，立在一片荒草丛生的空地边缘。在杜湘东的记忆里，以前厂区和平房之间曾经隔着堵墙，而现在墙已经被拆了。他想起了那是什么地方，也想起了当年自己曾经“搜查”过那里。时至今日，他仍能清楚地记得其中一间平房也就是许文革和姚斌彬的秘密车间里，摆放过哪些五花八门的物件：挂钟、水泵、收音机……两个年轻工人将它们一一修复如初。

许文革的手执拗地往门外指着，脚却不动。他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杜湘东只好侧肩，扛起他的一条胳膊，架着他往空地对面挪动过去。他们来到苔藓斑斑但却依然稳固的平房门前，无须费力辨别就找到了许文革他爸他妈生前住过的那一间。锁早换了，连门洞都拓宽了，还装了朝上的推拉门。看到许文革在身上摸索着掏钥匙，杜湘东不得不让他暂时靠墙，自己接过钥匙开了锁，把门哗然一响抬了上去。

和方才的车间一样，平房里也涌出一股刚刷完漆的味道。许文革又被呛得咳嗽了几声，但总算稳住了呼吸。他对杜湘东说：“就是这个。”

杜湘东已经看见了。如今屋里只有一样东西，却把空间塞得满满的。是辆汽车，老款进口皇冠。1989年，姚斌彬和许文革因盗窃这辆汽车的发动机被捕。几年后，杜湘东还在姚斌彬家的楼下见过这辆汽车，当时它仍在充当工厂领导的专车。而现在，这辆皇冠车如果停在北京街头，无疑会显得突兀而过时，但它却又保持着某种老派的庄重，周身上下一尘不染。给人的感觉，好像它自从出厂就没上过路，十几年来一直静静地停在这里。

许文革单手扶墙，慢慢挪到皇冠车的驾驶舱一侧，开门坐了进去。他又扯着脖子喘了几声，隔着前挡风玻璃对杜湘东招手。杜湘东迟疑片刻，也拉开门，钻上了副驾驶座。俩人并排而坐，肩颈僵硬，神情木然，从平房外面望过去，大概很像正准备上路出远门。车钥匙就插在仪表盘上，许文革颤颤巍巍地伸手一拧，皇冠车一颤，居然平稳地运转了起来。逼仄的房间弥漫起了尾气的味道。

在嗡鸣的车声中，许文革首先予以说明的是一系列机械参数：“1985年出厂，六缸发动机，二点八排量，四挡自动变速箱，四轮独立悬挂，电动车窗，前后立体声喇叭……”

杜湘东没答碴儿。

许文革继续说道：“当年能坐上这种车的，最起码也是个司局级干部，没想到我们那个厂也能捞上一辆。跟厂里谈判的时候，我问这车还在不在，他们说还在，不过早就没人用了。我就从他们那儿买过来，自己带人从里到外收拾了一遍。那年头小日本的机器特别皮实，只要更换易损件，开起来跟新的一样。”

杜湘东仍未说话。他扭头看了许文革一眼，只觉得这人目光悠远。许文革却停止了说话，低头仔细打量起这辆车来。他的手还在方向盘和仪表上摩挲着，不知是在赞叹八十年代豪华车的工艺，还是在欣赏自己的修车手艺。房间里尾气的味道愈发浓郁，已经很不适于哮喘病人长待了，就连杜湘东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而许文革却直到再次陷入了撕心裂肺的咳嗽，这才想到应该将车熄火。然后找药，再喷再咳再喘，平复下去却比刚才耗费了更长时间。如果许文革也是一辆车的话，那么他的内部零件还不如这辆险些报废的老皇冠运转顺畅。

车里再次安静下来，许文革才又开口：“您也知道，我和姚斌彬当年就是因为这辆车‘进去’的。他们说我们盗窃，这当然也没错儿，所以我们从没喊过冤。但别人不知道，就连您也不知道——我们盗窃又是为了什么？如果光图钱，何必费那么大劲拆发动机呢？拆大灯拆音响不是更快吗，那样我们也许就不会被抓个人赃俱获了，姚斌彬的手也不会被砸成残废……我们拆这机器，其实不是为了卖，而是为了研究它。等把发动机里面的构造搞明白了，我们还会把它原封不动地装回去……”

说这些话时，许文革的声音仍是虚弱的，杜湘东却听到了自己胸膛深处的怦怦心跳。他意识到，假如他们是用二十年来打一副牌，那么时至今日，许文革终于要揭底了。杜湘东也想起了扣在自己心里的那副底牌。谁的底牌更震撼，更有杀伤力？大概只有亮出来才见分晓。而两副底牌其实都握在姚斌彬手里，姚斌彬却死了。

杜湘东呼吸了一口仍然浓郁的汽油味儿，想要接话：“难道你们不是为了给……”

“给崔阿姨看病？”许文革截断他，同时抬起一只手挥了挥，像在请求他保持专注，不要漏掉自己的每一句话，“别说姚斌彬了，就连我也是崔阿姨养大的，她的身体是为了我们累垮的，我们当然得报答她。所以我们后来才会从看守所逃跑，哪怕出去就成了逃犯，但也有机会给她寄钱，总比在牢里听到她的死讯要强。说到底，那时候还是年轻，胆儿大得连自己都预料不到。我们居然没想过，如果没跑了或者跑了又被抓回来会怎么样……不过这又是后话了。再说回当初，我们拆这台皇冠车的发动机，其实是姚斌彬的主意。过去要是把这条儿说出去，他会被定成主犯，不过现在无所谓了。您应该也了解过，我和姚斌彬从刚进厂子当工人，就开始偷偷给外面搞维修。上面说我们干私活儿，隔三岔五地敲打我们，就连我都打算收手了，可姚斌彬才不管那一套。他这人看起来性子软，但骨子里比我可‘轴’多了，外人都以为我一直护着他，其实大事儿我都听他的。姚斌彬告诉我世道变了，在新的世道里，人应该有种新的活法，活得和以前不一样，活得和我们的爹妈不一样。他还说我们得先做好准备，变成有本事的人。那年头安徽不是有个傻子瓜子么？傻子卖个瓜子都能变成人上人，何况我们两个懂机器的工人？所以我们就从车床铣床上手，没过两年又开始琢磨汽车，不懂就找外面的老师傅问，问完了还得没日没夜地下功夫。厂里汽车班的那几辆大解放早被我们偷偷拆了个遍，而这种事情是有瘾的，简单的弄明白了，自然就想尝试复杂的新式的……正好厂里来了辆皇冠。姚斌彬对我说，以后要想凭这门手艺出人头地，会修皇冠都是起码的。也是脑子一热，我们当天晚上就钻进了车库。”

说到这儿，许文革咯咯笑了两声，面部肌肉神经质地抽搐起来。像是为了防备再喘，他又未雨绸缪地往嗓子眼儿里喷了喷药，这才继续往下说：“后来的事儿您也知道了，我们被抓进去，逃跑，我活下来姚斌彬却死了。你们都觉得我运气好吧？没错，我承认自己运气好，但这运气说来还是您给我的。当年我们往两个方向跑，如果您追的不是姚斌彬而是我，那么后来挨枪子儿的那个人就应该是我。刚开始不懂伪造证件更不敢坐火车，我还没跑出河北省就听说姚斌彬被处决了。如果说我在逃亡期间精神崩溃过，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老天收错人了。我没姚斌彬聪明也没姚斌彬有志气，我就是个野孩子，十岁不到就没了爹妈，如果不是姚斌彬他们一家我早该进监狱了……一句话，死的应该是我，凭什么是姚斌彬？但也恰恰是因为姚斌彬，我才撑了下来。每当我想去自首或者随便找个地儿把自己弄死算了，我就会想起姚斌彬，想起他跟我说过的那些话。后来我冒着被人抓住的风险也要做生意，把身家性命都投进去也要开这个厂子，也是因为姚斌彬。我一个人背着俩人的命，得替他活成他想要的那副模样。要是就这么窝窝囊囊地算了，那我就算白活了，姚斌彬也算白死了，我们这两条命都没必要在这世上走一遭。”

许文革的神色又变了，仿佛陷入了痴迷，同时夹杂着一丝柔情。他把头靠向椅背，脸上笼罩着一团若隐若现的光晕。不仅如此，这人眼里也是有光的，虽然微弱但却一线长明，终于化作两滴眼泪，顺着脸颊流淌下来。许文革哭了，许文革也会哭。这就是许文革的全部自述了吧。当眼泪消失在他脸上的皱褶里，杜湘东也终于有了开口的机会：

“可因为你，我够窝囊的，我他妈才是白活了。”

“杜管教，我对不起您，您是个好人。”

“骂我是吧？好人在你眼里可不值钱。”

“如果您觉得我应该怎么补偿您……”

“甭来这套。我是警察，说话以前注意咱俩的身份。”这么说着，杜湘东拉开侧门钻出车舱，想走但又站住，回头道，“许文革，你记着，咱们这茬儿人都不年轻了，往后的每一步都得走对了。我看着你呢。”

然后他抛下许文革和那辆皇冠车，朝厂区外走去。这就是他的答复吗？有点儿可笑，倒像个尽职尽责的老管教在勉励刑满释放人员。这辈子只干过一个行当，所以一张嘴就是这个套路。正如同许文革对于他的评价，多年前是一句“好人”，如今仍然只是一句“好人”，此外似乎再没什么可说。那么杜湘东的底牌呢？他和姚斌彬之间的那个秘密呢？继续压在心里吗？事实上，杜湘东已经决定缄口不言，但却并不感到遗憾。他突然发现，自己这些年来追捕许文革、监视许文革，其实怀着一种连他本人也没发现的目的。将逃犯绳之以法，这是冠冕堂皇的说辞，杜湘东真正想做的，是通过这俩犯人目睹一种“活法”。他依稀也想过那样去活，而许文革却替死去的姚斌彬活了出来。